2011年2月19日 星期六

外交政策 埃及从推翻米洛舍维奇的学生身上学到了什么?


核心提示:埃及革命所采取的战术直接来自CANVAS的培训课程。到塞尔维亚接受非暴力抗争培训的埃及四六运动成员阿德尔在接受半岛英文电视台2月9号的采访中,这样描述他在贝尔格莱德的经历,“我在如何进行和平示威、如何避免暴力以及如何面对来自安全部队的暴力……以及如何有组织的使人民走上街头方面受到了训练”。
原文链接:Revolution U:what Egypt learned from the students who overthrew Milosevic
来源:《外交政策》
作者:Tina Rosenberg
发表时间:2011年2月16日
译者:@Freeman7777,@toxola,@Ytblf

2008 年年初,埃及马哈拉(El-Mahalla el-Kubra)工业城(mill town)国有纺织厂的工人宣布,因为物价高涨和薪水微薄,他们打算在4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出来罢工。这件事情引起了一帮子在首都开罗,娴熟于各类技术应用的年轻人的注意。于是这群年轻人在脸书(Facebook)上开设了一个团体,准备于4月6日,在整个埃及组织声援性的抗议和罢工行动。令他们震惊的是,这个脸书团体很快就有7万人加入响应。
但是在网上搞活动,和在街上搞活动,还不是一码子事。在马哈拉的工人罢工行动中,警察占领了工厂,对罢工加以阻止。结果示威转向暴力:抗议者们放火烧了不少建筑物,警察们则开始开枪镇压,至少两个人死于冲突。与此同时全埃及的连带抗议(solidarity protests)在大多数地方都被警察所封锁,最终失败。脸书组织者一直都没有在抗议战术上达成一致——人们是应该留在家里还是应该上街。人们当时知道他们都想要做些事情。但没人对那种事情到底是什么有清楚的想法。
4 月6日的抗议表现得相当拙劣,抗议运动的领导者随后就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该抗议成了社交网络作为一种民主革命工具所存缺陷方面的客观教训(object lesson)。脸书可以把成千上万的线上同情者聚到一起,但一旦到了线下却无法把他们组织起来。在召集民众方面,脸书是一种有用的通信工具,但是把民众召集起来之后去做什么呢?四六运动的领导者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他们决定从其他有过这方面经验的人身上加以学习。在2009年夏天,穆罕默德·阿德尔(Mohamed Adel),这个20岁的博客作者和四六运动的活动人士,去了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
在贝尔格莱德有一个组织,名为“应用非暴力行动和战略中心”(Center for Applied NonViolent Action and Strategies,简称CANVAS)。该组织是由在1990年代晚期反对米洛舍维奇的起义中学到经验的年轻塞尔维亚人所运作的。在把米氏赶下台后,他们就着手开展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即如何将自身的成功经验移植到其他国家。对于世界上的独裁者来讲,他们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和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都指名道姓的谴责了他们。(一位CANVAS 的领导者对我说“他们认为我们把革命装在了行李箱中,是我们这些外人的运作才把革命带到他们国家的”。)但是对包括津巴布韦、缅甸、白俄罗斯、伊朗的年轻一代民主活动人士来讲,年轻的塞尔维亚活动人士就是英雄。他们已与50国以上的民主倡议者展开了合作。在如何与世界上最坏的政府较量方面,他们向各类年轻人团队给出了建议,并且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叙利亚占领的黎巴嫩、马尔代夫以及现在的埃及,那些接受他们建议的年轻人都获胜了。
在贝尔格莱德,阿德尔接受了一星期的非暴力革命策略方面的训练。他学会了如何组织人民——不是在电脑上,而是在大街上。最为重要的是,他学会了如何培训其他人,于是他返回埃及并开始教导其他人。“四月六日青年运动”和另一个相似的被称为Kefaya的组织,成了促成穆巴拉克总统于2月11日辞职的为期18天和平起义的最为重要的组织者。地缘政治集团Stratfor在2月3号的一份报告中曾说道, “四六运动和Kifaya实际上就是在把抗议者组织起来并且走上街头方面扮演领导角色的团体。”他们所采取的战术直接来自CANVAS的培训课程。阿德尔在接受半岛英文电视台2月9号的采访中,这样描述他在贝尔格莱德的经历,“我在如何进行和平示威、如何避免暴力以及如何面对来自安全部队的暴力……以及如何有组织的使人民走上街头方面受到了训练”。 身为CANVAS领导人之一的 波波维奇(Srdja Popovic)则这样告诉我,“我们对他们如此年轻就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感到相当讶异。”
当非暴力革命横扫从突尼斯到埃及这些长期统治的非民主政权并威胁到附近的阿尔及利亚、巴林、也门的统治者时,世界的关注点被革命的肇因即压制性统治下生活的世代,以及革命所利用的工具如脸书和推特这种社交网络站点所吸引,这些因素鼓舞了造反浪潮。但是作为四六运动的成员却了解,单单这些因素并无法形成一场革命。那什么才形成了一场革命呢?在过去,不满群体利用了地缘政治的横扫力量:拉美政权以及前苏联集团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超级强权对于独裁统治支持的撤销以及自由主义的民主作为一种全球理想得以巩固的产物。但是全球的意识形态冲突已经结束了,然而大量独裁者却仍然存在——面对这种情形我们该做些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数量不断增加的独裁国家的民主活动人士而言,就是要向CANVAS学习。CANVAS比其他民主团队做得更好,该组织已打造了一个具有持久性的非暴力革命的蓝图:如何做才能将少量民众发展为一场群众运动,然后去推翻一个独裁者。CANVAS已经思考了如何把犬儒、被动以及恐惧的公众转变为活动人士。其强调团结、纪律和计划——这些战术对任何军事行动而言均是基本的,但却往往被非暴力革命者所忽略。独裁统治期间有着许多时刻足以激发公众的怒火:石油价格的飞涨、反对派领袖被暗杀、自然灾害后政府的腐败冷漠,或仅仅是警察没收街上小贩的手推车。在多数情况下,仅仅愤怒是无济于事的——它至多只会突然爆发一下,并不会给非民主的统治者造成很大挑战。只有有所准备的对手才能够利用这些愤怒时刻去推翻一个非民主政府。
CANVAS 的一位前教官伊万·马洛维奇(Ivan Marovic)在几年前于华盛顿曾对我说道,“革命往往被认为是自动自发的。似乎人民只要跑到街上就会出现革命。但革命其实是长达数月或数年提前准备的结果。直到某个时点时机才会成熟,此时你才可以组织大众示威或罢工,这是非常枯燥乏味的事情。如果这类行动仔细计划过,那么到它们开始之时,所有事情在数周之内就可以搞定 ”
CANVAS 几乎是第一家向独裁政权治下的人民传授可被用来推翻独裁统治技能的组织;自冷战初期以来,美国政府及其盟友一直都在资助全世界的民主推广组织。我在皮诺切特时期的智利和桑地尼斯塔时期的尼加拉瓜两个独裁政权统治之下都生活过,并访问过大约十多个其他独裁国家,我见到了大批埋头工作负责民主推广的人士并且我本人也做过选举监督员。但是我并没有看到任何足以媲美CANVAS的组织。
传统的民主推广团队喜欢与具有良好信誉的反对党以及公民社会团体协作;但CANVAS却喜欢与后起之秀合作。他们的理论是,独裁者统治下的建制式政党(established parties)及组织往往过于懈怠腐化以至无法推翻独裁者,相反此希望只能寄托在理想主义的局外人——往往是学生身上。塞尔维亚那些活动人士并不是通常那种来自富裕国家西装革履的高新顾问;他们更像是外表骄傲、自大的学生。他们带来了牛仔般的招摇。他们洋溢着成功的感觉。每个他们所教导的人都想要做这些塞尔维亚活动人士曾经做过的事情。
如果CANVAS的做法撕碎了旧式民主推广的剧本,那是因为该团体的领导者已经从他们自身第一手的经历中,制作了一个全新的民主推广方面的剧本。该团体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98年10月在贝尔格莱德一家咖啡厅召开的会议,在那里波波维奇(Popovic)——这位身材高大、一身锐气的25岁男子,贝尔格莱德大学海洋生物系的学生——把志同道合的几位学生召集起来。那时候,米洛舍维奇已经在位9年时间,并且统治基础已经根深蒂固。他那时已发动且输了三场战争,并正在发动第四场战争(科索沃战争)。波波维奇及其朋友多年以来一直都活跃于学生抗议行动。他们已经连续游行了100天,但收获却微乎其微。波波维奇回忆道,“那是一场与陷入绝望状态的老友的聚会。我们当时处在消沉的谷底。”
学生们把自己命名为“Otpor!”(塞尔维亚语“反抗!”之意),并开始思考革命。首要以及最为艰巨的障碍就是国人的态度。由反对派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塞尔维亚人都希望米洛舍维奇滚蛋。但他们同时却认为米氏下台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至少是尝试起来太过危险的事情。塞尔维亚现存反对派绝不会从下述情形中得到激励:甚至反米洛舍维奇的政党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现政党领导者个人野心的工具。
但是Otpor的创办人意识到年轻人将会参与政治——如果让他们有英雄般的感觉并品尝到酷的滋味,使他们成为大事件中的一员。那是一场后现代的革命。“我们的产品是生活方式,”马洛维奇向我解释道,“我们所推动的运动无关乎各类议题,而是关于我的认同。我们试图使政治变得性感、诱人。”传统政客将其工作视为做各类发言而追随者的工作则是聆听;Otpor选择了集体领导,根本不进行公开发言。如果说该组织从甘地和马丁路德金那里获得过什么灵感,那么它也从可口可乐——以其简单、强有力的讯息以及强大的品牌——那里获得了线索。Otpor自身的logo是一个极有风格的握紧的拳头——以一种讽刺、嘲笑的方式借用了二次世界大战中塞尔维亚游击队以及世界各地共产党的象征。
Otpor 避开了传统的游行、集会方面的反对战术——部分出于迫不得已,因为该团体还没有能力动员大量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摒弃了政党的严肃性(gravity)及夸夸其谈,Otpor转而选择了电视秀那样的感性和直观,其领导人成长时期一直在看巨蟒剧团之飞翔的马戏团节目(Monty Python's Flying Circus)。其日常活动包括使政府看起来很愚蠢并赢得反对派媒体报道的街头戏剧以及恶作剧。风趣并不总是能实现,但它一直都是各类活动的目标。最引人注目的表演是画有米洛舍维奇照片的石油桶。Otpor就沿着热闹的大街滚这个石油桶,只要人民在桶的插槽插入一枚硬币就可以用球棒击打米氏的照片。这是 Otpor最喜爱的一种恶作剧,也是一种让当局陷入两难的举动:这种作为使得米氏政权怎么做都会遭受谴责。如果政府让石油桶继续滚下去,它会看起来很虚弱。但是当警察介入,情形也没有变得更好:Otpor成员逃走了,而反对派电视隔天就会展示警察“逮捕”一个石油桶并把它载到警车上的照片。举国上下皆在为这种恶作剧窃笑——并且都在支持Otpor。
不是试图避免逮捕,相反Otpor决心主动招惹警方并利用这些恶作剧形成运动的优势。虽然警方会粗暴对待Otpor成员,但很少对他们施以酷刑并且许多被捕的成员甚至都不会被留置过夜。当任何Otpor成员遭到逮捕时,该组织都会派遣一个嘈杂的人群到警察局外面街道去等候。被捕者从警察局走出来的时候会发现一大堆反对派媒体的记者以及一群欢呼他出狱的朋友。年轻人竞相攀比谁被逮捕的次数最多。如果身着Otpor拳头LOGO素雅的黑色T恤使你成了革命的内部人,那么遭到逮捕就使你成了一个摇滚明星。曾把自身看作是受害者的民众学会了把自身看作英雄。
在建立两年之后,Otpor已经由11名成员变成了人数超过7万人的组织。克林顿行政当局驻巴尔干地区特使詹姆士·欧布莱恩(James O'Brien)说,“Otpor当初所作的永远不会被遗忘的象征性事情是,他们使塞尔维亚人相信公开宣称米氏政权并非不可战胜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是之故,许多塞尔维亚人都享有一种变革可能到来的感觉。”到米洛舍维奇2000年9月再次竞选南斯拉夫总统职位时,Otpor长期的抗议行动以及米洛舍维奇的镇压企图——已经削弱了总统的知名度并且有助于团结反对派,也给他们壮了胆。当米洛舍维奇拒绝承认被反对派总统候选人科什图尼察(Vojislav Kostunica)击败时,Otpor有纪律的非暴力活动的示范性及其组织起来的大量活动人士,在说服塞尔维亚安全部队违背米洛舍维奇要求对抗议者射击的命令方面起了至关紧要的作用。2000年10月7号,四面楚歌的米洛舍维奇辞职了。
之前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已经发生了。对于年轻的塞尔维亚人来讲,下一步就是思考如何输出革命经验的问题。
米洛舍维奇下台后数月内,Otpor的领导人开始接到其他国家民主活动人士的邀请,他们渴望复制塞尔维亚革命运动的成功。Otpor的创始人之一斯洛博丹· 迪吉诺维奇(Slobodan Djinovic)开始前往白俄罗斯,与那里的一个学生运动秘密接触。然而,该运动很快被当局渗入,并最终失败。
迪吉诺维奇在格鲁吉亚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该国一群年轻人建立了一个名为Kmara!(意为“受够了!”)的运动组织。2002年,迪吉诺维奇以及Otpor 的其他领导人开始在塞尔维亚拜访并款待Kmara!组织的学生。在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前苏联官僚,1995年起出任格鲁吉亚总统——窃取了格鲁吉亚2003年11月的大选之后,Kmara!组织所领导的一次以玫瑰革命(Rose Revolution)著称的运动迫使谢瓦尔德纳泽下台。随之而来的是乌克兰的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此次革命中,前Otpor 活动人士投入几个月的时间为乌克兰青年组织Pora(意为“是时候了”)出谋划策。
在 2003年前往非洲南部为津巴布韦人士提供培训途中,迪吉诺维奇和波波维奇决定成立CANVAS。当时波波维奇已是一名议会成员,但他于2004年辞去该职务,更乐于成为一名组织者和革命者。迪吉诺维奇则于2000年建立了塞尔维亚首家无线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并很快成为一名行业巨头。今天,迪吉诺维奇掌管着塞尔维亚最大的私人互联网和电话公司,并自掏腰包为CANVAS提供大约一半的运营资金,同时还承担着一半的非暴力训练课程班(raining workshops)的费用(CANVAS 有六名职员。教官们来自五个国家,均是成功民主运动的资深人士,他们签约成为领取酬劳者。CANVAS 参加由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名为“人道行动”(Humanity in Action)的国际NGO组织以及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美国自由之家组织(Freedom House)所出资开展的一些非暴力课程班。但CANVAS 更倾向于与美国保持距离,部分源于Otpor的经历。与反对米洛舍维奇的所有派别类似,Otpor接受美国政府的资助,但却谎称没有。随着米洛舍维奇的下台,当真相被揭穿时,许多成员感到被出卖而纷纷离开了Otpor)
CANVAS 的大部分工作均与来自中度压制型国家的民主人士合作开展,这些国家占到世界上独裁国家的大多数。CANVAS的所有成功案例均是如此;这些塞尔维亚人帮助推翻了稳固性较低、容易推翻的的独裁统治。无论怎样描述,谢瓦尔德纳泽治下的格鲁吉亚均非北朝鲜。因此,在去年,我决定对波波维奇和迪吉诺维奇与一群来自对他们所持观念最具挑战性的国家的活动人士之间的合作进行观察,这个国家便是缅甸。
1962 年,奈温将军(Gen. Ne Win)所领导的一次军事政变终结了缅甸自14年前独立以来一直实施统治的民主政府。政变至今的半个世纪中,缅甸人可以合理期待形势改观的短暂时刻仅有那么几个。1988年爆发了持续数月的反政府示威,但以军队对数千名抗议者的杀戮收场。两年后,缅甸举行了政变以来首次大选。但当昂山素姬(Aung San Suu Kyi)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赢得压倒性胜利时,当局宣布选举结果无效。
大众抗争直至2007年再次发生,当时政府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取消了石油补贴,一些燃料价格上涨了500%。佛教僧侣们抗议物价飞涨,不料却遭到安全部队的殴打。在仰光,一位名叫阿信·科维达(Ashin Kovida)的僧侣忍无可忍了——这是一个个头不高、语音柔和的24岁男人。他卖掉了自己的法衣,用这部分钱制作并复印了一份传单,邀请仰光寺院的僧侣上街游行。2007年9月19日,大约400名僧侣开始游行,学生也参与进来,此次游行即著名的“袈裟革命”(Saffron Revolution)——以僧侣法衣上的一种颜色命名。
如今流亡海外定居加利福尼亚的科维达告诉我,当时他从描述米洛舍维奇下台的纪录片《推翻独裁者》(Bringing Down a Dictator)中得到启发,该纪录片有缅甸语字幕,在国内秘密流传。他认为政府没有胆量向僧侣开枪。但他错了。几十个人被杀害,数千名僧侣和尼姑被逮捕;其中一些人被判处超过60年有期徒刑。缅甸的反对派再次归于沉默;2010年11月举行了大选,但国家仍换汤不换药。
然而,仍有部分缅甸人愿意冒险追求真民主。去年,这部分人中的14名成员(大部分非常年轻)聚集于缅甸境外一家旅馆的会议室中,参加CANVAS组织的一期培训。这些人由缅甸一位资深反对派活动人士召集而来,该名人士要求对其仅以绰号K2相称。(一名记者兼摄影师的在场事先经过了谨慎磋商,以保护参加者的安全:我不能道出这些缅甸人的身份,或提及该培训的日期或地点。)
这对塞尔维亚人而言是一个新领域——在此之前CANVAS曾与缅甸流亡人士合作,但现在面对的是居住在缅甸境内的人们。这些塞尔维亚人担心这一事实:缅甸学生们彼此互不相识。不信任是致命的。波波维奇曾对来自津巴布韦的一个群体进行培训,该群体既有反对派政党的年轻人,也有非政府团体成员。他们均反对独裁者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但相互之间也充满怨恨。“无休止的战争”,波波维奇这样描述道。在类似于缅甸这样的国家,人们对不相识的人充满恐惧。塞尔维亚人认为这是个麻烦。
当然了,缅甸也非乌克兰。民主运动发育程度越低,前期准备所需时间也越长。塞尔维亚人认为,格鲁吉亚和越南活动人士的学习领会速度最快。而缅甸学员的反应更类似于其他来自极权国家的学员。“白俄罗斯,”迪吉诺维奇摇着头说,“那些白俄罗斯学员异常顽固,难以推动——他们极端消极。在他们眼中看不到火花。”然后是北朝鲜学员:“在首尔的一个大型旅馆中,他们大多是年轻学生,”波波维奇告诉我,“我们进行了两天培训,却无从得知他们究竟进展如何。人们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他们坐着,如石碑一般。太糟糕了。”
面对非洲、拉丁美洲及格鲁吉亚学员,CANVAS的教官们在培训中自由放松而充满活力——“塞尔维亚风格”,波波维奇这样称。而面对来自亚洲、中东及东欧大部分国家的学员,教官们的培训则试图更为正式。虽然培训风格需要调整,但课程内容均相同。该课程针对最初的两场进行中的斗争而设计,并在斗争中发挥了作用,即发生于津巴布韦和白俄罗斯的斗争——两国无论从哪个方面而言都有所不同。迪吉诺维奇说,中东学员有时认为非暴力战略不适用于伊斯兰世界。但 CANVAS在前苏联地区之外所取得的仅有的成功发生于黎巴嫩和马尔代夫,二者显然是穆斯林国家。
当波波维奇问缅甸人“希望从为期一周的培训中学到什么”时,他们的答案集中于两个问题:动员民众和克服恐惧。“我们对所做的事情感到恐惧”,一位高个男士说,“我们有‘无力’感。我们从未尝过自由的滋味。”一位年轻女士指出,缅甸政府将所有五人以上的集会视为非法。“非暴力斗争异常危险,”她说。
缅甸正在展示CANVAS在那些缺乏有效反对派历史的国家中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消极被动、宿命论以及公民的恐惧。CANVAS的最有用经验便是如何摧毁这些障碍。“每一期课程班都有人找到我对我说‘我们国家的情形截然不同’,” 迪吉诺维奇告诉那些缅甸学员。学员们的笑声紧张不安。但这些缅甸学员明白:任何人如果狂妄到在大街上推着画有缅甸统治者丹瑞(Than Shwe)头像的石油桶供仰光公民击打的话,他所冒的风险并非几小时的监禁,而是数十年监禁。塞尔维亚人对此可能说些什么呢?
事实证明,可说的有许多。一些学员表示,非暴力在他们看来意味着消极被动——也许在道德上占优势,但失之天真。波波维奇以孙子(Sun Tzu)的话对非暴力进行描述:“我希望你们将非暴力斗争视为一种战争形式——唯一区别在于不使用武器,”他告诉学员们。这是个新观点。他认为,非暴力道德与否无关紧要:它是一种战略需要。当然,暴力是每一位独裁者的看家本领。Otpor的创立者们也明白,藉由暴力不可能赢得广泛支持——每一次民主斗争最终都需要争取中产阶级,并至少使安全部队保持中立。
迪吉诺维奇和波波维奇一次又一次地打破另一个神话:即非暴力斗争等同于发动大规模群众集会。两人警告说,游行和示威应当保留到最终赢得大多数群众支持之时。游行是危险的——如果参加人数稀少,运动的可信度就会丧失。并且游行期间,人们会遭受逮捕、殴打及枪击。当局将试图煽动暴力。一次糟糕的游行会毁掉整个运动。波波维奇认为:“在仰光举行任何集会都是愚蠢的,”人们对此均表示认同。
但如果不搞游行,还有什么呢?塞尔维亚人向学员们展示了系列纪录片《一种更强的力量》(A Force More Powerful)的剪辑片段,该纪录片事关非暴力斗争:甘地领导的食盐游行(Salt March)、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以及美国民权运动期间的餐厅静坐抗议及公车杯葛运动(bus boycott)。波波维奇指出了这些运动所涉及的计划,并让学员们列出他们所看到的斗争策略:发传单、举标语、静坐抗议、抵制、罢工纠察(picketing)、音乐。“南非和缅甸有一个相似点:缺乏自由媒体”,波波维奇说,“因此怎样传播消息呢?”
“通过歌曲”,一位小胡子男士说。“通过祈祷和葬礼”,一位性格坚强的中年妇女说,她在学员中年龄最大,其他人喜欢叫她阿姨。波波维奇抓住机会发问:“那么,利用葬礼有何引人之处?”“这是人们可以聚会的唯一场合,”一位年轻人说。
“葬礼对你们的对手而言是个棘手的问题”,波波维奇说。在津巴布韦,五人以上的聚会被禁止,但一个有5000人参加的葬礼呢?只要与运动相关的任何人去世,他们都会聚集并吟唱——而警察不会介入!向葬礼发射催泪瓦斯的确是个问题。
塞尔维亚人的下一个想法来自美国理论家吉恩·夏普(Gene Sharp),他是《从独裁到民主》(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该书最初于1993年在泰国出版,为缅甸异议人士而写)一书的作者,被称为非暴力领域的克劳塞维兹(Clausewitz)[1]。 2000年春,波波维奇经由罗伯特·赫尔维(Robert Helvey)的引介而首次接触夏普的思想;赫尔维是前美军上校,1980年代在美国驻缅甸大使馆担任防务专员(defense attaché),之后从对武装斗争的迷恋中幡然醒悟。当Otpor成员们见到赫尔维时,这一运动组织已有20,000名活跃成员,并有着令人惊叹的声誉。但该团体遭遇了瓶颈——运动正在发展,而其领导人不明白如何将这种发展转变为米洛舍维奇的下台。
赫尔维向他们展示了如何实现这种转化。他对夏普的观点进行了阐明:统治政权的维系有赖于被统治者的服从。民主运动的目标应是说服人们放弃这种服从。夏普解释说,政府犹如建筑,由支柱支撑。Otpor必须将米洛舍维奇的支柱推向反对派阵营。
事实上,Otpor在争取米洛舍维奇的两个重要支柱方面已取得良好进展。其一是老人:老年人向来是米洛舍维奇的基础性支撑,但当局对Otpor的16岁成员的持续逮捕——以及政府认为学生是恐怖分子的狂热指控——正在惹恼祖母们。另一根支柱是警察。一开始,Otpor便将警察当做未来的盟友(allies- in-waiting)。Otpor的成员们向警察局赠送饼干和鲜花(有时会附赠一个电视摄像机)。在对抗中,他们向警察欢呼而非嚎叫。
塞尔维亚人将这种理念详述给缅甸学员,并增加了一个步骤:即权力图表(power graph),这是迪吉诺维奇的发明。他让学员们列出缅甸具有不同社会影响力的群体,然后制作每个群体对政权的历时性忠诚度图表。该想法意在搞清楚哪个群体已经动摇,以及缅甸最近的哪些历史事件引发了这种变化。通过这种方式,学员们可以收集线索,以发现谁才是最有利的同盟军。
学员们站在缅甸的警察、工人、妇女以及其他群体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他们最需要什么?所汇编出的清单从各个群体的自利角度而言是可预期的:学生需要私人学校,商人需要可信赖的银行系统,农民需要粮食补贴。令人感兴趣的是表中所未包含的东西。“民主在哪里?人权呢?”,波波维奇指着钉在墙上的清单说,“人们不在乎这些东西。通常政客们才会将那些与民众不相关的东西挂在嘴上。还记得甘地的食盐游行吗?关键之处并非‘英国佬滚出去!’——没有那么正式,而是‘我们想要做盐’”。
到了周三,塞尔维亚人十分担心。“他们彼此不信任对方,” 迪吉诺维奇在午餐时告诉我。缅甸人周二晚在K2的旅馆房间里举行了一次通风会。他们相互自我介绍,并为团队制定了规则。他们在应对缅甸当局方面拟定了统一口径。之后,他们用吉他弹唱《风中之尘》(Dust in the Wind)等歌曲,直到凌晨3时才散去。
第二天事情开始发生变化。周三的课程是关于放弃以集会、示威、游行为主的集中战术,代之以低代价、低压力及低风险的分散策略。塞尔维亚人谈到了智利的cacerolazos[2]—— 或敲锅集会——这可以让人们知道他们的邻居也是反对皮诺切特的。他们讲解了困境行动(dilemma actions)的概念,如Otpor使用石油桶的手段。“由小事做起,如果成功了,你就会有信心一个接一个的做下去,”波波维奇说。“你招集人员,培训他们,保持他们的活跃度。你出击,宣告胜利——或滚蛋。如果行动成功,人们就会来找你。通过参与小的成功,你会建立自信。非暴力斗争改变了人们对自己的认识。”
缅甸人似乎没有被说服。“所以,我们都将在某个特定时间在窗口点上蜡烛,”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说。“他们可能无法逮捕10000人,但他们会选择一个可怜的家伙,逮捕他全家——甚至包括他的孩子。”
波波维奇表示同意。“是的,即使这种策略风险较低,但只要它是政治性的,你们仍会有问题,”他说。“但如果所针对的问题是政府的电力供应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呢?”
当缅甸学员们分成小组来发明自己的困境行动时,第一组认真考虑了这一建议。他们决定从处理垃圾问题入手,当时仰光政府已经停止了垃圾收集工作。成员们计划一开始由20个年轻人组成的小组着手这一工作,提供手套和口罩,并试图招募其他人加入进来,然后他们会到市政府递交一份知名人士签名的请愿书,并告诉他们:这是你们的问题。
“好,很不错。你们正在发展平行的管理机构,“波波维奇说。这是波兰团结工会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的策略:不要拆毁现存机构——而是建立你自己的平行机构。“2008年纳吉斯飓风灾难(Cyclone Nargis,缅甸因这场灾难丧生的人数超过138,000人)之后,在政府不作为时,你们不是自发参与了清理尸体运动吗?现在,如果市政府不理睬你们,你们打算怎么办?”
“我们会把垃圾扔在市长脚底下,”一个高个子男人说。波波维奇笑了起来。“或者你们可以选择一个低风险的办法——给垃圾拍照,然后拿照片给当局看,”他说。
随后下一组来到了房间前,他们的成员面带微笑,很奇怪的脱掉了鞋子。他们的发言人,一位穿粉红色衬衫的年轻女士,兴奋地扭动着身躯,提议开展一个“光脚运动”(Barefoot Campaign),来纪念袈裟革命(Saffron Revolution)的僧侣们——他们都不穿鞋。这个想法的起点是通过电子邮件和社交网络联系100名青年,他们要做的事很简单:光着脚去公共场所。 “我们可以从寺庙开始,”粉红衬衫说——因为没有人会在寺庙里穿鞋子。而且,人们会走过涂有颜料的地面,她说,“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衡量是否成功——只要我们看到光着脚的人以及满地的脚印。”
“可如果当局来逮捕你们,你们怎样应对?”那位阿姨问道。该小组显然是深思熟虑过的,“为了安全,大家可以在口袋里装一双破凉鞋,拿给警察看,”一个长着娃娃脸的年轻男子说。“或者你还可以说,我正准备去跑步呢。”
高个男子制止了他们的兴奋,“如果当局看到你留下的脚印,他们就会知道并逮捕你。”
“如果我们在晚上去,他们就不会知道是谁了,”娃娃脸男子说。“动手吧!”,他将拳头挥向空中,大家都笑了起来。
但是,这些脚印是一个问题——它确实会指引警方找到猎物。一位穿薄纱衬衫、说话轻声细语的年轻女士开口了。“这儿有很多流浪狗和流浪猫,”她说。“我们可以在它们的住处前倒上颜料,让它们也开展光脚行动。”猫、狗民主战士!其他人面面相觑,开始敬畏起自己的卓越才智,随即掌声在四处轰然响起。
临近周末,学员们观看了缅甸起义(Burma VJ)——2008年由丹麦导演安德斯·奥斯特加德(Anders Ostergaard)拍摄的纪录片,这部影片讲述了一群缅甸秘密视频记者的故事,他们拍摄的影片被偷运出境,这些影片往往是外界获知缅甸当前情形的唯一途径。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袈裟革命期间,它在缅甸是珍贵的违禁品,大多数与会者之前曾看过这部片子。这部影片是一份希望和勇气的证明,它记录了许多缅甸人视作自己人生高点的数星期的过往。不过在经过CANVAS一周的培训后,缅甸人开始用新的眼光来审视这部纪录片。
电影结束后,迪吉诺维奇来到房间前。“现在你们是怎么想的?”他问。娃娃脸男子瞪大了眼睛,“他们没有组织!”他说。突然,袈裟革命看起来截然不同了。他们非常勇敢,也非常鼓舞人心——同时他们又过于仓促、愚蠢和不负责任。“人们出于冲动走上街头,去要求一些无法实现的东西,” 迪吉诺维奇告诉他们,这或许不够温柔,因为他推倒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我们的建议是,”他缓缓地说,“你们所要考虑的非暴力抗争,应该与你们在这部影片中所看到完全不同。”
大家都沉默了。
“现在你们知道该怎么干了吧,”他说。
CANVAS曾与来自50个国家的活动家共事。但它并没有导向50场革命。
最直接的理由是,受过他们培训的人往往不是运动的负责者。像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异议人士,选择了效仿Otpor的做法。相比之下,在伊朗,虽然受过CANVAS培训的小团体进行了一些成功的行动,但绿色革命的领导人并没有采取Otpor组织的战术。
然而,更深刻的原因是背景方面的问题。一个非常封闭的社会是无法产生那种迫切需要的强大民主运动的。对缅甸人的课程班结束后,波波维奇和迪吉诺维奇很满意:学生理解了课程内容。但他们能用这些做到什么尚不清楚。在课程班的最后一天,我问“光脚运动”组的成员是否会尝试在缅甸实施这一计划。“这个策略很美妙,有价值且新颖,”他们说——但更适用于其他人。“我不确定它是否对我有用,”粉红衬衫说。
塞尔维亚人认为,一个国家的压制程度并非决定性因素。波波维奇告诉缅甸学员,比政府的残暴远为重要的是自己的技能水平和坚定程度;一个组织严密、坚定的民主运动,能够逐步赢得足够的自由空间。“政治空间从未来自施舍,而往往靠征服而来,“他说。2000年在塞尔维亚开展工作相比1991年要较为容易,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派已赢得当局的重要让步。“塞尔维亚建立了那些优势,”他说。例如,它迫使米洛舍维奇尊重1996年地方选举的结果——这使得市电视台落入反对派手中。但这能否适用于缅甸?在缅甸争取政治空间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并且无人能保证这个国家会迈向正确的方向。
然而,缅甸是个极端现象。绝大多数威权国家都更类似于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或穆巴拉克的埃及——这些威权政府允许一些反对派媒体以及政治活动的存在。举凡阿尔及利亚、安哥拉、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哈萨克斯坦、尼加拉瓜、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等国,也都遵循了这一模式。此外,尽管塞尔维亚人不能用手提箱输入革命,但他们的策略可以大大增加这种机会——即当独裁政权处于动荡时,反对派能够利用这种动荡。
埃及的例子说明了该如何去做。早在穆罕默德·阿德尔(Mohamed Adel)去贝尔格莱德之前,“四六运动”就知道了Otpor这个组织,并使用拳头作为他们的标志。阿德尔所受的培训与缅甸人完全相同。去年四月,塞尔维亚报纸在头版刊登了某次埃及抗议的照片,示威者挥舞着“四六运动”的旗帜,上面绘有大众熟悉的拳头标志。标题赫然写着,“Otpor的拳头挥向穆巴拉克?”随着上周埃及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示威者将自己的孩子放到埃及军队坦克上的照片流传到世界各地,波波维奇回顾了阿德尔的力量分析图,军队在图表上显得特别突出;他已经意识到,军队的地位至关重要,必须拔掉这一支柱。
塞尔维亚人之后再未见过阿德尔,但年轻的埃及学生一直与他们保持着电邮联系,偶尔还会指出CANVAS提供的阿拉伯语材料的翻译错误。阿德尔带回了许多附有阿拉伯语字幕的《推翻独裁者》(Bringing Down a Dictator)的录像带,并继续下载各种书籍。他在埃及组织了迷你版的CANVAS课程班,宣讲团结、非暴力行动的纪律以及明确目标的重要性,并保持了成员的参与。
在 1月25日的抗议活动之后,一本名为《如何聪明地抗议》(How to Protest Intelligently)的26页小册子——匿名人士编写,但人们普遍认为作者是四六运动组织——开始在开罗流传起来。它为抗议设置了目标:占领政府建筑物、争取警察和军队、抗议者互相保护。它教导人们要带上玫瑰花,呼喊积极的口号,和自己的邻人站在一起,并提醒警察他们的家人可能也在抗议者中,籍此劝服他们改变立场。它还提出了一些实用的建议,比如示威者应该穿什么以及携带什么来保护自己免遭催泪瓦斯和警棍的伤害。它建议人们携带这样的标语:“警察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当局。”
这些抗议是一个团结、宽容和非暴力原则的典型模式。各种不同群体没有使用自己的旗帜和标志,只挥舞着埃及国旗,并尽可能地用一个声音说话。示威者们打扫干净广场,并保护商店、抓住抢劫者使他们交回赃物。当穆斯林们祈祷时,科普特基督徒(Coptic Christians)就在解放广场围成圈来保护穆斯林,而当基督徒们庆祝弥撒时,穆斯林们又来保护他们。他们一起拥抱士兵,手拿玫瑰迎向警察。他们戴着滑稽的帽子唱歌。这些无疑都是埃及式的,但它同时也是CANVAS教材上的内容。
CANVAS 曾与来自几乎每一个中东国家的异议人士开展合作;该地区有着CANVAS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即黎巴嫩,同时也有着最令人沮丧的失败之一,即伊朗。波波维奇想知道即便伊朗再次出现抗议,结果会否有所不同:如果“绿色运动”Green Movement)不是围绕选举舞弊来组织,而是代之以发起一次食盐游行,将关注点放在失业、低收入以及腐败上,结果将会怎样?伊朗很像突尼斯和埃及:有许多年轻且受过相对良好教育的人口,还有一个腐败的、依靠人们的恐惧来维系统治的威权政府。“依靠恐惧统治了数十年的政府开始变得极度僵化,”波波维奇说。“这类政权赖以为生的支柱是恐惧。一旦恐惧因素消失,人们不再畏惧警察并和军人拥抱在一起,它们就失去了自己的主要支柱。“胡斯尼·穆巴拉克无疑会沮丧地看到同样的事情。
在缅甸,很难想象该如何做才能击败恐惧——什么可以将消极的受害者转变为勇敢的英雄——除非像粉红衬衫那样自己去做。但是,在中东,恐惧情绪已被消除,而且英雄主义正在蔓延到许多国家。这是一个巨大的有利因素。但为了推翻整个地区的独裁者,示威者必须从埃及学到更多——不仅仅是勇气。

[1]克劳塞维兹是德国军事理论家,被誉为西方兵圣,其《战争论》是西方军事理论的经典著作。——译注
[2]人们敲锅敲碗表示抗议的集会形式。——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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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12日 星期六

“埃及革命”与美国“大中东战略”

威廉·恩道尔  (《霸权背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一书作者。)*
2月11日,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离开开罗,将权力移交给埃及军方,这事实上是一起军事政变。就埃及的中东外交和与华盛顿的关系而言,这一事态将导致怎样的政策变化,目前尚不清楚。但是事实上,在埃及和突尼斯以及遍及北非和中东乃至整个穆斯林世界所发生的事件,其实是五角大楼的战略家们制定的更为宏大的战略的一部分,这个宏大战略的制定已历时十多年,必须引起世人的警觉。
继突尼斯政权更迭后不久,埃及民众于1月25日拉开了反对总统穆巴拉克长期统治的序幕。奥巴马政府表面上试图保留现有穆巴拉克政权,而实际上美国却正在精心策划埃及和叙利亚、也门、约旦等国的政权更迭,这些举措远远超过有些人提到的“创造性毁灭”。
这种秘密的政权更迭早有先例,如1968年5月法国戴高乐总统时期的政局动荡,就是由美国五角大楼、美国情报部门和像兰德公司这样的若干个智囊团数十年来辛勤劳动的成果。早在二十多年前美国就在东欧开创了在同一地区的许多国家同时进行秘密行动的先例,这次在中东的行动只不过是如法炮制而已。这是美国一种略显绝望而又铤而走险的战略,是华尔街长期政治议程的一部分。美国的这一战略对当地人民和世界的影响尚未可知。
尽管开罗、埃及境内乃至伊斯兰世界游行示威最终的结果还不清楚,美国秘密战略的大概轮廓却已经显现。
数百万经历着真正苦难的埃及人冒着生命危险上街示威,穆巴拉克政权对人民实行残暴的统治和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镇压;芝加哥和华尔街的商品投机者活跃,加之美国越来越多的农田用于生产提取乙醇燃料的玉米,导致食品价格暴涨,这些都是事实。埃及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进口国,大部分小麦来自于美国。2010年6月至11月,芝加哥小麦期货大幅上涨,涨幅达到74%。这导致在即使有政府食品补贴的情况下,埃及食品价格还是上升了30%。
CNN、BBC等西方媒体关于埃及的报道中,常常被忽略的一点,就是不管穆巴拉克生活有多奢侈,但他的确是美国在中东大战略的主要障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奥巴马和穆巴拉克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很冷淡,穆巴拉克坚决反对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和对伊朗核计划的制裁,反对美国对波斯湾各国以及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国的政策。对于美国“大中东”或近期较为温和的“新中东”计划来说,穆巴拉克是一个难以对付的眼中钉。
驱使数百万人涌上北非和中东的街头示威游行的种种因素背后,一个难以忽略的事实是,这一时机正是由美国决定的,美国意欲引发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全面政权更迭和动荡。在组织有序的埃及民众上街游行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的当天,埃及军方的主要指挥官包括总参谋长Sami Hafez Enan中将一行正在美国五角大楼做客。这一举措轻而易举地阻止了埃及军队的中坚力量在前期重要时刻压制反对穆巴拉克的游行队伍。[1]
美国的这一战略已经在美国国防部和其他部门至少酝酿了十几年。小布什总统2001年发起反恐战争时,这一战略被称为“大中东计划”。美国打算通过这一战略打开从摩洛哥到阿富汗许多国家的国门,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定义,这篇文章在《外交》上发表,作者是大卫·洛克菲勒的朋友。
埃及的崛起?
五角大楼目前的埃及场景就像是塞西尔·B.戴米尔的好莱坞大片一样,这部大片中不仅有数百万喜欢Twitter、训练有素的埃及青年人,穆斯林兄弟会网络,还有一支经过美国训练的军队。这部大片的明星是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他似乎生逢其时地联合了所有反对这一文明古国政权的呼声,在自称是自由民主革命的口号中,将这一古国演变成一个“新埃及”。
要了解美国着眼于从北非、波斯湾到中亚整个伊斯兰世界,乃至远到中国和俄罗斯边境的长期战略,有必要先对这部大戏中“主要演员”的背景进行介绍。
美国“软”革命
继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仓忙逃往沙特阿拉伯之后,埃及境内爆发的抗议活动导致穆巴拉克总统立即解散了内阁政府。抗议活动并非美国白宫、外交部、CNN、BBC等西方政府和媒体宣称的“自发”事件。
这些事件是通过互联网与穆罕默德·厄尔·巴拉迪有联系的青年人网络和被取缔的秘密穆斯林兄弟会以乌克兰“颜色革命”方式高科技来组织的。据报道,穆斯林兄弟会与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和共济会都有联系。[2]
目前反穆巴拉克运动似乎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产生了威胁,事实恰恰相反。埃及的政权更迭与美国支持的其他政权更迭极其相似,如2003年至2004年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颜色革命,2009年反对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的绿色革命,但绿色革命最后以失败告终。
埃及民众罢工和1月25日的“愤怒日”点燃了埃及数百万人上街抗议,要求穆巴拉克总统辞职。这次暴动是由一个基于Facebook、自称为“4月6日运动”的组织发起的。示威游行声势浩大、组织严密,迫使穆巴拉克解散内阁,任命前任情报部长奥玛·苏莱曼担任新副总统。
 “4月6日运动”组织是由一个叫艾哈迈德·马希尔·易卜拉欣的29岁土木工程师领导的。他建立了一个Facebook网址,来声援2008年4月6日的工人罢工。
根据2009年《纽约时报》的报道,当时Facebook和Twitter的埃及会员已达到80万人,绝大部分是年轻人。“4月6日运动“的负责人马希尔在华盛顿接受卡耐基基金会采访时说,“这是埃及青年人第一次利用像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网络通讯工具进行革命,我们的目标是推行政治民主,鼓励民众参与政治进程。” [3]
马希尔宣称,“4月6日运动”支持前联合国国际原子能组织总干事、埃及总统候选人厄尔·巴拉迪同及其领导的“全国变革协会”联盟。“全国变革协会”中有很多重要人物,包括“Kefaya运动”的领导人乔治.伊萨哈和有争议的议会集团领导人穆斯林兄弟会的穆罕默德·卡塔特尼。[4]
如今,Kefaya是埃及不断升级的局势的核心力量。在Kefaya背后是行动更加诡秘的穆斯林兄弟会。
目前,厄尔·巴拉迪已成为未来埃及国会民主变革中的最重要人物。令人好奇的是,虽然过去三十年里他一直没在埃及居住,但是他还是赢得埃及政治领域众多支持,包括共产党、穆斯林兄弟会、Kefaya和“4月6日运动”青年活动分子。[5]这几天,厄尔·巴拉迪在CNN采访中冷静的举止,表现出他很可能得到了反对穆巴拉克统治的主要埃及将领们的支持和华盛顿重量级人物的认同。
Kefaya--美国五角大楼“非暴力战争”
Kefaya是动员埃及政府反对派进行示威游行的核心力量,他们支持厄尔巴拉迪的总统选举。Kefaya这个词翻译成中文,意思是“受够了!”。
有趣的是,华盛顿国家民主基金会(NED)[6]和其他支持颜色革命的非政府组织的谋划者们显然为埃及颜色革命编不出更富创造性的新词。2003年11月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期间,这些美国资助的非政府组织为那次以年轻人为基础的政权更迭选用了一个词:Kmara!。格鲁吉亚语中Kamara!的意思也是“受够了!”。
如同Kefaya一样,在格鲁吉亚,Kamara也是由华盛顿资助的国家民主基金会和其他机构如吉恩·夏普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共同创建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这个名字具有很强的误导性,它倡导采用夏普提出的“非暴力战争方式”。[7]
格鲁吉亚的若干青年人网络就像埃及的Kefaya一样,在精心安排下训练成了一个松散、分散的成员网络,目的是避免形成一个可能被随时破坏以至无法运行的集中组织。活动分子在体育场内接受训练,训练他们掌握非暴力斗争的各种技巧,这看起来并不显眼。活动分子也接受政治营销、媒体关系、动员和招聘技巧等方面的培训。
Kefaya的正式名称是“埃及变革运动”,成立于2004年,该组织是由埃及知识分子在瓦萨特党领导人阿布·阿拉·马迪的故乡建立的。据报道,瓦萨特党是由穆斯林兄弟会创建的。[8]  Kefaya成立的目的只有一个,即成为号召结束穆巴拉克政权的联合运动力量。
作为“4月6日运动”的一部分,Kefaya早期充分利用新兴社会媒体和数字科技工具,作为动员埃及民众的主要方式,他们尤其是将政治博客、发布未经审核的Youtube短片、图片等手段应用得得心应手,极为专业。2009年11月,Kefaya在集会中宣布支持穆罕穆德·厄尔·巴拉迪参加2011年埃及总统选举。
兰德和Kefaya
没有任何一个美国国防智囊团像兰德公司那样对Kefaya进行过如此详细的研究。兰德所称的Kefaya研究,是“由国防部长办公室、联合参谋部、联合作战司令部、美国海军部、海军陆战队、国防机构和国防情报界共同发起的。” [9]
很难找到像这批主张民主的女士们和先生们那样更优秀的人了。
2008年,兰德公司向美国国防部递交的报告中提到了与埃及的Kefaya相关的内容:
“美国表示出对阿拉伯世界更加民主化的兴趣,特别是在自2001年9月美国遭受来自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和黎巴嫩等国的恐怖分子袭击后。这种兴趣是美国减少政治暴动和恐怖主义努力的一部分。正如前总统布什在2003年向国家民主基金会致辞时指出的那样,‘只要中东仍然是一个还未获得真正自由的地方,中东就会一直是一个充满停滞、憎恶和暴力的地方,而这些随时都会蔓延到其他地方。’(白宫,2003)。美国充分利用各种手段实施中东的民主化进程,包括借助其他借口进行军事方面的干涉,最终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然而,最合适的是当地人在自己的国家发起变革运动,推行民主化。” [10]
兰德的研究员们花费了若干年的时间完善称为“蜂涌”的非传统政权更迭技术。这些技术用来部署互联网联结的大量年轻暴民加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流动性抗议组织,就像成群的蜂群一样活动。[11]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华盛顿政府及其关照的一批宣扬“人权”、“民主”和“非暴力”的美国非政府组织,越来越依赖于精心培养当地的、本土的、“自发的”的反抗力量,其目的是促成亲美的国家政权更迭,推进五角大楼的全球性全方位主导战略。兰德公司在向美国国防部递交的Kefaya报告的结尾部分这样写道:
    “美国政府已经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和“联合国开发计划”这些组织支持这些国家的变革力量。考虑到美国目前在中东地区的负面形象,美国对这些变革力量的支持最好通过非政府组织和非盈利机构展开。” [12]
2008年的兰德研究中,非常明确地列出美国政府未来给予埃及民众和其他变革运动的种种支持:
美国政府应该支持非政府组织向变革者提供培训,包括在民主改革的进程中如何建立联合战线和如何处理内部分歧。学术机构(甚至与美国政党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如国际共和党研究所或全国民主党国际事务研究所)可以承担这些培训任务,这样可以帮助变革领导人采用和平民主的方式解决其内部分歧。
  “第四,美国应该帮助变革者获取和使用信息技术,即提供一些措施鼓励美国公司投资这一地区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技术领域。美国的信息技术公司也应帮助确保变革者的网站能一直处于运营状态,应在匿名者等技术领域投资,帮助某些人免于受到政府的审查。同时,还可以运用技术安全防范阻止当地政权破坏变革者的网站。” [13]
正如兰德Kefaya报告专集中所指出的,这份研究报告是由 “兰德国家安全研究部的替代战略议题”课题组 于2008年完成,由负责军购、技术和后勤的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旗下的快速反应技术办公室赞助的。
这里需强调一下,“替代战略议题”包含“媒体的创造性运用研究、青年人的激进化过程、为阻止宗派暴力的公民参与、提供社会服务来动员受冤屈的当地民众以及本卷的主题--替代革命运动。” [14]
2009年5月,奥巴马前往开罗会见穆巴拉克总统之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华盛顿“自由之家”举办的一次活动中会见了许多年轻的埃及活动分子。自由之家是一个宣扬人权的美国非政府组织,历史悠久,曾参与美国主导的若干政权更迭,包括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其他颜色革命。希拉里和近东事务代理国务卿助理杰弗里·费特曼在自由之家“新一代项目”提供的两个月奖学金接近结束之际,会见了十六名埃及活动分子。
自由之家和美国政府资助的专事政权更迭的非政府组织--国家民主基金会,正是整个伊斯兰世界不断蔓延的暴动的幕后推手。它们与前总统小布什2001年后宣称的“大中东计划”的地理背景不谋而合,美国计划通过这些组织向伊斯兰各国渗透“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改革思想,对阿富汗、摩洛哥等大中东国家实施和平的政权更迭。当华盛顿大谈“自由市场改革”时,人们应该高度警觉。这是华盛顿政府意欲将这些经济体置于美元体系控制之下的信号。
华盛顿庞大计划中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如果我们列出自突尼斯和埃及事件以来中东各国正在经历的以民众为基础的抗议运动,并把各国的位置标在地图上,我们会发现目前发生民众示威的这些国家的地图和美国大中东计划的地图存在惊人的相似。美国大中东计划是在2001年后前总统小布什在任期内提出的。
自2001-2003年美国军事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以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一直秘密策划遍及北非和中东的一系列政治动乱。从国家民主基金会非常活跃的国家中来看,这一切昭然若揭:该基金会官方网站上列出了突尼斯、埃及、约旦、科威特、利比亚、叙利亚、也门和苏丹等,更有趣的是,也包括以色列。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目前几乎都有民众“自发”的反政府暴动。
兰德Kefaya报告中提到的国际共和党研究所和全国民主党国际事务研究所,都是总部位于华盛顿、由美国国会资助的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分支机构。
国家民主基金会是执行政权动乱和更迭任务的华盛顿政府协调机构。在苏联解体后,这个基金会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非常活跃,包括西藏、乌克兰、委内瑞拉、突尼斯、科威特、摩洛哥等国家和地区,目的是重新构建世界秩序。老布什总统在1991年国会的演讲中宣布,苏联的解体是一次胜利,世界新秩序的曙光已经来临。
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发起人和首任会长阿伦·威因斯坦在1991年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时说, “今天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是25年前中央情报局悄悄做的。” [15]
国家民主基金会董事会中有前任国防部长兼中情局副局长、现供职于凯雷集团的弗兰克·卡路西,退休的前北约威斯利·克拉克将军,好战的新保守派人士扎勒尔·卡里尔扎德。卡里尔扎德是前总统小布什入侵阿富汗的主要谋士,后担任美国驻阿富汗大使和美国占领伊拉克后的美国驻伊拉克大使。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另一个董事是维恩·韦伯,他曾与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科·奥尔布莱特一起管理一支重要的独立特遣队,承担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变革任务,而且他和迪克·切尼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一道为新美国世纪智囊团制定了一个极端好战的计划,这个计划早在1998年就鼓吹强行在伊拉克实施政权更迭。[16]
国家民主基金会看上去是个私人的、非政府的、非盈利的基金会,但每年美国国会都会拨给基金会资金用于其国际业务的开展。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于广大的美国纳税者。国家民主基金会并不是政府机构,因而不受美国国会正常的监管。
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金是经由四个“核心基金会”投入到目标国家的,这些核心基金会是与民主党有联系的全国民主党国际事务研究所、与共和党有联系的国际共和党研究所、与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和美国国务院有联系的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以及与鼓吹自由市场的美国商会有联系的国际私人企业中心。
已故的政治分析人士芭芭拉·康里指出,
“国家民主基金会充分利用其宣称的私有地位来影响其他国家的政治选举,这是一种超越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新闻署范畴的新的活动方式,这样的活动仅仅能够通过中情局的秘密活动来实现。基金会的这些活动也许值得关注。如果在美国有外国机构如此运作,则会被认为是非法的。” [17]
重要的是,国家民主基金会目前详细说明了在伊斯兰国家的各种项目,包括埃及、突尼斯、也门、约旦、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叙利亚、伊朗和阿富汗等国。总之,几乎每个现在感受到地震般的变革抗议浪潮的中东和北非国家,都是国家民主基金会的目标。[18]
2005年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国家民主基金会发表了演讲。在这通长篇大论中,布什把“伊斯兰极端主义”等同于共产主义的邪恶,将其认定为美国的新敌人。他还故意采用了一个较温和的词“广义的中东”,以替代已引起伊斯兰世界不信任的字眼 “大中东”。
      “我们反恐战争的第五个要素是在广义的中东内,用民主和希望代替仇恨和憎恶,来抵制武装分子将来招募新成员。这是一项艰难而长期的计划,但是我们没有其他办法。美国的未来和中东的未来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广义的中东一直在苦难中发展,如果这些国家一直处于悲惨的处境,当极端分子鼓动数百万人怀有憎恨时,那这部分世界就会成为一个永久冲突和愤怒的源头,对我们这代人如此,对我们下一代人也是如此。如果中东的民众允许自由选择他们自己的命运,靠他们作为自由男女的努力和参与不断提升自己,那么那些极端分子将会被边缘化,暴力极端主义向世界其他地方蔓延的速度也会减缓,以至最终消亡。我们鼓励包括埃及和沙特的中东朋友,走上变革的道路,强化他们的社会,反对恐怖活动,尊重他们国家民众的人权和选择。我们和持不同政见者和流亡者一道反对压迫人民的政权,因为我们知道今天的持不同政见者将成为明天民主的领袖。” [19]

美国“大中东”计划
从突尼斯到苏丹,从也门到埃及、叙利亚,不断蔓延的各国政权更迭行动是在五角大楼和国务院长久谋划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一战略针对的是整个伊斯兰世界,包括阿富汗的喀布尔和摩洛哥的拉巴特。
美国的中东战略框架,部分起源于美国针对东欧前华沙条约共产主义集团进行成功政权更迭的经验。该战略是由前美国国防部顾问、新保守主义者理查德·珀尔和后期布什政府官员道格拉斯·费斯在一份白皮书中拟就的。当时这份白皮书是1996年针对当时本杰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新诞生的以色列利库德政权而起草的。
这项命名为《彻底改变:保障政权的新策略》的政策建议,是美国第一份公开呼吁清除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的智囊团文件,主张对巴勒斯坦人发动军事攻击,打击叙利亚和位于黎巴嫩境内的叙利亚目标。[20]据报道,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当时没有采纳珀尔·费斯报告,认为太冒险了。
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回归到以珀尔和其他人士为主的新保守主义的极端好战氛围中,高度重视珀尔·费斯报告的扩充版,将这一计划称之为“大中东计划”。费斯因而被小布什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
  
大中东地图  布鲁金斯研究所 1997年(图中红线为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边界)
在整个大中东地区宣扬美国对独裁政府实行民主改革的华丽外表下,大中东计划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美国扩大军事控制和打开最顽固国家的蓝图,这一地区从摩洛哥一直延伸到中国和俄罗斯的边境。
2009年5月,在美国轰炸巴格达的废墟尚未清理干净之时,前总统小布什宣布实行将“民主扩散”到整个中东地区的政策,并明确表示这意味着“在十年内建立一个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这位美国总统给人的印象并不是一位爱好民主的朋友。[21]
2004年6月八国集团会议在格鲁吉亚的海岛举办。会议之前,美国公布了一项名为“八国集团大中东合作”的工作文件。在这一文件的“经济机会”部分,华盛顿政府呼吁其他各国参与“相当于过去中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一样的大规模经济变革”。
这份美国文件指出,要达到这一目的,关键在于巩固私有产业,才能实现繁荣和民主。这份文件带有误导性地宣称,这一任务将通过微观金融奇迹来实现,正如文件中提到的“每年向每个中东企业家提供价值400美金的贷款,总共持续五年,这将会帮助120万企业家脱贫,其中有75万女性。” [22]
美国的这一计划设想通过新的国际机制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接管地区银行和金融业务,这些机构表面上是国际机构,其实是由美国控制的,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美国的长期目标就是完全控制石油,完全控制石油收入的流向,完全控制中东的所有经济体,从摩洛哥到中国边境之间的所有国家。这是一项铤而走险的大胆计划。
八国集团会议上的美国文件于2004年在阿拉伯文的《阿尔·哈亚特》上披露后,中东出现了针对美国“大中东”定义的抗议浪潮,影响遍及整个中东。2004年4月刊登在法国《世界报·外交版》上的一篇文章这样说道,“除了阿拉伯国家,大中东还包括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以色列。这些非阿拉伯国家只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位于最敌视美国的区域内。其中,反西方倾向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十分盛行。” [23] 请注意,国家民主基金会也活跃在以色列国内的一些项目中。
显而易见, 2004年由于中东的两位领袖--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国王的强烈反对,才使美国布什政府中的意识形态狂热分子将大中东计划暂时搁置一旁。
大中东计划将会奏效吗?
此时此刻,美国主导了近期的伊斯兰世界政局动荡,而这些动荡所带来的最终后果还不清楚。对于华盛顿和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的倡导者来说,其结果尚不得而知。美国的计划无疑是要建立一个大中东,完全由美国控制,掌控今后中国、俄罗斯和欧盟的资金链和能源链,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正试图一步一步地远离美国秩序。
同时,这对未来的以色列也有巨大的潜在影响。一位美国评论员曾指出,“如今以色列正在盘算着,如果‘穆巴拉克完蛋了’(经常表述成‘如果美国让穆巴拉克完蛋了’),埃及就完蛋了。如果突尼斯完蛋了(以同样的方式),那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也将完蛋。土耳其已经完蛋了(因为以色列人只能怪自己)。叙利亚也完蛋了(部分是因为以色列想截断加利利海的水上通道)。加沙地带已属于哈马斯,巴勒斯坦当局很快也会完蛋(变成哈马斯?)。只有以色列存活在中东军事主导政策的废墟中。” [24]
很明显,美国的“创造性毁灭”战略不仅让伊斯兰世界的很多人彻夜难眠,而且据说也让以色列人,而且现在也让中国、俄罗斯和中亚的很多人彻夜难眠。
* F. William Engdahl is author of  Full Spectrum Dominance: Totalitarian Democracy in the New World Order. His book, A Century of War: Anglo-American Oil Politics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has just been reissued in a new edition. He may be contacted via his website, www.engdahl.oilgeopolitics.net.
威廉·恩道尔是《霸权背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一书的作者。他的另一本书《石油战争:石油政治决定世界新秩序》已有新版问世。他的个人网站是www.engdahl.oilgeopolitics.net.
Endnotes:

2011年2月4日 星期五

分析埃及当前局面:我现在还无能,你还要再等待

佚名
现在埃及的情况看似混乱:民众不依不饶坚持穆扒拉克下台。穆扒拉克坚决不下台,仅仅换了内阁班子。警察坚决支持穆扒拉克,但是控制不了局面。能够控制局面的军队却一副不介入和平游行的架势。游行示威队伍日益壮大,但是没有明显的领头人。除了要求穆扒拉克下台,并没有任何其他明确可行的政治要求。穆斯林兄弟会和那个亲伊朗的诺奖获得者看来想联手,但不能代表多数游行群众(特别是抗议的主要发起者--大学生)。西方国家原则上支持埃及大学生的颜色革命口号,但明显不希望埃及局势变得不可控制。虽然没有明确呼应埃及民众让穆扒拉克下台的要求,但也开始提到避免“权力过渡”产生的真空。而社会方面,警察基本弃岗,完全靠军队和民众自发维持治安。但同时,打砸抢烧并不严重。民众(同军队合作)自发维护秩序与和平抗议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现象同1989年5、6月间北京的情况很类似)。

这真是个很有趣的局面:很混乱,但也有秩序(流血在减少,抗议越来越和平,局面受到军队和民间的自发控制);很僵持,但也在变化(各方都忙者发出自己的声音,解释自己的观点);所有各方都没有决定性的方向,所有各方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要求。所有的人和派别(包括穆扒拉克、军方、欧美、穆斯林兄弟会和其他反对力量、普通埃及民众)似乎都在等待。等待一个什么局面呢?

等待一个有秩序的权力转移的局面(奥巴马语)。

首先,让我们面对现实。我不认为穆扒拉克还准备在那个位置呆很久。这个世界上,在埃及国内大概除了他自己,没有人(包括他儿子)希望他的王朝还能够持续下去;在埃及国外大概只有以色列还在梦想拉美国下水去保住他的主要盟友。穆扒拉克自己是个老练政客,也是个即将入土的老人,他自己应该很清楚强行违背政治规律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除了个名分,他一个82老人现在还需要什么呢?扶儿子上位?岂不是把亲子往火坑里推吗?那么老穆为何现在还不屈服,他在等什么呢?是什么势力在支持他呢?

肯定不是欧美。欧美在埃及的利益不在于通过某个独裁者来剥削埃及民众或者石油,而在于两点:1,稳住中东最大阿拉伯国家,对抗极端分子的崛起;2,推销民主价值观以预期未来在民主的体系下改造整个中东。第一点最实际,所以长期以来美国可以容忍穆扒拉克对第二条的破坏(虽然在小布什当政时两国常常因为埃及人权状况而不快,请参考wikileak)。现在情况不同了,(1)美国如果此时站在埃及民主运动的对立面则其所有的软实力将破产;(2)穆扒拉克如果要保住位置就必然对民众武力镇压。而流血正是伊斯兰极端分子所希望看到的。一旦流血不但将民众推向极端份子怀抱,而且也将造成巨大的混乱和管制危机。而且一旦流血,军队的态度也很难判断。这大概就是奥巴马一再强调必须克制使用武力对待和平游行的民众的原因。现在看来,基本作到了这点。所以欧美基本上已经放弃了穆扒拉克,但是他们不能明说。为什么?因为约旦、沙特还有其他很多美国的独裁朋友会寒心。所以,美国也在等。等什么?等待那个能够弥补真空的势力出现,以完成政权转移。

什么势力可以弥补真空?有以下几个候选人:

(1)穆斯林兄弟会及其诺奖盟友。这些人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但其实并不是这次抗议活动的发起者,而是半路参与者,所以他们并无很大发言权。他们不但为埃及世俗派(抗议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为受民主思想影响的青年学生)所鄙视,也肯定不为欧美接受。特别是他们不为军队所容忍,也是穆扒拉克(及其情报局)的老敌手。可以说他们的时机还没有到来(除非发生流血镇压),所以他们还比较低调,还在等待。

(2)其他世俗反对势力。这些人是此次运动的主要驱动力,但是在穆扒拉克的长期打压下,并没有任何组织力量,没有任何领袖来领导的群众是乌合之众。但是美国显然是愿意支持他们的,而且他们的温和作风也是军队甚至穆扒拉克的最好选择。但是,他们需要时间来演化,来建立自己的组织和选出自己的领袖。如果说现在欧美、军队、穆扒拉克政府在等什么,就是在等他们在未来的和平运动中重新组织起来。

(3)军队被看成最有力量的决定性势力。这也是埃及军队自为监国的原因。但是深受西方影响的埃及军方显然更愿意扮演土耳其军队那样幕后监国的角色。此外,同穆扒拉克王朝的长期联系也让他们无法一夜间就彻底对前总统翻脸。但是请不要弄错,这不是因为军队害怕或感恩于穆扒拉克。其实(跟土耳其一样)长期以来埃及的军官团都是这个国家最独立最有势力的群体。与其说军队是独裁者的工具,不如说独裁者是军队所容忍的代理人。这次事件中军队不但可以无视违反宵禁的民众,而且可以在新内阁中占据两个重要位置,可以说是军队力量和控制力的体现。但是埃及的军队一向是很明智的,他们决定等待有力时机以换上自己的新代理人。这就是

(4)埃及的第一个副总统--前情报局长。这老兄出身军方,但是同穆扒拉克以及西方的关系都很好,同时也是极端势力的长期死对头。所以自然是下任总统的众望所归。但是且慢,民众对他的观感并不好。因为他长期隐藏幕后,民众对其能力和政治观点并没有认识,所以他自然一开始就被看成穆扒拉克的鹰犬。这就需要时间来证明,向民众证明。1,他是公正的人,能够同腐败的前王朝划清界限。当然他可以要求老穆下台以划清界限,但这样就成了不忠诚的人格污点(其实背叛是迟早的,但需要时间过渡)。2,更重要的是他必须证明有能力同反对力量一起稳定局势并作出政治改革。现在这位副总统正在努力做这件事情。一旦成功被部分民众接受,他的总统宝座就会在军方和欧美的支持下确定。穆斯林兄弟会肯定不会容忍他。

极端份子现在不可能象加沙那样获得绝对权力。如果他们最希望的流血混乱没有发生,他们至少希望在未来的政府中占有主要地位。托穆扒拉克独裁统治的福,现在穆斯林兄弟会是埃及最有组织团体。但是军方和其他所有人都不希望他们上台,却又没有一个理由拒绝他们的加入。所以,军方和政府都在等待:要么世俗反对者能够利用这个空隙在未来几天的示威中组织起来,成为一股可以抗衡极端派的势力。要么穆斯林兄弟会在僵局之下撕下此前温文尔雅的面具发动暴力事件,成为把柄被当局和军队抓住,最后被合情合理地排除在新政权外。

所以大家都在等待:
穆斯林兄弟会在等待流血镇压,以将埃及拖入极端主义思潮的旋涡。
穆扒拉克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将权力转移给副总统以体面下台。
获得军队和欧美支持的副总统在等待民众的接受以及合适的时机背叛前总统(作秀)。
新内阁在等待民间反对派特别是世俗温和势力的成长,以同他们谈判未来的改革。
军队在等待民众的冷静,温和势力的成长,以及适当的机会以镇压穆斯林兄弟会。
最后是,欧美在等待埃及的政治版图开始明了,合适(特别是民间)代理人的出现,以及穆扒拉克自动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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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Thursday, February 03, 2011

2011年2月1日 星期二

亲历埃及革命:沉默就是犯罪


译者: yinquanbin 原作者:MANSOURA EZ-ELDIN
发表时间:2011-02-01
沉默就是犯罪。即使埃及当权者向我们倾泻子弹和催泪瓦斯,即使当权者切断互联网和手机信号,但我们仍然能想办法向世界发声,发出我们对自由和公正的呼唤。
ON Friday, the “day of rage,” I was in the streets with the protesters. Friends and I participated in a peaceful demonstration that started at the Amr Ibn al-As Mosque in Old Cairo near the Church of St. George. We set off chanting, “The people want the regime to fall!” and we were greeted with a torrent of tear gas fired by the police. We began to shout, “Peaceful, Peaceful,” trying to show the police that we were not hostile, we were demanding nothing but our liberty. That only increased their brutality. Fighting began to spread to the side streets in the ancient, largely Coptic neighborhood.
星期五,“愤怒日”。我是街头示威人群中的一员。游行队伍从开罗老区圣乔治教堂旁的伊本-阿尔阿斯清真寺出发,示威者高喊口号“当权者下台、民意难违”,警察向我们倾泻催泪瓦斯作为回应。示威者释出善意,开始大喊:“和平,和平”,表明自己要求的仅仅是自由。结果警察得寸进尺。警民冲突扩向科普特基督徒聚居的老巷区。
A friend and I took shelter in a small alleyway, where we were warmly welcomed. The locals warned us not to try to escape to the metro station, and pointed us toward a different escape route; many of them even joined the protests. Eventually, a man drove us in his own car to safety.
我与一位朋友躲进一条深巷,获得当地人家热情款待。他们警告我们勿往地铁站逃跑,并给指出一条不同的脱身路线。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加入了游行队伍。最后,一名男子开车把我们载到安全之地。
Clearly, the scent of Tunisia’s “jasmine revolution” has quickly reached Egypt. Following the successful expulsion in Tunis of the dictator Zine el-Abidine Ben Ali, the call arose on Facebook for an Egyptian revolution, to begin on Jan. 25. Yet the public here mocked those young people who had taken to Twitter and Facebook to post calls for protest: Since when was the spark of revolution ignited on a pre-planned date? Had revolution become like a romantic rendezvous?
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清香已经飘到了埃及,而且来得很快。突尼斯独夫本阿里被成功驱逐之后,发动一场埃及革命的呼声便在Facebook上高涨,并把日子定在1月25日。埃及本地人对这些诉诸推特、Facebook发布革命呼吁的年轻人不以为然:革命火花何时曾在提前设定的日期燃起?莫非这是一场浪漫的约会?
Such questions abounded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but even cynics — myself included — became hopeful as the calls continued to circulate. In the blink of an eye, the Twitter and Facebook generation had successfully ralli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to its cause, across the nation. Most of them were young people who had not been politically active, and did not belong to the traditional circles of the political opposition.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s not behind this popular revolution, as the regime claims. Those who began it and organized it are seething in anger at police cruelty and the repression and torture meted out by the Hosni Mubarak regime.
这类质疑一度充斥着社交网站,然而随着示威呼吁的快速流传,即使冷眼旁观者(比如说我)也开始对这场运动抱有希望。推客们振臂一呼,眨眼工夫便应者云集。响应者多为年轻人,他们不曾涉入政治,也不隶属于传统上的政治反对派。这场革命的组织者和推手不是当权者所宣称的“穆斯林兄弟会”,而是一群被警察暴行和穆巴拉克政权铁血统治所激怒的人。
And, from the outset, the government decided to deal with the people with the utmost violence and brutality in the hope that the Tunisian experience would not be repeated. For days now, tear gas has been the oxygen Egyptians have inhaled. So much was in the air that there are reports of small children and the elderly having suffocated on the fumes in their homes. The security forces in Cairo started by shooting rubber bullets at the protesters, before progressing onto live ammunition, ending dozens of lives.
政府从一开始就无情地对示威者施加暴力,冀望以此防止突尼斯事件重演。几天以来,催泪瓦斯就是埃及民众呼吸的空气。有报道指出,由于空气中瓦斯浓度过大,一些老人小孩甚至在家中窒息。开罗的安全部队先向示威者发射橡皮子弹,而后换成实弹,夺走数十人的性命。
In Suez, where the demonstrations have been tremendously violent, live ammunition was used against civilians from the first day. A friend of mine who lives there sent me a message saying that, Thursday morning, the city looked as if it had emerged from a particularly brutal war: its streets were burned and destroyed, dead bodies were strewn everywhere; we would never know how many victims had fallen to the police bullets in Suez, my friend solemnly concluded.
在苏伊士,由于示威活动极其暴力,民众从示威首日起就遭实弹射击。一位在苏伊士的朋友给我发来短信,描述周四早晨的景象:城市仿佛刚刚经历一场血战,道路上浓烟滚滚,尸骸遍地。也许我们将永远无法知道有多少人沦为警察的枪下鬼,这位朋友得出一个严肃的结论。
After having escaped from Old Cairo on Friday, my friends and I headed for Tahrir Square, the focal point of the modern city and site of the largest protests. We joined another demonstration making its way through downtown, consisting mostly of young people. From a distance, we could hear the rumble of the protest in Tahrir Square, punctuated by the sounds of bullets and screams. Minute by painstaking minute, we protesters were gaining ground, and our numbers were growing. People shared Coca-Cola bottles, moistening their faces with soda to avoid the effects of tear gas. Some people wore masks, while others had sprinkled vinegar into their kaffiyehs.
周五从埃及老城脱身后,我和朋友直奔解放广场。它是新城的心脏,也聚集着最多的示威者。我们加入另一支由年轻人组成的游行队伍,从市中心穿过。在远处,解放广场示威人群的隆隆呐喊依稀可辨,不时被枪声和尖叫打断。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示威者人数不断增加,渐据上风。民众们分享可口可乐,将脸上涂上碳酸水以抵御催泪瓦斯侵袭。一些人戴上面具,另一些人把醋喷到头巾上。
Shopkeepers handed out bottles of mineral water to the protesters, and civilians distributed food periodically. Women and children leaned from windows and balconies, chanting with the dissidents.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sight of an aristocratic woman driving through the narrow side streets in her luxurious car, urging the protesters to keep up their spirits, telling them that they would soon be joined by tens of thousands of other citizens arriving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ity.
商铺为示威者免费提供矿泉水,民众定期分发食物。妇女和儿童从窗户、阳台探出身来,应和示威者的呐喊。有一幕情景我终身难忘:一位贵妇开着豪车穿过窄窄的街道,为示威者打气,告诉后者数以百万计的民众正从全国各地赶来加入他们的队伍。
After several failed attempts to break through the security checkpoints and get to Tahrir Square, we sat in a cafe to rest. Three officers from the regime’s Central Security Forces, all in civilian clothing, sat down next to us. They appeared to be completely relaxed, as though they were impervious to the sounds of bullets and shouting, or to the numbers of wounded and dead Egyptians being reported on Al Jazeera, which was being broadcast on the coffee shop’s television. They and their colleagues were all over the city, spying on their countrymen.
通往解放广场的道路布满安全检查站,我们多次闯关未果后,坐到一间咖啡厅休息。中央保安部队的三名警官身着便装,坐到我们旁边。枪声喊声不时从街头传来,电视中半岛电台正统计民众伤亡数字,而这三位警察对此却无动于衷,满脸轻松。他们和他们的同党正在城里四处监视本国国民。
Hour by hour on Friday evening, the chaos increased. Police stations and offices of the ruling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were on fire across the country. I wept when news came that 3,000 volunteers had formed a human chain around the national museum to protect it from looting and vandalism. Those who do such things are certainly highly educated, cultivated people, neither vandals nor looters, as they are accused of being by those who have vandalized and looted Egypt for generations.
星期五晚上,开罗的混乱程度与时俱增。全国各地的警局和执政党党部被焚烧。3000名志愿者在国家博物馆周围组成人链防止洗劫破坏,令我为之动容。这些人无疑受到过高等教育,并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却被当局诬称为强盗和破坏者。然而,恰恰是这些诬蔑者自己几十年来对国家大肆掠抢破坏。
The curfew meant that I couldn’t return home, so I spent the night at a friend’s house near the Parliament building and Interior Ministry, one of the most turbulent parts of the city. That night, the sound of bullets was unceasing. We watched from the window as police shot with impunity at the protesters and at a nearby gas station, hoping, perhaps, for an explosion. Despite all of this and despite the curfew, the demonstrations did not stop, fueled by popular fury at President Mubarak’s slowness to address the people and, a few hours later, indignation at the deplorable speech he finally gave.
我因为宵禁无法回家,于是到朋友家过夜。他家离议会大楼和内政部不远,是开罗骚乱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当晚,枪声不绝于耳。我们从窗口看到,军警向示威者大肆射击,并向一加油站开火,以期引起爆炸。即便如此,示威人群毫不退缩。穆巴拉克迟迟不对民众讲话已经令众人怒火中烧;几小时后,穆巴拉克终于露面讲话,却表现糟糕,进一步激起民众的愤慨。
On Saturday morning, I left my friend’s house and headed home. I walked across broken glass strewn in the streets, and I could smell the aftermath of the fires that had raged the night before. The army, called in by the regime to put down the protests, was everywhere. I tried first to cross over to Tahrir Square, in order to see for myself whether the museum was safe. A passer-by told me that the army was forbidding people from entering the square, and that shots were being fired. I asked him, anxiously, “Is the army shooting at the demonstrators?” He answered, confidently: “Of course not. The Egyptian army has never fired a shot against an Egyptian citizen, and will not do so now.” We both openly expressed our wish for that to be true, for the army to side with the people.
周六早晨,我离开朋友的住所,奔回家中。街头遍布玻璃碎片,昨夜大火造成的味道仍未散去。当权者调来镇压示威的军队四处可见。我本想穿过解放广场,亲眼看看国家博物馆是否得以保全。一位行人告诉我军队禁止民众前往广场,并不断开枪。我焦虑地问他:“军队朝示威者开火了?”“当然不会。埃及军队过去从来不向本国公民开火,现在也不会”,他自信地答道。我们坦诚希望此言为真,也希望军队站在人民一边。
NOW that army troops were monitoring the demonstrations, the police force had completely disappeared from the streets, as if to taunt people with the choice between their presence and chaos. Armed gangs have mushroomed across the city, seeking to loot shops and terrorize civilians in their homes. (Saturday night, a gang tried to rob the building where I have been staying, but was unable to break in.) Local volunteers have formed committees to stand up to the criminals, amidst an overwhelming feeling that the ruling regime is deliberately stoking chaos.
现在,开罗街头已不见警察踪影,军队接替了监视示威者的任务,仿佛在奚落市民:要么选择我们,要么选择混乱。城内武装犯罪团伙激增,企图抢劫商铺、恫吓市民(周六晚上,犯罪团伙企图进入我呆的大楼内抢劫,但未能得逞)。当地民众一致认为当权者故意制造骚乱,于是志愿组成委员会应对犯罪团伙。
Late Saturday, as I headed toward Corniche Street on the Nile River, I walked through a side street in the affluent Garden City neighborhood, where I found a woman crying. I asked her what was wrong, and she told me that her son, a worker at a luxury hotel, had been shot in the throat by a police bullet, despite not being a part of the demonstrations. He was now lying paralyzed in a hospital bed, and she was on her way to the hotel to request medical leave for him. I embraced her, trying to console her, and she said through her tears, “We cannot be silent about what has happened. Silence is a crime. The blood of those who fell cannot be wasted.”
上周六,我正前往尼罗河边的海滨大道,沿途经过一个花园城市城郊的富人区时,发现一位妇人在哭泣,于是上前询问,她说自己的儿子在一家豪华酒店当工人,尽管没有参加示威,却被警察用子弹射穿喉咙,现在瘫痪在医院病床上。她正在前往酒店,为儿子请病假。我拥抱了她,试图给她些安慰。她哽咽着说:“我们不能对眼下的事沉默不语。沉默就是犯罪。逝者的鲜血不能白流”。
I agree. Silence is a crime. Even if the regime continues to bombard us with bullets and tear gas, continues to block Internet access and cut off our mobile phones, we will find ways to get our voices across to the world, to demand freedom and justice.
我深表赞同。沉默就是犯罪。即使当权者向我们倾泻子弹和催泪瓦斯,即使当权者切断互联网和手机信号,但我们仍然能想办法向世界发声,发出我们对自由和公正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