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27日 星期一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非暴力抗争一百年(七)丹麦:以其他方式进行的战争


来源: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    作者:张大军
那段在荷兰社会的草根层面,抵抗成为一种爱国举动,而且大部分民众都参与了。学校教师拒绝将他们的名字提交给德国人批准。艺术家拒绝加入纳粹党的文化协会,即便这让他们失去收入来源和公开展示的机会。160,000多名农民拒绝向纳粹支付所要求的款项,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拒绝加入劳动服务部-一个占领军特种部队,致力于开垦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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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丹麦:以其他方式进行的战争
  
      “他们已占领丹麦”

  
  1940年4月9日,当阳光开始照耀丹麦的水道和城市时,丹麦人已不再对他们的国家拥有控制权。德国军队于夜间发动突然袭击,迅速制服西兰、觉特兰以及费恩诸岛上的丹麦军团。对首都的占领也同样容易。汉色斯塔特.但茨格号运兵船就停泊在市中心。到五点钟时,德国军队已经挤满了城堡-这里有一个俯瞰着港湾的古老城堡,并一枪未发地抓获了七十名丹麦士兵。
  
  与此同时,德国轰炸机在首都的上空很低地飞过,以至于民众能够看到它们的德国空军标记。它们抛下小册子,上面说德国人来是为了“预先防止英国人的入侵,”可是,它们的目的主要是威吓民众,使他们安静地屈服。
  
  杰特布拉恩(JytteBrunn)是一位居住在哥本哈根的店员,他回忆道:“德国飞机正在下降......我们从床上爬起来,向窗外望去,它们就在那里。接着,我们突然意识到,这事不对劲,他们已经占领丹麦了。”
    
  在阿道夫希特勒强大的军事力量于1939年9月征服波兰并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个月内,没有军事战略家或世界领袖会认为丹麦有任何机会可以抵抗住德国的进攻。“如果丹麦屈服于纳粹的攻击,我无法指责她,”温斯顿丘吉尔在1940年2月说道。“另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挪威和瑞典-至少隔着一片狭窄的水域,他们可以借此准备对抗强大的对手。可是,丹麦离德国太近,没有办法接受援助。”
  
  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五世以及丹麦政府已认识到该国的危险,并将他们的希望寄托于一个与德国签署于1939年5月的不侵犯协议。希特勒自己在10月6日于发表的演讲增强了对德国抱有仁慈愿望的幻想,他说,与丹麦人的“忠诚友好的伙伴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可是,全世界后来会发现,纳粹希望他们的伙伴都是附庸国。
  
  很少有丹麦人在1939年明白这一点。当战争开始时,丹麦是削减其武装力量的唯一的欧洲国家。在入侵的那天,丹麦士兵的人数少于15,000人,是以前人数的一半多一点。然而,尽管他们具有军事上的优势,德国的战略家们却小心谨慎地为攻击做准备,因为他们明白,丹麦人同心协力的抵抗可能会危及到德国人的进攻时间表,并阻碍同时对挪威的入侵。一场大规模的打击势在必行。
  
  五天前,负责攻占哥本哈根的德国营长到这一首都城市亲身收集一些情报。他化装成一名普通的商人,勘察港口,并为主要的运兵船挑选合适的登陆地区。接着,他来到了城堡-当时驻扎在里面的是丹麦陆军参谋部。站岗的士兵热情地欢迎这位好奇的商人,并把他引见给他们的士官,后者接着带领来访者参观参谋部总部、通讯中心以及城堡的两扇主门。离开时,他对入侵能否取得成功一点都不担心。
  
  在德国军队发起突然袭击之前的那个晚上,科特海默(KurtHimer)将军-入侵部队的总参谋长-拜访了塞西尔冯伦特费恩科(CecilvonRenthe-Fink)-德国驻丹麦大使,给了后者一个通知,让他在几个小时后交给丹麦政府。冯伦特费恩科是一位与丹麦人有着亲密关系的受人尊敬的外交官,他被震惊了。这是一份最后通牒,要求丹麦人投降,并且说:德国人已来保护他们,以摆脱盟军想当然的将斯堪的纳维亚变为战场的计划,还说:尽管德国没有任何怀有敌意的计划,任何抵抗行为都会被粉碎。它还提出另外的保证:德国人不会干涉“丹麦的领土完整或者她的政治独立。”
  
  当子弹声在阿玛利安堡皇宫外回响时,克里斯蒂安国王与他的部长们-包括首席部长索瓦尔德思道宁(ThorvaldStauning)和外交部长爱德华芒克(EdwardMunch)-正在开会以决定下一步做什么。两人都赞成投降。国王在还差几分钟就早上六点的时候同意了。后来见到国王的海默将军报告说,国王似乎“内心崩溃了,”同时却保持着“完美的外部表情。”国王说,他以及他的政府“会竭尽所能地消除德国军队和丹麦之间的摩擦。他希望能让他的国家免于进一步的苦难。”
  
  随着时间慢慢的流逝,丹麦人感到了不信任。思道宁敦促他们继续遵守法律,“正确地”对待德国军队,这其中就传达出某种信息。“在面临着抗议的情况下,丹麦政府已决定要谈妥关于占领丹麦的条件,”他解释道。“政府的行动都出自这样的诚实的信念:我们已将国家从更为恶劣的命运中拯救出来......而且我们要依靠人民的合作。”
  
  这是顺从,但并非投降-这一政策固执于这样的有益的幻想:丹麦虽然被占领,但没有被征服而且依然是一个主权国家。这一合作政策也是一种战略,以为自主决定的国民生活争取到尽可能多的空间。“我们可以在4月9号英勇地自杀,”丹麦历史学家派尔劳林(PalleLauring)后来说道。“‘生存下来’成了目标。”并不是每一位丹麦人都这样。被广泛视为第一个抵抗行动的是,丹麦驻美国大使宣布他自己是“自由的”丹麦大使。
  
  当时,没有人知道战争会升级为一场世界性的冲突,将几十个国家和几千万民众卷入进来。丹麦的领导人设想,战争将是短暂的,并且其结局很可能就是一个希特勒控制之下的、没有民族国家的统一欧洲。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德国对丹麦主权的承认就将形成对丹麦社会的保护伞,而不是将其吞并到德意志帝国中。合作是邪恶程度更低的一种选择。就他们而言,德国人想要让丹麦顺服,以便能够利用其劳工、农业和自然资源。为了让丹麦的纺织品、军用设备和食品流向祖国,与哥本哈根的政府合作而非强制性地吞并该国似乎是谨慎得宜的。
  
  德国人准备采用的方法明显不同于他们对待大多数被占领民族的方法,以在丹麦买来和平。国防军军官禁止他们的士兵购买丹麦人的配给物品,并停止发行一份德国军队的报纸。针对士兵的一份通告警告他们要尊重丹麦的妇女和女孩,避免政治性争论,并且最重要的是,记住丹麦人不是敌人,并在纳粹的种族等级中享有特权地位。柏林希望丹麦成为一个“模范的被保护国”,能够向世人展示,以证明德国人的文明素养。而且如果丹麦人听话的话,为保持控制所需的德国士兵就会更少。
  
  许多丹麦人感到入侵是一件让他们松了一口气的事,因为这意味着猛烈的全面战争会受到遏制-而国王关于保持冷静的建议似乎是有道理的。尽管丹麦有法西斯和民族主义政党,该国正派得体的政治生活却让激进人士处于边缘的地位,也使得街头上避免出现那些有着强烈意识形态色彩并常常是暴力性质的冲突-在纳粹掌权之时,这种冲突正在欧洲的其他地方上演。既然丹麦的建制体系依然保持不变,至少也是丹麦权威的象征,进行抵抗的冲动就没有那么急迫-从某种意义上说,直接的抵抗就相当于违反上级的命令。
  
  不过,许多丹麦人感到受辱的是,丹麦没有进行过战斗;许多人认为他们的领导人屈服得太快了。几百年来,丹麦人和德国人为了斯勒斯威格地区(丹麦最南端的省份或者德国最北端的州)就一直在争斗,争斗的顶峰是1864年的丹麦-普鲁士战争,丹麦人输掉了那场战争。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德国人对那里的丹麦人的虐待增强了丹麦人的敌意。所以,在该国平静的外表和官方的合作之下有一种非常痛苦的感觉。“武力反抗非常少,”赫伯特庞迪克(HerbertPundik)-当时他是一位十三岁的学生-回忆道,“可是......你已经感觉得到,丹麦人不会欢迎德国人。”
  
   “何为好的丹麦人?”
  
  当德国人入侵时,阿恩塞吉尔(ArneSejr)是一位十七岁的学生,与他父母一起住在西兰岛西部的小镇斯拉基斯。4月9日,在他上学的路上,他感到震惊的是,民众对刚到来的士兵是如此地友善,以及他们后来是如此地为一个露天演出丹麦音乐的德国军队乐团鼓掌。他拿起一份当地的报纸,上面有国王的讲话,告诉民众要表现出好的丹麦人的行为举止。“何为好的丹麦人?”他问自己。“当他的国家被敌人占领时,一个好的丹麦人在这样的处境中应当如何自处?”
  
  塞吉尔回到家中,将他的答案编成他所谓的丹麦人十诫。他打出二十五份,每份上面都写道:
  
  1. 你不可以去德国和挪威工作。
  
  2. 你为德国人工作时应该表现得差劲。
  
  3. 你为德国人工作时应该放缓速度。
  
  4. 你应该毁掉重要的机器和工具。
  
  5. 你应该毁掉所有可能对德国人有用的东西。
  
  6. 你应该延误所有的交通工具。
  
  7. 你应该抵制德国和意大利的电影与报纸。
  
  8. 你不可以去纳粹的店铺买东西。
  
  9. 你应该按照他们当得的对待叛国者。
  
  10. 你应该保护所有被德国人追捕的人。
  
  加入到争取丹麦自由的斗争中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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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塞吉尔列出一个斯拉基斯镇最有影响力的市民的清单,包括市长、银行家、医生和记者。第二天晚上,他骑自行车到他们的家里,将十诫塞进他们的信箱里。很快,他发现,他的丹麦同胞们对德国人的公开的礼貌掩盖着相当大的抵抗情绪。他找到表达这种抵抗情绪的新办法。他和他的朋友们把糖放进德国人的小汽车和军车的油缸中,并复制反对德国人的传单,把它们邮寄给全国各地的中学生。不久,他的十诫就被人传人地散播开来,最后,当丹麦人发动全国性抵抗时,它就成了他们的圣物。
  
  许多青年团体五月份在哥本哈根聚会,在神学教授哈尔科奇(HalKoch)的指导下,他们建立了丹麦青年联合会,致力于维护丹麦的身份认同和民主价值观。科奇关于丹麦历史的讲课强调在反对德国人和丹麦纳粹时民族团结的必要性。科奇的讲课也吸引了很多听众和报纸的报道。他指出,对丹麦这一政治国家的占领没有泯灭丹麦这一民族国家的力量,也没有取消其合法性。
  
  这种昂扬的国民精神最公开的表达是在社区歌唱汇演活动中,这些汇演常常是大型的地区性活动。7月4日,艾尔博格(Alborg)镇附近的大约1,500名民众唱起了赞歌,这些歌曲讲述的是与德国的1864年战争、士兵的勇敢以及他们所离开的姑娘们。整个八月和九月有七十五万名民众参与了类似汇演中的歌唱活动。在9月26日国王的七十岁生日这一天,成千上万的民众挤满哥本哈根的街头,向这位作为丹麦之象征的男士唱生日歌曲。“这么多的人聚集在哥本哈根四处的公园中,只是为了唱歌-这激怒了德国人,”杰特布拉恩回忆道。
  
  与占领发生正面的对抗会违反政府的合作政策,但是能够做点表面文章的是在文化上主张丹麦人的尊严和品性,这一点显然是非政治性的。不过,这些主张含蓄地对德国人占支配地位的想法提出了质疑,而在当时,如果不这样的话,大众的情绪可能会消沉下去。尽管抵抗运动直到1941年才真的形成,歌唱会和其他日常的象征性抗议行动则打下了心理基础。与此类似的情况是:三十年后,共产党统治下的波兰的劳工强硬分子和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活动为尚未成为运动的反对行动创造了社会空间。
  
  丹麦的记者在准备进行抵抗时也在初期阶段发挥了作用。入侵之后不久,德国的新闻专员亲自拜访丹麦外交部的新闻局,为出版确定了基本的规则:所有的外国新闻和社论都必须事先得到批准,任何对占领军的批评都是不允许的,而且任何军事新闻在没有事先获得批准时都不准刊登出来。可是,习惯于完全自由的丹麦媒体的回应是几乎没有遮掩的蔑视。下午报号外消息以两倍的行距刊登文章,并向读者们暗示,他们应该读懂字里行间的意思。凯隆堡广播和哥本哈根广播的播音员常常会以强烈的嘲讽口吻说出受审查的战争新闻的标准开场白:“下面是德国人的最新公报,”以及标准的结束语:“上面是德国人的最新公报。”
  
  几乎丹麦的所有地方都受到这一冲动(如果不是对抗占领者的冲动的话)的影响:拥抱丹麦人的身份认同并将其编成剧本。当政府正通过有关与入侵者合作的动议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入侵者看似越来越难以战胜了,丹麦人自己鼓动起他们的士气。在丹麦被占领后不到六个星期的时间内,德国人占领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让英国成为欧洲对抗纳粹战争机器的主要力量。
  
   “打倒独裁者!”
  
  受德国在战场上胜利的鼓舞,并在德国纳粹大量金钱的资助下,丹麦的纳粹党试图于1940年6月在哥本哈根发动一场政变。它没有获得成功,可是,丹麦的领导人们开始采取行动,让政府免受任何进一步的纳粹化企图的影响。五个政党于7月2日成立一个名为九人委员会的议会小组,自那时起,该小组就在政府中负责实际的决策。有的部长被免职,包括外交部长-其对合作政策的影响无处不在。可是,尽管芒克被罢免,他的政策却没有被废除。
  
  新外交部长是埃里克斯卡维纽斯(ErikScavenius),他之前曾担任过此一职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过驻德国大使,当时丹麦曾成功地保持中立。尽管高傲和不受人欢迎,斯卡维纽斯却被认为是非常讲求实际,足以应付柏林的那头猛兽,而且他在执行合作政策时持有一种更为宿命论的态度。他虽然不是亲德国人士,却坚信德国将赢得战争,所以他的目标是挽救他的国家免受纳粹的压迫。
  
  斯卡维纽斯明显地向丹麦的新主人靠拢,并说丹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与它南边的伟大邻居发生冲突。”他称赞德国人在战场上的胜利,坚持说“欧洲的新时代”已经开始,并号召丹麦人与德国开展“积极的双边合作。”这种讨好的态度成为丹麦纳粹党发展壮大的契机,纳粹党要求国王将除斯卡维纽斯之外的所有部长解职,并以纳粹党员或者“理解新时代”的其他人取代他们。国王拒绝了,可是政府依然尊重德国人的感受。在1941年初,被视为是有害于丹麦外交关系的公开声明要承担刑事责任-甚至私人谈话也会让人入狱。新法律授权对“占领军的敌人”实行终身监禁。
  
  1941年6月22日,德国军队进攻苏联。德国人要求丹麦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并逮捕丹麦共产党的主要成员。这让丹麦的领导人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屈服于这样要求将进一步违反丹麦公民的宪法权利,而不这样做则可能会促使德国人逮捕共产党人士。保守的人民党的党员承认,这一要求“有违于丹麦人普通的正义感”,同时却指控共产党人是制造“恐怖和破坏”的人。丹麦国会于8月份认定丹麦共产党为非法组织,警察逮捕了300名党员,包括三位议员。丹麦的自由空间受到了挤压。
  
  当东线战场的战斗继续进行时,希特勒决定,他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应该包括整个欧洲。他于1941年11
    
  月“邀请”丹麦成为交战国。在一次紧急会议中,丹麦的部长们表现得模棱两可。冯伦特费恩科于11月23日再次重申柏林的邀请:“丹麦必须立即签署协定。否则的话......丹麦会被视为敌对国家,并必须面对不可避免的后果。”斯卡维纽斯去柏林签署了协定。
  
  第二天,哥本哈根的学生在阿玛利安堡广场上聚集,并游行到丹麦纳粹党报纸的办公室,接着去了丹麦国会。“他们将警察凉在了一边,在哥本哈根的许多地方示威,高呼‘打倒斯卡维纽斯’和‘打倒卖国贼’,”伦敦的泰晤士报这样报道说。“警察使用了探照灯,用警棍殴打民众,并打了许多空枪,成功地将通往......德国人所在的总部的道路封锁住。”当斯卡维纽斯从柏林回来时,由于担心他的回归会引发更多的示威,他受到最严格的保护。
  
  上述这一切让德国人和丹麦政府都感到吃惊,它们现在不得不抛弃这一幻想:合作政策真的获得了公众的支持。几天后,政府谴责了抗议者,可是丹麦内阁却悄悄地决定,如果德国人坚持要求在东线战场利用丹麦的士兵和军用设备,或者要求制订反犹太人的法律,政府将拒绝这么做。然而,在几个星期的时间内,这里所展示的微弱骨气就无影无踪了,因为政府被迫向德国海军交送了六艘新的鱼雷快艇。为阻止德国人将丹麦士兵纳入作战队伍所做的事情也很少。很快,所有处于服兵役年龄阶段的丹麦男人都应征加入丹麦自由兵团。至于如何回应占领军的问题,答案不再限于歌唱会或者街头游行-现在,它关乎的是与他们一起战斗还是与他们战斗。
  
   “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行动起来”
  
  1942年初,丹麦人开始以物质力量乃至破坏活动挑战德国人。一个团体由来自alborg的学生组成,他们称自己为丘吉尔俱乐部;他们的口号是:“如果成人们不做点什么,我们就做”他们中的一位领袖人物回忆道:“我们有一个反纳粹的标识,是每个臂弯的顶部都带有箭头的万字饰(译注:德国纳粹的标识),我们将它画在墙上,楼道里,以及我们力所能及的所有地方。”“我们最好的成绩是烧掉了一个满载着战争物质的运货火车。”
  
  最为活跃的破坏团体由共产党人领导,在德国攻击苏联后,他们已转入地下。以共产党游击队为组织形式,他们袭击生产战争物质的小型工厂。在几个月的时间内,非共产党的成员被允许加入,而该团体的名称则改为“中产阶级游击队。”上述行动造成的破坏很少,但它们却让合作政策变得复杂起来:如果政府镇压捣乱者,它就会削弱已经在减少的民众对它的支持;如果它什么都不做,它会得罪其德国主子,而政府的存在要依赖于后者的认可。
  
  与此同时,最近繁荣起来的地下出版业开始提倡反对占领军的行动。自由丹麦语于1941年秋天出版,随后是富有影响力的自由丹麦-由反对德国的政治人物创办-和其他文本。参与其中的许多人是很少有新闻经验的年轻人,并且只有少数几台打字机和老式的油印机。难以获取的是金钱、纸张、油墨和值得信赖的助手,还有没有被发现之危险的操作空间。不过,地下出版业很快成熟起来,且从未被有效地镇压过。1942年底,一家非法的通讯社-信息-开始提供从英国广播公司、瑞典、丹麦的部委机构以及未经审查的新闻来源那里收集到的报道。1943年非法出版物的总流通量达到260万份,一个非法的出版协调委员会和联合新闻室成立了。
  
  阿恩塞吉尔及其朋友离开斯拉吉尔斯(Slagelse)镇,到哥本哈根大学上学。他们加入了出版的前沿部队。找到一台老式的油印机之后,他们成立了学生信息服务中心。很快,他们就出版非法书籍,将这些书包在硬纸箱里,并从他们的公寓和家中把它们发送出去。约翰斯坦因贝克(JohnSteinbeck)所著的月亮落下了是一本畅销书,还有丹麦的白皮书-它重新发表了德国入侵时政府与军队所举行会议的文件。该书中所披露的政府的和解行动让许多丹麦人感到震惊;销量达20,000多册。另一本名为希特勒演讲集的书有这样一个封面:它以幽默的手法描述希特勒-骑在白马上,戴着骑士的盔甲,拿着纳粹旗帜。两千本书被邮寄到德国军队的邮政地址;认为上述形象无礼冒失的纳粹党徒们被激怒了。
  
  不管是以书面的形式还是在公开场合,抵抗和不合作都成为丹麦人应对占领的主题。在1942年5月首相思道宁的国家葬礼上,12,000多名民众挤满哥本哈根最大的会议厅,表达他们的敬意。克里斯蒂安国王预期会参加,所以,当大厅后面的人群开始骚动时,每个人都站起来翘首以待,认为他们会见到为人所热爱的领袖。然而,德国部长冯伦特费恩科进来了。一位观察员报道说,“无法描述的是,人们以何等快的速度再次坐了下来,而且由于厅很大,动作就像波浪一样,并成为一种独特的默默无语的示威。”当国王最终抵达时,他受到热烈的欢迎。
  
  作为丹麦人传统的化身,克里斯蒂安国王在社会和精神方面是一个关键人物。在战争之前,他每天骑着马穿越哥本哈根的大街小巷,在占领期间,这些骑马活动继续进行。由于他骑马时没有人护卫,民众会沿路排成队伍,要么欢呼要么走上前去与他握手。德国士兵也会迅速立正,可是国王会毫无例外地将目光从他们那里移开。“他让我们坚持下来,他让我们团结起来,他指导着我们,”哥本哈根的主教评论道。
  
  另一个享有号召力的人是约翰克里斯特摩斯穆勒(JohnChristmasMoeller),他是议会中的不合作派议员。1941年,德国人施压让他辞去商务部长的职务。在他坚持通过地下报纸和群众性集会批评德国政策之后,冯伦特费恩科要求将穆勒从议会中驱逐出去,并禁止他发表反对德国的演说。丹麦人拒绝了,于是德国人决定将他逮捕。然后,他逃到伦敦去了,在那里,他通过广播中鼓舞人心的呼吁,在整个抵抗运动时期都发出一种明晰无误的反抗声音。
  
  1942年8月,德国人试图反制日渐增强的抵抗活动-要求扩大新闻审查并对抵抗战士处以死刑。政府拒绝了这些要求,可是也谴责了抵抗活动。几天后,穆勒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向他的国人发出一种不同的呼吁,这种呼吁更能代表他的祖国里的那种精神:“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行动起来。我们有责任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伤害德国的事......履行你的职责-付出你的努力。”
  
   侮辱、标识卡和罢工
  
  随着丹麦人抗命力度的增大,希特勒开始确信,丹麦正处于叛乱的边缘。就在这个时候,英国人和美国人正准备入侵北非的最后计划,而德国元首正全力试图阻止盟军。任何潜在的分散注意力的事情-就像丹麦的情况那样-必须被预先阻止。于是,这位德国领导人决定,改变丹麦-德国关系是必要的-尽管他需要一个由头来为他的行动提供合理的借口。
  
  1942年9月26日-这一天是克里斯蒂安国王的七十二岁生日,这个由头来了。希特勒发了一封电报,庆贺并祝福国王。国王冷淡且简洁地回答道:“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克里斯蒂安雷克斯。”希特勒将这视为对他本人的冒犯和丹麦不合作的表现。他的应对办法是,召回冯伦特费恩科,要求丹麦为德国部队提供30,000名年轻男子,并要求罢免德国政府。伦敦的每日电讯报头条是:“希特勒准备接管丹麦。盖世太保的统治对克里斯蒂安国王构成威胁。”
  
  德国人派出两个新的党羽,对丹麦人施加压力。赫尔曼冯哈纳克(HermannvonHanneken)将军被派来接管军队指挥权。沃纳百思特(WernerBest)博士将军是纳粹的资深官僚,成为德国在丹麦的全权代表;希特勒在一个私人会晤中指示他要“实行铁腕统治。”柏林最后的指令是要任命长期以来为纳粹党所钟爱的外交部长斯卡维纽斯为首相。他迅即让他的内阁充满亲德国的同僚。对他的蔑视已经肆无忌惮的丹麦公众到处进行抗议和示威。
  
  沃纳百思特决定不伤害丹麦人提供物质的意愿,并认为第一优先事项是赢得战争,而压制性措施只会促使抵抗行动发展壮大。这让他直接与冯哈纳克发生冲突,可是百思特拥有最终的决策权,除非柏林有另外的指示。他开始与丹麦的议员们建立亲密的关系。在一份谈到他就任后最初几个月的情况的报告中,他提到,丹麦民众对战争感到“厌烦和疲倦”,德国从丹麦的进口增加,而且工业和农业生产大幅提升。柏林表扬了他的工作,然而百思特却是在粉饰局势:表象之下正涌动着反对占领者的强烈潜流。
  
  1943年3月23日,百思特允许丹麦举行议会选举-这是他最大的失误之一;德国想要证明,它珍视被占领国家的自主权。尽管丹麦的共产党人敦促选民投空白票,以示抗议,其他政党则试图让更多的选民投票。大部分抵抗团体都支持一个民主党派联盟。丹麦青年人合作运动分发了一百多万张带有国旗和“已投票”字样的选民标识卡。展示标识卡不仅是一个象征性举动,而且它还让潜在的弃权者感到羞耻。最后,参选率达到89.5%,是该国历史上的最高值。联盟党派获得超过94%的选票,并赢得丹麦国会中149个议席中的141个。丹麦纳粹党只保住了他们的三个议席。
  
  百思特将纳粹党的恶劣表现归咎于丹麦纳粹党领袖佛里茨克劳森(FritzClausen)的无能。他没能明白的是,由于重新确认了人们明确地向往自己国家的民主而非外国的占领,选举是一个重大的挫败。在二十世纪,威权政府很少能认识到,举行选举会让一场民众运动获得自主性力量-以及增强反对派力量的潜在机会。
  
  现在,抵抗活动越来越多地将其行动的理由与丹麦人影响战争的机会联系起来。英国广播公司增强了其宣传活动,敦促丹麦人与德国决裂。黑名单被制订出来,参与亲德国活动的丹麦人的名字被通过广播宣读出来-这让人想起与英国殖民当局合作的印度人所遭受的耻辱。联军的胜利-尤其是德国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得到广泛的报道,其中隐含的希望是,丹麦人会受到鼓舞,去进行抵抗。
  
  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造成更多的破坏活动。7月份有93起事件,8月份有220起事件。名为丹麦人霍尔格的团体是一个主要的煽动者-它以一位传奇式丹麦英雄命名,每当丹麦处于危险之中时,这位英雄就会从沉睡中苏醒。“我憎恶并厌倦于看到大街上充斥着德国人,”简斯理路伦德(JensLillulund)在解释他为何帮助成立该团体时说道。“我正沿着哈罗德斯歌德地区骑车前行......这时,一群士兵过来将我围住,我暴怒了......我下定决心,如果我再次被捕,那将是因为做了什么让德国人受伤的事。”可是,让入侵者更为受伤的是破坏活动之外的事。
  
  在其他积极抵抗的迹象的激励下,工人们开始罢工。丹麦人对这种抗议形式并不陌生:1920年,劳工领袖们呼吁进行全国性的总罢工,要求宪政改革(这导致内阁和议会拥有更多的决策权)。现在的目标是一个外部的敌人。在一艘维修中的德国巡洋舰受到破坏性攻击后,奥顿斯(Odense)市的德国指挥官将士兵派到造船厂,这时,该市船厂的工人就停工了。与鲁尔区的德国工人非常相似的是,对于丹麦人来说,没有什么事比被迫为外国人工作更让人难堪的了。当有关此事的消息传到该市的其他工厂时,工人们团结一致地停工了。
  
  罢工从奥顿斯蔓延到埃斯波吉格(Esbjerg)。埃斯波吉格是加特兰(Jutland)西海岸的一个港口,那里的一个储存鱼的仓库的停工发展成全市范围的“民众罢工。”所有人-包括渔夫、警察、消防队员、办公室工作人员以及公务员-都停止工作,关上大门,并一起来到市中心。愤怒的德国人实行起严格的宵禁,可是宵禁受到人们的蔑视。民众涌上大街,拒绝回去工作,直到宵禁被取消。五天之后,德国人反悔了。两天后,奥顿斯爆发了另一处罢工,而且抵抗活动似乎扩散到更大的城市,包括阿尔伯格(Aalborg)和阿哈斯(Aarhus)。在奥顿斯市,部委官员、市长、乃至工会领袖都哀求工人回去工作。可是,工人们已经明白,罢工是如何让德国士兵和管理者感到不安的。如果德国需要一个正常运转的丹麦经济,那么工人们就会尽其所能地让经济活动戛然而止。
  
  奥顿斯的罢工开始具有暴力性质了。一群愤怒的民众一度挑衅一位士兵,该名士兵拿出枪,向人群开了很多枪,打伤了四人,包括一位年幼的男孩。愤怒的民众制服那名士兵,将他打死。希特勒在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对该市课以一百万克朗的罚款,罚款要交付给德国军队。宵禁也要强制推行,同时,剧院和电影院被关闭,而且如果不交出那些“犯下虐待德国军官之罪”的民众,有人就有被逮捕的危险。
  
  对于沃纳百思特来说,罢工极其让人尴尬,他无数次地请求丹麦政府控制住罢工活动。然而,无人理睬丹麦内阁和议会发出的要求回归“平静与秩序”的呼吁,因为工人们支持抵抗行动的领袖们。百思特被召到柏林,因正在发生的事而被追究责任。他建议继续采用温和手段,并指出,罢工只是一次性的事件。可是,这次他被冯哈纳克将军占了上风,而后者长期以来一直主张采用军事解决办法。由于罢工和破坏活动的蔓延无法被控制住,而且战争正发生危险的转变,希特勒最后同意了将军的意见。除非丹麦人同意严厉的新条件,否则会宣布实行军事紧急状态,而冯哈纳克将军则将接管这一国家。
  
   “这是一个转折点”
  
  1943年8月28日,德国人向丹麦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并采取八项具体措施:禁止罢工、超过五人的公开集会、以及在关着的房间或公开场所中的私人会晤;在晚上实行宵禁;收走所有的武器;将审查工作转交给德国人;建立简易审判厅以处理所有违反这些规则的行为;并对破坏活动、违抗德国军队以及拥有武器的行为处以死刑。简言之,丹麦会被噤声和阉割。
  
  最后通牒被立即拒绝。“满足德国人的要求将会减弱政府让民众保持克制的可能性,”政府回答道。合作政策完了。斯卡维纽斯和他的内阁辞职。第二天,德国军队占领了火车站、电厂、工厂和其他关键设施。士兵走进居民区,逮捕富有影响力的大学教授、报纸编辑、议员和商人。每一个主要建筑物和设施都派驻有德国哨兵。丹麦人打开收音机听新闻时会首先听到冯哈纳克的声明:“公务员应继续工作,遵守德国当局所下发的命令......所有的罢工都是不允许的,而且可能会受到死刑的处罚。”另外还有一件事:所有的电话都被弄得无法使用,而且邮政服务也被关闭。
  
  军队的接管让沃纳百思特处于被冷落的地位,他急于为他自己的失败找到替罪羊。与二十世纪的其他固执己见的政治失意者一样,他认为媒体要负责任,指责它们无视他关于不要激怒德国人的警告。“在这个荒谬的小国家,媒体散播了一种德国是虚弱的信念,”他对一群正在开会的著名媒体人这么说道。“昨天晚上,你们获得了自己的奖赏。”对于丹麦的抵抗行动来说,这确实如此。镇压让抵抗的使命变得清晰。“当然,这是一个转折点,”地下报纸自由丹麦如是说。“可是,事实上,这只意味着一种缓慢演变的事态......现在得到了公开的证实。”八月的罢工显示丹麦人会对抗德国人;街道上的士兵现在提醒人们:他们是一场更大的战争的一部分。
  
  然而,对丹麦全体民众来说,个人风险正成为公开抵抗的伴生物。在过去三年的时间里,尽管其合作政策遭人鄙视,他们的政府在普通丹麦人和德国人之间却起到缓冲作用。虽然各部委部门在内阁辞职后仍旧照常运转,以维持公共和社会服务的运营,那个挡箭牌现在却差不多消失了,而且人们无法得知冯哈纳克将军会做出什么事。
  
  对于丹麦的8,000名犹太人来说,对未知之事的恐惧更甚。从占领一开始,丹麦政府就保障他们拥有平等的权利。希望防止骚乱的德国人在丹麦犹太人问题上降低了调门。在初次入侵后仅仅六天,冯伦特费恩科就警告柏林说,“如果我们在这一问题上所做的事情超出非常必要的范围的话,那就会导致政治与经济生活的瘫痪或者很大的动荡。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不应该被低估。”
  
  当沃纳百思特在发号施令时,他继续这种不干涉策略,他的上级-外交部长约西姆冯里宾特洛夫(JoachimvonRibbentrop)-从未迫使他改变政策,尽管有来自阿道夫艾希曼(AdolfEichmann)和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Himmler)的压力。可是,当罢工和破坏活动于1943年8月达到顶点时,总是能够觉察到政治风向变化的百思特改变了他的策略。他于9月8日起草了一份发给柏林的长长的电报,建议逮捕丹麦所有的犹太人。他知道这会取悦于艾希曼、希姆莱,以及最为重要的希特勒。他还要求执行这些逮捕任务的警察人员。
  
  9月15日,党卫军营队和安全官员开始抵达哥本哈根。两天后,百思特得到希特勒正式的批准。到这时,让百思特再次担心的是,逮捕犹太人会导致太多的骚乱。他向其在哥本哈根最为亲密的朋友之一乔治达客维茨(GeorgDuckwitz)讲述了他的保留看法。后者是德国的货运专员,自青少年时期就参与到纳粹党的活动中来。他反对逮捕行动,因为这会损害德国-丹麦的关系。在他看到希特勒给百思特的答复的那个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知道我必须做什么。”
  
  百思特意识到,他仍旧必须遵守命令,执行计划。由于犹太新年开始于9月30日星期四,犹太人家庭会在星期四以及10月1日星期五在他们的家中庆祝新年。于是,他建议逮捕行动于星期五晚上十点钟开始,并持续到星期六早晨。如果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的话,犹太人将会大吃一惊,在他们的家中被抓获,并且相对来说,这不会引起多大的动静。可是,没有德国人-甚至沃纳百思特也没有-预计到乔治达客维茨会做些什么。
  
  9月28日星期四,在与百思特会谈之后,达客维茨打电话给汉斯海德托福特(HansHedtoft),要求见他以及他的社会民主党同僚。后者是丹麦的一位政治人物,也是达客维茨的私人朋友。当他们在那天下午碰面时,达客维茨显得毫不忌讳,因为他将德国人的计划告诉了他们,并督促他们开始向犹太人发出警告。他们立即与犹太人社区最重要的男子联系,包括拉比马库斯梅尔希尔(MarcusMelchior)-他是大拉比-和朱利斯马格林斯基(JuliusMargolinsky)-他组织人们送信,告诉犹太人躲藏起来。
  
  部分地是由于许多非犹太人的丹麦人,这一消息像闪电般散播开来。救护车司机约根纳德森(JorgenKnudsen)翻遍当地的电话薄,寻找有着“听起来像犹太人的名字”的家庭的住址。接着,他开着他的救护车去警告他们,而且如果他们没有藏身之处,他就把他们带到医院或者积极进行抵抗的医生的家中。其他的犹太人在大街上被全然不相识的人主动接近,而且这些人要将他们公寓或者房子的钥匙交给犹太人。正如海法大学研究犹太人当代史的教授莱尼亚西尔(LeniYahil)所说,“这里的情况是艾希曼及其手下人所不习惯的。”丹麦的犹太人已经溜掉,“躲在丹麦人在一夜之间所堆起的生命墙的后面。”一位丹麦人写道:“......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经历,因为我们看到,由于对德国的力量的敬畏,一直对自己说‘我能怎么办呢?’的同一群人是如何突然同心协力地站起来对抗德国人,并向他们无辜的弟兄积极提供帮助的。”
  
  对犹太人的救助震动了整个国家,驱使很多丹麦人展开有力的抵抗行动。自由丹麦报宣布丹麦人不能屈服于德国人的威胁,即便“如果我们帮助我们的犹太同胞,严厉的处罚在等着我们,而且我们有被带到德国的可能性......我们也应该继续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们。对我们而言,过去两个晚上的经历已成为丹麦命运的一部分,而且如果我们在这一危难的时刻抛弃犹太人,我们就是抛弃了我们自己的祖国。”
  
  代表丹麦社会各个层面的组织几乎都谴责了德国人的举动。哥本哈根大学和阿哈斯大学关闭了一周,以示抗议。丹麦宗教部向沃纳百思特发出一封抗议信,并将此信转发给神职人员,以便他们在讲道中采用。(从此以后,教会帮助建立了地下网络,而且信徒们也大量加入现有的抵抗团体。)最后,新近组建的自由委员会-一个七人小组,代表不同的抵抗团体-发出一份声明,谴责“德国人发动的大屠杀。”
  
  然而,犹太人仍未获得安全。德国人10月2日的一个命令要求所有的非犹太人把他们交给当局-因此,他们绝无可能再继续安全地躲藏在丹麦了。他们必须找到一条去中立国瑞典的途径。为将犹太人从内陆地区的藏身之处运送到海岸,几十个团体涌现了出来。在海边上,犹太人可以被装进渔船、橡皮艇救生船、乃至单人皮艇。那个名为丹麦人霍尔格(Holger)的破坏团体现在倾全力救助犹太人,他们在哥本哈根港口地区的家中躲藏起来,直到傍晚时分,那时犹太人会被该团体的十二艘渔船带到瑞典。
  
  阿恩塞吉尔及其在学生信息服务中心的同事收集有关犹太人逃亡路线上德国军队活动的信息-这是一个付出了惨重代价的无法估量的贡献:五位学生在一次收集情报的活动中被杀害。国民时报的记者们与抵抗团体和地下救助小组保持着联系,提供有关逃亡路线和德国军队数量的信息。代号“土豆”被用来指代逃亡的犹太人。一位记者记得曾这么报道过:“今天,十八包土豆卖给了爱吉(Ege)太太......二十包土豆通过林格比(Lyngby)的中间商卖掉......将土豆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是个好主意。”
  
  每当一船的犹太难民向瑞典驶去时,丹麦的抵抗活动就会尝到另一次胜利的滋味,而且每一次的胜利都有助于增强其决心并扩大其队伍。尽管德国士兵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继续搜捕丹麦的犹太人,他们的努力基本上是徒劳的,因为7,200名犹太人成功地逃到了瑞典。在10月1日和2日的袭击中,只有472名犹太人被抓获。让上述行动成为可能的国民的团结使得丹麦更为坚决地反抗德国人,而且它向盟军和持怀疑态度的丹麦人证明,一个有着具体和现实的目标、组织良好的抵抗行动是能够颠覆第三帝国的权力的。
  
   “丹麦人民最伟大的胜利”
  
  紧跟着这一胜利的是,由于该国最受人尊敬的诗人和剧作家之一凯基曼克(KajMunk)被暗杀,丹麦的抵抗行动进一步升级了。曼克的职业是牧师,他利用其在新年前夜的讲道谴责德国人的占领,并鼓动他的听众开展破坏活动。后来,他被一个德国的恐怖主义小组从家中拖出来,开枪打死。在那同一天的晚上,演员凯耶尔德阿贝尔(KjeldAbell)在哥本哈根皇家剧院开始演出时要求观众拿出“一分钟的时间,为死于今天的丹麦最伟大的剧
    
  作家默哀。”剧院陷入一片沉寂之中,观众们看到阿贝尔拿起他的外套,走了出去。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尽管有德国人的禁令,纪念活动还是有很多,而且图书经销商以黑色的纸张来装饰他们的窗户。
  
  为利用并发展这种张力,处于地下状态的自由委员会赢得丹麦军队的认可,承认它为丹麦事实上的政府,直到国王能够自由地组建一个新政府。委员会同意,抵抗的首要目标应该是积极反对德国军队,而且它成立了一个指挥委员会,以协调所有的抵抗行动。丹麦的抵抗行动已经在一百个地方涌现并且像野草一样地扩展,现在它有了集中化的领导以及统一的声音。
  
  1944年初,丹麦被分成六个抵抗区域,每个区域都独立于其他的区域,但是所有区域都要受指挥委员会的指导。每个区域都成立了地下的民兵组织,这些组织利用从英国和瑞典走私进来的武器进行训练。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这些团体就与其他的破坏小组一起行动,打击为德国人生产小型武器、坦克、飞机和大炮的许多丹麦设施。6月份,破坏者对铁道线进行了十九次攻击,是之前五个月的平均数的三倍。
  
  现在,自由委员会推动抵抗行动超越于其初期的使命-也即争取丹麦行使自主权的空间,进而采取能够严重削弱德国人对丹麦之剥削的有力行动。然而,它的一位创始人认为,它首先必须实现另一个目标。在一封致伦敦的穆勒的信中,弗洛德加科布森(FrodeJakobsen)指出,“对我而言,争取我们民众的灵魂的斗争是最为紧要的......对我来说,问题必然是:‘一个人怎么才能让大量的民众参与到战斗中来?’而非:‘一个人怎么才能最大限度地伤害德国人?’我敢打赌,如果效果是一样的,让1,000人参与到行动中来比让10人参与更好。”
  
  为实现这一目标,加科布森反对丹麦军队建立地下武装的想法,因为他认为,抵抗行动必须是所有民众都能干的事,而大部分民众必须生活在地上。他希望整个社会都反对德国人,而不只是一群武装起来的枪手们,正如甘地所明白的那样,如果要有效地反对一个外国的占领者,各行各业的民众必须要参与进来。当大多数民众都起来反对外国势力时-也即当他们撤回他们的认可时,那么,外国势力就既不会享有它进行统治所需的那种合作,也不会拥有它自以为是地进行统治的合法性。
  
  在面向所有丹麦人发言时,委员会首先注重的是非暴力抗争。“我们所有人都有目的和不知疲倦地......设置障碍......否认、拖延和缩小。”采取暴力抵抗的只是那些“有勇气和手段的”人士,而且其针对的是“对于占领当局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环节。”可是,随着破坏活动的增加,德国人的报复也跟着增多了。这些报复行动一般由丹麦希尔伯格军团执行-该军团由亲纳粹的丹麦自由军团的退伍军人组成。该军团采取反破坏行动-这些行动被称为希尔伯破坏行动,以攻击所有丹麦人所珍视的民族标志和地点。比如,在对为德国人生产步枪的工厂进行破坏之后两天,希尔伯格军团就放火烧了丹麦皇家陶瓷厂,并在哥本哈根著名的蒂沃利公园放置炸弹。
  
  6月中旬,海因里希希姆莱命令百思特镇压捣乱者。6月25日,他命令全国再次进入紧急状态,在晚上8点到早晨5点实行宵禁。作为回应,哥本哈根博美斯特维恩造船厂的1,200名工人于第二天下午一点就停止工作。他们向其上司保证他们不是在罢工,而只是早点停止工作,以养护他们的花园,因为宵禁让他们没有足够多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有关这一花招的消息迅速传到其他工厂,并成为停工的借口。
  
  丹麦人没有去为他们的花浇水,而是在哥本哈根的街道上汇合,聚集起来向德国人示威。名为信息的地下通讯社报道说,“哥本哈根人几百人一群地站在街角上,这样他们就能在德国的巡逻人员到来时沿着辅路逃走。他们对丹麦的警察说:‘别管这事;’警察就不管了......人们用由铺路石、货车、自行车构成的路障将街道封住,并向德国人扔东西,后者则极其疯狂地向四周开火。”到当天结束时,六名丹麦人被杀害,另有几十人受伤。
  
  第二天早晨,全城各工厂的工人都加入到罢工中来。“早点回家”运动扩散开来,现在,有些城区处于公开叛乱的状态。由于担心出现最坏的情况,沃纳百思特将宵禁推迟到晚上十一点,可是这没有产生什么作用;有轨电车和公交车被弄脱轨并被推翻,更多的路障被建立起来,而且大火照亮了夜晚的天空。被混乱局面激怒的百思特召集了与丹麦政府管理人员和工会领袖的紧急会议。罢工让为德国军队生产和运输武器与汽车的工作停了下来,而德国军队在整个欧洲地区远远低于对手军队的数量。他威胁说如果罢工继续进行,就要处以严厉的惩罚,并警告丹麦官员,他们个人会被追究责任。
  
  在经过一番仔细的思考之后,丹麦的政府管理人员向公众发出呼求。“采取会带来无法弥补之后果的措施的危险近在眼前......因此,我们诚恳要求所有人都恢复他们的日常工作。”可是,由于知道除非承认德国人的压制,丹麦人不会真的把他们当回事,他们还加进一句话,指责德国人“令人遗憾地实施了各种不同的措施。”这让百思特火冒三丈,因为是他命令德国军队切断对该市的所有汽油、电力和水之供应的。在与丹麦官员的最后一次会谈中,百思特说,“德国的名誉已经受辱,有人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哥本哈根的乌合之众必须尝尝鞭子的滋味。”
  
  6月30日的深夜,自由委员会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并决定,既然罢工已成为到目前为止针对德国人的最大的抵抗行动,它必须支持他们。委员会在第二天早上宣布:“这是有史以来丹麦所发生的最大规模的全国性示威。”“希尔伯格军团对生命和财产反复的攻击以及德国占领军对法律和民权的系统性破坏让人民忍无可忍了。自由委员会支持继续罢工,直到希尔伯格军团被撤销以及紧急状态限制被取消。”抵抗行动的暴力没有沉重打击德国人,可是对民众的暴力却唤起全国人民采取大规模的非暴力行动-而抵抗运动领袖则迅速抓住这一机会。
  
  接着,德国人试图切断哥本哈根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然而,因为德国军队正被从丹麦调走,转移到前线战场,对哥本哈根的封锁没有足够多的人力,成千上万的民众轻易就通过了封锁。在该座城市中,罢工活动增多,战壕被挖出,工人们把鹅卵石街道弄得支离破碎,并向德国士兵扔石头,以刺激士兵开枪还击。到7月2日星期六晚上时,23名丹麦人被杀害,受伤者超过203人。罢工和抗议蔓延到西兰和加特兰的城市。德国人进行报复:坦克开进哥本哈根的商业区,四处充满了这样的流言:丹麦首都会因受到轰炸而屈服。由于公用服务被切断,人们就从附近的湖中取水,并搜集木材,在街道上烧烤食品。地下团体采取协调行动,秘密地运送牛奶、鸡蛋和奶酪,店铺主人则以低价出售农副产品。
  
  尽管出现这种抗命行动,不清楚的是,人们能够忍受这种情况多久,而德国空军轰炸的危险的确存在。于是,地方官员、工会官员以及重要的议员在德国人和自由委员会之间进行调停,以试图打破丹麦人挑衅与德国人报复的循环。百思特同意从该市中撤走遭人恨的希尔伯格军团,停止宵禁,并命令德国士兵不要向丹麦民众开枪。他还承诺在罢工结束后废除紧急状态,并恢复汽油、水和电力服务。
  
  对于德国人来说,“人民罢工”揭示出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自由委员会现在凭借着它的不合作政策对丹麦拥有支配力,而罢工让德国人的主导地位之前所拥有的所有公信力都不复存在了。让这些挫折的后果更加严重的是整个欧洲战场上的失利,而这让占领军士气低落,却激励了丹麦人。在7月4日星期一的晚上,委员会分发一份“胜利告示”,其中列出德国人的让步,并赞扬丹麦民众在面对德国人的报复时的坚忍。它还总结道:“全面的罢工是比随意的捣乱有效得多的武器。人民罢工是决定性的-不是街道上的路障或者骚乱......哥本哈根的人民罢工是丹麦人民在占领时期到目前未知最为伟大的胜利。”
  
  从那时起,自由委员会不再强调破坏活动和军事措施,而是强调非暴力行动。1944年8月,委员会不再组织地下民兵,并反而采取行动,协调罢工活动。它的一位成员写道:“我们能够在提前几个小时通知之后就发动一场大罢工,罢工的范围从公职人员和公共部门到一般的经理人员。如果我们希望如此的话,整个国家会停顿下来。而且不仅如此,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我们还可以命令在部分部门工作的民众举行大罢工,而让其他部门正常运转。”有限、受控且有选择性的非暴力罢工现在成为首选的制裁手段。
  
  7月12日中午,全国有一个两分钟的默哀,以纪念那些在人民罢工中死去的人,这一行动在8月29日又再次上演。在占领期剩余的时间内,上述类型的纪念性示威经常举行。由于十一位十几岁的丹麦青少年因他们在破坏行动中的角色而被处死,1944年8月14日,博美斯特维恩造船厂的工人们举行了罢工。自由委员会介入进来,并呼吁在第二天举行二十四小时的罢工。委员会还敦促工人们“避免示威。保持冷静和庄重。”罢工很快在全国各地蔓延,并且在十天之内,五十四个城镇参与进来。
  
  仅仅在一个月后的9月14日,大规模的罢工就爆发了,抗议将丹麦的犯人引渡到汉堡。作为沃纳百思特和丹麦前任政府之间协议的一部分,在佛罗斯列夫(Froslev)建立了监狱,这样,丹麦的犯人就能够留在丹麦的土地上了。现在,百思特毁弃这一约定,200名犯人被运到了德国。作为回应,德国边界沿线上的丹麦铁路工人罢工。罢工很快蔓延到整个加特兰地区,并让铁路网瘫痪。德国人在将士兵运送到前线时严重依赖于铁路;他们的回应办法就像法国人在鲁尔区所做的那样:占领主要的火车站。罢工者受到被处以死刑的威胁,而且另有500名犯人按计划要被引渡。由于担心德国人会将威胁变成现实,国家铁路总监和工会领袖试图说服工人回去工作-却没有收到任何果效;加特兰地区爆发了总罢工。自由委员会支持它们,并呼吁举行全国性罢工,到星期一中午结束。那天早上午,城市里的生活陷入停顿状态,为德国军队生产补给品的工作再次停了下来。
  
  之后不久,占领期最大也是最后一次罢工爆发了。9月19日,在虚假的空袭警笛的掩护下,哥本哈根、阿哈斯、阿尔伯格和奥顿斯的装满德国士兵的卡车停在警察总部和分局的外面,士兵们开始逮捕丹麦的警官。对于德国人而言,由于他们对破坏活动和秩序混乱视而不见,丹麦警察已变得不可靠。到当日结束时,将近10,000名警察被逮捕和缴械。在阿玛利安堡城堡,国王的警察卫队被扣押。当一位德国军官告知国王,他被命令要将万字旗升起在城堡上时,国王拒绝这样做,并大声宣告:“如果出现这种事的话,丹麦士兵会过去将它拿下来。”“那位丹麦士兵会被打死,”该军官回应道。“那位丹麦士兵就是我自己,”国王这样应答说。万字旗从未飘荡在城堡的上空。
  
  为对逮捕警察的事件做出回应,自由委员会呼吁举行另一场全国性总罢工,在那一周的晚些时候结束。民众们被要求保持安静,并远离街道,以等待“适当的时机。”五十八个城镇和整个加特兰地区再次都参与进来,并且很少出现暴力对抗的问题。然而,由于街道上没有警察,较大城市中的犯罪行为有显著的增加。9月22日,自由委员会呼吁维持纪律,对各种不同罪行的最高处罚加大了力度,而且地下民兵开始发挥城市卫队的功能。
  
  秩序在秋季多多少少都有所恢复,当时丹麦人-以及被占领欧洲国家的很多人-都认为战争会在几个星期内结束。当战争继续无情地拖延下去,而另一个冬天就要到来之际,丹麦出现煤炭、汽油、水、电和食品短缺的问题。再加上警力单薄的问题,这就为更多的罪行敞开了大门。与此同时,盖世太保通过渗透队伍的办法有针对性地打击抵抗团体,对一些人施以酷刑,并杀掉另一些人。希尔伯格军团回到哥本哈根,烧掉受嫌疑的破坏分子的藏身之处。接着,抵抗团体整个地被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自由委员会的重要成员。报复性抗议突然爆发,可是,由于恶劣的天气,抗议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更为有效的手段是,丹麦政府当局继续拒绝为加特兰地区的德国工厂提供劳力,而且地下抵抗团体的参加人数也暴增;到战争结束时,它们拥有45,000多名成员。
  
  然而,被占领的丹麦仍旧处于危险之中。如果德国人成功地将自由委员会消灭,人们就没有办法知道,依然在位的丹麦政府管理者将如何对付这些新的危险-他们仍旧将自己视为丹麦人的挡箭牌,而非抵抗力量的来源。大体上说,民众依旧将管理当局与斯卡维纽斯的和解政策等量齐观,并反过来信任自由委员会。为防止德国人在其地位受到削弱时滥杀无辜,在抵抗团体的要求下,英国皇家空军轰炸了盖世太保在阿哈斯、奥顿斯和哥本哈根的三处最重要的指挥部-这一攻击行动很可能挽救了成千上万的抵抗战士的性命。
  
  到了春季,和平终于降临欧洲。1945年5月1日,有关希特勒自杀的消息被英国广播公司播报出来,三天之后,所有地方的欧洲人都知道德国投降了。丹麦人为此而欢欣鼓舞,他们挤满所有城镇的街道以示庆祝。“突然之间,所有的窗户上都有了蜡烛,”尼娜艾尔姆戴尔(NinnaAlmdal)回忆道,当时她是哥本哈根的一名学生。“接着,人们成群结队地涌到大街上......走到市中心和......阿玛利安堡城堡。突然之间,街上开来载满地下运动成员的汽车。人们向他们欢呼,那里有一种美妙的解放和幸福感。”
  
  抵抗团体负责维护法律和秩序,而地下民兵组织则将丹麦的通敌者逮捕。自由委员会与其他抵抗领袖以及最近回国的穆勒携手合作,组建一个过渡性的联合政府。战后不久,沃纳百思特和冯哈纳克将军都因命令采取反破坏行动和引渡犹太人而被起诉。百思特被判有罪,并被处以死刑,而冯哈纳克将军被判处八年徒刑。两人都上诉,在丹麦的一个地区性法院受审,在那里,百思特的刑期被减为五年,而冯哈纳克将军被释放。抵抗活动没有让丹麦人失去施与怜悯的能力。
  
  由于民众间的团结滋养了抵抗运动,摆脱了战争的丹麦有着不错的光景。盟军当局发现,丹麦不仅能够养活自己,而且有剩余食品出口到欧洲其他地方。丹麦人在熬过德国人占领时期没有经验到被纳粹压制的其他欧洲人所经历的许多艰难困苦-这是在进行抵抗的过程中没有将他们的社会撕裂的好处。许多丹麦人感到失望的是,他们的国人没有更多地像挪威人、希腊人或者塞族人那样拿起枪支,与他们的占领者在每一个车站、码头和机场战斗,可是,丹麦水道纵横的低洼地带并非武装游击战士理想的活动场所,而且到德国人在欧洲四面受敌的时候,丹麦的抵抗活动已经让纳粹战争机器付出一种迥然不同但却清晰可辨的代价。
  
  丹麦人证明了,不管采取非暴力行动的人士所面对的对手是如何可怕,如果抵抗具有韧性和想象力,军事制裁都不足以毁掉一场民众运动-而且暴力报复只会让反对活动更为激烈。由于知道德国人希望丹麦保持正常状态,丹麦的抵抗运动就努力不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而且它没有让任何破坏活动扩大到引发全面镇压或者使许多平民面临生命危险的程度。如果纳粹这一二十世纪历史上最为残酷的杀戮机器都可能因丹麦的学生、业余捣乱者以及地下牧师们而处于不稳定状态,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的政权应该被视为是在非暴力抵抗下无懈可击呢?
  
   从鹿特丹到罗森大街:对第三帝国的抗命
  
       “我们会重获自由”
  

  在德国军队于1940年4月占领丹麦后一个月零一天,德国国防军的士兵就越过边界,进入荷兰,而德国的飞机则炸毁了荷兰的飞机场。与此同时,柏林驻海牙的大使提交了一份说明,声称德国军队进入荷兰是为了保护其中立地位,并邀请政府将自己置于第三帝国的保护之下。女王威廉敏娜及其部长们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一提议。
  
  当德国的轰炸机蹂躏鹿特丹和其他荷兰城市时,皇室逃到了伦敦,女王宣布伦敦为新的政府驻地,以确保它的合法存在。她宣布:“对于这一践踏文明国家间惯常行为方式的做法,我在此发出强烈的抗议。”然后,五天之后,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温科尔曼(Winkelman)将军签署了投降书。5月29日,第三帝国的荷兰总督阿瑟西斯-因夸特(ArthurSeyss-Inquart)博士发表就职演讲。他声称荷兰人是日耳曼弟兄,并承诺所有的荷兰战犯都会在六月中旬前释放。可是,纳粹对荷兰的计划要激进得多:将荷兰转变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荷兰的经济为德国的战争机器服务,驱逐并消灭100,000多名荷兰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并镇压任何形式的反抗。48
  
  荷兰人有中立的传统,并且最近没有抵抗入侵者的经验。与丹麦一样,该国平坦开阔的地形让准军事抵抗困难重重。可是,学生和工人团体在入侵的那一天就已经携手采取了一些抵抗措施。一个将自己称为古慈恩(Geuzen)行动委员会的阿姆斯特丹小组散播信息说,它会逐渐发展出一个为荷兰自由而斗争的组织:“有一天,我们会重获自由......我们的国家不应成为德国的一部分!”
  
  6月29日是波恩哈德(Bernhard)王子的生日,阿姆斯特丹的民众公开集会反对德国人。这位王子已经形成一种习惯:在所有假日和所有公开的仪式上都戴着一朵白色的康乃馨。在他生日的那一天,插满康乃馨的瓶子能够在所有房屋和临街店铺的窗户上看到。大约在中午时分,人们开始出现在女王威廉敏娜母亲的纪念碑前。每人都买了一朵康乃馨,并把它放在了纪念碑的基座上。到当日末,纪念碑就淹没在鲜花的海洋中了。作为回应,德国人逮捕了示威活动的两位组织者-甚至抓捕了温科尔曼将军,而后者与此毫无干系。
  
  纳粹在秋天的时候开始迫害荷兰的犹太人,起先是将所有犹太人公职官员和教授解聘。在雷顿(Leiden)大学,解聘行动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其高潮是唱国歌。在德尔福特技术大学,学生举行罢课活动,迫使大学关门。雷顿起而效仿之。就像丹麦的情形那样,德国人后来发现,伤害个别的民众-哪怕是犹太人-会加深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憎恨。
  
  1941年2月22日,在荷兰的纳粹分子与武装起来的犹太居民在阿姆斯特丹发生激烈的对决之后三天,600名党卫军士兵介入,封锁了犹太人社区,并逮捕了400名年轻的犹太男子。他们被殴打,然后被送到布肯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有关此事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共产党中的工人们在某一天晚上集会,准备举行大规模罢工。在地下印刷厂的帮助下,他们分发传单,呼吁所有工人都加入他们的队伍。两天后,船厂工人和有轨电车司机首先开始罢工;很快,产业工人跟了上来。企业、车间、办公室和店铺关门,工人聚集在市中心,在那里喊口号和唱歌,以示抗议。在800,000总人口中,超过300,000人参加了罢工。
  
  德国人虽然感到震惊,却迅速进行镇压。成百上千的德国警察和党卫军士兵介入,他们得到命令,无需向麻烦制造者提出警告就可以开枪。宵禁被强制实行,违反者可能会被逮捕。报复的威胁对于阿姆斯特丹市长来说过于严厉了,他命令该市的官员回去上班,否则有被解聘的危险。与丹麦不同,荷兰已被征服,其国家元首已经流亡,因此,荷兰的政府管理者被迫各行其是-而且在战争的初期,许多人在执行德国人的命令时受到约束。最初的这种合作意味着,罢工者是自己单独行动的,而且事实证明,2月份的罢工是不可持续的。
  
  可是,在荷兰社会的草根层面,抵抗成为一种爱国举动,而且大部分民众都参与了。学校教师拒绝将他们的名字提交给德国人批准。艺术家拒绝加入纳粹党的文化协会,即便这让他们失去收入来源和公开展示的机会。160,000多名农民拒绝向纳粹支付所要求的款项,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拒绝加入劳动服务部-一个占领军特种部队,致力于开垦土地。
  
  地下出版物也繁荣兴旺,大约有六十份报纸。(誓言报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今天还在,而且是该国最受尊重的日报之一。)在战争期间,日常的问候和居家生活都充满具有象征性的自豪感。“V”字手势取代了握手,并被涂在所有主要城市的墙上和售货亭上。简单的问候语“你好”成为“绞死所有叛国者”这句话的首字母缩略词。民众还戴着载有威廉敏娜女王图像的硬币。
  
  西斯-因夸特逐渐认识到,荷兰人不会成为顺服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于是,德国人的镇压升级了。到1942年底时,800多名抵抗战士被捕,并被递解到德国的集中营。该国最大的新教政党被解散,而其成员被迫加入一个纳粹控制下的工会。当荷兰天主教会向德国管理当局写信和发电报抗议驱逐犹太人时,约700名犹太裔的天主教徒被捕,并被送往奥斯维辛。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约300,000名荷兰人被迁移至德国的鲁尔区工作-这对荷兰人的家庭生活构成了威胁,强化了他们进行抵抗的意愿。约100,000名被驱逐者成功地逃回荷兰,并在农民和户主家里找到安全的藏身之所。对这一行动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国民组织和国民资助基金,国民组织由将近15,000人组成,建立国民资助基金的是一群逃到英格兰的银行家。基金还资助破坏小组,它们破坏荷兰的铁路线、阻挠武器的运送并袭击德国的物质供应车队。
  
  也许,表现出最大团结的是荷兰的医生们,他们被告知必须参加医生协会,并遵循纳粹的医疗指南,包括审查病人的种族背景和基因缺陷。该国超过四分之三的医生拒绝加入这一组织,而且作为答复,放弃他们的行医,并将他们的铭牌从家里和办公室的门口拿去。一群医生成立了医疗联谊会,该组织通过十一位区域代表与地方上的医生紧密合作,以帮助将受到德国警察攻击的医生藏起来。通过集中化的指导,联谊会避免了纳粹接管他们的职业的命运。
  
  1943年4月29日,德国人宣布,曾于1940年被捕和释放的所有前荷兰军队士兵都会被再次逮捕,并送到德国的劳改营。这一令人震惊的命令影响了超过300,000名的男子。恒基罗(Hengelo)镇的工人立即举行罢工。罢工很快扩散到整个奥微利塞尔(Overijssel)省,以及主要城市爱因霍芬(Eindhoven)-那里的所有飞利浦工厂都陷于停顿。在林姆伯格(Limburg)省,10,000多名矿工走出矿道,举行罢工。到第二天早上时,罢工人数暴增至40,000人。接着,德国警察和士兵介入,开始滥杀无辜。那些被捕之人受到例行公事般的审判,被判处死刑。此后,除林姆伯格之外的所有地方的罢工的强度减弱。一支德国警察部队被派到那里,暴力冲突爆发了。5月5日,林姆伯格的矿工们最终放弃了,并重返工作。罢工让180多人失去性命,400人受伤,900人成为战俘-他们被送到德国的集中营。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抵抗事件更多了,可是,尽管像医生和工厂工人这样的团体坚持抵抗-因为他们的生计直接受到纳粹政策的影响,总的抵抗缺少系统性的指导。就像丹麦的情形一样,抵抗团体的出现具有地方性,而且通讯联系的建立很缓慢。只是到了战争的后期,一个名为核心的团体才试图协调全国的行动-该团体由工会官员、抵抗领袖和地下报纸的编辑组成。他们每周在阿姆斯特丹开会,但从未取得像丹麦自由委员会那样的地位,并因而无法代表大多数荷兰工人和抵抗战士。结果,荷兰的抵抗行动从未有清晰的全国性目标,而且挑战德国人对该国之控制的全局性努力也从未出现。
  
  最后一次重要的抵抗行动发生在1944年9月,当时,荷兰的铁路工人举行罢工,以阻挠将犹太人运送到东部的集中营,也想要放缓德国军队的回撤行动-这是为了保卫祖国不受盟军的入侵。正如法国人二十年前在鲁尔区所做的那样,以及他们自己在丹麦所做的那样,德国人引进他们自己的铁路工人,以保持火车的畅通。作为报复,德国人将大约50,000名荷兰男子从鹿特丹运到德国,以帮助准备德国城市的防御工作。铁路罢工的一个意料之外的不幸后果是,向鹿特丹和其他荷兰城市运送煤炭、汽油和食品的工作停了下来,接下来的冬天对许多人来说很难受。第二年春天,盟军的胜利将荷兰人从一种严酷的战争中解脱出来-战争的这种严酷性比丹麦人已有的经历更为惨烈。
  
  与丹麦的事态形成对比的是,纳粹让荷兰当局在战争一开始时就正式投降了,而且他们强迫五十万名荷兰工人为德国的战事服务。鉴于荷兰的顺服所具有的这种价值,比起他们在丹麦的所作所为,德国人愿意更加努力地维持荷兰的顺从。在丹麦,胡萝卜加大棒策略-法国人最初在1923年利用这同一策略反对德国人-所造成的后果喜忧参半。另外,德国人的制裁措施导致潜在的抵抗人员流失殆尽,并缩小了他们可能行动的空间。由于只能进行零星的反对活动,荷兰人无法防止纳粹利用其劳工,并将将近80%的荷兰犹太人驱逐国境,承受大屠杀的命运。
  
  如果荷兰的抵抗活动有更好的组织,生命和名誉的这种可怕损失就可能会减少。事实上,尽管抵抗活动因某些荷兰官员早期的合作态度以及缺少任何真正的凝聚力而受到阻碍,它还是阻止了荷兰被变为纳粹的卫星国-而这是德国人最初的目的,并且它将驱逐过程转变为一场持续的斗争-这使得德国人无法将时间和资源投入其他的战争行动。在通过进攻行动攫取了丹麦与荷兰后,纳粹却因这两个国家的非暴力抵抗而被迫采取防御性措施,以重新恢复起初占领这些国家的好处。在丹麦,这一好处大打折扣。在荷兰,这一好处至少是贬值了。
  
   “放了我们的丈夫!”
  
  1943年2月27日,在一个名为“最后追捕”的行动中,党卫军士兵和当地的盖世太保特工人员开始抓捕柏林的犹太人。他们被装上卡车,带到位于市中心罗森大街2-4号的犹太人社区行政大楼。其最终目的是让该市完全没有犹太人,这就有必要将有德国配偶的犹太人以及他们的混血孩子强制性地聚集起来。在两年的时间里,这些犹太人逃脱了大屠杀的命运,因为他们或者他们的德国配偶对于战争行动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当局不希望国内出现不愉快的情况。不过,那个月早些时候在斯大林格勒的令人震惊的惨败粉碎了德国人的士气,并导致希特勒叫嚣进行针对德国内部犹太人以及盟国部队的“全面战争”。
    
  关于柏林绑架事件的消息传播得很快。不久,一群非犹太裔的德国妇女聚集在罗森大街上,带着给她们丈夫的食品和其他个人物品,因为她们认为其丈夫被关押在那里。其中的一位女士夏洛特伊斯雷尔(CharlotteIsrael)抵达时发现已有150位女士聚拢在外面。她要求其中的一位卫兵去拿她丈夫的土豆配给卡,卫兵照办了。在卡的背面,她的丈夫朱利斯(Julius)写道:“我没事。”其他女士开始要求得到个人物品,以确证她们的丈夫在里面,此后不久,她们开始要求释放他们。一位女士的兄弟是一名正在休假的士兵,他走近一位党卫军士兵,说道:“如果不释放我的姐夫,我就不会重返前线。”尽管是在寒冷的冬日,人数却大幅增加。很快,这些女士们就日夜在外面等着,牵着手唱歌,并高呼:“放了我们的丈夫!”到了抗议的第二天,600多名女士就已在罗森大街守夜了。
  
  对于其中的许多女士来说,这不是她们第一次表达不同意见。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她们及其家人通过信件和小型示威挑战纳粹的种族政策,坚称当局会因迫害她们的犹太配偶而伤害到日耳曼同胞。希特勒及其亲信人士总是试图最大程度地减少骚乱,并避免国内的反对行动-许多右翼人士认为,国内的这种反对是“砍在后背上的一刀”,妨碍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行动。直到这个时候,当局一直都基本上成功地保守住关于针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的秘密。可是,当它影响到一群不怕公开反对纳粹政策的人士的时候,那种保密状态就岌岌可危了。
  
  让妻子们的抗议产生更大反响的是,它正发生于柏林的心脏地带,而柏林这一城市从未对纳粹主义产生过热情。见多识广的柏林人总是将其视为巴伐利亚人离经叛道的野蛮想法。另外,对于在战争期间依旧活动着的外国新闻机构来说,柏林是它们在德国的基地。如果政治上的不满者或者新闻机构听到抗议的风声,有关纳粹国家体制无所不能的神话就可能会被揭穿。事实上,伦敦广播确实报道了示威事件。
  
  到第三天时,党卫军士兵得到命令,将他们的枪口对准民众,但是开枪只是为了发出警告。他们多次这样做,将女士们驱散到附近的小路上。可是,妻子们总是会回来,并坚守她们的阵地。她们知道,士兵们绝不会直接向她们开枪,因为她们具有日耳曼血统。同时,逮捕或者关押其中的任一位女士都将是最令人作呕的伪善作为:根据纳粹的理论,妇女从智力上来说没有能力采取政治行动。所以,纳粹们最不愿德国人听到的是关于持不同意见的妇女的事,而将她们变为烈士将粉碎纳粹自以为是的形象:母亲的保护者。很快,行动扩展到包括那些没有与其他种族人士通婚的妇女和男子。抗议者的队伍猛增到一千人,人们高呼释放囚犯的口号,并奚落党卫军士兵。为了阻止更多人的到达,约瑟夫戈培尔关闭了最近的有轨电车车站,不过,这些女士们从另一个车站再步行一英里走到罗森大街2-4号。到那个星期结束时,戈培尔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囚犯放了。大约三十五位被拘禁的犹太裔男子已经被送到奥斯维辛,又被命令收拾起行李,乘客运火车返回柏林。
  
  在没有充分意识到她们的所作所为的情况下,罗森大街上的女士们就已经迫使纳粹做出了一个抉择:他们可以同意一个有限的请求,并支付一笔有限的成本-1,700名囚犯被释放,如果所有与其他种族人士通婚的犹太男子都被释放的话。或者他们可能打开一个潘多拉盒子,让首都城市中心地区的抗议升级,并借此残酷打压这些德国女子。对于纳粹党徒来说,与确保每一个最后的犹太人都走进毒气室相比,保持社会控制力更为重要。让欧洲其他地区感到恐惧的政权发现,它没法使用暴力对付其自己家门口的挑战。纳粹分子是野蛮的,但他们并不愚蠢。
  
  实际上,最终获得自由的犹太男子远远超过三十五人。抗议让纳粹官员要面对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怎么处理其他与别的种族人士通婚的犹太人。戈培尔想要把他们驱逐出柏林,这样他就能告诉希特勒,该市完全没有犹太人了。希姆莱阻止了驱逐行动,不过,戈培尔却谎告希特勒,犹太人已被驱逐走了-而且接着就试图让仍在柏林的犹太人停止戴大卫之星。一个月后,阿道夫艾希曼在巴黎的副手想要知道他该如何处理与其他种族人士通婚的法国犹太人。5月21日,希姆莱的副手将所有地方的此类人士都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五年前,甘地曾被问及有关纳粹的问题。他预测道:“对于他们来说,进行非暴力抵抗的非武装的男子、妇女和儿童将是一种全新的经验。”
  
  1943年2月,露丝格罗斯(RuthGross)是一个十岁的女孩,她去了罗森大街,以便能够看一眼她的父亲-在他一度被运到监狱之前,他是被关押在那里的犹太男子之一。有一天,她看见了他,他向她挥手致意。“罗森大街这件事,”她在多年之后说,“一直是我们-我父亲和我-之间的纽带。”当她在他生命的终点阶段到医院看望他的时候,每次她离去时,他就会站起来,向她挥手。“我一直确信,他也一直在想着罗森大街上的那幕景象。想着他如何站在那里并挥手致意。”当爱用来拯救生命时,没有人会忘记。
  
  对一个国家的占领让民众和入侵者都陷入到一种相互怀疑的古怪游戏之中:占领者的所作所为就像一个新的主人,并希望房客能够行为端正并按时缴付房租,可是,那些被入侵者则感到受到了冒犯-他们知道,按理说国家是属于他们的,而且尽管他们无法以武力将占领者赶出去,他们很可能不愿接受入侵者的条件。也许,如果入侵者发现游戏与所付出的努力不相配,他就会离开。或者也许,他会开始杀掉不合作的房客。不过,游戏让被占领者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他们会决定他们合作的程度。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入侵者将不得不捍卫他来路不正的收益。
  
  丹麦和荷兰的抵抗运动都对占领军采取了攻势。通过象征性和文化性的抗议,他们要求享有管理他们自己生活的权利,而这提高了公众的士气-更大胆的抵抗由此而起。通过罢工、工作场所的抗命、以及对实物财产的破坏,非暴力抵抗者打击了入侵者的经济利益。通过地下出版业,丹麦的一个替代性的通讯网络建立起来,以对抗占领者的宣传谎言。通过将如此之多的平民卷入到罢工、示威以及其他形式的反对活动之中,丹麦的抵抗者迫使德国人停止暴力报复,并中止宵禁。他们让纳粹无法实现其首要的目标:让占领事实看起来平淡无奇,而其他目标则依靠于这一首要目标。
  
  顾名思义,一场成功的军事入侵会让占领者在地下和空中拥有优势,并有更强的使用武力和暴力的能力。尽管如此,一旦军事入侵者失去对下述情况的控制,他们掌控事态的能力就可能与他们使用暴力的能力不搭界了:人们阅读和相信什么,他们何时以及是否工作,他们如何发钱-这时,占领者就会一直处于守势,因为他们试图维持他们的地位。不过,当抵抗转而采用暴力手段时,其引导冲突的能力也可能会受到削弱。在1923年的鲁尔区,德国好斗分子的破坏活动和暴力行为引发了法国人的报复,而这加上德国人的经济失误让鲁尔抗争耗尽了能量。然而,由于双方都认识到暴力的代价过于高昂,丹麦的自由委员会常常能够转化或者劝阻暴力性破坏活动,而德国人的镇压也必须精准化,以避免引起全面的叛乱。
  
  在1943年的罗森大街,在二十世纪最大的杀戮风暴的核心地带,由于拒绝回家的几百位妻子,可能会施加给抗议的德国妇女和将近2,000名犹太人的暴力得以避免。纳粹使用暴力的意志是臭名昭著的。然而,军事力量的优势没有让他们变得无懈可击:他们担心在他们的权力枢纽地带的抗议,而且因暴力镇压这一抗议所支付的潜在政治代价过高-尽管所需的流血和时间不算太多。所以,就在那个地方以及那一时刻,他们所代表的邪恶力量是无能为力的。战争扭曲了它所影响的国家的历史,不过,它也证明了其民众的伟大。丹麦人、荷兰人、乃至持不同政见的德国人都对当代最野蛮的政权进行了抗争,而且他们在这样做时依靠的不是士兵或者坦克,而是唱歌、分发传单、回家护理花园以及站在公共广场上。不过,他们在抵抗纳粹时所调动的力量不仅仅是来自上述做法。它首先来自数以万计的民众所做的那个关键决策:拒绝折磨他们的人所给出的条件。它还来自他们所创立的运动以及他们所采用的战略-将上述决定展示在敌人的面前,并减弱其战斗能力。
  
  丹麦人知道如何让德国人无法获得他们占领丹麦的战利品。荷兰人不会顺服地被带到德国。罗森大街上的妻子们一次又一次地回来抗争,直到他们找回他们的丈夫。拒绝被制服的时刻和办法从来都不缺。克里斯蒂安国王知道这一点。露丝格罗斯知道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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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25日 星期六

从反纳粹斗士到红色独裁者


新闻报道

今年的8月25日是前东德领袖昂纳克100周年诞辰日。他曾经参加过反抗希特勒的运动,并为此蹲过大牢。后来,他组织修建柏林墙,从受害者变为施害者。对柏林墙下的牺牲者毫无怜悯之心。
(德国之声中文网)"施普林格出版社关注我的生日。在《图片报》上登了满满一版,不,两版关于我的消息。他们以为自己是胜利者。一个多么原始的社会啊。"这是前东德领袖昂纳克1992年8月在监狱里说的话。两年后,他就去世了。
昂纳克是20世纪的人物:他经历了德国在这段历史时期中所有的政治变革,最后也成为了塑造变革的关键人物之一。他于1912年8月25日在德国萨尔地区的诺因基兴(Neunkirchen)出生,父亲是一名矿工。当时统治德国的还是威廉二世皇帝。六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二十年代,昂纳克曾经是一名屋顶工人,在父亲的影响下加入共产党。1930年,他成为了该党在萨尔地区主要负责人,获得了去莫斯科留学一年的机会。
反抗希特勒
希特勒1933年上台后,在全德国范围内禁止共产党。而昂纳克也由此开始了被短期拘捕后逃到国外的历程。但他仍然不顾危险多次回到德国,继续秘密从事宣传共产主义的行动。1935年12月,盖世太保发现了他的地下活动,并于1937年以"阴谋叛国罪",将其判以10年徒刑。
1945年3月6日,他成功地从一只建筑队中逃出,藏身于柏林,直到战争结束后加入了斯大林的铁杆支持者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的队伍。后者当时刚刚结束流亡莫斯科的生活,返回东部德国。1949年,乌布利希在苏联占领区内成立了民主德国,并成为其第一任领袖。
Stellvertretender Ministerpräsident Ulbricht besucht Pionier-Republik Wuhlheide. Am10.5.50 besuchte der Stellvertretende Ministerpräsident Ulbricht zusammen mit Oberbürgermeister Ebert und Vertretern des Zentralvorstandes der FDJ die Pionierrepublik in der Wuhlheide in Berlin. UBz: Stellvertretender Ministerpräsident mit Erich Honecker im Gespräch. Aufn. Illus Funck6466-5010.5.50
乌布利希(右一)和昂纳克(左一)
疯狂的婚姻史
就在领袖乌布利希成为道德标准的同时,他的爱将昂纳克却完全沉浸在疯狂的爱情中,作为共青团主席,他刚结婚不久后就与共青团另一名22岁的女干部玛戈特·法伊斯特(Margot Feist)坠入爱河,并生得一子。1952年夏天,昂纳克同志"疯狂的婚姻史"也触动了东德最高领袖机构--政治局。一直到1955年,昂纳克才和他的前妻正式离婚,并和玛戈特结成连理。后者于1963年至1989年期间一直担任东德"人民教育部"部长。
尽管有老一代共产党员批评昂纳克有作风问题,但他还是在新成立的"社会统一党"中平步青云,于1958年成为政治局安全问题总书记。也是东德政府中继乌布利希后的第二把手。1961年,他接过了修建柏林墙的委任,直到他去世时,还认为柏林墙是"平息世界紧张局势的"一堵"反法西斯之墙"。
勃兰特因昂纳克的特务而倒台
1971年5月3日,昂纳克从乌布利希手中接过了统治东德的大权。在一番考虑后,和时任西德总理的勃兰特(Willy Brandt)在政治上开始相互接近。并使得东西两德于1972年签署了"基本协议",让西德民众能够更方便的进入东德。但两年后,勃兰特从自己的总理府中找出了东德特务纪尧姆(Günter Guillaume),这也使他最终倒台。后来,勃兰特再也没有原谅过昂纳克走的这步棋。
ARCHIV- Der Staatsratvorsitzende und SED-Generalsekretär Erich Honecker(r) wird von Bundeskanzler Helmut Kohl(l) vor dem Bonner Bundeskanzleramt in einer offiziellen Begrüßung mit militärischem Zeremoniell empfangen(Archivfoto vom07.09.1987). Genugtuung hat Erich Honecker damals sicherlich verspürt. Der SED-Generalsekretär lächelte zumindest, als er vor20 Jahren von Bundeskanzler Helmut Kohl(CDU) vor dem Bonner Bundeskanzleramt mit militärischen Ehren begrüßt wurde. Dem75 Jahre alten Staatsratsvorsitzenden der DDR war es trotz großer Widerstände aus der damaligen Sowjetunion gelungen, zum fünftägigen«Arbeitsbesuch» in den kapitalistischen Westen zu kommen. Foto: dpa/lrs/lnw(zu dpa-Korr:
施密特于1987年9月7日第一次接待到访的东德领导人昂纳克
但东西德的关系并没有受此影响。勃兰特的后继者施密特(Helmut Schmidt)以及科尔(Helmut Kohl)都继续奉行政治上接近东德的政策。这其中的高潮要数昂纳克1987年访问波恩,这也意味着科尔其实已经承认了两个德国的合法地位。
柠檬汁:昂纳克其人
不久前,从警卫员海尔措格(Lothar Herzog)口中我们才知道,昂纳克惯自己的可卡犬已经到了极致,每天早上自己给它弄柠檬汁喝。而且,他喜欢雀巢咖啡,而且还喜欢和妻子玛戈特喝西方国家的啤酒,抽HB牌的香烟。所有的这些消费品,都是东德民众可望而不可及的。曾经担任巴伐利亚州州长的施特劳斯(Franz-Josef Strauß)从1983年开始就频繁的和昂纳克进行接触,觉得他完全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干瘪无趣,而是一个非常能说会道的人。
而正当施特劳斯1987年感叹前来拜访的昂纳克"曾经不止一次的被感动"时,还没有人会想象这种感动会对历史变迁产生怎样的影响:昂纳克的波恩之行没有让德意志民主德国作为独立国家更为固定,而是为了其最后的消失埋下了伏笔。德国前任总统魏茨泽克(Weizsäcker)指出:"事实上,昂纳克的波恩之行没有深化两国并存的制度,而是更为加深了德国统一的思想。"因为波恩之行也使得数百万东德民众申请进入西德。来自德国耶拿的瓦根克内西特(Sahra Wagenknecht)如今是德国联邦议会左翼党团副主席,她1992年的时候还批评昂纳克"过于自由化",而正是这种自由化思想后来成为了东德覆灭的推动因素。
"谁来的晚。。。。。。"
但当时的世界早已经进入了东欧巨变的历史阶段,苏联新上任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从1986年开始就启动了这一进程。俄罗斯外交官法林(Valentin Falin)回忆说:就在许多像波兰或匈牙利这样的东欧国家意识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能让它们从苏联独立出来,赋予公民更多的个人自由时,昂纳克却宣称:"将要苦苦支撑到底"。就在昂纳克大张旗鼓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40周年时,有超过两万名东德人民从东部逃到西部。其中包括6000名于1989年从西德驻布拉格大使馆进入的民众。
所以后来就有了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10月7日拜访东柏林时那句经典的"谁来的晚,就要接受命运的处罚"。昂纳克当时已经做好了和自己的人民展开血战的准备。当时勃兰特听到这个消息后不得不无奈的摇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昂纳克已经向人民军(NVA)签署了行动许可,而且军队已经开枪。当时已经有坦克进入德累斯顿市。
最后,昂纳克还是得感谢他当时的政治局,没有让他以残忍刽子手的形象被写入史册。因为,他的"同志们"拒绝执行命令,并于10月18日将他撤职。1991年三月,他逃往莫斯科,但却又被莫斯科政府重新引渡回德国,为他下达的德国境内开火令接受法庭的审判。
+++ ACHTUNG: Verwendung NUR im engen inhaltlichen, redaktionellen Zusammenhang mit genannter NDR-Sendung bei Nennung der Quelle«Foto: NDR»+++

HANDOUT- Margot Honecker im Gespräch während des Dokumentarfilms«Honeckers Ende»(undatierte Aufnahme). Die einst mächtigste Frau der DDR verteidigt ihre alte politische Welt jetzt in einem NDR-Dokumentarfilm, der am Montag(02.04.2012) in der ARD ausgestrahlt wird. Foto: NDR+++ ACHTUNG: Verwendung NUR im engen inhaltlichen, redaktionellen Zusammenhang mit genannter NDR-Sendung bei Nennung der Quelle«Foto: NDR»+++(c) dpa- Bildfunk+++
东德垮台后,昂纳克的第二任妻子玛戈特携女儿逃到了智利。
"就要接受命运的处罚"
在痛苦中,昂纳克发现,渐入晚年的他被关在柏林的一所监狱中,而这所监狱正是他年轻时反抗纳粹时被关押的那所监狱。他又把自己看作为受害者,并抱怨说:"怎么能昨天还是国宾,今天就沦为囚徒了呢?"由于他得了不治之症,所以司法机关于1993年停止了对他的审讯,并允许他前往智利,与已经逃至那里的妻子和女儿团聚。昂纳克于1994年5月29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停止了呼吸。
昂纳克的一生充满悲剧色彩。这位曾经反抗独裁的斗士到死都没有意识到,他自己从"一个好党员"渐渐成为了一名独裁者的转变过程。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刘诗雨         来源:DW

2012年8月20日 星期一

一次野餐引发一场和平革命


编者按:本文原载德国《欧华导报》2009年9月期,被国内报刊转载,并被评为2010/2011年度中国杂文类排行榜第七位(注二)。此后又被收入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学生创新阅读·2010-2011年名家杂文排行榜》。

文/钱跃君
历史有许多偶然,偶然的背后深藏了历史必然。一次野餐居然出乎意料地引发东德政权大地震,铜墙铁壁的柏林墙轰然倒塌。
铁幕下的野餐聚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匈牙利要求退出华沙条约,外交上成为像瑞士、奥地利那样的中立国,政治上建立多党竞选的民主制度,结果被苏联出兵镇压,总理纳吉被判死刑,此为1956年匈牙利事件。尽管如此,匈牙利一直是当年东欧阵营中的异数,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开始逐步实现政治与经济的开放政策,如引入适量的私人经济,有限制的出境自由。到80年代形成了党内改革派,党内通过内部决议,要将匈牙利的政治与经济制度逐步向当时西欧的欧共体看齐,1980年将市场价格政策与国际接轨,1982年加入国际关贸总协议WTO,并于1988年经济改革派当政。这时,苏联戈巴乔夫宣布废除了勃列日涅夫政策,即通过华沙条约来军事控制和干涉东欧各国政治。而且向匈牙利共产党保证,不会再重演当年“匈牙利事件”时苏联出兵干涉别国内政。于是,匈牙利党内改革派马上与党外的“匈牙利民主论坛”联手而形成第一个合法的反对党,接着社会上又涌现了许多反对党。1989年1月,共产党在党内压力下同意在匈牙利实现多党制,与反对党的圆桌会议上共同讨论宪法修改,并定于同年9月举行全民大选——匈牙利就这么完成了一场“无声的革命”。
转变中的匈牙利希望突破东西方冷战的铁幕,至少减少敌对气氛。匈牙利的邻国就是奥地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奥、匈还是一家——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匈帝国。1987年匈牙利总司令向中央提出,取消两国边境上架设的铁丝网报警系统。因为常年失修,铁丝报警系统遇上风雨、雷电、甚至小鸟飞过都要乱叫,以至边境士兵听到报警都懒得出去巡视。华沙总部(苏联)不愿出钱重装,自己安装要耗费昂贵的外汇,所以还不如拆了。1989年6月底,奥、匈两国外长相会在两国边界,两人亲手用铁钳剪断铁丝网,象征性地要将东西方冷战的铁幕剪出一个小洞,该消息及照片成为轰动世界的头条新闻。
图一、奥、匈两国外长亲手剪断铁丝网
无独有偶,西欧社会的欧洲化运动刚好如火如荼,其中推动欧洲化运动最悠久的民间组织是“泛欧洲联盟Paneuropa”,创建于一次世界大战后,著名会员有爱因斯坦、托马斯·曼、戴高乐、蓬皮杜、阿德纳等,而1973年到2004年的主席刚好是欧洲议会议员奥托·冯·哈布斯堡(Otto von Habsburg)。哈布斯堡是当年奥匈帝国皇家哈布斯堡家族的掌门人,名义上迄今还是奥匈帝国现任皇帝,他父亲还是真皇帝。他女儿娃尔布佳(Walburga Habsburg)年仅14岁,就在慕尼黑创立“欧洲青年”协会,投身于欧洲统一运动。或许出于奥匈帝国家族的历史包袱,哈布斯堡对匈牙利情有独钟,在欧洲议会中提出,西欧必须与东欧世界交往以缓解冷战气氛,议会中居然无人理他,以为他在天方夜谭。1988年7月13日,他阔别70年后首次访问匈牙利首都,分别与匈牙利官方及反对党建立直接联系,后来还自己加入了匈牙利国籍,成为匈牙利与西欧主流社会联系的桥梁。
图二、年仅四岁的小王子奥托前往匈牙利登基为匈牙利国王(1916)
经过哈布斯堡与匈牙利民主论坛商定,决定在奥、匈边界的小镇Sopron附近举行一次别开生面的野餐,邀请两国边境上鸡犬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村民们,前来露天草坪上一起烤肉、聊天,品尝一番没有冷战、没有国界的友好生活,哪怕只是做一瞬远离现实的梦。该倡议获得两国政府的首肯,选个黄道吉日,匈牙利国庆节(注一)的前一日,即1989年8月19日下午15点到18点,破例开放三小时边境,由哈布斯堡与匈牙利部长Pozsgay(党内改革派)担任形象大使。为了将活动搞得有意义点,计划让前来参加野餐的人,都能亲手剪一段边界铁丝网作为纪念品带回去留念,组织者准备了许多纪念品标签——
天真的组织者没有想到,后来没人去取纪念品的,一场本当高高兴兴的野餐活动,演变成一场共和国大逃亡。
突如其来的共和国大逃亡
篝火聚餐是在匈牙利一侧的露天草坪上举行的,草坪上的瞭望塔本来有匈牙利边防军站岗,监视边界处的死亡地带,发现有人偷越国境就可以开枪。而这天没有人站岗,塔上飘逸着象征欧洲统一的泛欧洲协会旗帜。奥地利市民也破例不用事先申请签证,凭护照就可以在边关上获得匈牙利的一天签证。匈牙利关卡只有五位边防人员执勤,为参加野餐的奥地利客人们在护照上盖盖章而已。将近下午三点,匈牙利一方的边防负责人Bella Arpad与奥地利一方的边防负责人在边防关口见面,两人站在门前,等候三点整将从奥地利一侧前来参加野餐的代表团和记者们。
整个野餐的气氛热烈而和平,守关的匈牙利边防人员对近邻的奥地利稀客更是笑面相迎。哈布斯堡的女儿娃尔布佳(当时已是泛欧洲联盟秘书长)和Pozsgay的儿子,分别代表他们的父亲前来野餐地讲话,一切都很顺利,充满了和平气氛。
这时,从匈牙利一侧走来一群几百人的零散队伍,个个面色紧张而恐惧,边防人员还以为他们是匈牙利一方的哪个代表团前来参观边境。没想到走近后,他们径直涌向边关小门。那是一座年久失修的小木门,经人群一挤就倒了。这时边防人员才如梦方醒,这群人是借这次野餐机会逃往西方的东德人。开枪?匈牙利法律容许边防军队对偷渡国境的人开枪,但这场充满和平的第一次奥匈民间野餐,不就演变成一场血腥屠杀?去阻止?区区五位边防人员怎么阻止几百位流亡人?上级事先又没有想到,所以他们没接到指示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于是只能站在边上,眼睁睁地看着人群通过。后来Arpad的上司赶到,忙着要从人潮中一一识别谁是东德人,一切都是徒劳,短短时间内一下涌走了661人。
图三、在惊慌中逃离匈牙利边界的东德民众
图四、在惊慌中逃离匈牙利边界的东德民众
边防负责人Arpad一回到家,已在电视上看到这一情景的妻子开门第一句话就责问他:“你进监狱,我们怎么办?!”他自己也大叹今天倒霉,偏偏在他执勤时发生这样的怪事,按照当年法律,他这样失职至少得判处五年徒刑。
那些逃离边境的东德人激动得都哭了起来,他们来匈牙利休假时用的、对他们来说非常昂贵的汽车和所有行李都扔在匈牙利,自己在东德的家也不要了,只要能获得自由。西德社会一听到这消息,举国轰动,西德政府马上调动专用列车将他们从奥地利迎回德国。当年的西德不仅对东德同胞,而且对所有在苏联、波兰、罗马尼亚的德国后裔——只要还能证明自己是德国后裔——全部接受。政府对每位以各种渠道前来西德的德国同胞都发放“欢迎费”100马克——西德人到东德去,却要强制每天每人以1:1兑换25东德马克,实际兑换率为1:6左右。
原来,这次野餐的主办者想通过这次活动来推动东西方的和平运动,广发传单,邀请大家前来聚会。这消息也传到了东德,于是东德民众看到了逃离东德的天赐良机,暑假到匈牙利“度假”成为热潮,匈牙利边境城市的旅馆住满,只能在野外搭帐篷。其实就在野餐地附近,还有几千东德人在“渡假”,等他们从电视上看到是在那个关口突破时,浩叹知情太晚。许多人过后又涌去闯关,匈牙利政府马上加强了那里的边境防守。
大逃亡引发柏林墙震塌
战后40年中,从东德逃往西德的共达300万人,所以才建起柏林墙。东德政府无法向人民解释:为什么自己的国民要逃离自己的共和国?党主席昂纳克闻讯后,接受官报《每日镜报》采访时谎称:“哈布斯堡把传单都发到了波兰,邀请东德渡假者前去野餐。他们去了以后,送给他们礼物、食物和西德马克,说服他们到西方去”。东德政府马上派出使者到苏联,要求华沙条约国出面阻止匈牙利的这种放宽边境的行为。但苏联不理。匈牙利政府也很恼火,你们东德自家的丑事,却搅得邻居家鸡犬不宁。到8月底,转悠在匈牙利寻找逃往西德机会的东德人达到15万。匈牙利总理专程赴西德访问商谈解决方案,并于9月11日正式宣布开放奥、匈边境,三天之内就有1.8万东德人通过匈牙利边境来到西德,急得东德政府马上禁止东德人前往匈牙利。
这两波逃亡潮对东德的民心震动很大,逃离共和国成为社会的头号主题。无法去匈牙利,就去已经步入政治改革的波兰、捷克,一下又兴起了逃亡西德驻这些国家大使馆的风潮,仅仅逃入捷克布拉格西德使馆的东德人就多达3500人,一时使馆内水泄不通,根本无法办公,只能闭馆。9月底西德外长根舍赶往布拉格救火,说通捷克政府。而东德政府为了在十月举行当政40周年的大庆,也不希望看到这3500人成为国际媒体的焦点而给“40大庆”抹黑,便同意所有在捷克的东德人去西德。
1.7万人分成几次列车,偏偏列车就从东德境内通过。东德民众目送着幸运的东德人远离东德,许多东德人想沿途爬上火车,于是所有火车经过的火车站全被封锁,在德累斯顿火车总站就发生了警民的暴力冲突,其它列车只能临时改道驶往西德。
10月3日东德政府封锁捷克边境,通过邻国逃往西德的路又被卡断,这下东德人只能自己起来抗议了。早在9月4日就发生莱比锡的“周一大游行”,而第一次大规模游行是10月7日在Plauen,一个人口只有7.4万的小镇居然先后有2万人参加游行,11月4日在柏林亚力山大广场的抗议游行有50万人参加,在德国其它大城市如德累斯顿、哈勒、莱比锡、Magdeburg, Rostock,Schwerin都分别举行了大规模抗议游行和集会。十月份刚举办完“40周年大庆”,共产党主席昂纳克在党内压力下只能引咎辞职。
在这样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德国共产党只能进行改革,首先面对的就是东德人是否有合法权利逃离这个被人唾弃的共和国。11月6日,东德政府匆匆搞出“出境法”初稿,就遭到捷克政府通过外交途径的抗议:你东德禁止本国人直接去西德,结果都转道捷克逃往西德,捷克成了替罪羊。于是11月9日东德政府又起草了第二稿。不知情的Schabowski拿到还有许多手写的修改稿后,就于当晚召开有实况转播的新闻记者会。记者会上他被西方记者们步步追问,这位政治局委员乱了方寸,发出错误信息说,今晚就将试行新出境法。于是以讹传讹,被人理解成今晚就开放两德边境。于是东柏林的几万人涌向柏林墙要求出境,边防人员不知所措。仅仅在Bornholmer Str. 边卡上,就围了几万人。起先边防军堵着不让出境,21:20开始受理出境,但在身份证上都盖上“取消(东德)国籍”的章。因为人山人海,边防人员也无可奈何,到23:30时只能打开大门,放弃审核放行,短短45分钟之内就从这座桥上涌走了2万多人。西德电台闻讯后,马上将消息传出,于是柏林的其它关口也纷纷敞开大门,“柏林墙”倒了。这个政权就是靠一座柏林墙来维持,柏林墙倒了,专制政权也就垮了。
图五、柏林墙震塌之夜
德国问题的历史趣谈
在德国近五百多年历史上,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匈帝国一直是德国上百个诸侯国中的佬大,所以一直担任德国皇帝。直到19世纪中叶普鲁士崛起,与奥匈帝国争夺德国老大地位。当德国对外时,两国就联手,如德国-丹麦战争(1864)、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但没有外敌时,两兄弟就自己互打,如德意志战争(1866)。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败北,普鲁士国王与奥匈帝国国王同时下野建立共和国,欧洲列强不仅将原属奥地利的匈牙利、捷克与奥地利南部肢解,而且将奥地利强行划出德国;二次大战前夕奥地利重新回归“祖国”,大战结束后,不仅原来的普鲁士地域被划入波兰和苏联,而且将奥地利又重新划出德国。在冷战时期,奥、匈各属一方阵营而成为敌国。
这次奥匈帝国皇室的传人奥托·哈布斯堡不忘祖业,通过举办别开生面的边境野餐,全力促成奥、匈两国的民间交往,居然无意中帮助了东德民众逃往自由。东德的中、北部地区原属普鲁士,所以欧洲历史学家开玩笑地说:这次是奥匈帝国皇帝亲自率领普鲁士人民走向自由。

          图六、奥托·哈布斯堡父女,老人于2011年7月4日以百岁高龄仙逝于德国巴伐利亚
1989年最早走向民主的三个东欧国家现在不仅都进入了欧盟和神根条约国,而且经济繁荣,2008年国民人均产值GDP分别是:捷克21027美元,匈牙利15542美元,波兰13799美元。
注一:现在匈牙利国庆节,定在1956年10月23日学生上街游行抗议、即发生匈牙利事件的那天。
注二:2010-2011年名家杂文排行榜:

2012年8月18日 星期六

时代的愤慨 世界的磁极开始向左偏转

 吴强  
   又是一个冷夏!奥运前夕的曼彻斯特,气温只有7到13摄氏度,不过,这倒不妨碍奥运火炬接力经过曼城的当晚,几乎全城市民都兴高采烈地拥挤在酒吧里,一点看不出气候变暖的迹象,也看不出金融危机的迹象。当然,这是置身欧元区之外的英国,他们有理由幸灾乐祸,就像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时心怀叵测的欧洲各国。就连欧洲的其他地方,此刻也正耽于足球民族主义的冲突之中,人们似乎无暇关心决定欧洲未来的布鲁塞尔峰会。
    的确,自从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失败之后,欧洲就仿佛坠入一个无尽的深渊:因为内部的纷争而错失了一次改变世界的机会。此后便每况愈下,气候峰会破产的阴影如同欧洲的梦魇一般挥之不去,出现在随后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就像今年欧洲大陆的冷夏,嘲笑着气候变暖的预言,在戴维营G8峰会、墨西哥G20峰会、里约可持续发展峰会,欧洲的话语权和政治共识仿佛被莫名的力量所绑架。如同世界的磁极已经发生了偏转,而欧洲却不自知,因此陷入了混沌。

    民众主义兴起

    金融危机自身不可能找到解决的出路。被金融资本绑架的国家及其代理人不可能自动释出他们的绑架对象,就像德国女总理默克尔在布鲁赛尔峰会前夕的警告,“没有什么万灵药”。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作为大资本与右翼力量联盟的最忠实的看护人,默克尔一直坚持财政紧缩政策,不同意发行欧元债券,也拒绝为此提供最后担保。所以,相比希腊的两次选举和组阁努力——最终屈服在德意志帝国的欧元霸权下,法国人却反其道而行之,选出了反对财政紧缩的社会党人奥朗德。
    虽然奥朗德的当选仍然可以归之为党机器的产物,但是法国选民对萨科齐主义或者“默克齐”(Merkozy,欧洲民众对默克尔和萨科齐在政治、经济政策上的密切支持关系的戏称。)的拒绝,再好不过地说明了社会的选择。每一次系统危机都可能催生着新的社会整合,金融危机彻底拯救的唯一出路只能来自“金融-国家”之外的社会。
    对这种通过社会整合而实现社会自救的思想的认识,长期以来,人们都只停留在卡尔•波兰尼最多福柯的意义上,并不熟悉洛克伍德-哈贝马斯(Lockwood-Habermas)的社会整合思想,更不敢面对革命也是一种保卫社会,激进主义往往才是启动社会自救的唯一机制。从去年年初北非茉莉花革命到以色列、西班牙的大规模抗议再到去年9月开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当然也包括在希腊发生的激进行动,一种新的激进主义的全球运动正在兴起,而且改变了日常政治。如同上世纪的大萧条来临,在全球金融危机延烧的5年中,世界的磁极开始向左偏转。
    虽说在美洲大陆,这个偏转可能追溯到2008年奥巴马当选之刻就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在欧洲,只有当金融危机逐渐深化并引发欧元危机然后整个欧盟一体化的危机,这一偏转才逐渐显现,人们也终于开始谈论起偏转的表象了。
    比如说,6月25日的《纽约时报》,评论人托马斯•弗里德曼撰文称一种“民众主义”(popularism)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粹主义(populism)正在兴起,政客们正在日益受到推特和博客以及民调的共同导引,只是他们也不知道究竟谁在真正引导那些新媒体。还是在6月28日,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26个州对奥巴马总统全民健保案的违宪指控。奥巴马的欧洲式社会民主改革努力在连任关头站住了脚,被最高法院加固了。
    弗里德曼看到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发展趋势。仅仅在过去几年间,世界偏转的关键几年间,这一发展还被误认为一种新的民粹主义。包括2008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特别是法国社会党人奥朗德今年5月总统竞选的胜利,也被认为相当程度上唤起了左派的民粹主义,以至于德国乃至全欧洲的社会党人今天都在谈论如何回到19世纪社会民主最初的民粹传统上去,彻底摆脱政党的官僚化和脱离基层的倾向。

    激进主义的合流

    但是,如果眼光仅限于此,恐怕难以理解这半年来欧洲所遭遇的混乱,比如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的财政危机和政治动荡,也难以真正理解奥朗德上台的背景和意义。欧洲正在经受她固有的几个伟大传统的相互较量。其中之一是奥朗德选出的法国自大革命以来的骄傲和价值观——平等。
    奥朗德的政策主张,除了反对财政紧缩,还包括效法德国的共同参与制,要求1000名雇员的企业的监事会或董事会里必须至少有一名劳工代表。像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对金融资本绑架国家政策的抗议,继而奥巴马表示声援;萨科齐—默克尔以来的大资本联盟也开始被无情地扭转,其背后同样由与占领华尔街运动相似的激进主义在驱动,且不说奥巴马。
    奥巴马作为一位从芝加哥南部开始从事社区工作的激进活动家然后当选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自2000年参选以来,屡屡被右翼保守分子攻击为共产主义分子。其激进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索尔•阿林斯基(SaulAlinsky,一位在大萧条时代开始投身芝加哥南区的社会运动、美国当代历史上最杰出的激进主义理论家和战略家)以及左派神学,奥巴马自承的三位导师都是受阿林斯基主义影响的公认的激进牧师。奥巴马和阿林斯基的亲授门生希拉里•克林顿已经完全遵照了阿林斯基的激进主义原则,实现了激进运动的目标——夺取最高权力。
    那么如何观察欧洲民粹主义兴起的背后思想呢?过去一年里,我先后搜集了四本激进主义的出版物,它们分别隐见于过去几年的历次骚乱、行动、抵抗和城市革命之中,为我们观察欧洲和世界向左转的思想驱动提供了重要参照。
    第一本是法国“隐形委员会”撰写的《革命将至》,早在2008年巴黎暴乱期间就印行出版。特别是2008年11月发生了160起火车破坏案件后,法国警方在Tarnac村逮捕了9名年轻人,怀疑他们是“隐形委员会”成员,对他们提出指控,而证据只有法国国营铁路时刻表、一副梯子和《革命将至》这本书。
    Tarnac村的这9人中的一位朱莲•库帕(JulienCoupat)是其中最引人注目者,他33岁,法国高等社科院的哲学系学生。他以及这本书鼓吹的是匿名行动,为法国当局所恐慌,因为据此几乎可以重新定义巴黎13区的暴乱性质——没有暴乱,只有反抗。这种匿名行动是地道的无政府主义风格。与他同名的另一位朱利安(即维基解密创始人阿萨奇),这些年来在做的维基泄密,也是同样的无政府主义匿名行动,今年6月跑到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寻求庇护。
    台湾印行了《革命将至》这本书的中文版,去年秋天我访台时购得。当时,占领华尔街运动延烧至台湾,在台湾演变成争取各项劳工权利的“占领101大楼”行动。

    该做点什么了

    第二本,《时代的愤慨》,它严格意义上不能算书,而是一份不足40页的小册子,不算注释的话,内文只有13页,由现年94岁的法国老战士德•斯蒂芬•黑塞尔(DeStephaneHessel)于2010年写作出版。
    黑塞尔,是遗世不多的抵抗运动战士之一,这本小册子自出版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印行超过400万本,仅在去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最高潮的10月到11月期间就卖出了60万本,堪与1968革命期间人手一册的弗朗兹•法农的《地球上的不幸者》相媲美,被称作“就像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呼吁自由法国开展抵抗运动的演讲”,号召每个普通公民“变成真正的战士,而不只是躺在扶手椅里的知识分子”。
    这位1917年出生在柏林的老战士,1941年加入法国抵抗组织,是墨林(JaneMo-lin,法国20世纪抵抗组织战斗社成员)的追随者。墨林的墓地坐落在巴黎西区的一座普通住宅小楼外,默默见证着抵抗战士的老去。黑塞尔进过集中营,战后作为外交家与埃莉诺特•罗斯福一起参与联合国人权宣言的起草,参加过20世纪法国历史上几乎每一场革命和运动,2004年获得“欧洲南北奖”。
    黑塞尔的主张很简单,感觉愤慨的能力和自由是人的本质。他号召重新唤起抵抗精神,反对金融资本,反对小布什、布莱尔、萨科齐等践踏理想的伪民主主义者,捍卫平等权利。黑塞尔的理想主义鼓舞,“兴奋起来,做点什么”,也因此同时出现在支持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无政府主义哲学家乔姆斯基和茶党领袖罗•保罗的海报上。
    虽说黑塞尔所说的愤慨(Indignation),在英文版中被译成愤怒(Outrage)——前者更显理性,容易被运动精英用来自我赋权,制造出民粹主义的效果,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所表达的99%对1%的愤慨;而后者似乎更盲动一些,像1968年革命风暴的气氛,但却同样合乎美国阿林斯基主义的策略原则:愤怒可能是大众最有力量的权力所在。
    第三本,《这能改变一切:占领华尔街和99%运动》,是美国《是》(Yes)社运杂志编辑的有关占领华尔街运动始末的文集,也几乎就是一本运动指南,对全球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无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中,最有趣的是,运动的起源完全受埃及开罗塔西尔广场运动的启发。一群来自各国的艺术家、作家、社运活动分子、还有IT民工,在华尔街和百老汇附近的海狸街16号4层楼的一处艺术家聚会的空间,萌发了效仿占领塔西尔广场的想法。
    2011年7月,他们在加拿大一份独立的反资本主义杂志Adbusters上呼吁,“你们准备好塔西尔时刻了吗?”当月就得到9万人的响应,随后在海狸16号成立了“纽约市大会”。其中一对西班牙夫妇曾经短暂回国目睹了西班牙马德里5月15日愤怒的两万市民举行的抗议活动,回到海狸16号后与众人分享,开始谋划“一次和平的革命”。
    约30人规模的活动分子——也就是海狸16号的主要成员,跟2011年2月18日塔西尔广场10万人示威的组织者规模差不多,第一次组织到市政厅抗议削减预算。一位来自希腊的艺术家深受感染,迫不及待地加入进来,将原来毫无固定诉求的聚会变成了一次真正的市民大会。
    很大程度上,这是拜纽约警察的强力镇压所赐,也因为新媒体的传播和参与。他们的行动迅速上了电视和当地大报的封面,一场示威变成每天继续的占领,并扩散到波士顿、洛杉矶……占领行动的力量,在那些欧洲的参与者眼中,来自塔西尔广场、来自希腊和西班牙,他们“不是为了美国经济危机,而是为了世界的危机”。
    而最大的危机,推动全球向左偏转的动力,抵抗或者占领运动所反对的资本主义,其实不仅是华尔街,也不只是欧洲或全世界的公司对国家的绑架,还有如著名斯洛文尼亚政治哲学家、新马克思主义者齐泽克在现场演讲所定义的,这场席卷全球的运动反对的是全球资本主义。那些被整体视作外来者的劳动阶级被迫忍受经济和暴力的双重压迫,忍受全球化的资本主义金融资本和大资本、地方化的原始资本主义的暴力压迫,任何看上去荒谬偶然的导火索都可能点燃这一愤怒,将此“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的不满演变为全面的城市阶级战争,而非简单意义上的骚乱。

    挑战全球资本主义

    “城市阶级战争”,这也是第四本书——纽约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教授戴维•哈维(DavidHarvey)的《造反城市》一书的主线。现实事实的发展不过是它的重复和延伸,只要全球资本主义没有真正受到挑战并且被迫作出修正。
    如何达成呢?迄今为止,至少从布鲁塞尔峰会传出的讯息来看,世界往左偏转虽然已经开始,但是幻想系统自身作出修正是不现实的,还需要社会的、激进力量创造出各种新的抗争形式,尤其是新媒体和想象力。
    新媒体的出现可能最终在网络化过程中形成人类社会的内生大脑,促进和传播想象力和各种抗争的创新。这一社会革命大大降低了传统政治革命所需的组织和动员门槛,使得革命可能加速到来。
    在实际过程中,连黑塞尔都以94岁高龄的耄耄身躯坚持写作,坚持亲自到大学演讲,最终推动中间偏左的社会党人奥朗德赢得大选。那么,这一过程最终依赖于每个普通公民都成为真正的战士,而非如我在曼彻斯特办公楼里所见,每日阴郁天气中,都是副阴郁的面孔,唯有清洁工最快乐,与每个人打招呼谈足球。
    重要的是,这一进程有赖于每一位社运活动分子发挥出创造力,团结在最有创造力的人周围,就像苹果粉丝对乔布斯的爱戴。因为穿透陈旧僵化制度的边界,打破资本政党的联盟,瓦解全球资本主义,全赖最富有创造力、最具想象力的抵抗,这也是奥巴马精神导师阿林斯基的基本原则之一,绝不按照系统熟悉的方式来行事。而如黑塞尔所说,创造就是抵抗,抵抗就是创造!
    (摘自2012年8月16日《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