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31日 星期日

推倒柏林墙的命运之手

欢迎收看我们的“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特别节目。1989年秋天,当“六四屠城”的血腥还弥漫在中国大地之际,东欧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奇迹般的巨变。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东欧共产阵营彻底崩溃了。

谁是这场变革的真正推手呢?是民意?是天意?还是上天感受到民心,民心顺从了天意呢?
让我们来一起听听三位历史见证人对这一段经历的回顾,或许他们的故事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克里斯汀.富勒尔(Christian Fuehrer),曾经是东德第二大城市莱比锡当地尼古拉教堂的牧师,在这个教堂里诞生了东德的现代奇迹。
她,曾经是东德国家田径队的短跑健将。1984年,茵尼斯.盖博尔与三位队友创下了4x100米接力的世界纪录。

他就是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原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员,被后人称为“开墙者”的共产党高官。

20年前所发生的一系列出人意料的事件,让我们这部纪录片中的三位主人公与1700万前东德人的生命轨迹发生了一次不可逆转的转折。而这一切又与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曾经发生的一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1989年6月4日凌晨,坦克车的履带生硬地压过柏油路面、碾过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上搭建的临时帐篷,北京城在刺耳的枪声中战栗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学生民主运动在经过了一个多月短暂的生命期后,在血泊中夭折了。北京,这个有着千年皇城历史的城市中心洒满了年轻学生的鲜血。

世界震惊了,紧接着在世界各国展开了一浪接一浪的对中共暴力镇压的声讨。然而当时东德的领导人却似乎想效仿中共来恐吓人民。

(Christian Fuehrer):克伦茨访问中国时,赞扬中国共产党拯救了社会主义。当时我们就想,看来他们是想在这里效仿所谓的中国模式:开枪,使用武力把人们从街上赶走。大家都感到非常恐惧。

很多东德人通过西德电视看到了“六四”屠城的镜头。恐惧的阴影笼罩着整个东德。
原声(Ines Geipel):那些照片很可怕。死的都是大学生啊,我们自己当时也是大学生。从理论上讲,我们和中国大学生的处境很相似。实际上,镇压发生在中国。我当时觉得非常气愤,再有就是强烈的蔑视,首先蔑视的就是东德的那些官员。

正在耶纳(Jena)大学读德国文学的茵尼斯.盖博尔和另一位女同学一起制作了好几个展板,上面写着“支援中国学生”。她们把展板挂在了学校的墙上。茵尼斯.盖博尔这时还没有意识到,她的生活将因为这个声援中国学生的举动而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
茵尼斯.盖博尔的展板在墙上挂了大约15分钟,就被校方没收。第二天,盖博尔和她的同学就被叫到学校党委办公室训话。被没收的展板成为了她们的所谓“罪证”。校方要求她退学。逃跑的思想开始在她心中萌芽。

Ines Geipe:我想,我再也不想继续过这样的生活,多一天也不想。北京屠杀的景象始终在我脑中徘徊,我知道,为了我自己的一生,我也必须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在东德,人们成天的说啊,说啊。我心里很清楚,空谈是没有用的,我得采取行动。

在当时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华沙条约组织中,匈牙利是自由度最高、改革意愿最强烈的国家。1989年5月2日,匈牙利政府宣布要开始拆除通往西欧的边境设施。

同年6月,匈牙利和奥地利两国外交部长,面对媒体和公众,象徵性的剪开了两国边境的铁丝网。匈牙利的举动,尤其给东德百姓带来了通往自由的希望。

那一年夏天,东德政府忙着准备十月的40周年国庆大典,而老百姓则趁渡假季节涌往匈牙利,伺机逃往西德。布达佩斯的西德大使馆前经常聚集着上千名东德人申报难民,到了8月中,由于人太多,不得不暂时关门。

同年8月19日,匈牙利在索普朗开放了通往邻国奥地利的边境,使民众能到邻国参加“泛欧野餐”。600多名正在匈牙利渡假的东德百姓趁机逃往奥地利,再转道来到西德,开启了柏林墙建成后最大的逃亡潮。告别了家人的盖博尔也加入了逃亡的人潮。

Ines Geipe:我从德累斯顿坐夜车到达布达佩斯。在布达佩斯待了几天后,转车去匈牙利和奥地利接壤的边境小城索普朗(sopron)。我在索普朗前的一个小站下了车。在那里等到夜深人静,村里的人都睡了之后,我开始穿过森林往边境跑。跑步可是我的强项。
盖博尔用来整整一夜的时间在森林跑完了在正常情况下只需要两个小时的路程。第二天清晨,她到达了奥地利。

越来越多的东德人作出了背井离乡的决定,几十万人递交了永久出境申请。在东德当局的眼中,申请永久出境,就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的背叛。申请出境者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
一些在不安中等待的人找到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的牧师克里斯汀.富勒尔,希望能参加教堂组织的活动,在这里说出心中的困惑和痛苦,寻求心灵的慰藉。

截至1989年,莱比锡的尼古拉大教堂已经连续七年,每个星期一举办一次“和平祈祷”,传播“非暴力”的思想,呼吁和平。除了每年的暑假之外,从未间断过。

89年的9月4日,是这一年暑假过后的第一个星期一,正好赶上莱比锡举办展览会,因此有大量西方记者来到这个城市。莱比锡市政府的官员把尼古拉大教堂的牧师们都叫到市政厅开会,要求他们推迟一周再开始举行“和平祈祷”,遭到了牧师们的拒绝。在牧师们的坚持下,“和平祈祷”照常举办。祈祷结束后发生的一幕,使这一天的“和平祈祷”成为了东德和平革命中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

Christian Fuehrer:教堂里聚集了1500人,我们走出去时,我发现西方记者已经围成了一个大的半圆,在那里拍摄。开始时,我还很不高兴,认为他们把我们都拍下来,无异于替国安提供情报。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突然意识到,他们的存在有多重要。因为,几个年轻人突然从夹克里抽出了一个横幅,上面写着“国家开放,人民自由”。横幅举起来不到20秒,国安员警就当着所有记者的面把打横幅的人扑倒在地。

当晚,尼古拉大教堂前的这一幕在欧洲各大媒体上不胫而走。自由媒体在这场和平革命中发挥了它的威力,从莱比锡传来的图片和镜头让坐在东柏林的东德政治局高官们感到极度不安。

Guenter Schabowski:东德人民的崛起以及两德的统一,我认为,如果没有媒体的作用的话,是不可想像的,至少是会慢得多。举例来说,当时的民众运动是从莱比锡的星期一抗议遊行开始的。抗议遊行的消息通过媒体传播开来。人们把莱比锡的遊行当作了行为榜样,纷纷效仿。

另一个例子就是东德人的大规模逃亡。逃亡的照片引发了两个效应:一个是东德政府的国际声誉急速下降。人们看到这些逃亡的景象都在想,东德边境的保安措施这么严密,每天却能有十几万人逃离这个国家,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媒体在当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电视和电台。电视图像和电台每日的广播对民众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让东德共产党的高官们坐立不安的事情日复一日地发生着,莱比锡的尼古拉大教堂成为了和平革命的象徵。全东德的民众纷纷慕名而来。

Christian Fuehrer:员警开始封锁所有通往尼古拉教堂的道路。开始的时候,他们没有带警犬和警棍,只是摆出一副威胁的样子而已。但是,这种恐吓没有奏效。老百姓对他们视而不见。这让东德的员警感到很诧异。随后,他们封锁了高速公路的出口,没有挂莱比锡车牌的车子,星期一下午全都不让進城。员警同时封锁了火车站,没有莱比锡居住证的人也不让進城。他们越这么做,结果来的人就越多。

89年的10月,没有人意识到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即将到来。10月7日,前东德国家主席昂纳克在东柏林的共和国宫内举办民主德国成立40周年的庆典。这时的昂纳克对东德“铁打的江山”似乎依然信心十足。他不知道,两天之后,一场和平革命将要大规模地爆发。

10月9日,又到了一个星期一。由于各地来参加和平祈祷的人太多,尼古拉大教堂人满为患,富勒尔牧师求助于市内其它的教堂,请他们协助同时举办“和平祈祷”。这一天,莱比锡市中心的几个教堂内一共聚集了6000馀人。刚过中午,尼古拉教堂里来了大量不速之客。东德当局派来大约1000名党员,前来“占领”教堂。

Christian Fuehrer:他们的任务是占领教堂,所以下午两点半就進来了。他们不知道,已经有人给我打了匿名电话,告诉了我他们是谁。我对他们说,欢迎他们来到尼古拉大教堂,我们的教堂对所有人开放。不过,我很奇怪他们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工人阶级不得等到下午4点才下班吗?……我觉得,上帝太有幽默感了,竟然把这些党员送到了教堂里。因为,我们平时怎么叫他们,他们也不来。现在党再也无法把他们亲眼所见所闻的东西从他们的头脑中抹掉了。

傍晚6点多,当富勒尔牧师做完祈祷,从教堂出来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教堂前的广场上人头攒动,人们用双手捧着点燃的蜡烛,烛光汇成了一片光的海洋。据西德媒体报导,这一刻聚集在尼古拉大教堂周围的示威民众足足有七万人。这是东德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遊行。

Christian Fuehrer):我惊讶极了,我对周围的人说:“请大家往旁边让一让。教堂里还有2000人要出来,加入到你们的队伍里”。大家出来后,队伍开始缓慢的向前移动。我们当时不知道有多少人。人们和平地向前走着。

这些人生于希特勒时代,后来又生活在一个严厉的无神论社会。在纳粹时代,他们接受的是种族仇恨、战争的教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接受的又是阶级斗争的教育,不信神和耶稣,认为这些都是胡说,根本不存在。几十年来受这样影响的人,如今全都接受了“非暴力”的思想,不仅如此,他们是在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这一非暴力的原则。

自从89年9月之后,每周一的“和平祈祷”之后,东德员警都会守在尼古拉大教堂门口打人、抓人。10月9日,当七万人聚集在尼古拉教堂周围的街道上时,谁也不知道即将会发生什么。由于担心军警镇压,参加遊行的人都把孩子留在了家里。

根据事后的了解,前东德国家安全部部长梅尔克已经下令,要求莱比锡的军队严阵以待,“彻底摧毁示威遊行”。但是,莱比锡的军队将领们打到柏林的请示电话却迟迟得不到回复。柏林的行政机构在这一天莫名其妙地像瘫痪了一样,毫无声息。没有人知道柏林的高层为什么始终没有回复,就在莱比锡的将领还在等待的时候,七万人的遊行队伍浩浩荡荡地走上了环城道。

Christian Fuehrer:当遊行的队伍回到尼古拉教堂前的广场时,我有两个很强烈的感受,一方面我松了一大口气,因为当局没有進行“中国式”的镇压,没有开枪,没有死人,遊行的民众也始终遵循着“非暴力”原则,非常和平。再有就是,我意识到,从这天晚上开始,东德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东德。这个国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是我们还无法预估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40年东德共产极权在人们心中所制造的恐惧,就这样在一转眼间像一堵墙一样奇迹般地被冲破了。

Christian Fuehrer:如果有什么可以称作是奇迹的话,那这就是奇迹了。德国还从来没有过一次成功的革命。这是德国历史上首次不流血的革命。一次起源于教堂的革命。
从这天之后,东德发生了一个接一个的变化,令人目不暇给:10月18日,昂纳克被迫宣布下台,接下来,克伦茨代替昂纳克成为东德共产党总书记。东德当局高层像溺水的人一样,在民众的抗议浪潮中挣扎。时间一转眼到了11月9日。这一天,东德共产党高层为了缓解压力自救,决定公布一个新的旅行条例,并决定由沙博夫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这一简化的东德公民出境办法。到了新闻发布会上,沙博夫斯基开始宣读中央决议:“……允许个人出境,不必说明任何理由……将在最短的时间内批准出境……可以通过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所有边境检查站出境。”

这时一个记者提问说:“什么时候开始执行?”沙博夫斯基被问住了,他随口说:“据我所知,立即执行。”记者们把沙博夫斯基说的“立即执行”理解为立即开放边防检查站的信号,纷纷打电话抢发这个消息。

Guenter Schabowski:我们是想宣布旅行自由并允许东德人出境,彻底离开东德。但是,还有几个具体执行办法。其中一个就是,本来想到第二天清晨才开始执行这个新规定。原来计画让电台清晨四点播放这个规定。四点之前会通知所有的边警。不过,我当时不知道这一点。
就在这时,命运之神的手指轻轻拨动了一下决定着历史前進方向的转盘,沙博夫斯基阴差阳错地说错了话。新闻发布会之后大约一个半小时,成百上千的人就于当晚八点半涌到了柏林墙的边上,要求通过边境。人们呼喊着,“开门!开门!”边警不知所措,僵持了两个小时之后,第一个边防检查站打开了,人们涌向西柏林。午夜时分,柏林墙所有的边防检查站全部开放。

Ines Geipel:当时,我正在德国西部黑森州的一家苹果酒馆里打工,穿着粉红色的德国传统服装。那天晚上,我的老板,是一个土耳其人,把我拽到电视机前说,这个节目肯定是你想看的。这时,我看到了柏林的镜头。人们在欢呼!
1989年11月9日,这道竖立了27年之久,把柏林城撕裂为两半的柏林墙就这样被冲开了。沙博夫斯基被人们称为“开墙者”。

Guenter Schabowski:我不过是历史在那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使用的一个工具,因为这个事情不可能由别人来做,只能是由高层的人来做。
原声(Christian Fuehrer):我看着沙博夫斯基手里拿着纸条在念的镜头,我想起圣经里的一句话:“你知道你念的是什么吗?”

象徵着东欧共产极权铁幕的柏林墙倒了。历史不可逆转地改变了运行的轨迹,我们这部影片中的主人公们的生活也同样改变了轨迹:经过长时间的反思后,沙博夫斯基写下了《告别乌托邦》一书,宣告自己彻底告别了共产主义思想。

Guenter Schabowski:德国有8000万人,现在可能还有2万思想上没有改变的前东德共产党员。如果这帮人骂我是叛徒,我只能笑笑而已。因为他们这样做只能给自己丢脸。每个诚实的人都能够明白,这样一个共产党在政治上彻底失败了,他们欠下了在边境被打死的年轻逃亡者的命。这个党的领导者应该彻底地反省自己。

克里斯汀.富勒尔,2008年退休,而他始终是德国人眼中和平革命的偶像。

茵尼斯.盖博尔如今在柏林Ernst Busch戏剧表演学院担任教授。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之际,她带着戏剧学院的学生们将东德狱中作家未曾发表的剧作搬上了舞台。一群没有亲身经历过共产极权的年轻人用艺术的方式将历史像一个接力棒一样传递下去。

八九之秋,是一个充满神奇的季节。这个奇迹有可能在遥远的中国再次出现吗?

Christian Fuehrer:人从来都无法想像神迹或某种全新的东西的出现。因此,谁也不必为此感到羞愧。我们当时也以为会遭到“中国式”的镇压,也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奇迹。

Ines Geipel:同样的奇迹不会出现两次,不过世上怎么会只出现一次奇迹呢?
柏林墙建于1961年8月3日,墙高3,6米,总长155公里,沿墙设有302个岗楼。截至1989年11月9日倒塌之日,至少106人在试图越墙逃亡西德时被打死,大约200人受伤。柏林墙倒塌后,无数德国家庭重新团聚。

1990年来自世界各地的118名画家来到柏林,在这段残存的柏林墙上留下了他们纪念这段历史的画作。http://www.aboluowang.com/life/2009/1109/149477.html

从独裁到民主-解放运动的概念框架

吉恩·夏普 (Gene Sharp) 著

中共不妨试一下南非这双鞋

中共不妨试一下南非这双鞋
作者:程映虹

中国又有着不同的历史经验:南非黑人奋起反抗,迫使白人种族主义者让步,废除了这个制度;而中国的农民忍让了几十年,今天虽然有了进城的权利,但还是城乡二元制下的被歧视者。

中国和南非还有一个重大的相似之处,在南非已成历史,于中国还是现实。这就是为了国家进步而和平抗争的著名人士被投入监狱,在南非有曼德拉,在中国有刘晓波为代表的很多人。而这两个人又都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这可是南非和中国最突出的相似之处。

按说,年轻时的曼德拉毕竟还有过从事暴力斗争的历史,甚至还担任过一个叫做“南非之矛”的地下武装组织的总司令。而刘晓波可是自按照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从事政治活动(其实一多半也就是写作)起就一直坚持非暴力的宗旨的。如果曼德拉像刘晓波这样,始终是个文人,至多也就是发起个把宣言,南非当局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把他投入监狱吗?

其实,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南非要搞组织和运动才能点燃的不满之火,在中国可能只要写写东西就够了。所以南非当局不一定害怕一个文人;而在中国,几篇文章就可以推翻社会主义了。这是毛泽东早就预言过的。

当年的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最后在全球民主化的浪潮中—不要忘了,主要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横加干预—最后放弃了镇压,释放曼德拉,和他领导的运动达成和解。这可是二十世纪最后十年能和苏联解体和台湾民主转型并列的伟大事件。德克勒克和曼德拉为此同获诺贝尔和平奖。

习近平刚在莫斯科发表过“鞋”论。他只说鞋合不合脚只有自己才知道,但没有说一定要穿自己做的鞋。既然他如此强调中国和南非的“相似”、“相连”甚至“相依”,那何不把德克勒克曾经穿过并走上光明大道的那个式样的鞋也套在自己脚上试一试呢?

方绍伟:“托克维尔定律”真能成立吗?


方绍伟:“托克维尔定律”真能成立吗? 

《社会科学报(2013/3/21)》:时下在中国,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再度成为阅读热点。有人总结出“托克维尔定律”:一个政权最危险的时刻通常是在其开始改革之际。许多人将之当成了一条普遍规律,试图将这一见解套用在解释以往发生的历次革命和社会动乱上,并由此引发对一般意义上的改革发展道路的反思。同时,学界也不乏对“托克维尔定律”的质疑,本报特选刊此文,以供讨论。

《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年)是托克维尔在完成了《论美国的民主》(1835/1840年)之后写出的著作。1992年,商务印书馆就翻译出版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但在20年后的2012年,该书才因为中纪委书记王歧山的推荐而成为阅读热点。本文将分析“托克维尔现象”的现实原因,然后对所谓的“托克维尔定律”提出质疑。

“托克维尔定律”就是“松动崩溃论”

《旧制度与大革命》现在被大家热议,一定是因为它触动了中国人的某根敏感神经。这本书的核心论题有三个:第一,革命不是在民不聊生而是在社会繁荣或开始繁荣的时候发生的;第二,革命摧毁的是旧制度的外壳而不是旧制度中的专制性格;第三,可贵的平等很可能会给更加可贵的自由带来威胁。
在当下的讨论中,人们最关注的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第一个论题,这个论题也因此被称为“托克维尔定律”、“托克维尔困境”或“托克维尔效应”。用托克维尔的原话来说,“托克维尔定律”指的是:“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们,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要好些……被消除的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未被消除的那些流弊,于是人们情绪更加激烈”。
“托克维尔定律”其实就是一种“松动崩溃论”,它否定的是传统智慧所说的“残暴崩溃论”。君主残暴时崩溃不了,君主松动时反倒崩溃了。因为,专制残暴的时候,人们往往没有能力进行反抗,也看不到革命胜利的曙光;一旦君主专制出现松动,一方面自由行动给人们带来了革命的机会,另一方面,手铐被打碎,会使得脚镣的存在变得更无法容忍。革命的机会和热情,便导致了大革命的突然爆发和君主专制的崩溃。

当一种外来理论与人们对现实的直觉相应时

当下有些人对“托克维尔定律”进行简单的解读。用通俗的话来说,“托克维尔定律”讲的就是:日子好起来了,大家想过更好日子的心情反倒更迫切了,不少人甚至已经被距离更好生活的一步之遥给逼急了。这实际上也正是当代中国社会所显露出来的景象:浮躁与狂热齐飞,不安与骚动共舞。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令人震撼,但对未来的焦虑,却很容易就压倒了这种震撼,最揪心的焦虑当然包括了对革命和动荡的焦虑。“告别革命”被当成笑谈,因为,对一个抱有“天命观”的“革命信仰”的民族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无疑显得特别有道理。
当一种外来理论与人们对现实的直觉相应时,人们对这个外来理论的热情就会一触即发。当人们的直觉被权威理论所肯定时,潜在信仰所调动起来的情感,就很容易地压倒了理性思考和批判精神。“托克维尔定律”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吗?这是个迷信外来理论和痴迷于过往权威者想都不敢想的问题。不幸的是,“托克维尔定律”确实有问题。为了把道理讲得更充分,这里可以先列出从两个方面去进一步确证“托克维尔定律”的理由。
第一个方面是两个众所皆知的案例,即苏联末期和清朝末年的改革。一般认为,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的政治松动,导致了苏共和苏联的全面崩溃。清朝末年的新政,是在日俄战争之后清廷所进行的君主立宪改革。清末新政一改清廷当年对戊戌变法的镇压,却不料,政治松动竟然导致自毁长城。苏共和清朝的垮台可以说是印证“托克维尔定律”所包含的“松动崩溃论”的经典例子。
第二个方面也是许多人所熟悉的“亨廷顿定律”,即已故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里提出的观点:社会变革导致期望膨胀,期望膨胀则会由于旧制度松动、新制度滞后而导致社会动荡甚至崩溃。可见,“亨廷顿定律”与“托克维尔定律”几乎不谋而合,确实有些说服力。

“政治松动导致政治崩溃”仅仅是一种特例

          其实,《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三个核心论题,讨论的不仅是大革命的原因,而且是君主制崩溃的原因、新专制的文化原因,以及平等激情对自由的危胁。所以,它要解释的是一连串的事件:革命爆发、专制崩溃、专制回归,并且是法国特定时代和文化背景下的一连串事件。我们今天读这本书,要反思的就不仅仅是该书核心论题的特殊性与普遍性问题,而且是其具体分析中的逻辑缺失问题。
“托克维尔定律”直接触及了革命爆发与专制崩溃的原因,可是,革命爆发的原因与专制崩溃的原因却有非常微妙的区别。革命确实常常在专制松动的时候突然爆发,但革命确实也会在专制黑暗的时候意外发生。这里的要害之处是:革命的爆发、专制的崩溃、革命的成功是完全不同的三个命题。
革命爆发的原因,通常包括专制压迫、革命机会、革命能力和偶然因素。在欧美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财政税收问题往往成为导火线。
革命爆发能不能导致专制崩溃,并不完全取决于专制压迫的松动、革命机会的出现、革命能力的激发这三个革命爆发的因素。革命爆发未能导致专制崩溃的无数历史事实表明,一定存在革命爆发三因素之外的其他关键因素,而且,这个关键因素一定不是历史随机性的偶然因素。这个最关键的因素是:统治能力,即由统治制度所支撑和再生产出来的统治能力。
也就是说,专制压迫的松动、革命机会的出现、革命能力的激发等仅仅是统治成本和制度需求的因素,“托克维尔定律”的片面之处,正是在于它只看“统治成本”和“制度需求”,不深究“统治能力”及其背后的“制度供给”。
实际上,革命不仅仅是政治松动之后的“统治成本”和新“制度需求”的上升带来的,革命同时也是政治松动或不松动时“统治能力”的下降带来的;“统治能力”与“统治成本”之比(“统治商数”),才是决定革命发生能否导致专制崩溃的要点。革命者的“制度需求”和“革命能力”永远是统治者的“统治成本”,而“统治能力”则取决于统治者持续其统治的“制度供给”。
换句话说,“托克维尔定律”所描述的“政治松动导致政治崩溃”仅仅是一种特例。只有在政治松动,同时导致“统治能力”不足以应付“统治成本”的疯涨时,才会导致“政治崩溃”。按照这个理解,辛亥革命和苏联解体,证明的并不是“托克维尔定律”所包含的“松动崩溃论”,而是“统治能力”无法应付“统治成本”的“能力崩溃论”。“统治能力”不足以应付“统治成本”的“能力崩溃论”,暗含的是一个新的“托克维尔逆定律”。
在政治松动而“统治能力”足以应付“统治成本”的情况下,革命即便爆发也未必会出现政治崩溃;另外,在政治松动没有发生的情况下,“统治能力”的突然下降和“统治成本”的突然上升,都可能导致革命的发生甚至革命的成功(如俄国的“二月革命”、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和埃及的“广场革命”)。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指出,革命是在统治势力最薄弱的环节爆发并取得成功的。作为一个革命的直接实践者,列宁显然要比托克维尔和亨廷顿更加敏锐。列宁的“最弱环节崩溃论”暗示的就是“统治能力”无法应付“统治成本”的“能力崩溃论”。

“统治能力”与“统治成本”之比,才是决定革命能否导致君主制崩溃的原因

“托克维尔定律”是一种“松动崩溃论”,“托克维尔逆定律”则是一种“统治能力”无法应付“统治成本”的“能力崩溃论”。这个“逆定律”并不平等地看待“统治能力”和“统治成本”,它并不认为“统治能力”和“统治成本”对专制的崩溃起同等的作用。之所以可以称之为“逆定律”,就是因为它要强调的不是“正定律”所重视的“统治成本”和“制度需求”,而是“正定律”所忽视的“统治能力”及其背后的“制度供给”。
按照“逆定律”的思路,对统治者来说,被统治者的不满、反抗和革命,其实一直是潜在的危胁;“统治成本”的波动上升,其实一直是统治者所要面临的“常态”。所以,统治政权会不会崩溃,根本就不取决于“统治成本”波动上升的“常态”,而是取决于“统治能力”会不会在这种“常态”中突然“失态”。所以,强调“统治成本”而不强调“统治能力”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思路,这种思路正是夸大革命力量和产生“此消彼长幻觉”的根源。
“此消彼长幻觉”以为:“革命力量”强了,“统治力量”就会相对变弱。这是一种机械论的“古典革命力学”,它不考虑革命双方的互动博弈以及背后的制度支撑。应该考虑的其实是革命双方的互动,以及革命者与统治者背后的制度支撑。简单地说,“革命力量”强了,“统治力量”完全有可能更强,“统治力量”的状况取决于统治制度及其相应的政治文化。
公平地说,《旧制度与大革命》也显然讨论了君主的统治能力及其背后的君主制,但是,它也同样显然地没有深入到君主制本身的“终身专权与家族继承”特征对再生产“统治能力”的具体决定作用。
概括地说,君主制是一种“强人依赖”或“贤君依赖”的政治体制,其政权的稳定取决于“圣君明主”的强力统治;可是,君主制的“终身专权与家族继承”,却制度性地决定了在“终身专权”与“家族继承”这两个环节,都可能随时出现“能力断裂”问题,特别是统治利益的考虑往往会以阴谋和暴力的方式去压倒统治能力的考虑。所以,“持续统治能力”是否存在,一直是君主制所面临的致命挑战。
要点在于,这不是一个具体君主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具体统治政策的问题,这是一个“能力断裂”会一直被制度性地再生产出来的问题。道理很简单,“强人依赖”的制度要求强人万无一失,但“终身专权”与“家族继承”所必然包含的“老迈昏庸”却不可能保证强人万无一失,而只要这个制度可能出毛病,假以时日它就必然出毛病,而且一出毛病就必然是大毛病。
所以,辛亥革命和俄国二月革命的爆发,其实就是“终身专权与家族继承制”在宣统皇帝和尼古拉二世身上发生“能力断裂”的结果。法国大革命中被处死的路易十六,英国革命中被处死的查理一世,背后的制度道理都是一样的。“终身专权与家族继承制”也是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朝代循环”的关键内因(天命观和皇权崇拜是另外两个外因)。另外,人们往往从戈尔巴乔夫个人及其政策上寻找苏共崩溃的原因,这种思路忽视的,正是“持续统治能力的断裂”如何被制度性地再生产出来的问题。“苏联模式”与“君主模式”天然相似,这才是苏联崩溃的制度秘密。
最后,“托克维尔逆定律”可以被总结如下:君主制的崩溃主要不是政治松动之后的“统治成本”和“制度需求”的上升带来的,君主制的崩溃主要是政治松动或不松动时“统治能力”的制度性下降带来的;“终身专权与家族继承制”决定了君主“统治能力”的“夜长梦多”,“统治成本”的波动上升是一种统治常态,“统治能力”与“统治成本”之比,才是决定革命能否导致君主制崩溃的关键原因。

2013年3月30日 星期六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署活动座谈会纪要


公民论坛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署活动座谈会纪要
 “公民论坛”是在“公民聚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公民言论平台,主要发布各界人士关于社会热点、焦点、时政、维权、民主转型以及重大理论问题的看法和主张,为公民言说提供一个自由的平台。截止目前,在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公民论坛”已经先后就中共十八大、《零八宪章》和晓波入狱四周年、高官财产公开、将权力关进笼子、2013年“两会”等问题进行过多次聚餐研讨(或书面采访),相关信息发布后,也引起了各方关注。毫无疑问,对于推动公民运动和中国民主转型事业来说,“公民论坛”有着较大的积极意义。
今年两会前后,著名民主人士笑蜀、郭飞雄分别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发起了民间联署活动,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已经拖延了15年的该项国际人权公约。联署活动引起了国内各界人士的关注。323,北京部分学者、律师、艺术家和民主维权人士在某饭店就该项活动进行了座谈。参加座谈的人士有:

  佳:《零八宪章》签署人,2008年荣获“欧洲议会人权奖”
严正学:著名艺术家,民主人士,先后多次入狱。
王书瑶:57年右派,曾入狱四年,民主人士
  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独立竞选人。
王小宁:民主人士,曾以“煽颠”罪名入狱10年。
王江松:北京学者
肖国珍:北京律师,民主人士,《零八宪章》签署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2012年度“维权风云人物”之一。
丁家喜:北京律师,民主维权人士
赵常青:《零八宪章》签署人,独立竞选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先后多次入狱。
王金波:《零八宪章》签署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曾因民主活动入狱四年。
王藏:诗人,艺术家
彭剑:北京律师,民主人士
孟元昕:民主人士,因纪念六四,入狱两年。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张向忠:维权人士


以下为本次“公民论坛”活动视频整理稿。
(供稿:赵常青)

赵常青:各位好!很高兴大家都来参与国际人权公约的座谈。我们知道,人权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自近代英美法等国民主革命以来,人权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用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的话来说就是:“所有的眼睛都已经或正在向着人权睁开!”二次世界大战后,鉴于法西斯统治对于各国人民的严重伤害,联合国大会于19481210通过并公布了《世界人权宣言》。但由于这只是个政治性文件,对于各国政府并没有法律约束力,是故为了推动各国人权保护,联合国大会又于196612月在《世界人权宣言》的基础上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大会要求各会员国政府签署该公约并遵守执行。截止2010111,在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中,已有167个国家正式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97年中国政府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于2001年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199810月,朱镕基领导的国务院也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98年后由于李鹏吴邦国等连续把持全国人大常委会,使得《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一直没有得到全国人大的批准。也因此使得中国的人权保护一直得不到有效的法律支撑。
今年两会前,著名民主人士笑蜀和郭飞雄分别发动联署签名活动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虽然直到今年两会结束该人权公约也没有得到全国人大的批准。但成百上千的各界人士的联署签名活动还是显得非常有意义。今天晚上请大家到这里来就是想讨论一下这个文件对于中国人权事业的重要意义。现在请大家发言,谢谢!

胡佳:《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公约》呢是1966年通过的,这两个公约的区别呢首先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它只需要政府不作为或者不乱作为就可以了,就是说能够执行的,像那个《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公约》呢,它需要有政府作为,需要有投入的,那么这个就简单的比如说《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就是说你政府只要不去侵犯,不去干预,让公民的权利能够自如地运行,那么就可以了。所以其实来讲的话,对于一个民主化的社会,他的实施起来没有任何的困难,恰恰在专制社会中,他却是难度最大的一个,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是专制者的死穴,因为那里面倡导的言论自由权、结社自由权、还有这个游行示威集会的这个自由权,以及信仰自由权这些,恰恰是今天我们这个国家的所谓政治警察部门集中进行打击、侵犯的。所以在这个国家从98年的105号签署以后,至今没有批准,这已经其实太明确的说明了,这个现有体制对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那种敌视和抵触。
那么他们对什么抵触,我们就需要去推动什么在中国真正能够实现,尤其这个东西是底线的权利,作为一个人,生而为人的底线不可或缺、不可剥夺、不可侵犯的权利,是你生而为人的尊严的基础,所以在这方面的话,推动这个公约,其实就是让我们每个人能够从他们给你禁锢的一个臣民的状态变成一个公民的状态,所以其实也是为每个人自己。
如果说用什么样的方法的话,我觉得现在我们除了签名给全国人大递交之外,还有好多好多事情要做。比如每个人想过没有自己从头到尾读过这个公约没有,或者说找过一本真正的书,从头至尾的研究过它的比如说不可克减权,它有一些相关的,比如说认责意见书呀这些方面的,首先这是一个自我教育,自我觉醒的这个过程,因为我是在监狱里才第一次读这个东西,是我参加自考法律(在监狱里学那个),它的国际法里面有人权法案,它把这个作为附页,然后我在那边看,那个时候就好像是当头棒喝的一样,原来人家已经把这个事情说的那么透了,我们自己还在那里摸索着,我们好像在摸着石头过河,一点一点的权利要争取,但其实那些权利都已经摆在那里了。所以我觉得首先是自我的那种觉醒,自我了解的那些权利的存在,然后推动它去实施,我觉得好多好多的,比如在街头的那种收集签名呀,什么我们去递交呀,另外的话,怎么说呢,因为我不是艺术家,我特别希望就是说从艺术家的角度,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做的,把这个公约作为我们每个人看到它就像看到宪法一样,就像看到生命中一个最重要的文件一样,一个关系到你从出生开始你就生而为人的这么一个文件,它也应该是中国的民权宪法一种框架、底线,我就说这么多吧!

王江松:两个文本我都参与了,我觉得笑蜀的那个稍微面窄点、温和点,郭飞雄那个文本其实上很有力量我觉得,又精简又提得非常具有逻辑性、系统性,文本不是很长,挺好的!我觉得这两个都行,从我个人的认识角度说,这两个人权宣言可以说是对1948年的那个《世界人权宣言》的具体化,其实相当于人类宪法的那个概念,那个层次,最顶层的一个东西,一直是各国民主化进程最重要的思想和文化思维。其实我个人接触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接触到以后,在我们学校,我们文化传播学院,那个开设了一个,全国高校还没有、就是前所未有的课,就是公民教育课,还没有,像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这些都没有给本科生开公民社会课,为什么不敢开呢?因为他有两课,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课,所谓的两课,就是现在的包括毛邓江三个代表,那个东西,还有就是思想道德修养,还有一个近代史,像这些东西它是作为中宣部、教育部规定的要进入大学课堂,所以他们就占据这个舞台,但是通过我们建立了一个文化传播学院院内的,不是全校的,我们自己给学生开了一个小灶,就是文化传播学院的人文通识课,其中第一门、最重要的一门就是公民教育,公民教育就从人权讲起,因为在人权这样的概念下,它涵盖了一些人类最基本的一些价值,像自由呀、平等呀、公正呀都涵盖在人权这个大概念下,所以我们现在就着重做这个,而且我觉得光是教他们知道还不够,我现在还要求他们一些学生,昨天还在跟他们说这个事儿,说当你们自己作为学生,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你怎么办?现在他们正在做这个事情,现在学校有一项政策,损害到学生的基本利益,所以他们现在正在组织,组织一个活动,但是我说你一定要合理、合法、有序,你不要就是被他们抓住把柄吧,像我这个老家伙了无所谓了,但是你们年青嘛,别被他们扣政治帽子呀,说你们搞什么学生运动,你们就通过一些,把自己的诉求通过一定的渠道递上去就行了,我在课堂上,我开演讲课的时候,跟他们演练这个事儿,已经演练了,就是我扮演校方的代表,每个班出三个代表,六个代表跟我辩论,辩论得非常棒,就把那些知识呀,那六个学生把我都辨倒了,之所以把我辨倒了,是因为我自己是有良知的人,我不会编那些他妈的一些乌七八的东西去狡辩,所以我觉得在他们的辩论面前我就投降了,我看他们下一步,观察一下,看这些学生会怎么样跟校方打交道的时候,就把这些公民教育的课,学到的东西就拿出去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好,我就说这么多。

王藏:今天讨论的这个议题非常好!我也是宋庄一位艺术家。一直也想有一个机会跟在座的各位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因为之前我跟郭飞雄一直讨论了很长时间,就说我们这边刚才佳哥已经把这个意义说了,我们这里的一个做法是两会期间,当时就打算再联合一些艺术家就先在屋子里面搞,先表明态度,举这个横幅、招牌,但签名呢,我们两个版本都签了,一个笑蜀的是稍微偏向体制内的,郭飞雄的是偏向体制外的,这两个版本其实都是,笑蜀我也跟他交流了好多封信,他是跟郭飞雄两个人一起,不同的版本照顾整个社会,我觉得很有意义!还有我们也跟很多访民谈论这件事,几十人都说好了,我们就在屋内搞,但前段时间因为是两会,很多我们联系的人就被截返回去了,后来国宝就来找邝老五,这个事情就坚决不允许,就不允许我们做了。但是这个事情我们是非做不可的,我们说做肯定要做,就是说一定要走向街头的,因为我们都觉得非常有意义,这是一个基本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法律,我们所遵守的东西,中国法律,中国宪法我们是完全不认同的,这做为个人的观点来说,策略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现在认这个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这个国际性的法律文本,人权文本,我们只认这个,所以我在看这个两会之后,我们过段时间,有空的我们就走上街头,不管怎么样吧,先一步一步地做,然后也联系访民,跟访民,他们马上也回北京嘛,联系了大概几十个慢慢地先做吧。送的去送,然后在街上的走上街头,先表明一个声势,力所能及的做一些微小的事吧!好!

王书瑶:今天听三位介绍,我挺多启发,挺多教育,我对这两个公约没读过,很陌生很陌生的,而且签名我也忘记是不是也签过了,总之最近签名的事情是很多的,这个事情有这么大的意义应该在国内推广,应该叫老百姓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这是国际上的。
刚才我听三位这么介绍呢,我想这个公约主要是约束专制国家的,因为不是专制的国家,民主的国家,他的宪法里面有充分的保障,每个都是保障人权的,保障人道主义的,限制政府权利的,那么这些公约对那些国家,几乎等于没有一样,因为宪法本身已经保障了,但是对中国能不能起作用呢?只能起个教育作用,不会起到约束的作用,因为中国几次定宪法他都不遵守,他都不承认,他早就忘记了,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那几条,结社的自由、言论的自由他根本就没有、一点儿就没有,我因右派的问题到这个治安总队去申请过两次游行,治安总队两次回答都这么回答我的:自从这个游行示威法颁布以来,一次都没有批准过,他们回答的!他们两次都这么回答的,而且官方人员讲还不如没有这个游行示威法呢!但是接待的时候还是比较客气吧,还请到那儿坐着,那边一个计算机一打,一边讲什么书面回答都没有,就是说不允许,因为他只要不出示书面的允许你游行的文件,那你游行当然不可以了!是不是呀,所以我想对这个事情呀只能起宣传教育的作用,让普通老百姓都知道这个,刚才王藏说他不承认共产党制订的宪法,这个也没办法,权力在他们手里头,你不承认他还是要……他自己也不承认,他只承认其中的一条,就是共产党是领导阶级,是领导党,别人的他都没有这么去做,人大也不是权力机关,所以对于共产党这种专制呀,这个公约、条约对他们根本就没有约束力,他们自己制订的法律对他们自己都没有约束力,所以根本的问题呢还是要用各种手段、各种办法吧,能推进多党议会制,能够至少有个放宽一点儿的言论自由,组党的自由,最近我接触到一些人,网上也看到一些人,比如浙江的那个陈平福案件签名的人里头,有37位中国民主党人在上面签名,他要写他的身份就写中国民主党人,而且这是国内的,国外的当然无所谓了,就是说如果把这个事情做上街头了,更多更多的人就是表示我就是一个你不承认的党,我也是这个党的党员,我还是这么样在做的,这个事情如果要多了的话,那么就形成一种力量,一种压迫他们的力量,他们就感到,这个因为法不责众还是有这个意义的,比如说镇压民主党的人,主要是那几个头头给关起来了一段时间,其他别的呢也没有关,后来也放出来了,他们现在还自称是中国民主党人,这就是一种力量,这就是社会的一种现实,所以这个签名有意义,宣传有意义,这主要是起一个宣传教育的作用,对于共产党的当政我想是不会有什么作用的,我就说这些。

王小宁:关于这个《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个应该是很关键的一个法律条文,中国大概批了二十二个国际公约了,这个国务院签署以后到现在差不多应该有十四年了,十四年没批准,也就是说这个公约肯定有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刚才胡佳说的点到了死穴上,我觉得这个死穴在哪儿呢?最主要的是一点,就是它的应该是第二十五条,是关于选举的这个部分,它这个明确讲选举应该是直接的、秘密的选举,应该是普遍而且是能够充分表达选民意愿的这样的选举。对于这点来讲,我原来也说过这样的事情,我说中国如果说出现民主转型的话,如果说最重要或者说是标志性的,应该是全民大选,如果没有全民大选,其他实际上都是空的,现在当局实际上最怕的就是全民大选,他如果一旦批准了这个公约,那么肯定下面马上就要求全民大选,这是他最害怕的,而我觉得有些东西呀,倒不是特别的关键,你比如说: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因为网络的出现,其实这些东西他已经控制不住了,包括你结社,其实现在也在放宽,他有些地方已经在说:只要不是政治性组织都可以,原来是要求有一个上级的主办单位,现在好像要放宽这一点,这些我觉得都不是太重要,关键还是一个全民大选。我还想讲一件事儿,对这个批准确实不抱任何幻想,不是说哪个人的问题,说吴邦国下去就可以,中国只要不实行民主化,这个公约绝对不会批准,而且他这个执政党肯定不会把公约送交人大,他根本不会送交,肯定是在民主化实现以后,那时候的,不管是人大也好,是议会也好,肯定是第一个时间就会无条件批准,但是现在做这个事儿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因为它可以唤起民众的注意,你越不批准民众的不满情绪越高,而且也正好说明共产党最怕什么,我觉得两个倡议书都各有特点,都挺好的!但是现在呢有一个这样的问题,要考虑好,就是说确实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样的公约,没有读过也不知道它的重要性,我认为这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甚至可以做为现在中国政治转型、政治变革的一个指针性的东西,因为它可以从中间找到非常要害的东西,非常重要的一个条文。就是下一步看怎么办,当然这越多的人出来宣传推动这件事越好,我倒觉得有些事情实际上可以不做甚至少做,但是这件事情,不管新公民运动也好这个也好,把重点作为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工作来做,来推动它,我就说这些。

严正学:我也说不好。我觉得现在呢大家都很关心社会问题,特别说是这个十年以来呀,就是你们那么多律师都参与的东西,以前社会问题关键还比较小,现在大家都集中地参与了很多社会问题,还有主要的东西呢,我想是一个启蒙问题,现在你看普遍的都不了解,连刘晓波是谁都不知道,挺多挺多,因为共产党这些年就让人们去挣钱,把社会问题呀关于制度问题呀,就是让大家接触不到的、关心不到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提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两个发起的文本我是不是都签了,我也搞不清楚了,发到我邮箱里我签一次,再发到我邮箱里我再签一次。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我们要让中国政府把两个公约都签了,第二个从我们自身来说呢,还有一个很主要的东西,共产党他是没底线的,他就是黑社会呀!你想一想他对我们,就像今天这样的吃饭呀,一个手机给你监控了,窃听,都是违法的,而且我觉得每次发现他窃听了,都要给他提出来抗议,我就很明显的发现这个手机呀他都给你窃听了,这次我跟他们冲突就这样,因为给艾未未打了电话叫他签名以后,他们第二天就跑了过来,他说你不能到艾未未那儿去,我说我跟他画画的,我有事去我必须要去,我们双方就跟警方冲突了,我说你们凭什么东西要窃听我电话呀?他说我没窃听电话。上次他们撞墙了,因为是胡佳来了,你们就跟那个黑社会似的,他说我们绝对没有做那个事情,他说那是司机开不好撞的,他说我公安能那么笨呀,拿着新车子去撞你家的墙,我说你们公安撞了墙保险公司能赔呀,他也说网上我说是公安策划的,我说你们跑不掉的,我要是死掉了肯定你们是有责任的,我说你们窃听我的电话,这次艾未未的事情,我说你们明显地窃听了我的电话,胡佳上次来,访民上次来你们撞我家的墙,也就是你们有目的的,我说你们也赖不了,你们窃听我电话干嘛呢。所以说从你们律师的角度来说,是不是有一定级别的人批准了才能窃听,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窃听的吗,有没有这种区别呢,他现在随随便便就能窃听跟踪,昨天他来泡了一天,就是因为宋庄的事情他到我家里泡了一天,然后我还给他翻,你看拆迁那么严重,微博上面把人都烧成这样子,他说都是骗人的,微博上都是假的,都是图片拼图的,我说这么好拼呀,我说谁都要负责任的,我把图片弄上去,你昌平国宝干的行不行呀,他现在就是这样一点底线都没有,比十年以前都要差得多呢,我记得我十年以前,法轮功四月二十八号请愿的时候,我是五月七号弄了一次五十个人以上游行,我送到那个治安大队了,然后五月八号发生那个科索沃事件,他说老严国难当头,你看看我们大使馆都被炸了,你的游行是不是不要游行,还这么回答的,你是不是就不要搞这个游行了,他说你一定要坚持搞这个游行的话呢,我就让大学生到你家里来说你是汉奸呀,当时还比现在好,现在你看这一次两会期间,好多人都被抓了,好多人送上什么东西他们都被抓起来,已经没底线了,所以我觉得两个公约我们都签了,一个推动,然后我们身边的事情也要不断地跟他们交涉,比如说是他要来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昨天我说凭什么你一定要在我家里呆,你不让我去,我现在又没有剥夺政治权利,又不是管制的,我跟你一样是公民,我是应该监督你的执法,现在你来管我有什么意义呀?他说外面不安全,我说我在家里面还不安全,你们都把我家的墙都撞了,没办法,没底线了。(赖在你们家是吗?)是呀,他就不走了,你要撵他出去,他在你门口站着,有什么办法呀!好,我讲完了。

肖国珍:刚才我听江松说了,我觉得《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一个很高屋建瓴的一个公约,它对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它有一个很好的表述,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我也觉得它是一个最基本的、最基础的,人之为人所应当拥有的权利, 如果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不能得到保障的话,那么我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也都是一句空谈。举个例子,就说那个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之所以饿死那么多人,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言论自由,有一个大夫说,有一个医生给病人看病,他就说了一句真话,说只需要给他一碗粥,他的病就能好,结果这个医生立刻就被打压,那么当时的谎言是满天飞呀,说我们亩产一万斤、十几万斤,最多的我记得是有十三万斤,那么好既然你能产这么多,所以就得强制征粮,那么既然你亩产十三万斤,那么行呀,给你征十二万斤呀。那么就由于没有言论自由,以至于农民家里的每一颗存粮,连做种子的存粮也会被征走,农民能不饿死吗?所以曾经有“公民论坛”采访我的时候,我说到如果没有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保障,那么其他的权利都无从谈起,如果是真的当局执政党要兑现当初的承诺,那么我仅从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开始,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其他的一切权利都得不到保障,都没有基础,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我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看法。
那么我能做什么啊,就说刚才胡佳提的一点特别好,我们首先能了解它的内涵,它的外延,它哪些地方是可以克减,哪些地方是不能克减,这些我觉得确实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对人权有特别浓烈的兴趣,而且如果是有学习机会的话,我都愿意去参加,我觉得需要学习的东西,至少可以从这两个层面,一个就是立法层面我们如何,第一就是如何促成全国人大或者将来的议会来把这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把它批准,这是立法的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是如何把这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把它转化为国内法,通过国内法的一些具体的细节的一些规定来使它落到实处,让国人能够真正的享受到这个权利,尤其是不要被任何的公权力所侵犯,我觉得这是立法的层面。那么从司法的层面,从执法的层面,可以有这样一些就是如何促使公权力不至于侵犯私权,不至于侵犯公民的权利和政治权利,这是一块。还有一块呢,就是具体操作层面,如果是公权力对公民权利,对公民的政治权利有侵犯的话,那么如何在国内穷尽所有的救济的途径,如果国内的救济途径穷尽了,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不需要穷尽国内的救济途径,如何向联合国的人权机构,如何向欧盟的人权机构以及其他的有权的国际组织来提起申诉,就直接告的是政府或者是政府的某一个制造恶行的、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进行侵犯的具体的负责人和直接行为人,那么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可以直接研究的一个课题,总之呢,对这一切我都有很浓烈的兴趣,这是第二块。
那么第三块呢,就是我们怎么样,不只是我们自己明白、自己懂得这些权利是什么,而且更让它广泛的为国人所知,让广大的国人去了解它,知道这些权利是我本有的,是不可剥夺的权利,如果有人来剥夺来侵犯的话,我有权利来维护我的权利,而且促成他们愿意来签署这个公约,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我就说到这里,谢谢!

丁家喜:这个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个重要性它是不言而喻的,这个不需要去过多的强调,有两个公民呢分别发起了这个要求人大批准这个国际公约的建议、呼吁,两个人的思路有所不同,一个版本强调的是人权立国的基本思想,另一个文本强调的是国际公约同国内法之间的衔接对于具体国内法的条款的修订,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建议,这两个文本呢应该说他们有一个互相补充的关系,希望呢就是在推动的过程中间,每个人都能签,我们都应该签,也都是可以签的东西,这是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呢,我觉得我们现在要推动这个东西,现在在推这个联署的过程中间出现了很多困难,首先是现在国内的传播的渠道非常少,在微博这个相对自由的空间里面,基本也是露头就衰,没有太多的传播的可能性,所以呢需要大家来想更多的办法。目前呢可能对于这两个文本,通过邮件发给所有的联系人,尽可能的多发几次到微博上,发到QQ空间,skypeQQ群,skype组,还有这个国内各样的论坛,通过各种各样的机会去传播,然后呢呼吁大家来签名,这个呼吁大家来签名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让大家来学习认同、了解,那么也是一个宣传的一个过程,希望更多的人了解这个公约,然后呢能够对这个公约有更深的理解,那么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联署的行动中来,这是作为我们来讲可以主动推动的,当然这种推动工作不仅包括网络上的行动,还要包括将来我们也要到街头去征集签名,这是必须的。
我再讲第三个方面的想法,就是这个公约的批准它是要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来讲,它是人大要批准,那么人大要批准呢,实际上是有几种途径,那么比如说就是向有关的政府部门提出呼吁,希望他们尽快的提交提案,请人大审议,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找人大代表,希望他们能够按照法定方式提出提案,请人大来批准,这样呢应该说可以实际操作的空间呢,一种是把这种呼吁书、联署的文件递交到政府有关部门,还有一种呢就是每个人可以去找一找自己身边的人大代表,给他去函给他发邮件,或者当面约见,请求他们,能够去主动的提出这样一个提案,按照现在的提案的办法,10个人联名就可以提出一个提案,那我们呢可以就需要在这2000多人的人大代表里面,找出10个人来,请他们来联署这个提案,这是我们能够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能做的事,我就讲这些,谢谢!

彭剑:各位今天说的公约的内容和意义,大家说了很多了,我就接着丁律师的话说一些推动的实践操作的一个细节方面的一些建议吧。我是有两点想法,第一点就说是方式上吧,除了短信签名,支持者的短信签名,还有网络电邮签名之外,传统的纸面签名也是需要的,这个需要组织者考虑是不是印一些传单、卡片这样的,主要的介绍这些内容和意义,希望大家随身带着这些,随时发下去,随时让朋友和身边的人了解一下,随时签名。借鉴一下之前的推动教育公平项目,教育公平项目是征集了很多现场的签名,好像是纸面签名也上了十万吧,这个纸面的数字拿出来比这个短信呀、电邮的签名可能更令人鼓舞,确实短信签名和电邮签名也是符合电子数据法、电子签名法的规定,也是有道理的,但是纸面签名是不是也要考虑,也要继续。
我的第二点建议就是,希望把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一些立法建议,是不是都合在一起,一起推动,这样的话能省很多资源,比如说我个人认为,推动这个中国建立公职人员的财产公开这种法律,这个立法我认为是很重要的,这个是不是和我们推动公约的一起来做,让支持者一起在这些相关的行动上,一起来签署,一起来推动,这能节省很多资源,我就提这两点建议。

孟元新:前面都说的挺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呀,就像王藏说的一样,这是我国这种特有体制下最后的一个防线了,可能是严防死守,要让他批准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可能不大,但是呢所有促成他批准的这种方式方法,签名也好或者是联署也好,别的方式方法也好,可能都是一个启动的作用,传播的作用。民间要求政府去批准的话,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但是呢还是有共同点,共同点在哪里呢,传播就是一个共同点,就是说传播这个公约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是一个共同点,为什么呢,因为政府那边他有中国人权会,中国人权基金会,你到他的网站上面他有这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个文本,你要在司法部那里,这个也有,就是网站上都有这个文本,我觉得在传播上实际上是一个共识。
既然让政府在现有的情况下批准公约可能性不大。还不如要求他的教育系统教育部,把这个公民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范围,实际上公民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这个范围,肯定这个人权公约自然而然就成了一个部分了,而且这一块据我所知,政府在国际上说的很漂亮的,他说他们也在做,但事实上他们没做,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还是一个攻艰,就我个人看来,主要的一个方向是推动教育部把这个公民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体制,我觉得这个还有可能,因为我的思路是打那个有可能成的这个方向,做有可能成的事情,好,我就说这些。

张向忠:我理解的,因为我参加比较晚,我所理解的东西吧可能书本上看的多,我就是感觉我们自己的文化里面有很多的宪政的思想,就包括人权公约的思想,就比如说商鞅是2300多年提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吧,实际上就是说那也是平等的一种表现方式,和今天的公约基本差不多,在他之前呢,还有一个老子的宪政思想吧,就比如说是宣统思想,还有这个道德经里面吧,有很多的表现出来无为而治,就是说是不要去,就是少管理,就是现在说的自由吧,实际我们民族文化里面有很多,还有一个就是相当于中国,中国其实那时候是很多的部落在一起的时候,中间的一个就是说他的道德好的以后,才能获得一个首领的地位,他的国土可能比别的部落要小,实际上中国在这个尧舜禹的时代呀,肯定要比现在做得好,中国现在做的是,我感觉他们做的不是中国的文化,应该是俄罗斯的一个变种吧,从马克斯到恩格斯到列宁,是一种变种,来到中国是侵蚀到中国的文化,这是和中国的文化是不相符的,和国际的文化又不相符的,他的土壤我认为不会太长久。作为要执行这个公约的话,还需要大家一起亲自去面对,我想的话,他们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如果连空气连水源都治理不好的话,那么他自己不去思考再不去放开这个选票的话,用一个民众监督的方式,在生他养他的土地上,去提供一个自由的空间,那将来他会成为一个千古的罪人,我是这么想的,我想的话,可能大家都努力地往上做了,我是后学的,还得要多学,你们继续。

乔木:我来晚了,很抱歉!下午有个别的会议没来得及,主要是听听大家的吧,因为我们学者可能这方面比较关注吧,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涉及到表达权、新闻自由呀、传媒呀,包括选举呀、宪政呀都有关系,15年了吧,政府在玩程序呢,对他有利的他就通过人大走一下程序,这个事情可能推一推有好处吧!但中国人大吧五年呀,一年这样一次,好像这次还好一点吧,这次好多体制内的学者也在动吧,比较08年那一次(指《零八宪章》),这次可能没有那么敏感,至少政府呀、外交部都签署了,政府也就是走了个程序,而且最主要的是过程很重要,能不能成是另外一回事。比如说一般老百姓,好多学者、甚至我那些学新闻传播的学生还不知道咱们国家有这么个事儿,政府签署了,人大不通过,之前那个经济权利与社会文化权利那个是通过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用。不仅仅是这个,中国大概有100多个劳工保护条约,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签了不到10%,所以他一再玩这个。
总之我觉得人权公约的签名意义蛮大的,大家都应该动一动,我看笑蜀他们搞的那个,学者、记者、律师都参与了,这就很好,我非常支持也参与这些事儿吧!(常青:你签名没有?笑蜀搞的那个还有郭飞雄搞的那个?)郭飞雄的那个我没有签,笑蜀那个我在搞,而且包括一些联络工作吧。(那很好!还有什么说的吗?)没有。



赵常青: “人权”这个概念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思考和接触的呢?应该是大学一年级。在89年学潮中,我为学生游行队伍制作了第一面大旗,就是那个横幅。上面写的什么内容呢?我告诉大家,上面写着“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八个大字。在当时我感觉到这八个大字能够代表我个人的诉求,也能代表广大学生的政治诉求。后来我看到许良英先生也特别强调这八个大字。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特别强调这八个大字的重要性,他倒不特别看重“宪政”的重要性,认为“宪政”就包含在“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八个大字当中,没有必要再单独提出“宪政”的问题。另外好像是于浩成还是杜光也谈过这样的“八字宪法”,只不过他将“自由”排放在“民主”的前面。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我在20岁的政治诉求已经基本到位,尽管对相关理念的理解不像现在这样深刻。后来我读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发现法国人在这场革命中通过了一部《人权宣言》,全称应该是《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我第一次读法国《人权宣言》的时候,心里感到特别的震惊,我觉得200多年前的法国人真是太了不得了,《人权宣言》开篇就说:“对人权的无知、漠视和蔑视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在这里,200多年前的法国人对“人权”重要性的认知已经非常到位了。而当时的中国是什么情况呢?还正处在乾隆时代,哪有什么“人权”概念呢?当然在法国《人权宣言》之前,英国人在《权利法案》、美国人在《独立宣言》当中也强调了人权的重要性。如美国《独立宣言》就强调了“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天赋的,是不可转让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英等国意识到法西斯主义的残酷性、意识到强权专制和暴政对人类的危害性,于是便促成联合国大会在1948年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使得人权的大旗具有了空前的普世性,但是由于《世界人权宣言》只是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一份政治性文件,它对于各国政府并无实际约束力,因此,经过努力,联合国大会于196612月通过了著名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国际公约》,并呼吁会员国政府签署该项公约并进行落实。
中国作为共产党统治国家,长期以来实行的是愚民教育,有关人权一类的公民教育完全没有。但在国内民间社会和国际社会压力下,中国国务院于199810月签署了这一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但就是所谓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不盖这个章,不盖这个章的话呢,他这个条约呢就对这个国家这个政府没有约束力,那这个是不行的,所以呢我觉得为了推动中国的人权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我们大家要一块来做这个事儿,那么我觉得做这个事,可以从哪几个方面来着手呢?
第一个,当然啦你得了解它上面写了什么东西,最起码这个文本应该了解一下,然后在此基础上参与这个联署,这是最基础的一步。
更重要的是什么呀,刚才老师说,如果是中国民主不转型的话,这个条约是通过不了的,我基本上同意这种看法,那么我想的是什么呢,为了使这个条约尽早通过,我们需要全方位的推动中国这个人权事业,比如说是财产公开,还有前一段时间废除劳教制度呀,还有最近我们要推动废除一个煽颠法案,户籍制度的废除及教育平权活动等等,所有一切有利于中国人权进步的各种社会运动和公民运动,我们都应该积极地参与进去,那么这里面涵盖的面非常广,包括计划生育问题,上帝教导我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生多少是我们做父母的一个天然的权利,是一个基本人权,中国政府在计划生育的这个旗帜之下,造成了许多无辜生命的不正常死亡,这是非常不人道、甚至是惨无人道的!所以我想呢我们推动这个人权公约的签署,不仅仅是强调人权公约文本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应该落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到民主运动当中。推动中国的民主运动就是推动这样一个人权运动,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我相信伴随着中国民主运动和公民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一定会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的。

附录:

公民论坛
胡石根等人权日零八宪章论坛问:
以公民的名义发誓,我们要走民主新路!


公民论坛
205名高官必须带头公布财产!
——北京财产公开问题座谈会纪要

公民论坛
以权力制衡权力!以权利制衡权力!
——北京将权力关进笼子研讨会纪要

公民论坛
花开满树、各表一枝
——北京年末公民聚餐会发言纪要

公民论坛
团结一致,互相支持,争取公民权!
——北京2月公民聚餐会发言纪要

公民论坛
十八大访谈

公民论坛
2013年“两会”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