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9日 星期日

洗脑帝国-前苏联和中华共匪国

 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研究人员,注意到一些极其异常的现象。在朝鲜战争中被中国俘虏的一些美军士兵,在获得释放之后,竟然变成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尤 其令人吃惊的是,在返回美国多年之后,这些人尽管生活在西方制度之下,却不断宣称他们的共产主义信仰,激烈地攻击美国的文化制度。其中一部分人,因此患上 了严重的精神疾病。
无独有偶。天主教神父卢卡(Luca)与西蒙(Simon),曾经在1949年之前,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但随着49年新政府的建立,他们和许多传教士一 起,被关押进集中营,在那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改造”。作为虔诚的宗教人士,他们一开始对这种思想灌输,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但随之而来的,是严酷的刑 罚。卢卡神父的双腿,几乎被折磨残废。
在无休止的肉体折磨与精神劝诱之下,大部分神父都放弃了上帝信仰,而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之后,他们被驱逐出中国,返回各自的国家。同样,他们中的大部分 人,在馀生承受精神与现实的分裂痛苦。这些被“改造”了思想的传教士,以共产主义的无神论立场,批判他们先前的宗教信仰。其中,一部分人最终成为精神病患 者。
以上案例,收录于英国心理学家凯瑟琳•泰勒博士(Kathleen Taylor)的《洗脑》(Brainwashing)一书之中。在这本书中,作者以心理学与脑神经学的角度,来解释洗脑的内在机理。尽管在当今,洗脑一 词,常常被用于戏谑或讽刺的修辞场合,但泰勒博士,却以翔实的案例告诉人们,洗脑,毫无疑问是一种真实存在的思想控制方式。而这种思想控制方式,无异于极 权体制的意识形态的发动引擎。
已故历史学家高华教授,在其名着《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以丰富史料,揭示了中共延安整风的真实过程。在整风当中,被组织审讯的对象,一方面受到巨 大精神压力下的劝诱,一方面受到疲劳审讯、饥饿关押、吊刑鞭刑等酷刑折磨。在这种思想改造方式下,绝大部分人迅速转变信念,成为毛泽东的忠实崇拜者与追随 者。
以泰勒博士的研究成果来看,延安整风,实际上是一场大规模有组织的洗脑运动。而这场洗脑运动的结果,无疑非常成功。在延安整风之后,毛泽东取得了中共党内太阳般的领袖地位,而中共的组织凝聚力,也大为强化,并且成为后来内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专制统治者,历来具有控制民众思想的强烈动机。若能将民众内心的反抗意识根除,则何愁江山不固。秦始皇焚经禁学,历代历朝的文字狱,都是在民众内心中镇压造反。但这类单纯的思想打压,往往效果并不卓着。而像洗脑这种威力惊人的思想控制方式,却并非是中国的原产。
在洗脑过程中,洗脑实施者,将信仰劝诱与肉体酷刑并用,而这极可能是对某些一神教的教廷刑罚的一种模仿。作为一种思想控制方式,洗脑最早被俄国的布尔什维 克,大规模应用于政治斗争。而俄国恰恰同时具备强大的集权专制与强有力的东正教传统。由此可以推测,组织化的洗脑,是传统集权体制与宗教体制交叉背景之 下,伴随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分化,而演变出的一个特殊产物。这个产物借助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而兴起,并跨过欧亚大陆,传播到千里之外的中国。
精神劝诱与肉体酷刑,是实施洗脑的两个最重要手段。显然,洗脑的核心支柱,是洗脑者对暴力的彻底控制。当劝诱不能完全成功时,暴力是让抗议者屈服的最终手 段。正如高华教授所指出,中国在49年以后的历次大规模政治运动,如“镇反”、“反右”、“文革”,都可视作是对早期的延安整风运动的延伸与扩大。毫无例 外的是,在这些洗脑运动中,都充斥着无法统计的大规模组织暴力。
泰勒博士在书中,通过研究案例说明,虽然大部分人都表现出服从权威的属性,但也存在极少数人,似乎天生具有挑战权威的意识特性。对于这类人,仅仅通过精神 劝诱,很实现思想控制。对于极权来说,恐怕也只有诉诸暴力,从肉体上彻底消灭这些极少数的抗争者,才能达到全面控制社会思想的目标。
在统治逻辑上,洗脑与极权,形成反馈式的交互强化。极权通过操纵暴力来控制思想,又通过控制思想来巩固暴力。洗脑深刻地改变了个体的精神结构与社会的心理 意识。在洗脑文化大行其道的国家,即便在极权结束之后,往往仍然会长期存在大量的顽固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进一步凸显了洗脑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1946年,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向美国政府发送了一封长达数千词的长文电报(即着名的The Long Telegram)。在凯南看来,共产主义支配下的苏联,仿佛染上了一种怪异的病毒。这种病毒无法医治,并且极易传染。美国所能采取的最好策略,就是与之 保持隔离,并防止其继续扩散。直到最终某一天,在过度侵蚀机体之后,这种病毒连同它的宿主,一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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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瘟疫,1949年后的中国人深受其害。愿共匪国早日collapse.

当年毛太祖打翻的好几十万右派(另据某些传闻说有数百万之多),大多数被关押、改造、洗脑,几乎没有不低头认罪的,不认可毛太祖和他的邪教组织英明的。只 有极极少数不肯低头认罪,不老老实实接受洗脑教育,女大学生右派林昭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顽固份子,她的行为用现代粪青的话讲就是“不作就不会死”,她一 点都不肯低头,被监狱男警强奸多次也不屈服,唱白毛女的歌大骂毛太祖,至死前还把监狱中手头能找到的报纸、墙壁上的毛太祖画像的眼睛都用咬破的手指的指血 给涂成血红色,以示毛太祖是嗜血魔王,她太“淘气”了,就这么瞎作,她自己也明白,这就是在“作死”呢。她软的那套不吃,硬的被折磨到又是殴打酷刑又是遭 受奸污,她虽然至死也坚强不屈,但还是造成了精神损害,据说她精神恍惚中就认定毛太祖是这所监狱的最高监狱长官,并且从同监女囚徒那里道听途说得知柯庆施 死掉后,她居然臆想地认为柯庆施一定是大监狱长毛太祖给害死的,既然是被大魔头害死了,她死后也要嫁给这个柯庆施,要跟他冥婚。呵呵,共产党真是厉害,把 个好端端的人,也给迫害得精神恍惚异常了,不过她的这些精神病态并不影响她总体理智上的清醒,她至死把矛头对准毛太祖,直至被枪决后狱方恨她的狱警上门向 她妈妈收取五分钱“子弹费”,她妈当时给过钱就昏倒在地,可怜她妈妈,在她死后也精神异常流落街头,不久后死在街头。太惨了!

2014年6月27日 星期五

刘如:三纲五常本无罪 炎黄子孙何时醒

都说中国九十年代的大学生,由于对腐败社会现实的失望和无力回天的无奈,更由于五千年民族文化的断层和对其深深的误解,是失去理想与抱负,迷失了信仰,盲目追求物欲享受的一代。很不幸本人也在其列。不管此言是否言过其实,由于民族文化的断层,我们当年那些90年代的大学生,即使毕业于所谓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却竟然连在中国传承了上千年直到民国时期都盛行不衰的儿童启蒙教材《三字经》都没读过,甚至绝大多数人连听都没听说过。而那句被披上所谓封建思想的三纲五常的真正含义就写在《三字经》里,毫无疑问,这是个古代孩童人人皆知的常识。
人们不会想到,由于对民族文化的批判,我们学到的那一点点可怜的,断章取义的零星古文和诗词文学,不仅没能让我们升起对祖先的崇敬,反而让我们对所谓的“阶级局限性”深信不疑。然而令人感到心酸的是我们尽管如此厌恶和嘲笑自己的传统文化,却连“三纲五常”这几个字究竟本身说的是何意都没仔细想过。我们的脑中,往往听到这几个字,想到的是封建思想,代表着愚昧和落后,而它的本意为何,竟然毫不知情。既无人告知更无人深究,因为谁也不会让自己跟“落后”为伍,这当然包括我自己。
漂泊海外,我被告知自己是“大人之国”的后代
直到我们远离故土,漂泊海外,这才发现,不仅香港,台湾,甚至韩国,都把儒家文化奉为国学。尤其是韩国,更以儒教文化的活化石自称,充满了对孔子的崇敬,每年的祭孔大典隆重而严肃。虽然不敢保证在韩国,是否像台湾那样真正的理解了儒学的真谛,不过,把自己奉为儒教之国,却是希望自己能被世界尊为如同过去的中华古国那样的礼仪之邦。
即使是在日本,也对中国的过去,崇敬不已,甚至至今“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依然是至高的人格追求,尊中华古国为“大人之国”。当我第一次从一位日本老人口中听到这个尊称时,感到非常新鲜,也非常困惑,难道我们中国过去,没有孩子,只有大人吗?老人见我不解,笑着解释:因为在过去的中国,曾是令人向往的礼仪之邦,我的祖父就曾去过,告诉我们,那里的孩子都彬彬有礼,举止落落大方,非常有大人的风范,我们这些大人都自愧不如,所以尊为大人之国,令人敬仰。
我这才恍然大悟,陷入深深的思索:我们自古拥有的民族自豪感为何消失的无影无踪,我们真的了解自己的文化吗,我们真的是炎黄子孙吗,真的配称作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吗?
一本童蒙《三字经》让我深受震撼
直到现在,我读《三字经》都整整过去了将近20年了,依然无法忘记那份感动,成为一个真正懂得民族文化的中国人的感动,和发自内心为自己是一个炎黄子孙而感到的骄傲。我当时那种相见恨晚的激动心情,难以表述。这本书几乎改变了我的命运,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万万没有想到,一本孩童的启蒙教材,居然站在如此高的基点。对社会家庭,历史和宇宙自然,居然可以有如此深奥博大的认识。我为自己不如一个古代的孩童感到惭愧。
它看似简单易学的三字一句的娓娓道来,却把待人接物,天文地理数学,以及几千年的历史,都概括进去了。其博大丰富的学识,令人感到惊叹不已。不仅如此,在开篇就道明了儒家最根本的人性本善、教育以守护引导人善良的本性为根本的价值观和教育之本。站在这样明晰的价值观的基础上,将孩童为何要接受教育,为何首重人伦教育,如何在家在外懂得正确的长幼之序,父母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五常之理,讲述得明明白白。即使是我,在当时,都升起了对古圣贤的高尚人格的崇敬。他非常明确的教导孩子,只有在家懂得做人基本的人伦之理,知道怎样对待父母兄弟,出外才懂得如何对待年长之辈、上司下属及朋友,才能懂得如何治家治国之道,没有这个基础,就没有资格进一步学习其他的典籍和知识。没有打下一个基本的道德基础,知识就会失去正确的把握方向,甚至会危害社会。字里行间蕴含的深意和谆谆教导,令人感动不已。
这就是为何《三字经》里会出现三纲五常的论述。那就是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这三纲主要的人伦关系和“仁、义、礼、智、信”这五常。无论是君臣,夫妻,还是父子之间,都要讲究道义和天性,并遵从仁义为首的五项做人的常理。整部书,都在守护人的善良本性的基础上告诉孩子正确的成长之路,以及学习文化历史和其他知识的根本目的所在。是要告诫孩子道德驾驭知识才能树立正确远大的理想,才能为国建功立业造福百姓的重要性。名和利在这里完全失去了踪影,没有丝毫的地位。
树立远大抱负,做回炎黄子孙的迫切愿望
我终于明白,为何我们曾被称作大人之国和礼仪之邦,一本《三字经》就拥有了如此高的起点,一个孩子,只要读了这本书,就不仅拥有了相当高的道德基础和基本的礼仪,及博大的学识,甚至已经明白如何一步一步完成自己的学业,树立起远大的抱负。我至今也无法忘记当年自己那种相见恨晚的激动和伤感,大学毕业后的我,第一次发现,我被中共所骗了,我的祖先实在太伟大,我如何能不自豪,我要从新按《三字经》所教,抢回失去的岁月,一步步的把四书五经,把未经篡改的历史找到,并不受任何党教育的干扰亲自读下来,做回真正的中国人。从此我作为90一代失去信仰的无知可悲的历史终于结束。
现在,我深深知道,任何一部古代文化的典籍包括中医的《黄帝内经》,中共都非常惧怕,只要我们读了一本,就会无法阻挡我们内心强烈的民族归宿感和自豪感,就会进一步追寻到人文初祖炎帝黄帝时代,高深的道家修炼文化,那种宏大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会让人明确认识到,儒释道中华神传文化的根本来源。那样的辉煌,那样的博大玄妙精深,是一种无止境向上攀登的人生,和宇宙的智慧的探索和追寻。这正是我们的正统文化被文革妖魔化的原因,它让我们自动远离自己的祖先,成为不分善恶是非的革命机器的螺丝钉,成为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杀人整人没有罪恶感的工具。这样的民族悲剧再也不要重演了。
赶紧找回我们自古传承的文化之根,做回真正的炎黄子孙,而不是邪恶的马列子孙,远离中共,重德行善,树立起高尚远大的理想抱负,重建往日的民族辉煌,比任何事情都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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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26日 星期四

梓铭:认清中共,认清邪教

2014年,中共的政权在政治上危机四伏,经济上濒临倒闭的形势下走向穷途末路。国人也都渐渐的从迷茫的中国梦中惊醒。
一部分国人被此起彼伏的爆炸声和防不胜防的被砍杀中惊醒过来,不是成天说和谐社会,太平天下吗?不是维稳经费超过军备吗?这个政权究竟怎么了?
一部分国人被131万中国县团级以上官员占有全民财富的80%;的事实和2932人高干官员子女,拥有资产达20450多亿元,平均每人6.7亿元的财富的巨大收入落差中惊醒过来。不是天天说为了人民的福祉吗?这个政权究竟怎么了?
一部分国人从被改革的杀戮中,从濒临崩盘的股市还有那量价齐跌的房市中和小微企业的倒闭潮中惊醒过来。中国的经济怎么了?百姓的钱都到哪里去了?这个政权究竟怎么了?
还有一部分国人则被到处污染的江河湖水和有毒的食品,假药,毒奶,毒油,还有那无处不在的雾霾的环境严重污染的百毒攻心中慢慢也惊醒过来。这个政权究竟怎么了?
正当中共政权害怕被十三亿人民公开指责!被烤问得无处藏身自取其辱的时候,突然在山东招远麦当劳餐厅发生了金矿矿主张立冬打人致死的恶性事件。一时间仿佛又捞到一根救命的稻草,几天内宣布了20种邪教,用栽赃全能神教杀人的事件来转移国内无法解决的矛盾,制造恐惧让全国人民处于极具恐怖之中,转移和缓解社会上随时可能激化的社会矛盾。这才是当局的邪恶用心所在。
殊不知此天道昭昭,用这种反恐的名义在全国制造恐怖气氛,掩盖自己的罪恶历史来忽悠国人,淡化社会矛盾,更让十三亿国民乃至全世界人民认清中共。聚焦邪教,中共名为政党,实为邪教,自其创立、夺权至篡政迄今,杀人无数,作恶多端,倒行逆施、暴虐无道,论罄竹难书的罪行,骇人听闻的酷虐,祸国殃民的程度,堪称古往今来邪恶第一,东西社会残暴无双。乃全球第一邪恶轴心。
试问中共政权:
宣扬无神论,破坏传统、亵渎神佛。灌输的无神论、唯物论、�化论和斗争哲学等共产主义魔教邪说,破坏了上下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将传统的释道儒“三教”全灭,斩断了中国人与上苍的联系。这是不是邪教?
滥杀无辜,恣意杀戮,推崇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两把菜刀起家,分裂祖国,建立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等刑事犯罪行为。执政60年三反、五反、镇反、肃反、反右、四清、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等政治杀戮。杀害国人8000万这是不是邪教?
崇拜教主,把毛邪党魁人工造神达到政治史上登峰造极的地步,文革时期举国疯颠,若痴若狂,信奉魔理邪说,拥护强盗流氓的领导、接受独裁专制杀人,给中国人民划定的一个思想变邪的牢笼,把中国人禁锢在毒气弥漫的囚笼之中。这是不是邪教?
聚敛钱财的手段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大陆贪官已经遍布朝野,贪腐的数量上百亿成千亿层出不穷。中国政府官员在瑞士银行UBS有5000多个人账户,其中三分之二是中央政府高层领导拥有。中国目前0.3%的人控制着86%的财富,3000名亿万富豪中有2895名是高干子弟,这是不是邪教?
以中共党员色迷心窍荒淫无道的表现,奸淫妇女,声色犬马,生活糜烂,财大气粗、豪横跋扈,色胆包天、肆意妄为,仅是媒体曝光出来的中共官员的大量丑闻,就一次次冲击着人们道德伦理的认知底线,十几个,几十个,乃至上百个的女人供一个个官员淫荡,完全可以当之无愧是天下头号淫贼黑窝组织。这是不是邪教?
迄今法轮功学员受中共专制暴政酷刑致死者有案可查者至少3,300人;惨遭人类前所未有的罪孽迫害被活体盗卖的法轮功学员数以万计!被非法关入精神病迫害者数千人;被非法劳教关押者数十万人;被非法开除公职禁止入学升职者不计其数。法轮功群体是中国人权受害最严重最惨烈,最伟大的群体。一个政权如此杀人如麻滥杀无辜草菅人命,如此大规模虐杀自己的民众,如此残忍地对待自己的同胞,用杀人作为解决经济、社会、执政危机的手段,这是不是邪教?
十年来,随着九评的传播,能够认识中共邪教本质的国人越来越多,三退人数已经接近一亿七千万。看过《九评共产党》的国人,对中共的邪教本质的认识更加清醒。九评列举了共产党的六大邪教本质:一、编造教义,消灭异己;二、崇拜教主,惟我独尊;三、暴力洗脑,精神控制,组织严密,能进不能出;四、鼓吹暴力,崇尚血腥,鼓励为教牺牲;五、否定有神,扼杀人性;六、武装夺权,垄断经济,有政治经济野心。《九评共产党》之八指出:�共产党是邪教,相信很多中国人连想都不曾敢想过。但一旦立论,相信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不难从自身的经历和亲朋的遭遇中找出充足的论据�。
当今在中共邪教统治下生活了60年的中国人,需要的是美好的生存空间和灵魂的救赎。需要的是中国人自我的救赎。而自我的救赎首先就是认识共产党的邪教本质�。惊醒吧!那些还在自以为是的国人,那些还在事不关己的国人,那些还在被邪教蒙蔽充当邪恶爪牙的国人。让我们一起来认清中共邪教,铲除中共邪教!只有铲除了中共邪教,中国才会有希望!中国人民才会重塑历史的辉煌。

2014年6月23日 星期一

击壤当歌 - 项小凯 独立专栏作者 洗脑帝国

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研究人员,注意到一些极其异常的现象。在朝鲜战争中被中国俘虏的一些美军士兵,在获得释放之后,竟然变成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尤其令人吃惊的是,在返回美国多年之后,这些人尽管生活在西方制度之下,却不断宣称他们的共产主义信仰,激烈地攻击美国的文化制度。其中一部分人,因此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

无独有偶。天主教神父卢卡(Luca)与西蒙(Simon),曾经在1949年之前,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但随着49年新政府的建立,他们和许多传教士一起,被关押进集中营,在那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改造”。作为虔诚的宗教人士,他们一开始对这种思想灌输,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但随之而来的,是严酷的刑罚。卢卡神父的双腿,几乎被折磨残废。

在无休止的肉体折磨与精神劝诱之下,大部分神父都放弃了上帝信仰,而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之后,他们被驱逐出中国,返回各自的国家。同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馀生承受精神与现实的分裂痛苦。这些被“改造”了思想的传教士,以共产主义的无神论立场,批判他们先前的宗教信仰。其中,一部分人最终成为精神病患者。

以上案例,收录于英国心理学家凯瑟琳•泰勒博士(Kathleen Taylor)的《洗脑》(Brainwashing)一书之中。在这本书中,作者以心理学与脑神经学的角度,来解释洗脑的内在机理。尽管在当今,洗脑一词,常常被用于戏谑或讽刺的修辞场合,但泰勒博士,却以翔实的案例告诉人们,洗脑,毫无疑问是一种真实存在的思想控制方式。而这种思想控制方式,无异于极权体制的意识形态的发动引擎。

已故历史学家高华教授,在其名着《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以丰富史料,揭示了中共延安整风的真实过程。在整风当中,被组织审讯的对象,一方面受到巨大精神压力下的劝诱,一方面受到疲劳审讯、饥饿关押、吊刑鞭刑等酷刑折磨。在这种思想改造方式下,绝大部分人迅速转变信念,成为毛泽东的忠实崇拜者与追随者。

以泰勒博士的研究成果来看,延安整风,实际上是一场大规模有组织的洗脑运动。而这场洗脑运动的结果,无疑非常成功。在延安整风之后,毛泽东取得了中共党内太阳般的领袖地位,而中共的组织凝聚力,也大为强化,并且成为后来内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专制统治者,历来具有控制民众思想的强烈动机。若能将民众内心的反抗意识根除,则何愁江山不固。秦始皇焚经禁学,历代历朝的文字狱,都是在民众内心中镇压造反。但这类单纯的思想打压,往往效果并不卓着。而像洗脑这种威力惊人的思想控制方式,却并非是中国的原产。

在洗脑过程中,洗脑实施者,将信仰劝诱与肉体酷刑并用,而这极可能是对某些一神教的教廷刑罚的一种模仿。作为一种思想控制方式,洗脑最早被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大规模应用于政治斗争。而俄国恰恰同时具备强大的集权专制与强有力的东正教传统。由此可以推测,组织化的洗脑,是传统集权体制与宗教体制交叉背景之下,伴随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分化,而演变出的一个特殊产物。这个产物借助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而兴起,并跨过欧亚大陆,传播到千里之外的中国。

精神劝诱与肉体酷刑,是实施洗脑的两个最重要手段。显然,洗脑的核心支柱,是洗脑者对暴力的彻底控制。当劝诱不能完全成功时,暴力是让抗议者屈服的最终手段。正如高华教授所指出,中国在49年以后的历次大规模政治运动,如“镇反”、“反右”、“文革”,都可视作是对早期的延安整风运动的延伸与扩大。毫无例外的是,在这些洗脑运动中,都充斥着无法统计的大规模组织暴力。

泰勒博士在书中,通过研究案例说明,虽然大部分人都表现出服从权威的属性,但也存在极少数人,似乎天生具有挑战权威的意识特性。对于这类人,仅仅通过精神劝诱,很实现思想控制。对于极权来说,恐怕也只有诉诸暴力,从肉体上彻底消灭这些极少数的抗争者,才能达到全面控制社会思想的目标。

在统治逻辑上,洗脑与极权,形成反馈式的交互强化。极权通过操纵暴力来控制思想,又通过控制思想来巩固暴力。洗脑深刻地改变了个体的精神结构与社会的心理意识。在洗脑文化大行其道的国家,即便在极权结束之后,往往仍然会长期存在大量的顽固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进一步凸显了洗脑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1946年,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向美国政府发送了一封长达数千词的长文电报(即着名的The Long Telegram)。在凯南看来,共产主义支配下的苏联,仿佛染上了一种怪异的病毒。这种病毒无法医治,并且极易传染。美国所能采取的最好策略,就是与之保持隔离,并防止其继续扩散。直到最终某一天,在过度侵蚀机体之后,这种病毒连同它的宿主,一同死亡。

2014年6月20日 星期五

八国联军侵华真相

作者: 
 佚名
目前网上有一股令人担忧的排外热潮,好像不反美不仇日就是不爱国。其实这些人貌似爱国,本质却是虚伪的、脆弱的、幼稚的,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在安全地带喊几句口号、唱几句高调,或者破口大骂,唯此而已!当年克林顿在北大演讲时,北大一位女生当面指责克林顿,指出美国的种种不是,但等她毕业时,却欣欣然嫁到了美国。
极端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有害的。盲目排外,夜郎自大。就拿清末的义和团来说,颇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义和团肇始于山东,起源于民间的白莲教,原名“义和拳”,以传习拳术来发展教徒,声称练拳后可以“刀枪不入”。其揭贴云:“先拆电线杆,后拆火车道,杀尽外国人,再与大清闹!”他们痛恨一切近代文明,大肆破坏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建设的电线、铁路等基础设施,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连戴眼镜、打洋伞、穿洋袜等“用洋货”者,也在格杀勿论之列。现在看来,称之为邪教组织亦不为过。
恰巧山东巡抚毓贤是个极端保守而且排外的人,他看中了义和团的疯狂排外和愚昧无知,认为“民心可用”,因此积极鼓励义和拳在山东发展,并且将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此间,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清廷在列强的抗议下将毓贤撤职,毓贤由此更加仇恨洋人。
其实不仅毓贤排外,慈禧比谁都痛恨外国人。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外国人的帮助下逃到国外避难,慈禧对此耿耿于怀。她想废掉比较开明的光绪帝,却遭到了列强的反对,英法等国甚至以若废光绪帝便与清政府断交相要挟,这使慈禧对洋人恨之入骨。她将毓贤撤职,不过是权宜之计,在排外这一点上,她与毓贤志同道合。不久,毓贤便被起用为山西巡抚。
毓贤怀着对洋人的满腹怨恨上任伊始,便将义和团引进了山西,还给义和团提供了数百把钢刀。从此,义和团运动在山西如火如荼。义和团先后将太原的东夹巷教堂、大北门教堂以及一些教会医院、教会学校焚烧。毓贤则将44名外国传教士、17名中国教徒以及从寿阳押来的英国教师毕翰道一家7人全部带到巡抚衙门西辕门前,在大庭广众之下不分妇孺老幼全部杀害,竟至枭首剖心,弃尸于市。为了泄愤,毓贤亲手杀死了在山西传教十年之久的山西北境教区正主教艾士杰。这些殉道者,后来都被罗马教廷册封为“真福品”。从此以后,外国传教士把到中国传教视为畏途。
由于义和团扬言有能力“灭洋”,慈禧信以为真,电令各地督抚杀绝洋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五日,清政府竟悍然向世界上11个最强的国家宣战。当时,尚有个别比较清醒的大臣反对,认为义和团宣称的“刀枪不入”不可信、不足恃,慈禧气势汹汹地质问:“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在慈禧看来,凭着义和团这股极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虚火,就能够救清政府。
有幸的是,两广总督李鸿章率先抗命,回电说:“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在李鸿章的影响下,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以及大部分思维正常的督抚都抵制了这个“乱命”,只有山西巡抚毓贤对在山西的外国人大开杀戒,据其“捷报”,共杀传教士191人,杀死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6060人,焚毁教堂、医院225所,烧拆房屋两万余间。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山西教案”真相。
山西的洋人被全部消灭,这使慈禧非常振奋。她令清军会同义和团攻打各国驻北京使馆,欲将北京的洋人也肃清,于是演出了一场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闹剧。
有意思的是,号称“刀枪不入”的数十万义和团和清军攻打只有400洋兵把守的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区和只有41条枪的西什库教堂,攻了两个多月也没攻下来。直到八国联军从天津打到北京,各国使馆和西什库教堂竟没有一处被义和团及清军攻下。
清政府宣战的11国中,英、法、德、奥、美、意、日、俄八国决定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组成联军,陆续从天津大沽口登陆入侵中国,是年为农历庚子年,故史称“庚子之祸”、“庚子国难”。
就在义和团围攻各国使馆两个月后,1900年8月15日,不足两万人的“八国联军”从天津打到了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惶西逃。数十万义和团则作鸟兽散。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大肆捕杀义和团,并放火烧掉了被誉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以此作为对义和团焚烧教堂和教会医院、学校的报复。
冲天的怒火、响亮的口号、表面的激进、虚幻的热情,到了关键时候,竟如此不堪一击!义和团满腔的热血,带来的却是国家的深重灾难。
慈禧在逃亡的路上,排外的“虚火”才消了下来,乃令李鸿章北上向各国求和,并痛恨于义和团“误国”,发布了镇压义和团的上谕。
导致“庚子之祸”的大“功臣”毓贤再也没有能力“杀光”洋人了,也跟随慈禧西逃。到了兰州后,慈禧太后将自己的愚昧和疯狂决策归咎于受了毓贤的“煽惑”,下旨曰:“毓贤前在山东巡抚任内,妄信拳匪邪术,至京为之揄扬,以致诸王大臣受其煽惑。及在山西巡抚任内,复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属错谬凶残,着传旨即行正法。”毓贤随行的小妾也被迫自尽。
列强见“教训”一下清政府的目的已经达到,也愿意与清政府坐下来谈判。不久,李鸿章与八国签订了给中国带来奇耻大辱的《辛丑条约》,条约中规定,中国向列强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分39年还清。为什么要赔四亿五千万两呢?用侵略者的说法是:中国有四亿五千万人,一人一两,以示羞辱。
需要说明的是,这笔巨额赔款并没有如数赔付给列强。美国人深感中国之所以发生义和团运动,是因为下层百姓太愚昧。1907年12月3日,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致国会的谘文中,要求国会授权退还中国赔款,作为中国人的教育费用,这项提案在国会顺利通过。1908年,罗斯福签署此法案,这次退还赔款一千多万美元。主要用途有二,一是兴办清华学堂(即后来的清华大学),二是作为中国官派留美学生的费用(詹天佑即是靠此资助学成回国的留学生之一)。此次退款尚有余额,后来又第二次退还。北京协和医院和协和医学院实际上也是用这笔赔款建设的。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德国和奥匈帝国战败指日可待,中国北洋政府加盟协约国并对德宣战。次年德国战败,宣布放弃1917年以后的中国赔款;奥匈帝国瓦解后,奥地利和匈牙利分别于1919年和1920年放弃所占赔款。俄国先后经过缓付、停付,最后声明放弃。1920年12月,英国通知中国,英将退还赔款,作为中英两国共同利益之用。法国这时也通知中国退还赔款。比利时在1925年退还赔款。意大利于1933年退还赔款。荷兰在1926年将赔款全部还给中国,但指定65%用于中国的水利事业,35%用于文化事业。在列强的影响下,日本也不得不表示愿意退还赔款,但坚持不将钱直接还给民国政府,而是由日本人在华搞“文化事业”。其实用于“文化事业”的款项只占赔款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用于留日学生的补助,以及用于日本在中国设立的学术研究机构及中日文化交流。1936年以后,余款甚至用于在中国建立伪政权的军费。
正如达摩西来和鉴真东渡一样,当年,来华的传教士大多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本着为宗教献身的信念来华传教。曾为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出过力的英国人李提摩太到中国传教时才20多岁,他认为,中国是他眼中非信教地区中最文明的一个。但是,义和团运动使李提摩太大失所望,因此,他坚持要在太原开办一所高等学府以使中国青年摆脱愚昧,在征得英美等国公使同意后,他用从山西罚得的五十万两白银建立了山西大学堂(即后来的山西大学),他说,建大学的目的是“专门开导晋省人民知识,设立学堂,教育有用之学,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惑”。
古语说得好:“人必先自侮而后人侮之。”读史可以明智。回顾这段充满屈辱的历史,是为了以史为鉴,自省自警,自立自强,而不是夜郎自大、怨天尤人、虚火中烧、盲目排外。
遗憾的是,义和团已经覆灭百有余年,但其团民却生生不息。为了激起国人的排外情绪,他们不惜采取“自淫”和“意淫”的手段。如曾引起轩然大波的“罗刚事件”就是一个典型。去年2月25日零点22分,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频道《心灵之约》节目主持人罗刚接进了一个热线电话。来电者用稀奇古怪的语调,声称自己是“日本留学生”,然后对中国人进行了不堪入耳的辱骂。而罗刚为了保留“反面教材”,居然以极大的耐心听完了“日本留学生”对中国人的谩骂,并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与“日本留学生”对骂。这场奇怪的闹剧不久就真相大白:那个自称小原劲太郎的根本不是日本留学生,他的真名叫梁少南,37岁,初中文化,曾在长沙一带贩卖文具用品。长沙警方两天后就将此人抓获。那位“爱国青年”罗刚也被电台开除。
为了激起国人对日本的仇恨,为了刺伤国人本已非常脆弱的自尊心,竟不惜冒充日本人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进行谩骂,真是丑恶到了极点!“愤青”们总是被一股极端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虚火支配着,不是冷静地反思历史、客观地分析现实,而是动辄破口大骂。如此“爱国”,不能不令人想起一百多年前的义和团!
说极端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一股“虚火”,是因为这样的心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到了关键时刻,既不可信,也不足恃。这股“虚火”透露出的其实是不折不扣的经不起任何刺激的弱者心态。虚火中烧,会使人头脑发热、精神错乱、满嘴呓语、歇斯底里。多年来,世界上的反美热潮此伏彼起,网络论坛中对美国、美国总统的侮辱谩骂司空见惯,也没见美国人群情激愤、暴跳如雷。前苏联有个笑话说,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对勃列日涅夫说:“我们美国很民主,美国人可以在白宫门前骂美国总统。”勃列日涅夫说:“这有什么?我们苏联人也可以在克里姆林宫门前骂美国总统!”笑过之后,我们或许还能思考些什么。
《易经》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不仅指在物质文明方面自强,在精神、心理、心态方面也要自强,不必时时表现出敏感脆弱的自卑心态。厚德载物,需要有一种宽容大度的胸怀,虚心学习,取长补短,发展才是硬道理!

2014年6月19日 星期四

古代中国为啥没有“副县令”

因为“我党”尚未诞生
作者: 
 佚名
古代中国所历时间之长朝代之多,堪称世界之最了。几千年里变革也是很多的,但是有一点直到清朝以前始终没变,那就是:只有县令而没有‘副县令’。民国时期虽有了副县长,但也是凤毛麟角。史书是否有所记载,我的确还没见到过,不知各位知道点不。
为什么几千年都没出个‘副县令’?理由大致有这么几个(非常勉强):
一 古时的社会没现在复杂,所以就没有必要了。
二 朝廷为了节约资金和人才,所以不设‘副县令’。
三 责任具体到人头,所以不设立‘副县令’以防相互推诿。
四 朝廷不“民主”所以不设立‘副县令’。(那么为什么在军队里却有副将?)
说实在的,古人要当个县令还真不容易。首先通过了科举考试,接下来就是等待了,有了空缺还得等待有人推荐,当然一般人是推荐不了的,推荐人还得为了推荐而担当相当的风险,如,被推荐的人贪污了,推荐人也要挨板子。有人推荐后就要等待任命,然后才能够说是当上官了。推荐和任命好象现在还在援用。
几千年未设副县令是个奇迹,当时是否有人提出过建议不得而知。几千年不需要‘副县令'而有过非常繁荣的时期更是奇迹了。
加帖:因为“我党”尚未诞生
听老辈人说,民国时我们县(当时是山东省武城县),有好长时期只有一个副县长主政。原因是这位县长资历不够,所以以副职代理。直到好多年后才明正言顺成为县长。再看看我们。。。不说了,再说就发不出去了。

2014年6月6日 星期五

中南海越来越难过的日子

作者:晴朗
六四之后的历史,演变至今天这个地步,超出常理和预期。一年一度的纪念日,中国大陆都是严防死守,外松内紧;而今年则是内外双紧,登峰造级。这并不单纯因为六四25周年这个日子,而是与当下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内外的尖锐冲突,经济、政治、社会全面呈现危机的局势有关。"中国模式"由"盛"而衰的景象,好像五年前倾国家之力打造的奥运会一时耀眼夺目,但是连闭幕式的烟火还未在脑海中散尽,那些奥运场馆就已经荒芜成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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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4日,香港维园18万港人烛光纪念六四事件25周年,众人高唱《自由花》。(粤语部记者李建军拍摄)
Photo: RFA
我们先来看看经济。1992年邓小平南巡打破六四之后的政治经济双双倒退的局面,开始以"改革"之名的"市场化"进程。然而,它不是建立在1986年以后的政治改革研讨和十三大方针的基础之上,而是锁住政治体制改革,打开经济大门,不择手段追求GDP以"强党强国"。这是史上最不公正的经济增长和财富暴发过程,建立在血汗工厂之上,通过对土地及各种资源破坏性掘取,强拆公民房产、野蛮"城市化",令国企职工下岗甩包袱而实现的。GDP数字与人民福祉、社会公正非但不是正相关关系,反而是相当程度的负相关。如果像英国最近宣布的那样,将性服务和非法毒品交易纳入GDP计算的话,中国GDP或许成为世界第一也未可知。
然而,那样一个不公正的经济增长注定是不可持续的:世界工厂不再了,资源耗尽了;铁路公路机场修得差不多了;政府救市印钞票通货膨胀已经高不可攀了;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城市化运动走到尽头。中共十八大以后的强权"反腐"使石出而水落。虽然没有精确统计"官员经济"占GDP的比重有多少,但是大量餐饮业、礼品业、药品业、洗脚按摩业、高尔夫及高级会所业等或关张,或生意冷淡,足见其在GDP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各级政府公司化运作模式发生了供应链中断;国企高管人人自危心不在焉;民企老板唯恐财务不安全,纷纷转移资产和移民。
再看社会。两个月来,中国各地刀光血影,枪声阵阵。社会几近"内战"状态。这第一战是反恐。大练兵、大演习,开启武装执法模式。比如,南京官方宣布,自6月3日,交警将"持枪护学",早晚在校园周边执勤。警察真枪荷弹,提高速射培训,配发子弹增倍,并被授权遇暴恐分子,无须警告可直接开枪。在要"敢于用枪"的新令下,连日来,警察枪击死人事件频发。仅5月30日就曝出两起:一起发生在云南曲靖罗平县,一位名叫陈学理的村民,见警察与其他村民发生冲突,上前劝架,结果反被警察打死,尸首被警方抢走,而官方通报称这是"枪支走火致人死亡";另一起发生在贵州三穗县,乐德宏与妻子发生口角,喝过酒后拿著菜刀寻找妻子时被打死。
在中国当下,警察权的扩大,并不一定意味著公民人身安全保障的增进,反而是增添了不安全感和恐怖感。有律师和知识人对此发表意见说,警察等强力部门是中国最缺少文明素养、最少民权观念、最远离有效监督和最常滥用权力的机构。在没有同等甚至加倍扩大民权和对警察权的严格司法审查下,警察权的扩张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除了武装执法之外,中国也开启了全民反恐的新模式,即:街面威慑,情报预警,公众参与。深圳成立了首家街道反恐民兵分队;北京则是从5月29日进入社会面反恐模式。各区县群防力量全部上街巡逻,每天有85万志愿者上街,9个地铁站人物同检,22个进京检查站逢车必查;31条公交线配备乘务安全员;10万信息员收集涉恐情报,街头修鞋匠也成为侦察员;群众举报涉恐将获得奖励。这种全民皆兵的天罗地网,对于50岁以上的中国人唤起的是"文革"记忆。
这第二战是维稳。以"寻衅滋事"罪名刑拘知识分子、律师、记者、基督徒、公民的人数达到了64之后抓捕之最;有关部门驱赶和造访各种有"案底"人物;微博、微信统统在控制之列,防民之口如防川。北京地铁甚至在2号发布通知:"自明日6月3日(周二)17时起至另有通知时止,地铁1号线木樨地站A1、 A2出入口采取封闭措施。"而反恐和维稳混在一起,反恐即维稳,从5月27日浙江省公安厅举行的反恐维稳汇报演练中看得一清二楚。现场图片显示,警察对抗的是举著"拒绝强征"牌子的上访民众。
这第三战是打老虎。据公开报道:"十八大后落马省部级官员超30人,接近前10年一半","能源领域今年已有近16名官员和高管落马"。在展览反腐战绩的同时,揭示出了这个出产贪官体制不可救药。
总之,"敌人"越打越多,越抓越多,社会越不安定,人心越是惶惶,它彰显出了官方所谓"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荒谬。至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也在"时刻准备开枪"的状态中不知去向。然而,透过这些必须看到,日益成长的民间社会和公民意识的觉醒,还有人心向背的力量。

2014年6月5日 星期四

民主与民族主义

南大景凯旋

1979510,匈牙利学者伊斯特万·毕波在贫穷与孤独中去世,葬礼上数以千计的崇拜者汇聚在一起,并很快演变成一场政治游行。有份杂志刊载了他从前的一篇著述,几小时内就销售一空。一年后,知识界人士不顾警察的监视,举办了其作品的研讨会。这些作品都是发表在二战后及拉科西政权上台之前,就像他对朋友所说,在他的墓碑上,应当刻下:“伊斯特万·毕波,1945——1948
毕波1911年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基督教家庭,一生经历了两个极权制度。纳粹统治时期,他与抵抗组织关系密切,并利用司法部秘书的身份救助了许多犹太人。战后,他担任联合政府的国务部长,同时在大学任教。1949年,拉科西政权掌握全部权力后,他被解除教授职位,在图书馆当管理员。1956年,毕波加入纳吉联合政府,再次担任国务部长一职。
但他在这个职位上只待了三天,当苏联军队冲进国会大厦时,其他政府成员都躲藏起来,他却坚守在岗位上。在此期间,他起草了一份宣言,号召匈牙利人非暴力抵抗。之后,他被判处无期徒刑,六年后获赦出狱,在一个部门图书馆工作。在生命的最后16年,毕波完全处在精神的孤独中。他的去世使世界重新关注这位被遗忘的东欧学者,称他是欧洲最深刻的政治思想家之一,甚至将他与汉娜·阿伦特、以赛亚·伯林相提并论。
毕波的思想主要来自对匈牙利民主进程的思考。一战后,多民族的奥匈帝国解体,匈牙利宣告独立,但却割让了大片土地。此后,匈牙利不断发生政变,先后成立了左翼社会主义政权和右翼霍尔蒂政权,后者并制订了欧洲第一部反犹法律,并得到多数匈牙利人支持。二战期间,有50万匈牙利犹太人被害,但许多人在战后却认为自己才是受害者,对屠杀犹太人事件则保持沉默。
在毕波看来,由于历史经历造成的群体创伤,东欧的民主进程总是与民族主义混杂在一起。在西欧,nation这个概念意即国民,并与民主相关连;在东欧,这个概念则意即民族,与国内多数民族相关连。因此,一战后东欧国家虽然大都采用了民主体制,但其人民却一直处在身份认同的困境中。在国际上,整个社会十分关注别国对自己国家的看法;在国内,各个民族又十分关注其他民族对自己民族的看法。
他由此注意到情感尤其是恐惧在政治中的作用,“各种形式的暴力——战争、革命、国家强制——总是植根于恐惧;或者说恐惧最终都不可避免地引发仇恨。”两次战争之间,主导东欧国家的是集体生存的恐惧感。总是认为国家处在危险中的情绪,造成了东欧公众排除异己的集体偏执,影响了这些国家在两次战争中的社会生活。比如,全社会普遍存在的反犹情绪便是源于这种恐惧,并且像疾病一样互相传染。
毕波把这种集体病症称之为“政治歇斯底里症”,其特征是混淆过去与现实,往往认为周围都是敌人,要寻找那些对自己落后负责的群体,不理睬任何有逻辑的解释。民族主义者即是如此,他们总是渲染民族隔阂来反对政治民主或多元化,并以其狭隘、盲目和偏执造成社会的逆向选择,使理智者沉默,偏执者得势,从而使得东欧国家很难建立起政治平等和人类尊严的传统。
正因为如此,毕波不是将多数决看成是民主的基础,而是将人类尊严看成是民主的基础。他对民族主义往往反民主的认识,使他意识到个人独立对公众舆论的重要。在他看来,民主是建立在每个人有责任感的文化基础上,“任何侵犯人类尊严的行为与社会中每个人息息相关”,“将他人置于束缚之下,以此来克服自己的恐惧感,这种方法是没有出路的。”
解决的办法就是重建道德现实主义,寻找不幸的根源,既要警惕政府借口国家利益侵犯个人权利,同时又要意识到自由是一种“内心的体验”,从而“确定并承担起我们每个人应该担当的责任。”对自己及所属的群体持批评态度,抵制“一切打算在人类之间放置致命差别的言论。”为此,占优势的多数民族应当先走出第一步,用责任感对抗恐惧,使对立双方树立自信和尊严感。
显然,毕波不是一位政治自由主义者,他强调社会的道德因素,而不是制度因素,所以卢卡奇把他视作右翼,自由派则把他视作左翼。比如他认为,在政治与道德复兴发生之前,全民普选和议会制度是不恰当的。他也不赞同卡达尔“土豆烧牛肉”的社会主义,认为那是以物质幸福来换取人们对政治的冷漠。
但毕波的著述对今天仍然具有启示,冷战后所有那些被捷克思想家帕托切克所称的“人类苦难的紧急事件”,都可以归于民族主义的重新兴起。为了建立或完善民主,抵制民族主义的诱惑依然是今天所有国家面临的时代课题。

台獨起源於(台灣)共產黨──從列寧民族自決論到台共綱領 ~~薛山

◎現今困擾中共的台獨,其始作俑者竟是中共自己的同志。一九二八年台共在上海建黨,提出台灣獨立三大主張,一九三一年中共台灣支部取而代之成為台共新中央,但未放棄台獨。

  在當前中共的意識形態地圖上,台獨實為頭號大敵。美國式的自由主義在終極意義上是中共極權政治的最大威脅,但畢竟遠隔重洋;海內外民運人士的反抗則仍舊無法在大陸立足;惟有一衣帶水的台獨,既被中共歸入「內政」,實際上又無法幹預,因此對中共的政治沖擊也最大。

  據大陸官方的批判性追溯,台獨的最早起源是在二戰以後,以一九四六年創辦《台灣雜志》、一九四七年成立「台灣再解放聯盟」的廖文毅為代表人物。

  但實際上,台獨在二十年代末就已悄然登「台」了。

  困擾中共的台獨,到底孰始為之?

  也是共產黨──長期在國、共雙方的政治話語中幾被完全遺忘的台灣共產黨!

  近閱台灣陳芳明先生所著《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麥田出版公司一九九八年版),才對這戲劇性的一幕略有所知。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法租界霞飛路一照楣館樓上正式成立,建黨大會上通過林木順執筆的《政治大綱》,大綱的重心在於提出了「台灣民族」、「台灣革命」概念,並總結:台共領導的革命運動,終極目標就在於追求台灣獨立;由此遂奠定台共「台灣民族」、「台灣革命」、「台灣獨立」的三大主張。在反抗日本殖民統治、追求台灣解放的政治史上。台共是唯一提出「台灣獨立」口號的政黨。

  「台灣獨立」的理論淵源,則來自現代共產主義運動的教父列寧。一戰以後,在民族主義思潮的激湯下,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右,蘇聯領袖列寧在左,都大力鼓吹民族自決。列寧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有「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自決權」的理論構想,以後更明確地提出,殖民地社會中的弱小民族承受著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和本國資產階級的階級壓迫,為了動搖帝國主義的根本,必須催生殖民地革命,同時完成階級和民族的雙重革命。列寧的最高提示也成為當時共產國際的基本路線。一九二七年,第三國際決定在日本共產黨指導下成立台灣共產黨,因為當時台灣屬日本殖民地,據「一國一黨」原則,台共受日共領導,台共的正式名稱是「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同年日共接受第三國際的《一九二七綱領》,表示支持「殖民地完全獨立」的主張,上述林木順執第的台共《政治大綱》也是先由日共領導人渡邊政之輔、佐野學草擬的。

  另一方面,一九二八年十月,中共一方也令台灣籍黨員返台建立「中國共產黨台灣支部」。至一九三一年以翁澤生為首的服從中共領導一系取得台共領導權,服從共產國際和日共的謝雪紅被開除出黨,台共新中央通過激進政治綱領,提出進行同時反帝反資的全面性「社會革命」,否定了聯合社會各階屠的「殖民地革命」。──不過,這個大中國主義的新中央並未否定「台灣民族」、「台灣獨立」的舊主張:事實上,在一九二八至一九四三年之間,中共也仍遵守第三國際的路線,從未對「台灣民族」的獨立問題有過異議(據陳著注釋,蕭欣義《祖國躋帶誰剪斷?──中台關系的回顧》對此問題有深入分析,此文並己收入大陸八十年代出版的《台灣的將來》第一輯)。

  台共勢孤力單,不過曇花一現,但無論台共的台獨與後來的台獨是否有直接的源流關系,它畢竟都是台獨的始作俑者。

  最早高舉台獨旗幟的竟是中共的同志。讀史至此,能無浩嘆?

§列寧主義主張殖民地獨立

  列寧決定性地始創具有無情效率的極權政黨,成為二十世紀全球共產主義運動的樣板。莫斯科一手包辦中共最初的建立,又大力促成中共最後的勝利,飲水思源,沒有列寧就沒有蘇聯共產黨,沒有蘇聯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共產黨,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列寧實為中共首要的恩主。

  但列寧主義無意中也給中共投下歷史的陰影。列寧在思想體系上仍承續了馬克思的國際主義原教旨,由此才形成「殖民地革命」的理念,希冀全世界所有受壓迫的人民分頭揭竿而起,各自追求獨立,令帝國主義顧此失彼,以減輕共產主義孤島蘇俄的壓力,促進共產主義革命在全球的最後勝利。因為按照正統共產主義的理論,反正將來共產主義社會遲早世界大同,國家消亡,現在搞多幾個民族獨立、國家分裂,又何關緊要?這正是「台灣獨立」綱領的政治背景和思想根源。而列寧死後,真正繼承他的國際本位的共產主義路線「不斷革命論」的托洛茨基一朝失勢,提倡務實的民族本位的共產主義路線(一國社會主義)的斯大林大權獨攬,長期接受斯大林領導的中共最終也成為斯大林式的民族共產主義。這樣,中國共產主義的現實勢必就與列寧主義的理想背道而馳了。

  到如今,中共仍不願揭下民族共產主義(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神符;而在台獨的背後,是否仍遊盪著國際共產主義的幽靈?李登輝不是曾加入過台灣共產黨嗎?他後來在理念上在組織上固然背棄了台共,可在同情和支持台獨這一方面,不妨說他也是繼承台共的宗旨啊!

摘自《開放雜志》二千年八月號。

 
人性光輝盡現眼前,炎黃子孫吐氣揚眉的記錄!特別介紹 :
中國可以說『活該』!
美國受襲炎黃子孫『說活該』的民族呼聲!

2014年6月2日 星期一

視頻:如何開始一場革命 How to Start a Revolution





如何開始一場革命 How to Start a Revolution

如何開始一場革命 How to Start a Revolution (2011)

      影片來自網絡主人公:吉恩。夏普吉恩。夏普(Gene Sharp, 1928 年1 月 21日-)是一位哲學、政治學和社會學學者,以對權力和非暴力運動的著述著名, 被視為全球茉莉花革命的“理論推手”。翻譯者為紀錄片之間的小開心 ======= 如何開始一場革命 通過Ruaridh 箭頭托管社會政治紀錄片,2011年出版 信息 ------------- 

      半個世界遠離開羅解放廣場,在他凌亂的排屋老齡化美國知識分子洗牌的工 薪階層波士頓附近。他的名字是吉恩。夏普。白發蒼蒼,現在在他的八十年代中 期,他長大蘭花,他還沒有掌握互聯網,他似乎並不像一個危險的男人。但對于 世界獨裁者他的想法可能是催化劑為他們的政權結束。 學術界的世界之外很少有人聽說過他的名字,但他的著作對非暴力革命(最 顯著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獨裁到民主) 一步指導推翻獨裁者,支持40種語言免 費下載)啟發了新一代的居住誰向往民主自由的專制政權下的示威者。 

      他的思想已經扎根的地方遠至緬甸,泰國,波黑,愛沙尼亞,伊朗,印度尼 西亞,津巴布韋,委內瑞拉,現在在敘利亞,埃及和中東其他地方的舊訂單崩潰 之中他們不滿的公民的抗議活動。 這種新的電影如何開始一場革命揭示了基因AES 想法在行動是如何工作的。 影片采用擴展的采訪基因本人,他的助手,他的追隨者和革命運動的領導全世界, 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用戶生成的內容,揭示非暴力革命在街道上的權力。 影片中,從第一次導演Ruaridh 箭,型材基因和他的追隨者在叁個大洲,並 已拍攝在過去的18個月。

      諾貝爾和平獎提名吉恩。夏普是于非暴力革命AES 最偉大的思想家地球之一。 他在過去50年的工作已經開工。 他的開創性著作,獨裁到民主一直是標準手冊colour全球各地的革命領 袖嫌它列出了198 步,以非暴力政權更迭。他被稱為非暴力鬥爭的Machiavelli , 並呼吁更糟糕了誰已經下降為他的工作而產生的政權。他的書是免費提供在線和 已被翻譯成超過40種語言。 他的方法已被用于在巴爾幹地區民主的鬥爭,整個東歐的格魯吉亞,烏克蘭, 印尼,緬甸和伊朗。 

      2009 年,伊朗政府示威者被控與下面的吉恩。夏普AES 戰 術;德黑蘭時報報道:據起訴書一批被告人的?confessed 的選舉後騷亂是預先 計劃和該計劃是繼天鵝絨革命的時間表到的198 步驟吉恩。夏普超過100 級的挫 敗天鵝絨革命被執行的程度。 如何啟動一個革命型材吉恩。夏普和他的盟友美國退役陸軍上校羅伯特。赫 爾維,誰使用基因AES 方法培訓積極分子遠在委內瑞拉,緬甸和貝爾格萊德,與 多家非暴力革命的關鍵領導人一起左右世界上所有誰證明了基因AES 的權力在實 際工作中。

     這部電影的高潮作為當前起義在埃及證明了基因AES 工作的展開對開 羅的街頭行動的力量。整個電影是說明與示威者和積極分子在埃及,突尼斯,伊 朗,塞爾維亞和世界其他地方拍攝的手機在大街上的用戶生成的內容。 從核心球員的第一手證詞塞爾維亞革命在2010年參與了伊朗胎死腹中社會動 蕩在2010年活動家揭示了貝爾格萊德和德黑蘭的街頭行動十年吉恩。夏普AES 工 作。 如何開始一場革命是如何一個人AES 思維以百萬計的被壓迫人民生活在一些 世界上最殘酷的獨裁統治的解放,以及如何在他的直接行動和公民不服從工作繼 續用于出資的肖像今天用非暴力的人民力量的純粹的力量推翻獨裁者。
      觀看電影:

中共太子黨黨綱:《蘇聯巨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 》

    蘇聯巨變將為中國帶來極其嚴峻的國際環境,國內激進改革和放慢改革的兩種
傾向以及少數民族分裂勢力都會擡頭,中國現代化難度加大。
  我們要從理論上弄清“空想資本主義”的思想方法,對社會主義基礎理論,尤
其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進行創造性再解釋,在反對“和平演變”鬥爭中,
要突出強化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觀念,在改革開放中,要大力宣揚現實主義與理性
主義,在經濟領域,要抵制和批判激進改革觀,並由此創造出一種以中國傳統文化
為依托的、具有足夠包容性的嶄新文化。
  黨的建設的當務之急,是完成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不能再以破壞性的理論
來指導現代化建設。穩中求進,以穩制亂,以靜制動,應成為世紀之交中國對內對
外戰略的基本出發點。
一、蘇聯未來前景:在持續不斷的混亂之後,種族民族主義加劇。俄羅斯沙文主義
將披著“民主”外衣卷土重來
  蘇聯國內政治未來將是五種勢力的重新組合:葉立欽派;戈巴喬夫所剩殘余勢
力;“八一九”政變中遊離在外的黨內、軍內強硬派;各加盟共和國的少數民族勢
力;老布爾什維克。
  在可預見的將來,可以認為,蘇聯內部的反激進勢力難以組成有組織的整體對
抗,維持統一和穩定的力量很小,蘇聯國家結構將處在半解體的狀態,進入一個較
長時期的混亂階段。
  然而若從長遠看,各加盟共和國在經濟上難以獨立;美國等西方國家會從維持
全球穩定的角度考慮保住蘇聯大致統一;蘇聯國內民族主義者也不會容忍長久的分
裂和混亂。在這種情形下,蘇聯最終可能會出現以“種族民族主義”為旗幟的俄羅
斯沙文主義。有些學者認為,未來替代戈巴喬夫或葉立欽的人很可能是民族主義者
,甚至可能是拿破侖式的獨裁者。他們會以民主為外衣,以核武器作為與西方討價
還價的籌碼。蘇聯存在著重走集權道路的可能性。
二、蘇聯劇變對中國造成的影響:要求激進改革和要求放慢改革的兩種傾向都會擡
頭,現代化建設外部環境出現不利變化
  蘇聯局勢變化,近期可預見的結果,是“7+1”格局的加速形成。西方七個
工業國加上蘇聯,世界格局會呈現“西方集體霸權”的趨勢,中國現代化建設外部
環境將變得極其不利。
  從中美蘇關系看,中蘇關系會有暫時退步,中美之間戰略共同點大大減少,戰
略平衡向西方傾斜,中國基本無牌可打。
  從亞洲形勢看,美國並不怕中國打日本牌,日本在政治、軍事及資源上比較軟
弱,難以抗拒美國壓力;在經濟上日本又奉行保護主義政策,美國商品尚難打入日
本市場,遑論中國。在日本的亞洲投資排序中,首先是東南亞,其次才是中國和南
亞,如不發生大的變故,日本資金大量湧入中國的可能性很小。
  從國內形勢看,蘇聯事變將使國內不穩定因素增加,要求放慢改革速度和要求
激進改革的傾向都會擡頭,少數民族分裂勢力會受到鼓舞,臺灣的“臺獨”勢力和
國內的政治反對派也會加緊活動。這些因素,都將使改革難度加大,現代化成功的
機會減少。
三、中國不是蘇聯
  中蘇之間的相同性: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多民族構成國家。
  
  中蘇之間的差異性:
  中國與蘇聯經濟狀況與改革進程不同。蘇聯改革起步晚,成果很小,而中國經
濟改革則比蘇聯成功得多,治理整頓後的這幾年又比前幾年情況好。
  中國漢族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屬於絕大多數,蘇聯少數民族人口比例
卻占一半。
  蘇聯大學畢業以上人口二千萬,占人口的百分之十以上。而中國百分之八十是
農民,大學畢業生僅幾百萬人,比例甚小,社會結構差異很大。
  蘇聯是東正教國家,宗教上很保守,但自彼得大帝之後,西方影響漸占主導,
成為一個西方國家;
  中國第二代領導人剛剛執政不久,第一代領導人的影響很大〔從政治學觀點看
,鄧小平、陳雲等同誌仍屬第一代領導人〕,而蘇聯經歷衛國戰爭的領導人在位的
已所剩無幾。
  所有這些相同性和差異性,決定了蘇聯事變主要是對中國造成巨大意識形態的
深遠衝擊,但在其他方面,短期內尚不會有致命影響,不會出現大亂。
  因此,我們在制定政策與對策時,不能反應過猛。
四、空想資本主義
  蘇、東劇變,除了各種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原因外,還有一個必須檢討
的深層原因,即人們思想方法上的“空想資本主義”。近一個世紀以來,社會主義
思潮席卷全球,二十世紀可說是社會主義世紀。在社會主義的實踐過程中,有著人
類歷史上極其偉大的創造,但也同時伴隨著一些不盡科學合理的空想成份,或稱之
為“空想社會主義”。其思想方法具體表現為,以為某種美好制度一旦確立,其它
一切問題便會迎刃而解。如果這些問題不能解決,便認為存在著某些阻礙社會主義
制度完全徹底實現的頑固保守勢力,必先摧毀之,革命才能最後實現。
  這種“空想社會主義”的思想方法,頗類似於英國著名哲學家波普爾所批判的
“陰謀社會理論”,它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哲學方法論,並導致了社會主義國家後來
一系列的過“左”過激錯誤。
  如果從思想淵源上考察,蘇聯、東歐、包括中國的一些鼓吹打倒共產黨、推翻
社會主義制度的自由化分子,在方法論上與“空想社會主義”並無差別,只不過他
們從極“左”跑到極右,主張的是“空想資本主義”罷了。
  在蘇聯和東歐,有沙塔林五百天市場經濟計劃,有哈佛計劃,有各種休克療法
。這些計劃的共同特征,就是先畫一個美好的藍圖,用“革命”的和陣痛的辦法渡
過去。而如果這些計劃不能實現,或是遭致人民不滿,他們便認為一定是頑固守舊
勢力在阻撓,必須徹底打倒,在這種思維定式下,很少有人去認識改革的漸進性與
長期性,也很少有人去反思激進改革計劃的不切實際甚至荒謬之處。
  類似的思維定式在中國也並不鮮見。改革開放初期,人們呼籲重視科學,重視
技術,後來發現還得有管理、人才、教育等東西相配合。等到這些東西都強調了還
不行時,又說要有市場,建立市場需要體制改革,而經濟體制改革一遇到障礙,便
層層加碼,要求徹底改變所有制,然後又把視線轉向政治體制,其焦點便是中國共
產黨,必欲摧毀整個現存秩序而後快。
  這是上述激進改革觀的邏輯結論。
  在這種思想方法驅使下,建設性的、漸進的改革難成主流,社會的混亂日益蔓
延,最後必將導致國家與社會生活的全面崩潰。
五、面對蘇聯變化,中國怎麽辦?
  1,我們黨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蘇聯事變後,
這一轉變更加緊迫。
  我們黨是以武裝鬥爭和急風暴雨式的革命奪取政權的。進入社會主義建設的歷
史階段後,黨面臨的任務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轉變,然而,有很長一段時期,黨卻未
能從理論上和實踐中適應這一歷史的轉變。這導致了後來“大躍進”、“文革”等
極左的錯誤。
  現在必須明確的是,如果我們黨再不自覺地意識到自己的執政黨地位,仍然采
用“革命”的、破壞性的辦法進行建設,則黨的事業將毀於自己手中。
  在建設時期不適當地強調階級鬥爭,不善於運用法制的手段;比如盲目地發動
各種形式的群眾運動,用群眾中的“民粹主義”情緒來束縛黨的手腳;比如對現代
化建設主要力量之一的知識分子的猜忌與輕視;比如幾十年來形成的“驕民政策”
,對群眾只敢講廉政和勵政,不敢講嚴政,無形中縱容了懶漢和投機分子。
  自由化分子最愛用的口號是“反腐敗、反官倒”,“群眾運動天然合理”等;                        蘇聯、東歐的反對派首先利用的也是人民需求社會公平的樸素情緒。
  在平服社會不滿情緒方面,我們當然要做大量的工作,克服自身缺點,以贏得
人民的支持和信任。但這並不意味著向公眾許諾不現實的高標準。腐敗要反,但應
向人民說明,必要的公務特權僅是完成國家職能的需要,必須保持,不可過份強調
清教徒式的幹部作風,更不可用階級鬥爭的方式解決貪汙腐敗問題。
  對此,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有一句精辟的概括:“統治者為滿足群眾情緒而發
動的改革,常常會成為革命的先導,因為群眾這時想到的並不是統治者的善良願望
,而是統治者的軟弱可欺。”
  在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方面,資產階級政黨的歷史經驗頗值得重視。法國大革
命後,資產階級處在上升時期,但由於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資本主義制度在本世
紀風雨飄搖,社會主義成為資本主義制度最危險的敵人。為了反擊“社會主義自由
化”,同時也為了消除資產階級陣營內部的激進主義、浪漫主義和非理性主義,許
多資產階級學者紛紛出來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比如羅素、波普爾、哈耶克等人,
他們是西方理性主義哲學和科學的集大成者,在鏟除資產階級制度中的“反噬”機
制和激進主義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為資產階級從“革命”向執政轉化、維護資本主
義制度提供了新的理論基礎。
  社會主義政黨在本質上不同於資產階級,但在執政狀態下卻有許多共同面臨的
課題。比如社會穩定,漸進改革等。如果不掌握一定的執政技巧,並從理論和實踐
中向執政黨轉變,則難以阻擋激進主義和群眾中的“民粹主義”破壞情緒。
  2,在社會主義的基礎理論研究和宣傳中,當前應大力強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
實際的結合,強調中國特殊的國情。
  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合法性,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
,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二是毛澤東倡導的“山溝溝裏的馬列主義”,即有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也是中國六十年代後得以與蘇聯相抗衡的力量源泉。
  面對蘇聯劇變,第一個合法性來源有喪失的危險,此刻如果我們一味堅持過份
僵硬的意識形態,其結果反會使激進主義顯得合理,加劇右派奪權,失去普通群眾
的支持。
  目前的當務之急,是對第二個合法性來源進行創造性的再解釋。這種解釋,其
側重點應放在馬列主義與中國特色的結合上,應放在對中國基本國情的再解釋上。
中國的大國窮國特征,中國的人口眾多、資源相對緊缺的特征,中國百年分裂、倍
受外強欺侮的特征,決定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這是我們目前說服人民的最有效辦法。
  3,在強調改革開放時,應該重點突出現實主義和理性主義,強調人民漸進改
革的務實精神。
  中國的國情特點,決定了中國只能走漸進改革的道路,這是一個現實主義的選
擇,面對激進主義思潮的壓力,我們除了加強國情教育外,還可以借助中國近代改
革史上的新保守主義和西方的理性主義。
  所謂新保守主義,是指有別於傳統頑固守舊勢力的一種改革觀,它主張利用傳
統和現行秩序中的合理因素,逐步地引入西方制度中的合理成分,以實現中國的現
代化。
  而西方理性主義哲學,則是指有別於浪漫主義和非理性主義哲學的一種流派,
它主張實證,主張工具理性,主張循序漸進,它反對浪漫主義和暴力,反對非理性
主義的反秩序,反社會,反文化行為。
  新保守主義和西方理性主義哲學,一直是作為激進主義的對立面而存在的;它
們漸進改革的主張,他們對傳統與現行秩序中合理因素的繼承態度,無疑有助於現
實主義改革觀的普及和推行。在當前形勢下,新保守主義和理性主義應作為我們黨
新時期的統一戰線對象而被結合起來。
  4,在反對“和平演變”的戰略中,應重點突出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強化人
民國家民族利益的觀點。
  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緊迫任務,是反對“和平演變”。目前,輿論比較強調的
是“和平演變”的階級鬥爭性質,這無疑是正確的。然而,“和平演變”還有另一
種更為重要的性質。在當前國際市場空間日益狹小,資源日益緊缺,世界仍然以國
家和民族的形式劃分的時候,“和平演變”還意味著西方國家為了保住對於國際市
場和資源的控制權,而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的遏制瓦解戰略。新時代的國際形勢演
變,已經將階級鬥爭的表現形式從國內轉化為國際間民族國家的利益衝突。在反對
“和平演變”時,如果突出這一方面,其效果會更好,它更能喚醒人民的民族自尊
心和自衛心。
  5,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是捍衛社會主義制度,維護國家民族利益,
推動現代化事業的豐富的精神資源。
  與蘇聯、東歐不同,中國是個東方國家,其文明形態和價值觀念有著鮮明的特
點。中國儒家傳統中的集體主義,先人後己的倫理道德,“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的入世精神,“威武不屈、富貴不淫”的大丈夫氣概,都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
,尤其是落後國家趕超發達國家必不可少的價值源泉。近幾十年來,亞太經濟的增
長,已經證明儒家文化的偉大貢獻。
  中國社會主義的實踐表明,如果不能有效地吸收傳統文化中的合理成分,並對
其進行創造性的轉化,中國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的確立就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在“文革”這樣的大動亂中,反傳統主義意識形態被推向極端,人們迷信於“不
破不立”,迷信於“砸爛封、資、修”,其結果是傳統中的糟粕趁著精神領域的空
白泛濫復辟,而其精華卻被全部丟棄。
  二十一世紀是太平洋的世紀,太平洋國家中中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如果中
國在世紀之交不能拿出具有足夠包容性的文化精神旗幟,則將無以在二十一世紀與
西方國家抗衡。
  我們必須現實地承認過去的意識形態至少在相當一部分群眾中號召力已經很低
,強化老式的意識形態教育往往引發的是逆反心理;同時,中國國情的特殊性和愛
國主義又僅具有一般意義上的說服力;而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在今天這
個時代,恰恰能夠為普通群眾提供倫理層面和精神層面的終極價值皈依。
  要而言之,我們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應該能夠在變動不居的世界上創造出一
種嶄新的文化。這種文化不是被動防禦型的,而是主動進取型的;不僅是實用主義
的,而且是具有道德上的正義感的;不僅是為現代化建設服務的,而且是能為普通
人民提供靈魂依托的一種嶄新的文化。它是社會主義,傳統文化,愛國主義和現代
化諸種精神文明的有機結合。
  在這面旗幟下,黨內黨外、海內海外的廣大優秀分子可以結合成最為廣泛的統
一戰線。
  6,在經濟領域,要批判和抵制激進主義的改革觀,批判“放權讓利萬能”論
,促使國家在新的起點上走向現代經濟的新集中。
  “六四”之後,激進主義的政治改革觀已經受到批判,然而經濟領域中的激進
改革觀卻並未得到有效的清理。
  蘇聯事變後,經濟學界原已存在的兩種不同改革觀有著強化的趨勢。
  一種改革觀主張加速實現西方式的自由市場經濟〔當然可以變換名稱,以繞過
意識形態障礙〕,這樣才能把經濟搞上去,由此而增加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為此
,應不惜冒大的風險。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那種激進的經濟改革是不切實際的,它很可能使本已出現
矛盾的利益分配問題惡化,使尚未整頓好的經濟秩序出現混亂,由此而破壞社會生
產力,促使經濟垮臺。目前的經濟改革,應把更多精力放在加強勞動紀律,抓質量
、品種、效益,抓科學技術等發展生產力的方面,而不是放在變更生產關系方面。
我們要註意保持生產關系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在生產關系方面我們已經實行了不少
變革,當前主要應消化前一階段的改革成果,理順各種經濟成分之間的關系,建立
健全法規與秩序。
  經濟理論界一些人主張的“企業所有制”、“財產量化到個人”、“一股就靈
”〔指股份制、股票市場〕等觀點,很可能將我國經濟體制中的矛盾和問題進一步
復雜化,甚至激化。也很有可能進一步削弱中央政府對於經濟的控制力,加強地方
主義和分散搞活的“小農經濟”。
  要認識到所謂“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浪漫主義改革觀只是一種空想,“深層
次解決問題”的層次必須適度。當然,這絕不意味著不建立解雇機制與破產機制等
。我們甚至不排除穩定地將一些無關大局的小型國營企業私有化,或者職工股權化
的設想。但私有化,股份化的試點首先應該是那些虧損嚴重,已證明不適合國營的
小型企業,而決不應象過去那樣,以好企業為試點,再加上國家幫助,制造些資本
主義百試百靈的神話。
  “從所有制入手解決問題,否則一切其它改革措施終歸無效”的“深層次改革
思路”,只會妨礙我們在適當的層次上推進改革,坐失良機,也會妨礙我們在與改
革同等重要的發展問題上作出更大的努力。
  我們還要有策略地告訴人民,我國經濟目前面臨的許多困難與我國國情有關,
改革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過分提高人民群眾對改革成果的期望值是危險的。必須
看到,我國目前的消費水平是超前的,這種速度無論何種改革都難以為繼。而一旦
公眾的過高期盼不能兌現,就會出現嚴重的政治動亂。一些學者提議,我們應該利
用中國人民普遍體會到由於蘇聯事變而導致我國國際環境惡化的契機,向人民講明
困難,號召人民顧全大局。當然,這種宣傳必須以喚醒“中國是中國人唯一的家園
”的愛國意識為前提,否則反可能引起人心浮動。
  7,共產黨不僅要抓槍桿子,而且要抓財產經濟。
  共產黨必須控制財產經濟,在目前局勢下這一點尤為重要。
  共產黨抓財產經濟的思路源於以下幾點理由:
  1〕改革開放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國有資產無人負責,短期行為盛行,各種利
益主體侵蝕國有資產。由誰來承擔財產所有者的角色最為合適?結論是誰與經濟運
行過程結合得最緊密,並保證國有資產在運行中能夠增殖,就應該由誰負責。
  “一五”期間的一百五十六個項目誰幹的?鄉鎮企業誰在抓、誰在管?中國農
村的財產誰在負責?地方上項目由誰負責?這些事說到底都是共產黨在幹,共產黨
負責。
  2〕政府行為在改革中經營造成管理監督職能與財產所有者職能的矛盾衝突。
當職能部門進行監督管理時,地方政府會由於地方利益、局部利益而壓制職能部門
,造成保護落後,重復建設,投資膨脹的弊端。如果黨管財產經濟,成為所有者,
它會根據所轄企業的狀況合理調整生產力布局和投向,並與政府構成所有者與管理
監督者的關系。當政府行使計劃、監督職能時,黨屬企業在法律範圍內執行;而當
地方政府搞短期行為、“一平二調”時,它會受到黨的利益制約。
  3〕黨管財產經濟有利於維持穩定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如果黨握有財產,政
治穩定便有了載體,社會進步會依據強有力的利益主體的導向而不出現失控。現在
黨政一家,攻擊政府便意味著攻擊黨,共產黨沒有回旋余地。設若黨成為龐大的利
益主體,它可以在人民代表大會上施加各種影響,政治操作上可有較大的空間。
  4〕黨管財產經濟的改革思路便於操作推行。十年改革中,一個重要的失誤是
我們不註意培育已有的、代表先進生產力的資產人格化代表,而是希望重走資本積
累的老路,其結果是財富的流失程度遠大於財富的積累程度,培植起的新的利益主
體又與共產黨離心離德。而在黨管財產經濟的狀態下,上述弊端將不復存在。更為
重要的是,黨管財產經濟在操作上簡便易行。現在企業幹部人事權在黨委,如果再
將國有資產管理的某些職責賦予黨委,並成立相應的黨的經濟委員會,體制便可理
順,利益邊界得以廓清,市場可從中漸漸地發育出來。
  〔比如,若將來某市的經委劃歸市委管轄,便意味著它有了經營權;而政府的
監督管理權限不變,只是對企業的管理要通過黨委間接進行。表面看這無大的差別
,而從長遠看意義卻非常大。〕
  黨管財產經濟的原則應該是:“政企應該嚴格分開,黨政只能適度分”。
  以往我們總是批評”一手硬、一手軟”,其實,經濟這一手不抓住,又何談精
神文明過硬。歷史經驗證明,在東方國家,如果沒有一支先進的、掌管一定財產的
、有運作能力的部隊,穩定將無法維持,現代化將難以實現。
六、面對不利的國際形勢變化,中國應有怎樣的國際對策?
  1,變道義外交為國家利益為主導的務實外交。
  蘇聯事變給我們提供的教訓之一,是我們在進行國際問題判斷時,常常價值判
斷在前,事實判斷在後。在價值判斷中,意識形態判斷又總是占據首位。至於中國
的國家利益是什麽?與意識形態利益相比孰輕孰重,則往往不太清楚。
  比如蘇聯“八一九政變”如果成功,正在進行的中蘇邊界談判很可能於我們不
利。這種利益得失與意識形態上的利益得失,應該綜合權衡後再出對策。
  在對外交往中,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無疑是我們的外交政策基石,但這些原則應
緊密地與國家利益結合。中國是個大國,應該明確確立與大國地位相適應的總體戰
略。道義外交不能再搞,國家利益原則應在外交政策中占據主導地位。
   2,謀求建立“大中華”文化圈與經濟圈。
  國際格局的演化趨勢中有一個重要特征,即集團經濟和地區性共同市場,比如
美—加—墨貿易體系,歐洲經濟共同體。
  在亞洲的日本、南韓與東盟國也出於各自利益提出不同的區域經濟設想。但什
麽樣的區域經濟對中國最有利?現實情況是,臺灣、香港、新加坡與中國同文同種
,東南亞一帶有強大的華人經濟。如果我們能把這裏的資金、信息、技術與大陸完
整的工業體系、較高的科技水平和科技人才、以及較低廉的勞動力結合起來,實力
將會大大增強。
  另外,東南亞國家人口眾多,商品需求結構與中國互相適應,是亞洲市場中尚
待開發的處女地和亞洲經濟中的軟腹部。僅以印尼為例,該國近兩億人口,生活水
準處於低中檔,大量需求中國過剩積壓的輕工業品和消費品,這方面的生意交往,
中國明顯有利。從長遠看,日本市場難以進入,美國市場很可能出問題,因此,抓
緊亞洲市場的開發,抓緊這些受中國文化影響很深的國家的工作,將是我們的明智
選擇。
  從資源角度看,南中國海蘊藏資源約合一萬億美元,是中國繼新疆開發後的一
塊唯一的資源替代地域,是未來一個世紀中華民族生存空間的主要依托。向南開發
也許是我們不得不選擇的一個戰略方向。
  在最近新加坡舉行的“世界華人商會”上,李光耀提出用“東亞文明”〔仍以
中華文明為主體〕取代中華〔大陸〕文明。他這是一廂情願,因為以幾個邊緣島嶼
和地區的空間,根本無法生長出博大精深的文化之樹。然而這也向我們發出警號,
如果我們再不主動進取,打出具有足夠包容性的口號和旗幟,則很有可能坐失良機
,失去世界華人、主要是亞洲“華人世界”的信賴與精神支持。
  3,抓緊對蘇聯貿易。用經濟聯系來影響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特別是與中國接
壤的幾個共和國。蘇聯近期會有相當的混亂。但等塵埃初步落定,這塊市場必須占
住。這不僅具有經濟意義,而且具有戰略意義。
  4,在西方世界中縱橫擺闔,利用西歐、美日矛盾,多做分化瓦解工作,使其
不能形成一致戰線來對付中國。
  這項工作如能奏效,我們的日子就不會太難過。
七、穩中求進,以靜制動,應成為世紀之交中國對內、對外政策的總的出發點
  首先,國內要穩中求進,以穩制亂。
  在國內穩中求進,以穩制亂,除了要堅持不懈地宣傳貫徹“穩定壓倒一切”這
樣一個深入人心的口號外,還要註意:
  1,無論發生什麽情況,不要自亂陣腳。
  比如在對蘇聯事變的意識形態操作上切忌過於生硬。在近期策略〔壓住右傾思
潮〕與遠期策略〔科學社會主義的研究與發展〕中,應以遠期策略為主,並應立即
著手下大氣力進行。〔是否可以成立新的意識形態研究部門,專門從事新思路研究
,收集各類信息,參謀國策戰略,提出聯絡各界人士結成統一戰線的種種辦法等等
。〕
  又如,在剛剛展開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定要嚴格掌握政策,防止否
定十年農村改革的思想傾向。據了解,農村幹部中這種傾向比較普遍,勁頭很大,
如不加以控制,會帶來新的不穩定。
  2,處理好加強意識形態工作與強化國家機器之間的關系。
  在中國特定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尚未完善的時候,應註意防止“意識形態迷信
”,要給理論研究留下空間,開個口子,保持一定的彈性〔當然一定得駕馭住,不
能重演八六年或八九年的情況〕。與此同時,要強化公安、司法等國家機器,著力
打機違憲、違法的社會動亂因素。
  在此,應強調的是,我們應主要用國家機器打擊各種現行動亂行為,切忌因意
識形態操作過猛過硬而縮小今後的政策調整空間。
  3,密切註意臺灣政情、社情的發展變化,對各種可能發生的問題,尤其是臺
獨傾向有一整套應對預案,制人機先,防止因臺灣政情變化給大陸帶來重大牽制。
  對國外,要以靜制動。
  蘇聯事變將使中國的國際環境呈現復雜、嚴峻的局面,對此我們應有充分的估
計。但完全不必驚慌。辯證地看,外部壓力增加,也為我們增強國內凝聚力,調整
對外政策帶來新的機會。
  歷史地看,彼得大帝拓展疆土,明治皇帝倡導維新時,外部環境並不有利;六
十年代末期、十年改革初期,我國國際環境也不比現在好多少。——關鍵是要把我
們自己的事情辦好。
  二戰以後的四十年,國際格局大體呈現穩定狀態,可是由於種種原因,這四十
年內我們屢屢自亂陣腳,大躍進、“文革”造成了全國性的動亂,這一教訓極為深
刻。
  進入八十年代末期,特別是蘇聯事變後,世界進入多極格局形成過程,世界處
在“戰國時期”。
  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決定了它的資本必須尋找新的市場空間,決定了它總是
處在不斷變動之中。
  未來幾年,蘇、東塵埃尚未落定;日、美二心不交;歐洲面臨重新組合;中東
衝突難見盡頭。在世界最重要的戰略區域內,唯有亞太地區有相對穩定的可能。
  只要我們充分估計形勢,努力抓住時機,冷靜沈著,以不變應萬變,爭取穩定
二十年,國際形勢一定會出現有利於中國的變化。
〔一九九一年九月九日〕中國青年報思想理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