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纳粹斗士到红色独裁者

新闻报道

今年的８月２５日是前东德领袖昂纳克１００周年诞辰日。他曾经参加过反抗希特勒的运动，并为此蹲过大牢。后来，他组织修建柏林墙，从受害者变为施害者。对柏林墙下的牺牲者毫无怜悯之心。

（德国之声中文网）"施普林格出版社关注我的生日。在《图片报》上登了满满一版，不，两版关于我的消息。他们以为自己是胜利者。一个多么原始的社会啊。"这是前东德领袖昂纳克１９９２年８月在监狱里说的话。两年后，他就去世了。

昂纳克是２０世纪的人物：他经历了德国在这段历史时期中所有的政治变革，最后也成为了塑造变革的关键人物之一。他于１９１２年８月２５日在德国萨尔地区的诺因基兴（Neunkirchen）出生，父亲是一名矿工。当时统治德国的还是威廉二世皇帝。六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二十年代，昂纳克曾经是一名屋顶工人，在父亲的影响下加入共产党。１９３０年，他成为了该党在萨尔地区主要负责人，获得了去莫斯科留学一年的机会。

反抗希特勒

希特勒１９３３年上台后，在全德国范围内禁止共产党。而昂纳克也由此开始了被短期拘捕后逃到国外的历程。但他仍然不顾危险多次回到德国，继续秘密从事宣传共产主义的行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盖世太保发现了他的地下活动，并于１９３７年以"阴谋叛国罪"，将其判以１０年徒刑。

１９４５年３月６日，他成功地从一只建筑队中逃出，藏身于柏林，直到战争结束后加入了斯大林的铁杆支持者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的队伍。后者当时刚刚结束流亡莫斯科的生活，返回东部德国。１９４９年，乌布利希在苏联占领区内成立了民主德国，并成为其第一任领袖。

乌布利希(右一)和昂纳克（左一）

疯狂的婚姻史

就在领袖乌布利希成为道德标准的同时，他的爱将昂纳克却完全沉浸在疯狂的爱情中，作为共青团主席，他刚结婚不久后就与共青团另一名２２岁的女干部玛戈特·法伊斯特（Margot Feist）坠入爱河，并生得一子。１９５２年夏天，昂纳克同志"疯狂的婚姻史"也触动了东德最高领袖机构－－政治局。一直到１９５５年，昂纳克才和他的前妻正式离婚，并和玛戈特结成连理。后者于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８９年期间一直担任东德"人民教育部"部长。

尽管有老一代共产党员批评昂纳克有作风问题，但他还是在新成立的"社会统一党"中平步青云，于１９５８年成为政治局安全问题总书记。也是东德政府中继乌布利希后的第二把手。１９６１年，他接过了修建柏林墙的委任，直到他去世时，还认为柏林墙是"平息世界紧张局势的"一堵"反法西斯之墙"。

勃兰特因昂纳克的特务而倒台

１９７１年５月３日，昂纳克从乌布利希手中接过了统治东德的大权。在一番考虑后，和时任西德总理的勃兰特（Willy Brandt）在政治上开始相互接近。并使得东西两德于１９７２年签署了"基本协议"，让西德民众能够更方便的进入东德。但两年后，勃兰特从自己的总理府中找出了东德特务纪尧姆（Günter Guillaume），这也使他最终倒台。后来，勃兰特再也没有原谅过昂纳克走的这步棋。

施密特于1987年9月7日第一次接待到访的东德领导人昂纳克

但东西德的关系并没有受此影响。勃兰特的后继者施密特（Helmut Schmidt）以及科尔（Helmut Kohl）都继续奉行政治上接近东德的政策。这其中的高潮要数昂纳克１９８７年访问波恩，这也意味着科尔其实已经承认了两个德国的合法地位。

柠檬汁：昂纳克其人

不久前，从警卫员海尔措格（Lothar Herzog）口中我们才知道，昂纳克惯自己的可卡犬已经到了极致，每天早上自己给它弄柠檬汁喝。而且，他喜欢雀巢咖啡，而且还喜欢和妻子玛戈特喝西方国家的啤酒，抽HB牌的香烟。所有的这些消费品，都是东德民众可望而不可及的。曾经担任巴伐利亚州州长的施特劳斯（Franz-Josef Strauß）从１９８３年开始就频繁的和昂纳克进行接触，觉得他完全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干瘪无趣，而是一个非常能说会道的人。

而正当施特劳斯１９８７年感叹前来拜访的昂纳克"曾经不止一次的被感动"时，还没有人会想象这种感动会对历史变迁产生怎样的影响：昂纳克的波恩之行没有让德意志民主德国作为独立国家更为固定，而是为了其最后的消失埋下了伏笔。德国前任总统魏茨泽克（Weizsäcker）指出："事实上，昂纳克的波恩之行没有深化两国并存的制度，而是更为加深了德国统一的思想。"因为波恩之行也使得数百万东德民众申请进入西德。来自德国耶拿的瓦根克内西特（Sahra Wagenknecht）如今是德国联邦议会左翼党团副主席，她１９９２年的时候还批评昂纳克"过于自由化"，而正是这种自由化思想后来成为了东德覆灭的推动因素。

"谁来的晚。。。。。。"

但当时的世界早已经进入了东欧巨变的历史阶段，苏联新上任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从１９８６年开始就启动了这一进程。俄罗斯外交官法林（Valentin Falin）回忆说：就在许多像波兰或匈牙利这样的东欧国家意识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能让它们从苏联独立出来，赋予公民更多的个人自由时，昂纳克却宣称："将要苦苦支撑到底"。就在昂纳克大张旗鼓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４０周年时，有超过两万名东德人民从东部逃到西部。其中包括６０００名于１９８９年从西德驻布拉格大使馆进入的民众。

所以后来就有了戈尔巴乔夫于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７日拜访东柏林时那句经典的"谁来的晚，就要接受命运的处罚"。昂纳克当时已经做好了和自己的人民展开血战的准备。当时勃兰特听到这个消息后不得不无奈的摇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昂纳克已经向人民军（NVA）签署了行动许可，而且军队已经开枪。当时已经有坦克进入德累斯顿市。

最后，昂纳克还是得感谢他当时的政治局，没有让他以残忍刽子手的形象被写入史册。因为，他的"同志们"拒绝执行命令，并于１０月１８日将他撤职。１９９１年三月，他逃往莫斯科，但却又被莫斯科政府重新引渡回德国，为他下达的德国境内开火令接受法庭的审判。

东德垮台后，昂纳克的第二任妻子玛戈特携女儿逃到了智利。

"就要接受命运的处罚"

在痛苦中，昂纳克发现，渐入晚年的他被关在柏林的一所监狱中，而这所监狱正是他年轻时反抗纳粹时被关押的那所监狱。他又把自己看作为受害者，并抱怨说："怎么能昨天还是国宾，今天就沦为囚徒了呢？"由于他得了不治之症，所以司法机关于１９９３年停止了对他的审讯，并允许他前往智利，与已经逃至那里的妻子和女儿团聚。昂纳克于１９９４年５月２９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停止了呼吸。

昂纳克的一生充满悲剧色彩。这位曾经反抗独裁的斗士到死都没有意识到，他自己从"一个好党员"渐渐成为了一名独裁者的转变过程。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刘诗雨　　　　　　　　　来源：DW

一次野餐引发一场和平革命

编者按：本文原载德国《欧华导报》2009年9月期，被国内报刊转载，并被评为2010/2011年度中国杂文类排行榜第七位（注二）。此后又被收入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学生创新阅读·2010-2011年名家杂文排行榜》。

文/钱跃君

历史有许多偶然，偶然的背后深藏了历史必然。一次野餐居然出乎意料地引发东德政权大地震，铜墙铁壁的柏林墙轰然倒塌。

铁幕下的野餐聚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匈牙利要求退出华沙条约，外交上成为像瑞士、奥地利那样的中立国，政治上建立多党竞选的民主制度，结果被苏联出兵镇压，总理纳吉被判死刑，此为1956年匈牙利事件。尽管如此，匈牙利一直是当年东欧阵营中的异数，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开始逐步实现政治与经济的开放政策，如引入适量的私人经济，有限制的出境自由。到80年代形成了党内改革派，党内通过内部决议，要将匈牙利的政治与经济制度逐步向当时西欧的欧共体看齐，1980年将市场价格政策与国际接轨，1982年加入国际关贸总协议WTO，并于1988年经济改革派当政。这时，苏联戈巴乔夫宣布废除了勃列日涅夫政策，即通过华沙条约来军事控制和干涉东欧各国政治。而且向匈牙利共产党保证，不会再重演当年“匈牙利事件”时苏联出兵干涉别国内政。于是，匈牙利党内改革派马上与党外的“匈牙利民主论坛”联手而形成第一个合法的反对党，接着社会上又涌现了许多反对党。1989年1月，共产党在党内压力下同意在匈牙利实现多党制，与反对党的圆桌会议上共同讨论宪法修改，并定于同年9月举行全民大选——匈牙利就这么完成了一场“无声的革命”。

转变中的匈牙利希望突破东西方冷战的铁幕，至少减少敌对气氛。匈牙利的邻国就是奥地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奥、匈还是一家——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匈帝国。1987年匈牙利总司令向中央提出，取消两国边境上架设的铁丝网报警系统。因为常年失修，铁丝报警系统遇上风雨、雷电、甚至小鸟飞过都要乱叫，以至边境士兵听到报警都懒得出去巡视。华沙总部（苏联）不愿出钱重装，自己安装要耗费昂贵的外汇，所以还不如拆了。1989年6月底，奥、匈两国外长相会在两国边界，两人亲手用铁钳剪断铁丝网，象征性地要将东西方冷战的铁幕剪出一个小洞，该消息及照片成为轰动世界的头条新闻。

图一、奥、匈两国外长亲手剪断铁丝网

无独有偶，西欧社会的欧洲化运动刚好如火如荼，其中推动欧洲化运动最悠久的民间组织是“泛欧洲联盟Paneuropa”，创建于一次世界大战后，著名会员有爱因斯坦、托马斯·曼、戴高乐、蓬皮杜、阿德纳等，而1973年到2004年的主席刚好是欧洲议会议员奥托·冯·哈布斯堡（Otto von Habsburg）。哈布斯堡是当年奥匈帝国皇家哈布斯堡家族的掌门人，名义上迄今还是奥匈帝国现任皇帝，他父亲还是真皇帝。他女儿娃尔布佳（Walburga Habsburg）年仅14岁，就在慕尼黑创立“欧洲青年”协会，投身于欧洲统一运动。或许出于奥匈帝国家族的历史包袱，哈布斯堡对匈牙利情有独钟，在欧洲议会中提出，西欧必须与东欧世界交往以缓解冷战气氛，议会中居然无人理他，以为他在天方夜谭。1988年7月13日，他阔别70年后首次访问匈牙利首都，分别与匈牙利官方及反对党建立直接联系，后来还自己加入了匈牙利国籍，成为匈牙利与西欧主流社会联系的桥梁。

图二、年仅四岁的小王子奥托前往匈牙利登基为匈牙利国王（1916）

经过哈布斯堡与匈牙利民主论坛商定，决定在奥、匈边界的小镇Sopron附近举行一次别开生面的野餐，邀请两国边境上鸡犬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村民们，前来露天草坪上一起烤肉、聊天，品尝一番没有冷战、没有国界的友好生活，哪怕只是做一瞬远离现实的梦。该倡议获得两国政府的首肯，选个黄道吉日，匈牙利国庆节（注一）的前一日，即1989年8月19日下午15点到18点，破例开放三小时边境，由哈布斯堡与匈牙利部长Pozsgay（党内改革派）担任形象大使。为了将活动搞得有意义点，计划让前来参加野餐的人，都能亲手剪一段边界铁丝网作为纪念品带回去留念，组织者准备了许多纪念品标签——

天真的组织者没有想到，后来没人去取纪念品的，一场本当高高兴兴的野餐活动，演变成一场共和国大逃亡。

突如其来的共和国大逃亡

篝火聚餐是在匈牙利一侧的露天草坪上举行的，草坪上的瞭望塔本来有匈牙利边防军站岗，监视边界处的死亡地带，发现有人偷越国境就可以开枪。而这天没有人站岗，塔上飘逸着象征欧洲统一的泛欧洲协会旗帜。奥地利市民也破例不用事先申请签证，凭护照就可以在边关上获得匈牙利的一天签证。匈牙利关卡只有五位边防人员执勤，为参加野餐的奥地利客人们在护照上盖盖章而已。将近下午三点，匈牙利一方的边防负责人Bella Arpad与奥地利一方的边防负责人在边防关口见面，两人站在门前，等候三点整将从奥地利一侧前来参加野餐的代表团和记者们。

整个野餐的气氛热烈而和平，守关的匈牙利边防人员对近邻的奥地利稀客更是笑面相迎。哈布斯堡的女儿娃尔布佳（当时已是泛欧洲联盟秘书长）和Pozsgay的儿子，分别代表他们的父亲前来野餐地讲话，一切都很顺利，充满了和平气氛。

这时，从匈牙利一侧走来一群几百人的零散队伍，个个面色紧张而恐惧，边防人员还以为他们是匈牙利一方的哪个代表团前来参观边境。没想到走近后，他们径直涌向边关小门。那是一座年久失修的小木门，经人群一挤就倒了。这时边防人员才如梦方醒，这群人是借这次野餐机会逃往西方的东德人。开枪？匈牙利法律容许边防军队对偷渡国境的人开枪，但这场充满和平的第一次奥匈民间野餐，不就演变成一场血腥屠杀？去阻止？区区五位边防人员怎么阻止几百位流亡人？上级事先又没有想到，所以他们没接到指示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于是只能站在边上，眼睁睁地看着人群通过。后来Arpad的上司赶到，忙着要从人潮中一一识别谁是东德人，一切都是徒劳，短短时间内一下涌走了661人。

图三、在惊慌中逃离匈牙利边界的东德民众

图四、在惊慌中逃离匈牙利边界的东德民众

边防负责人Arpad一回到家，已在电视上看到这一情景的妻子开门第一句话就责问他：“你进监狱，我们怎么办？！”他自己也大叹今天倒霉，偏偏在他执勤时发生这样的怪事，按照当年法律，他这样失职至少得判处五年徒刑。

那些逃离边境的东德人激动得都哭了起来，他们来匈牙利休假时用的、对他们来说非常昂贵的汽车和所有行李都扔在匈牙利，自己在东德的家也不要了，只要能获得自由。西德社会一听到这消息，举国轰动，西德政府马上调动专用列车将他们从奥地利迎回德国。当年的西德不仅对东德同胞，而且对所有在苏联、波兰、罗马尼亚的德国后裔——只要还能证明自己是德国后裔——全部接受。政府对每位以各种渠道前来西德的德国同胞都发放“欢迎费”100马克——西德人到东德去，却要强制每天每人以1:1兑换25东德马克，实际兑换率为1:6左右。

原来，这次野餐的主办者想通过这次活动来推动东西方的和平运动，广发传单，邀请大家前来聚会。这消息也传到了东德，于是东德民众看到了逃离东德的天赐良机，暑假到匈牙利“度假”成为热潮，匈牙利边境城市的旅馆住满，只能在野外搭帐篷。其实就在野餐地附近，还有几千东德人在“渡假”，等他们从电视上看到是在那个关口突破时，浩叹知情太晚。许多人过后又涌去闯关，匈牙利政府马上加强了那里的边境防守。

大逃亡引发柏林墙震塌

战后40年中，从东德逃往西德的共达300万人，所以才建起柏林墙。东德政府无法向人民解释：为什么自己的国民要逃离自己的共和国？党主席昂纳克闻讯后，接受官报《每日镜报》采访时谎称：“哈布斯堡把传单都发到了波兰，邀请东德渡假者前去野餐。他们去了以后，送给他们礼物、食物和西德马克，说服他们到西方去”。东德政府马上派出使者到苏联，要求华沙条约国出面阻止匈牙利的这种放宽边境的行为。但苏联不理。匈牙利政府也很恼火，你们东德自家的丑事，却搅得邻居家鸡犬不宁。到8月底，转悠在匈牙利寻找逃往西德机会的东德人达到15万。匈牙利总理专程赴西德访问商谈解决方案，并于9月11日正式宣布开放奥、匈边境，三天之内就有1.8万东德人通过匈牙利边境来到西德，急得东德政府马上禁止东德人前往匈牙利。

这两波逃亡潮对东德的民心震动很大，逃离共和国成为社会的头号主题。无法去匈牙利，就去已经步入政治改革的波兰、捷克，一下又兴起了逃亡西德驻这些国家大使馆的风潮，仅仅逃入捷克布拉格西德使馆的东德人就多达3500人，一时使馆内水泄不通，根本无法办公，只能闭馆。9月底西德外长根舍赶往布拉格救火，说通捷克政府。而东德政府为了在十月举行当政40周年的大庆，也不希望看到这3500人成为国际媒体的焦点而给“40大庆”抹黑，便同意所有在捷克的东德人去西德。

1.7万人分成几次列车，偏偏列车就从东德境内通过。东德民众目送着幸运的东德人远离东德，许多东德人想沿途爬上火车，于是所有火车经过的火车站全被封锁，在德累斯顿火车总站就发生了警民的暴力冲突，其它列车只能临时改道驶往西德。

10月3日东德政府封锁捷克边境，通过邻国逃往西德的路又被卡断，这下东德人只能自己起来抗议了。早在9月4日就发生莱比锡的“周一大游行”，而第一次大规模游行是10月7日在Plauen，一个人口只有7.4万的小镇居然先后有2万人参加游行，11月4日在柏林亚力山大广场的抗议游行有50万人参加，在德国其它大城市如德累斯顿、哈勒、莱比锡、Magdeburg， Rostock，Schwerin都分别举行了大规模抗议游行和集会。十月份刚举办完“40周年大庆”，共产党主席昂纳克在党内压力下只能引咎辞职。

在这样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德国共产党只能进行改革，首先面对的就是东德人是否有合法权利逃离这个被人唾弃的共和国。11月6日，东德政府匆匆搞出“出境法”初稿，就遭到捷克政府通过外交途径的抗议：你东德禁止本国人直接去西德，结果都转道捷克逃往西德，捷克成了替罪羊。于是11月9日东德政府又起草了第二稿。不知情的Schabowski拿到还有许多手写的修改稿后，就于当晚召开有实况转播的新闻记者会。记者会上他被西方记者们步步追问，这位政治局委员乱了方寸，发出错误信息说，今晚就将试行新出境法。于是以讹传讹，被人理解成今晚就开放两德边境。于是东柏林的几万人涌向柏林墙要求出境，边防人员不知所措。仅仅在Bornholmer Str. 边卡上，就围了几万人。起先边防军堵着不让出境，21:20开始受理出境，但在身份证上都盖上“取消（东德）国籍”的章。因为人山人海，边防人员也无可奈何，到23:30时只能打开大门，放弃审核放行，短短45分钟之内就从这座桥上涌走了2万多人。西德电台闻讯后，马上将消息传出，于是柏林的其它关口也纷纷敞开大门，“柏林墙”倒了。这个政权就是靠一座柏林墙来维持，柏林墙倒了，专制政权也就垮了。

图五、柏林墙震塌之夜

德国问题的历史趣谈

在德国近五百多年历史上，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匈帝国一直是德国上百个诸侯国中的佬大，所以一直担任德国皇帝。直到19世纪中叶普鲁士崛起，与奥匈帝国争夺德国老大地位。当德国对外时，两国就联手，如德国-丹麦战争（1864）、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但没有外敌时，两兄弟就自己互打，如德意志战争（1866）。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败北，普鲁士国王与奥匈帝国国王同时下野建立共和国，欧洲列强不仅将原属奥地利的匈牙利、捷克与奥地利南部肢解，而且将奥地利强行划出德国；二次大战前夕奥地利重新回归“祖国”，大战结束后，不仅原来的普鲁士地域被划入波兰和苏联，而且将奥地利又重新划出德国。在冷战时期，奥、匈各属一方阵营而成为敌国。

这次奥匈帝国皇室的传人奥托·哈布斯堡不忘祖业，通过举办别开生面的边境野餐，全力促成奥、匈两国的民间交往，居然无意中帮助了东德民众逃往自由。东德的中、北部地区原属普鲁士，所以欧洲历史学家开玩笑地说：这次是奥匈帝国皇帝亲自率领普鲁士人民走向自由。

          图六、奥托·哈布斯堡父女，老人于2011年7月4日以百岁高龄仙逝于德国巴伐利亚

1989年最早走向民主的三个东欧国家现在不仅都进入了欧盟和神根条约国，而且经济繁荣，2008年国民人均产值GDP分别是：捷克21027美元，匈牙利15542美元，波兰13799美元。

注一：现在匈牙利国庆节，定在1956年10月23日学生上街游行抗议、即发生匈牙利事件的那天。

注二：2010-2011年名家杂文排行榜：

时代的愤慨 世界的磁极开始向左偏转

 吴强 　
   又是一个冷夏！奥运前夕的曼彻斯特，气温只有7到13摄氏度，不过，这倒不妨碍奥运火炬接力经过曼城的当晚，几乎全城市民都兴高采烈地拥挤在酒吧里，一点看不出气候变暖的迹象，也看不出金融危机的迹象。当然，这是置身欧元区之外的英国，他们有理由幸灾乐祸，就像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时心怀叵测的欧洲各国。就连欧洲的其他地方，此刻也正耽于足球民族主义的冲突之中，人们似乎无暇关心决定欧洲未来的布鲁塞尔峰会。
    的确，自从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失败之后，欧洲就仿佛坠入一个无尽的深渊：因为内部的纷争而错失了一次改变世界的机会。此后便每况愈下，气候峰会破产的阴影如同欧洲的梦魇一般挥之不去，出现在随后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就像今年欧洲大陆的冷夏，嘲笑着气候变暖的预言，在戴维营G8峰会、墨西哥G20峰会、里约可持续发展峰会，欧洲的话语权和政治共识仿佛被莫名的力量所绑架。如同世界的磁极已经发生了偏转，而欧洲却不自知，因此陷入了混沌。

    民众主义兴起

    金融危机自身不可能找到解决的出路。被金融资本绑架的国家及其代理人不可能自动释出他们的绑架对象，就像德国女总理默克尔在布鲁赛尔峰会前夕的警告，“没有什么万灵药”。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作为大资本与右翼力量联盟的最忠实的看护人，默克尔一直坚持财政紧缩政策，不同意发行欧元债券，也拒绝为此提供最后担保。所以，相比希腊的两次选举和组阁努力——最终屈服在德意志帝国的欧元霸权下，法国人却反其道而行之，选出了反对财政紧缩的社会党人奥朗德。
    虽然奥朗德的当选仍然可以归之为党机器的产物，但是法国选民对萨科齐主义或者“默克齐”(Merkozy，欧洲民众对默克尔和萨科齐在政治、经济政策上的密切支持关系的戏称。)的拒绝，再好不过地说明了社会的选择。每一次系统危机都可能催生着新的社会整合，金融危机彻底拯救的唯一出路只能来自“金融-国家”之外的社会。
    对这种通过社会整合而实现社会自救的思想的认识，长期以来，人们都只停留在卡尔•波兰尼最多福柯的意义上，并不熟悉洛克伍德-哈贝马斯(Lockwood-Habermas)的社会整合思想，更不敢面对革命也是一种保卫社会，激进主义往往才是启动社会自救的唯一机制。从去年年初北非茉莉花革命到以色列、西班牙的大规模抗议再到去年9月开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当然也包括在希腊发生的激进行动，一种新的激进主义的全球运动正在兴起，而且改变了日常政治。如同上世纪的大萧条来临，在全球金融危机延烧的5年中，世界的磁极开始向左偏转。
    虽说在美洲大陆，这个偏转可能追溯到2008年奥巴马当选之刻就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在欧洲，只有当金融危机逐渐深化并引发欧元危机然后整个欧盟一体化的危机，这一偏转才逐渐显现，人们也终于开始谈论起偏转的表象了。
    比如说，6月25日的《纽约时报》，评论人托马斯•弗里德曼撰文称一种“民众主义”(popularism)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粹主义(populism)正在兴起，政客们正在日益受到推特和博客以及民调的共同导引，只是他们也不知道究竟谁在真正引导那些新媒体。还是在6月28日，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26个州对奥巴马总统全民健保案的违宪指控。奥巴马的欧洲式社会民主改革努力在连任关头站住了脚，被最高法院加固了。
    弗里德曼看到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发展趋势。仅仅在过去几年间，世界偏转的关键几年间，这一发展还被误认为一种新的民粹主义。包括2008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特别是法国社会党人奥朗德今年5月总统竞选的胜利，也被认为相当程度上唤起了左派的民粹主义，以至于德国乃至全欧洲的社会党人今天都在谈论如何回到19世纪社会民主最初的民粹传统上去，彻底摆脱政党的官僚化和脱离基层的倾向。

    激进主义的合流

    但是，如果眼光仅限于此，恐怕难以理解这半年来欧洲所遭遇的混乱，比如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的财政危机和政治动荡，也难以真正理解奥朗德上台的背景和意义。欧洲正在经受她固有的几个伟大传统的相互较量。其中之一是奥朗德选出的法国自大革命以来的骄傲和价值观——平等。
    奥朗德的政策主张，除了反对财政紧缩，还包括效法德国的共同参与制，要求1000名雇员的企业的监事会或董事会里必须至少有一名劳工代表。像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对金融资本绑架国家政策的抗议，继而奥巴马表示声援；萨科齐—默克尔以来的大资本联盟也开始被无情地扭转，其背后同样由与占领华尔街运动相似的激进主义在驱动，且不说奥巴马。
    奥巴马作为一位从芝加哥南部开始从事社区工作的激进活动家然后当选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自2000年参选以来，屡屡被右翼保守分子攻击为共产主义分子。其激进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索尔•阿林斯基(SaulAlinsky，一位在大萧条时代开始投身芝加哥南区的社会运动、美国当代历史上最杰出的激进主义理论家和战略家)以及左派神学，奥巴马自承的三位导师都是受阿林斯基主义影响的公认的激进牧师。奥巴马和阿林斯基的亲授门生希拉里•克林顿已经完全遵照了阿林斯基的激进主义原则，实现了激进运动的目标——夺取最高权力。
    那么如何观察欧洲民粹主义兴起的背后思想呢？过去一年里，我先后搜集了四本激进主义的出版物，它们分别隐见于过去几年的历次骚乱、行动、抵抗和城市革命之中，为我们观察欧洲和世界向左转的思想驱动提供了重要参照。
    第一本是法国“隐形委员会”撰写的《革命将至》，早在2008年巴黎暴乱期间就印行出版。特别是2008年11月发生了160起火车破坏案件后，法国警方在Tarnac村逮捕了9名年轻人，怀疑他们是“隐形委员会”成员，对他们提出指控，而证据只有法国国营铁路时刻表、一副梯子和《革命将至》这本书。
    Tarnac村的这9人中的一位朱莲•库帕(JulienCoupat)是其中最引人注目者，他33岁，法国高等社科院的哲学系学生。他以及这本书鼓吹的是匿名行动，为法国当局所恐慌，因为据此几乎可以重新定义巴黎13区的暴乱性质——没有暴乱，只有反抗。这种匿名行动是地道的无政府主义风格。与他同名的另一位朱利安(即维基解密创始人阿萨奇)，这些年来在做的维基泄密，也是同样的无政府主义匿名行动，今年6月跑到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寻求庇护。
    台湾印行了《革命将至》这本书的中文版，去年秋天我访台时购得。当时，占领华尔街运动延烧至台湾，在台湾演变成争取各项劳工权利的“占领101大楼”行动。

    该做点什么了

    第二本，《时代的愤慨》，它严格意义上不能算书，而是一份不足40页的小册子，不算注释的话，内文只有13页，由现年94岁的法国老战士德•斯蒂芬•黑塞尔(DeStephaneHessel)于2010年写作出版。
    黑塞尔，是遗世不多的抵抗运动战士之一，这本小册子自出版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印行超过400万本，仅在去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最高潮的10月到11月期间就卖出了60万本，堪与1968革命期间人手一册的弗朗兹•法农的《地球上的不幸者》相媲美，被称作“就像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呼吁自由法国开展抵抗运动的演讲”，号召每个普通公民“变成真正的战士，而不只是躺在扶手椅里的知识分子”。
    这位1917年出生在柏林的老战士，1941年加入法国抵抗组织，是墨林(JaneMo-lin，法国20世纪抵抗组织战斗社成员)的追随者。墨林的墓地坐落在巴黎西区的一座普通住宅小楼外，默默见证着抵抗战士的老去。黑塞尔进过集中营，战后作为外交家与埃莉诺特•罗斯福一起参与联合国人权宣言的起草，参加过20世纪法国历史上几乎每一场革命和运动，2004年获得“欧洲南北奖”。
    黑塞尔的主张很简单，感觉愤慨的能力和自由是人的本质。他号召重新唤起抵抗精神，反对金融资本，反对小布什、布莱尔、萨科齐等践踏理想的伪民主主义者，捍卫平等权利。黑塞尔的理想主义鼓舞，“兴奋起来，做点什么”，也因此同时出现在支持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无政府主义哲学家乔姆斯基和茶党领袖罗•保罗的海报上。
    虽说黑塞尔所说的愤慨(Indignation)，在英文版中被译成愤怒(Outrage)——前者更显理性，容易被运动精英用来自我赋权，制造出民粹主义的效果，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所表达的99%对1%的愤慨；而后者似乎更盲动一些，像1968年革命风暴的气氛，但却同样合乎美国阿林斯基主义的策略原则：愤怒可能是大众最有力量的权力所在。
    第三本，《这能改变一切：占领华尔街和99%运动》，是美国《是》(Yes)社运杂志编辑的有关占领华尔街运动始末的文集，也几乎就是一本运动指南，对全球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无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中，最有趣的是，运动的起源完全受埃及开罗塔西尔广场运动的启发。一群来自各国的艺术家、作家、社运活动分子、还有IT民工，在华尔街和百老汇附近的海狸街16号4层楼的一处艺术家聚会的空间，萌发了效仿占领塔西尔广场的想法。
    2011年7月，他们在加拿大一份独立的反资本主义杂志Adbusters上呼吁，“你们准备好塔西尔时刻了吗？”当月就得到9万人的响应，随后在海狸16号成立了“纽约市大会”。其中一对西班牙夫妇曾经短暂回国目睹了西班牙马德里5月15日愤怒的两万市民举行的抗议活动，回到海狸16号后与众人分享，开始谋划“一次和平的革命”。
    约30人规模的活动分子——也就是海狸16号的主要成员，跟2011年2月18日塔西尔广场10万人示威的组织者规模差不多，第一次组织到市政厅抗议削减预算。一位来自希腊的艺术家深受感染，迫不及待地加入进来，将原来毫无固定诉求的聚会变成了一次真正的市民大会。
    很大程度上，这是拜纽约警察的强力镇压所赐，也因为新媒体的传播和参与。他们的行动迅速上了电视和当地大报的封面，一场示威变成每天继续的占领，并扩散到波士顿、洛杉矶……占领行动的力量，在那些欧洲的参与者眼中，来自塔西尔广场、来自希腊和西班牙，他们“不是为了美国经济危机，而是为了世界的危机”。
    而最大的危机，推动全球向左偏转的动力，抵抗或者占领运动所反对的资本主义，其实不仅是华尔街，也不只是欧洲或全世界的公司对国家的绑架，还有如著名斯洛文尼亚政治哲学家、新马克思主义者齐泽克在现场演讲所定义的，这场席卷全球的运动反对的是全球资本主义。那些被整体视作外来者的劳动阶级被迫忍受经济和暴力的双重压迫，忍受全球化的资本主义金融资本和大资本、地方化的原始资本主义的暴力压迫，任何看上去荒谬偶然的导火索都可能点燃这一愤怒，将此“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的不满演变为全面的城市阶级战争，而非简单意义上的骚乱。

    挑战全球资本主义

    “城市阶级战争”，这也是第四本书——纽约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教授戴维•哈维(DavidHarvey)的《造反城市》一书的主线。现实事实的发展不过是它的重复和延伸，只要全球资本主义没有真正受到挑战并且被迫作出修正。
    如何达成呢？迄今为止，至少从布鲁塞尔峰会传出的讯息来看，世界往左偏转虽然已经开始，但是幻想系统自身作出修正是不现实的，还需要社会的、激进力量创造出各种新的抗争形式，尤其是新媒体和想象力。
    新媒体的出现可能最终在网络化过程中形成人类社会的内生大脑，促进和传播想象力和各种抗争的创新。这一社会革命大大降低了传统政治革命所需的组织和动员门槛，使得革命可能加速到来。
    在实际过程中，连黑塞尔都以94岁高龄的耄耄身躯坚持写作，坚持亲自到大学演讲，最终推动中间偏左的社会党人奥朗德赢得大选。那么，这一过程最终依赖于每个普通公民都成为真正的战士，而非如我在曼彻斯特办公楼里所见，每日阴郁天气中，都是副阴郁的面孔，唯有清洁工最快乐，与每个人打招呼谈足球。
    重要的是，这一进程有赖于每一位社运活动分子发挥出创造力，团结在最有创造力的人周围，就像苹果粉丝对乔布斯的爱戴。因为穿透陈旧僵化制度的边界，打破资本政党的联盟，瓦解全球资本主义，全赖最富有创造力、最具想象力的抵抗，这也是奥巴马精神导师阿林斯基的基本原则之一，绝不按照系统熟悉的方式来行事。而如黑塞尔所说，创造就是抵抗，抵抗就是创造！
    （摘自2012年8月16日《法治周末》）

回朋友的一封信

Categories: 

星期六, 六月 9th, 2012 by 谷溪

Jay：
你的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927dfa01013s0a.html
读了邮件，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回复，似乎这种话题通过Email来讨论有点怪，但是面对面争论也必然陷入低效率的面红耳赤。隔了这么久，其实也没有理清自己的思路，下面我表达一些基本的可被讨论的观点，作为日后聊天的提纲。
一、政治与信仰的问题
这方面我没有任何发言权，既没有充分的阅读经历，本身对信仰的理解也几乎是零。一方面这跟共产党的无神论教育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我性格有关。一些很懂政治的朋友，皈依了基督，他们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故而有非常强大的理由和信心来构建或曰发现自己的信仰。你所说的这部分内容，我全部同意。
另外关于非暴力抗争的核心内容，你把握的非常准确，诉诸道德与信仰，这是国外非暴力抗争的最核心利器。然而这种运动方式与其说是政治运动，在我看来更像是精神层面的反抗。今天所说的“非暴力”，是指技术性的非暴力，而不是道德意义上的。非暴力既然已经成为唯一的选择（可以保留道义基础、武力装备差距过于悬殊、暴力抗争可能性基本为零等原因），非基督教国家的“非暴力抗争”基础就不再是原版了，而是一种政治抗争的改进版。这方面内容，你去看吉恩·夏普（Gene Sharp）的各种抗争技术方法，这些成为了今天非暴力抗争的核心内容，而非以往的道德诉求。
二、对敌人的态度
我把共产党称为“敌人”——也就是你死我活的人——这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这个你死我活，不是针对共产党员个体，而是这个组织。
你可以放心的是，这个国家不可能再出现某种无政府状态。而日后清算时，今天的权贵们也会得到审判而不是死刑处死。若干民间抗争力量的口头诅咒，不会让他们受到任何伤害，不必担心他们日后会被食肉寢皮、挫骨扬灰。抗争者们（包括我）对于清算、复仇的激进态度，大多数还是修辞意义上的，而非行动策略意义上的。
当然，杨佳、钱明奇这种人，我永远仰慕他们，因为他们是英雄，这一点不容置疑。向暴政开刀，具有无可撼动的正当性，杨佳不是法官，他冲冠一怒，只要不是杀路人而是杀警察，那就没什么问题。警察既然愿意成为体制的一部分，就自然默认了承担体制的一部分风险与责任，这是警察们（也可推导至公务员群体）死的不冤枉的原因。如同我写了那么多政治文章、默认了自己未来一定会遭到某种程度的伤害一样，这是不言自明的。
今天的中国，走到这个地步，早就达到了“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顶峰，你要求每个个体都审慎的对待自己的历史责任、谨小慎微的研究每一步行动策略，这是不可能的。如同预测未来中国转型一定会流血，但至于谁流血、流多少血，这更多的是个随机事件，是在人们控制之外的，技术上没办法测量、规划、统筹。所以抗争者们嘴上说的血肉横飞，其实对未来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就算到了那一天，也不会出现你担心的状况。未来的中国革命将是广场革命，不需要用三千万人头换一个政权，某个蝴蝶效应，恐怕就能掀翻整个中南海。
后面不多说了，政治问题我最近思考的很少，因为发现自己的学术能力和天赋距离我接触到的那些人差太远。思考的事情，交给他们，我就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未来就在不远处，反正我们俩都能看得到，哈哈。

何于随笔：民運期待宋江式的統領人

 何于
   如今民運最需要的是像宋江那樣德高望重，眾望所歸，且有能力和各階層人打交道的統領人物。中國人中向來不缺盧俊義，不缺吳用，不缺公孫胜（民運也是一樣，可以說各路豪杰云集）……缺的就是宋江，知識不必太深，武功不必太強，但必須德高望重，眾望所歸；必須能曲能伸，禮賢下士；必須世事洞明，人情練達；必須是有能力調動各种力量（包括時遷這樣的雞鳴狗盜之徒和孫二娘之類的女流之輩黑店之流）為事業服務的大丈夫。說是稀缺，但也不至于沒有，就看大伙也沒有這個眼力。宋江不會自己跑上梁山，更不會去爭搶第一寶座，宋江是被挾持上的梁山，又被大伙架上梁山第一寶座的。明眼人都看得出來，也只有宋江才能統領住這伙強人，換了誰都不行，盧俊義實力再強也不行，吳用計謀再深也不行，公孫胜神功再高也不行，其他人更不行，換了誰梁山都是烏合之眾，各路豪杰根本就籠絡不到一塊，即使在一起用不了兩天就內訌，自家人干起來，這跟如今的民運狀況何其相似！而不幸的是如今的民運沒有宋江，或者說大家還沒有意識到宋江的重要性而沒有挾持宋江上梁山，沒有駕宋江坐第一把交椅，以至于如今民運搞得像一鍋粥。這与其說是民運的不幸，更是國人的不幸！
   
   也許你會說我中了武俠小說的毒，我說那是因為你沒讀懂水滸，沒讀懂中國歷史。我們從中國歷史上所有成功的風云人物身上都能看到宋江的影子，而且在其起事之初更覺明顯，可以說宋江是中國歷史成功人物的提煉与精華。當然，成功并不完全代表正義，最后宋江不是投降了嗎，所謂成也宋江，敗也宋江。但我們必須有宋江式的人物才能扛得了大旗，推翻強大的專制制度以后再談論如何民主才有意義。即使后來的宋江真的背离了民主的本質，我們還可以推翻他，就像推翻袁世凱一樣，就像韓國人那樣繼續爭取更徹底的民主，那相對來說要容易的多。我對推翻中共專制后沒有那么悲觀，畢竟世界民主潮流不可逆轉，中國人的民主思想也孕育太久、積壓多年，民眾受專制暴政的苦也夠多的了，一旦爆發應該有很強的后勁！如果否認這一點，那是因為你只就現狀看問題，低估了中國人的智商！

   
   就看民運各路豪杰有沒有這個慧眼，有沒有盧俊義的肚量，也看國人的造化了！

查尔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

　　

　　著者：[美]查尔斯·蒂利

　　译者：谢岳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在广泛吸收有关论争政治的各种理论和经验资源的基础上，主要做了三件事：1、建立了思考集体暴力的方法，并说明集体暴力的种类和变化；2、辨别促使集体暴力发生和变化的机制与过程；3、披露各国有代表性的集体暴力事件来详细说明作者的观点。集体暴力行为是危险的，但是又是难于避免的，本书可供研究集体暴力的学者借鉴，也给非暴力政治斗争倡导者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书评：

谢岳：为什么集体暴力总是挥之不去

来源：《中华读书报》

　　历史上，人类的集体行动大致有两种类型，暴力的和非暴力的。尽管从理性上我们盼望同类相处即便不能做到彬彬有礼，也不至于兵戎相见，然而，情感上的一厢情愿却经常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和平主义不仅在过去被证明是一种梦想，在和平共识如此发达的今天，群体性的伤害甚至杀戮仍然在我们生活中每天上演。即便出于同情与责任，我们也要追问，为什么人类文明总是摆脱不了相互残杀的野蛮习性，为什么集体暴力总是挥之不去？

　　这个大问题可以变成几个小问题。从古至今，集体暴力行动向我们提出五个常见的问题：第一，为什么集体暴力会一拨接一拨，有高峰，也有低谷？第二，为什么长期相处的不同类型人群之间会在“干戈”与“玉帛”之间相互转换？第三，那些和平共处的两大群体之间为什么会迅速地“反目为仇”？第四，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为什么集体暴力的水平与形式存在很大的差异？最后一个问题是，维持和平的暴力专家（警察与军队）为什么以及如何在暴力与非暴力之间相互转换角色？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巨著《集体暴力的政治》正是要回答上述五大基本问题。

　　自从集体暴力进入学术界的视野，早期的研究者常常以两种流行的方法去揭示相关谜团。最初的方法着重从环境的角度去破解集体暴力发生的原因。这种研究方法强调，人们所处自然环境的变化，会影响到他们集体行动的方式，或者是暴力的或者是非暴力的。另一种方法则是将研究的角度从自然环境转向行动者本身，它看重行动者的内心倾向。在研究者眼中，偏好暴力行动的人，大多生活在社会底层，愚昧、粗鲁，行动举止缺乏礼貌，从事破坏行动是一种天生的脾性。但是，这两种过于简单化的研究方法对于理解异常复杂的集体暴力，实在是束手无策，更不用说准确地回答上述五个问题了。它们当然是蒂利所坚决摒弃的。蒂利所看重的是一种全新的方法——社会关系的视角。关系视角假定，社会群体（包括国家和政府）之间是互动的，是相互影响的。集体暴力形式的所有变化都建立在这个基本假设之上，每一种集体暴力形式所带来的影响也都是建立在这个假设之上的。这是理解本书的一个基本点。

　　为了回答上述五个问题，根据集体暴力的协同性及其后果的显著性，蒂利划分了七种类型：争吵、机会主义、协同破坏、暴力仪式、破裂的谈判与分散攻击。蒂利认为，集体暴力在发生的时候，以及当它们进行形式上的相互转换时，存在着相似的原因。蒂利的意思是说，某种集体暴力的发生以及不同类型之间的转换，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其间存在着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这些规律性的东西被他称作机制。在书中，通过历史事件的比较，蒂利发现了十几种存在于这些过程中的机制，正是它们制造了看上去难以琢磨的集体暴力事件。

　　除了在过程之中发现机制之外，我们也许要特别地注意蒂利的另一个贡献，即政治与抗争的关系。基于关系视角，同时也基于各种过程与机制，蒂利令人信服地找到了政权与集体暴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彼此互动之后的影响。蒂利根据两个变量——民主的程度与国家的能力，区分四种政权类型，即民主程度高还是低，国家能力大还是小，形成四种组合。在每一种政权类型之中，集体暴力发生的形式存在差异，而更大的差异则是，集体暴力造成的影响不同：在国家能力特别小、民主程度特别低的国家，集体暴力给人民带来的损失是最大的；相反，在国家能力特别大而民主程度也特别高的国家，集体暴力造成的伤害是最小的。

　　将集体行动与政治挂起钩来，在蒂利那里并不是第一次，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他就因提出政治过程理论而名闻遐迩。在本书里，他只不过是用30年前的方法论来检验集体暴力，并发现其中规律性的东西。不过，关于过程与机制的理论是他在1996年联手另外两位大师麦克亚当与塔罗创立的，而运用过程与机制理论来研究社会抗争则是蒂利最杰出的贡献。在生命的最后10年，蒂利的所有精力都在构造他宏大的抗争政治理论（theor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集体暴力是这个理论的一部分。抗争政治理论包括几部核心著作，除了本书之外，还有《抗争的动力》（与麦克亚当和塔罗合作，2001年）、《社会运动》（2004年）、《政权与抗议戏码》（2006年）、《抗争政治》（与塔罗合作，2007年）、《民主》（2007年）与《抗争与表演》（2008年）。

　　尽管《集体暴力的政治》不能全面地反映查尔斯·蒂利的学术思想，但是，它却部分地折射出蒂利野心勃勃的学术理想，精心构造宏大的理论使他不仅大大地超越他在哈佛的导师巴林顿·摩尔，也使他能够与马克斯·韦伯相比肩。他的主修学科是社会学，而他经常地介入历史学，因为要透过分析历史事件来求证社会学的命题。不过，社会学的假设与命题却又常常难以解释他手头的历史事件，于是，他又不得不求助于政治学。从他的第一部著作《旺代》开始，读者们就能发现，蒂利一直穿梭在社会学、史学与政治学之间，学科在他那里，似乎是没有边界的。跨学科的穿越，让蒂利达到了前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最基本的，他让史学更加地科学化了，而不仅仅只会絮絮叨叨地讲故事；他拓展了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与范围，将传统的社会运动研究嫁接到了政治学领域；意义更加重大的是，他系统地创立了抗争政治理论。蒂利上面这三大贡献都能在《集体暴力的政治》之中得到印证。

　　《集体暴力的政治》还应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的对象既是历史的又是跨国的，不过，它的结论并不影响对某个国别的判断。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度，集体暴力的很多形式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地上演过，而由于类似的原因，我们过去对发生在自己国度里的集体暴力，缺乏理解的工具，对集体暴力产生的原因往往一知半解，甚至完全误读。长期以来，这种知识上的匮乏，使得我们一次次地错失“医治”集体暴力的机会。《集体暴力的政治》的出版不仅仅提供了一次弥补知识匮乏的机会，更是提供了一次解决现实问题的机会。虽然集体暴力不能在短期内被彻底根除，但是，如果基于正确判断基础上的共识被建立起来，我们至少获得了消解暴力的一种可能性。

埃及革命开始在Facebook上

由何塞·安东尼奥·巴尔加斯

发布时间：2012年2月17日

在胚胎，不断发展的社会化媒体的时代 - 当里程碑的一天，如果不是由第二 - 2010年6月8日，已经获得了应有的地位，在历史上。那一天瓦伊勒阿布Ghonim，今年29岁的谷歌的营销总裁，在他的家在迪拜的浏览Facebook，并发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图像：一个浑身是血和毁容的脸的照片，它的颚破，一个年轻的生命带走。这辈子，他很快了解到，原本属于穆罕默德·哈立德说，今年28岁从亚历山大埃及警察殴打致死。

山姆圣诞

瓦伊勒阿布Ghonim。

革命2.0

人民的力量是大于在权力的人：回忆录

通过瓦伊勒阿布Ghonim

308页霍顿米夫林哈科特。$ 26。

在一次激怒和动画，在埃及出生的Ghonim去网上创建了一个Facebook页面。，“他写道：”今天，他们杀害哈立德。“如果我不采取行动，为他着想，明天他们会杀了我。”我花了几分钟Ghonim结算页面的名称，将适合的性格互联网越来越个性化和政治镀锌。他终于决定“哈立德Kullena说” ​​- “我们都是哈立德说。”

“哈立德说，我就像是一个年轻人，和他发生了什么事发生在我身上，”Ghonim写道：“革命2.0，”他的快节奏和引人入胜的政治觉醒的新回忆录。“所有年轻的埃及人早已被压迫，不能享受权利在我们自己的家园。”

Ghonim回忆录是一个欢迎和cleareyed的的的除了卷的目的（但经常失败）进行有意义的分析社交媒体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这是一本关于社会化媒体的人谁不认为他们所关心的社会化媒体。它也将作为未来的见证约加强无边的数字设置的运动，不断扰乱强大的机构，他们的企业法人或政权的试金石。

一个偶然的活动家，Ghonim挖掘到一个共享无奈地说，网上立即变得明显。两分钟后，他开始了他的Facebook页面，300人参加。三个月后，这一数字已增长到超过25万。冒泡在线不可避免地洒走上街头，开始了一系列的“无声架”，最终导致一个巨大的历史性的集会在开罗市中心的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我们都是哈立德说：”点燃了起义，导致总统穆巴拉克辞职，执政的民族民主党解散。反过来，Ghonim - 谁被逮捕在高度的抗议 - 不情愿地成为一个领先的“阿拉伯之春”的声音。

Ghonim的写作声音备件和测量，并标记同样恳切地谦逊，他已经显示在媒体上露面。在采访过程中，他给了他获释后，在埃及电视台时，他打破了，都哭了起来，作为一个年轻的埃及人在屏幕上播放的抗议活动中丧生的照片蒙太奇，他很快指出，“真正的英雄”的革命那些谁被殉国。他抗拒被贴上一个图标。他坚持说，他所代表的只是一个故事，说只有数百其他页面，Facebook的帐户和Twitter个人档案“，致力于覆盖和组织阿拉伯之春”的背景下，应被视为他的网上维权行动。

他是对的。但是他个人的故事产生共鸣，在两个层面上：它集中体现在未来的一个年轻中东在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以及转型的一个非政治性的男子从舒适的行政突出活动家岁。

中东是大约100万人年龄在15至29家。许多是受过良好教育但失业。虽然只有一小部分的埃及人上网，Ghonim写道，在国内网络用户的数量从2004年的150万上升到2008年的13.6亿。通过博客，Twitter和Facebook等网站已经成为一个年轻的，受过教育的向往，表达其忧虑和担心的避风港。

技术，当然，也不是万能的。Facebook并没有一场革命。在埃及的情况下，它只是一个地方发泄多年的压制，经济不稳定和个人的挫折导致的愤怒。Ghonim写道，在2011年，出埃及的超过80万人，约48万贫困和250万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超过三百万的埃及年轻人失业，“他说。”

两个孩子的父亲，Ghonim来自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虽然他把自己的“小特权片”埃及的人口，他曾经分享了他的同胞的政治冷漠。“我们大多数人退避三舍，”他写道，“我们认为不能做任何事情来改变现状。”连接在网上与其他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埃及人改变了他的主意。

互联网，Ghonim说，“在我的经验以及我的性格塑造。”像许多人从小一起长大的即时消息，在线视频游戏和这里的每个人都像维基百科网站的风气，他提到自己作为“现实生活中性格内向尚未互联网外向。”他遇见了他的妻子，伊尔卡，美国穆斯林，在线。

Ghonim了他相当的技巧和知识，作为一个在线营销，而“我们都是哈立德说：”Facebook页面。在早期，他决定创建页面，而不是一个网站，将是一个更好的方式来传播信息。更重要的是，他知道保持一种非正式的，真实的音积累盟友是至关重要的。人们不得不在页面中看到自己。“使用的代名词，我建立的事实，页面没有管理的一个组织，政党或任何形式的运动是至关重要的，“他写道。“相反，作家是一个普通的埃及哀鸿遍野殴伤哈立德说，积极寻求正义。”

他受访页面的用户和抢手的想法来自别人，怎么样宣传的集会 - 通过印刷传单和群发短信，横空出世。（“暗藏工薪阶层的埃及人是不打算通过互联网和Facebook的发生，”他指出。），他试图以尽可能具有包容性，当他改变了页面的最大如期反弹的名称从“庆祝埃及警察日 - 1月25日“，以”1月25日：革命反对酷刑，贫困，腐败和失业。“”我们需要到有大家加入部队：工人，人权活动家，政府雇员和其他谁已经长大厌倦政权的政策，“他写道。“如果邀请上街已完全基于人权，那么只有埃及社会的某一部分会参加。”

作为青年为主导的突尼斯动荡进一步激发青年积极分子在埃及，Ghonim被秘密警察逮捕。近两周，他蒙住眼睛，戴上手铐，被剥夺睡眠，并反复盘问，作为他的朋友，家人和同事在谷歌试图发现他的行踪。他被释放，尽可能快地彰显了革命2.0。

穆巴拉克下台一年后，它究竟如何以及何时 - 或者是否仍有待观察 - 埃及将过渡到一个更好的民主。什么Ghonim的书使得清楚，但是，一种是革命与自我开始：什么人愿意站的在线和离线，一位市民在服务他的国家愿意冒险。

何塞·安东尼奥·巴尔加斯写为“华盛顿邮报”，“赫芬顿邮报”和“纽约客”。他定义美国人，一个多媒体移民改革运动的创始人。

这次审查的版本出现在2012年2月19日打印，12页BR 周日书评的标题：春之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