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8日 星期六

真正的邪恶轴心:通过外交消除世界上剩余的独裁者

 真正的邪恶轴心:通过外交消除世界上剩余的独裁者

马克·帕默*

马克·帕尔默大使是最近出版的《打破真正的邪恶轴心:如何在 2025 年之前推翻世界上最后的独裁者》(2003 年)的作者,他在书中讲述了世界上所有剩余的独裁者的故事、他们的弱点以及他们如何成为可以移除,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暴力。帕尔默大使设计了一种新的国际政治和军事力量架构,该架构侧重于将世界民主国家和民主人士聚集在一起,并描述个人和非政府组织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开放剩余的封闭社会。这是他于 2003 年 11 月 5 日在国务卿公开论坛上发表的演讲的略删节抄本。经论坛许可重印。- 副埃德。

在我看来,21 世纪为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提供了两种情景。其中之一是独裁者——要么是我们现有的作物,要么是更多;另一种情况是没有独裁者的世界。20 世纪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有独裁者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这是所有世纪中最血腥的一次,而且由于独裁者——因为希特勒、斯大林和毛,它是所有世纪中最血腥的一次。这不仅是因为战争而血腥;这是血腥的,因为民主——因为这些独裁者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杀害了 1.69 亿人。他们杀死的本国公民多于外国人。他们造成了难民潮;他们造成了贫困;它们造成了 20 世纪的所有问题。我在我的书中认为,如果你看看 21 世纪——如果你看看当前的独裁者们,他们从朝鲜到中国,以不间断的弧线穿过中亚、巴基斯坦、中东、北非,一直到安哥拉,三个独裁国家:白俄罗斯、海地和古巴;如果你看看那 43 个男人,没有女人(我很高兴报告没有女性独裁者);如果你看看他们今天的所作所为——他们再次成为难民流动的原因;它们是恐怖主义的直接和间接原因;他们是战争的起因;它们是造成贫困的原因,特别是在非洲,但也在中东,世界银行最近表明,如果中东能有正常的治理和民主治理,经济就会真正突飞猛进。增长也是如此。它们是我们所有问题的根源。他们共同和单独成为对这个国家、邻国和世界的主要安全威胁。

而且,当然,他们正在获得权力。希特勒和斯大林能做到的毁灭性的事情,本世纪的独裁者可以走得更远,因为他们手中将拥有毁灭性的武器,这使他们的前辈们相形见绌。甚至可以想象会有更多的独裁者;也就是说,民主潮流可能会发生逆转,我们可能会看到规模难以想象的恐怖事件。

对比一个没有独裁者的 21 世纪世界。没有独裁者的世界会怎样?这对这 43 个国家的普通人的生活意味着什么?这对美国的安全意味着什么?这对繁荣意味着什么?这对难民、环境、毒品和恐怖主义——你能想到的每一个类别意味着什么?一个没有独裁者的世界很可能是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这是一个可以调和宗教分歧的世界;这是一个宽容的世界;这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可能会有竞争,这是一件好事。可能会有推搡,但我认为不会有大规模的暴力。

那么,如何到达那里?嗯,我认为关键的事情之一是拥有我的老老板亨利基辛格所说的概念上的突破。我们需要开始明白,有一个 100% 民主的世界是可能的;这不是某种疯狂的愿景,事实上,如果你从 1974 年和 1975 年西班牙和葡萄牙民主化的时期回顾过去的一代人,并回顾上世纪末,一代人,一个时代25年来,世界上一半的独裁者被推翻。他们被驱逐,最重要的是,几乎没有开一枪。他们被人民的力量、被个人的运动赶下台。. 不愿意再容忍这种情况,组织起来把这些流浪汉赶出去,正如我们所知,这样做改变了世界的地缘政治。

这个城镇、欧洲和其他地方都有一种趋势,认为促进人权和民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件好事,但有点软弱无力。事实上,苏联消失和东欧集团国家,其中许多成为北约成员国的原因,与军事力量平衡的变化没有真正的关系。这与政治权力平衡的变化有很大关系——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从共产主义转向民主。这就是改变世界权力平衡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看来,我们需要将国家安全重新定义为民主的传播和民主国家之间的联盟。

我们需要——作为一名前演讲撰稿人,我特别意识到有目标的重要性。我们的外交政策需要有一个目标。如果你问大多数美国人——或欧洲人或其他人——外交政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想要达到什么目标?您很可能会得到 100 个答案或没有答案。这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情况。必须有一个组织目标。我认为目标应该是到 2025 年实现普遍民主。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个保险杠贴纸来激励不仅是美国人,还有欧洲人、日本人、韩国人,以及大多数独裁政权内部的人。在冷战中,我们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许它太简单了——有时它是错误的。但是,至少,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现在需要的不仅仅是反恐战争。根据我的判断,我们需要说所有这些剩余的独裁者都必须在 2025 年之前下台。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国际权力架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各种新机构被创建,我们都从中受益。.我的书认为我们应该把它带到下一个阶段;也就是说,民主社会应该加入一个全球性的北约;也就是说,北约应该成为全世界所有民主国家的成员,这样日本就可以成为北约和其他国家的成员,民主社区和北约,现在是全球机构,将拥有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达到我提出的目标。

我们会有区域计划和预选会议。我认为这种结构——中东、非洲和亚洲的区域机构和民主国家,区域机构,得到全球安全结构的支持——可以改变联合国并使其发挥作用,使区域机构发挥作用。它可能是一个全新世界的基础。

我认为我们需要承认独裁是一个阶级——独裁本身就是一种反人类罪。我昨天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朝鲜问题作证。我很清楚金正日是个罪犯。这是一个对200万人挨饿负有直接责任的人。他直接参与了 1980 年代在缅甸暗杀韩国内阁部长和击落韩国客机的事件。他直接负责朝鲜人所做的毒品交易,负责所有其他掠夺——朝鲜的古拉格,字面上的古拉格;也就是说,营地本身;以及整个民族都是古拉格的事实。这是一个应该被起诉和审判的人,就像查尔斯泰勒现在被起诉的方式。我们应该带走所有这些人 在我的判断中包括江泽民——穆巴拉克——我知道当我查看我的名单时这座大楼会发生地震,但无论如何——阿卜杜拉王储——所有这些人都需要被起诉和审判,因为他们都是罪犯。我们最需要的是在剩余的独裁统治中组织非政府民主人士。他们是他们自己和人民的合法声音。政府不是合法的政府。作为外交官,我们需要认识到,当我们向非法政府提交我们的证书时,我们并没有完成全部工作。我们应该基本上向那个国家的人民展示我们的证书,创造性的外交会找到办法做到这一点。我在我的书中对此提出了一些想法。但无论如何——阿卜杜拉王储——所有这些人都需要被起诉和审判,因为他们都是罪犯。我们最需要的是在剩余的独裁统治中组织非政府民主人士。他们是他们自己和人民的合法声音。政府不是合法的政府。

作为外交官,我们需要认识到,当我们向非法政府提交我们的证书时,我们并没有完成全部工作。我们应该基本上向那个国家的人民展示我们的证书,创造性的外交会找到办法做到这一点。我在我的书中对此提出了一些想法。但无论如何——阿卜杜拉王储——所有这些人都需要被起诉和审判,因为他们都是罪犯。我们最需要的是在剩余的独裁统治中组织非政府民主人士。他们是他们自己和人民的合法声音。政府不是合法的政府。作为外交官,我们需要认识到,当我们向非法政府提交我们的证书时,我们并没有完成全部工作。我们应该基本上向那个国家的人民展示我们的证书,创造性的外交会找到办法做到这一点。我在我的书中对此提出了一些想法。他们是他们自己和人民的合法声音。政府不是合法的政府。作为外交官,我们需要认识到,当我们向非法政府提交我们的证书时,我们并没有完成全部工作。我们应该基本上向那个国家的人民展示我们的证书,创造性的外交会找到办法做到这一点。我在我的书中对此提出了一些想法。他们是他们自己和人民的合法声音。政府不是合法的政府。作为外交官,我们需要认识到,当我们向非法政府提交我们的证书时,我们并没有完成全部工作。我们应该基本上向那个国家的人民展示我们的证书,创造性的外交会找到办法做到这一点。我在我的书中对此提出了一些想法。

我真的相信,根据我在这些国家工作的经验,成功的关键是开放它们,而不是封闭它们。我坚决反对进一步封闭封闭社会、通过大规模制裁加强对独裁者的控制的计划。我认为我们需要一种针对独裁者而非人民的制裁新方法。我们需要认识到,过错的是独裁者,而不是朝鲜人民。

我们最需要的是为开放国家和民主计划制定新的政策和预算优先事项……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位副国务卿,没有。其他职责,仅用于促进民主,特别是致力于推翻剩余的 43 名独裁者。如果我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们代表了这个国家的主要安全威胁——那么我们需要有真正单一目的的人,当他们早上起床时考虑如何帮助这些国家的人民驱逐这 43 位先生.

我们也非常需要更加重视经典的开放计划、交流以及我知道我们现在在中东所做的事情。我要祝贺本届政府。因为是第一个废除阿拉伯例外的人;也就是说,是的,我们可以尝试帮助在世界其他地方引入民主,但不能在中东;不知何故,阿拉伯人——就像人们过去常说的俄罗斯人或拉丁美洲人——没有民主的能力。现在我们不再说阿拉伯人了。而那些在东欧奏效的经典程序可以在阿拉伯世界奏效,也可以与朝鲜一起奏效。

但我们也需要一些新东西。例如,在我看来,没有钱支付独立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费用是一种真正的耻辱。从洛杉矶向伊朗广播的电台没有足够的手段以正确的强度真正获得正确类型的卫星。然而,当他们可以接受时,他们在伊朗国内拥有巨大的收视率。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有一个新基金来做到这一点,而且我有很多其他关于开放国家的具体计划的新想法。

我感到非常不安的是,美国伟大的私人基金会和我们的企业几乎没有做任何帮助解放这些国家的事——几乎没有做任何事。这是最困难的事情……我是自由之家董事会的副主席,我还在许多其他组织中提供帮助——民主社区委员会和其他组织。从福特基金会和许多其他机构筹集资金非常困难。我并不是要挑出它们;几乎所有基金会都不愿意投入资金支持缅甸内部、中国内部或沙特阿拉伯内部的斗争,以实现民主。他们怕枪。他们认为这是政治性的。哈!我的意思是,我认为这很荒谬。他们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他们不愿意做,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感到紧张,因为这是挑衅性的,或者天知道是什么——右翼——或者我不知道——或者太左翼。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不这样做。我们的商界也没有这样做。我能理解为什么沙特阿拉伯的一家石油公司不愿意直接资助沙特民主人士。

所以我在我的书中提议创建一个民主的商业社区,以与民主的政府社区平行。我认为,如果商界、大型跨国公司——不仅是美国公司,还有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的公司,如果它们都聚集在一个民主的商业社区——设立一个 1000 亿美元的基金。然后那个组织反过来可以资助这些运动,这些国家内部的非暴力运动,他们会有一个切口。他们总是可以责备——他们可以说,不,不,这不是我们——你知道,当沙特人来抱怨时——不,不,不是我们。我们碰巧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并为之做出贡献,但实际上不是我们。这是我认为我们可以获得一些资源的一种方式,一些重要的资源,因为,事实上,我想说,作为一名商人——我在纳斯达克上市了一家公司——我在这方面有相当多的经验。对于必须应对独裁统治的企业来说,这确实不利。他们是完全不可预测的。他们做了普京刚刚对霍尔多科夫斯基所做的事情。他们拿走你的财产。他们违反了自己的法律。你不能指望独裁者成为商业上的好伙伴。因此,在确保向 100% 民主世界的过渡方面,企业确实与我们其他人一样有很大的兴趣。你不能指望独裁者成为商业上的好伙伴。因此,在确保向 100% 民主世界的过渡方面,企业确实与我们其他人一样有很大的兴趣。你不能指望独裁者成为商业上的好伙伴。因此,在确保向 100% 民主世界的过渡方面,企业确实与我们其他人一样有很大的兴趣。

在我写书并与你们中的许多人交谈时,我想到了另一个想法——我花了很多时间与在这里的 Steve Steiner 和其他人这样的朋友交谈,试图挖掘他们的想法。我想到的一件事是,我们有大量旨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跨国机构和实践——以及非常具有侵入性的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进入各国,而且他们真的向地方政府发号施令,他们到底要怎么处理他们的经济。

在政治方面,没有可比的机构。在政治方面没有任何多边的民主发展计划,胡锦涛会说:好的,主席先生,我们认为中国需要一个 5 年政治发展计划或一个 10 年政治发展计划,这是我们关于如何到达那里的想法。你知道,这就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以下是您必须达到的目标。它会做与世界银行相同的事情,但它会在民主方面做。我称之为国际独裁民主中心。我认为他们应该是民主共同体的一部分,他们应该是赞助组织。但是,与世界银行一样,我认为联合国——例如科菲·安南在 2000 年来到华沙时所做的那样,他支持民主政体共同体,我认为联合国应该支持这个新中心。但我赶紧补充说,我认为联合国目前的组成不应该管理该中心,因为当然,这将是一场灾难,就像日内瓦的人权委员会在许多方式是一场灾难。

再次,我想强调当地土著民主力量在进行这种民主发展工作和规划中的中心地位。当我在布达佩斯时,我最好的伙伴是政府之外的匈牙利人;反对派的匈牙利人。他们是那些有想法并激励我并要求我做事的人。我认为这个中心要在中国或任何地方运作良好,就必须鼓励当地人与独裁者代表一起参加的圆桌会议。这就是在波兰、匈牙利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圆桌是一个很好的设备。在其他方面,当地人需要成为这一规划、规划和变革过程的中心。

里面几乎独一无二的机构之一。就外国民主存在而言,这 43 个国家是民主国家的大使馆。我的意思是,在这 43 个国家中的许多国家中,甚至没有外国记者或很少有外国记者。但在所有这些国家中都有大使馆——在某些情况下,多达 100 个民主国家在一个独裁政权内设有大使馆。大使馆有一个绝佳的机会来做一些事情来带来改变......

有一位思想正确的国务卿——我认为鲍威尔国务卿在这方面的思想是正确的——你可以做很多事情来扩大信封。例如,哈里·巴恩斯 (Harry Barnes) 在智利做过我记录的事情。Smith Hempstone 在肯尼亚做了一些我在书中记录的事情,这些事情真的很棒,对这两个国家的变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政治影响。

另一个我认为值得探讨的想法——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在二战期间进行了炉边谈话,这些演讲极大地激励了英语世界的人们,甚至是非英语国家的人们——讲,进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打败法西斯。我认为当今世界民主领导人可以做一些类似的事情。例如,他们可以每周向中国人民进行一次演讲——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总理每周可以向中国人民进行一次演讲,显然翻译成中文,在广播、电视和互联网上播出。与他们谈论中国的未来;关于我们希望如何帮助他们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完全融入世界其他地区。

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 当团结工会于 1981 年在波兰被禁止时。我们说服了 20 多位主要民主国家的总理和总统,将拍摄的信息录制为波兰人民。所以这是有先例的,我相信这是可以做到的,并且应该成为一种常规做法。

真正让这些独裁者站稳脚跟的少数事情之一是,有关国家的人民经常感到孤独。他们对近邻感到孤独,对世界其他地方也感到孤独,他们被抛弃在统治他们的人的压制下。打破这种孤立,让人们意识到他们并不孤单,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一旦你开始觉得你并不孤单,你就会开始愿意走上街头组织起来,最终把独裁者赶出去。

我不排除使用武力。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武力是必要和合理的。我认为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更多地考虑有针对性地使用武力是有好处的;也就是说,也许,例如,在一个独裁者被起诉的地方,可能会有一支多国部队,一支小型多国部队,就像元帅一样,会进去把独裁者赶走——例如,在这种情况下,以他的身体为例查尔斯·泰勒 (Charles Taylor) 前往塞拉利昂,并将他提交国际法庭。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多地思考如何以有限的方式使用武力来帮助民主进程。

但我相信,对这 43 个人使用压倒性的最佳方法不是经典意义上的军队和暴力。真正要使用的力量是人的力量。这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工作。它适用于每一个大陆,每一种文化。它在菲律宾工作;它在印度尼西亚工作;它在阿根廷、智利、中欧和东欧工作。它在 1989 年几乎在中国奏效。我读过的最有趣的书是《天安门文件》,我强烈建议你在读完我的书后,阅读《天安门文件》,因为《天安门文件》显示它有多接近1989年,他们几乎在柏林墙倒塌以实现自己的自由的同一年取得了成功。而且,当然,它将会并且将会是——中国人将再次发展意志并挺身而出。

可以教授非暴力技能。我参加了美国民权运动。我被教导如果我被击中、吐唾沫或从椅子上推下时如何不做出反应。可以教授地下组织的技能。一直这样做的人,在塞尔维亚这样的地方,Otpor 的学生——他们可以教白俄罗斯人民和朝鲜人民如何组织以及如何进行成功的非暴力斗争。

但局外人——我们要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我认为国务院在这个领域的组织还不够完善。这座大楼里没有办公室专门用来积累这种斗争的经验并与他人分享。

真正让我发疯的一件事是,许多学者,甚至政府中的一些人认为,当你看看像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地方,或者看看中国,这都是文化或宗教的问题或传统或缺乏任何民主经验。你得到的那种感觉是,这一切都是绝望的。嗯,我觉得这很荒谬。我的意思是,它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它与文化、宗教或任何事物几乎没有关系。如果你看看中东的独裁者,除了一个半以外,他们都是世俗的。这些人没有宗教信仰。他们很耗电。他们喜欢建造宫殿。他们喜欢掌权。它没有 这与某些理想主义的宗教或传统体系或其他任何东西有关——或者与缺乏民主有关。他们是腐败的。他们是罪犯。他们想继续掌权。所以游戏就是让他们出去。

现在这并不是说游戏就结束了。显然,向全面、正常的民主过渡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我并不是要尽量减少这样做的难度。但第一步必须是把这 43 个人赶出去。我们需要将他们作为个人来关注。我知道这会让大楼里的人感到不舒服,因为你还必须与他们打交道。保拉提到,在匈牙利共产主义领导人的帮助下,我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见过许多其他大使——史密斯·汉普斯通在肯尼亚做到了这一点。他过去常常看到莫伊。我想他在担任大使期间见过莫伊 43 次或 44 次——远远超过英国大使或那里的任何其他大使,尽管莫伊疯狂地试图让当时的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汉克·科恩 (Hank Cohen) 到把他拉回来 把他赶出去。幸运的是,史密斯在国会有朋友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否则,我认为他会被撤职。

但我想说明的一点是,你可以边走路边嚼口香糖。绝对没有理由你不能正面接受这些人而仍然做生意。他们比我们更需要我们。你知道,你看看乌兹别克斯坦,人们会说:哦,好吧,我们需要那些军事基地,所以我们不得不讨好卡里莫夫。卡里莫夫想要军事基地。他有一个可怕的恐怖主义威胁,威胁到他的政权,他希望我们摧毁 IMU,我们做到了。我们摧毁了 IMU。你知道穆巴拉克和穆沙拉夫以及所有这些人也是如此;他们都需要我们。我们应该愿意对他们的要求保持开放和坦率。

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需要对每个人提出起诉并及时更新。而且,在可行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组织国际法庭并将其绳之以法。

最后,这是我的最后一点:我认为我们需要为这 43 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制定全面的行动计划。仅仅做我正在做的事情并广泛谈论这个世界是不够的。您必须将其归结为单个国家,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发生什么,以及如何去做。我的书中有很多游戏计划。我昨天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提交了我的朝鲜游戏计划。但更重要的是让这座建筑开始真正勇敢地发展——它们可以是长期的——但具体的游戏计划如何过渡。并且过渡会有所不同。我的意思是,世界上有八位绝对君主统治,大多数在中东。我认为世界上有君主,他们可以成为立宪君主。你不 不一定要像玛丽·安托瓦内特那样砍头。我的意思是,他们可以有一个有尊严的未来。世界上有民主的君主立宪制,在泰国、西班牙和其他国家,他们可以帮助实现这种过渡。

我提出了一种叫做民主君主制的提议,这是一种努力将所有君主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仍然可以保留一两个宫殿,并且您的孩子仍然可以拥有头衔之类的东西,但是您摆脱了政治,除了保证民主,当然,胡安卡洛斯在西班牙做得非常巧妙,泰国国王在泰国做得非常巧妙。谁可以帮助实现这一转变。我提出了一种叫做民主君主制的提议,这是一种努力将所有君主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仍然可以保留一两个宫殿,并且您的孩子仍然可以拥有头衔之类的东西,但是您摆脱了政治,除了保证民主,当然,胡安卡洛斯在西班牙做得非常巧妙,泰国国王在泰国做得非常巧妙。谁可以帮助实现这一转变。我提出了一种叫做民主君主制的提议,这是一种努力将所有君主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仍然可以保留一两个宫殿,并且您的孩子仍然可以拥有头衔之类的东西,但是您摆脱了政治,除了保证民主,当然,胡安卡洛斯在西班牙做得非常巧妙,泰国国王在泰国做得非常巧妙。

所以我们需要为每个国家制定具体的比赛计划。我会优先考虑大中东和中国。这两个类别真的,如果你能做到,剩下的就是清理。中国占世界上仍处于独裁统治下的人口总数的60%。大中东地区是民主黑暗的核心地带。所以,如果你能打破这两件事的关系,你就在通往一个 100% 民主的世界的道路上。

我认为我们需要对与谁合作来做这件事有点机会主义。. 很明显,并非民主社会中的每个国家都愿意以直率的方式应对这些情况中的每一种情况。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愿意在地区或特定情况下由自愿的民主国家组成联盟。在缅甸工作的小组必然与在白俄罗斯工作的小组不同。但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需要联盟,我们需要以一种充满活力的方式追求事物。

最后,让我重申一下,我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制裁。我们需要更有创意地戴上我们的思维帽,以研究如何针对这些人而不是他们的人。我自己认为,大规模的经济制裁根本失败。我强烈反对我们在古巴和缅甸以及许多其他地方所做的事情。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我们需要进入这些地方。我们需要打开房间,以便非暴力斗争能够取得成功。我们需要开辟空间,让这些国家的人民推翻他们的独裁者。如果我们袖手旁观只是让他们变得越来越穷,我们所做的就是加强独裁者对他的人民的控制,并允许他计划民族主义卡片。

因此,我在书中也提出了一些摆脱困境的方法。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明天宣布取消对古巴的所有贸易制裁。我真的认为重要的是与拉丁美洲政府和欧洲人达成协议,然后对他们说,听着,我们将摆脱挂断,我们那种新教清教徒式的惩罚挂断,每当我们看到一些错误的东西,我们觉得我们要惩罚。所以我们切断了实际上对我们正在尝试做的事情真正有用的一切。无论如何,如果你们欧洲人和拉丁美洲政府以及日本人和其他人认真对待促进民主和摆脱这些独裁者,并在逐个国家的基础上加入我们的具体计划,我们就会摆脱困境怎么做。我的书中充满了这些方式。.

问:好的,我的名字是 Walt Landry (sp)。我参与了国务院的人权事务。我是帮助起草美国人权公约的人之一,我参与了一个关于自决的小组。我的问题与此有关:你认为直接走向民主更重要,还是应该首先让国家拥有自决权,就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其中有五个国家,一个小国家?集团旁遮普人占主导地位?这与像古巴这样的地方不同,在那里每个人都是古巴人,而古巴人是独裁者。所以你不能在那里做出区分,你是如何做到的?

大使 帕尔默:嗯,我认为巴基斯坦当然存在种族差异,但印度和许多其他民主国家也是如此。我认为处理这些种族差异和建立民族认同的方法实际上是通过民主,通过民主过程中的妥协。自从真纳在 1947 年和 48 年创建民主以来,巴基斯坦当然有大约一半的时间断断续续地拥有类似民主的东西,而军队在大约一半的时间里有所退步,并且在这些时期运作良好。我认为巴基斯坦的关键是让军队回到军营。然后我认为我们看到的这种激进主义,即将到来的原教旨主义,将会消退。我认为这是军方政策的直接结果。

问:嗯,我去了——只是为了跟进;一个月前,我与巴基斯坦其他国家的代表在伦敦参加了一次会议。他们都想拥有自己的状态。他们不想永远被他们认为是外国的东西所统治——信德人、西莱基人、俾路支人和普什图人想要自己的国家。你不会答应他们吗?你不会鼓励吗?

大使 帕尔默:让我想想——这并不完全符合,但基本上是同一点。当我在匈牙利担任大使时——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都是共产主义政权;也就是说,独裁统治——匈牙利人,当你把他们喝得够呛的时候,就会承认他们真的没有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他们失去了一半的领土和一半的人口,他们真的很想得到特别是从罗马尼亚回来,他们在罗马尼亚的那部分人口和领土。

这种情况的演变真正有趣的是,既然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都很年轻,但仍然是民主国家——它们是民主国家——是整个累犯已经消失了。我的意思是,可能还有一些傻子还在为它争论,但基本上它已经消失了。它消失的原因是边界消失了:居住在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人能够以他们想要的方式经营他们的学校、当地警察和当地城镇。因此,在那种情况下,复仇主义或任何你想称之为的重要性已经消失了,因为它在法国和德国之间的边界以及许多其他地方消失了。所以我认为巴基斯坦可以成为统一的国家,就像我认为伊拉克可以并且将会是。但你必须有民主。那是我唯一的事情' 曾经见过真正解决您准确识别的问题。我的意思是,毫无疑问他们在那里。他们也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俾路支人和普什图人之间,我的意思是,规模非常大,那些东西。我认为,克什米尔边界两边的民主是克什米尔的解决方案。

问: [关闭麦克风]-半岛电视台。帕尔默大使,您的名单中没有包括哪些中东国家?为什么您认为国务院在涉及沙特阿拉伯等国家时不同意您的观点?

大使 帕尔默:我对非自由国家独裁的定义来自自由之家的年度报告。所以在中东,这意味着在我的独裁计划之外的国家是那些被列为部分自由的国家,其中包括,例如,也门、约旦、巴林、摩洛哥和其他一些国家。我可能忘记了一些。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国家。我的局外人认为,我们与沙特人有着非常特殊的历史。我们帮助建立了国家。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和他们在一起。而且我认为,沙特外交和这个城镇的几代专家都是政治领袖,喜欢王室,信任王室,没有超越王室。不久前,我和一位毕业于迈阿密大学的年轻沙特女性一起乘坐飞机。我们倾听年轻的沙特人对他们国家的期望。我认为他们中的许多人走上利雅得街头并试图在其他三个沙特城市示威,而且现在有很多请愿书提交给王储阿卜杜拉,要求在沙特阿拉伯建立正常的政府制度,选举和新闻自由等等。我的意思是,对我来说,这是沙特人民的真实声音。我花了 3 年时间试图在中东建立电视台。我在中欧和东欧建立了六个国家网络电台,然后我尝试在你所在的地区这样做——如果我能够正常播出,我会击败半岛电视台。但无论如何,我击败了东欧所有其他在幕后由政府人员拥有的电台。但这是我的强烈印象,基于我做过的大量观众调查。我在中东的六个国家有合作伙伴——实际上都是当地人,在一些情况下是女性。我有一个埃及女合伙人,她想成为我站的经理。在我的印象中,中东人民非常想要日本人想要的东西,中国人想要的,欧洲人想要的,等等。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乐观,如果我们在沙特阿拉伯真的站在一边人民,那里可能会和平过渡到一个非常现代和良好的国家,这对沙特人来说会更好。

基于做了很多观众调查,我确实这样做了。我在中东的六个国家有合作伙伴——实际上都是当地人,在一些情况下是女性。我有一个埃及女合伙人,她想成为我站的经理。在我的印象中,中东人民非常想要日本人想要的东西,中国人想要的,欧洲人想要的,等等。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乐观,如果我们在沙特阿拉伯真的站在一边人民,那里可能会和平过渡到一个非常现代和良好的国家,这对沙特人来说会更好。基于做了很多观众调查,我确实这样做了。我在中东的六个国家有合作伙伴——实际上都是当地人,在一些情况下是女性。我有一个埃及女合伙人,她想成为我站的经理。在我的印象中,中东人民非常想要日本人想要的东西,中国人想要的,欧洲人想要的,等等。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乐观,如果我们在沙特阿拉伯真的站在一边人民,那里可能会和平过渡到一个非常现代和良好的国家,这对沙特人来说意义重大。

问:谢谢。我是厄立特里亚大使。首先,我要感谢论坛的组织者,为这个开放而坦诚的论坛。其次,我要赞扬帕尔默先生为减轻全世界人民的苦难所做的努力。话虽如此,我正在给他写一封信,因为他提到了一些事情——我读了整本书。在我读完整本书后,我发现在谈到厄立特里亚,尤其是我的总统时,有些出入。然后我给你写了一封信,当这个论坛成立的时候,当我收到邀请时,我觉得我应该在这里记录一下。它应该是一封公开信,以便提出这一点,也许只是短短的一分钟。

致马克·帕默先生的一封公开信。“亲爱的帕尔默先生:在您最近出版的《打破真正的邪恶轴心》一书中,您肆无忌惮地攻击了厄立特里亚总统,这位因其远见卓识和谦逊的领导而受到人民爱戴和尊重的人……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你有意或无意地为传播毫无根据的指控和诽谤一个主权国家的总统做出贡献。你对厄立特里亚总统的攻击,厄立特里亚总统是厄立特里亚,特别是整个非洲的民主和正义的忠实战士,毫无根据,不能掉以轻心 对厄立特里亚人民及其领导人的性格和远见的深入研究是清楚的。在您的书中,您谈到了一位您从未见过的总统和一个您从未访问过的国家。你对厄立特里亚和总统进行了全面的评论和概括,但没有提供任何支持性证据或可靠来源。你对厄立特里亚及其领导层所作的虚假和毫无根据的言论应受到谴责。你对总统的攻击不仅毫无根据,而且也是对厄立特里亚人民的严重侮辱,厄立特里亚人民为反对各种形式的独裁、压迫、占领,为争取独立权利而不懈奋斗了30多年。并建设一个繁荣和民主的厄立特里亚。在您的书中,您谈到了一位您从未见过的总统和一个您从未访问过的国家。你对厄立特里亚和总统进行了全面的评论和概括,但没有提供任何支持性证据或可靠来源。你对厄立特里亚及其领导层所作的虚假和毫无根据的言论应受到谴责。你对总统的攻击不仅毫无根据,而且也是对厄立特里亚人民的严重侮辱,厄立特里亚人民为反对各种形式的独裁、压迫、占领,为争取独立权利而不懈奋斗了30多年。并建设一个繁荣和民主的厄立特里亚。

在您的书中,您谈到了一位您从未见过的总统和一个您从未访问过的国家。你对厄立特里亚和总统进行了全面的评论和概括,但没有提供任何支持性证据或可靠来源。你对厄立特里亚及其领导层所作的虚假和毫无根据的言论应受到谴责。你对总统的攻击不仅毫无根据,而且也是对厄立特里亚人民的严重侮辱,厄立特里亚人民为反对各种形式的独裁、压迫、占领,为争取独立权利而不懈奋斗了30多年。并建设一个繁荣和民主的厄立特里亚。你对厄立特里亚及其领导层所作的虚假和毫无根据的言论应受到谴责。你对总统的攻击不仅毫无根据,而且也是对厄立特里亚人民的严重侮辱,厄立特里亚人民为反对各种形式的独裁、压迫、占领,为争取独立权利而不懈奋斗了30多年。并建设一个繁荣和民主的厄立特里亚。你对厄立特里亚及其领导层所作的虚假和毫无根据的言论应受到谴责。你对总统的攻击不仅毫无根据,而且也是对厄立特里亚人民的严重侮辱,厄立特里亚人民为反对各种形式的独裁、压迫、占领,为争取独立权利而不懈奋斗了30多年。并建设一个繁荣和民主的厄立特里亚。

以你对厄立特里亚及其总统的分析为例,它让我质疑你整本书内容的可信度和真实性。此外,虽然你声称相信人民为正义和民主而斗争的能力,但你显然用你的家长式做法诋毁和边缘化这些人,你呼吁外部力量进行大规模的金融和外交干预。甚至你也在详细说明应该在世界各地建立什么样的机构,包括在世界范围内。

您的书是建立一个由您领导或成为董事会成员的非政府组织的前奏,还是仅仅是一个赚钱的耸人听闻的故事?我希望不是。我希望不会,因为我尊重你。无论你与谁战斗,我都尊重你的战斗,尤其是在东欧集团,即前苏联东欧集团。

最后,作为一名公民外交官,我希望你能认真听取这一评论。我还希望你花时间通过让全体人民——尤其是官员、大使馆——参与进来,对厄立特里亚进行专业的研究和分析,这样你就可以纠正你犯下的错误。此致,大使 Girma Asmerom。”谢谢您,先生……

大使 帕尔默:……谢谢大使先生。我尊重你今天的到来,我尊重你阅读那封信,我很高兴与你会面,详细了解自由之家对贵国的研究。自由之家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人权组织之一,近 40 年来一直对世界上每个国家(包括美国)进行年度审查。我的书中关于厄立特里亚的部分就是基于这项工作;也就是说,由世界各地的专家进行的年度调查,他们每年都在撰写关于一个国家的描述性语言以及前一年和多年来发生的事情时,根据具体的客观标准进行深入研究,以及实际上给每个国家一个数字评级。我们的专家对这些评级进行了非常仔细的考虑和辩论。但是詹妮弗温莎在这里,他是自由之家的负责人,我们过去会见了你在外交使团中的一些同事,他们现在对我们的各种出版物或我的书中的分数或描述并不感到兴奋. 因此,我们很乐意向您介绍我们的方法和我们的发现。

大使先生,我只想说,我认为认识到世界上存在独裁统治很重要。你提到你认为我们在中欧和东欧所做的一切都很好。批评自己的政权或政府总是很痛苦——我理解这一点。我自己就站在那一边。在越南战争期间,我记得我出现在学生面前,他们几乎对我进行私刑,因为我当然是在捍卫我们在越南的政策,我不同意,但尽管如此,这是我作为一名外交官的义务,我做到了它。所以我也尊重你。但我真诚地很乐意与您坐下来讨论我们的具体情况。当然,我不同意您的结论,但很乐意与您交谈。.

问:我叫考特尼·拉吉 (Courtney Radj) (ph)。我是乔治城外交学院的研究生,今年夏天我在贝鲁特的 Daily Star 工作。你在谈论民主,但你听起来像是民主或者不是民主,你还没有定义什么是民主。你的意思是简单的有选举,或者你的意思是有新闻自由等的自由民主?我认为重要的是你必须定义你所说的民主是什么意思,并意识到它是一个连续体,而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

我担心你想让每个人都变成民主国家,而很少关注过渡之后经常发生的事情。如果缺乏制度,这些政府缺乏结构,特别是在服务结构很少的食利者国家,你将如何?您将如何防止冲突、防止国内暴力的爆发,并在此过渡期间防止另一位独裁者上台,或防止国家刚刚分裂成他们的小型种族秘密会议?

大使 帕尔默:嗯,我认为你提出的问题是非常合理和严重的问题。我的书一开始就特别说,它只解决了如何推翻独裁者这个问题。它没有解决您提到的问题。这并不是说它们不是重要的问题;它们很重要,我认为它们值得关注。而且,事实上,他们得到了很多关注。如果您查看有关民主和转型的文献,例如,如果您查看提交审查或考虑的书籍背面的《民主杂志》,《民主杂志》上的每一期,我都会争辩说,它们绝大多数都是专注于您提到的问题,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关于我的问题,我能找到的文献很少 我试图在我的书中解决,那就是:非暴力运动是如何开始的?外人如何帮助他们?你如何迈出第一步——只是第一步——在我感觉你同意我的观点的道路上,实现一个完全充分和自由的民主?沿着这条漫长的历史道路一路走下去并不容易。以我卑微的判断,美国还没有完全到位,我们当然不是在上个世纪初,当时女性没有投票权,当我作为自由骑士去南方时,黑人没有投票权在这个国家 60 年代有投票权。所以我们也不是一个完美的民主国家。我认为,金钱在我们的政治中仍然扮演着太重要的角色。所以我同意你的看法,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不简单的过程,甚至可能涉及暴力。我们发生了内战。

但我认为对某些人来说,至少看第一步很重要;也就是说,你如何让这些人和平地下台?你怎么做呢?而这方面的文献很少。.

问:非常感谢。我是 Zac Nsenga,我是卢旺达大使。当我收到这个邀请时,我非常兴奋,因为你在谈论独裁统治。但是我去买了你的书并通读了它。当我发现我的总统卡加梅总统和我认识的萨达姆侯赛因这样的领导人之一时,我的生活感到震惊——[听不清]。我通读了关于卢旺达的那篇文章,我还想引用一些让我震惊的事情;卡加梅是爱国阵线的领导人,该阵线在 1994 年对少数族裔图西族人进行种族灭绝时从乌干达入侵卢旺达。我认为这是一个——[听不清]——在其他人坐在一边时停止种族灭绝的举动,我想知道这是否真的是独裁统治。

你在书中继续说 RPF 入侵了 RIDC,当他们在边境重新武装时,那里收容了胡图族难民。每个人都知道从 1994 年到 1996 年,集中营里的人是如何在卢旺达训练、前来和杀害人的。所以当 RPF 进入刚果时,它是——[听不清]——刚果。然后,它试图让那些挟持人质的民兵——[听不清]——流离失所,以便难民的巨大垄断能够卷土重来。

你接着说,2000年上台的卡加梅,在比兹蒙戈辞职后,将过渡期延长到2003年。其实这个延期是在他上台之前。卡加梅控制媒体,胡图人利用媒体煽动屠杀图西族种族灭绝。实际上,即使在 1940 年代的大屠杀之后,您还记得不仅有一些报纸刊登了不好的东西——甚至是纳粹导向的报纸——回到真正的独裁统治。但这不是卢旺达发生的事情......

你得出的结论是——[听不清]——身份是有道理的,这是过去的独裁者,保罗·卡加梅的十年,并且——[听不清]——团结卢旺达人民是一件好事,然后认为这样做是一种独裁统治。所以现在我真正问自己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称某人为独裁者,一个与种族灭绝进行过斗争并试图让卢旺达难民返回家乡的人——[听不清],并重新安置他们,并在团结的过程中them through what we accept, and also bringing issues—[inaudible]—to bring reconciliation, and also someone who was elected recently after a transition, after the first-ever multi-party elections ever the country has had, and you call this person独裁者——这让我觉得真的可能是“独裁者”这个词的意思,[那] 我应该回到学校学习这意味着什么。他怎么能——一个与一个在卢旺达造成种族灭绝的政权作斗争并打败它的人怎么能?实际上此时此刻我——[听不清]——现在不是卡加梅总统,因为卡加梅击败了那个导致种族灭绝的政权,以引入现在正在发生的民主政策。.

我关心的是你怎么把这样的人称为独裁者,这实际上是对我和我最近在有史以来第一次多党选举中选举他的人民的侮辱。谢谢你。

大使 帕尔默:嗯,大使先生,我很高兴你不想让你的国家被视为独裁统治。当然,这是过程的开始。我们都应该钦佩一位大使,他说他希望他的国家被视为一个民主国家,因为这正是我这本书的重点,这就是目标。因此,我认为,我们就目标达成了一致。显然,我们不同意对当前情况的描述。.

我不想以任何方式给你留下我认为卢旺达没有进步的印象;有过,而且有进步真是太好了,我们至少会从我们这边谈谈如何让整个比赛上路的想法,这样明年或自由之家之后的一年就不会认为你是一个不- 自由的国家。

问:嗨,马克。我是斯坦·里维尔斯。我在科学顾问办公室。我真的很喜欢你的演讲,我期待着读你的书,我还没有读过。但我想问的是我希望是一个挑衅性的问题。

大使 帕尔默:好。

问:美国当然可以自由地在认为符合其利益时支持独裁统治,并在认为符合其利益时支持民主。这通常反映了对我们利益的某种斗争。如您所知,整个政府始终都在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和灵魂而斗争。但归根结底,我们通常倾向于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你是在暗示——那个公式有什么问题?归根结底,我们——国务院的责任是为它经过适当考虑后确定的符合我们利益的事情服务。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断言,民主的扩散是我们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

大使 帕尔默:让我快速回应,说我害怕和颤抖。Stan Riveles 是我在耶鲁的班级中最伟大的足球运动员,同样在这里并且在耶鲁同班的 Alan Parker 和 Steve Steiner 将证明这一点。Jerry Bremer 也在我们班,也许是我们班最杰出的现任成员。

不,我认为我们应该始终按照我们的利益行事。斯坦,我想论证的是,我们应该改变我们对利益的定义。例如,我不认为在巴基斯坦或埃及如此——或在沙特阿拉伯——对这三个国家的领导人和独裁者表现得如此热情洋溢,这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加细致入微,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地去做我所知道的多布里安斯基副部长实际上所做的事情,即承认我们的利益是在这三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其他。这是我们的安全利益——不要让不稳定、动荡的局势继续下去,这种局势会鼓励该国内部极端主义的增长以及这些极端主义国家的出口。这就是讨好独裁者的结果。当我们都加入政府时,我特别加入,因为我讨厌我们确实以友好的方式与“友好的独裁者”打交道的事实。我一直觉得这不仅与我们的价值观不一致,而且与我们的利益不一致。我认为我们稍微好一点,但我们仍然不是很擅长。我们仍在公开谈论这些政府显然不真实的事情。我们正在向这些国家的人民传达关于我们立场的错误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在中东,我认为——在与我们有良好关系的国家——人们常常对美国怀有敌意的原因之一。在与我们有敌对关系的国家,人们往往对美国友好。我的意思是,这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黑桃。我们应该将我们的利益视为与人民一致,而不是与这些临时独裁者一致。我们经常因此而受苦。我们在伊朗做过。我认为我们现在在阿尔及利亚已经做到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做。美国总统和两党国务卿都有巨大的倾向——大使也是如此——职业、专业和非职业——有一个巨大的倾向,即爱上他们在桌子对面看到的任何人,无论如何都要与他们一起工作。这是一种“短期炎”,而不是我们的利益问题。我们的利益要求我们认识到这些人不是美国和我们利益的长期伙伴。我们经常因此而受苦。我们在伊朗做过。我认为我们现在在阿尔及利亚已经做到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做。美国总统和两党国务卿都有巨大的倾向——大使也是如此——职业、专业和非职业——有一个巨大的倾向,即爱上他们在桌子对面看到的任何人,无论如何都要与他们一起工作。这是一种“短期炎”,而不是我们的利益问题。我们的利益要求我们认识到这些人不是美国和我们利益的长期伙伴。我们经常因此而受苦。我们在伊朗做过。我认为我们现在在阿尔及利亚已经做到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做。美国总统和两党国务卿都有巨大的倾向——大使也是如此——职业、专业和非职业——有一个巨大的倾向,即爱上他们在桌子对面看到的任何人,无论如何都要与他们一起工作。这是一种“短期炎”,而不是我们的利益问题。我们的利益要求我们认识到这些人不是美国和我们利益的长期伙伴。也——职业、专业和非职业——有一种巨大的倾向,喜欢与他们在桌子对面看到的任何人相爱并无论如何与他们一起工作。这是一种“短期炎”,而不是我们的利益问题。我们的利益要求我们认识到这些人不是美国和我们利益的长期伙伴。也——职业、专业和非职业——有一种巨大的倾向,喜欢与他们在桌子对面看到的任何人相爱并无论如何与他们一起工作。这是一种“短期炎”,而不是我们的利益问题。我们的利益要求我们认识到这些人不是美国和我们利益的长期伙伴。

2004 年 2 月 2 日

 


尾注

注*:马克·帕尔默大使曾在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和第一届布什政府的国务院担任政策职位,包括发起国家民主基金会。从外部来看,他曾与克林顿政府和现任布什政府合作,帮助说服他们启动新的民主政策,包括民主政体共同体并废除所谓的阿拉伯例外,这是第一次在阿拉伯地区促进民主。世界。

他在独裁统治中拥有实际经验,直接与独裁者合作,帮助他们在不开枪的情况下推翻他们。作为学生和外交官,他在共产党统治下的苏联、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生活了十一年。他以国务院最高“克里姆林宫专家”的身份组织并参加了第一次里根-戈尔巴乔夫峰会,并作为美国驻匈牙利大使帮助说服了其最后一位独裁者下台。

作为 1990 年至今的风险资本家和投资者,以及自己公司的总裁,他也意识到了商业在向民主过渡中的潜力。他与他人共同创立了中欧媒体企业,投资超过 6 亿美元,在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乌克兰资助并开设了第一家全国性独立电视台。最后,他还是一位公认的作家和倡导者——为六位国务卿和三位总统写过演讲,包括担任亨利·基辛格的主要演讲撰稿人和自由之家董事会副主席。

2021年12月17日 星期五

维权卫士身处险境 时的实用指导手册

 维权卫士身处险境 时的实用指导手册



https://www.frontlinedefenders.org/sites/default/files/workbook_zh.pdf

人权捍卫者唐荆陵、袁新亭、王清营持有并传播非暴力、公民不服从的资料被判刑

 

2016年1月29日,人权捍卫者唐荆陵、袁新亭、王清营分别被判处五年、三年半和两年半有期徒刑。

他们都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定罪。这三位人权捍卫者最初于2014年5月16日被以“寻衅滋事罪”拘留,但这项指控后来被变更为更严重的罪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2015年7月,唐荆陵在法庭上作出的一项声明中说,关押期间,他和他的两个同案犯一直不获准出外放风,也不获准发送或接收信件或书籍。

对他们三位的定罪主要与他们参与了2006年唐荆陵发起的非暴力、公民不合作运动相关。根据起诉书,他们的“罪行”是持有并传播非暴力、公民不服从的资料,租用公寓用于交流信息并储存资料,以及参与了许多人权活动。

唐荆陵、袁新亭和王清营在警察突袭搜查他们租的公寓后被捕。根据起诉书,警方发现了马克·帕尔默所著《粉碎邪恶轴心——如何在2025年之前消灭世界上最后的独裁者》、硅卡恩所著《草根群众组织》、吉恩·夏普所著《从独裁到民主》、罗伯特·赫尔维所著《论战略性非暴力冲突:关于基本原则的思考》以及吉恩·夏普所著《自我解放》等书籍, 总计231本。

2014年11月,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裁决对这三位人权捍卫者的羁押是非法的,对他们的拘留“是因为他们合法行使了《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所保障的权利或自由”。工作组认为这三位人权捍卫者应该立即被释放,并且得到对他们所受伤害的赔偿。

前线卫士谴责对唐荆陵、袁新亭、王清营的判刑,认为这些判决直接针对的是他们合法与和平的人权活动。

2021年10月1日 星期五

英雄何其多?— 林立果不是唯一

 林立果遇难三十八周年

徐沛:英雄何其多?— 林立果不是唯一

英雄者,乃才能超常并勇于为了公众利益牺牲自己的人也!
按照这个定义来审视中共塑造的英雄,都是假的,因为被中共吹捧为英雄的人无一不是其为了自己的需要捏造出来的宵小,比如,女英雄刘胡兰(1931-1947)实际上是被共党挑唆起来谋财害命后被迫偿命的共产童工,而张思德(1915-1944)则是在延安烧鸦片时因故障而死的共匪。
2009年是共产党在中国篡夺政权的第六十年,历史证明真正的英雄必定会挑战中共并遭受迫害甚至失去生命!换言之,一个才能超常并勇于关注公众利益的人必定会被中共打成敌人,虽然他们可能身为中共党员比如张志新(1930-1975)。
共产党在中国篡夺政权前后都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其中之一是迫害和杀害有思想的中国人。王实味在中共夺取政权前就被砍了头。
中共在文革时颁布了“公安六条”(1967-1979),将杀害无辜合法化,但在这之前和之后,共产党都没有停止迫害和杀害无辜。
英雄不论性别
张志新们的可悲之处在于他们在被中共残酷折磨甚至在被杀害前,都没有认识到导致他们被迫害的正是他们用生命捍卫的所谓共产主义理想。好在他们的鲜血让后人明白共产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邪恶的主义。而写下《共产党宣言》的马克死、恩格死及其用他们提供的思想武器打出了红色政权的列宁、斯大林与他们的后继者毛泽东等是亿万人无辜丧生的罪魁祸首。
1969年,被囚禁的张志新在加入共产党十四周年纪念日写了一首题为《迎新》的诗歌而遭到殴打与凌辱。她愤而用小木棒代笔,在手纸上写下一封控诉书,其中写道:“一首未写完的革命诗歌,做为导线借口,行凶殴打凌辱女政治犯!你们以为一个女共产党员就可以这样随便凌辱的吗!行凶者、帮凶助威侮骂者,你们可以逃之夭夭吗?不!我要向党向人民控诉你们,要声讨你们。”
张志新虽然错把谬论当真理,但她却认识到了中共的错误并勇于加以纠正。在她的遗言中有如下语句,“不去为真理、为捍卫党的利益而斗争,见错不纠,不促其改变,还算什么共产党员?!”中共不就是依靠象她这样的理想主义者而骗取了民心,篡夺了政权?
与张志新相比林昭(1932-1968)显然更有见识,这位先积极投身于“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才女在被打成“右派”后,认识到了共产主义的荒谬。《为林昭塑像倡议书》表示她先信仰共产主义,后信仰基督教,不过从林昭的言行来看,她有“为真理不惜任何代价”的圣徒的勇气,但她不是因为信仰基督而受到迫害,所以,与其说她信基督,还不如说她信自由,更何况被选为碑文的林昭血书为:“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满的自由,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即使奴役他人者也同样不得自由。当我们深受暴政的奴役,我们不愿作奴隶的同时,但我们自身作为反抗者不能建立新的形式的奴隶制度。”
这两位女中豪杰在经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张志新甚至被多次轮奸)之后倒在中共的枪口下,前者四十五岁,后者三十六岁!
而李九莲(1946—1977)和为李九莲鸣冤叫屈的钟海源(1948—1978)被杀害时不过而立之年。
2006年,作为文革同龄人我在反思文革四十年撰写《我看红色文艺及其源头》时误把李九莲的艺术化身“黎莲”当成了李九莲,这之后才读到《“黎莲”(“黎九莲”)即李九莲真相考》。作者朱毅笔名祭园守园人曾因象钟海源一样为李九莲鸣不平而被判处二十年徒刑,他笔下的《浴血并蒂莲—李九莲年谱》折射出在共党的极权统治下人性的光辉与扭曲。
二十三岁的李九莲因为在给心上人的匿名信中写下了对文革的质疑和自己的理想而被对方告密。在信中李九莲表示,“马克思说过:‘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的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我决心按马克思所说的去度过自己的一生”。
李九莲象无数中国人一样被中共打造出来的马克死的光辉形象所迷惑,不知道马克死和鲁迅一样为了一己私利欺骗甚至虐待自己的妻子,是伪类,非伟人,但这不影响李九莲自己言行一致,勇于追求和捍卫自己的尊严和理想。她也因此赢得了民心,在红色恐怖中居然有包括朱毅在内的三十余人连署张贴《众手掀翻独霸天》大字报,抗议李九莲第二次被捕。他们认为,“李九莲精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实践,敢于探索,充满献身真理的精神。李九莲以对林彪的及时洞察表明了她是立志献身革命、酷爱真理、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敢想敢为、无私无畏的好青年!”
在中共的暴政下,一封高尚的情书居然导致了两位女英雄被杀、朱毅等六十位打抱不平者被判刑、六百余参与者遭党政纪处分和被株连的还有上千人。
英雄不论出身
1966年,当遇罗克(1942-1970)的《出身论》在北京问世时,我刚转生在遥远的康定。遇罗克写下《出身论》初稿后十二天( 8月26日)在日记中写到:“我想,假若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就是说,作者深知挑战共产社会的不公会遭到迫害。因此,他在《1967年总结》中写道:“从《出身论》一发表,我就抱定了献身的宗旨。”
四十三年后,身在德国的我才第一次读到《出身论》。《出身论》是份难得的历史文献,遇罗克描写的社会状况与我在大陆的经历(1966-1988)不同,现在又过去了二十多年,实况自然又有变化,然而在中共的领导下大陆社会不仅没变公平,而是更加不公。过去会因出身被歧视被迫害,现在则因信仰被歧视被迫害!
遇罗克作为被中共打成黑七类而遭受污辱和损害的中国人的代言人借文革之机奋起反抗。在家人和友人的帮助下,他在出了七期的《中学文革报》(1967年1月18日-4月14日)上发表了《出身论》等将近占报纸文字总数四分之三的作品与当局较量,直到报纸被迫停刊,作者继续笔耕不辍。
当因出身被歧视,因反抗而被囚禁直到被杀害的遇罗克在红牢中与张郎郎相遇时,或许他会对出身、对文革、对共党有新的认识。因为张郎郎属遇罗克批判过的红卫兵组织“联动”。联动成员必须是十三级以上的中共高官的子弟。高干出身不能保护张郎郎(1943)不受迫害。在中共暴政下只要你有独立思想、个人追求,无论什么出身你都会遭受迫害甚至杀害。
可喜的是遇罗克与张郎郎两个出身不同的中共囚徒都在文革时就认识到德国法西斯与中国共产党“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从小就接受中共“思想改造”的遇罗克与上述的女英雄们一样都带着党文化的烙印。他们虽然都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中共意识形态的错误并加以抵制,但因为中共的信息封锁,他们难以完全看透中共的邪恶统治。
最难能可贵的是遇罗克能认识到“青少年的堕落难道与他们所受的教育不无关系吗?联想到给学生灌输的东西,使学生只懂得斗争不懂得爱,整个教育界是有责任的。说是因果报应也不为过。”可惜遇罗克却敬佩鲁迅,不知正是鲁迅将仇恨和谎言引进了文坛,被中共利用,蒙骗世人,后来还编入教材,灌输学生。
在中共篡权的六十年里,在中国因言论获罪,因思想被杀的英雄们何其多也!我知道的还有王申酉、武文俊、史云峰、刘文辉、陆洪恩以及文革中被枪毙的级别最高的军官—大校蔡铁根等。只要中共还在当政,他们的冤屈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申诉,更何况中共从未停止制造冤案,杀害无辜。
这些年,为了汲取中国文化,关注中国大陆、反思中共历史我读了不少英雄事迹,其中最惊心动魄的则是林立果(1945—1971)、刘沛丰(-1971)、周宇驰(1935-1971)和于新野(-1971)等中共军官的事迹。他们都在暗杀毛泽东的计划落空后,壮烈牺牲!
九十年代末,在我第一次读了 《“五七一工程”纪要》后写过一篇文章,赞叹林彪是中共暴政下唯一一个敢于暗杀大独裁者毛泽东的中国人,而企图暗杀大独裁者希特勒的德国人层出不穷,能证实的就有三十九起!
但后来获知了更多的资料尤其是张戎的毛传和舒云的林传后,我才知有心刺杀暴君的不是林彪,而是他的儿子林立果。张戎认为林立果是中国的施道奋贝克(Claus von Stauffenberg)。施道奋贝克是德国的英雄,最有名的企图刺杀希特勒的德国军官。
林立果因为是林彪的儿子,能够接触遇罗克等不可能获知的信息,因而能对中共尤其是毛泽东有非同寻常的深刻认识。
1971年3月,林立果和三个朋友一起写下了至今令人惊叹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他们自己享有特权,但却关心民生,了解民情,知道“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配),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林立果们希望用“武起义”推翻毛暴政,“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林立果们对中共的认识至今没有过时,他们不仅谴责毛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行的是“法西斯主义”,而且知道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
所以,中共可以给张志新、林昭、李九莲、钟海源、遇罗克等“平反”,但至今没有给林彪冤案“平反”,而这正是林立果的功劳!
莱茵河畔 林立果遇难三十八周年

2021年2月26日 星期五

数字脱贫 RFA:习近平的“全面脱贫”牛皮吹破了

 来源: 

这场由上而下的官方脱贫运动成为各地官员的政治效忠表演。达州市政府官方发布 / 2019年2月

习近平高调宣称“中国已全面脱贫”后,“贫困”成为敏感话题,国内媒体不得如实报道有关问题。而民间去年收入全面下滑,无钱医病的情况持续恶化,贫困学生获得的救助也大幅减少。

中国官方高调宣扬全面脱贫,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脱贫计划取得“全面胜利”,称之为“人间奇迹”。坊间引起热议。

本台采访到曾参与武汉雷神山医院建设的周先生。他表示,因为疫情,他和大多数工友去年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失业,这种情况在他的老家非常普遍,包括他自己在内,那些原本就困难的家庭,这一年来多更加艰难,但却根本无法申请低保。

官媒记者李丰透露,虽然官方提出了所谓的两不愁三保障的口号,称要让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并有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的保障,但只要一场大病就彻底返贫。而在官方的政治压力下,媒体对这类负面消息不敢报导,甚至民间救助平台也受到限制。

李丰说:两不愁三保障嘛,不愁吃不愁穿。至于后面的情况怎样?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况且因病致贫的人多,看病难看病贵,实际上是没有解决,目前是解决不了的。媒体基本上不涉及这一块。你看到那两个筹款平台都应该知道,确实是比较难的。

来自湖北的医务人员朱女士认为,民众是否真的脱贫,各大医院住院部的情况可以说是指标之一。每天都有无钱缴纳费用陷入绝境的患者和家庭。以武汉中心医院这样的大型医院为例,交不起住院费用,甚至借遍亲友依然难以为继的患者比比皆是。特别是经过去年新冠疫情之后,很多身体受损的重症感染者,即使是捡回一条命,后续的治疗都已经让很多家庭迅速深陷困境。

河南省资深媒体人陈洪涛以他本身的处境为例,印证国内因病致贫问题严重。他说,官方高调宣扬胜利脱贫,但实际情况仅是数字脱贫。

陈洪涛说:相对而言吧,他们贫困的这种标准是什么?我原来不是说过?2020年底要全面脱贫,等于说是现在,管它脱贫没脱贫,反正人家现在宣布到期完成任务了。我家6口人啦,有收入的就我一个人嘛。肯定是李总理所说的1000元以下的这种收入。中国现在大多数人不都是这样嘛。因病返贫的,因病致贫的,都很多嘛。

浙江律师吴有水指出,官方高调宣布全面消除贫困,但现实是,即便是东部发达地区,失去劳动能力的农村老人,每个月的所谓退休金只有78元,而在西部更落后的地区,情况则更为严峻。但官方高压下,“贫困”二字变得极度敏感。

吴有水说: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的,还是有很多的。失去劳动能力的、退休的这些人嘛,78块钱。还是从70块钱提到78块钱,一个月。他们是不是贫困人口?所以中国政府他们这种全面脱贫,以后有谁敢说中国还有贫困人口的话,那就是反党了,那就是颠覆国家政权了。

国家民政部拒绝就连串的贫困问题置评。但该部门发布的最新资料显示,去年11月得到低收入保障救济不足4500万人,而中国的失业人数却以亿计。

2016年前,习近平声称要在2020年完成全面脱贫,而中国官方认为,人均年收入4000元人民币左右就算达到脱贫标准。但因为物价持续飙涨,这样的收入现在实际上仅能满足基本的生存。而官方同时又对民间互助性的救助进行限制。在北京等地,为了形象工程而大规模驱逐底层务工者和小商贩,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底层民众失去谋生的机会。

本台记者对包括云南大学在内的多个贫困学生救助部门进行调查统计后发现,在最近的一个学期中,申请救助的学生上万人,但最后只能得到一年仅数千元的国家救助金、以及各种地方补助的学生不到5分之一,来自民间的救助,亦比上一年大幅度下滑。

而为配合习近平“扶贫胜利”的高调宣传,一个新的独立机构“国家乡村振兴局”周四在北京朝阳区挂牌办公,取代成立了35年“国务院扶贫办”的工作,据官媒报道,首任局长由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正谱出任。

習近平夢魘 95後紅三代欲外部擊碎中共

 


習近平夢魘,95後紅三代伊啟威認為,並非因父失勢仇恨使然,而是中共的魔爪已經伸向全球,影響到他的生活,他不想每天象個老鼠一樣躲起來,他想將自己在商業上的成功複製到滅共上。(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2月25日訊】(看中國記者真瑜採訪報導)90後青年伊啟威曾經風光無限,他是紅三代出身,父親曾任光大銀行副行長,少年時代的伊啟威早早就諳熟中共官場的各種規則。他曾透過共青團寫信給習近平,中共中央看到伊啟威的信後認真做了回覆,並要求國務院推薦「像伊啟威一樣的海歸青年,為祖國繼續奉獻。」

然而眼看就要到手的功名利祿隨著伊啟威父親的失勢化為泡影,伊父因為「挪用公款」的罪名被調查最後死在獄中。小小年紀便嘗盡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不一樣的生活經歷令伊啟威有著超乎同齡人的成穩,他沒有因為家庭變故而沉淪,反而在商業上獲得巨大成功,22歲時伊啟威就賺到了600萬美金。

在生意場上,伊啟威頻頻接觸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包括國內知名的企業家,這些人臺前高呼忠於偉大的領袖偉大的黨,一切受益都是歸功於黨的恩澤,背後卻不斷的將不義之財一筆筆的轉向海外。

伊啟威說,中國的官員在涉及到自己的利益的時候,沒有一個人是把國家放在第一位,大家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因為他們知道在體制內會隨時翻船,即便是部級官員都是擔驚受怕的,會有一種不可名狀的恐懼蔓延著他們。所以他們才會不知疲倦的貪污,並將錢財轉移至海外。

習近平 中共 洗錢 紅三代
洗錢示意圖(圖片來源:Adobe Stock)

這些碩鼠有的是國企的二三把手,有的是要害部門的官員,他們日復一日的通過老鼠搬家的操作,一次次將數十萬美金到數百萬美金不等的財產通過香港的金融機構洗到海外。伊啟威的公司每日吞吐量是2000萬港幣,一週是1億元港幣,高峰時期1億元的配額大都被用於洗錢,雖然伊啟威是用合法手段幫官員們轉移財產,但是他知道這些錢都是來路不正的,這也更加深了他對中共的鄙視。

伊啟威承認,他接觸的人群非富則貴,其中改革開放後上臺的新生代官員和他們的後代也就是官二代們是最囂張跋扈的。他們沒有經歷過中共黨內最為激烈鬥爭的時候,他們更沒有所謂的理想,沒有嘗試過權力又極度渴望得到權力,一旦掌握權力之後,就會被權力吞噬,變成權力的奴隸,所以自然而然的利用各種手段瘋狂的去斂財,其揮霍程度不是一般人能夠想到的。

伊啟威曾經是洛杉磯財貴留學生群體的領頭羊,他創辦洛杉磯最早的留學生超跑俱樂部,所有官員、富商們的孩子大都繼承了父輩們趨炎附勢的本領,在富貴圈中,年輕的孩子們不是進學校接受教育而是到美國打造自己的高等級社交圈,以便他們回國後能互相照顧。伊啟威表示,這樣一群人是無法真正理解美國的自由價值,他們愛的國和普通人心中的國家是不一樣的,不要指望這些人能為中國做些什麼,他們的信條就是未來如何埋頭撈錢。

伊啟威表示,不管是紅三代還是官二代和富二代,處處都有鄙視鏈。一旦家中失勢,就是位於鄙視鏈的最底端,即便想跳出陰影,不論經商還是從政,都很難翻身,會一直處於被壓著狀態,一輩子夾起尾巴乖乖做人。有一些孩子在紐約的,因為家裡出事情了都不敢回國。

伊啟威承認,中國對他來說就像外國一樣,對中國沒有恨也沒有愛,至於他父親做的是正確還是錯誤,他都不願評論。不管他的去世是受到了迫害還是罪有應得,他都不會追究,因為他的父親也曾是既得利益者。

伊啟威曾經一直希望從政,也許是造化弄人,現在的他完全站在中共的對立面。熟悉中共內部運作模式的他認為只有外部強力的打擊才會真正令中共土崩瓦解,現在他的身邊聚集了一群95後,有韓國前總理的幕僚、美國國會山莊的智囊、聯合國的分析員,他們聚在一起反覆論證如何讓中共盡快瓦解。

對於這麼做的原因,伊啟威認為並不是仇恨使然,而是中共的魔爪已經伸向全球,影響到他的生活,他不是一個坐以待斃的人,不想每天象個老鼠一樣躲起來,他想將自己在商業上的成功複製到如何滅亡中共上。

來源:看中國

2021年2月24日 星期三

Gene Sharp: How to Start a Revolution (Chinese subtitles)


Gene Sharp: How to Start a Revolution (Chinese subtitles)

泸顺起义

 

    摘要:泸顺起义是为了支援北伐战争,由中国共产党实际领导,在国民党左派旗帜下策划的一次在四川泸州、顺庆等地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起义,历时半年之久,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影响。在起义斗争中,起义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地方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下,用热血和生命创造了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同时也铸就了伟大的泸顺起义精神。泸顺起义精神是继五四精神、红船精神等革命精神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时期试图独立掌握武装的革命斗争中培育和创造的一大颇具地域性的独立精神形态。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作为八一精神的重要滥觞,具有丰富的内涵,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链条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当前,研究和弘扬泸顺起义精神,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926年12月初至1927年5月间,在四川顺庆、泸州等地持续着一场声势浩大的支援和配合北伐战争的军事行动,史称泸顺起义或顺泸起义。泸顺起义是由中共重庆地委及军委成员杨闇公、朱德、吴玉章、刘伯承等组织领导,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以国民党(莲花池)临时省党部名义,在四川军阀部队中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起义,也是共产党人独立掌握武装的一次勇敢尝试。[1]泸顺起义历时半年之久,在地方党组织和广大军民的积极配合下,有力的打击了四川反动军阀势力,启发了民众觉悟,推动了四川革命运动的发展,策应了北伐进军,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影响。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不可避免的失败了,但无可否认的是它为中国共产党随后发动南昌起义,独立自主的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同时,泸顺起义的伟大革命实践也孕育了伟大的泸顺起义精神。泸顺起义精神是拥护革命的巴蜀军民在中共的领导下,为实现中国近代以来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历史任务,声援北伐战争,在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起义斗争中,凭借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中华民族精神和川人坚韧不拔、勤劳朴素、自强不息、精明强干的特质,与共产党人“一身正气,救民水火”、“敢为天下先”的革命精神相结合,用热血和生命所熔铸而成,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史上的一座丰碑。

    一、泸顺起义精神的形成背景

    位于中国大陆西南腹地的四川省,自古就有“天府之国”之美誉,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名人辈出,文化灿烂,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巴蜀人民形成了坚毅豁达、勇于开拓、艰苦朴素、精明强干的质朴性格和文化特质。同时,巴蜀人民在长期自发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艰难斗争中和抗击异族入侵、守卫家园等历史更替中,也传承着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不畏强暴的抗争精神。1840年以来,古老的中国遭遇空前严重的挑战,在西方资本主义大规模的殖民扩张中,中华民族面临极其严峻的生存危机。巴蜀人民和广大中国人民一道遭受着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其贫困和不自由程度为世界所少见。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2]但是,中华儿女从不屈服,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奋起抗争。巴蜀人民也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从辛亥革命前的数次农民起义,到保路运动,再到全川起义,为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封建专制王朝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涌现了以邹容、喻培伦、彭家珍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川籍革命志士。然而历史已证明:中国农民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由他们所领导的斗争和旧民主主义革命将不可避免的以失败告终。辛亥革命并没有真正实现理想中的民主共和,相反中国却在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下,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四川也同整个中国形势一样被大大小小的军阀所分裂割据,他们各自为政,连年混战,横征暴敛。巴蜀人民不堪其扰,呼唤新的革命和打倒军阀的要求与日俱增。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促使中国产生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觉醒。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在经过长期的宣传准备后,各方面条件完备,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间宣告成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4]在这救亡图存的历史关头,巴蜀人民也积极投身于探寻救国真理的道路之中,以朱德、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志士仁人,先后通过不同途径学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共产党,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2年前后,恽代英、肖楚女等先后来川,在重庆、泸州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员,建立早期的党团组织。[5]国共第一次合作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帮助国民党左派在四川发展,使得革命力量进一步增强,人民的觉悟不断提高。并成立了以杨闇公、陈宣三、张克勤等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李筱亭、邓劫刚等左派国民党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建立了国民党(莲花池)临时省党部。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中共中央随即指示进一步发展工农运动,建立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武装,以积极支持北伐战争。而此时,四川省内由刘湘、刘文辉、杨森、赖心辉等大大小小的军阀分裂统治,他们拥兵自重,严重威胁着湖北、湖南等地的北伐革命事业。为此,中共重庆地委及时将工作转移到军事上面,在充分发展工农力量的基础上,积极策动四川军阀武装倒戈易帜。先后派遣吴玉章、刘伯承、朱德、陈毅等利用各种关系在川军中开展工作,并向中共中央呈送《四川军事调查》和《四川各派军阀的动态》汇报了四川军阀内部矛盾重重的具体情况,阐明了分化瓦解军阀武装,争取武装起义的可能。

    经过不懈的努力,到1926年夏季,中共重庆地委在川军各部的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争取了袁品文、皮光策、陈兰亭、黄慕颜、秦汉三、杜博乾等众多中下层将领,掌握可能参加起义的部队约2万余人,为泸顺起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9月以杨闇公为首的特务委员会召开了由各准备起义的川军将领参加的重庆革命军事会议,提出了“响应北伐,会师武汉”的口号,整编了军队,并推举刘伯承为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为泸顺起义作了军事上的准备。1926年10月,北伐军席卷两湖,直捣武汉三镇,胜利指日可待。而四川军阀杨森却准备出兵援助吴佩孚。为了援助策应北伐进军,此时在军阀“后院”点火,组织武装起义刻不容缓。11月初,刘伯承到川,进行相应部署,并于当月中旬成立了由刘伯承、朱德、杨闇公三人组成的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杨任书记,全权领导全川军事运动。随即,召开第一次会议,制订了起义的具体计划:争取顺庆及合川的三部率先起义,泸州两旅响应,而后会师顺庆,或出川北伐、或东下武汉、或北进西安。然而不久以刘湘为首的反动军阀发现了起义的苗头,计划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消灭各部左派,以扑灭起义。

刘伯承等遂决定于12月5日在顺庆、泸州、合川举行武装起义。但由于情况突变,起义于12月1日率先在泸州爆发,12月3日顺庆起义爆发。国民党(莲花池)临时省党部获悉后,立即派刘伯承到合川率黄慕颜部起义。其后,经过激烈的斗争,泸顺起义持续到1927年5月间,坚持半年之久,虽因反动力量的过于强大和经验的缺乏而最终失败,但是它却是除北伐主战场外,国内支援、配合北伐战争最重大的军事行动;也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掌握革命武装,开展军事斗争的一次重要尝试,体现了重庆地委在大革命中特别是在军运工作上的独特成就。[6]在这轰轰烈烈的起义斗争中,起义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地方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下,用热血和生命诠释了对革命理想的忠贞,表现出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书写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同时也铸就了伟大的泸顺起义精神。

    二、泸顺起义精神的科学内涵

    泸顺起义精神是北伐战争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泸州、顺庆、合川等地起义将士和各界爱国同胞,在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反抗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的具体斗争中,凭借着对共产主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特别是在泸顺起义的伟大实践中所体现的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等崇高品质,不断凝练、升华所熔铸成的伟大精神,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

    (一)救民水火的爱国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7]。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孕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近代以来,面临“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这种爱国主义表现的更加突出。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之日,就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反帝反封建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阶段任务。于是,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有了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有了声势浩大的北伐战争,也有了伟大的泸顺起义。以杨闇公、朱德、吴玉章、刘伯承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于1926年间先后回到四川,不惧个人安危,在反动军阀统治下从事争取和策动川军部队易帜倒戈的工作,在他们的感召下,袁品文、何光烈、黄慕颜众多川军将令及广大士兵开始倾向革命,黄慕颜、秦汉三等更是毅然加入了共产党。

同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中国国民党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召开,并制订了革命的宣言草案。宣言科学的分析了中国的现状,明确列举了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肯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指出“上自军阀,下至平民,皆不复安于现状,而不能不求一出路矣”并结合四川现状,提出了今后的使命:“督促觉悟军人加入革命战线,建立廉洁政府为人民解除痛苦,并促使国民革命的成功”[8]。因而,在这“家常饱祸,人失常业,国权日削,民命如棉”[9]的危亡之期,泸顺起义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在起义将领的支持配合下,为着“领导四川民众参加国民革命,以自求解放”的目标,事有必至的爆发了。

    (二)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

    “革命理想高于天”,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泸顺起义坚持斗争半年之久,战胜众多敌人和困难的力量源泉。纵观泸顺起义精神形成的全过程,它是在对民族、对国家的责任和担当,对共产主义的无限信仰,对国民革命的无比忠诚中呈现出来的。起义前夕,面对反动军阀试图对中国共产党指导下的军队进行分化瓦解的阴谋,刘伯承、杨闇公等毫不畏惧,毅然决定进行起义。虽然由于情况突变,泸州起义率先开始,打破了原有的起义计划,但是在中共重庆地委的有力领导下,顺庆起义及合川起义也成功举行,震撼全川,迫使大量反动军队纷纷改旗易帜。但是敌人的围攻和打击也随之而来。顺庆的秦汉三、杜伯乾、黄慕颜三部起义军队仅有7000余人,在刘伯承的领导下,同数倍于我之敌进行了殊死战斗,在损员过多的情况下,被迫撤出顺庆,东撤开江,仅剩2000余人。

但其革命之志不减,经过整顿修养后,由于1927年夏,东下鄂西,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10]顺庆起义失败后,泸州孤立无援,形势严峻,刘伯承作为起义总指挥,不顾个人安危又立刻奔赴泸州,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推动了革命形式的发展。然而反动军阀在蒋介石的暗地支持下,制造“三三一”惨案,并纠集川黔两省反动武装,号称十万之众,向泸州发起猛烈进攻。泸州起义军队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下,多次打退敌人进攻。“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公然反共,刘湘等反动军阀改变策略,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泸州形势逆转,独立无援的泸州起义最终也不可避免的失败了。尽管如此,但在泸顺起义中,涌现了以宋大名、范成勋、姚源铎等一大批起义烈士,以杨闇公、冉钧等为代表的优秀共产党人,还有不少为起义而牺牲的不知名的爱国青年学生、普通民众等,它们用鲜血谱写了雄壮的战歌,用生命诠释了对革命理想的忠贞。

    (三)敢为人先的豪迈气魄

    泸顺起义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期,中国共产党于军阀内部组织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起义。而在此前,中国共产党所领导和组织的起义主要集中在工人和农民之中,可以说泸顺起义是我党开展“兵运”所取得的一次重大成就。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试图独立掌握武装力量的一次重要尝试。因而,无论是在泸顺起义的准备阶段还是起义过程之中,均体现着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和舍我其谁的历史担当。如同陈兰亭、袁品文在泸州起义后所发表的就职通电中提及的那样,先进的共产党人和爱国起义将领们“对此革命垂成千钧一发之际,不敢暇逸,谁能坐视”,断然用实际行动冲破了“吾川人,其徘徊观望,自诩持重,亦复不少”[11]、及“保境安民”、“闭关自治”等固有的狭隘观念,用泸顺起义的枪声,使“沉沦之四川,弥满革命空气”、其“奋斗精神,足使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寒心破胆”[12]。

同时,在泸顺起义中,中共重庆地委、杨闇公、刘伯承等出于起义的需要,特别注重为党培训军事和政治干部,创造性的开办了由中国共产党所实际领导的学校,如“江防军学生队”“泸县国民师范”等。1926年由黄慕颜在合川创立的“江防军学生队”,共招生120名思想进步的连排长及初中毕业生,以政治教育为主,军事教育为辅,由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向他们宣讲革命理论,培养了众多政治坚定的宣传人才和军事人才,不少学生队员英勇牺牲,为顺庆起义做出了重要贡献。由刘伯承于1927年春在泸州创立的“泸县国民师范”招收250人,其中女生有60余人。“泸县国民师范”师生,在战斗中前仆后继,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并在撤出泸州后,继续战斗,隐蔽的从事“兵运”,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时刻闪现着它们的身影。

    (四)合群奋斗的优良作风

    “合群奋斗”既是我党一贯强调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一定程度上也是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法宝的具体应用。“合群奋斗”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发动泸顺起义,并坚持半年之久的重要保证。泸顺起义前,中共重庆地委就已充分利用旧一军系的关系和吴玉章、刘伯承在川军中的威望,先后同在重庆、泸州、顺庆及合川等地驻守的思想左倾的川军将领进行了密切联系,策动他们参加国民革命,扩大了统一战线,为起义找到了坚实的武装基础。同时,还利用国共合作的条件,迅速发展共产党组织,党员人数从2月份的19人迅速发展到8月份的130人,不少起义将领也于此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闇公等人还特别注重发动群众,他常说:“只要把群众动员起来了,军阀们那几杆烂枪是没有多大用处的。”[13]迅速将全省5万多工人,有力的组织了起来,以成都和重庆为中心,开展罢工、游行示威等斗争;农民运动也有序发展起来,到6月份,全省已有63个乡农会,会员六千多人。这些为泸顺起义造就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顺庆起义后,起义将领陈兰亭、袁品文立刻顺应民众请求,废除了船捐局、印花税等苛捐杂税,令人民群众欢欣鼓舞,衷心拥护起义。泸州起义后,迅速召开军民大会,向人民群众阐明起义的目的和意义,提出“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打倒军阀”等革命口号,并广泛宣传,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在顺庆起义失败后,泸州起义军队坚守泸州,在“三三一”惨案后,面对军阀的猛烈围攻,刘伯承等共产党人广泛发动群众支援起义部队,工农商学各界,特别是学生界,积极参战,有的甚至壮烈牺牲。泸州军民表现得异常团结,在敌军封锁,城内缺粮时,刘伯承更是下令动用军粮救济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英勇战斗坚守泸州长达167天。[14]

三、泸顺起义精神的时代价值

    泸顺起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近代以来民族危机的大背景下和极端艰险、困难重重的具体环境中,于四川泸州、顺庆等地组织武装起义,在铁与火的考验中,留给人民群众的宝贵历史财富和精神力量。它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巴蜀地域文化深厚积淀的时代反映,展现着川人自强不息的精神特质和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泸顺起义精神承上启下,具体形成于北伐战争时期的革命运动之中,但其向前可以追溯到五四精神、红楼精神、红船精神、铁军精神等,向后可以影响到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延安精神等。特别是泸顺起义作为中国共产党试图独立掌握武装力量的一次伟大尝试,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南昌起义的预演,为南昌起义提供了宝贵经验。而在另一方面,泸顺起义精神的内涵也与八一精神有着众多的重合之处,是八一精神的重要滥觞。因而我们将泸顺起义精神作为一个独立的精神形态进行研究,对于全面的把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发展脉络,逻辑演进等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同时,泸顺起义精神的丰富内涵也为我们今天不断开拓进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科学的方法论断、成功的经验总结和具体而生动的工作方法,也为我们在处理各种问题上提供了指导和方向。

    (一)为推进“四个全面”提供思想武器

    “四个全面”是新的历史时期下,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全局出发,逐步提出并形成的战略布局。[15]学习和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次艰苦卓绝的奋斗,也是一次英勇豪迈的进军。它责任重大,工作繁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的新构建,也是实现“中国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更是一场时代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的大考验。现阶段我国改革由“摸着石头过河”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期,切入到制度层面、利益调整层面等深层问题,触及了转变政府职能等一系列“硬骨头”问题,越往后难度越大,越需要啃“硬骨头”。如何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关乎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终目标的完成。泸顺起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先进性的集中体现,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动力。泸顺起义精神凝聚了以刘伯承、杨闇公、朱德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而不懈奋斗的坚定理想信念。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本色,坚持执政为民的价值导向,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种伟大的理想信念、高尚的思想境界、开拓的精神风貌,在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依旧是不可或缺的,为我们推进“四个全面”提供了思想武器和智力支持。

    (二)为实现“中国梦”注入了精神动力

    以泸顺起义精神等为代表的众多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延续,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进行的强有力支持与保障,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不竭精神动力。“路漫漫其修远兮”,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不知有多少出人意料的困难正悄悄等待着我们,也不知有多少隐患潜伏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们要知难而上,要勇往直前,必须要有“救民水火”的豪情和担当,要有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这正是泸顺起义精神的一大特质。同时,继续秉承和发扬泸顺起义精神所诠释的“合群奋斗”的优秀作风和良好传统,才能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做到“密切联系群众”,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追忆革命历史,传承革命精神,不断学习以“救民水火的爱国情怀,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敢为人先的豪迈气魄,合群奋斗的优良作风”等为内涵的泸顺起义精神,有利于增强党员干部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能力,有利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有利于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保持中国共产党人民公仆的政治本色。从而形成坚定的政治信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从而保持我国政治局势和社会局势的和谐稳定。

    (三)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保障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先进文化可以培养人、塑造人,推动人的自身发展,进而转化为物质力量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以泸顺起义精神为代表的众多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出发点,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落脚点,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进行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凝结成的特殊的观念意识形态,它们“融古今中外文化精华于一体,集中体现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6]。它们在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不断熔铸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旗帜与灵魂。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与实践创新。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要求我们必须头脑清楚,在错综复杂的全球化过程中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把握时代潮流、引领历史方向,这就需要我们大力弘扬这些革命精神,坚定信念、凝聚人心、开拓进取、合群奋斗,只有这样才能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可以说,泸顺起义精神的继承和弘扬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思想保障。

    [参考文献]

    [1] [5] [8] [9] [11] [12] [13] [14]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泸顺起义[M].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1,2,71,71,83,99,162,165.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M].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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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范圣予、秦生.革命起义录[M].求实出版社,1989. 19.
    [15] 唐正芒,徐功献.“四个全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新常态[J].理论探讨,2016(01).
    [16] 王继平,阎友兵,刘建平等.红色旅游与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M].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2. 29.

    [项目基金] 2016年度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社会实践模式研究”;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一般项目“中国文化自信的红色基因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建平(1963— ),男,湖南衡阳人,湖南省旅游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湖南省党史学会副会长,湘潭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红色文化、红色旅游、中共党史。王昕伟(1994— ),男,陕西汉中人,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