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基輔革命

圖片來源：http://goo.gl/k0X78X

事件回顧

引爆點是去年底11月21日，前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 Yanukovich）在俄羅斯的施壓下，廢棄與歐盟間的協議，民怨沸騰，30萬群眾湧入基輔獨立廣場（Kiev’s Independence Square）並佔領了基輔市政府，隨後爆發了大規模的流血衝突。俄羅斯繼而開出條件，願意以150億美元購買烏克蘭國債，並給予天然氣出口優惠，但抗議 群眾仍持續與政府對峙。2014年1月，烏克蘭當局不顧民意反對強行通過反抗爭法（anti-protest laws）。2月18日，抗議民眾要求修憲限制總統權限。2月20日，在警方強力鎮壓下有88名異議人士喪生，是烏克蘭70年來最血腥的一天。2月21 日，情勢急轉直下，前總統亞努科維奇與抗議群眾領導人達成提前選舉、重組政府的協議，議會決議釋放前總統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亞努科維奇下台逃離基輔。議會任命圖契諾夫（Oleksandr Turchinov）暫代總統一職。
當世界以為，烏克蘭局勢暫告穩定時，克里米亞和東部的親俄群眾開始出現反對聲浪。從三月的克里米亞獨立公投脫離烏克蘭加入俄羅斯聯邦開始，烏克蘭東 部頓內次（Donetsk）、盧干斯克（Luhansk）等工業大城紛紛造反，與政府軍對峙，在7月17日，更發生馬航客機MH-17被擊落導致298名 乘客喪生的慘劇，儘管雙方多次達成停火協定談判，混亂態勢發展至今仍沒有解決的跡象。另一方面是歐美和俄羅斯互相經濟制裁，時程整理如下:

經濟制裁時程表

歐美對俄羅斯的制裁措施

• 3月17日，美國宣佈對7名俄官員實施簽證禁令和資產凍結等制裁措施。歐盟也決定自即日起對「破壞烏克蘭主權」負有責任的21人實施限制旅遊、凍結在歐盟資產等制裁措施。
• 3月20日，美國宣佈除擴大對俄官員制裁範圍之外，還把為遭制裁人士提供服務的俄羅斯銀行列入制裁名單。歐盟決定加大對俄制裁力度，包括增加12名制裁對象和取消原定今年6月舉行的歐盟-俄羅斯峰會。
• 4月28日，美方對包括兩名普丁核心人士在內的7名俄官員實行資產凍結和簽證限制，並對17家俄公司實施資產凍結，對其中13家實施許可證管制。歐盟將15名個人列入制裁清單。
• 5月12日，歐盟擴大對俄羅斯的制裁，並將克里米亞也納入制裁範圍。
• 7月16日，美國宣佈實施進一步制裁，主要針對金融、能源和軍事裝備領域俄國公司。歐盟決定加大制裁，要求歐洲投資銀行暫停在俄開展新融資業務。
• 7月29日，美國擴大對俄羅斯金融和軍事行業的制裁範圍，中斷對俄能源產業特定的物品與技術出口，暫停對俄出口以及對其經濟發展專案的融資。歐盟執委會主席巴羅佐和歐盟部長理事會主席范龍佩發表聯合聲明，同意歐盟對俄採取進一步制裁措施，涉及金融、軍事、石油等領域。
• 8月15日，烏克蘭議會通過對俄制裁法案，其中包括能源禁運。
• 9月12日，美國政府宣佈對俄羅斯國防、金融和能源產業採取進一步制裁。歐盟也於同日公佈對俄制裁措施。

俄羅斯對歐美的反制裁措施

• 4月3日，俄羅斯提高出口烏克蘭的天然氣價格。價格三天內幾乎上漲一倍，在克里米亞危機爆發後藉此向瀕臨破產的烏克蘭施壓。
• 4月28日，俄羅斯副外長亞布科夫強烈批評美國新一輪制裁措施，稱是非法和野蠻行徑，而禁止對俄出口高科技則是回歸冷戰時期的做法。
• 4月29日，俄羅斯財政部副部長莫伊謝耶夫稱，由於西方國家可能因烏克蘭問題而對俄羅斯採取進一步的制裁措施，為了防止俄羅斯國家銀行系統受到可能的損害，該國正在考慮建立本國的銀行交易網路。
• 7月17日，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在政府工作會議上表示，鑒於美國決定對俄羅斯採取新的制裁措施，俄將增大國防支出。
• 7月30日，俄羅斯央行表示，將對美國和歐盟7月29日宣佈制裁的銀行提供支援。
• 8月5日，俄羅斯總統普亭下達新命令，要求該國各政府部門做好採取行動應對來自西方國家的新一輪強化制裁措施。
• 8月7日，俄羅斯動用反制裁措施，公佈一份食品進口禁令清單，宣佈未來一年內，禁止進口原產於美國、歐盟、加拿大、澳洲、挪威的部分食品。不過，原產於上述國家的兒童食品進口不受限制。並禁止烏克蘭航空公司中轉航班飛越俄羅斯領空。

事件起因

參考資料: http://ppt.cc/y-Qt

一般認為這是2004-2005年間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的延續，當時的領導人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在2010年總統大選被前任總統亞努科維奇（ Yanukovich）擊敗後，遭指控在擔任總統期間濫權，2011年被判刑七年，直到基輔革命後，基於群眾壓力，季莫申科才在2014年2月獲釋。 2013年4月歐盟人權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曾經作出裁決¹，指烏克蘭法院在審判前的拘留程序是非法的，但沒有針對實體罪刑的合法性做出表示。支持季莫申科的群眾大多認為這是出於亞努科維奇的政治迫害。
其次，就是地緣政治的大國衝突，烏克蘭在地緣上被認為是歐盟和俄羅斯的緩衝國（buffer state），尤其在烏克蘭在政治經濟上常左右擺盪，這次烏克蘭基輔革命的起因在於亞努科維奇迫於俄羅斯壓力撤回基於經濟考量與歐盟簽訂的聯合協定 （Association Agreement），該協定被視為烏克蘭加入歐盟的前置措施。亞努科維奇轉向投入俄羅斯主導的區域經濟組織歐亞聯盟（Eurasian Union），該組織以關稅減讓為目標，主體以中亞各國為主，最終希望成為單一市場，該組織也被認為是俄羅斯鞏固中亞和東歐勢力的重要工具。亞努科維奇背 棄聯合協定的結果，造成國內親歐民眾的不滿，是基輔革命的導火線之一。
最後，是烏克蘭國內意識形態和文化語言不同的對立，造成烏克蘭東西分裂嚴重，西部親歐多用烏克蘭語，以烏克蘭民族主義號召，希望融入歐盟擺脫俄羅斯 控制。東部靠俄羅斯邊境的幾座大城多使用俄語，不少是俄羅斯人移民後裔，多親俄，東部城市例如頓內次和盧干斯克，甚至是蘇聯時期的工業重鎮，文化上也非常 接近。從2010年總統選舉得票率就可以略知一二，東西分裂的態勢十分明顯。

歐盟東擴烏克蘭面臨抉擇

冷戰初期美國為防禦蘇聯的擴張，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作為民主陣營的前線。但另一方面加入北約的歐洲各國為了不被美國完成控制，開始了經濟整合，德法為核心的歐洲共同市 場，開始解放各國邊境。伴隨第三波民主化以及冷戰的結束，共同市場加入更多與前蘇聯友好的國家。2003年歐盟東擴更加入了部分巴爾幹半島的國家，在歐盟 政治整合過程中，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CFSP）成為第二支柱後，歐盟外交政策關心的對象逐步轉向中（東）歐和前蘇聯地區。但這樣轉向也使俄國感覺芒刺在背。
2004年東擴後的歐盟因為邊界改變，必須重新界定鄰國關係，特別是前蘇聯區域和巴爾幹半島國家，這對歐盟來說是一個新的挑戰，但同時也為深化與東 部鄰國的關係提供了機會。歐盟決定進一步加強與東歐及巴爾幹半島國家的夥伴關係，以促進歐盟周邊的安全、穩定與繁榮。在這樣的背景下，歐盟推出睦鄰政策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以下簡稱ENP)。但早在1994年烏克蘭就與歐盟簽訂《夥伴合作協定》，但是歐盟一直都未給予烏克蘭歐盟準會員國或連繫國的資格，雙方關 係的進展，因為烏克蘭入盟問題出現瓶頸。
睦鄰政策的推動是為舒緩前蘇聯會員國與巴爾幹國家申請加入歐盟的壓力，2003年歐盟東擴後，雖然市場大幅開放，但因為人員、貨物、資本、服務的流 通使得區域內發展需要進行進一步調整，大量的東歐移民與巨額的協助發展基金都成為西歐國家的壓力，2004 年前後歐盟境內走私偷渡有增加趨勢，東擴前兩年阿爾巴尼亞一地即約有 1 萬 3000 人透過非法管道轉運至英國等地，來自烏克蘭與俄羅斯等地的人口偷渡數量更大。研究指出，每年約有 50 萬名婦女（志願或非志願）到歐盟國家從事賣淫工作，復加上從環地中海等各地區，其偷渡總數應已超過百萬²。
如果持續東擴歐盟將和俄羅斯接壤，歐盟如何設定安全戰略都是烏克蘭等國無法加入歐盟的關鍵因素，因此歐盟也嘗試先與烏克蘭等國建立經濟合作關係，一方面可以一邊走一邊看。但是2013年烏克蘭宣布廢棄與歐盟間的協議卻讓歐盟與俄羅斯潛在衝突浮上檯面。

基輔革命後的國際局勢

烏克蘭的危機破壞了當前的權力均衡，也衝擊目前了國際體系，不但超強美國要調整戰略，區域強權俄國、歐盟甚至中國都會因為這次的革命受到影響。北約 原本的歐洲會員國大致與歐盟會員國相同(除了土耳其)，2003年的歐盟東擴，北約也隨之東擴，而北約的東擴與歐盟的東擴對俄羅斯來說更是威脅的擴大。因 此當烏克蘭發生暴動後，俄國也是最積極介入的國家，普亭知道一旦北約或美國介入後，俄羅斯的防線就要退後，也將使克里姆林宮成為前線。俄羅斯曾經在 2006年及2009年切斷經過烏克蘭的天然氣供應，雖然俄羅斯是以合約未談成為藉口，但是實際上也懲罰烏克蘭與西方國家走得太近。
在俄國支持克里米亞公投後，俄羅斯與歐盟在東歐的權力失去平衡，原本以烏克蘭作為緩衝區，讓雙邊不會正面接觸，但是在烏克蘭危機之後，雙方未來可能 持續在巴爾幹半島與東歐進行爭奪。由於歐盟與俄國存在前述的衝突，身為北約主要成員的美國勢必將在未來與俄國在東歐議題上有衝突，也因此在國際權立平衡裡 中國又回到樞紐角色。目在歐債危機後，中國對歐洲的紓困讓中歐關係如膠似漆，加上美國需要中國力量平衡俄國，因此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角色會更顯重要。烏克 蘭的危機讓原本的國際勢力改變，未來以中國維樞紐的局勢成形後，美國如何再平衡也考驗美國的外交智慧。

結論

烏克蘭基輔革命對2014年的世界格局產生了劇烈的影響，在強人普亭的領導下，俄羅斯再度躍上歐洲主舞台，烏克蘭不僅涉及俄羅斯根本的利益，一旦烏 克蘭西傾，俄羅斯在中東歐的影響力將大幅削弱，這也是為什麼俄羅斯對烏克蘭議題格外強勢。另外目前東烏克蘭戰事未歇，歐美俄三方相互經濟制裁的因素下，對 未來的世界態勢埋下了隱憂。烏克蘭絕對值得我們持續關注，這不僅涉及大國角力，也勢必影響將來十年的世界局勢發展。

1. CASE OF TYMOSHENKO v. UKRAINE,Application no. 49872/11, 30/04/2013 []
2. 楊三億(2008)，歐盟睦鄰政策與其對烏克蘭政策實踐，《問題與研究》，頁107 []
3.  http://www.insight-post.tw/%E6%94%BF%E8%AE%8A%EF%BC%9A%E6%90%96%E6%90%96%E6%AC%B2%E5%A2%9C%E7%9A%84%E6%94%BF%E6%AC%8A%E5%80%91/20141117/10719

秦晖：乌克兰问题解析 难有赢家的"欧罗迈丹"

【秦晖：乌克兰问题解析】难有赢家的"欧罗迈丹"

　　 曾因2004年"橙色革命"令全球关注的乌克兰近来又出现惊人的政治剧变：去年11月21日因亚努科维奇总统中止"入欧"进程而引发的大规模抗议，即"欧罗迈丹"（Euromaidan，由"欧洲"和"广场"两词根缀合成的一个新词，目前它已经进入英、德等语）运动在3个月间愈演愈烈，发展成全面反对亚努科维奇政权的群众性街头运动。

　　 头两个月运动还是和平进行的，各方都能保持理智和克制。但进入2014年后便逐渐失控，1月22日示威者与警方在基辅格鲁舍夫斯基大街的冲突开创了死亡记录，3名示威者被打死，另一名前一天被捕的示威者当天被发现弃尸于市郊。暴力引起了更大规模的抗议，对抗日益升级，并于2月18日演变成大规模流血冲突。最近的调查列举了有名有姓的平民遇难者102人，其中100人属抗议者，一人是围观者，一人为抗议者所杀，另有16名警方人员遇难，其中11名的姓名及死因已经公布。

　　 亚努科维奇至此身败名裂。他在事件初期还是理智的，后来就恼羞成怒，先派其亲信控制的"金雕"特警队进行镇压，但未成功，又多次下令调派军队镇压，军人却拒不奉命。黔驴技穷的亚努科维奇不得不步步退让，街头的群众却越来越激进。2月21日亚努科维奇终于落荒而逃，议会随即于22日凌晨以"总统不知去向"、"不能履行其职责"为由高票通过罢免总统、提前大选的决议。乌克兰又一次出现了通过街头运动实现政权更迭的异常现象。而俄罗斯则出兵乌克兰克里米亚，使乌克兰事件进一步升级为国际危机，令全世界深感忧虑。

　　 对于这样的现象，我想没有人会感到高兴。同情民主反对专制的人会为乌克兰民主化进程走了20年后还会发生如此乱象而痛心。

　　 无论人们对亚努科维奇或是季莫申科等人及其主张有什么看法，他们毕竟都曾经是通过公认的民主程序产生的总统或总理，怎么会闹到这样鱼死网破、举世震惊的地步？如果说2004年事件的是非还是比较清楚的，事件的善后也还差强人意（事件规模虽大却滴血未流，亚努科维奇作弊事实最后也几乎被公认，但他虽然因此落败，却并未断送政治生命，几年后还是在中规中矩的民主选举中上了台），那么这次的事件显然双方都有出格之处，善后也非常困难。

　　 就外部而言，俄罗斯对乌克兰"变天"固然气急败坏，乃至公然出兵干涉，但这肯定不是它最初的打算；欧美当然对亚努科维奇中止与欧盟签订联系国协定不满，乐于见到反对派得势，但也只是想延续乌克兰入欧进程，欧债危机中尚未恢复元气的欧盟并未准备好立即接纳乌克兰，更不想也没有能力接过一个因政治"休克"和俄国制裁导致经济崩溃的烂摊子，更何谈为此与俄罗斯进行军事对抗了。
　　
众叛亲离的"铁腕"总统

　　 而更重要的是，整个事件的过程显示出双方的首领似乎都约束不了自己的追随者：

　　 一方面，尽管国内许多亲俄网民对反对派如此"闹事"而当局却收拾不了很为不解，乃至埋怨亚努科维奇"软弱"、"右倾"，其实亚努科维奇并非心慈手软之辈，他早就想使出"铁腕"了。但是尽管乌克兰军队的最高层都是亚努科维奇上台后这几年新换的，却没人接受他出兵镇压反对派的命令。

　　 2012年亚努科维奇刚提拔的乌军总参谋长弗拉基米尔·扎曼纳将军出身于前苏军驻东德的精锐坦克部队，接任他的尤里·伊利英将军原是苏军黑海舰队的海军军官，而且出生于白俄罗斯而非乌克兰，从履历看他们都绝不可能"亲欧反俄"，只可能相反，亚努科维奇也正是因此提拔他们的。但是他们都拒绝了亚努科维奇要他们镇压的命令。

　　 先是扎曼纳因"不支持对示威者使用暴力"被撤职，亚努科维奇指派伊利英代替他，而伊利英更明确宣布："作为一名军官，除了忠诚和确实地服务于乌克兰人民外我看不出有什么别的选择，我没有，也绝不会发布任何犯罪的命令"，军方旋即宣布中立。伊利英在政权更迭后即被解职，也可见他与反对派其实毫无瓜葛。但他宁可丢官也不愿把军队用于对内镇压，与先下令屠杀、后落荒而逃的亚努科维奇相比，他们究竟谁是"男儿"？

　　 军方不奉命，亚努科维奇只能靠"金雕"特警，可是尽管基辅的"金雕"早在年前11月30日就奉命开始以暴力驱散示威者，却因势单力孤收效不大。年后1月27日当局给他们大幅度加薪，并把人数扩充6倍，达3万多人，但重赏之下难有勇夫，除基辅的"金雕"开枪镇压打死不少人外，各省"金雕"仍然观望，西部一些省的"金雕"甚至在基辅开枪后发生倒戈、哗变，使反对派控制了当地局势。

　　 政权更迭后"金雕"成为众矢之的，被临时政府下令解散并宣称要追究责任，此举应该说很不明智。其实3万"金雕"如果都听命于亚努科维奇，即便军方中立，反对派也不可能成功。把他们都赶到对立面，致使一些人逃到克里米亚投奔俄军，新政权这样做是很愚蠢的。

　　 军人抗命，特警怠工，亚努科维奇的党政骨干更是众叛亲离。2012年选出的本届议会（最高拉达）中，亚努科维奇建立的地区党本是第一大党，有208名议员，但"欧罗迈丹"刚发动，就陆续有议员退黨。去年年底地区党议席降至204名，今年1月开始流血后，退黨潮加剧，到2月21日降至177席，已经和议会中反对派主要三党的议员数相当，而且更重要的是未退黨的议员也纷纷改变立场。

　　 22日议会开会时，参会的38名地区党议员有36人赞成罢免亚努科维奇，只有2人未投票。次日地区党正式声明开除亚努科维奇，谴责"亚努科维奇和他的小圈子"发布"罪恶命令，导致人类受害，国库空虚，债台高筑，使党在乌克兰人民和整个世界面前丢人现眼"，并感叹党已被亚努科维奇绑架，"成了一个腐败家庭的人质"。2月24日地区党议会党团领袖阿列克·叶夫列莫夫宣布：地区党正转为反对派。而77名国会议员已在18日后的几天内退出地区党。25日，前总理基纳赫等32名前地区党议员宣布成立新党"经济发展党"并与亚努科维奇决裂。

　　 显然，亚努科维奇的阵营已经土崩瓦解。22日后他逃离基辅跑到东部俄语区各省，那里通常民众亲俄，地区党实力强大，但他在那里也未能找到立足之地。在哈尔科夫他不敢公开露面，只是开了个事后播出的室内会议，在更东边"更亲俄"的顿涅茨克、他本人早年的发祥地，他更是连室内会议都没开就悄然离去，而且想从那里出境赴俄也被堵回。甚至到了俄族人控制的克里米亚他都不敢见人，而是径直到了俄军基地附近才解散了自己的卫队，转头进了俄军的地盘。后来俄罗斯之所以直接出兵，正是因为其"代理人政治"已经完全瘫痪，不得不自己走到前台了。
　　
"见好不收"的反对派

　　 但是另一方面，反对派的组织程度也是相当的差。整个运动由许多党派组成，从左派的社会党到极右的乌纳翁索 （UNA-UNSO，"乌克兰国民公会-乌克兰民族自卫"的简称，一个由退伍兵发起的极端民族主义派别），从国会中有相当影响的三大反对党（祖国党、乌克兰改革民主联盟和斯沃博达党）到无数院外小党派、非政党类型的NGO和其他民间团体，从基辅市民到各省人士，尤其是基辅市中心"广场运动"的几十万参加者到中后期约有半数是来自基辅以外的乌克兰各地——这是现代史上首都广场运动旷日持久时常见的一种现象。

　　 这些外地参与者如果不是当权者纯粹用钱雇佣来做戏的，而是真正"热血沸腾"、不惜劳顿远道前来的"愤青"，就往往会比本地市民更激进，有"既然来了就不能无功而返"的劲头，同时也更不受本地反对派组织的控制——或者说，本地反对派只有迎合他们，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他们。如果本地反对派中也存在影响力竞争，而且又缺乏像曼德拉那样拥有强大道义资源和"受难圣徒"形象的人物来呼唤理性，那就很容易出现哗众取宠、"比赛激进"的场面，造成"见好不收"、难以妥协的困境。

　　 整个"欧罗迈丹"运动中反对派的代表曾与亚努科维奇当局不断谈判，并且多次达成妥协。前期的妥协可能是亚努科维奇的缓兵之计，但2月16日、21日的两次妥协是在亚努科维奇逐渐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达成，他显然是大势已去，几乎接受了反对派的所有条件，很难说还是缓兵之计了。然而当反对派代表到广场上向群众宣布协议时，得到的或者是"群情振奋，要求乘胜追击"的欢呼，或者是不屑妥协、不满代表"软弱"的嘘声，唯独很少对妥协的响应。

　　 事实上，2月22日议会所做的各项决议，大都是前一天反对派代表、亚努科维奇本人与波兰、法国和德国的欧盟调停人三方签署的协议内容：恢复2004年议会制宪法，年内提前大选，通过新选举法并成立（不受当局控制的）选举委员会，否决紧急状态，释放被捕者，政府、反对派与欧盟三方联合调查流血事件真相，抗议者撤出占领的公共建筑，没收非法武器。反对派的胜利是那么明显，以至于俄罗斯调停人拒绝签署这个协议。议会后来调整的无非是把年内大选确定为5月25日。协议未提到的释放季莫申科其实也是顺理成章（54个地区党议员和32个共产党议员都投了赞成票，反倒是反对派议员有个别不赞成）。而由于亚努科维奇逃走，程序复杂的弹劾总统变成了简单的罢免总统。

　　 可以想见，如果反对派能够在协议签署后迅速履约撤出公共场所，不给亚努科维奇以逃走的借口，他留在基辅议会同样会通过除罢免他之外的各项决定，而弹劾他则因程序复杂不可能很快进行。这样到新大选时他再下台，整个程序就会完美无缺。俄罗斯再恼羞成怒也难找到干涉的借口了。

　　 但是协议在广场宣布时遇到的嘘声、获释的季莫申科到场号召民众坚持不撤、秩序恢复的缓慢和胜利者报复的威胁，都使得亚努科维奇不但有了逃走的理由，而且后来还反过来指责反对派并未接受先前的协议。尽管我们可以相信，即便那样，亚努科维奇还是会出走，俄罗斯还是会干预，但那就更显得强词夺理了。

　　 曾经有段著名的对话："为什么广场运动总是以（被镇压）失败告终？""因为不失败它是不会告终的。"当然这里通常指的是专制国家，其实在专制国家也有以全胜告终（专制者被推翻）的事例，但应该说，在专制国家广场运动的确很少以妥协告终。不过民主国家就不是这样，民主国家的广场运动，从当年英国的"宪章运动"，1963年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1968年的巴黎学潮，世纪之交西雅图、巴塞罗那等地的反全球化大示威，到前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都是在既没有"胜利"也没有被镇压的情况下告终的。

　　 问题在于，今天的乌克兰已经不是个专制国家，实行民主政治已经20多年了。尽管其民主制度还远谈不上完善，但已经不能说那里还是专制制度。亚努科维奇2010年上台后把议会制宪法修改为总统—议会制宪法固然增加了他滥权的可能，但即便是完全的总统制宪法，在民主国家也并不总是与民主抵触而不可接受的。亚努科维奇作为个人可能贪腐，可能滥权，甚至可能（在亲欧疏俄的乌克兰人看来）"卖国"，但"欧罗迈丹"之前的乌克兰国家基本上还是个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并不是不会有广场运动，但这类运动在民主条件下通常都能够"见坏就上，见好就收"。乌克兰人为什么就不是这样呢？"欧罗迈丹"式的场景如果发生在20年前，它被镇压会引起人们广泛同情和声援，它的胜利会引起人们普遍欢呼，但20年后还出现这样的场面，就未免令人遗憾了。
　　
"政变"还是"革命"

　　 "欧罗迈丹"运动的参与者构成复杂，应该说也是多元化的民主社会正常情况。可是各党领导人甚至对自己的党都很难有效控制，却是乌克兰的特点。而越是难于控制，

　　 越是需要"哗众取宠"，慷慨激昂、不依不饶的越多，理性平和、有理有节的呼声越少。坐了两年牢的季莫申科出狱后呼吁"追穷寇"，与坐了28年牢的曼德拉出狱后呼吁和解形成鲜明对比。

　　 在季莫申科获释、临时政府成立前，反对派经常出面的"三剑客"中，经济学家亚采纽克及其知识界为骨干的乌克兰改革民主联盟应该是西方最为看好的自由民主派政党，但在乌克兰其影响力远不如有争议的季莫申科及其祖国党。另外两位，一个是前拳王克里琴科，另一个是不仅反俄、而且时有反犹太、反波兰言论的极右翼人士贾尼波克，他所属的斯沃博达党常被视为"反俄但未必亲欧"的极端民族主义派别。西方民众和舆论尽管基于普世价值大都同情"欧罗迈丹"，但对这两个人是很有保留的。

　　 历史上广场运动难免有过火行为，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规模宏大，却难得滴血未留，秩序井然，国际上印象很不错。这次就不同了，尽管人们通常都认为（甚至前执政党也认为）亚努科维奇及其受命者应对流血牺牲负主要责任，但示威者中也有打死人的极端分子，有"蒙面人"与特警的武力对抗，则是新政权下的调查也承认的。西方的抗议运动也有"占领华尔街"之类的出格之举，但占领政府机构、焚烧公共建筑就太过分了。俄罗斯对此的愤怒不是没有来由的。

　　 俄罗斯现在说整个"欧罗迈丹"是"暴徒"搞的一场"政变"，在俄罗斯以外同意这种说法的人并不多。因为如果不管价值判断上的褒贬，就事实而论"政变"通常是"体制内"的军政势力搞的流血或不流血的非法夺权。就连俄国的"十月革命"剧变后被不少人称为"十月政变"，也是因为十月前"两个政权并存"状态下，"两个政权"之一的苏维埃已经属于体制内（临时政府从未宣布取缔苏维埃），它用暴力（即非法手段）推翻原来"并存"的另一个政权（临时政府）可以说是"政变"。如果是体制外的势力推翻政权，褒义或不分褒贬的可以叫"革命"，贬义的就该叫"叛乱"了。

　　 乌克兰这次的"欧罗迈丹"是体制外的广场运动施加压力，通过体制内的2月22日议会决议实现的权力更迭。从议会决议来讲，尽管程序有瑕疵（根据2010年宪法议会不能罢免、只能弹劾总统，尽管当时议会已经决定恢复2004年宪法，但亚努科维奇并不承认），但基本应当说是合法的，因为正如议会方面所说：亚努科维奇诚然是民选总统，但他既以出逃来拒绝履行职责，就自然失去了总统资格。然而从体制外的广场压力而言，则确实不仅有合法压力（和平示威），还有非法压力——占领政府建筑、武力对抗警方等。所以西方现在多把欧罗迈丹称为"革命"或"革命与改革的结合"。就事实判断而论，说"欧罗迈丹"是一场"革命"，实比说它是"政变"要合乎逻辑，因为它在体制内程序上说不上非法，但体制外压力则的确有激进、"剧变"乃至流血的特征。

　　 从专制到民主的过渡在逻辑上可以有渐进改革和"剧变"革命的区别，革命也未必是暴力的——剧变也可以是和平的"天鹅绒革命"。但是在民主体制下逻辑上应该是只有合乎程序的政府更迭，而不应有革命的。东欧当年在从极权主义走向民主的过程中大多都是"天鹅绒革命"，可是乌克兰不仅在民主化进程走了20多年后还发生了"革命"，而且还不是"天鹅绒革命"，而是流了不少血，这怎么说也是个不幸的大悲剧。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左右"、"东西"之分，真的无法化解？俄欧争夺乌克兰，真的要明火执仗吗？

　　 现在人们谈到乌克兰的国内斗争，大多承认这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左右"、"主义"之争，而是国家认同上的"东西"之争、"亲欧"与"亲俄"之争。这种说法有道理，但并不尽然。

　　 乌克兰独立以来20多年政治一直不能稳定，但是前十多年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东西之争。当年乌克兰独立时各州都进行全民公决，全乌84.2%的选民投了票，其中92.3%的票赞成独立。与西部几乎全民赞同相比，东南部俄语区的赞成率稍低，但也是压倒优势。如今号称最"亲俄"的最东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州，当时支持乌克兰独立的也占到 83.86%和83.90%，反对者只有13%和12%。连俄罗斯族占绝对优势的克里米亚，甚至黑海舰队官兵，多数也投了赞成票。黑海舰队司令部所在的要塞城市、90.6%的居民讲俄语的塞瓦斯托波尔，57.1%的投票者支持独立，只有39%的人反对。

　　 需要指出的是：与今天的选举结果常受部分人质疑不同，1991年的独立公投至今无人提出舞弊指责。就党派而论，当时从民族主义的鲁赫运动到乌克兰共产党人，各有影响的派别都赞成独立。正如时任乌共中央第一书记古连科称："如果我们不为独立投票，将会是一场灾难。"包括克里米亚人在内，那时谁也不会想到后来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国家认同之争和东西对立。

　　 之所以出现如此强大的独立呼声，主要是由于历史上乌克兰的离心传统和俄苏时期的旧怨，以及因8.19政变陡然升级的对苏联政治风险的担忧，也与乌克兰当时经济和生活水平高于全苏平均值、也比俄罗斯略高有关。苏联解体进程的特点之一，就是越是富裕的共和国越想摆脱"穷亲戚"。最富的波罗的海三国追求独立最早，最坚决，乌克兰次之，最穷的中亚诸国其实是在三个"斯拉夫老大哥"（俄罗斯、乌克兰与白俄罗斯）签订《别洛维日耶协定》决定结束苏联后，才无奈地跟风独立的。

　　 独立公决时的乌克兰人普遍乐观，认为他们和脱离帝俄后的芬兰、脱离苏联后的波罗的海国家一样会变得更富裕。克里米亚的多数俄族人赞成独立，更是出于这种因素。

　　 但实际上，以重工业为主的乌克兰经济在上游（原材料、能源）、下游（销售市场）和中游（技术协作与知识产权共享）各方面对苏联经济的依赖程度，既高于工业不太发达的小国，也高于虽发达但国家小、西方经济体系易于吸纳和帮助的波罗的海国家，更高于本身体量庞大、相对更能自成体系维持一体化的俄罗斯。因此，尽管乌克兰独立后的经济体制转型远远没有那些号称搞了休克疗法的"新欧洲"国家、甚至没有俄罗斯那么激进，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沉重得多。

　　 独立后乌克兰的经济和生活水平很快变得不如俄罗斯，当然更不如已经"入欧"的西邻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这使得一些人，主要是东部俄语居民，对独立产生悔意，出现亲俄情绪，而另一些人，主要是西、中部乌克兰人更急于向"新欧洲"看齐，争取加入欧盟。于是历史上就存在的"东西差异"便被逐渐激活。

　　 尽管如此，很长时间内这种差异并没有在乌克兰政治中成为焦点。

　　 独立后不久乌克兰就陷入党派纷争，但前十年的纷争和其他东欧国家转型期的党派之争没有什么不同，尤其是与俄罗斯内部的党派之争几乎是同步的。1991-1996年，乌克兰政争的焦点是府会（总统府与议会）之争、制宪冲突。与1991-1993年间俄罗斯总统-议会之争导致"炮打白宫"事件相仿，独立后乌克兰也出现总统制还是议会制的对立。苏联时期的1978年宪法已过时，但乌克兰新宪法一直在争论中难产。

　　 1994年俄罗斯的府会之争以叶利钦获胜、通过总统制宪法而告终，乌克兰的府会之争却更趋严重。东部军工企业出身的强人库奇马总统号称是"乌克兰的叶利钦"，要求强化总统权力以加快经济转轨。同样以东部为基地、却抵制转轨的左派（以乌克兰共产党为代表）和以西部为基地的右派则形成反库奇马联盟，利用议会掣肘库奇马。这样的政争既非左右对立，亦非东西对立。库奇马的手段比叶利钦更圆滑，他不用"炮打白宫"的强硬手段，只是合纵连横，分化瓦解，终于在1996年战胜反对派，通过了以总统制为基本原则的新宪法，结束了独立6年来的府会之争乱局。
从府会之争到左右之争：亲俄寡头的崛起

　　 总统制下的乌克兰党争进入第二阶段。正如叶利钦战胜"白宫"后的俄罗斯党争形势变成叶利钦当局与俄共的对立一样，1996-2002年乌克兰的政争也转变为左右之争。这一时期库奇马利用总统制下的强势地位推进市场化经济改革，使经济出现回升。但市场化，尤其是强人主导的市场化，造成寡头崛起，民众不满，给以乌克兰共产党为首的左派反对党积累了深厚土壤。

　　 1994年议会选举，乌共取得96席，加上农民党的19席、社会党的25席，"左派联盟"三党共占有1/3以上议席，社会党主席莫罗兹成为议会议长，议会多数委员会也由左派领导。1998年再次大选，结果更加左倾，乌共得票率达到约25%，比上届多获58席，一党囊括议会全部议席的40%，连同盟友，左派控制的议席已达半数。这是迄今乌克兰政局最"左"的时期，库奇马政府面临左派的强大压力。

　　 由于库奇马所代表的寡头集团主要形成于东部大型国企的私有化过程，而不满私有化的左派基础也主要是东部原国企工人，这种东部寡头与东部草根民众的对立自然属于左右对峙，没有什么东西色彩。而当时的西部"右派"可分为反俄的民族主义者（一般视为"极右派"）与支持私有经济的自由派（一般视为中右派）。西部由于没有东部那样的大型国企私有化寡头，中右派主要是支持中小民营企业的民间自由派。他们在支持市场化改革方面与库奇马接近，与乌共对立。

　　 民族主义的"鲁赫"右派由于在独立之初（库奇马之前的克拉夫丘克时期）执政，成为当时经济大滑坡的替罪羊，影响剧减，在1998年议会中只剩32席，比上届减少60%，几乎退出了主流政治。于是，库奇马联合西部民间自由派与东部寡头自由派，对以乌共为首的左派展开反击。出身东部寡头巨富的亚努科维奇与出身西部经济学家的民间自由派尤先科，后来是橙色革命中的冤家，当时却是站在库奇马一边的盟友。

　　 1999年总统选举，库奇马依靠上述联盟获胜连任，那时经济也止跌回升，库奇马利用民气，不失时机地于2000年1月联合11个中、右党团形成议会多数派，发动"议会革命"，一举从左派手中夺走了议长、第一副议长和议会各委员会的领导职务。4月间，库奇马又发动全民公决，再次扩大总统权力，左派阻止未遂，再受挫折。2002年乌克兰第四届议会选举，乌共只得66席，比上届剧减108席，由第一大党降为第三，可谓空前大败。2006年大选，乌共只获得3.66%的选票，议席更跌到21席。尽管此后稍有上升，终难恢复元气。这期间乌共发生分裂，分离出的小党乌共（复兴）未能进入议会，乌共与社会党关系破裂，农民党则已瓦解。左派总的来讲已经不成气候了。

　　 库奇马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他的"反共亲俄"策略。作为寡头政治家，他在国内坚持推行左派深恶痛绝的经济转轨，国际上却明显"亲俄"，在前南斯拉夫危机、北约东扩、车臣冲突等问题上偏向俄罗斯立场，并与俄罗斯、白俄罗斯一起积极推动独联体内"斯拉夫三兄弟"的"一体化"进程。因此他不仅得到了叶利钦、普京的支持，而且俄乌经济联系的恢复也进一步拉动了乌克兰的经济复苏。由于这种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俄乌经济联系，东南部率先受益，遂使乌共更陷尴尬。

　　 "反右亲俄"的乌共，其反右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多少吸引力，主要是靠"亲俄"吸引独立后吃了苦头的东部选民而一度兴旺。如今"亲俄"的招牌被人夺去，乌共亲俄，俄罗斯却不亲共。无论是"民主派"叶利钦还是"民主倒退"的普京都是打压俄共的，自然也不会喜欢乌共。他们喜欢的是乌共的对手库奇马。

　　 俄共虽然由于思想陈旧，未能像许多东欧的前共产党后继者那样改行民主社会主义后、在"左右轮回"的民主政治中东山再起，但通过淡化意识形态、转向"爱国"和民族主义，俄共还是保持了相当的支持率。乌共却由于"亲俄"，在乌克兰根本不可能树立"爱国"及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形象，其尴尬自然更甚于俄共。作为共产党不能像俄共那样打"爱国"牌，作为"亲俄"者又无法与库奇马争风，乌共前景黯淡是难免的。
"东西"之分，真的无法化解？

　　 但是，使乌共无法仿效俄共的上述原因，同样也使库奇马难以比肩叶利钦和普京。

　　 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原因，在俄罗斯1990年代共产党与民主派的斗争结果是谁也没能取胜，从叶利钦后期到普京的俄当局固然是逐渐背离了民主派的初衷而走上"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强人政治之路，俄共也没能靠意识形态取得复兴，其支持率自叶利钦后期达到峰值后就不断衰落，只能靠"爱国"民族主义维持最大反对党地位。于是俄罗斯的政治从府会之争、左右对峙之后，到普京时代进入了第三阶段，即以民族主义旗号求同存异，在民主虽有相当程度倒退但仍然保持多党议会政治的状态下，实现了剧变后从未有过的政局相对稳定。

　　 然而，如果说乌克兰的前两个阶段与俄罗斯相当类似，进入第三阶段后却与俄罗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政局不是趋于稳定，而是越来越乱。道理很简单：乌克兰的民族主义不是"亲俄"而是"反俄"的。在俄罗斯，普京可以靠民族主义掌权，俄共可以靠民族主义当反对派老大，但库奇马与乌共的"亲俄"却使他们谁都不可能拉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大旗当虎皮。

　　 在左右对峙阶段，库奇马的"反共"使得西部民间自由派与东部寡头自由派互相靠近，而西部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至少也不会以库奇马为头号敌人。但是乌共这个对手衰落后，库奇马的"亲俄"却引起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强烈不满，民间自由派与寡头自由派也转趋对立，以中西部乌克兰为基地的民族主义者和民间自由派在"亲欧疏俄"的立场上联合起来，与寡头自由派控制的东部地区矛盾越来越凸显，终于酿成了以东西之争为背景的"橙色革命"。

　　 早在库奇马当政后期，他不断强化总统权力的做法已受到关于"民主倒退"的批评，但新的抗争不再有"左右"分野。这是因为库奇马"亲俄更亲寡头"的政策虽然迎合了东部亲俄倾向，却打击了反寡头的、除乌共以外的左派，同时亲俄太甚引起具有反俄传统的西部"右派"不满，"民主倒退"更引起中右的自由民主派和中左的社会民主派共同反感。于是乌克兰又出现了"左右"混合的反对派运动。

　　 2001年乌克兰发生反对库奇马的三·九政治风潮，但过去领头反库奇马的乌共并未参与，反而与库奇马同受冲击。社会党成为反库奇马运动的左翼，而右翼则是从"鲁赫"衍生的西乌克兰民族主义者。2001－2002年间政治风波不断，尤先科总理与库奇马分手。在宪法规定总统连任只能一次、2004年必须交班的情况下，库奇马开始培养东部亲俄寡头、顿涅茨克州州长亚努科维奇为接班人，继2002年任命其为总理后，2004年又支持其竞选总统，从而由"大选舞弊"风波引发了那年的"橙色革命"。

　　 橙色革命意味着乌克兰政治进入了俄罗斯支持的东南部势力（以亚努科维奇为代表）和先前反库奇马的"左右联合反对派"形成的亲欧西部势力（当时以尤先科为代表）的对垒状态。"东西对立"具有更多的民族矛盾性质。笔者曾指出与"阶级矛盾"联系的"左右对立"相比，民族对立与国家认同的对立是更难化解的。而俄、欧各拉一边使问题更难解决。

　　 即便比"左右之争"更难化解，这"东西对立"也不是一开始就你死我活的。甚至"东西"阵营的边界那时也不是很分明。不仅亚努科维奇和尤先科几年前都出自库奇马麾下，橙色革命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季莫申科也曾在库奇马时代当过副总理。乌克兰那时毕竟已经搞了十几年的民主政治，人们并非不了解妥协和多元化的必要。橙色革命虽然是亚努科维奇败北，但正如一位俄罗斯评论家所说："所谓的亲俄候选人，如果他只以微弱多数获胜，他的胜利就会有争议，这使他无论如何不会像原先承诺的那样奉行亲俄路线。亲西方候选人也一样，如果他也以微弱多数取胜，他的胜利同样会有争议，他也永远不会奉行反俄政策。"
"亲俄"与否的模糊性：季莫申科的角色演变

　　 橙色革命后亚努科维奇仍是亲俄派领袖，而橙色阵营却很快发生了分裂。最近我国网上有个"亲俄"热帖《季莫申科的十年》说："2004年前任总统尤先科和她一起搞掉亚努科维奇，2005年尤先科和亚努科维奇搞掉她，2007年尤先科和她搞掉亚努科维奇，2009年尤先科和亚努科维奇搞掉她，2010年亚努科维奇和她搞掉尤先科，2011年亚努科维奇把她送进监狱，2014年亚努科维奇逃亡，她又回来了。"

　　 这个贴子有许多事实错误：橙色革命时尤先科并不是什么前总统。革命后尤先科与季莫申科确实很快分道扬镳，2005年尤先科以重组政府免去季莫申科的总理之职，提名自己政党的叶努哈罗夫接任，但谈不上联合亚努科维奇，只是次年议会选举中尤先科自己的政党大败，依宪才不能不提名议会第一大党而且能形成执政联盟的亚努科维奇组阁。

　　 2007年因政治僵局提前再选议会，亚努科维奇的地区党仍是第一大党，但因无人愿与之结盟、凑不成多数无法组阁（主要是上年与亚氏结盟的共产党与社会党这时都已与他闹翻，所以要说这次亚氏下台有谁助了尤先科一臂之力，与其说是季莫申科，不如说是乌共），尤先科遂再度提名第二大党且有能力结盟执政的季莫申科。这时尤先科的"我们的乌克兰"党已濒解体，其后继派别有的支持季莫申科，但并非季的主要盟友。至于"2009年尤先科和亚努科维奇搞掉她"则纯属子虚乌有。事实是季莫申科作为总理一直执政到2010年，才因亚努科维奇赢得总统大选后另组政府而被迫下台。

　　 在这次总统大选中尽管尤先科与季莫申科是各选各的，但他们都没有帮亚努科维奇。当时尤先科的得票数已无足轻重（到第二轮选举时，已被淘汰的尤先科的支持者基本上都投了季莫申科的票），季莫申科是亚努科维奇的主要对手，后者以微弱多数胜了前者，这怎么是"亚努科维奇和她搞掉尤先科"？倒是该贴没有提到"2011年亚努科维奇把她送进监狱"时尤先科曾经出来作证。但尤先科要证明的恰恰是季莫申科与俄罗斯商定的天然气价格太有利于俄罗斯，而亚努科维奇当局也恰恰是以这个"亲俄"罪名判了她的"渎职罪"。如此说来，这件事情上倒是亚努科维奇在"反俄"了。

　　 但这个热帖的确反映了2004-2011年的乌克兰政局敌友多变，分合不常。甚至亲俄与否也不能一概而论。就以季莫申科和亚努科维奇而论，公认为"反俄"的季莫申科其实出生、成长、受教育都在东部俄语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而且也是从被东部俄语选民（基洛夫格勒州1996年）选进议会开始涉足政坛。

　　 季莫申科自谓过去一直讲俄语，只是在加入政府后才学讲乌克兰语，但俄语仍比乌克兰语流利。另一方面，亚努科维奇虽为公认的东部寡头，与俄罗斯关系千丝万缕，但他在与俄天然气谈判中的立场似乎比季莫申科更强硬。而乌克兰"入欧"进程，虽然"西部人"嚷嚷很早，实际谈判恰恰是在亚努科维奇任总理和总统期间开始的，而且在他2013年11月中止进程引发大乱之前进展也不能说慢。

　　 所以，尽管"西部亲欧，东部亲俄"的矛盾确实很难化解，但这次危机之前也并不是壁垒分明，你死我活。我国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俄罗斯支持的人一定偏左，西方认可的人就是右派。其实亚努科维奇"亲俄"是否一贯尚可讨论，他作为对东部大型国企搞权贵私有化而形成的寡头巨富群体的代表倒是更为鲜明。尤先科主张市场经济很明确，但也提出对某些大型国企（如克里沃罗格化工厂）私有化黑幕要立案调查。

　　 倒是季莫申科虽然也是富豪而且引起非议，但她从流通领域（从开录像带出租连锁店到倒腾天然气）发家，对大型生产性国企私有化则一向指责甚厉，乃至主张全面清算。她任总理时，曾计划将3000个公司重新收归国有，但未及实行就被解职。她也反对乌克兰天然气运输系统私有化。部分乌克兰政治家与学者认为她的政策属于国家社会主义。其实社会主义倒未必，说她有浓厚民粹主义色彩应该是对的。

　　 不仅如此，季莫申科最初参加橙色革命主要也并非出于"东西"情结。无论她是否是"真正理想主义者"，也无论她自己的财富是否清白，至少作为一个选举政治家（所谓政客），她当初反亚努科维奇的理由确实是以民粹主义价值观来清算亚氏的权贵私有化，而很少提及"东西""欧俄"问题。

　　 由于季莫申科早期的东部背景，更由于她在格鲁吉亚事件中持现实主义的低调态度，反对尤先科严厉指责普京侵略（实际上却无力支援格鲁吉亚）的做法，以及她在进口天然气谈判中被认为是屈从俄罗斯的态度，在橙色革命后普京甚至一度很看好她。当时俄罗斯认为亚努科维奇已经玩完，季莫申科可能是替代的亲俄派，因而对她评价甚高，在她与尤先科的矛盾中更是偏向于她。但是后来季莫申科不像真正亲俄，更没想到亚努科维奇很快东山再起，并且狠整季莫申科。普京权衡后还是觉得应该在亚氏一方押宝。但季莫申科成为"反俄英雄"显然也不是必然的。

矛盾为何突然激化？

　　 事实上，"东西之争"激化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外部条件。2008年俄罗斯对格鲁吉亚人用兵，严重加剧了多数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疑惧。他们觉得没有西方的保护就随时可能被俄罗斯吞噬。不久后全球金融危机波及乌克兰，乌经济遭受重创。人们又从经济上更加感到乌克兰需要保护。但到底向东还是向西寻求这种保护，对立就更加凸显。应该说如果两边都能给予保护，所有乌克兰人都不会反对。但如果二者只能得一，那么亲俄乌克兰人的危机感就远不如亲欧乌克兰人。因为有了格鲁吉亚事件的教训后，前者尽管亲俄，却并不担心欧洲会侵略乌克兰；而后者不但亲欧，还非常担心俄罗斯的霸权威胁乌克兰的生存。至于入欧还是靠俄，哪边获得的经济利益更大，反倒是次要的。

　　 今天我们这里常有些自作聪明者算计欧盟能够给乌克兰的好处是否足以弥补与俄罗斯交恶会带来的经济损失。这样的论证如果说在格鲁吉亚事件以前还能有点说服力，在此以后就会被嗤之以鼻了。

　　 所以加快入欧对于亲俄乌克兰人的刺激，远不如中止入欧对亲欧乌克兰人的刺激大。亚努科维奇如果只是亲俄，东部人会支持他，而西部人的抵制也是有限的，这就是他在"橙色革命"后能够东山再起的重要原因。但是亚努科维奇如果绝欧，西部人就要拼死反抗，而东部人倒不见得会大力支持他——欧罗迈丹之后亚努科维奇在东部也无法立足，连地区党也抛弃了他，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而对于这一点，恐怕俄罗斯与亚努科维奇自己都没有充分的估计。亚氏贸然绝欧，点燃了火药桶，欧罗迈丹运动就这样爆发了，而且其力度是出乎他们预料的。于是运动一起，亲俄派就节节后退，但运动却"见好不收"，终于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局面。

乌克兰民主的"哥萨克传统"

　　 当然，"见好不收"的也不仅是"亲欧"一边，亚努科维奇也是个报复心很强的主儿。2010年他刚当上总统，次年就把季莫申科判刑入狱，乌克兰国内和国际上都广泛地认为这是一场"政治审判"。这不是说早年贫寒、开录像带出租店起家、后来暴发成"天然气公主"的季莫申科致富史就没有嫌疑之处，问题是亚努科维奇这些通过大型国企私有化暴发的东部寡头在一般公众看来更黑，而季莫申科就是以声言追究寡头私有化黑幕而声名鹊起的。2010年总统选举中她仅以3%之差负于亚努科维奇，亚氏一上台就逮捕、审判季莫申科，当时指控她涉嫌贪污乃至谋杀等一系列大罪，但审了一年半，这些嫌疑仍未能证实，最后司法当局宣布对她的"十宗罪案"乃至"更多的罪案"仍然继续调查，却单独以她主持俄乌天然气进口谈判接受了俄国的高价这样的理由先判了她"滥用职权"，服刑7年。这个审判令举世哗然，被指责为"选择性执法"、"政治迫害"，不仅在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西方国家遭恶评，甚至俄罗斯舆论也有非议，欧洲人权法院、欧洲议会以及国际透明组织、自由之家、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等国际NGO组织都强烈抨击这一审判。与此同时，亚努科维奇当局还对季莫申科阵营的人，包括她的政治盟友、同僚、军人和她聘请的律师也进行类似的追查和审判，同时却对自己阵营的腐败案百般包庇。无怪乎季莫申科获释后来到广场上也要号召其追随者"宜将剩勇追穷寇"，穷究亚努科维奇党羽了。

　　 像这样不依不饶的做法，政治就很难稳定。但为什么乌克兰政治中的各方都喜欢这么干？本文前述格鲁吉亚事件后的危机感，国家认同和民族矛盾相对于"左右"矛盾而言的非理性都是原因。但是，在乌克兰悠久的历史上这种现象屡见不鲜，使人觉得"哥萨克传统"的因素也不能被忽视。

　　 人们谈到俄罗斯实行民主制度的困难，通常都要提到俄国历史上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的悠久传统。乌克兰政治长期以来受到俄罗斯影响，甚至如前所述，2004年以前的党派斗争模式演进都类似于俄罗斯，但是从形式上看，乌克兰人的文明史似乎与俄罗斯截然相反，自从"乌俄共祖"的基辅罗斯时期结束、乌克兰人作为有别于东北罗斯（莫斯科罗斯，即后来的俄罗斯）的族群形成自己的特性以来，就从来没有经历过自己的君主专制制度。除了受到外族（俄罗斯、波兰、奥斯曼土耳其等）奴役外，乌克兰人的"自治"历史一直是追求"自由"与"民主"的历史。可以说，除了宪政（契约、妥协）的要素比较缺乏外，要讲自由、民主精神，在喀尔巴阡以东的欧亚地区，恐怕没有谁比乌克兰人更突出的了。

　　 乌克兰的历史与"哥萨克"这个族群-集团密不可分。可以说，历史上的哥萨克并非就是乌克兰人，但是历史上的乌克兰人就是哥萨克。"哥萨克"一词源自突厥哈扎尔语，意为"自由自在的人"。14世纪以后在莫斯科公国向沙皇俄国专制制度演变、16世纪后俄罗斯农民逐渐农奴化的过程中，那些不愿臣服于专制君主、不肯作为农奴侍奉主人的人们，纷纷以类似我国历史上所谓"盲流"的形式逃往"边疆"，在黑海北岸的南俄大草原地区寻求"自由自在的"生活。这片广袤的土地当时处于俄罗斯、波兰-立陶宛、土耳其、瑞典等几大强国势力的交界处，历史上多次成为欧亚大陆民族大迁徙时突厥语游牧民族来往的通道。这些向往自由的斯拉夫流浪者与之相结合，就以突厥语自称"哥萨克"了。而他们生存的"边疆"就是"乌克兰"（斯拉夫语"乌克拉伊那(украйна)"就是边疆之意。

　　 大家可能记得十年前，南斯拉夫地区战乱时，克罗地亚一些塞族人在克国与波黑交界地区成立过"克拉伊那塞族共和国"，"克拉伊那(крайна)"与"乌克兰"其实都是"乌克拉伊那"的方音，指的都是"边区"），于是，指地的"乌克兰"与指人的"哥萨克"相表里，就成了这些"自由自在"生活在"边疆"的人们的认同符号。

　　 当时，这些"自由自在"的"边疆"人处在周边几大国管不着的几近无政府状态中，亦兵亦农，彪悍尚武，流动性强，形成类似绿林好汉式的群体，自己推举"头领"（音译"盖特曼"）实行自治，其代表性的聚落就是15-16世纪第涅伯河中游的"扎波罗热营地"和17世纪在相距不远处的"齐吉林营地"。与突厥人的世袭酋长不同，这些绿林好汉们不接受世袭制，他们的"盖特曼"是以"齐吉林哥萨克人大会"的方式推举产生，可以说是一种"军事民主制度"。自由自在的哥萨克"民主选举"盖特曼，既没有君主制也没有农奴制，这种军民合一部落形式的自治体，对外"自由"，对内"民主"，部落的各级盖特曼对下负责而不受上面任命。在军事化部落内部讲究严格的集体一致，与尊重个性的近代自由制度和公民社会有很大区别，但作为前近代传统，它与俄罗斯本土的农奴制和帝国官僚制也十分抵触。这种"自由民主"传统一直延续到18世纪后期哥萨克地区被沙俄帝国完全吞并，盖特曼自治传统被废除。但是此后他们反抗专制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他们反抗过土耳其人、波兰人、尤其是统治他们最久的沙俄帝国，二战中又反抗过德国纳粹，这一切都是为了捍卫他们珍爱的"自由民主"。

　　 正是这种传统，使乌克兰人难以接受俄罗斯普京时代的"民主倒退"。可以说，从剧变后头十年乌俄政治几乎同步演变，到2000年后乌俄政治趋势渐行渐远，"东西矛盾"逐渐突出，乌俄关系时好时坏，而总的趋势是趋于恶化。除了民族矛盾和国际地缘政治的因素外，乌克兰人的"民主传统"与俄罗斯的"民主倒退"也是一个不能无视的因素。而西方之所以同情乌克兰，当然有排挤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考虑，但是基于普世价值观对乌克兰民主制度的支持，肯定也是原因之一。

"哥萨克传统"的三大弊病

　　 然而"哥萨克民主"的传统毕竟不是近代的宪政民主。从某种意义上说，俄罗斯人摆脱君主专制传统走上稳定成功的宪政民主制度固然不容易，乌克兰要摆脱"哥萨克民主"的传统弊病而实现宪政民主的稳定成功，困难也不小。

　　 在今天的历史书中，17世纪乌克兰的盖特曼政治被归类为"共和制"，而与"哥萨克民主"相表里，但实际上这种来自绿林好汉的民主共和与现代的民主共和国有很大的不同。具体地讲，就是"哥萨克自由"不重视"群己权界"，"哥萨克民主"有多数决定但缺少尊重少数的传统，也不大容得下反对派。而"盖特曼政治"还有与周边强大势力结盟进行内部斗争的传统，这在历史上更使乌克兰人大吃苦头。

　　 "哥萨克自由"不重视群己权界，使得乌克兰的政治传统中易于接受多党制但很难形成西方那种"左""右"派。西方成熟民主政治中的左派，即社会民主主义类型政党，主张群域较大的福利国家。右派即自由民主主义或自由保守主义类型政党，主张己域较大的自由竞争体制。但是无论群己孰大，权界都是清楚的。而乌克兰的众多政党中能成气候的大都是民族主义类型的政党，自由党类型和社会民主党类型的政党很难发展。社会民主主义类型的乌克兰社会党在独立之初一度很有声势，其领导人莫罗兹在库奇马时代曾经是左派第一明星，但后来就逐渐衰落，如今已经连乌共都不如。乌克兰共产党的保守理论家曾从教条出发，认为乌克兰"阶级斗争"高度尖锐，所以不可能有社会民主党式的"温和左派"的发展空间。其实乌克兰独立后，从来没有什么像样的劳工运动，何有尖锐的阶级斗争可言？

　　 而自由民主党类型的"右派"在乌克兰更难找，通常只是民族主义政党中有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已。历史上的哥萨克曾经有相当长时期东西分裂，东部的"自由哥萨克"不是农奴却要为沙皇服役，西部哥萨克则沦为波兰贵族庄园中的农奴，但波兰贵族只搞政治（当时波兰是"贵族共和国"）不理农事，庄园管理依靠犹太人管家，造成波属乌克兰人与犹太人关系恶劣并形成哥萨克的"反犹"传统。今天西部乌克兰的一些"右派"政党抗俄固然积极，但"反犹"倾向却让欧洲生疑。这样的多党制下，对市场经济、私有化这类转轨经济中的关键问题并未形成有意义的分野，斗争却非常激烈。同样一个党，往往在野时激烈反对执政党的私有化，执政后就大搞私有化，而轮到下野的前执政党扮演反对私有化的"左派"角色了。由于不停地角色倒错，乌克兰经常出现"再国有化"和"再私有化"过程，产权不稳定，斗争双方都轮流突破"权界"，这是乌克兰发展市场经济的很大障碍。

　　 不够尊重少数，对反对派缺少宽容，是历史上盖特曼政治的特点之一。

　　 哥萨克们的盖特曼虽然都是民选的，但选上了就要排除异己，历史上的盖特曼"共和"就很不稳定，经常发生流血内斗，选举规则不严格，结果也时常不被承认。"哥萨克民主"往往变成频繁更替的"短期独裁"。尤其是这种内斗还常常引进外力参与，使乌克兰人的内部冲突变成周边几大国的国际冲突，结果往往极大地扩大了冲突烈度，给乌克兰人和乌克兰民族带来灾难。

　　 1648年开始的、后来被苏联史学家称为"乌克兰人民解放战争"的盖特曼赫麦尔尼茨基起兵反抗波兰，开始了乌克兰历史上一个多世纪的内外争交替时期。1654年赫麦尔尼茨基与俄国签订别列亚斯拉夫协定，宣布接受俄罗斯保护。在后来的俄罗斯历史书中，这个协定被视为"俄乌合并"条约。实际上，赫麦尔尼茨基起兵之初，是求助于土耳其人及其盟友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只是在土耳其人抛弃了他之后才转而又投靠到俄国人的门下。即便这时他也并不像俄国史学家说的那么亲俄，别列亚斯拉夫协定的文本始终没有公布，据说一直到1990年乌克兰独立时，叶利钦才从俄国历史档案中找出原本，复制给了乌克兰政府一份，原来那不过是一种同盟关系而已，但俄国人以此长驱直入，与波兰人爆发大规模争夺战，使乌克兰血流成河，最终形成俄波瓜分东西乌克兰之局……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4/07/blog-post_2035.html

讚讚

电脑游戏《更强大的力量》（A Force More Powerful）严肃的，太严肃的……游戏

　　我们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已经渗透到民众当中，媒体也开始倾向我们，或许一次大的示威集会就可以让这个军事独裁国家的政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于是，我们在该国首都的公园策划了一场大型摇滚音乐会，并在音乐会上散发传单。
　　结果证明这是一次错误的行动。音乐会举行期间，当地军方包围了人群并开枪射击。我们损失惨重，原已卓有成效的团队现在只剩下一名老人和一名学生，他们无法担当起组织行动的重任。我们在这个国家的行动宣告失败，独裁者将继续控制那里的人民。

　　这是发生在电脑游戏《更强大的力量》（A Force More Powerful）中的一幕。这款游戏的宗旨在于训练“年轻反抗分子”学会制定策略，发动人民力量，举行游行、集会和罢工，以和平方式推翻政府。该游戏的幕后策划者是现实中著名的非暴力运动组织者——塞尔维亚学生运动团体Otpor的领导人伊万·马洛维奇（Ivan Marovic），2000年，正是Otpor令前南联盟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最终下台。
　　《更强大的力量》是一款类似回合制的策略游戏，游戏中的任务包括阻止军事行动，对独裁者施加压力以推行选举制度，为原教旨主义国家的妇女争取投票权等，所涉及的人物与事件均为虚构。游戏中的每个任务都有详细的简报，并提供了一系列胜利目标，在某些情况下，能够推进某项制度的改革就已经够了，而无需完成一场彻底的社会变革。《更强大的力量》的主题是“非暴力抵抗”，所以在游戏中看不到打砸抢烧之类的暴力行径。游戏提供了大量的“阴谋诡计”，玩家可以组织抗议游行，可以堵塞街道，甚至占领建筑物，但需要小心，任何公开的示威行为都可能转化为暴力冲突，这将与“非暴力”的初衷背道而驰。

　　以前，我对《更强大的力量》基本一无所知，大狗告诉我他想在一个专题里重点介绍这款游戏。看了他写的东西，我的冷汗、热汗、虚汗在每一个毛孔跃跃欲出。虽然迦达默尔、赫伊津哈、贡布里希们说过，游戏是严肃的，或者可以是严肃的，至少是能包容严肃的，但我没想到，游戏还可以严肃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

美国的“大中东”计划

石油大棋局：下一个目标中国

2003年初，小布什和切尼决定入侵伊拉克，这其实与9·11恐怖袭击以及本·拉登毫无关系，后来的事实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此举只是华盛顿宏大的地缘战略的一个棋子。这一战略涵盖地域极广，从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到利比亚，经波斯湾到伊朗、阿富汗，最终直抵中国的家门口，目的是要彻底实现对伊斯兰世界石油资源的军事控制。

美国的这一大战略到底是什么?

鉴于对前华约国家的政权更迭计划非常成功，美国以此为蓝本制定了大中东战略的框架。该战略由前五角大楼顾问、新保守主义分子理查德·珀尔和小布什政府官员道格拉斯·费斯于1996年提出，最初是为以色列新当选的内塔尼亚胡政权起草的白皮书。

白皮书名为《彻底改变：确保政权的新策略》，是美国智库第一份公开呼吁清除萨达姆的政策建议，并且主张对巴勒斯坦人采取强硬军事立场，打击叙利亚和位于黎巴嫩境内的叙利亚目标。[7]据称，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政权当时没有采纳珀尔和费斯所提的建议，理由是太过冒险。

9·11之后，随着珀尔等新保守主义的极端好战分子重返决策圈，小布什政府对珀尔-费斯报告的扩充版予以高度重视，将其称为“大中东”计划，费斯也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

该计划宣称要对整个大中东地区的独裁政府实行民主改革，虽然听上去冠冕堂皇，实际上暗藏着美国扩大军事控制和准备从经济上撬开中东国家大门的野心。

2004年6月，八国集团峰会在格鲁吉亚的海岛召开，美国提交了一份文件，题为“八国集团与大中东伙伴关系”，在文件的“经济机会”部分，华盛顿高调呼吁在大中东地区“大举推行经济变革，规模要不亚于曾在前苏东共产党国家实施过的经济疗法”。

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在俄罗斯、波兰、乌克兰等前苏东国家实行“休克疗法”。经历之痛苦让这些前共产党国家清楚地意识到，华盛顿就是要掠夺其国家财富。为了把东欧国家纳入美国的掌控，华盛顿把他们一个又一个拉进北约。而北约作为军事联盟，早在华约解散和苏联解体之际，其使命就应宣告结束。

2004年，该文件被沙特阿拉伯的《生活报》曝光，中东抗议浪潮此起彼伏，重点就是针对美国的“大中东”计划。当年4月，法国《世界报》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除了阿拉伯国家，大中东还包括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以色列。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只有一个，就是所处地区对美国最为敌视，宗教激进主义也十分盛行。”但是这恰好符合华盛顿的大中东战略，只要让这片地区战乱不断，北约介入“保护重要石油供应线”就顺理成章。

2005年5月，美军轰炸巴格达的硝烟尚未散去，小布什就宣布要在整个中东地区“传播民主”，明确表示要“在10年内建立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不过可笑的是，在世人眼中这位总统的所作所为却总是与民主背道而驰。

美国提交的文件还指出，要实现繁荣和民主，关键在于加强私营产业的发展。文件甚至指鹿为马地宣称，奇迹的出现要依靠微观金融措施，即“每年向中东企业家提供1亿美元贷款，持续五年，这将帮助120万名企业家脱贫，包括75万名女性”。

文件设想由国际机构接管该地区的银行和金融业务，所谓国际机构主要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实它们与世界贸易组织一样，都在美国的控制之下。美国的长期目标就是完全控制石油，全面掌控石油美元再循环，进而彻底控制整个中东的经济。计划十分大胆，却也不免铤而走险。

然而，不久华盛顿就在伊拉克陷入泥潭，再加上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沙特国王这两位中东老牌领导人的强烈反对，小布什政府的意识形态狂热分子才将大中东计划暂时搁置。显然，这也是日后穆巴拉克成为华盛顿眼中钉的原因。

到了2010年，美国的战略影响力有所下降，而中国的实力却迅速上升，这不能不让华盛顿的战略人士忧心忡忡。他们决定以民主的名义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策动政权更迭。2011年初，突尼斯变局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美国所左右，之后五角大楼就把目标锁定长期的铁杆盟友穆巴拉克。

华盛顿的“软”革命

石油大棋局：下一个目标中国

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仓皇流亡沙特，接着埃及的示威活动就导致穆巴拉克下台。白宫、国务院、CNN、BBC等宣称抗议活动是“自发”事件，但事实远非如此。

如果仔细观察2003至2004年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颜色革命”，以及2009年试图推翻伊朗总统内贾德但以失败告终的“绿色革命”，就会发现“突尼斯革命”和埃及的政权更迭与它们极其相似。这些事件都是以高科技为手段，而且背后有美国的支持。

在埃及变革中，一方面，支持巴拉迪的青年人利用网络相互串联;另一方面，神秘的穆斯林兄弟会在被取缔后依然呼风唤雨，而据称穆斯林兄弟会与美英情报机构和共济会都有联系。[11]

挑头的是一个自称“4月6日运动”的组织，它号召埃及举行大罢工，并把2011年1月25日定为“愤怒日”。活动是该组织利用“脸谱”(Facebook)网站发起的，声势浩大、组织严密。穆巴拉克被迫解散内阁，任命前情报部长苏莱曼为副总统。

“4月6日运动”的发起人是一个29岁的土木工程师，名叫艾哈迈德·马希尔·易卜拉欣。他在“脸谱”上开设了主页，意在纪念2008年4月6日发生的工人罢工。

据《纽约时报》2009年的统计，“脸谱”和“推特”(Twitter)网站的埃及会员已达80万，大部分是年轻人。在华盛顿接受卡内基基金会采访时，“4月6日运动”的负责人马希尔讲道：“这是埃及青年第一次利用”脸谱“和”推特“这样的网络工具发起运动。我们的目标是推动民主，鼓励民众参与政治改革。”[12]

“4月6日运动”自由松散，但在它背后却有另外一个组织严密的机构Kefaya，由兰德公司一手扶植。兰德与五角大楼关系密切，善于利用暴徒并煽动民众来给华盛顿的对手制造麻烦，1968年针对法国总统戴高乐的“五月风暴”也是这个智库所为。

始乱突尼斯

石油大棋局：下一个目标中国

为实现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石油资源的军事控制，美国制定了“大中东”计划，这一计划西起摩洛哥，横跨利比亚、埃及、苏丹、波斯湾，东至阿富汗、巴基斯坦。计划表面宣称要对整个大中东地区的独裁政府实行民主改革，实际上暗藏着美国扩大军事控制和准备从经济上撬开中东国家大门的野心。突尼斯、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也门等地的乱局早在数年前就埋下了伏笔。大中东计划所涉及的大部分国家所处地区对美国最为敌视，但这恰好符合华盛顿的大中东战略，只要让这片地区战乱不断，北约介入“保护重要石油供应线”就顺理成章。大中东计划的最终目的是牢牢控制核心战略资源——石油，并以此作为将来敲诈石油进口国的筹码，其终极目的是创建史无前例的全球霸权。

21世纪伊始，克林顿总统即将任满之际，华盛顿的战略人士愈发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全球霸权的唯一潜在对手就在欧亚大陆，确切地讲就是防止中俄联手，不让中东和非洲的主要产油国与他们合作。中国虽是全球经济大国，但国家能源安全过度依赖油气进口，五角大楼对此弱点一清二楚。

为了控制波斯湾的石油，从2010年10月开始，美国情报部门利用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NGO)开展了一系列大胆的行动，CNN、BBC、《纽约时报》等美英喉舌也纷纷出马，把中东北非的动荡标榜为民众的民主运动，溢美之词不绝于耳。

殊不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也门等地的乱局早在数年前就埋下了伏笔。五角大楼麾下的智库筹划在先，目的就是给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预设羁绊。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石油危机中所言：“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

2010年12月17日，为抗议执法不公，一名27岁的突尼斯小贩纵火自焚，引发了所谓的“突尼斯革命”，一发而不可收。不出几周，当地工会和年轻人利用互联网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和平抗议，推翻了总统本·阿里的长期独裁统治。熟练地利用网络工具实现政权更迭，这在中东还是第一次。

就在自焚事件之前的2010年10月末，《纽约时报》曝光了一封美国外交邮件，据称此类“非法下载”的文件数不胜数。邮件是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发回国内的报告，内容涉及他和本·阿里的富翁女婿的晚餐谈话。邮件似乎是从网上不小心泄露出去的，但突尼斯网民迅速得知内容，并据此判断华盛顿会支持他们反对本·阿里的行动。很多严肃的政治观察家认为其消息来源——“维基解密”*背景复杂，很可能是美国情报部门用来散布虚假消息的工具。在突尼斯事件中，维基解密的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泄露邮件的时机不可谓不巧，难免让人心生疑云。

为了促成突尼斯民众对本·阿里的“自发”抗议，华盛顿真是煞费苦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刚刚迫使本·阿里取消粮食补贴，华尔街的投机商们就大肆推高谷物价格，为突尼斯民众纷纷倒戈火上浇油。此外，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威廉·沃德上将在2010年5月造访突尼斯，会见了突尼斯国防部长利达·格里拉。据非洲司令部公布的消息，格里拉那时刚从华盛顿回国，“与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进行了非常积极的对话”。本·阿里倒台后，突尼斯军方高层地位依旧巩固，在幕后控制着国内事态的发展，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华盛顿对突尼斯军方的支持力度。横扫突尼斯及该地区的所谓“民主”，只不过是西方媒体刻意制造的幌子，为的是扶持投靠华盛顿的新兴军事独裁势力。五角大楼对这一伎俩可谓轻车熟路。

“突尼斯革命”的胜利引发了伊斯兰世界局势动荡，北非、中东、中亚，到处可见美国的身影，而这一切的终极目标都指向中国。2011年1月，颇具影响力的《纽约时报》明目张胆地呼吁在中国搞所谓的“民主革命”。

兰德和Kefaya

在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联合参谋部、联合作战司令部、海军部、海军陆战队，以及军方情报部门的共同授意”下，有军方背景的兰德公司对Kefaya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在2008年向国防部提交的报告中，兰德对Kefaya作出如下评估：

推动阿拉伯世界民主化符合美国的利益，尤其是9·11美国遭受来自沙特、阿联酋、埃及和黎巴嫩的恐怖分子袭击后，这一做法的作用更加突出，这事关能否有效减少政治动荡和恐怖主义。正如2003年布什总统在对国家民主基金会致辞中所言，“只要中东仍未获得真正的自由，那里就会一直停滞不前、充满仇恨，成为输出暴力的源泉”(白宫，2003年)。美国曾利用各种手段推动中东民主化进程，包括不同名义的军事干涉，其最终目的都是在当地建立民主政府。然而就效果而言，最佳方法是发动当地民众自行推进民主化。

兰德的研究人员花了若干年来完善“蜂群”(Swarming)战术，这是一种非传统的政权更迭方式，核心就是用数字技术组织大规模的年轻暴民，采取“打了就跑”的抗议形式，如同蜂群的活动方式。

那些打着“人权”、“民主”和“非暴力”旗号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它们的后台美国政府，越发青睐在目标国精心策划“自发”抗议活动，目的是扶持亲美政权上台，推进五角大楼的全方位主导战略。兰德报告的结尾部分这样建议：

借助美国国际开发署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华盛顿曾广泛支持变革力量。鉴于当前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负面形象，对这些变革力量的支持最好通过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机构展开。

对于美国政府在将来如何对变革运动进行支持，兰德2008年的研究给出了具体建议：

美国政府应支持非政府组织为变革力量提供培训，教他们在民主改革中如何建立联合阵线、如何处理内部分歧。学术机构(包括与美国政党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像共和党国际研究所和全国国际事务民主学会)也可以承担这类培训，以便帮助变革势力以和平民主的方式解决内部分歧。

美国应帮助变革力量获得并使用信息技术，奖励美国公司对事发国通信设施和信息技术进行投资。这些公司还要负责维护变革力量的网站正常运行，提供匿名访问等技术支持，避免网站受到政府监督及封杀。

该项目由“负责军购、技术和后勤的国防部副部长所辖的快速反应技术办公室发起，兰德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的‘替代战略项目’负责专项研究”。

替代战略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如何创造性地运用媒体、如何让青年人更为激进、如何策划部落叛乱、如何利用社交工具发动心怀不满的民众，以及本研究的主题——替代战略。”

2009年5月，就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前往开罗会见穆巴拉克之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华盛顿会见了十六名埃及激进分子。活动由总部设在华盛顿的“自由之家”主办，这是一个成立较早的所谓保护人权的非政府组织，在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等美国主导的颜色革命中都有它的身影。当时其“新一代项目”为这些年轻人免费提供的两个月学习行将结束，为此近东事务代理国务卿助理杰弗里·费特曼专门陪同参加了会见。

受美国政府资助的国家民主基金会和自由之家都是专事政权更迭的非政府组织，2010年席卷伊斯兰世界动乱的幕后推手正是他们。

阿伦·威因斯坦是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创始人和首任会长，他在1991年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讲道：“今天我们干的很多事情都是中情局25年前悄悄做的。”

纵观国家民主基金会创立以来的董事会名单，有前国防部长、现供职于凯雷集团的弗兰克·卡路西，前北约最高司令韦斯利·克拉克。另外还有新保守主义鹰派人物哈利勒扎德，小布什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就是此人一手策划，他后来担任美国驻阿富汗大使和驻伊拉克大使。维恩·韦伯也是该基金会的董事，他曾与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共同领导一支重量级的团队，独立研究美国在阿拉伯世界变革问题上的政策。他还和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一道创建了“新美国世纪计划”，这是一个鹰派智库，早在1998年就叫嚣要在伊拉克实施政权更迭。

Kefaya——五角大楼的“非暴力战争”

Kefaya是组织埃及示威的核心力量，最终迫使执政42年的穆巴拉克下台。Kefaya的意思是：“受够了!”

说来好笑，国家民主基金会[14]等非政府组织作为政权更迭的推手，在埃及“颜色革命”中却显得有些江郎才尽，未能编造出更能蛊惑人心的新词。相比之下，在2003年11月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中，美国资助的那些非政府组织更有创意。他们精挑细选，把“Kamara!”(格鲁吉亚语的意思也是“受够了!”)作为关键词，以此彰显那次以年轻人为主的政权更迭运动。

格鲁吉亚的青年人被精心训练成分散的网络小组，以避免高度集中可能带来的覆巢之祸。为掩人耳目，骨干分子在体育场所接受训练，掌握非暴力斗争的各种技巧，以及政治蛊惑、媒体宣传、动员民众等方面的培训。

推崇Kefaya和Kamara的除了国家民主基金会，还有像吉恩·夏普的“爱因斯坦研究所”这样的机构。“爱因斯坦研究所”这个名字极具迷惑性，其宗旨之一就是夏普提出的“非暴力战争”。[15]

Kefaya成立于2004年，正式名称是“埃及变革运动”，由埃及精英在瓦萨特党领导人阿布·马迪的故乡建立，而瓦萨特党据称是由穆斯林兄弟会一手创建。[16]成立Kefaya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结束穆巴拉克的统治而联合各方力量，其运作方式与“玫瑰革命”如出一辙。

作为“4月6日运动”的核心力量，Kefaya很早就开始利用新兴媒体和网络科技，以此动员埃及民众。无论是博客政治化，还是发布逃避审核的Youtube视频和图片，其手段都极为专业。在2009年11月的一次集会中，Kefaya宣布支持巴拉迪参加2011年埃及总统选举。

“凯法亚”！无论有没有青年团体，革命都要进行

     从2000年到2005年，世界曾接二连三地爆发革命（在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取得成功，在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和埃及则以失败告终）。当时革命浪潮的一大特点是年轻人有组织地参与。这些青年运动的名字都含有“忍无可忍”的意思，比如塞尔维亚的“奥特波”（Otpor，意为“反抗”）、乌克兰的“波拉”（Pora，意为“是时候了”）、格鲁吉亚的“卡马拉”（Kmara，意为“受够了”）、埃及的“凯法亚”（Kefaya，意为“够了”）、白俄罗斯的“祖波”（Zubr，意为“野牛”），以及阿尔巴尼亚的“马加弗”（Mjaft，意为“够了”）都令人十分熟悉。不过，近来的埃及或突尼斯革命并未出现类似于“凯法亚”的特征。这些革命明显没有组织良好、名字响亮的青年团体的参与。但没有这些东西，革命似乎也进行得很好。

    可以肯定，引发这些革命的不是什么青年组织，而是专制政权和“时机成熟的背景”。这听上去显而易见，但革命派和反革命派似乎老是看走眼。我还记得，俄罗斯、阿塞拜疆和塞尔维亚甚至许多欧洲（左派）媒体（英国《卫报》尤甚）大肆攻击青年运动，称其是“外国势力的第五纵队”。不少人暗示诱发革命的不是专制滥政而是青年运动。但这也预示，“凯法亚”在2005年的埃及没什么建树，而2011年的抗议虽无“凯法亚”那样的组织，却推翻了穆巴拉克。

    不久前，在摩洛哥时，笔者一直在关注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如何影响那里的政治局势。摩洛哥当前的抗议浪潮是由“二月二十运动”领导的，该组织每个月发起一次大规模示威，中间还夹杂着规模较小的抗议、静坐和快闪。笔者跟该运动的一些活动分子（都是20来岁）交流，发现他们从未听说过凯法亚。看来当前的抗议跟2000到2005年那一波大不一样。

    一个不同是，媒体、公众和抗议者如何谈论抗议的组织方式。不要忘了，1917年布尔什维克闹革命时首先是把邮件和电报作为主要通讯工具的。1991年俄罗斯的政变失败，及1993年叶利钦与议会对峙时，俄罗斯主要电视台所在的奥斯坦金诺（Ostankino）都曾发生大规模冲突。控制电视是动员或让群众待在家里的关键。

    到了2003、2004年，大家都注意到一个巨大“创新”事实：抗议者通过手机短信（不再是以前的传单、报纸、电台或电视了）协调行动或动员人员。短信使通讯“民主化”了，也加速和简化了通讯。而现在，连手机短信都过时了。当然，这种手段还在用，但已引不起媒体或政权的兴趣。现在“脸谱”和“推特”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另一个不同是，2011年的这轮抗议运动还有更深层的差异。当前的抗议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青年运动，其参与者既有爱上脸谱网的城市中产阶级年轻人，也有温和及不那么温和的伊斯兰保守分子，还有（有时候极端的）左派分子。跟2000年到2005年的青年运动比起来，当前的抗议同样富有浪漫色彩，但缺乏组织、训练，因此也更加不易掌控。这有时候是弱点，但有时候也是优势，因为这样一来，它们就更加包容，吸入不属于城市中产阶级的那些人，从而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它们对政权构成更大的威胁。

    □比利时《欧盟观察家》2011年

Otpor资金来源和培训（阿尔法顺序）

• 自由之家（莫厄特，同上。）
• 国际共和研究所（IRI）（莫厄特，同上。）
• 国家民主基金会
• 开放社会研究所
• 美国国际开发署 -资金T恤，贴纸，喷漆（阿克曼，在莫厄特，同前引。）
• 美国和平研究所（多布斯，同上。）

失民心者失天下 苏联解体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19时38分，苏联国旗在克里姆林宫上空被降下，取而代之的是俄罗斯国旗。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最后一项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建政69年的苏联从此正式解体。苏联解体后国家和人民获得新生。

1991年8月20日，俄罗斯议会大楼前，50万人聚集支持叶利钦。（VITALY ARMAND / AFP）

对于与西方自由世界抗衡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共产专制邪恶国家，为何顷刻间轰然倒下，史学家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失民心者失天下

腐败盛行，丧失民心，其政权就必然垮台。当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的塔尖上徐徐降落时，苏联人民是在一片宁静之中接受了这一现实。也就是说，民众希望腐败政权垮台。

1990年6月，即苏联解体前一年多，苏联的命运已现端倪。《西伯利亚报》曾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当人们被问及“苏共代表谁的利益”时，回答代表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到了85%。

叶利钦后来曾描述了前苏联的特权阶层是如何享受特权的：“几十人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苦中苦苦挣扎”。

1991年8月22，戈尔巴乔夫为期三天的政变失败，约有100万名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中）支持者在莫斯科庆祝。（ANATOLY SAPRONENKOV / AFP）

1991年8月22，在莫斯科红场，人们拿着一个巨大的俄罗斯国旗庆祝苏共解体，戈尔巴乔夫的政变失败。（ANATOLY SAPRONENKOV / AFP）

1991年8月22，莫斯科红场，人们挥舞着国旗庆祝苏共解体，戈尔巴乔夫的政变失败。（ANATOLY SAPRONENKOV / AFP）

特权阶层分裂 上层建筑出现解体的裂痕

据史学家分析，导致苏联解体有多种原因，但党内特权阶层的分裂是其重要的一环。

苏联专制政权经过几十年的老化和腐烂，政治体制缺乏民主，与人民对立的特权阶层逐渐形成。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先后进行了改革，但他们只是对原有体制进行小修补，没有从根本上彻底改变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目的是对社会主义进行改革，使其民主化。其手段是，一面利用改革派打击保守派，同时又利用保守派制衡改革派，以实现苏联的民主及分权，但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效果却是意想不到的，大的利益集团之间产生了权力斗争。

苏共内部分裂为三股势力：继续改革，使社会民主化；回到改革前的苏联社会主义；完全抛弃社会主义，代之以资本主义。

1991年8月21，苏共解体，陆军坦克离开克里姆林宫。（VITALY ARMAND / AFP）

1991年8月21日，军事政变失败，苏联坦克队离开莫斯科。（MICHAEL EVSTAFIEV / AFP）

1991年8月20日，俄罗斯议会大楼前，50万人聚集支持叶利钦。（VITALY ARMAND / AFP）

军人和民众在苏联解体中的决定作用

随之苏共的分化，言论垄断被打破，共产党控制不了大众传媒。苏共对本国人民和其他国家犯下了诸多罪行，随着信息公开化，对苏联人民造成精神上的冲击，人民不再相信苏共的洗脑宣传。

1991年8月，保守派发动了一次政变。遭到倾向于实现资本主义革命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的总统叶利钦坚决抵制，军方态度暧昧，结果政变迅速失败，完全抛弃社会主义的一方取得胜利，苏联解体已不可避免。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即1991年强硬派“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的“8‧19”事件中，空军司令沙波甚尼科夫先是以天气不适宜飞行为由，延迟输送空降兵的运输机起飞，后又引导机群错降机场，使空降兵无法在预定时间内集结，同时直接向叶利钦表示空军支持他。

苏军空降兵司令格拉乔夫指挥图拉空降师进入莫斯科执行紧急状态任务时，国防部下达给他的每一道命令，他都立即通报给叶利钦及其支持者。格拉乔夫一方面与空军司令沙波甚尼科夫一起，拖延后续空降兵部队进入莫斯科的时间。

另一方面，民心明显倾向叶利钦。不断有坦克和战车倒戈，据当时的媒体报导：“士兵和莫斯科的姑娘们在坦克上并排坐着，有说有笑，姑娘们穿着士兵的军大衣，把鲜花插在坦克的炮口上。不断有市民和外国记者给军人送香烟、冰激淋和罐装外国啤酒”。

此外，强硬政变者派遣克格勃的阿尔法突击队抓捕叶利钦，但该部队认为强攻会造成众多的人员伤亡，因而最终拒绝服从命令。第二天“8‧19”事件宣告失败。

前苏联的解体，军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苏联解体的紧急状态下，失去民心的军头们找不到忠实的部下替他们杀人。

苏联解体后 国家和人民获得新生

1991年8月22日，约有100万名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支持者在莫斯科庆祝为期三天的政变推翻苏联共产党。（ANATOLY SAPRONENKOV / AFP）

1991年8月20日，在莫斯科克格勃总部，示威悬挂俄罗斯国旗。（ANATOLY SAPRONENKOV / AFP）

1991年8月22日，约有100万名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支持者在莫斯科庆祝为期三天的政变推翻戈尔巴乔夫。（DIMA KOROTAYEV / AFP）

随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下令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并限制其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戈尔巴乔夫辞去了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让下属各党组织自寻出路。很多“共和国”的共产党或自行解散，或更改党名为“人民党”或“社会民主党”等，苏联共产党就此正式解体。

苏共解体后，俄罗斯人民浴火重生，而摆脱了共产极权统治的国家，生产力得到解放，人民摆脱了贫困，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苏共解体之后，俄罗斯很快完成了从公有制到私有制、从共产专制跨越到民主选举的变化过程。此后，俄罗斯经济起飞，2004年GDP增长率为7.2％，2005年为6.4％，2006年6.8％，2007年为8.1%，2008年为5.6％。

摆脱了共产极权制度的俄罗斯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俄罗斯公民享有的社会福利足以与欧美媲美。

俄罗斯住房、水、电，基本上都是免费的。俄罗斯人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自来水（包括冷水和热水），每天24小时免费供应，因此俄罗斯公民的家里都无需安装水表。俄罗斯漫长的冬天每天24小时的供暖也从不收费。俄国穷人住房不收费，人均18平方米以下的部份无偿转给个人，18平方米以上部份也只收很少的钱。

俄罗斯联邦学龄前教育、基础普通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完全免费，不仅教科书均由学校无偿提供，而且所有的学校一律免费供应全体学生一顿营养充份的早餐或午餐。大学教育也实行高额奖学金制度。

为了控制失业人数的增加，俄政府规定，企业大量解雇人员，必须提前3个月向国家就业处提出申请，得到批准后方可解雇。俄首都莫斯科市政府每年都要拿出财政支出的一半用于解决社会及居民家庭生活所需。

2012年俄月均实际工资为26,690卢布（按1卢布折合0.1989人民币计算为5,039元）；全俄月均养老金为9,800卢布；人均住房面积为22.8平方米；失业率为5.3％（430万人）；2012年俄罗斯人均国民收入达12,700美元（中国同期只有6,500美元，还包含众所周知的统计水分），迈入高收入国家之列。

中共心惊今日中国像极苏联解体前

有民众归纳了“前苏联解体前十大社会乱象”，而这些乱象，在今日中国都演绎得更加无以复加。外界普遍认为，现今中共与前苏联垮台前的苏共有太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欧盟如何向外扩展民主：历史、特点和个案分析

赵晨

摘要：同国内大量的美国促进全球民主化的研究比起来，研究欧洲地区特别是欧盟推动民主化的文献非常匮乏。实际上，所谓民主"第三波"的起源发生在欧洲。作者介绍了二战后欧盟向外推广民主的历史，并通过同美国做比较，分析欧洲向外推广民主的特点，认为目前世界上存在着"美式输出民主"和"欧式扩展民主"两种推广民主的模式，并以2004年乌克兰发生的"橙色革命"为例，具体阐明欧盟扩展民主的特点及其产生的效果。

　　*欧洲联盟在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之前称欧洲共同体，行文中《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之前称欧共体，之后称欧盟。

 

　　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世界”，其主要组成部分是美国和西欧地区各国，它们一般都自认为是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在巩固了国内的代议制民主制后，这些国家逐步开始着力涉足其他国家的人权，力图促进其他国家的民主化。按照亨廷顿的说法，西欧的民主化政策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当时体现在欧洲共同体对扩展新成员的态度变化上（那时希望加入欧共体的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还都不是自由民主国家）；而美国外交政策转为促进其他国家的民主和人权则发生在70年代初。「1」尽管都抱怀着将它们定义的“民主”推广到全球的普世情怀，但同美国相比，欧洲扩展世界民主（集中体现在欧盟的外交实践上）有其自己的特点。

 

　　本文拟从概述欧盟二战后逐步向外推广民主的历程开始，解析欧盟扩展民主的机制，并与美国的政策对照，概括欧盟推进民主化的策略特点，并以2004年12月乌克兰发生的“橙色革命”为个案进行详细说明。

 

　　一、欧盟对民主化的政策态度转变

 

　　二战后欧洲的民主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冷战和冷战后两个阶段：冷战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1989年，冷战后阶段从1989年柏林墙倒塌至今。「2」在冷战后半段，欧共体及其成员国希望以欧共体的扩大来实现欧洲其他地区的民主化的意图初显，但还没有正式提到政策指导原则上来。而到了冷战结束，人权和民主就已经被写入欧盟各项条约和诸多政策的正式文件，成为欧盟价值观和对外政策的核心之一，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一）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到1989年

 

　　二战结束后，西欧国家忙于战后重建和发展经济，向外推广民主没有提上各国政府的议事日程。欧洲的民主化进程是随着欧洲一体化取得初步成功、欧洲共同体的扩大而开始的。1957年《罗马条约》的签署标志着欧共体成立，随后是欧共体内部贸易大增、欧共体签约六国经济蓬勃发展、取得巨大成功的20年。在经济因素的吸引之下，其他西北欧国家也希望加入欧共体，比如英国1963年和1967年两次申请加入欧共体，但都遭到法国戴高乐总统的否决。转变发生在1970年，继任戴高乐的蓬皮杜没有再次否决英国，「3」到1973年欧共体“第一次扩大”，丹麦、爱尔兰和英国这三个“成熟民主国家”加入。

 

　　欧共体态度的转变引发了南欧国家的加盟热情。欧共体向南扩大与当时南欧的民主化进程同步。虽然这两者同步发生，但并没有太多证据显示欧共体接受南欧三国是出于推广人权和民主化意识形态因素。欧共体考虑更多的是扩大市场和维护地缘安全。1974年，希腊结束军人独裁，其新领袖迅速开始发展同欧共体的关系，1975年6月正式向欧共体递交申请。当时的卡拉曼里斯（Karamanlis）政府希望加入欧共体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打开希腊产品尤其是农产品进入西欧市场的渠道，同时也可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融入欧洲还可以抗衡土耳其和斯拉夫国家的影响。另外，希腊政治中的中间派和保守集团承认加入欧共体可以“为希腊羽毛初丰的民主制度提供最好的保障”.「4」同希腊比起来，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南欧国家更视加入欧共体为确定自己欧洲身份的一种象征，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强调，西班牙的使命在欧洲，而且与欧洲联在一起。葡萄牙的斯宾诺拉将军说：“葡萄牙的未来与欧洲是明确地连在一起的。”「5」这些情感在两个国家的中产阶级中特别强烈，它也为民主运动提供了社会基础。当然，经济因素也很重要。葡萄牙对外贸易的一半是同欧共体进行的，旅游、贸易和投资也使得西班牙成为欧洲的一部分。葡萄牙1977年3月申请成为欧共体的成员。3个月之后，西班牙也递交了申请。

 

　　如同希腊一样，在这两个国家民主体制的确立都被看做是确保拥有欧共体成员资格、能给自己带来经济好处的必要条件，而且欧共体的成员资格也被看做是民主稳定性的保障。「6」1981年，欧共体接纳希腊为正式成员。1986年，欧共体第四次扩大，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加入了欧共体。

 

　　加入欧共体就意味着希腊等南欧三国成为了欧洲的一员、民主化、进入“民主阵营”，欧洲就向它们打开大门，提供市场、安全保证和经济援助。1985年7月，针对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新入盟国经济水平较低的问题，欧共体部长理事会启动地中海综合项目，首次将欧洲地区发展基金、欧洲社会基金、欧洲农业指导与保证基金中的指导部分以及欧洲投资银行的资金集中起来，支持地中海沿岸成员国的地区发展项目，如职业培训、道路建设、农业灌溉及中小企业等，这成为后来欧共体平衡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拉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结构基金”政策的雏形。到1993年，欧共体又设立聚合基金，专门用于促进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爱尔兰四个相对落后成员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欧盟平均水平的90%）的经济发展。「7」这些援助资金拉动了这些新民主国家的经济增长，稳定了它们的民主体制。

 

　　在葡萄牙民主化过程中，西欧各国还不仅只是通过欧共体向它提供经济动力和政治保护这么简单。当时的联邦德国政府和社会民主党主动向葡萄牙政府和葡萄牙的社会党人提供实际的物质资源支持。他们创造的模式和手段使得美国也介入进来，也进行了经济资助。亨廷顿把葡萄牙的民主运动视做民主“第三波”浪潮的开端，「8」并且认为，1975年，由德国人领导的西方介入对葡萄牙的民主化至关重要。「9」南欧三国的民主转型对后来的东欧剧变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美国的波兰裔政治学者亚当。普沃斯基（AdamPrzewors2ki）说：“东欧新的精英分子和民众都希望走向欧洲。'民主、市场、欧洲'是他们前进的旗帜与方向。乐观的前景就是追随西班牙的道路。自1976年以来，仅15年，西班牙就成功地巩固了民主制度、和平地交接了权力、实现了经济现代化、提高了国际竞争力、由文人控制了军队、解决了复杂的民族问题、扩大了公民权利、改造了本国文化，使自己成为欧洲共同体的一部分。这正是东欧国家人民梦寐以求的。”「10」

 

　　（二）第二阶段：1989年至今

 

　　如果说在第一阶段，欧洲共同体主要还停留在经济意义上的话，那么到1993年11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欧洲联盟成立，欧洲一体化的政治意义就凸显出来了。《罗马条约》生效之后30多年，欧共体的老成员国们第一次把人权和民主原则要体现在外交政策中写入了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确定发展和巩固“民主和法治，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是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目标；同时它也提出共同体在发展合作领域的政策也要致力于发展和巩固民主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第6款集中体现了欧盟的这一要求，具体有以下三点：（1）联盟建立在自由、民主、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法治原则基础上，所有成员国一视同仁；（2）联盟应当尊重基本人权，它受1950年11月4日在罗马签署的《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的保障，它也是基于各成员国的宪政传统，它同时还是共同体法的根本原则；（3）联盟应当提供必要手段实现这方面的目标，落实这方面的政策。「11」

 

　　1999年5月1日生效的《阿姆斯特丹条约》重申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上述条款之外，特别提出要建立一套机制，如果有成员国严重、持续违反人权的行为，要对之加以制裁。2000年12月的《尼斯条约》更加强调了这一点，同时它还要求在与联盟外其他国家进行经济、财政和技术合作时，都要考虑联盟发展和巩固民主、法治，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目标。至此，人权和民主已经成为欧盟所有有关对外关系方面的一项重要政策目标。「12」

 

　　中东欧是冷战结束后欧盟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考虑目标。1989年柏林墙倒塌，原苏联集团的中东欧各国迫切希望加入欧盟，倒向西方。从1990年到1995年，欧盟陆续和波兰等中东欧八国缔结“欧洲协定”，赋予了后者“联系国”地位，考虑接纳它们入盟，但入盟要满足一定条件。1993年6月，欧盟哥本哈根首脑会议专门为想要入盟的中东欧国家制定了三条标准，也即所谓的“哥本哈根标准”，如果不满足这三条标准，就不会开启与它们的入盟谈判。第一条就是政治条件：要维持稳定的民主机构、法治和人权，欧盟委托欧盟委员会每年对“联系国”的民主状况进行考核评估，以确定它是否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在政治上接纳中东欧国家之前，欧盟先推出了一系列经济援助措施，引导它们靠拢欧盟，向市场经济转变。东欧剧变刚一发生，欧盟首先推行“法尔计划（PHARE）”，组成西方多国多边援助框架，先是援助波兰和匈牙利，随后扩展到所有中东欧国家，每年拨款金额达到33亿欧元；其次筹组“欧洲重建与开发银行”，提供贷款和投资，支持中东欧的私人资本和私有化进程。「13」欧盟的经济援助也附加着政治上的民主化要求，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最终在2004年5月，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斯洛文尼亚等中东欧八国入盟；2007年1月1日，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也加入了欧盟。这标志着欧盟认可了它们的民主转型，也标志着这些国家民主化的完成。

 

　　冷战后，欧盟开始强调人权和民主不仅体现在稳定周边地区、将自己的范围向外扩大方面，还体现在它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政策和经贸政策上，另外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论坛上，在各项国际事务中，其外交政策的表态都突出了“民主”的字眼。而这一现象在冷战期间远没有这么明显。比如，欧共体1975年开始与非加太国家签署的“洛美协定”本来一直没有民主和人权的内容，协定中第一条有关人权的条款还是非加太国家提出的，在第三个“洛美协定”（1985～1990年）期间，非加太国家强烈反对把当时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纳入协定，在这种压力之下，欧共体不得不将和南非的合作放入附件而不是正式文本里。「14」但到了1995年11月，欧盟与非加太国家就第四个“洛美协定”签署了新的议定书，首次将民主和人权问题与欧盟援助挂起钩来，在其中提出了“民主干预”的内容。2000年2月，非加太国家与欧盟谈判达成第五个“洛美协定”，在对方的强大压力下，它们不得不在人权、贸易优惠制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将民主、人权、法制和良政（goodgovernance）确定为执行该协定的基本原则，一旦有国家违反，欧盟有权中止对该国的援助。「15」

 

　　二、当前欧盟推广民主的特点

 

　　如前所述，欧盟在自己成立和发展的初期，并未正式把在全球推广民主作为自己的使命。但随着欧洲一体化从经济向政治领域不断扩展，欧盟作为欧洲代表的地位越来越巩固，欧盟也开始展现出一定的扩展民主的欲望。2005年4月，欧盟对外关系委员贝妮塔。

 

　　费雷罗-瓦尔德纳在布鲁塞尔的一次演讲中开头就说：“杰里米。里夫金写到'欧洲梦是这个麻烦世界上的一束光，它引导我们进入一个包容、多元、强调生活质量、深刻、可持续、倡导普遍人权、保护自然和维持地球和平的新时代'.我对'欧洲梦'深信不疑，我们拥有促进全球民主、自由和公正事业发展的潜能，特别是在我们的周边地区。”「16」不过和美国相比，欧洲的“民主扩展”事业在方式方法上与美国有很大的不同，结果也很不一样。下面介绍欧盟推进全球民主的四个特点：

 

　　第一，美国的民主战略具有全球视野，欧盟则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其周边地区。由于实力地位上的差距，欧美在实现“世界民主化”的目标上有所差异。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超强的实力后盾使得美国以全世界为推广民主的对象，并且加大力度，把“输出民主”作为它主要的外交支柱之一。

 

　　欧盟同美国一样，相信民主是救治世界的“良药”，但它比美国要现实得多，它扩展民主的计划是与其自身的安全和经济利益需要紧密结合的，是随着它自身的不断扩大而扩大的。除了前面所述的已经入盟的中东欧国家之外，20世纪90年代战火纷飞的前南西巴尔干地区各国在稳定之后也在积极申请加入欧盟，克罗地亚已经成为欧盟的正式候选国，其他国家如波黑、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以及阿尔巴尼亚为了入盟，也都愿意接受欧盟委员会的定期民主评估。而现在处于欧盟东部边界的乌克兰和土耳其不惜修改自己的国内法律，就是为了适应欧盟提出的各项政治民主化要求。欧盟已经成为“欧洲”的代名词，加入欧盟，成为“欧洲”的一员，对于它周边的国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它好像磁石一般，吸引着周边国家争先恐后地交出入盟申请书。但欧盟对这些申请有现实的考虑，比如2004年12月乌克兰发生“橙色革命”，尤先科上台执政，但其实之前的库奇马政权早就提出要加入欧盟，也曾主动调整自己的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但是出于综合考虑，欧盟两次拒绝给予乌克兰联系国地位。2003年在雅尔塔举行的欧乌峰会上，当时的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说乌克兰成为欧盟成员的可能性类似于新西兰。欧盟提出“邦邻政策”，就是要处理乌克兰、突尼斯、摩洛哥这样在地理上不适合加入欧盟的国家。「17」库奇马当时是由于实在看不到入盟的希望，才被迫转向俄罗斯一边。「18」尤先科上台后，欧盟也同样没有因为发生了所谓的“革命”，就同意接纳乌克兰。

 

　　第二，美国的民主计划通常显得激进，不惜使用武力，而欧盟则比较谨慎。美国对外“输出民主”或者是“移植民主”的霸道蛮横是众所周知的。究其原因，除了其处于霸权地位这样的客观因素外，和它崇尚个人自由、意识形态简单化也有关系。「19」欧盟在扩展民主问题上则继承其一贯的和平主义立场，力主采取非暴力手段解决“政体更替”问题。冷战后十多年，只是在科索沃，欧盟同意使用武力赶米洛舍维奇下台，大多数时候，欧盟都坚持联合国的权威，主张尽量用政治手段化解危机。有学者称，相对于美国这个“军事强权”，欧盟更多的是体现出一个“民事强权”的形象。欧盟对于战后重建、维和具有丰富的经验和较高的威望。

 

　　在推广民主时也是一样，与美国“军事强权”不同，它不那么强烈主张“移植民主”，不同意伊拉克战争这种以“低度战争”实现“低度民主”的目标，希望用多边方式、在尊重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权威基础上推进民主化。对用战争方法扩展民主，整体上说欧洲的民意不支持，大多数欧洲国家政府也不赞同。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试图用导弹开路，把“美式民主”强植入伊拉克的做法，欧盟特别是法、德等欧洲国家就不欣赏。相反，对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一系列“颜色革命”，不少欧洲人认为这是欧洲扩展民主方式的成功，布什政府应当从中认识到不可能用军事行动来“移植”民主，民主是从内部生长出来的，只有人民自己才能决定他们想要什么。

 

　　此外，欧盟委员会和法、德等国在批评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国的民主、人权状况，策动这些地区的民主运动时，还比较小心收敛，这是因为要顾虑和俄罗斯的关系，毕竟欧盟不像美国，它距离俄罗斯的领土并不遥远。

 

　　第三，美国主张的民主化是“低度民主”，这种观念认为民主化只要具备定期多党选举和公共职权分离等形式上的制度就可以了，对人权、经济和发展、社会正义等标准没有要求；「20」欧洲主张的民主化是“综合民主”，要求私有制基础的市场经济、保护人权、司法平等等民主要素齐备。这体现在欧盟对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的要求中。1993年的哥本哈根标准除了维持稳定的民主机构、法治和人权之外，另外两条分别为经济上是运转的市场经济以及认可欧盟的政治、经济和货币政策目标。

 

　　特别是因为欧盟民主化的推行与其自身的扩大息息相关，所以它的民主化要求就更高，要力图达到能和它的老成员国相当的水平，这样才能保证新成员国被“同化”在这个“集体”里，不会成为“异质分子”.因此，欧盟为接纳新成员国设定了诸多相关条件，除了稳定的民主机构、法治和人权、尊重少数民族权利之外，还要确保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并能应付欧盟内部的竞争压力，接受欧盟全部立法等，最后还要考虑欧盟再扩大会带来更多的负效果。尽管欧盟现在已有一整套在全球促进人权和民主化的规划和机制安排，如在双边和多边对话、发展援助、在国际组织中强调公民社会建设和民主、从1994年起每年拨款1亿欧元用于“欧洲促进民主和人权计划（EIDHR）”、支持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在其他国家搞人权和民主宣传等，「21」但它的主要精力和系统的民主改造计划还是随它自身的扩展而扩展的，所以它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速率上。

 

　　第四，欧盟在扩展民主时要比美国更制度化、更系统、更具有连续性，官僚制的烙印也更深。欧盟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联合体，由于它本身就是在多个国家统一协调意见基础上组成的，所以它的行动就显得更民主、更多元、更和谐、更稳健，因而也就更容易让人接受。欧盟扩展民主也重视对象国“民主之后”的处境，通常情况下是将其吸纳进欧盟，确保其民主政权的巩固。苏联解体后，波兰、立陶宛、罗马尼亚等国皆是如此。

 

　　对于未被列入入盟规划的一些新边界国家（如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欧盟也给以援助，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独联体技术援助（TACIS）”项目。对西巴尔干地区还需要经过较长时间才可能加入欧盟的诸国，从2001年起，欧盟专门设立“共同体对重建、发展和稳定的援助（CARDS）”项目。1991～2005年，欧盟在西巴尔干地区的援助资金达到68亿欧元，其中CARDS项目就占到46亿欧元之多。「22」经援在前，各对象国要想接受这些援助，就必须满足欧盟提出的附加政治条件，欧盟间接地达到了民主化的目的。

 

　　美国的民主化计划中，非常重视非政府组织（NGO）的作用。2006年底，一些美国外交官批评欧盟的民主化计划太过“官僚”、“缺乏勇气”，并举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NED）”的例子，说NED每年可以保证一定的资金流向非政府组织，而非政府组织是能促进世界范围公民社会发展的唯一途径。美国外交官斯科特。卡朋特向欧盟对外关系委员瓦尔德纳女士建议，欧盟也应该建立类似NED这样的机构。瓦尔德纳的回答是欧盟的民主化工具已经足够有效，通过观察选举强化欧盟“邦邻政策（neighborhoodpolicy）”、欧盟的全球发展援助以及欧盟的扩大进程等已经足以使世界发生变化。她说相对于美国每年的14亿美元，欧盟每年花在与“民主相关”事务上的资金达到20亿欧元，而且“人的安全是我思考的中心问题”.「23」

 

　　下面我们以2004年“橙色革命”为例，详细说明欧盟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此次事件体现出的欧盟扩展民主的特点。

 

　　三、案例分析：“橙色革命”中的欧盟

 

　　乌克兰位于欧洲东部，在2004年5月1日欧盟东扩后，成为了欧盟的新邻居，欧盟对乌克兰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橙色革命”中，欧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全面综合来看，欧盟甚至不低于美国因素所起的作用。

 

　　当然，我们要承认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主要因素。乌克兰作为前苏联国家一员，在1991年独立后，经济上没有大的改善，政治上建立了主要为原来的党干部把持的官僚寡头政权（oligarchy），腐败盛行，人民有极大的怨言。但欧盟作为重要外因，在观念影响、利益诱导、施加国际压力等各个方面和环节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首先，欧盟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一体化的范例，对乌克兰等归属欧洲地域的前苏联国家产生了极大的磁吸作用。加入欧盟，“重返欧洲”成为冷战后时代乌克兰领导人赢得民意支持的口号。1996年2月，当时的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就宣称，“乌克兰文化的根源是欧洲基督教文明，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把自己的家首先确定为欧洲的原因”.当年4月份，他在欧洲委员会（CouncilofEurope）大会上宣布，乌克兰的战略目标就是融入欧洲的结构之中，要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

 

　　1999年，时任乌克兰外长的鲍里斯。塔拉斯乌克（BorisTarasiuk）宣布，“欧洲观念已经成为乌克兰的国家观念以及社会稳定的因素”.「24」2000年8月，库奇马还颁布总统令，设立一个调整乌克兰法律以适应欧盟法律诸事项的国家委员会，委员会主席由他亲自担任。

 

　　民众对加入欧盟的热情也很高，据一项2002年的抽样调查显示，57%的乌克兰人支持乌克兰成为欧盟成员，反对的人只有16%.「25」

 

　　但是欧盟并没有认真考虑过乌克兰的入盟事宜，在波兰、立陶宛等诸多中东欧国家入盟后，再扩大到面积更广、经济更落后的乌克兰，已经超出欧盟现实所能承受的界限。所以，2000年之前欧盟把欧乌关系的重点放在核不扩散、北约东扩、维系与俄罗斯的良好关系和关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等次一级具体事项上，始终拒绝给予乌克兰联系国的地位。「26」2000～2004年，欧盟开始关注乌克兰的人权和民主，它和美国一道直接认定库奇马个人是乌克兰民主化的主要障碍，认为只要他还掌握权力，就不对欧乌关系有所进展报什么期待。它转而支持反对派领导人尤先科，期望他在2004年选举中获胜。这样尤先科在选举中获得欧盟的支持，可以举出欧洲的大旗吸引选票。

 

　　欧洲这一“观念”在“橙色革命”中起到了极强的动员作用，尤先科的支持者把欧盟的蓝底黄星旗挂到了基辅著名的独立广场（MaidanNezalezhnosti）和乌克兰其他各地。尤先科宣布这个世界将看到“一个脱胎换骨的乌克兰，一个具有真正的民主价值观、尊贵的欧洲国家”.「27」他在选举中向大众展示了加入欧盟的美好前景，欧盟的支持为他的拉票工作助益甚大。

 

　　其次，欧盟对乌克兰民主化做了长期有效的预备工作。从苏联解体后，欧盟国家和欧盟就在向独联体国家加强渗透。1994年6月，欧盟和乌克兰签订了《伙伴关系和合作协定》（PCA），这是欧盟与独联体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此类协议。在此协定基础上，欧盟对乌克兰开展了援助工作，主要援助资金来自“对独联体技术援助（TACIS）”项目。1991～2002年，欧盟共向乌克兰提供援助10亿欧元，其中TACIS项目占到了3/5.「28」TACIS在乌克兰共施行了60多个项目，大部分为实质性的合作项目，如提高运输能力、加强边界控制、保护自然环境、改革法律制度和提高教育水平等等，但也有一部分项目实行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乌克兰非政府组织的发展。「29」欧盟希望通过西式教育、职业培训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促进乌克兰公民社会的发育，改变乌克兰原有的寡头垄断国家政治经济的局面。

 

　　在处理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的过程中，尽管欧盟并未实际考虑此问题，但也不忘以此为筹码施压，要求乌克兰改进内部民主状况。比如，1999年欧盟发布了一份“对乌克兰共同战略”的文件，安慰乌克兰，说欧盟“了解乌克兰对欧洲的渴望，欢迎乌克兰做出亲欧的选择”之外，特别强调欧盟支持“民主和良治的巩固”.「30」欧盟针对乌克兰等暂时不予考虑入盟的邻国提出“邦邻政策”，列出一些经济上的优惠条款，但都和政治民主程度挂钩。2000年后欧乌关系转恶，主要原因也出在人权方面。2000年记者贡加泽（GeorgiGongadze）被谋杀，欧盟视此为侵犯新闻自由的重大违反人权事件，欧洲委员会大会也有提案要求驱逐乌克兰出会。欧盟在贡嘠兹被害三周年纪念日还发表声明，表示对此事件的持续关注，对此案迟迟没有进展表示不满。2001年，欧盟对当时的改革派总理尤先科表示支持，它专门发表声明，态度相当强硬地指出尤先科政府所实行的改革是“深化乌克兰和欧盟关系的前提条件”.「31」在尤先科下台成为反对党领袖后，欧盟就开始支持这位乌克兰“民主的代言人”，彻底抛弃了库奇马的乌克兰政权。

 

　　此外，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及一些欧盟国家通过“欧洲促进民主和人权计划（EIDHR）”，同美国一道，在各次“颜色革命”前大力扶持对象国的反对力量，煽动对象国年轻人的情绪，结成社团，进行“民主革命”.比如，“橙色革命”中学生运动的核心组织“柏拉（Po2ra）”以及塞尔维亚的“奥特普（Otpor）”和格鲁吉亚的“卡马拉（Kmara）”等青年组织都从欧美得到过大量的资金援助，而且它们互相接触，彼此交换经验。对于这些组织的活动，虽然欧洲的参与力度没有美国那么大，比如“柏拉”的主要资金来源是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和中央情报局，「32」但欧盟及部分成员国也的确都曾经给过不小的支持。「33」

 

　　最后，欧盟及其成员国通过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等国际组织，对乌克兰选举的合法性进行质疑，帮助尤先科推翻了第二轮选举结果。欧洲素来注重多边机构的机制化合作，在2004年乌克兰的三轮选举中，欧安组织等国际组织派出了几千名选举观察员。

 

　　同时，经过欧安组织、欧盟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培训，在选举日乌克兰的非政府组织也结成“乌克兰投票者无党派委员会”监督投票，仅该委员会就部署了超过一万名观察员。在前两轮选举（第一轮选出两名候选人，第二轮选举在亚努科维奇和尤先科两名候选人中选出最后获胜者）结束后，国际观察员立即认定前两轮选举中存在舞弊行为，拒绝承认亚努科维奇的“胜利”，鼓励民众动员起来否认这次选举。

 

　　此外，欧盟部分国家和机构领导人在关键时刻进行高层斡旋，对乌当局施加外交压力。在第二轮选举结束后双方处于僵持阶段，民众已经上街的时候，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事务的高级代表索拉纳（JavierSola2na）、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AlexanderKwasniews2ki）和前总统瓦文萨（LechWalesa）、立陶宛总统阿达姆库斯（ValdasAdamkus）于2004年11月26日抵达基辅，进行调解，最终迫使库奇马同意反对派，即尤先科的“我们的乌克兰”提出的要求，改组被指控有“掩盖舞弊行为”的中央选举委员会并修改选举法，确保即将重新举行的乌克兰总统选举第三轮投票公正进行。为此，美国总统布什在2004年12月8日尤先科获胜后特意致电克瓦希涅夫斯基和阿达姆库斯，感谢波兰和立陶宛在此次选举中鼎力襄助。「34」而且选举前，瓦文萨和德国、荷兰、斯洛伐克、捷克等国的众多政治家在独立广场轮番演讲，支持当时的反对派尤先科，为他造势。「35」

 

　　四、评估及结语

 

　　欧美拥有共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在价值观方面有共同的信念，也都有欲望向全球推广其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这些西方世界的核心价值。但它们在推销民主的方式上有所区别，从上文可以看出，在民主化上存在着欧美两种形态或者说模式，笔者用“欧式扩展民主”和“美式输出民主”这两个词汇来概括。欧盟在推广民主时，是以其自身为圆心，以安全保证、经济利益诱惑、文化吸引等软实力为资本，谨慎考虑自身消化能力和周边大国的反应，有限度、有节制、和平地吸收对象国加入欧盟，最终同化对象国，使其民主化水平达到欧盟的要求。美国的“民主事业”则更具侵略性，它的功利性更强，注重结果而忽视手段，只要能达到政权更替的目的，它不惜使用武力。二战后它已经有过多次这种实践，如在智利、厄瓜多尔、萨尔瓦多、伊拉克等。美国往往不顾客观条件限制、不顾对象国人民是否同意，就把自己的民主生硬地从外部移植进去，这种“输出”方式和欧盟以自身为基点发动的“扩展”方式存在差异。

 

　　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在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的受挫，同欧盟的一次次扩大一经对照，显出欧盟扩展民主模式的“竞争力”.就连曾经批评欧洲软弱，说过“美国来自火星，欧洲来自金星”的罗伯特。卡根在评述欧盟在乌克兰“橙色革命”中发挥的作用时也感叹，“这次乌克兰危机显示欧洲能够扮演一个多么重要的角色，在欧盟不断扩展的边境周围的国家和人民中，它已经营造出一种政治和经济的全新局面”.他认为欧洲带给世界的是一种新的权力形式，它的形式是吸引力而非军事武力。对此他颇为赞同布莱尔前顾问罗伯特。库珀的说法，“变为成员国的诱惑”.库珀把欧洲形容成一个自由民主、并愿意把那些想要加入的国家包容在内的帝国。「36」这样一个不断扩展的欧洲把碰到的问题和冲突都吸收起来，而不采用硬碰硬的美国方式。这种方式已经稳定了巴尔干半岛的局势，并影响了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的确，欧盟扩展民主的方式比美国更和平、更全面、更容易让人接受，但我们要注意，它的目的还是要建立一种普世性的不考虑文化、社会与宗教背景，根源于西方的自由式民主，除了它的一些民主化手段干预了对象国的主权之外，它至少还有以下三点笔者不能同意：第一，强调公民和政治权力优先于经济和社会权利，排除了社会分配的问题，注意力过分集中在选举和各种政治自由上。第二，强调个人权利，忽视集体权利。第三，轻视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关系，而这正是中国提倡的“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核心原则之一。民主是一个永远需要不断改进的过程，欧美国家自己的民主体制也并不完善，它们国内的诸多民主研究学者也在不断提出新的理论和改善方法，民主的形式也不只一种。对于国际政治民主问题，中国学者还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发出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