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0年到2005年，世界曾接二连三地爆发革命（在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取得成功，在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和埃及则以失败告终）。当时革命浪潮的一大特点是年轻人有组织地参与。这些青年运动的名字都含有“忍无可忍”的意思，比如塞尔维亚的“奥特波”（Otpor，意为“反抗”）、乌克兰的“波拉”（Pora，意为“是时候了”）、格鲁吉亚的“卡马拉”（Kmara，意为“受够了”）、埃及的“凯法亚”（Kefaya，意为“够了”）、白俄罗斯的“祖波”（Zubr，意为“野牛”），以及阿尔巴尼亚的“马加弗”（Mjaft，意为“够了”）都令人十分熟悉。不过，近来的埃及或突尼斯革命并未出现类似于“凯法亚”的特征。这些革命明显没有组织良好、名字响亮的青年团体的参与。但没有这些东西，革命似乎也进行得很好。
可以肯定，引发这些革命的不是什么青年组织，而是专制政权和“时机成熟的背景”。这听上去显而易见，但革命派和反革命派似乎老是看走眼。我还记得，俄罗斯、阿塞拜疆和塞尔维亚甚至许多欧洲（左派）媒体（英国《卫报》尤甚）大肆攻击青年运动，称其是“外国势力的第五纵队”。不少人暗示诱发革命的不是专制滥政而是青年运动。但这也预示，“凯法亚”在2005年的埃及没什么建树，而2011年的抗议虽无“凯法亚”那样的组织，却推翻了穆巴拉克。
不久前，在摩洛哥时，笔者一直在关注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如何影响那里的政治局势。摩洛哥当前的抗议浪潮是由“二月二十运动”领导的，该组织每个月发起一次大规模示威，中间还夹杂着规模较小的抗议、静坐和快闪。笔者跟该运动的一些活动分子（都是20来岁）交流，发现他们从未听说过凯法亚。看来当前的抗议跟2000到2005年那一波大不一样。
一个不同是，媒体、公众和抗议者如何谈论抗议的组织方式。不要忘了，1917年布尔什维克闹革命时首先是把邮件和电报作为主要通讯工具的。1991年俄罗斯的政变失败，及1993年叶利钦与议会对峙时，俄罗斯主要电视台所在的奥斯坦金诺（Ostankino）都曾发生大规模冲突。控制电视是动员或让群众待在家里的关键。
到了2003、2004年，大家都注意到一个巨大“创新”事实：抗议者通过手机短信（不再是以前的传单、报纸、电台或电视了）协调行动或动员人员。短信使通讯“民主化”了，也加速和简化了通讯。而现在，连手机短信都过时了。当然，这种手段还在用，但已引不起媒体或政权的兴趣。现在“脸谱”和“推特”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另一个不同是，2011年的这轮抗议运动还有更深层的差异。当前的抗议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青年运动，其参与者既有爱上脸谱网的城市中产阶级年轻人，也有温和及不那么温和的伊斯兰保守分子，还有（有时候极端的）左派分子。跟2000年到2005年的青年运动比起来，当前的抗议同样富有浪漫色彩，但缺乏组织、训练，因此也更加不易掌控。这有时候是弱点，但有时候也是优势，因为这样一来，它们就更加包容，吸入不属于城市中产阶级的那些人，从而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它们对政权构成更大的威胁。
□比利时《欧盟观察家》2011年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