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洲，游擊戰法已經被使用在好幾個場合。一個適切的例子，我們有了薩迪諾（CesarAugustoSandino）的經驗，對抗著投入到尼加拉瓜的塞哥維亞的美國遠征軍。而最近，我們有古巴的革命戰爭。從那之後的美洲，游擊戰爭的問題就被這塊大陸上的激進黨人，不斷地在理論的研討中提起，想要找出到底它的實用性是否可行、便利。這已經成為了一場非常具有爭議性的論戰主題。
這一篇文章會表達我們對游擊戰和其正確的實用性的看法。尤其我們必須在一開始就強調，這一鬥爭的形式，是達到終點的一個手段。那個終點，在任何革命之中都是基本的和不可避免的，便是政治力量的斬獲。所以在美洲不同國家的特定情勢分析，在受到限制的方法之中，為了獲得那個終點，我們必須使用游擊戰法的概念。
問題幾乎是馬上地就冒了出來：在拉丁美洲的所有地區中，游擊戰法是攫奪力量的唯一方程式嗎？或者簡單地說，它會成為許多已經使用在這場鬥爭的方法之一嗎？最後我們會問：古巴的例子可以應用在現今的大陸情勢上嗎？於這場論戰之中，那些想要採行游擊戰法的人們被批判是忘掉了群眾的鬥爭，被告知游擊戰法和群眾的鬥爭是相互矛盾的。我們拒絕這個暗示，因為游擊戰法本身就是一場人民的戰爭﹔沒有人們的支援卻想要實現這類型的戰爭，會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災難的先兆。游擊隊是人民的攻擊先鋒，居處在某個區域的特定地點上，全付武裝的，並且願意為可能的戰略性終點發起一連串英勇的行動－－力量的攫取。游擊隊是由地區的以及整個領土上的農民和工人群眾所支持的。一旦缺乏這種種的前提，游擊戰法是不可能的。
我們認為古巴革命在現今的美洲情勢中，對革命運動的定律作出了三個基本的貢獻。首先，人民的力量可以贏得對抗軍隊的戰爭。第二，不需要總是等待有利於革命的所有條件到來﹔叛亂本身就可以創造它。第三，在低度發展的美洲區域中，武裝鬥爭的戰場主要應該是在鄉野之中。
這些是有助於美洲革命鬥爭發展的貢獻，而它們能夠被應用到我們發展游擊戰法的大陸上的任何國家。哈瓦那第二宣言指出，在我們的國家之中，兩種環境結合起來：低度開發的工業，以及封建特徵的農業體系。那就是之所以不論都市工人的生活條件是多麼地艱困，都市的人口還是會生活在更恐怖的壓迫和剝削處境。但是，透過一些很少的例外，它也組成了絕對多數的人，有時候甚至超過拉丁美洲百分之七十的人口。不把那些通常住在城市裡的大地主算在內，這廣大的群眾在農場上像奴役般地工作，賺取少得可憐的薪資以維持生計。或者他們在剝削的條件之下耕種土地，與中古時代的狀況毫無二致。這樣的環境在拉美，決定了窮苦的都市人口會是強大的蟄伏革命力量。
軍隊以傳統戰役的習慣組織並且裝備起來。他們是剝削階級的權力得以維持下去的一支武力。當他們面對的是一場農民根據在家中地形所打的非正規戰役時，他們變成絕對地缺乏威力﹔為了擊倒一位革命戰士，他們要有十人躺下。當他們被一支隱形的和無敵的軍隊所困堵時，士氣的低落迅速地傳染每一個人，讓他們沒有機會展示他們軍事學院所教的戰術，沒有辦法壓迫城市的工人和學生，當然，以及他們如此吹捧的誇耀花招。
小型戰鬥單位的初始鬥爭，是不斷地受到新武力所滋養的﹔群眾運動開始大膽了起來，老舊的命令一寸寸地被撕裂成千百塊碎片，而這正是當勞動階級與都市群眾決定投入戰事之際。
從戰鬥的一開始，是甚麼讓那些單位變得如此無人能敵，絲毫不懼他們敵人的數目、力量，以及資源？答案是人民的支持，而他們可以倚賴這樣一個持續擴張的群眾的支持。
但由於刻意的被孤立和隔離，農民是一個需要勞動階級的革命和政治領導人的階級，一個需要革命的知識份子的階級。缺少了這些，它沒辦法單獨地發起鬥爭，沒辦法達到勝利。
在現存的拉美歷史條件下，國家的布爾喬亞無法再帶領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鬥爭。經驗在我們的國家告訴我們，這個階級－－甚至是當它的利益和美國佬的帝國主義相衝突時－－已經沒有能力挑戰帝國主義，被社會革命的恐懼癱瘓了，被受到剝削的群眾的怒吼嚇呆了。
為了補全之前所敘述的拉美革命宣言的本質的真知灼見，以下段落的哈瓦那第二宣言又提到：
每個國家的主觀條件，革命意識的、組織的、領導人的因素，都可以加速或者遲緩革命，視它們發展的現狀而定。總有一天，在每個歷史性的紀元中，當客觀的條件成熟，意識獲得了，組織成立了，領導人才站起來了，革命也就制造出來了。
不論這是和平地演化，亦或是在痛苦的努力之後來到世界，都不是倚賴革命份子﹔它倚賴的是舊社會的反動力量。革命，在歷史的洪流中，就像一位協助新生命誕生的醫生：除非必要，他不會使用鉗子，但當需要的時候，他會毫不猶豫地使用它。這是一件苦差事，一件將更美好生活的希望帶給受到奴役和壓迫的群眾的苦差事。
在許多的拉丁美洲的國家中，革命是無法避免的。這個事實，不受到任何人的意志所決定。它是受到美洲人民所生存的駭人的剝削條件、群眾的革命意?內，於某個他們判決是「合法」的架構中，繼續地存活下去。我們正經歷一個群眾壓力非常強大的時期，並且束縛了布爾喬亞的合法性，所以為了中止群眾的衝力，它的發起者必須要違反它。
厚顏無恥地違反所有的立法，或者特別為統治階級的行為所制定的法律，只會增加人民軍隊的緊繃情緒。所以寡頭的獨裁政權為了改變憲政，為了更壓迫無產階級而不作正面衝突，它們企圖使用老舊的合法命令。僅管如此，在這一點，矛盾產生了。人民不再支持獨裁政權所建立的強制性法案，並且試著搗毀它。我們不應該忘掉階級的本質，權威的和限制的，布爾喬亞國家的典型。列寧用以下的說法提到：「國家是階級對立的產物和宣告。國家是階級的對立於客觀上沒辦法妥協時所興起的。相反地國家的存在，証明了階級的對立是無法妥協的。」（《國家與革命》）
換句話說，我們不應該允許「民主」一詞被辯稱地使用，而只為了代表剝削階級的獨裁，卻失去它更深層的意義，卻加入了授予人民某些自由的意義，不論它是好或是壞。只為了恢復某些程度的布爾喬亞合法性而鬥爭，卻忘了考慮革命力量的問題，就等於是為了回到優勢的社會階級所建立的獨裁秩序所鬥爭。易言之，這就等於只為囚犯的鎖鏈換上了一個比較輕的鐵球。在這些衝突的條件中，寡頭撕裂了它自己的契約，它自己的「民主」面具，並且攻擊人民，雖然它總是試著使用它為壓迫所成形的上層結構。所以，我們再次地面對一個兩難：該作甚麼？我們的回答是：暴力不是剝削者的特權，被剝削者也能夠使用它，尤有甚者，應該就在時機來臨之際使用它。馬帝說，「一個可以避免戰爭，卻從事戰爭的人，就如同一個沒辦法發動一場無可避免的戰爭的人，都是有罪的。」
列寧說，「社會主義的民主從來沒有就對戰爭採取過甚麼感性的觀點。它毫不保留地譴責戰爭是人類社會中制造衝突的野蠻行逕。但是社會主義的民主知道，只要社會被切割為階級之分，只要還有人加諸在人身上的剝削，戰爭就是無可避免的。為了結束這個剝削，我們不能對戰爭置之不理，只要還有剝削者，只要還有統治和壓迫階級的存在，它就是無處不在、無時能免的。」他在一九零五年說了這段話。後來在＜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計劃＞中，一篇對階級鬥爭本質的鞭辟入裡的分析，他斷言：「任何一個承認階級鬥爭的人，不會不承認人民戰爭，這在每個階級社會中都是自然的，並且在某些條件下，是階級鬥爭無法避免的延續、發展和強化。所有偉大的革命都証明了這點。駁斥人民戰爭，或者忘了它，就意味著陷入了極端的樂觀主義，並棄絕了社會主義的革命。」也就是說，我們不應該恐懼暴力，這新社會的接生婦﹔但暴力應該在精確的時機被釋放，當領袖已找尋到最有利的環境之際。
這一切會是甚麼？主觀地說，他們仰賴兩個相互彌補，並在鬥爭中加深的因素：感到有其必要作改變的意識，以及對這革命的改變有信心。這兩個因素，配合上客觀的條件（在整個拉丁美洲中，情況是對鬥爭的發展有利的），配合上達成目標的強韌意志，以及世界上力量的新相互關系，就決定了行動的模式。姑且不論社會主義的國家是怎樣地遙遠，它們的有利影響，會被正處掙扎中的人民所感受到，就如同它們的例子會帶給人民更壯大的力量。卡斯楚在七月二十六日﹝一九六三年﹞說：「革命份子的責任，特別在這個時刻，就是去知曉如何承認，以及利用已經發生在這個世界的變化是有利於人民鬥爭的。革命份子的責任，拉丁美洲的革命份子，不是光坐等待力量相互關系的消長變化，以期於拉美制造出一個社會革命的奇跡，而是完全地利用有利於革命行動的所有種種－－並去生產革命！」有些人會說，「我們承認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革命戰爭是達到政治力量的最佳途徑﹔但是我們要打哪找偉大的領袖，像卡斯楚這樣的人，誰會帶領我們迎向勝利？」卡斯楚，就如同任一個人，是歷史的產物。在美洲帶領叛亂暴動的政治與軍事指揮官，如果集於一人，必是在戰爭本身的過程之中學到戰爭的藝術。這不是單從書本便可學得的技巧或專業的。在這個例子中，鬥爭本身就是偉大的導師。
當然，任務不可能是輕鬆的，它也不可能免除重大的危險。在武裝鬥爭的發展當中，革命的未來有兩個極度危險的時刻。第一個會發生在準備的時期，而處理它的方式會給予鬥爭決定性的步驟，並且澄清人民軍隊的意圖。當布爾喬亞的國家迫近人民的位置時，明顯地這兒要發起一個對抗占據這點、精良的、作出攻擊的敵人的防衛過程。如果基本的主客觀條件都成熟了，防守的行動必須要武裝起來，不讓人民的軍隊純粹地成為敵人炮火的接收者。也不應該讓武裝過後的防衛陣營，轉形成為逃難者的庇護所。游擊戰法或許會在某個特定的點採行一個防衛的運動，它會在本身中擴大攻擊的能力，而且必須不停地發展。這個能力，隨著時間的流逝，便是決定人民軍隊的催化劑特徵。也就是說，游擊戰不是被動?能夠從他們身上要求甚麼樣的忠貞？
正當壓迫者的窮途末路之際，軍隊的建制圖謀推翻一個實際上已經被打敗的獨裁者，我們可以說，他們如此作為，是因為獨裁者沒有能力保全他們的階級特權而不使用極度的暴力，一個一般說來並不符合當下寡頭政治利益的方式。這段話並沒有否認軍人作為個別鬥士的貢獻的意思，雖然他們一度背離他們所應服務的社會，而事實上現在也是在反抗它。他們應該一致於他們所接受的革命陣線的鬥士角色，而不是階級地位的代表。
很久以前，恩格斯在＜法國的內戰＞第三版的前言中寫道，每次革命之後，工人都武裝起來﹔由於這一原因，工人的繳械對位居國家樞機的布爾喬亞而言，是最首要的誡律。所以，在每次由工人贏得的革命之後，一場新的鬥爭也隨著工人的勝利結束。（列寧引述於《國家與革命》）這場不斷鬥爭的戲劇，獲得了一些改變卻又策略性地抽回，已經在資本主義的世界中重覆上演了好幾十年。此外，沿著這條路線，無產階級已經受到蒙騙超過了一個世紀。
這裡還有一個危險，就是進步黨的領導人希望透過某些布爾喬亞的合法性的局勢使用，以維持更有利於革命運動的條件，喪失了他們終點的視野（而這在行動中是很常見的），於是忘記了原始的策略性目標。當馬克思－列寧式的政黨有能力清楚地意會到時刻之間的關連，以及完全地動員群眾，帶領他們步上解決基本矛盾的正確道路上的時候，這兩個革命中的難熬時刻，在我們簡短地分析之後，變得非常明顯。
於提綱的發展中，我們已經假設武裝抗爭的概念，以及作為抗爭方法的游擊戰法方程式，最後都會被接受。為甚麼我們認為在美洲的現勢中，游擊戰法是最佳的方法呢？我們的意見是，這兒有幾個基本的論點，決定了游擊隊行動作為拉美抗爭主軸的必要性。
第一，接受敵人會投入戰鬥以維持他們的權力的說法的人，便必須摧毀壓迫者的軍隊。為了達成這件事，一支人民的軍隊是必要的。這支軍隊不是憑空生來的﹔它更可能是從敵人的軍械庫獲得武裝，而這需要一場長期的和艱難的鬥爭，讓人民的軍隊和他們的領導人總是曝露在優勢武力的攻擊下，並且缺乏適當的防護條件和機動性。
另一方面，建立在有利於鬥爭的地勢的游擊隊核心，確保了革命命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都市的軍隊，由人民軍隊的總部所統領的，可以出勤最重要的行動。然而，這些團體本身最後的毀滅，不能夠傷害到革命的靈魂﹔它的領導權會繼續從都市的堡壘點燃群眾的革命精神，會繼續地組織新的力量應付其它的戰役。
除此之外，在這個區域之中，為了能於轉形期間有效地領導階級的專政，開始了未來國家機構的建設。鬥爭拉得越長，管理的問題就會越大也越復雜﹔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則要訓練一些中堅的幹部以投入鞏固權力的不同任務，在後面的時期，就是經濟的發展。
第二，在當地的與外國的剝削者的同盟架構之中，還有拉美農民的整體情勢，甚至以及更具爆炸性的對抗封建結構的鬥爭。
回到哈瓦那第二宣言，上個世紀之初，美洲的人民，把自己從西班牙殖民主義的手中給釋放出來，但是他們卻沒有逃出剝削的魔掌。封建的地主篡僭了治理西班牙人的權威，印第安人繼續過著他們痛苦的農奴生活，拉美的人民仍然是奴役，而在寡頭的權力和外國資本的暴政下，人民的最後一絲希望也被捻滅了。這是美洲的事實，有著好幾種的變形。今天的拉丁美洲，受制於一個更野蠻的帝國主義，更有威力的、更冷酷的，更甚於西班牙的殖民帝國。
面對拉美革命的客觀以及歷史性不變的真理，美國佬帝國主義的態度是甚麼？預備打一場對抗拉美人民的殖民戰爭﹔創造軍隊的機構以建立政治性的藉口，和反動的寡頭代表所簽署的偽合法文件，用血和鐵，壓制拉丁美洲人民的鬥爭。
這一客觀的現勢，顯露了我們農民蟄伏的力量，以及為拉美的解放所使用它的需求。
第三，這是鬥爭的大陸本質。我們能夠想像這時期拉丁美洲的解放，只是兩股地方性的力量在特定的領地上爭奪權力嗎？幾乎不。人民力量和壓迫力量之間的鬥爭是至死方休的。這也在先前的段落預測過。
美國佬絕對會為利益的結合而干涉，只因為拉丁美洲的鬥爭是具有決定性的。事實上，當他們在準備壓迫力量，以及鬥爭的全洲機構組織的時候，他們就已經在干涉了。不過，從現在起，他會投注他們所有的精力作同樣的一件事﹔他們會利用所有手邊能得的毀滅性武器，嚴懲人民軍隊。他們不允許革命力量的結盟﹔並且，如果它發生了，他們會再次地攻擊，不承認它，企圖分化革命的力量。尤有甚者，他們會滲透破壞份子，創造出邊界的問題，強迫其它的反動國家去反對它，並會企圖執行經濟制裁，簡單地說，就是殲滅這新的國家。這已經成為拉丁美洲的完全景貌，想要在被隔離的國家中獲得和結合勝利，是很困難的。壓迫力量的一統性必須受到人民力量一統性的正面挑戰。在所有的壓制行為已集匯到不可原諒的地步的國家中，反叛的旗幟必須打出來﹔並且，這塊大陸所抱擁的廣大土地，會成為對抗帝國主義、決定生或死的場景。我們無法預測這場鬥爭何時才會達到整個大陸性的維度，也不知道它會持續多久。但是我們可以預測到它的到來以及勝利，因為它是歷史性、經濟性、和政治性條件的不可避免的結果﹔它的方向也是無法更改的。
每個國家之中的革命軍隊的任務，就是當條件冒出來的時候要發動鬥爭，不管其它國家的條件為何。鬥爭的發展會帶來整體的策略。鬥爭的大陸性特質的預測，是每個競爭者的力量分析的結果，但這並不排除獨立的暴動在外。當國家的某個區域的初期鬥爭，已經要在整個地區造成發展的時候，革命戰爭的開啟，會在鄰近的國家中貢獻出新的發展條件。正常說來，革命的發展會以反比的比例制造出高潮與低潮。相對於革命的高潮，呼應著反革命的低潮，反之亦然，就如同革命冷卻的契機時，反革命占有優勢。在那些時刻當中，人民軍隊的處境是不一樣的﹔他們應該求助於最佳的防衛方法，以期將傷害降到最低。用整個大陸的角度來看，敵人是極度地有威力。因為這個理由，地區性的布爾喬亞的相對弱點，就不能夠透過狹隘的決策觀點以作分析。最終地，一個人也不可能預見到這群寡頭和握有武器的人民的結盟。
古巴的革命敲響了警鐘。力量的兩極化會成形：一邊是剝削者，另一邊是被剝削者。而小布爾喬亞則根據他們的利益和他們所擅長的政治技巧，以決定倒向哪一方。所以，保持中立會是例外的。這就是革命戰爭的面貌。讓我們想想游擊隊的中堅如何發起行動。核心人物加上一些相對比較少的成員，配合著反攻擊或者只是度過難關的意圖，選擇了幾個有利於游擊戰事的地點，在那裡，他們就可以開始行動。然而，接下來則必須是很清楚的：在一開始當他們和人民建立關系，以及構築未來基地的堡壘的時候，游擊隊的相對弱點
是他們於地形以及周遭環境的熟悉之中，所應該努力改善的。
為了求生存，一支剛開始不久的游擊軍隊必須依循三個條件：不斷的機動性、不斷的警戒、不斷的猜疑。沒有適當地使用這三個軍事戰術條件，游擊隊會發現到真是難於生存。在這個時刻，我們必須記住游擊隊隊員的英雄主義，包括了預定目標的規模，以及他必須作出的無數的犧牲。這些犧牲不是浪費在每日的攻擊，或是與敵人面對面的交戰之中﹔更有可能的，他們會採納一些更細微和更困難的形式，讓游擊隊隊員在心理上以及生理上作抵抗。
或許游擊隊會受到敵人嚴厲的懲罰，有時候，被擒的俘擄還得接受殘忍的酷刑伺候。他們會被像待捕的獵物在他們選擇作戰的區域裡被追殺﹔敵人沿著足跡一路覓來的焦慮，如影隨形地環繞在旁。他們必須猜疑每個人，因為在某些情況下，受到脅迫的農民會把他們交給壓迫軍隊，以求個人的自保。他們唯一的選項，不是生就是死﹔有時候，死亡是個浮現千百次的概念，而勝利不過是個革命份子夢寐以求的神話罷了。
這是一種游擊隊的英雄主義。這就是為甚麼大家說步行是一種戰鬥的形式，而在特定時刻避免攻擊也是另一種形式。在特定地點面對著敵人總體的優勢，為了保全使得力量相互關系不平衡的好處，不論是有能力比敵人集結更多的軍隊，或是完全地善用地形，必須立刻在當下透過相對優勢的獲取，找到一種戰術的形式。在這些條件下，戰術性的勝利便可確定﹔如果相對的優勢並不明顯，
最好不要行動。只要游擊隊還處在一個決定「如何打」以及「何時打」的位置，任何一場無法以勝利作收的攻擊，應該不要行動。
在大型的政治軍事行動的、他們參與其中的架構中，游擊隊會成長，會達成結盟。所以，會繼續地形成基地，因為它們對游擊軍隊的成功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這些基地，是敵人非得耗費大量的損失才能進入的地點﹔它們是革命的堡壘，為游擊隊更大膽的和更遠方的突襲行動，提供了蔽護所和出發點。如果戰術和政治的特質都已經被克服的話，就可以進入到這一點。游擊隊不可以忘掉他們作為人民先鋒的功能－－他們的托付－－，而它們也必須為奠基在群眾的支持的革命力量的政府，創造出必要的政治條件。某個程度上，農民的渴望或是命令都必須被滿足，並且在環境的允許下，為整體人民帶來具有決定性的擁護和團結。
如果軍事的情勢在一開始就變得很艱辛，政治的情勢就要非常謹慎應付﹔如果一個軍事上的錯誤能夠消滅游擊隊的話，政治上的錯誤就可以長期地抑制它的發展。鬥爭是既政治又軍事的，而它必須被如此發展和理解。在游擊隊發展的過程中，戰鬥的行動能力會達到一個時機，也就是有太多的人員集中在太過密集的區域。於是就開始蜂巢的遷徙行動，其中之一的司令官，一位著名的游擊隊隊員，跳到另一個區域，並且重覆游擊戰戰法的發展鏈。僅管如此，他還是聽從中央的命令。
有其非常必要得指出，一個人無法想望勝利而缺少人民軍隊的形構。游擊軍隊可以被擴展到某個程度﹔人民的軍隊，在城市和其它的區域中，可以施予敵人的損傷﹔但是反動份子的軍事潛能仍被整肅。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個時期將會實現，人民也準備治療他們的創傷，並發起社會主義的建設。有比較不流那麼多血的可能性嗎？不久之前，世界的前一次發生分裂，美國奪走了我們大陸上最好的一部份。而在今天，舊世界的帝國主義者又再次地發展－－歐洲共同市場的力量驚嚇到了美國本身。所有的這種種，可能帶來一種信念即是，我們仍然存在有只要側旁觀察帝國主義者之間的鬥爭的可能性，看它們試著邁向更進步，或許和更強的國家布爾喬亞結為同盟。但是被動的政策從沒有在階級鬥爭中帶來過好的結果，而布爾喬亞的結盟也只會是轉瞬即逝的，雖然他們看起來或許像革命黨人。時間的因素誘使我們選擇另外的盟隊。拉丁美洲最重要的矛盾的趨迎激烈，看起來是這麼地急促，以致於它在它市場的鬥爭之中，搗亂了帝國主義陣營的矛盾的「正常」發展。
大多數的國家布爾喬亞都已經和北美的帝國主義統一了﹔所以他們的命運將會和後者一樣。甚至在這些國家布爾喬亞以及其他帝國主義者之間，所分享的協議或是共同的矛盾的例子底下，這個命運是發生在基本的鬥爭架構之中的，它終究會包含所有的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直到現在，敵對階級之間對立力量的兩極化現身了，它比剝削者之間對洗劫得來的戰利品的分贓的矛盾發展，還要來得快速。這兒有兩個陣營：剩下的選擇余地，對每個人和每個特定的人口階層都很清楚了。
進步的同盟，試圖去減緩那無法被停止的速度。但如果歐洲共同市場，或是其它對美洲市場覬覦的帝國主義團體的腳步，走得比基本矛盾的發展還要快速的話，人民的力量就只有刺穿那裂縫的選擇，發起鬥爭，藉著它們真實意圖的明白意識，開啟一場新的夜襲戰，別無它法。任何的位置、武器、或是秘密，都不應該泄露給階級的敵人，以避免全軍覆沒的危險。事實上，拉丁美洲鬥爭的爆發已經開始。它的風暴中心，到底是在委內瑞拉、瓜地馬拉、哥倫比亞、秘魯，還是厄瓜多呢？今天的衝突，只是一連串尚未結成果實的混戰宣告嗎？今天的鬥爭結果並不重要。在最後的倒數計時裡，一兩個運動暫時被擊敗並沒有關系，因為真正明確的，是每日都更趨成熟的投入抗爭的決定，是渴望有革命性的改變的需求意識，並且確定的，這絕對是有可能的。
這是一個我們根據有力的說明所作成的預測，而歷史，會証明我們是正確的。對拉丁美洲，以及帝國主義世界的主客觀條件的分析，為我們指出了這些奠基在哈瓦那第二宣言的主張的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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