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泸顺起义是为了支援北伐战争，由中国共产党实际领导，在国民党左派旗帜下策划的一次在四川泸州、顺庆等地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起义，历时半年之久，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影响。在起义斗争中，起义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地方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下，用热血和生命创造了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同时也铸就了伟大的泸顺起义精神。泸顺起义精神是继五四精神、红船精神等革命精神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时期试图独立掌握武装的革命斗争中培育和创造的一大颇具地域性的独立精神形态。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作为八一精神的重要滥觞，具有丰富的内涵，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链条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当前，研究和弘扬泸顺起义精神，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926年12月初至1927年5月间，在四川顺庆、泸州等地持续着一场声势浩大的支援和配合北伐战争的军事行动，史称泸顺起义或顺泸起义。泸顺起义是由中共重庆地委及军委成员杨闇公、朱德、吴玉章、刘伯承等组织领导，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以国民党（莲花池）临时省党部名义，在四川军阀部队中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起义，也是共产党人独立掌握武装的一次勇敢尝试。[1]泸顺起义历时半年之久，在地方党组织和广大军民的积极配合下，有力的打击了四川反动军阀势力，启发了民众觉悟，推动了四川革命运动的发展，策应了北伐进军，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影响。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不可避免的失败了，但无可否认的是它为中国共产党随后发动南昌起义，独立自主的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同时，泸顺起义的伟大革命实践也孕育了伟大的泸顺起义精神。泸顺起义精神是拥护革命的巴蜀军民在中共的领导下，为实现中国近代以来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历史任务，声援北伐战争，在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起义斗争中，凭借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中华民族精神和川人坚韧不拔、勤劳朴素、自强不息、精明强干的特质，与共产党人“一身正气，救民水火”、“敢为天下先”的革命精神相结合，用热血和生命所熔铸而成，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史上的一座丰碑。 一、泸顺起义精神的形成背景 位于中国大陆西南腹地的四川省，自古就有“天府之国”之美誉，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名人辈出，文化灿烂，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巴蜀人民形成了坚毅豁达、勇于开拓、艰苦朴素、精明强干的质朴性格和文化特质。同时，巴蜀人民在长期自发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艰难斗争中和抗击异族入侵、守卫家园等历史更替中，也传承着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不畏强暴的抗争精神。1840年以来，古老的中国遭遇空前严重的挑战，在西方资本主义大规模的殖民扩张中，中华民族面临极其严峻的生存危机。巴蜀人民和广大中国人民一道遭受着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其贫困和不自由程度为世界所少见。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2]但是，中华儿女从不屈服，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奋起抗争。巴蜀人民也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从辛亥革命前的数次农民起义，到保路运动，再到全川起义，为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封建专制王朝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涌现了以邹容、喻培伦、彭家珍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川籍革命志士。然而历史已证明：中国农民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由他们所领导的斗争和旧民主主义革命将不可避免的以失败告终。辛亥革命并没有真正实现理想中的民主共和，相反中国却在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下，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四川也同整个中国形势一样被大大小小的军阀所分裂割据，他们各自为政，连年混战，横征暴敛。巴蜀人民不堪其扰，呼唤新的革命和打倒军阀的要求与日俱增。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促使中国产生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觉醒。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在经过长期的宣传准备后，各方面条件完备，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间宣告成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4]在这救亡图存的历史关头，巴蜀人民也积极投身于探寻救国真理的道路之中，以朱德、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志士仁人，先后通过不同途径学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共产党，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2年前后，恽代英、肖楚女等先后来川，在重庆、泸州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员，建立早期的党团组织。[5]国共第一次合作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帮助国民党左派在四川发展，使得革命力量进一步增强，人民的觉悟不断提高。并成立了以杨闇公、陈宣三、张克勤等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李筱亭、邓劫刚等左派国民党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建立了国民党(莲花池)临时省党部。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中共中央随即指示进一步发展工农运动，建立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武装，以积极支持北伐战争。而此时，四川省内由刘湘、刘文辉、杨森、赖心辉等大大小小的军阀分裂统治，他们拥兵自重，严重威胁着湖北、湖南等地的北伐革命事业。为此，中共重庆地委及时将工作转移到军事上面，在充分发展工农力量的基础上，积极策动四川军阀武装倒戈易帜。先后派遣吴玉章、刘伯承、朱德、陈毅等利用各种关系在川军中开展工作，并向中共中央呈送《四川军事调查》和《四川各派军阀的动态》汇报了四川军阀内部矛盾重重的具体情况，阐明了分化瓦解军阀武装，争取武装起义的可能。 经过不懈的努力，到1926年夏季，中共重庆地委在川军各部的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争取了袁品文、皮光策、陈兰亭、黄慕颜、秦汉三、杜博乾等众多中下层将领，掌握可能参加起义的部队约2万余人，为泸顺起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9月以杨闇公为首的特务委员会召开了由各准备起义的川军将领参加的重庆革命军事会议，提出了“响应北伐，会师武汉”的口号，整编了军队，并推举刘伯承为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为泸顺起义作了军事上的准备。1926年10月，北伐军席卷两湖，直捣武汉三镇，胜利指日可待。而四川军阀杨森却准备出兵援助吴佩孚。为了援助策应北伐进军，此时在军阀“后院”点火，组织武装起义刻不容缓。11月初，刘伯承到川，进行相应部署，并于当月中旬成立了由刘伯承、朱德、杨闇公三人组成的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杨任书记，全权领导全川军事运动。随即，召开第一次会议，制订了起义的具体计划：争取顺庆及合川的三部率先起义，泸州两旅响应，而后会师顺庆，或出川北伐、或东下武汉、或北进西安。然而不久以刘湘为首的反动军阀发现了起义的苗头，计划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消灭各部左派，以扑灭起义。 刘伯承等遂决定于12月5日在顺庆、泸州、合川举行武装起义。但由于情况突变，起义于12月1日率先在泸州爆发，12月3日顺庆起义爆发。国民党(莲花池)临时省党部获悉后，立即派刘伯承到合川率黄慕颜部起义。其后，经过激烈的斗争，泸顺起义持续到1927年5月间，坚持半年之久，虽因反动力量的过于强大和经验的缺乏而最终失败，但是它却是除北伐主战场外，国内支援、配合北伐战争最重大的军事行动；也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掌握革命武装，开展军事斗争的一次重要尝试，体现了重庆地委在大革命中特别是在军运工作上的独特成就。[6]在这轰轰烈烈的起义斗争中，起义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地方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下，用热血和生命诠释了对革命理想的忠贞，表现出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书写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同时也铸就了伟大的泸顺起义精神。 二、泸顺起义精神的科学内涵 泸顺起义精神是北伐战争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泸州、顺庆、合川等地起义将士和各界爱国同胞，在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反抗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的具体斗争中，凭借着对共产主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特别是在泸顺起义的伟大实践中所体现的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等崇高品质，不断凝练、升华所熔铸成的伟大精神，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 （一）救民水火的爱国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7]。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孕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近代以来，面临“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这种爱国主义表现的更加突出。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之日，就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反帝反封建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阶段任务。于是，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有了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有了声势浩大的北伐战争，也有了伟大的泸顺起义。以杨闇公、朱德、吴玉章、刘伯承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于1926年间先后回到四川，不惧个人安危，在反动军阀统治下从事争取和策动川军部队易帜倒戈的工作，在他们的感召下，袁品文、何光烈、黄慕颜众多川军将令及广大士兵开始倾向革命，黄慕颜、秦汉三等更是毅然加入了共产党。 同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中国国民党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召开，并制订了革命的宣言草案。宣言科学的分析了中国的现状，明确列举了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肯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指出“上自军阀，下至平民，皆不复安于现状，而不能不求一出路矣”并结合四川现状，提出了今后的使命：“督促觉悟军人加入革命战线，建立廉洁政府为人民解除痛苦，并促使国民革命的成功”[8]。因而，在这“家常饱祸，人失常业，国权日削，民命如棉”[9]的危亡之期，泸顺起义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在起义将领的支持配合下，为着“领导四川民众参加国民革命，以自求解放”的目标，事有必至的爆发了。 （二）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 “革命理想高于天”，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泸顺起义坚持斗争半年之久，战胜众多敌人和困难的力量源泉。纵观泸顺起义精神形成的全过程，它是在对民族、对国家的责任和担当，对共产主义的无限信仰，对国民革命的无比忠诚中呈现出来的。起义前夕，面对反动军阀试图对中国共产党指导下的军队进行分化瓦解的阴谋，刘伯承、杨闇公等毫不畏惧，毅然决定进行起义。虽然由于情况突变，泸州起义率先开始，打破了原有的起义计划，但是在中共重庆地委的有力领导下，顺庆起义及合川起义也成功举行，震撼全川，迫使大量反动军队纷纷改旗易帜。但是敌人的围攻和打击也随之而来。顺庆的秦汉三、杜伯乾、黄慕颜三部起义军队仅有7000余人，在刘伯承的领导下，同数倍于我之敌进行了殊死战斗，在损员过多的情况下，被迫撤出顺庆，东撤开江，仅剩2000余人。 但其革命之志不减，经过整顿修养后，由于1927年夏，东下鄂西，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10]顺庆起义失败后，泸州孤立无援，形势严峻，刘伯承作为起义总指挥，不顾个人安危又立刻奔赴泸州，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推动了革命形式的发展。然而反动军阀在蒋介石的暗地支持下，制造“三三一”惨案，并纠集川黔两省反动武装，号称十万之众，向泸州发起猛烈进攻。泸州起义军队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下，多次打退敌人进攻。“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公然反共，刘湘等反动军阀改变策略，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泸州形势逆转，独立无援的泸州起义最终也不可避免的失败了。尽管如此，但在泸顺起义中，涌现了以宋大名、范成勋、姚源铎等一大批起义烈士，以杨闇公、冉钧等为代表的优秀共产党人，还有不少为起义而牺牲的不知名的爱国青年学生、普通民众等，它们用鲜血谱写了雄壮的战歌，用生命诠释了对革命理想的忠贞。 （三）敢为人先的豪迈气魄 泸顺起义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期，中国共产党于军阀内部组织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起义。而在此前，中国共产党所领导和组织的起义主要集中在工人和农民之中，可以说泸顺起义是我党开展“兵运”所取得的一次重大成就。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试图独立掌握武装力量的一次重要尝试。因而，无论是在泸顺起义的准备阶段还是起义过程之中，均体现着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和舍我其谁的历史担当。如同陈兰亭、袁品文在泸州起义后所发表的就职通电中提及的那样，先进的共产党人和爱国起义将领们“对此革命垂成千钧一发之际，不敢暇逸，谁能坐视”，断然用实际行动冲破了“吾川人，其徘徊观望，自诩持重，亦复不少”[11]、及“保境安民”、“闭关自治”等固有的狭隘观念，用泸顺起义的枪声，使“沉沦之四川，弥满革命空气”、其“奋斗精神，足使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寒心破胆”[12]。 同时，在泸顺起义中，中共重庆地委、杨闇公、刘伯承等出于起义的需要，特别注重为党培训军事和政治干部，创造性的开办了由中国共产党所实际领导的学校，如“江防军学生队”“泸县国民师范”等。1926年由黄慕颜在合川创立的“江防军学生队”，共招生120名思想进步的连排长及初中毕业生，以政治教育为主，军事教育为辅，由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向他们宣讲革命理论，培养了众多政治坚定的宣传人才和军事人才，不少学生队员英勇牺牲，为顺庆起义做出了重要贡献。由刘伯承于1927年春在泸州创立的“泸县国民师范”招收250人，其中女生有60余人。“泸县国民师范”师生，在战斗中前仆后继，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并在撤出泸州后，继续战斗，隐蔽的从事“兵运”，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时刻闪现着它们的身影。 （四）合群奋斗的优良作风 “合群奋斗”既是我党一贯强调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一定程度上也是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法宝的具体应用。“合群奋斗”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发动泸顺起义，并坚持半年之久的重要保证。泸顺起义前，中共重庆地委就已充分利用旧一军系的关系和吴玉章、刘伯承在川军中的威望，先后同在重庆、泸州、顺庆及合川等地驻守的思想左倾的川军将领进行了密切联系，策动他们参加国民革命，扩大了统一战线，为起义找到了坚实的武装基础。同时，还利用国共合作的条件，迅速发展共产党组织，党员人数从2月份的19人迅速发展到8月份的130人，不少起义将领也于此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闇公等人还特别注重发动群众，他常说：“只要把群众动员起来了，军阀们那几杆烂枪是没有多大用处的。”[13]迅速将全省5万多工人，有力的组织了起来，以成都和重庆为中心，开展罢工、游行示威等斗争；农民运动也有序发展起来，到6月份，全省已有63个乡农会，会员六千多人。这些为泸顺起义造就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顺庆起义后，起义将领陈兰亭、袁品文立刻顺应民众请求，废除了船捐局、印花税等苛捐杂税，令人民群众欢欣鼓舞，衷心拥护起义。泸州起义后，迅速召开军民大会，向人民群众阐明起义的目的和意义，提出“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打倒军阀”等革命口号，并广泛宣传，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在顺庆起义失败后，泸州起义军队坚守泸州，在“三三一”惨案后，面对军阀的猛烈围攻，刘伯承等共产党人广泛发动群众支援起义部队，工农商学各界，特别是学生界，积极参战，有的甚至壮烈牺牲。泸州军民表现得异常团结，在敌军封锁，城内缺粮时，刘伯承更是下令动用军粮救济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英勇战斗坚守泸州长达167天。[14] 三、泸顺起义精神的时代价值 泸顺起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近代以来民族危机的大背景下和极端艰险、困难重重的具体环境中，于四川泸州、顺庆等地组织武装起义，在铁与火的考验中，留给人民群众的宝贵历史财富和精神力量。它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巴蜀地域文化深厚积淀的时代反映，展现着川人自强不息的精神特质和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泸顺起义精神承上启下，具体形成于北伐战争时期的革命运动之中，但其向前可以追溯到五四精神、红楼精神、红船精神、铁军精神等，向后可以影响到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延安精神等。特别是泸顺起义作为中国共产党试图独立掌握武装力量的一次伟大尝试，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南昌起义的预演，为南昌起义提供了宝贵经验。而在另一方面，泸顺起义精神的内涵也与八一精神有着众多的重合之处，是八一精神的重要滥觞。因而我们将泸顺起义精神作为一个独立的精神形态进行研究，对于全面的把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发展脉络，逻辑演进等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同时，泸顺起义精神的丰富内涵也为我们今天不断开拓进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科学的方法论断、成功的经验总结和具体而生动的工作方法，也为我们在处理各种问题上提供了指导和方向。 （一）为推进“四个全面”提供思想武器 “四个全面”是新的历史时期下，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全局出发，逐步提出并形成的战略布局。[15]学习和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次艰苦卓绝的奋斗，也是一次英勇豪迈的进军。它责任重大，工作繁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的新构建，也是实现“中国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更是一场时代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的大考验。现阶段我国改革由“摸着石头过河”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期，切入到制度层面、利益调整层面等深层问题，触及了转变政府职能等一系列“硬骨头”问题，越往后难度越大，越需要啃“硬骨头”。如何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关乎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终目标的完成。泸顺起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先进性的集中体现，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动力。泸顺起义精神凝聚了以刘伯承、杨闇公、朱德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而不懈奋斗的坚定理想信念。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本色，坚持执政为民的价值导向，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种伟大的理想信念、高尚的思想境界、开拓的精神风貌，在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依旧是不可或缺的，为我们推进“四个全面”提供了思想武器和智力支持。 （二）为实现“中国梦”注入了精神动力 以泸顺起义精神等为代表的众多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延续，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进行的强有力支持与保障，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不竭精神动力。“路漫漫其修远兮”，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不知有多少出人意料的困难正悄悄等待着我们，也不知有多少隐患潜伏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们要知难而上，要勇往直前，必须要有“救民水火”的豪情和担当，要有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这正是泸顺起义精神的一大特质。同时，继续秉承和发扬泸顺起义精神所诠释的“合群奋斗”的优秀作风和良好传统，才能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做到“密切联系群众”，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追忆革命历史，传承革命精神，不断学习以“救民水火的爱国情怀，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敢为人先的豪迈气魄，合群奋斗的优良作风”等为内涵的泸顺起义精神，有利于增强党员干部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能力，有利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有利于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保持中国共产党人民公仆的政治本色。从而形成坚定的政治信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从而保持我国政治局势和社会局势的和谐稳定。 （三）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保障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先进文化可以培养人、塑造人，推动人的自身发展，进而转化为物质力量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以泸顺起义精神为代表的众多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出发点，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落脚点，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进行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凝结成的特殊的观念意识形态，它们“融古今中外文化精华于一体，集中体现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6]。它们在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不断熔铸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旗帜与灵魂。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与实践创新。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要求我们必须头脑清楚，在错综复杂的全球化过程中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把握时代潮流、引领历史方向，这就需要我们大力弘扬这些革命精神，坚定信念、凝聚人心、开拓进取、合群奋斗，只有这样才能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可以说，泸顺起义精神的继承和弘扬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思想保障。 [参考文献] [1] [5] [8] [9] [11] [12] [13] [14]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泸顺起义[M].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1，2，71，71，83，99，16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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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唐正芒，徐功献.“四个全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新常态[J].理论探讨，2016（01）.
[16] 王继平，阎友兵，刘建平等.红色旅游与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M].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2. 29. [项目基金] 2016年度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社会实践模式研究”；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一般项目“中国文化自信的红色基因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建平（1963— ），男，湖南衡阳人，湖南省旅游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湖南省党史学会副会长，湘潭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红色文化、红色旅游、中共党史。王昕伟（1994— ），男，陕西汉中人，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