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便于发帖，原文中以脚注出现的注释现改为尾注，序号以阿拉伯数字标注；译者所加的注释以罗马数字标注。——译者
达赖喇嘛尊者和他的追随者们一直孜孜不倦地推动将图伯特斗争提升为一个完全非暴力的运动，这一努力也由一个最具精神追求的民族变成了实际行动（他们宁可放弃自己的国家也不从事任何暴力行为）。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真理本身不幸地成为了第一受害人。无论是多么地真心诚意和有多少必要性，透过官方和平主义意识形态的玫瑰色滤镜，投射出来的图伯特历史和当代事件的画面忽略了成千上万图伯特自由战士（其中包括很多僧人和喇嘛）所付出的牺牲与勇气，这些战士们曾经拿起武器为他们国家的自由而抗争。我在以前的若干篇文章中对此有过详细评述，在此无需赘述。
我提到这个话题主要是想提请读者们关注一位最有发言权的杰出人物，在“真理”和“非暴力”等问题上的观点。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相信，热爱真理是一个比非暴力更为重要的人类品质。他将他的方法称为“真理的力量”（ satyagraha）[I]，并且觉得“和平主义”或“非暴力”等术语无以全面表达他行动哲学的精神本质。
甘地所持有的并非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非暴力”（ ahimsa）理念。他承认生活现实中一定包含某种“暴力”（ himsa），即对生命的毁灭，无论是多么的微不足道。甘地本人曾经在布尔战争（Boer War）、祖鲁族叛乱（Zulu Rebellion）[II]和“一战”期间担任担架员，他后来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我很清楚参战是永远不符合非暴力（ahimsa）原则的。但是在事关个人职责的问题上，事情并非总是同样的清晰明了。真理的追求者很多时候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
他并没有因在战争中只是担负有限的任务而给自己在这些战争中的个人角色推卸责任。“从非暴力的角度看，我觉得在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间不存在差别。那些只是从事照料伤员任务的人也不能让自己赦免于战争的罪责”，甘地说，“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会存在不同的观点，因此我必须对那些信仰非暴力并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认真实践非暴力原则的人，尽可能地将我的看法表达清晰。”在“二战”开始时，甘地支持一项征召印度人参战的决议。他甚至四处奔走动员人们入伍，尽管很多人对此感到不快。他的一些追随者抗议说：“你是一个非暴力主义的信仰者，你怎么能要求我们拿起武器？”
甘地的回答揭示了他认为一个人的社会责任和他对自己国家承担的职责有时甚至要超越一些坚强的道德信念，比如“非暴力”。他说：“我认为值此大英帝国危难之际，我们必须像我们已经决定的那样，给予它慷慨而毫不犹疑的支持。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渴望成为和其他海外自治领（Dominions）一样的合作伙伴……我希望印度在大英帝国面临的紧要关头奉献出自己所有强健男儿，而且我知道通过这一举动，印度将成为大英帝国中最受人欢迎的合作伙伴，种族区别也将一去不返。”
甘地征召印度人参军的理由中有一个是英国人不会太钟意的。他宣称，“论及英国统治印度的众多恶行，历史将证明剥夺整个国家拥有武器的权利是其中最黑暗的行为。如果我们想要废除《武器法案》（Arms Act），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如何使用武器，现在正是天赐良机。”
巴基斯坦人于1947年10月22日入侵克什米尔并且开始向斯里那加（Srinagar）推进。克什米尔（Kashmir）地区在1947年10月26日加入印度之后，土邦主哈里•辛（Maharajah Hari Singh）和受人拥戴的穆斯林领袖谢赫•阿卜杜拉（Sheikh Abdullah）等克什米尔领导人，向尼赫鲁总理请求援助，但是尼赫鲁还是犹豫不决。最终，由于帕特尔（Patel）的坚持，尼赫鲁下令开始进行军事援助。帕特尔通过一次对全印的广播讲话，征用印度所有可用的飞机并立即开始空中行动。
放下心的甘地对帕特尔说，“我听到巴基斯坦入侵的消息时，一度感到非常痛苦和压抑。但是，克什米尔行动开始之后，我开始为他们感到骄傲，每一架运送物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品的飞机飞过，我都感到骄傲。”甘地这样证明自己的观点：“我们的国土遭遇的任何不公正和任何入侵，如果不是用非暴力的方式，就得用暴力的方式来防范和保护……如果你可以通过非暴力的手段去防范，那么尽管想方设法去做，这是我愿意得到的第一选择。如果让我去做，我不会去碰任何武器，不管是手枪还是左轮枪还是其他任何武器。但是，我不愿意看着印度堕落到茫然无助的窘境。”1
但是无论甘地认为国家和个人在进行自卫时有哪些例外情况是可以得到宽免的，他自己当然是一名坚定不移的非暴力主义信徒。他死于一名刺客的子弹，因为他把为了个人安全而雇佣保镖看做是对暴力的纵容。我在此想要说明的是，尽管甘地自己坚定不移地秉持他的非暴力理念，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无视现实，也没有在传播这一理念过程中让自己变得虚伪。他果断地宣称，在处理人类事务的过程中，不可能完全避免求助于暴力。
无论一个人是敬仰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他的灵性，或是他对真理的热爱和勇气（后两者我认为是一个人最为必须的两种品质），我想有一点是不存在争议的，那就是博巴和博巴的朋友们可以从甘地的一生和他担负的使命中，学到很多对我们自己的事业有益的东西。在图伯特流亡社会，我们的领导人和政治家们给予了甘地很多例行公事般的和某种仪式性的颂扬，但是几乎没有人去认真研究他的著作，这真是一件憾事。尽管有人会对甘地某些理念持有不同观点（我对他有关禁欲的观点和他对……就持有疑问），但是在他所有著作和文章中始终闪耀的是他思想的明澈和诚实。
相比而言，博巴们有关非暴力的理念是混乱的、幼稚的，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这个理念似乎还是源自于图伯特传统思想中所包含的一些神奇的信念。比如，图伯特国民议会（Tibetan People's Assembly）议长桑东仁波切，从甘地的“真理的力量”（satyagraha）学说（被仁波切蹩脚地翻译成了“坚持真理”）中，演绎出一套自己的版本。他曾经发出过一个有些匪夷所思的断言——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博巴能理解他的“坚持真理”理论，用不了三个月中国人就不得不离开图伯特。达赖喇嘛对自己的“中间道路”理论所能起到的作用都未曾有如此夸张的论断。但是，他们的观点都可以在传统的形而上学思想中找到根源，同时也反映了他们没有全面理解民族国家（nation states）政治和我们当今世界的达尔文主义现实。甘地早先在伦敦接受的法律教育以及随后在南非的实际工作和社会活动，还有他所阅读的那个时代西方思想家著作，想必有助于他更好地把握当时的社会现实。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逐步形成他的非暴力战略，无论现在的印度知识分子认为这一战略有什么样的缺陷，至少这一战略实现了它的主要目标：印度最终摆脱了大英帝国的统治。
尽管甘地一直试图把自己说成是印度古代文化的产物——包括外表上的印度式缠腰布、竹杖、木拖鞋，但是他的政治和社会思想其实更多地受益于十九世纪欧洲自由主义，而不是来自印度本土或传统资源。他的非暴力信仰绝非典型的印度教信仰。据他自己承认，甘地的和平主义主要是受到了《山上宝训》（Sermon on the Mount）和托尔斯泰（Tolstoy）的启发。他对妇女权利的拥护以及对种姓制度的反感也肯定是源自当代的西方思想。甚至他第一次对佛教进行的深入剖析也似乎是在阅读了埃德温•阿诺德（Edwin Arnold）的《亚洲之光》（Light of Asia）以后提出的。
在南非，甘地运用了英国式的政治鼓动手法：给报纸写信、带头发起请愿活动、以招募会员的方式建立政治组织、认真管理账目、开办小型图书馆、定期举行会议进行演讲、辩论和集体决策。他还就有关问题写了两本小册子。
有三位他那个时代的思想家对甘地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的公民不服从和不合作理念来自梭罗（Thoreau）。如前文所述，他的和平主义信念部分地来自托尔斯泰，尤其是托尔斯泰的作品《内在天国》（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而甘地是社会哲学则肯定是受到了拉斯金（Ruskin）《给未来者言》（Unto This Last）的启发。这本书给甘地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他在从约翰内斯堡去德班的一列火车上，一路彻夜未眠坐着阅读这本书，并且随之下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在这些著作中，立即给我的生活带来实际转变的是《给未来者言》。我后来将这本书翻译成古吉拉特语（Gujurati），题目改为《人人幸福》（The Welfare of All）。”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除了甘地之外，其他那些“真理的追求者”们在他们一生中也时不时必须“在黑暗中摸索”，尤其是在需要协调对国家和人民肩负的职责与热爱和平之间的矛盾的时候。当然，并非所有伟大的领导人都做出了甘地式的选择，那么他们在道德丰碑上的地位是否要逊色于圣雄呢？
在美国民主历程中，最为接近圣人的人物是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他主导进行了美国历史上最为血腥的战争。林肯为民主而战，保全了联邦并终结了奴隶制，但是这并不能轻易抵销美国人民因为林肯拒绝接受一个分裂的联盟国家而付出的惨重代价。我们还必须记住，林肯投入战争并非是由于他身边的政客们的诡计或是好战的将军们的逼迫。事实上，在战争的开头几年，要想让过于谨慎的将军们在任何一场同联盟军的激战中投入联邦兵力，林肯都会遇到重重困难。
从和平主义者的角度看，圣女贞德（Joan of Arc）无疑是一个暴力的女人。在她登场之前，英法之间的冲突，借用美国的军事术语讲，只是一场“低烈度冲突”（ a low intensity conflict），主要是由于法国自身的四分五裂和他们国王查理六世（Charles VI）的软弱。贞德的领导和激励使得暴力冲突急剧升级，但也最终使法国摆脱了英国的束缚。
诚然，和平要好于战争，非暴力要好于暴力。只有那些存在严重的精神或道德缺陷的人才会质疑这个命题总体上的正确性和正当性。但是国家与民族有时会遭遇一些问题，而暴力行动不仅是这些问题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同时还是一种英勇的和明智的办法。英国首相张伯伦（Chamberlain）和法国总理达拉第（Daladier）以出卖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从希特勒那里换来虚幻的和平难道是值得的？从另一方面看，罗斯福总统推动犹疑不决的美国投入“二战”的努力，到底是如德国宣传部所称的“一个热爱犹太人的战争贩子的邪恶阴谋”，还是一个从纳粹的统治下拯救人类的行动？
拿与我们自己贴近一些的例子说，拉萨的民众通过武装起义来保护达赖喇嘛的生命安全难道也是错的？达赖喇嘛让抵抗战士担任武装护卫逃离拉萨也是错的？如果他留下，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可能在战斗中被杀害，或是身陷牢狱，遭受酷刑，或是像班禅喇嘛那样遭受公开羞辱。按照达赖喇嘛最小的弟弟丹增曲杰（Tendzin Choegyal）的观点，如果达赖喇嘛留在图伯特境内，“他们（中国人）会像日本人利用可怜的溥仪（满清末代皇帝）一样利用尊者。尊者最后会成为另一个溥仪。”2
所以，达赖喇嘛所享有的自由、当前的国际地位，甚至他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都要在某种意义上归功于当年举行武装起义的人们。这些人不仅保护尊者免遭人身危险，而且使得尊者免于陷入对中国作出政治和道德妥协的境地。这些抵抗战士同时还使得尊者免于同共产中国建立一种即无望也无益的关系。
本文的目的并非在于倡导图伯特民众此时此地就拿起武器，而是为了向我们的领导人和朋友们指出，人类事务的复杂性要求我们采取一种更加折中而强有力的方法处理图伯特问题，不要局限于当前和平主义的惯性思维。我们可以假设，即便最终我们一致接受了一个非暴力战略，这个决定也应该是通过对现实的研究、讨论和评估得出，而不应该仅仅是由于某一篇有关神秘信仰的文章，或是由于得到了社会名流和国际领导人的喝彩，对于他们而言，和平、同中国做生意和维持现状，无疑远比图伯特的自由要来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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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3月12日，甘地领导的“食盐进军” |
让我们重新回到甘地的话题上。归根到底，圣雄甘地的非暴力学说之所以能傲视群侪，是因为他的学说所包含的牺牲、勇气尤其是实际行动。而图伯特非暴力运动显然正是缺少这样的品质，除非算上图伯特境内那些有着大无畏勇气的孤独的反抗人士。否则，在流亡运动的高层和领导人们那里，非暴力活动似乎完全变成了名流聚会、摇滚演唱、好莱坞电影、学术会议，甚至是追求职业升迁和个人私利的手段。放弃我们争取独立的主要目标的最根本的原因，据说，是为了拯救“图伯特佛教文化”，而这只不过是拯救神权统治权威的一种委婉说法。
我们还应当铭记甘地处处以身作则的作风。圣雄过着一种真正简单化的生活（沙拉金尼•奈都（Sarojini Naidu）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支持圣雄的贫穷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他随时准备面对警察的棍棒，面对长期监禁，甚至为了他的信念而面对死亡。他的这些所作所为无疑要比单纯的说教和开示更能鼓舞他的追随者。恕我直言，这样的勇敢无畏和正直在我们的领导人圈子里是不存在的。
但是，图伯特的“坚持真理”运动似乎已经找到了一个替身。我得到了一份文件似乎是这一运动宣言，其中桑东仁波切表达了一个信念，认为可以通过一种相当含糊但听上去振振有词的方法给他的追随者们灌输勇敢、坚韧、忍耐和慈悲等等必不可少的品质，这种方法被称为“哲学理解”（ philosophical understanding）。如果我对达兰萨拉的做事方法没有猜错的话，那里一定少不了各种“感觉良好的”的学术会议（与会代表们会得到镶丝边的折页和昂贵的彩色纪念特刊）、专家研讨会和讲习班，所有这些活动或许会由一些好心的外国基金会买单，这些基金会拥有更多的热情和金钱而不是对图伯特社会所面临的现实而骇人的危险的了解。
在图伯特境内，那些勇敢的人们依然藐视中国人的权威，他们具备的勇气堪比甘地。然而必须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从任何真正意义上讲，那些勇敢的活动人士是否全然是非暴力的？在同若干新近抵达达兰萨拉的流亡者的交谈中，我得到的一个明确印象是，图伯特境内几乎所有的示威者和活动人士都接受了非暴力方法（当然也不完全如此，他们扔过石头，烧毁过一处派出所），而原因是他们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而一旦时机成熟，有可能进行反对中国人的武装暴动，他们会乐见其成。奥维尔•斯科勒（Orville Schell）[III]为了拍摄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前线》（Frontline）系列纪录片中的《红旗下的图伯特》（Red Flag Over Tibet），在图伯特境内秘密采访了很多活动人士。他告诉我，他曾经采访过一位重要的图伯特喇嘛，这位喇嘛说阻止中国人的唯一办法只能是通过暴力。
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样的迹象，尽管方式还不是很激烈。从最近几年图伯特境内发生的几起炸弹爆炸事件判断，一些顽强的博巴显然已经不再欣赏我们官方的非暴力哲学。如果甘地还在，有人或许会设想他理所当然地要谴责扔炸弹的人并且赞同流亡社会的和平运动。对这一点我并不那么确定。在1920年8月11日出版的《青年印度》（Young India）上，他写道：
我确信，如果在懦弱和暴力之间只有唯一的选择，我会建议选择暴力。我宁愿印度诉诸武力，也不愿意她成为自己所遭受的屈辱的无助的见证人。
*
我此前已经写完了这篇文章，但是我的一个朋友在读完草稿后建议我应该加上另一位“伟大灵魂”的观点——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他的政治遗嘱的结尾部分，针对捍卫图伯特主权反抗中国侵犯的问题，毫不含糊地写道：
“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保护我们自己免遭迫在眉睫的灾难。在所有合适的地方，都要运用和平手段；但如果这些和平手段不能奏效，要毫不犹豫地采用更加强有力的措施。”
1997年9月
发表于《图伯特评论》（Tibetan Review）
【原注】
1. 见《印度铁汉帕特尔》(Sardar Vallabhbhai Patel: India’s Iron Man)，B •克里希那（B. Krishna）著，印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1996年出版。
2. 见《衮顿》（Kundun），玛丽克莱格著，哈帕柯林斯出版社，伦敦，1997。
【译注】
[I] Satyagraha，是一个由梵文satya（意为“真理”）和agraha（意为“灵魂的力量”或“真理的力量”）。通常翻译为“坚持真理”，也有意义为“非暴力不合作主义”，此处从文意翻译为“真理的力量”。
[III]奥维尔•斯科勒（Orville Schell），中文名夏伟，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在美国新闻界有很高知名度，曾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新闻学院院长长达11年，2007年5月起担任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除文中提到的《红旗下的图伯特》之外，还为CBS“60分钟”拍摄过纪录片《中国制造》，为《前线》节目拍摄过《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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