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學者》：中國邁向民主化的5種可能方式

中國邁向民主化的5種可能方式

日本《外交學者（The Diplomat）》雜志2月份刊載一篇發人省思的文章：〈中國邁向民主化的5種可能（5 Ways China Could Become a Democracy）〉。文中提出5種中國步入民主的可能情境，並直指在未來的10至15年內，民主化中國的實現將是“無可避免”。
文章提出，回顧各國邁向民主的歷程，有兩個因素是中共專制政權更迭與崩潰的重要考慮：首先是專制政體衰變論，一黨專制，無論如何精良，仍會受到組織老化與衰變的影響。主政者（在能力和意識型態方面）逐漸衰弱，而且專權的制度往往會吸引野心家及機會主義者，他們渴望最大限度的奪取利益，導致腐敗不斷加劇、管治惡化，並且與群眾日益疏遠。文中以前蘇聯共產黨（專權74年）、墨西哥（專權71年）與台灣（國民黨專權73年）為借鑒，如果相同的歷史在中國重演，將可合理推測，現已63歲的中共在未來10至15年內達到一黨專政的壽命上限。
其次，則是受到社會經濟變革的影響。當人民識字率、平均所得與城市化的速度不斷提高，通訊技術的改善大幅降低了群眾集體行動、推翻獨裁政權的成本，同時也促進了人民對民主更大的期盼。以國際統計分析，當人均收入上升至1000美元以上，獨裁政權便會變得越來越不穩定；當人均收入超過4000美元時，民主轉型的可能性顯著提升；一旦當人均收入達到6000美元，此時獨裁政權將難以生存（石油國家例外），而中國現在人均收入約9100美元，早已深入“民主過渡區域”了。若中共今日對維持統治感到艱難，10至15年後，專權體制恐將成為不可能的任務。
如果上述兩項因素夠具說服力，則中國的民主轉型將會怎樣發生？文章根據70年代國際民主轉型的豐富經驗，提出5種中國邁向民主的可能方式：

一、“大團圓結局”：中國民主過渡的最佳模式。當舊政權的統治核心面臨政權合法性危機時（如經濟不佳、軍事失敗、人民反抗升級、無法承受的鎮壓成本或貪污弊病等），他們覺察到專制統治即將告終，便著手操作一不失體面的權力退出機制，著手開放媒體與放松對民眾的控制，並且與反對派領導人展開協商，談判關鍵在於保護舊政權的那些曾經侵犯人權的統治核心，及保留支持舊政權的國家機構（如軍隊與秘密警察）特權，免遭清洗。待談判結束後，便舉行國家大選，代表舊政權的代表落敗（台灣與西班牙例外），從而迎接新的民主時代。目前緬甸正以此模式展開民主進程。
不過，此模式在中國發生的機率取決於當局能否在專制政權的合法性遭到無法挽回的損失之前著手改革。若舊政權的改革時程越早，則成功機會越大（如台灣、墨西哥與巴西）。然而，吊詭的是，足夠強大的政權不願改革，而虛弱的政權則已無力改革。文章認為，中共“軟著陸”的機會取決於新一屆領導們未來5年的作為，但政治軟著陸的機會之窗卻不是永遠保持開啟的。
二、“大團圓結局”變奏版：有別於第一種模式，中共領導層錯失改革的歷史機遇。而是在未來10年內，當中國經濟、社會與政治情勢發生改變（如人口老化、環境惡化、裙帶資本主義、不平等、腐敗和日益嚴重的社會動亂導致的經濟下滑等），最終迫使政權面對現實。屆時，舊政權的統治者已完全失去社會群體的信任與支持。在政局紛亂之際，政權將遭受內部分裂，如同葉爾欽與戈爾巴喬夫那樣，激進的民主化人士崛起，取代溫和的改革者，舊政權已完全無談判空間，黨的統治將會崩潰。
三、“天安門終極版”：當中共面對政治轉趨激進及社會分化跡像，卻仍執意抵制改革時，很可能觸發如1989年天安門事件般的社會大規模起義，導致政權崩潰（若是政權內部的分化則是上一個模式）。這種政治革命的形式與中東“茉莉花革命”類似，對群眾的激勵效果極大。文章分析，如在中國發生，中國軍方可能拒絕再次插手挽救中共，而導致“天安門終極版”成真。
四、“金融危機”：此情況可能如1997至1998年期間，東亞金融危機導致印度尼西亞蘇哈托倒台般的啟動了中國的民主轉型。中國當前銀行主導型的金融體系與蘇哈托時代的印度尼西亞體系有諸多共同之處：政治化、用人為親、貪污腐敗、監管不力及風險管理能力孱弱等。如今，中國的金融體系已經積累了巨額的不良貸款，金融穩定性面臨極大風險。如果金融體系慘遭崩潰，經濟將陷於停頓，社會動蕩將可能變得無法控制，最終導致中共在混亂中失去權力。
五、“環境崩潰”：有鑒於中國環境惡化顯著，雖然起因於環境破壞導致政權更迭的機率不高，但卻非不可理解。環境惡化所引發的衛生保健問題、生產力下降、水資源短缺等，導致經濟增長停滯，從而破壞中共的合法性與統治。文章指出，環境崩潰已經開始讓中國城市的中產階級對中共離心，並引發日益嚴重的社會抗議。環保行動亦可能集結不同群體的力量，有機會引發大規模的抗議事件。
該文提出5種中國邁向民主化的可能模式，著實發人省思。作者藉此呼吁：“我們得要開始思考不可想像的和無法避免的事情了（中國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