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了这些旷世伟人，我也有些心虚无力——看来，我们的和平理性方式实在可疑，确实太难推进国家的变革了，这些才子却只要灵机一动就天下大吉！武汉大学就有这么些重量级伟人，那么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有多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又有多少？他们这些政治才子才是历史的主人，才能把中国的民主大业在慷慨陈词中谈笑而定，哪需要我们这样些来自社会底层的人去苦苦挣扎？
当然，三十多年过去了，即没有发生新的三百人杀进皇宫的政变，也没有看到这些天之骄子有哪一个成为叱咤风云的政治家。虽然这段时间里全世界有近百个国家实现了民主，但是，也没有听说任何靠才子搞兵变、政变实现民主变革的事例。
且说，处在完全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境地的我，始终抱着必死的决心冒着当局全方位施加的压力一步步往前走，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试图以秘密集团开展暴力抗争的说客在我身旁的反复唠叨自然不会毫无作用。
我清楚地知道，在中共的“全面专政”格局下，中国绝对没有任何秘密集团长期开展暴力抗争的活动空间，在看得到的将来也不存在武装革命的任何可能。这样，作为武汉民主墙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我虽然始终坚决阻止任何激进做法，杜绝一切激进行动，但是，很长时间也一直在内心深处自问：
反对暴力究竟是面对现实的策略考量还是一种原则立场？
此时我最主要的助手朱建斌私下里就对我说：“要是你真有实力，还会这样艰苦地发动群众开展合法斗争？还不早就把它推翻了！”
他的说法不无道理，对此我一直在思考，几十年过去了，还是无法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
为什么？
因为这同时涉及几个方面：第一，价值考量，和平是唯一价值吗？历史告诉我们，任何时候主张唯一价值都会把运动、把社会引入歧途，第二，现实考量，有非和平转型的力量、机会、可能吗？第三，时代和形势在变化，一种主张能永远有效吗？
关于这些问题，可以放在最后回答。
从民主墙期间来说，我们不仅仍然承受着文革惯性带来的极大的镇压压力，而且只要是做实事的人，也根本没有任何条件和机会采取非和平的方式，在“全面专政”下，哪怕一般的秘密团体，只要开展活动，就没有当局无法侦破的，并且必然被判重刑，外界还很难知道——比如武汉的“白如银”集团就是如此。
这样，全国民主墙人士很快就通过信件交流和直接往来达成了一致，这一点尚在我主持的1980年的武汉（春节）会议上加以了明确，在我和上海的付申奇建议下，我们的基本原则是这样三条：公开化、合法化、群众化。
这些原则所体现的，当然是非暴力抗争方针。
说到这里，该指出我渐趋成熟的系统主张了。
2010年坐牢归来，我在1993年起草的当代中国的第一个民运纲领《和平宪章》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和平宪章》的方针是“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凡是看了该宪章的人都明白，总体上说该宪章并没有过时，但是，在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袭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后几个残存的专制国家的情况下，《和平宪章》的局限也是明显的。当然，目前的局面已经不需要我再去起草新的《和平宪章》，我只需向大家适当地说说我的看法即可。
这种看法就是：
第一，我们主张和平转型。
第二，我们不反对其他任何主张，只反对一党专政和任何形式的专制。
第三，中国是否最终能和平转型，并不取决于我们的善意，而是由官民博弈的结果决定的。
第四，我们希望当局不要把中国推向新的辛亥革命。
第五，我们虽然极力争取和平转型，但是也会看历史的演化是否能不负我们的善良愿望。
秦永敏 2013.6.14
(民主墙时代非暴力抗争原则的确立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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