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多数人熟知的不同，柏林墙倒塌的时间并不是1989年11月9日，地点也不是柏林。
这件事情发生在当年的10月9日，地点在一百二十英里之外的莱比锡。
首先，公民勇气——这是一种德意志历史上罕见的品质——瓦解了令东德人民恐惧四十年之久的精神之墙。在当时，正是这一点注定了柏林墙的倒塌。
下面就是这件事情的经过：
1989年10月9日，当莱比锡市的瓦伦廷娜-科施准备外出参加和平游行时，她预计自己会遭到应声而来的东德安全部队的枪击。她对两个年幼的女儿解释说，为了让老师们更好的对待学生，自己要跟朋友们一起去散步——这对她的状况是个恰如其分的描述。此外，她还告诉丈夫说，如果晚上十点之前自己还没有回来的话，他应当带着女儿们搬到德累斯顿去开始一段新生活，在那儿，两姐妹将不会身背国家公敌子女的烙印。
在苏联坦克镇压1953年东柏林工人起义以后的几十年间，与绝大多数东德人一样，科施女士对政治漠不关心。她没有去反抗共产体制的约束，而是去适应它，这更有助于形成她尽量不受外界干扰的私人空间。
然而，在此前几年，她在自己教学的班级中引入蒙特梭利教学法时，由于这违反了城市教育体制的规则，她遭到降级，被送去带一个智障儿童的班级。她非常失望，在这种严格的教育官僚制度下感到窒息。
从八年前开始，科施开始参加每周一次在城市中心尼古拉教堂举行的和平守夜活动。这个教堂位于著名的圣托马斯教堂附近，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曾在这里吟诵诗篇，而早在1539年，马丁-路德在同一地方把新教改革带到了莱比锡。
逢周一举行的和平祈祷活动之后会有东西两德年轻神学家们的一项联合呼吁，要求撤走北约和苏联安置在德国领土上的核武器。
作为这项呼吁的发起人之一，克里斯蒂安-费勒当时是尼古拉教堂的新晋牧师。他为自己赋予了救助所有祈求帮助之人的使命，无论他们是否具有信仰。时至今日，作为1989年剧变时期一位谦和的布衣英雄，他仍然广受尊崇。当时，与他站在一起的牧师们对所有人表示同情，拒绝与秘密警察组织“斯塔西”合作，也不与民主德国当局操控的宗教组织“新教教会”妥协。
整个1980年代，尼古拉教堂的和平祈祷活动虽然广受瞩目，但参与者并不多。但在1989年，由于两股各自独立的愤怒力量走到一起，这项活动的参与者数目呈指数上升。
第一股势力有科施女士这样的温和改革者组成，他们要求民主德国拥有属于自己的宪法和法律，并加入公平选举和人权方面的条文。
第二股势力的组成者是那些一心想要逃到西德，过上自由和富裕的正常生活的东德人。因为在此之前的数周里，已经有大约十万人放弃了自己的国家和财产，经由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逃往西方。
这两股势力的成员相互鄙夷，但费勒牧师对两者都打开了尼古拉教堂的大门——虽然他私下认为，大家应当留在祖国，建设东德。实际上，通过每周一让成员们喊出那些被秘密逮捕的人的名字，他找到了两者的利益交点，促其彼此达成和解。
凭我们这些同代的见识，很难想象二十年前科施和她的同伴们需要鼓起多大的勇气，才能带着蜡烛，在这个古老的城市里保持克制的游行一小时，而且游行路线恰好要经过莱比锡市的斯塔西总部。
当时，尽管欧洲局势已经有所缓和，但无论东德人还是西德人都担心，东德将把这种不合时宜的强硬统治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这种模式就像如今的北朝鲜）。在国民中享受比希特勒的党卫军还要高地位的“斯塔西”组织仍然严密的控制一切。在苏维埃集团内部，东德公民仍与保加利亚一样，分享着最安静人民的称号。
此外，就在之前的周末，10月7日和8日两天刚刚发生了一次肮脏的镇压，安全部队在莱比锡、德累斯顿和东柏林借民主德国四十周年的机会逮捕了数千示威者。在莱比锡，对历史一无所知的看守们甚至打算将数千抗议者关进新集中营。
为了准备周一晚上的冲突，医院额外储备了血浆，莱比锡人都知道这一点。这座城市的保安力量已经增至8000人，而就在上周一，也只不过有不到两千人监视大约10000名和平祈祷者。卫兵荷枪实弹，并接到命令，要求用任何手段镇压“反革命”——这是共产主义者教科书中最严重的罪行。
这些都是三十六年来前所未有的措施，通过炫耀实力，当局认为这些足以让游行者们安静的呆在家里。
但是，此时如果连恐吓都不能奏效的话，还有什么能让他们后退呢？整整一天，由于对抗一触即发，莱比锡市党书记试图从东柏林党的总部那里得到新的指令，但却是白费力气。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指挥库尔特-马苏尔，神学家彼得-齐默尔曼，该市党的副书记罗兰-文策尔，以及另外三人策划了一项非暴力的紧急呼吁，该呼吁在所有教堂和无线电广播中播出。游行者们彼此控制着任何鲁莽的行动和反应。
下午六时整，尼古拉教堂外聚集的人群开始离开教堂，向市中心的大道行进。莱比锡党书记绝望的给党的副手，资深铁腕人物埃里希-昂纳克的法定继承人埃贡-克伦茨打去最后一次电话。但这时克伦茨已经晋升到他永远不会拿自己的去冒险的位置了。这天晚上没有任何意外。他不置可否，并表示必须与其他人交换意见。
莱比锡党书记海尔默-哈肯伯格挂断了电话。“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时刻”，后来，文策尔在回忆接下来那不朽的几分钟时表示。当时哈肯伯格问自己的副手说，“我们该怎么办？”一个训练不良的十八岁民兵擦枪走火，或是一位愤怒的游行者步子迈的太远，又或是一名斯塔西成员的挑衅，都可能触发一场爆炸。
在这种情况下，废除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则需要冒比大胆杀戮高许多的风险，因为随后上级或许会追究他们的责任。年轻的副书记建议哈肯伯格撤掉安全部队。后者照做了。由于在地方开创了如此大胆的先例，莱比锡官员们都认为会遭到党的除名。
然而，他们在应对街头事件上的新方法却奏效了。上周的一万名示威者并没有被吓倒。令人吃惊的是，另有六万人也抛弃了恐惧加入他们。游行经过斯塔西司令部时，人们高唱道——“Wir sind das Volk”（德语：我们是人民）。
德国第一次成功的革命并没有流血。东德议会发言人霍斯特-辛德曼的话成为名句，“我们为一切做了准备，除了烛光和祈祷”。
今年夏天与费勒闲谈时，他曾回忆起那个夜晚：“虽然日夜感到恐惧，但我们拥有达成信念的勇气。《圣经》赋予我们和平抗议的力量，而这是我们手中仅有的武器……今天想来仍令人感动，在那样一个世俗的国家里，把人们凝聚在一起的却是主在圣山上的神圣训言——它只有两个词：不要暴力”。
一直观望的东柏林和东欧迅速意识到，在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新时代里，如果示威群众足够多，安全力量就不能开火。几周内，东德、捷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党领袖全都遭到罢免。
“有生以来第一次”，一位四十岁上下，曾长期因为德国没有阻止希特勒的上台，以及没有在1848年建立共和国而感到羞耻的西德人表示，“我为自己是一个德国人而感到骄傲”。
[ Elizabeth Pond 记者，《Beyond the Wall》一书作者，居住在柏林。1989-1990年，她在采访莱比锡事件主要人物时写下这篇文章。 ]
文章来源：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0月8日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