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記者 柯宇倩
中國進入習近平時代，而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會走向何方，至今仍讓人霧裡看花。由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總裁何頻發起成立的“中國研究院”，2013年4月13日於紐約舉辦首場研討會，邀請海內外專家一起探討“習近平時代”下的中國問題與前景。
陳小平：下面請阮銘先生發言。
阮銘：首先做一個更正，“我是最後一個專制者”這句話，不是蔣經國說的，是戴晴在《從林則徐到蔣經國》中講的。
我到台灣教書和研究待了十多年，稍微瞭解台灣的歷史。台灣的憲政民主運動很早就開始，有自己的傳統。1907年，林獻堂在日本遇到梁啟超，問：台灣被日本佔領了，怎麼辦？梁啟超說：大清帝國30年內都不可能幫台灣，所以要靠自己，學愛爾蘭的非暴力憲政運動。
後來日本大正年代（1912——1926年）有政黨政治了，林獻堂和蔣渭水就從1921年開始發起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這個運動雖然沒有達到設置台灣議會的目標，但爭取到了台灣縣以下的基層選舉，有一半可以民選。這個傳統確立後，國民黨在戒嚴時期也沒有辦法取消基層選舉，只能用賄選和收買派系、黑道等手段操控。
國民黨戒嚴時的特務統治，一條是限制言論自由，一條是限制結社自由——就是黨禁、報禁。剛開始，由於“2?28”已經把台灣原來的知識精英鎮壓了，只有從大陸到台灣的胡適、雷震、殷海光這些自由派辦了一個《自由中國》雜誌，發出一點微弱的聲音。
後來雷震串連一些台灣的地方人士籌組“中國民主黨”，蔣介石就把雷震抓起來判刑十年，那是1960年，台灣在整個1960年代是沒有“自由之聲”的。
到了1970年代，形勢變了，蔣介石的代表被趕出聯合國，全球興起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台灣的議會鬥爭和社會運動開始挑戰國民黨的戒嚴統治。當時國民黨的“萬年國會”每三年要補選幾名“增額”民意代表，像郭國基、黃信介、康寧祥這些“自由民主派”，在街頭站上肥皂箱向民眾講演批評國民黨，就當選終身制的“第一屆立法委員”，在議會裡質詢蔣經國。這是非暴力街頭民主爭取到的，不是黨內民主和“最後一個獨裁者”設計的。
突破黨禁、報禁，是從1979年的美麗島運動開始。不准建黨，不准辦報，就辦雜誌，但雜誌也受控制，《美麗島》雜誌原本想了很多名字都不批准，後來借用一首流行歌曲“美麗島”的名字才批准。
當時的想法是，《美麗島》雜誌就像一個沒有黨名的黨，在各個縣、市設立分部，幾個月就演變成聲勢浩大的美麗島運動。1979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權日，“美麗島”在高雄集會遊行，就被蔣經國鎮壓了。
阮銘發言。（柯宇倩攝）
蔣介石當初鎮壓雷震和《自由中國》，誰都不敢講話。但蔣經國鎮壓“美麗島”在內外反彈不斷，他怕國際壓力，不敢判死刑，軍事法庭被迫公開審判、公開報道。第二年（1980）選舉，受刑人的妻子和辯護律師出面競選，高票當選民意代表。這就是蔣經國看到的“時代變了，環境變了，潮流也變了”，他也不得不變。
所以戴晴說，蔣經國是“最後一位專制者”，說他訂了一個頂層設計，把台灣一步步推向民主，沒有這回事，是民主憲政運動的壓力，加上外部國際壓力改變了蔣經國。蔣經國在江南事件後，已經無法再按原本的設計統治下去，才在1985年12月25日宣佈：“第一，有人或許要問經國的家人有沒有會競選下一任總統？我的答覆是，不能也不會；第二，我們有沒有可能以實施軍政府的方向來治理國家？我的答覆是：不能也不會。”
1986年9月28日，台灣的一批異議人士在圓山飯店開會，本來沒想有預定成立政黨，只是討論選舉，建黨是順便被提出，不少人認為時機還不成熟。後來朱高正跳出來說：“老是說‘時機不成熟’，現在就宣佈成立民進黨！”結果獲得通過。
當時國民黨大老郝柏村等都主張抓人，但蔣經國說不能抓，他說：“不能盲目衝動、意氣用事，歷史上很多類似例子，小不忍則亂大謀，不可不慎。”蔣經國的“大謀”，正是必須想辦法使反對黨合法化。
蔣經國知道開放黨禁報禁，黨內多數一定反對，所以才在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時提出解除戒嚴，造成國際輿論，讓黨內舊勢力不敢抵制，這樣台灣才一步步走向開放。
馮勝平給習近平的信寫得很漂亮：前30年，毛澤東讓一部份人站起來，第二個30年，鄧小平讓一部份人富起來，第三個30年，習近平讓一部份人民主起來。勝平的思想，實際上是孫中山的思想，孫中山說，軍政、訓政、憲政，因為老百姓是順民、刁民、暴民，所以要國民黨執行委員會來領導國民大會，要黨高於憲，這就是訓政，原說訓六年，結果一訓就停不了，在大陸訓了22年，到台灣又訓了38年，一直到蔣經國晚年解除黨禁報禁才結束。
過去，胡適一直向蔣介石建議組黨，他說：“蔣介石知道我不會組黨，所以說胡適組黨可以，別人組黨不可以。”胡適又建議把國民黨分成兩或三個來制衡，蔣介石也不同意。沒有時代潮流和社會壓力，專制者不可能自動設計放棄權力。
憲政就是要有政黨競爭，要有自由選舉和自由輿論。靠黨內民主達到憲政，至少在中國和台灣，歷史證明行不通。訓政不可能到達憲政，而必須依靠體制外非暴力的憲政運動。體制內開明的領導者順應時代潮流和民眾意志也很重要，蔣經國就比蔣介石開明。
假定習近平是開明的人，也一定要有體制外民主憲政運動的壓力，兩者的合力才能壓倒反民主勢力的抵制。就像蔣經國解除戒嚴後，仍需要依靠民進黨繼續推動憲政民主運動，才能把反對民主憲政一的黨國舊勢力壓下去。所以非暴力不只指體制內，也指體制外，二者相輔相成，才能實現向民主憲政的和平轉型。
（《調查》特刊 第八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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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雜誌
中國進入習近平時代，而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會走向何方，至今仍讓人霧裡看花。由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總裁何頻發起成立的“中國研究院”，2013年4月13日於紐約舉辦首場研討會，邀請海內外專家一起探討“習近平時代”下的中國問題與前景。
陳小平：下面請阮銘先生發言。
阮銘：首先做一個更正，“我是最後一個專制者”這句話，不是蔣經國說的，是戴晴在《從林則徐到蔣經國》中講的。
我到台灣教書和研究待了十多年，稍微瞭解台灣的歷史。台灣的憲政民主運動很早就開始，有自己的傳統。1907年，林獻堂在日本遇到梁啟超，問：台灣被日本佔領了，怎麼辦？梁啟超說：大清帝國30年內都不可能幫台灣，所以要靠自己，學愛爾蘭的非暴力憲政運動。
後來日本大正年代（1912——1926年）有政黨政治了，林獻堂和蔣渭水就從1921年開始發起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這個運動雖然沒有達到設置台灣議會的目標，但爭取到了台灣縣以下的基層選舉，有一半可以民選。這個傳統確立後，國民黨在戒嚴時期也沒有辦法取消基層選舉，只能用賄選和收買派系、黑道等手段操控。
國民黨戒嚴時的特務統治，一條是限制言論自由，一條是限制結社自由——就是黨禁、報禁。剛開始，由於“2?28”已經把台灣原來的知識精英鎮壓了，只有從大陸到台灣的胡適、雷震、殷海光這些自由派辦了一個《自由中國》雜誌，發出一點微弱的聲音。
後來雷震串連一些台灣的地方人士籌組“中國民主黨”，蔣介石就把雷震抓起來判刑十年，那是1960年，台灣在整個1960年代是沒有“自由之聲”的。
到了1970年代，形勢變了，蔣介石的代表被趕出聯合國，全球興起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台灣的議會鬥爭和社會運動開始挑戰國民黨的戒嚴統治。當時國民黨的“萬年國會”每三年要補選幾名“增額”民意代表，像郭國基、黃信介、康寧祥這些“自由民主派”，在街頭站上肥皂箱向民眾講演批評國民黨，就當選終身制的“第一屆立法委員”，在議會裡質詢蔣經國。這是非暴力街頭民主爭取到的，不是黨內民主和“最後一個獨裁者”設計的。
突破黨禁、報禁，是從1979年的美麗島運動開始。不准建黨，不准辦報，就辦雜誌，但雜誌也受控制，《美麗島》雜誌原本想了很多名字都不批准，後來借用一首流行歌曲“美麗島”的名字才批准。
當時的想法是，《美麗島》雜誌就像一個沒有黨名的黨，在各個縣、市設立分部，幾個月就演變成聲勢浩大的美麗島運動。1979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權日，“美麗島”在高雄集會遊行，就被蔣經國鎮壓了。
阮銘發言。（柯宇倩攝）
蔣介石當初鎮壓雷震和《自由中國》，誰都不敢講話。但蔣經國鎮壓“美麗島”在內外反彈不斷，他怕國際壓力，不敢判死刑，軍事法庭被迫公開審判、公開報道。第二年（1980）選舉，受刑人的妻子和辯護律師出面競選，高票當選民意代表。這就是蔣經國看到的“時代變了，環境變了，潮流也變了”，他也不得不變。
所以戴晴說，蔣經國是“最後一位專制者”，說他訂了一個頂層設計，把台灣一步步推向民主，沒有這回事，是民主憲政運動的壓力，加上外部國際壓力改變了蔣經國。蔣經國在江南事件後，已經無法再按原本的設計統治下去，才在1985年12月25日宣佈：“第一，有人或許要問經國的家人有沒有會競選下一任總統？我的答覆是，不能也不會；第二，我們有沒有可能以實施軍政府的方向來治理國家？我的答覆是：不能也不會。”
1986年9月28日，台灣的一批異議人士在圓山飯店開會，本來沒想有預定成立政黨，只是討論選舉，建黨是順便被提出，不少人認為時機還不成熟。後來朱高正跳出來說：“老是說‘時機不成熟’，現在就宣佈成立民進黨！”結果獲得通過。
當時國民黨大老郝柏村等都主張抓人，但蔣經國說不能抓，他說：“不能盲目衝動、意氣用事，歷史上很多類似例子，小不忍則亂大謀，不可不慎。”蔣經國的“大謀”，正是必須想辦法使反對黨合法化。
蔣經國知道開放黨禁報禁，黨內多數一定反對，所以才在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時提出解除戒嚴，造成國際輿論，讓黨內舊勢力不敢抵制，這樣台灣才一步步走向開放。
馮勝平給習近平的信寫得很漂亮：前30年，毛澤東讓一部份人站起來，第二個30年，鄧小平讓一部份人富起來，第三個30年，習近平讓一部份人民主起來。勝平的思想，實際上是孫中山的思想，孫中山說，軍政、訓政、憲政，因為老百姓是順民、刁民、暴民，所以要國民黨執行委員會來領導國民大會，要黨高於憲，這就是訓政，原說訓六年，結果一訓就停不了，在大陸訓了22年，到台灣又訓了38年，一直到蔣經國晚年解除黨禁報禁才結束。
過去，胡適一直向蔣介石建議組黨，他說：“蔣介石知道我不會組黨，所以說胡適組黨可以，別人組黨不可以。”胡適又建議把國民黨分成兩或三個來制衡，蔣介石也不同意。沒有時代潮流和社會壓力，專制者不可能自動設計放棄權力。
憲政就是要有政黨競爭，要有自由選舉和自由輿論。靠黨內民主達到憲政，至少在中國和台灣，歷史證明行不通。訓政不可能到達憲政，而必須依靠體制外非暴力的憲政運動。體制內開明的領導者順應時代潮流和民眾意志也很重要，蔣經國就比蔣介石開明。
假定習近平是開明的人，也一定要有體制外民主憲政運動的壓力，兩者的合力才能壓倒反民主勢力的抵制。就像蔣經國解除戒嚴後，仍需要依靠民進黨繼續推動憲政民主運動，才能把反對民主憲政一的黨國舊勢力壓下去。所以非暴力不只指體制內，也指體制外，二者相輔相成，才能實現向民主憲政的和平轉型。
（《調查》特刊 第八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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