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影：
一种革命之最确实现象，就是群众的直接干涉历史事件。在平时，国家——不问它是君主的或民主的——总超出于人民之上，而历史则由这一行业的专门家：君王，大臣，官僚，议员，新闻记者所造成。但在这些紧急关头，即当群众再不能忍受旧制度之时，他们就打破那排斥他们于政治舞台之外的一些藩篱，扫清他们传统的代表，以他们自己的干预来替一种新制度创造最初的基地了。究竟这是好是坏，我们且让道德家去判断。我们自己则将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所呈现出来的事实，如其实地来加以处理。在我们看来，革命的历史，首先乃是群众强行踏进自己命运之主宰圈的一种历史。
社会等级的地窖坟穴内的低贱阶层，自下而上地努力冲入禁地——上流社会的大人物们决定民族命运的禁地，好一幅令人震惊的画卷！难怪统治者后来对此炮制了成山的污蔑之词。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习于践踏的那方人群底座，似乎有了生气：一望无际的人堆冒出许多头颅，长满老茧的大手伸向天空，传出了嘶哑但勇敢的呼喊！
举凡经济，国家，政治，法律诸问题，连带着还有家庭，个性，艺术创作诸问题，都会被革命重新提出，且被自下而上地重新加以观察。人类创造活动的无论哪一个部门，都会被真正人民的革命所闯入，并留下伟大的里程碑。
现代法国史家中一个反动的，也因而是时髦的史家马台林（L.Madelin）用他那种会客室中的问谈方式，污蔑法国大革命——就是他本国的诞生——道：“历史家应该站立在危城的墙上，同时看着围城者与被围者，”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方式中，仿佛他才能得到一种“调和的公道”。不过马台林本人的话，表示出他爬上了那划分两个营垒的城墙，也只串演着反动派间谍的角色罢了，他只关心于过去的作战营垒，倒是好的，因为正当革命时，站在城墙上却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呢。而且在惊恐之时，宣传“调和的公道”的牧师们，常常会被发见在四垛墙底里面，观望着哪一边将取得胜利。
某些民主派批评家，爱用间接证据的，曾把著者对于那些妥协派领袖用的“嘲笑”态度当作一种不应有的主观成见之表现，有害于这部著作的科学性。我们认为这个批评是不能令人心服的。斯宾诺莎（Spinoza）的原则：“不要哭，不要笑，但要了解”，乃是警告那些不合宜的笑声和眼泪。这原则并不是剥夺了一个人，即令一个历史家的权利，不许他于正确了解之后发挥他的正当的哭或笑。那种纯个人主义的嘲笑，如同一阵烟雾无差别地弥漫于人类的一切努力和思想上面，那是趋炎附势主义之最坏的形式。这种嘲笑，无论放在艺术作品里或历史著作里，都是不好的。但另有一种嘲笑深存于生活关系本身之中；将它掘发出来，乃是历史家和艺术家的责任。
主观和客观之间不相配合一般说来乃是喜剧以及悲剧之泉源，生活上如此，艺术上亦然。政治方面更加受这条法则所支配。人物和党派是英勇可敬的，还是滑稽可笑的，并不关于他们本身而是要看他们对于环境的关系如何。法兰西革命进入决胜负的阶段时候，吉伦特派的最杰出的分子在雅可宾派下层分子旁边，变成了可怜又可笑的。约翰·玛丽·罗兰做里昂工厂监察官时候本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置于1792年背景之前，好像一个活的漫画像。反之，雅可宾派则是适应潮流的。他们可以惹人仇视、怨恨、恐怖，——但不会惹人嘲笑。
狄更斯小说的女主角想用一把扫帚来拦阻海潮前进，乃是人所共知的可笑人物，因为手段和目的不相配称。我们若以为这个人物可以象征革命中妥协派的政策，那似乎是夸大了的。可是策列铁里，那个双权政制的真正主动者，十月革命之后自己向自由派一个领袖纳博科夫表白说：“那时我们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徒劳无功，譬如用几块薄薄的木板来抵御那奔腾澎湃的洪水。”这几句话好像是恶意的讽刺，但这是妥协派关于他们自己而说的最真实的话呀。描写那些想用薄板来抵御革命的“革命家”，而不用嘲笑，那就无异乎为了讨学究欢心而牺牲真理和背叛客观。
彼得·司徒卢威，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是个帝制派，他亡命后曾写过如下的话：“惟有布尔什维克派对于革命是一贯的，而且忠实于革命的本质，所以在革命之中他们胜利了。”米留可夫，自由派领袖，关于布尔什维克派说过差不多相同的话：“他们知道，他们走向哪里去；他们走的方向是他们以前确定下来没有移动过的，他们的目的随着妥协派试验的失败一天更比一天接近了。”最后，一个亡命的白党，不大出名的，想用自己的方法去了解革命，他这样表示说：“惟有铁打的人才能走上这条道路，……惟有那‘职业’革命家的人，惟有不害怕召来那个吞没一切的反抗和暴动鬼怪的人。”前面关于雅可宾派说的话，也可以拿来说布尔什维克派，而且更加恰切。他们适合于时代及其使命；人家满口咒骂他们，但不能嘲笑他们，——他们是没有什么可以供人嘲笑的。
书评：
Ⅰ、迄今为止，这部著作在许多方面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文件中的最高典范。也是把过去的一切加以重新编写，并将历史学家的技巧和激情同政治领袖兼组织家的活动和记忆融为一体的唯一的一部历史著作。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
Ⅱ、如修昔底德、但丁、马基雅维利、海涅、马克思、赫尔岑及其他思想家和诗人一样，托洛茨基作为一位作家，只是在流亡中、在他在王子群岛上度过的那几年中才达到其巅峰的。他不仅作为十月革命的领导人，而且还作为它的历史学家将为后代所永远铭记。关于1917年事件，其他任何一位布尔什维克都未能写出或无力创作出如此壮丽恢宏的叙事，而且那些反布尔什维克的党派的许多作家中，也没有人写出一部能与之抗衡的相反叙事。托洛茨基很早就表现出了写作才华。他对1905年革命的描写至今仍是对1917年革命的“总彩排”的最生动的全景叙述。十月起义以后刚刚过了几个星期，托洛茨基就写了叙述和分析1917年事件的第一篇文章，而此后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的间隙以及随后的若干年中，他持续不断地撰文对他曾亲身参加的那些事件进行历史的阐释。他具有一位历史学家的双重动力：一位创造历史的革命家的激情和一位力求描述革命并把握其意义的作家的冲动。
所有的流放者都在思考过去，但其中只有少数人，极少的几个人能够赢得未来。但就在这极少的几个人中也未必有谁会像托洛茨基那样被迫在道义和身心两方面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斯大林最初像古罗马人用流放代替死刑那样对他使用了流放这一手段，后来便对用放逐代替死刑不满了。早在从肉体上消灭托洛茨基以前，托洛茨基道义上的凶手们多年以来就一直在进行着这样一项工作，即起初是把他的名字从革命的编年史上抹去，随后又将它作为反革命的同义语予以恢复。因而使得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托洛茨基面对双重的难度：他既要捍卫革命、反对它的敌人，又要捍卫自己在革命中的地位。古往今来还从未有过任何一位作家如托洛茨基那样在撰写其主要论著时身处这种境地：周围的人们千方百计想要激起他的愤怒，剥夺其安静思考的可能性并歪曲其对于事件的观点。托洛茨基的全部激情都被调动起来，但与此同时，他保持着思维的冷静和观点的清晰。他常常回忆起斯宾诺莎的规则：“不要哭，不要笑，而要理解。”但他自己却不但哭了，而且也笑了，同时也理解了。
如果说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托洛茨基集极端偏激和严格客观性于一身的话，这不全对。对他来说，没有必要将两者集于一身：它们本来就是他从事工作的光和热，而光和热是不可能被分开的。他曾嘲笑一位学者的“不偏不倚”和“折中公允”是妄想“站在一座被包围的城的城墙上，同时既属于被围者，也属于围城者”。①托洛茨基的地位如其在1917－1922年间那样处于革命的围城之内。然而，参与斗争不仅没有使他的观点迟钝，反而使它变得更鲜明。托洛茨基与旧俄统治阶级及其自觉或不自觉的拥戴者们的对立，不仅使他能清晰地看出他们的缺陷和弱点，而且也使他能发现他们所具有的某些优点。在这方面，如在其有关军事问题的优秀论著中那样，托洛茨基的极端偏激与周密审慎、清醒深刻的洞察的确是并行不悖的。对于一个好的士兵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要对“山岗那边”所发生的事有一个真实的概念，不要把愿望当做现实，不要感情用事。作为十月起义的领导人，托洛茨基正是本着这一原则行动的。历史学家托洛茨基正是以类似方式行事的。他对革命的描写达到了主、客观的统一。
托洛茨基的历史论著充满了辩证法，这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派中空前绝后。托洛茨基的方法和风格正是从马克思那里借来的。他的《俄国革命史》与马克思那些篇幅较短的历史论著如《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法兰西内战》相比，恰如巨幅壁画与小型彩画相比。如果说在抽象思维和哥特式想象的力量方面马克思要高于他的学生的话，那么，作为艺术家，作为一位用线条描绘群众和个体的大师，学生却要优于老师。他的社会政治分析和艺术洞见是如此谐调，达到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地步。他的思维和想象并行不悖。他以一位故事讲述者的张力和热情阐述着革命理论，而他的叙述本身因其思想而获得了深度。托洛茨基笔下的场面、肖像和对话无疑是真实的，而且都被他的历史进程观从内部所照亮。其论著的这一显著特点给非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例如英国历史学家A.L.罗斯（Rowse）是这样说的：
『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的真正意义不在于他刻画性格或场面的语言的力量，尽管托洛茨基的卓越才华常常使人想起卡莱尔。他的笔下有某种同样的技巧、同样的个人惯用手法，像在舞台上迅速移动的灯光一样，它将最值得注意的事件罩于中心，使之变得异常鲜明、突出，烘托出其主要意义。也许有人会补充说，在力求考察事件的连续性时会遇到同样的困难：使人目眩。然而，如果说在卡莱尔笔下具有的只是他依赖的那种令人吃惊的直觉力的话，那么，托洛茨基却具有一种历史理论，使他有可能理解历史并将事件联系起来。如果将他的著作与温斯顿·丘吉尔的著作《世界性危机》作一番比较，就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因为就性格和才华而言，他们二人在某种程度上既相似也有差异。在丘吉尔先生的笔下，历史带有个性色彩，事件叙述得生动、有力，与托洛茨基颇有几分相似之处，但丘吉尔的历史背后没有历史哲学。』
说托洛茨基与丘吉尔有相似之处，这是对的。这两个处于相互对立的两极之上的人物同样都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融合，同样都具有生命力，同样都具有超越自己阶级和环境的预见力和超前性，同样都具有创造性和书写历史的动机。没有必要否认丘吉尔也有其“历史哲学”：他下意识地遵循着这种哲学。而托洛茨基则具有一种成熟完善的理论。但重要的是他的世界观理论渗透进了他的感受，使他的直觉力变得更强、目光更加敏锐，尽管他和卡莱尔一样具有强烈而又光彩夺目的想象力，但他还具有善于言简意赅地明确表述思想并保持平衡的能力，这已然是最伟大的经典历史学家所应具有的品质了。实际上，托洛茨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派迄今所产生的唯一一位天才的历史学家，也是迄今一直遭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派否定的历史学家。②
——依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 托洛茨基：1929－1940》P229－233
① 托洛茨基在此具体指的是L.玛德兰，一个“因反动而时髦”的法国历史学家。《俄国革命史》第1卷前言。
② 但只是在同意把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运动界定为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情况下，这种说法才是正确的。
Ⅲ、俄国革命，这是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非常奇怪的是，不管在“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资本主义阵营”，都很难见到关于十月革命翔实的历史著作。俄国革命，从二月到十月，到底是怎么回事，恐怕极少有人清楚。
无论是背叛了革命的斯大林官僚阶层，还是被革命推翻的资产阶级，他们都没有直面十月革命历史的勇气。如果仔细地翻阅俄国革命的日历，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斯大林之流在革命中毫无作为；而资产阶级被剥夺财产权和统治权的过程更是一番使其不敢正视的经历。斯大林将俄国革命篡改为所谓的一小撮“先锋队”领导——应该说是操纵——群众的历史，群众跟在“领导”后面亦步亦趋的历史，这样就为其官僚统治编造的历史合法性。而资产阶级也乐于认同这种说法，以证明十月革命即是斯大林专制的“原罪”，从十月革命到斯大林统治存在着“内在的极权主义的逻辑”，即革命＝少数人通过暴力强迫多数人接受其“理想”。
工人阶级在十月革命中表现出来的创造性——即通过自我组织来完成自我解放——证明了，在既不需要资产阶级也不依靠官僚的情况下，工人阶级拥有自我统治的能力。对工人阶级自我统治的能力的恐惧，使斯大林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在隐瞒十月革命的历史方面，达成了一致。
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则向我们全面展示了工人阶级通过自我组织完成自我解放的这一生动的历史场景。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能力，是我们争取社会主义的信心的源泉。
一种革命之最确实现象，就是群众的直接干涉历史事件。在平时，国家——不问它是君主的或民主的——总超出于人民之上，而历史则由这一行业的专门家：君王，大臣，官僚，议员，新闻记者所造成。但在这些紧急关头，即当群众再不能忍受旧制度之时，他们就打破那排斥他们于政治舞台之外的一些藩篱，扫清他们传统的代表，以他们自己的干预来替一种新制度创造最初的基地了。究竟这是好是坏，我们且让道德家去判断。我们自己则将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所呈现出来的事实，如其实地来加以处理。在我们看来，革命的历史，首先乃是群众强行踏进自己命运之主宰圈的一种历史。
社会等级的地窖坟穴内的低贱阶层，自下而上地努力冲入禁地——上流社会的大人物们决定民族命运的禁地，好一幅令人震惊的画卷！难怪统治者后来对此炮制了成山的污蔑之词。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习于践踏的那方人群底座，似乎有了生气：一望无际的人堆冒出许多头颅，长满老茧的大手伸向天空，传出了嘶哑但勇敢的呼喊！
举凡经济，国家，政治，法律诸问题，连带着还有家庭，个性，艺术创作诸问题，都会被革命重新提出，且被自下而上地重新加以观察。人类创造活动的无论哪一个部门，都会被真正人民的革命所闯入，并留下伟大的里程碑。
现代法国史家中一个反动的，也因而是时髦的史家马台林（L.Madelin）用他那种会客室中的问谈方式，污蔑法国大革命——就是他本国的诞生——道：“历史家应该站立在危城的墙上，同时看着围城者与被围者，”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方式中，仿佛他才能得到一种“调和的公道”。不过马台林本人的话，表示出他爬上了那划分两个营垒的城墙，也只串演着反动派间谍的角色罢了，他只关心于过去的作战营垒，倒是好的，因为正当革命时，站在城墙上却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呢。而且在惊恐之时，宣传“调和的公道”的牧师们，常常会被发见在四垛墙底里面，观望着哪一边将取得胜利。
某些民主派批评家，爱用间接证据的，曾把著者对于那些妥协派领袖用的“嘲笑”态度当作一种不应有的主观成见之表现，有害于这部著作的科学性。我们认为这个批评是不能令人心服的。斯宾诺莎（Spinoza）的原则：“不要哭，不要笑，但要了解”，乃是警告那些不合宜的笑声和眼泪。这原则并不是剥夺了一个人，即令一个历史家的权利，不许他于正确了解之后发挥他的正当的哭或笑。那种纯个人主义的嘲笑，如同一阵烟雾无差别地弥漫于人类的一切努力和思想上面，那是趋炎附势主义之最坏的形式。这种嘲笑，无论放在艺术作品里或历史著作里，都是不好的。但另有一种嘲笑深存于生活关系本身之中；将它掘发出来，乃是历史家和艺术家的责任。
主观和客观之间不相配合一般说来乃是喜剧以及悲剧之泉源，生活上如此，艺术上亦然。政治方面更加受这条法则所支配。人物和党派是英勇可敬的，还是滑稽可笑的，并不关于他们本身而是要看他们对于环境的关系如何。法兰西革命进入决胜负的阶段时候，吉伦特派的最杰出的分子在雅可宾派下层分子旁边，变成了可怜又可笑的。约翰·玛丽·罗兰做里昂工厂监察官时候本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置于1792年背景之前，好像一个活的漫画像。反之，雅可宾派则是适应潮流的。他们可以惹人仇视、怨恨、恐怖，——但不会惹人嘲笑。
狄更斯小说的女主角想用一把扫帚来拦阻海潮前进，乃是人所共知的可笑人物，因为手段和目的不相配称。我们若以为这个人物可以象征革命中妥协派的政策，那似乎是夸大了的。可是策列铁里，那个双权政制的真正主动者，十月革命之后自己向自由派一个领袖纳博科夫表白说：“那时我们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徒劳无功，譬如用几块薄薄的木板来抵御那奔腾澎湃的洪水。”这几句话好像是恶意的讽刺，但这是妥协派关于他们自己而说的最真实的话呀。描写那些想用薄板来抵御革命的“革命家”，而不用嘲笑，那就无异乎为了讨学究欢心而牺牲真理和背叛客观。
彼得·司徒卢威，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是个帝制派，他亡命后曾写过如下的话：“惟有布尔什维克派对于革命是一贯的，而且忠实于革命的本质，所以在革命之中他们胜利了。”米留可夫，自由派领袖，关于布尔什维克派说过差不多相同的话：“他们知道，他们走向哪里去；他们走的方向是他们以前确定下来没有移动过的，他们的目的随着妥协派试验的失败一天更比一天接近了。”最后，一个亡命的白党，不大出名的，想用自己的方法去了解革命，他这样表示说：“惟有铁打的人才能走上这条道路，……惟有那‘职业’革命家的人，惟有不害怕召来那个吞没一切的反抗和暴动鬼怪的人。”前面关于雅可宾派说的话，也可以拿来说布尔什维克派，而且更加恰切。他们适合于时代及其使命；人家满口咒骂他们，但不能嘲笑他们，——他们是没有什么可以供人嘲笑的。
书评：
Ⅰ、迄今为止，这部著作在许多方面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文件中的最高典范。也是把过去的一切加以重新编写，并将历史学家的技巧和激情同政治领袖兼组织家的活动和记忆融为一体的唯一的一部历史著作。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
Ⅱ、如修昔底德、但丁、马基雅维利、海涅、马克思、赫尔岑及其他思想家和诗人一样，托洛茨基作为一位作家，只是在流亡中、在他在王子群岛上度过的那几年中才达到其巅峰的。他不仅作为十月革命的领导人，而且还作为它的历史学家将为后代所永远铭记。关于1917年事件，其他任何一位布尔什维克都未能写出或无力创作出如此壮丽恢宏的叙事，而且那些反布尔什维克的党派的许多作家中，也没有人写出一部能与之抗衡的相反叙事。托洛茨基很早就表现出了写作才华。他对1905年革命的描写至今仍是对1917年革命的“总彩排”的最生动的全景叙述。十月起义以后刚刚过了几个星期，托洛茨基就写了叙述和分析1917年事件的第一篇文章，而此后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的间隙以及随后的若干年中，他持续不断地撰文对他曾亲身参加的那些事件进行历史的阐释。他具有一位历史学家的双重动力：一位创造历史的革命家的激情和一位力求描述革命并把握其意义的作家的冲动。
所有的流放者都在思考过去，但其中只有少数人，极少的几个人能够赢得未来。但就在这极少的几个人中也未必有谁会像托洛茨基那样被迫在道义和身心两方面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斯大林最初像古罗马人用流放代替死刑那样对他使用了流放这一手段，后来便对用放逐代替死刑不满了。早在从肉体上消灭托洛茨基以前，托洛茨基道义上的凶手们多年以来就一直在进行着这样一项工作，即起初是把他的名字从革命的编年史上抹去，随后又将它作为反革命的同义语予以恢复。因而使得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托洛茨基面对双重的难度：他既要捍卫革命、反对它的敌人，又要捍卫自己在革命中的地位。古往今来还从未有过任何一位作家如托洛茨基那样在撰写其主要论著时身处这种境地：周围的人们千方百计想要激起他的愤怒，剥夺其安静思考的可能性并歪曲其对于事件的观点。托洛茨基的全部激情都被调动起来，但与此同时，他保持着思维的冷静和观点的清晰。他常常回忆起斯宾诺莎的规则：“不要哭，不要笑，而要理解。”但他自己却不但哭了，而且也笑了，同时也理解了。
如果说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托洛茨基集极端偏激和严格客观性于一身的话，这不全对。对他来说，没有必要将两者集于一身：它们本来就是他从事工作的光和热，而光和热是不可能被分开的。他曾嘲笑一位学者的“不偏不倚”和“折中公允”是妄想“站在一座被包围的城的城墙上，同时既属于被围者，也属于围城者”。①托洛茨基的地位如其在1917－1922年间那样处于革命的围城之内。然而，参与斗争不仅没有使他的观点迟钝，反而使它变得更鲜明。托洛茨基与旧俄统治阶级及其自觉或不自觉的拥戴者们的对立，不仅使他能清晰地看出他们的缺陷和弱点，而且也使他能发现他们所具有的某些优点。在这方面，如在其有关军事问题的优秀论著中那样，托洛茨基的极端偏激与周密审慎、清醒深刻的洞察的确是并行不悖的。对于一个好的士兵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要对“山岗那边”所发生的事有一个真实的概念，不要把愿望当做现实，不要感情用事。作为十月起义的领导人，托洛茨基正是本着这一原则行动的。历史学家托洛茨基正是以类似方式行事的。他对革命的描写达到了主、客观的统一。
托洛茨基的历史论著充满了辩证法，这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派中空前绝后。托洛茨基的方法和风格正是从马克思那里借来的。他的《俄国革命史》与马克思那些篇幅较短的历史论著如《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法兰西内战》相比，恰如巨幅壁画与小型彩画相比。如果说在抽象思维和哥特式想象的力量方面马克思要高于他的学生的话，那么，作为艺术家，作为一位用线条描绘群众和个体的大师，学生却要优于老师。他的社会政治分析和艺术洞见是如此谐调，达到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地步。他的思维和想象并行不悖。他以一位故事讲述者的张力和热情阐述着革命理论，而他的叙述本身因其思想而获得了深度。托洛茨基笔下的场面、肖像和对话无疑是真实的，而且都被他的历史进程观从内部所照亮。其论著的这一显著特点给非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例如英国历史学家A.L.罗斯（Rowse）是这样说的：
『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的真正意义不在于他刻画性格或场面的语言的力量，尽管托洛茨基的卓越才华常常使人想起卡莱尔。他的笔下有某种同样的技巧、同样的个人惯用手法，像在舞台上迅速移动的灯光一样，它将最值得注意的事件罩于中心，使之变得异常鲜明、突出，烘托出其主要意义。也许有人会补充说，在力求考察事件的连续性时会遇到同样的困难：使人目眩。然而，如果说在卡莱尔笔下具有的只是他依赖的那种令人吃惊的直觉力的话，那么，托洛茨基却具有一种历史理论，使他有可能理解历史并将事件联系起来。如果将他的著作与温斯顿·丘吉尔的著作《世界性危机》作一番比较，就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因为就性格和才华而言，他们二人在某种程度上既相似也有差异。在丘吉尔先生的笔下，历史带有个性色彩，事件叙述得生动、有力，与托洛茨基颇有几分相似之处，但丘吉尔的历史背后没有历史哲学。』
说托洛茨基与丘吉尔有相似之处，这是对的。这两个处于相互对立的两极之上的人物同样都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融合，同样都具有生命力，同样都具有超越自己阶级和环境的预见力和超前性，同样都具有创造性和书写历史的动机。没有必要否认丘吉尔也有其“历史哲学”：他下意识地遵循着这种哲学。而托洛茨基则具有一种成熟完善的理论。但重要的是他的世界观理论渗透进了他的感受，使他的直觉力变得更强、目光更加敏锐，尽管他和卡莱尔一样具有强烈而又光彩夺目的想象力，但他还具有善于言简意赅地明确表述思想并保持平衡的能力，这已然是最伟大的经典历史学家所应具有的品质了。实际上，托洛茨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派迄今所产生的唯一一位天才的历史学家，也是迄今一直遭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派否定的历史学家。②
——依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 托洛茨基：1929－1940》P229－233
① 托洛茨基在此具体指的是L.玛德兰，一个“因反动而时髦”的法国历史学家。《俄国革命史》第1卷前言。
② 但只是在同意把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运动界定为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情况下，这种说法才是正确的。
Ⅲ、俄国革命，这是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非常奇怪的是，不管在“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资本主义阵营”，都很难见到关于十月革命翔实的历史著作。俄国革命，从二月到十月，到底是怎么回事，恐怕极少有人清楚。
无论是背叛了革命的斯大林官僚阶层，还是被革命推翻的资产阶级，他们都没有直面十月革命历史的勇气。如果仔细地翻阅俄国革命的日历，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斯大林之流在革命中毫无作为；而资产阶级被剥夺财产权和统治权的过程更是一番使其不敢正视的经历。斯大林将俄国革命篡改为所谓的一小撮“先锋队”领导——应该说是操纵——群众的历史，群众跟在“领导”后面亦步亦趋的历史，这样就为其官僚统治编造的历史合法性。而资产阶级也乐于认同这种说法，以证明十月革命即是斯大林专制的“原罪”，从十月革命到斯大林统治存在着“内在的极权主义的逻辑”，即革命＝少数人通过暴力强迫多数人接受其“理想”。
工人阶级在十月革命中表现出来的创造性——即通过自我组织来完成自我解放——证明了，在既不需要资产阶级也不依靠官僚的情况下，工人阶级拥有自我统治的能力。对工人阶级自我统治的能力的恐惧，使斯大林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在隐瞒十月革命的历史方面，达成了一致。
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则向我们全面展示了工人阶级通过自我组织完成自我解放的这一生动的历史场景。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能力，是我们争取社会主义的信心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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