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浦村民占领公共广场，要求民主投票决定征地问题
张蜀杰与文森特・科洛合撰，中国劳工论坛
广东村庄再次发生反对非法卖地的起义。对官员腐败失去耐心的抗议者和地方中共领导派来的大量安保人员之间再次发生对峙。上浦村的抗议（令人回想起2011年乌坎村的反抗）在对中国独裁当局来说最坏的时候爆发。星期二，橡皮图章全国人大召开年度会议，将权力移交给习近平和太子党主导的新领导层。上浦村抗争强烈地显示出大众面临的严峻的经济现实状况，与聚首北京的中共菁英的奢华光鲜的生活方式天差地别。
中国每年经历超过18万起“群众性事件”- 街头抗议、罢工以至暴力骚乱，当中三分之二的事件与为经济开发而征收农地有关。2011年一份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人民大学及密西根州立大学的联合研究报告指出，平均每年有400万人因政府征收而失去土地。
2011年秋天，乌坎村这个15,000人的社区爆发反抗运动，反对非民选的村官与地产发展商互相勾结，多年来非法卖地。群众动员起来、踢走受人憎恶的乌坎村村委会、镇压以及抗争领袖在拘留所死亡，将省政府逼到墙角，结果令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及其代表向乌坎村民承诺重大的妥协。
中国内外都对当前上浦事件深感兴趣。乌坎抗争是否将重演？胡春华领导的新省领导层会否像前任的汪洋一样，促成协议达成？上浦村的抗争是否能在一党政权下赢得让步？像上浦这样的抗争要赢得胜利并确保其主要的诉求，有必要对2011年政府表面让步后乌坎村所发生的一切作出总结。
今天，很多乌坎村村民感到沮丧和被欺骗，纵然他们赢得权利在去年这个时间的选举中，以民选的村委会取代了腐败的旧村委，但他们大部分的抗争诉求没有得到满足。显然，事件当中有着重要的教训需要学习。
“占领上浦村”
在距离乌坎约100公里并有3,000人口的上浦，村民从2月22日（星期五）开始占领村广场，尽管暴徒（据报道是中共地方官员雇来的）恶意攻击，但村民拒绝离开。这类型的对公共区域、十字路口等引人注目的地点的占领，成为中国最近抗议运动中熟悉的策略，无疑是借鉴了美国“占领”运动等国际例子和国内近年来的抗议活动，包括罢工。
上浦示威者要求腐败的地方官员停止买地，并要求民主权利。在村广场的一张横幅上写着“强烈要求合法民主选举”。示威者向法新社表示，他们想有权利投票决定村领导人以及将稻田转成工业区的计划（让官员及其商业伙伴捞钱的事情）。
现任村长李宝玉（同时亦为中共村书记），是由更高级别的政府直接任命的，连法律要求的村级“选举”都没有。村民指控李宝玉虚假收集签名，以授权将500亩农地转让给吴桂存的万丰投资有限公司，以修建电气配线工厂。村民同样感到愤怒的是，从任何这种交易所得的赔偿水平没有反映土地的真实价值。
张蜀杰与文森特・科洛合撰，中国劳工论坛
广东村庄再次发生反对非法卖地的起义。对官员腐败失去耐心的抗议者和地方中共领导派来的大量安保人员之间再次发生对峙。上浦村的抗议（令人回想起2011年乌坎村的反抗）在对中国独裁当局来说最坏的时候爆发。星期二，橡皮图章全国人大召开年度会议，将权力移交给习近平和太子党主导的新领导层。上浦村抗争强烈地显示出大众面临的严峻的经济现实状况，与聚首北京的中共菁英的奢华光鲜的生活方式天差地别。
中国每年经历超过18万起“群众性事件”- 街头抗议、罢工以至暴力骚乱，当中三分之二的事件与为经济开发而征收农地有关。2011年一份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人民大学及密西根州立大学的联合研究报告指出，平均每年有400万人因政府征收而失去土地。
2011年秋天，乌坎村这个15,000人的社区爆发反抗运动，反对非民选的村官与地产发展商互相勾结，多年来非法卖地。群众动员起来、踢走受人憎恶的乌坎村村委会、镇压以及抗争领袖在拘留所死亡，将省政府逼到墙角，结果令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及其代表向乌坎村民承诺重大的妥协。
中国内外都对当前上浦事件深感兴趣。乌坎抗争是否将重演？胡春华领导的新省领导层会否像前任的汪洋一样，促成协议达成？上浦村的抗争是否能在一党政权下赢得让步？像上浦这样的抗争要赢得胜利并确保其主要的诉求，有必要对2011年政府表面让步后乌坎村所发生的一切作出总结。
今天，很多乌坎村村民感到沮丧和被欺骗，纵然他们赢得权利在去年这个时间的选举中，以民选的村委会取代了腐败的旧村委，但他们大部分的抗争诉求没有得到满足。显然，事件当中有着重要的教训需要学习。
“占领上浦村”
在距离乌坎约100公里并有3,000人口的上浦，村民从2月22日（星期五）开始占领村广场，尽管暴徒（据报道是中共地方官员雇来的）恶意攻击，但村民拒绝离开。这类型的对公共区域、十字路口等引人注目的地点的占领，成为中国最近抗议运动中熟悉的策略，无疑是借鉴了美国“占领”运动等国际例子和国内近年来的抗议活动，包括罢工。
上浦示威者要求腐败的地方官员停止买地，并要求民主权利。在村广场的一张横幅上写着“强烈要求合法民主选举”。示威者向法新社表示，他们想有权利投票决定村领导人以及将稻田转成工业区的计划（让官员及其商业伙伴捞钱的事情）。
现任村长李宝玉（同时亦为中共村书记），是由更高级别的政府直接任命的，连法律要求的村级“选举”都没有。村民指控李宝玉虚假收集签名，以授权将500亩农地转让给吴桂存的万丰投资有限公司，以修建电气配线工厂。村民同样感到愤怒的是，从任何这种交易所得的赔偿水平没有反映土地的真实价值。
多达30辆暴徒的车被砸烂
抗争在2月24日（星期日）升级，数十名用铁铲等武器武装起来的暴徒试图驱赶示威者，并破坏村广场的占领行动。上浦居民用建筑工地的竹杆和砖头向戴着橙色安全帽和红色臂章的袭击者反击，这是他们合理的集体自卫权利。在激烈的打斗中，最少八名村民受伤，一些伤势严重，六人被逮捕。约30架暴徒用来施行袭击的车辆全部被上浦示威者砸烂。横跨大路上的汽车残骇应该可以提供证据证明谁是袭击者，以及谁派他们来。
管辖上浦村的揭西县地方政府发表声明，称被砸烂的车辆的车主目前正受调查，亦同时命令示威者离开广场。但占领行动继续。政府的声明是典型的，希望给予公正无私的表象，但事实上是维持中共独裁政权所说的“稳定”，其基于镇压合理的对不公平的事情进行抗议的权利。
根据法新社报导，警察现在封锁了上浦村，禁止外人进入，同时居民拒绝让官员进入。这一对峙发生在全国人大会议的仅仅数天前，而这可以为抗议运动争取一定的时间。很多人恐惧一但人大会议结束，当局会动用暴力。“为了维持维稳，[当局]不想在会议前动用强力手段。”一名当地居民向法新社记者表示：“我们害怕他们会回来。”
乌坎的教训
据报道，上浦的抗争代表与地方当局正进行谈判。在任何这类型的衡突中，谈判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赢得到主要诉求，抗议运动不能放松一刻，不能对政府代表有任何信任，而只信任自己组织的力量和斗争的准备。占领行动需要以定期的动员、群众大会和民主架构持续下去。任何谈判应该公开，而不能在运动背后有秘密交易。上浦的示威者应该接触和联系在其他地区同样正在进行斗争反对腐败体制的团体，防止被包围和孤立。
根据当局控制的《南方日报》报道，约300名官员和政府雇员从揭西县和周围的村委会动员过来，到上浦村入户走访。这种“进村入户”的目的是向居民施加压力，要他们停止抗议。但是，南方的报导很有值得怀疑。一些更可信的报导（包括外国传媒），例如法新社记者指出，示威者正将政府的团队阻挡在村外。这是这一抗争仿效乌坎抗争的一些方法的最明显的标志之一。
而同时，据报道至少有另一个农村抗争在广东省进行。广东汕尾市东涌镇，数千村民抗议反对中共村官私卖土地。根据村民所指，过去二十年最少有13公顷土地被非法卖出。
东涌示威者已经数次面对当局警察的暴力镇压，数百名准军事警察派到这一地区，很多人受伤，数十人被捕。这抗争从去年开始，村民八次上街游行示威。由于受到乌坎抗争表面成功的鼓舞，他们向县政府要求惩治当地官员，并交还被窃取的土地，但政府无动于衷。
“会跳的支票”
在2011年乌坎反抗事件后，中共政权在媒体散播自己的版本，以试图利用该事件。其谈论汪洋及广东省政府的新“乌坎办法”，通过讨论来和平解决不满。现实上，这却是将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大大扭曲。我们必须记住，乌坎村民面对过残酷的镇压，而一名抗争领袖，薜锦波，在警察囚室受到可怕的伤害后死去。正如在广东及其他省份发生的新的村庄抗争中表现的事实，现实政权并没有在乌坎事件结束后改变方向。
省领导层作出妥协，是因为他们害怕乌坎运动会升级，蔓延并启发其他群众挑战地方中共当局。同时，汪洋及其团队所作出的让步实际上是很小的，所有重大的议题都被推迟到乌坎村举行选举之后。随后发生的就是警察的继续选择性的镇压和骚扰，一方面打击乌坎抗争运动中最激进的阶层，另一方面更高级别的政府不支付乌坎费用，阻挠新选举领袖有任何可能去推行运动的主要诉求。
今天很多人抱怨“没有什何改变”。因为征地的关键问题尚未解决，抗争运动中反对进一步抗议并强调与中共妥协的一派，与合理地愤怒并寻求重启斗争的另一派发生了分裂。选举产生的村委主任林祖銮公开说他后悔参与2011年的抗争运动。一名乌坎的活动者总结他们被骗的感觉，对路透社表示：“就像给你一张200万元的支票，但当你去银行时就跳票了。”
对于社会主义者和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网站来说，乌坎抗争在如何组织群众运动上给予很多重要的教训。我们认为是斗争，而非2011年12月的协议或者中共伪装改变的“办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幸的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乌坎运动欠缺一个清楚了解中共政权所扮演的角色的领导层。该运动也没有意识到要实现运动的诉求（交还被窃取的土地、调查前村官的秘密交易、独立调查薜锦波之死），需要继续抗争，建立独立于政权以外的民主的人民组织，挑战中共的亲资本主义政策（大规模征收土地是这一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换取中共监督底下的村选举，乌坎村民解散了他们自己的独立村委员会和取消抗议，这是一个错误。民主的群众大会决定斗争的每一步是至关重要的。
管辖上浦村的揭西县地方政府发表声明，称被砸烂的车辆的车主目前正受调查，亦同时命令示威者离开广场。但占领行动继续。政府的声明是典型的，希望给予公正无私的表象，但事实上是维持中共独裁政权所说的“稳定”，其基于镇压合理的对不公平的事情进行抗议的权利。
根据法新社报导，警察现在封锁了上浦村，禁止外人进入，同时居民拒绝让官员进入。这一对峙发生在全国人大会议的仅仅数天前，而这可以为抗议运动争取一定的时间。很多人恐惧一但人大会议结束，当局会动用暴力。“为了维持维稳，[当局]不想在会议前动用强力手段。”一名当地居民向法新社记者表示：“我们害怕他们会回来。”
乌坎的教训
据报道，上浦的抗争代表与地方当局正进行谈判。在任何这类型的衡突中，谈判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赢得到主要诉求，抗议运动不能放松一刻，不能对政府代表有任何信任，而只信任自己组织的力量和斗争的准备。占领行动需要以定期的动员、群众大会和民主架构持续下去。任何谈判应该公开，而不能在运动背后有秘密交易。上浦的示威者应该接触和联系在其他地区同样正在进行斗争反对腐败体制的团体，防止被包围和孤立。
根据当局控制的《南方日报》报道，约300名官员和政府雇员从揭西县和周围的村委会动员过来，到上浦村入户走访。这种“进村入户”的目的是向居民施加压力，要他们停止抗议。但是，南方的报导很有值得怀疑。一些更可信的报导（包括外国传媒），例如法新社记者指出，示威者正将政府的团队阻挡在村外。这是这一抗争仿效乌坎抗争的一些方法的最明显的标志之一。
而同时，据报道至少有另一个农村抗争在广东省进行。广东汕尾市东涌镇，数千村民抗议反对中共村官私卖土地。根据村民所指，过去二十年最少有13公顷土地被非法卖出。
东涌示威者已经数次面对当局警察的暴力镇压，数百名准军事警察派到这一地区，很多人受伤，数十人被捕。这抗争从去年开始，村民八次上街游行示威。由于受到乌坎抗争表面成功的鼓舞，他们向县政府要求惩治当地官员，并交还被窃取的土地，但政府无动于衷。
“会跳的支票”
在2011年乌坎反抗事件后，中共政权在媒体散播自己的版本，以试图利用该事件。其谈论汪洋及广东省政府的新“乌坎办法”，通过讨论来和平解决不满。现实上，这却是将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大大扭曲。我们必须记住，乌坎村民面对过残酷的镇压，而一名抗争领袖，薜锦波，在警察囚室受到可怕的伤害后死去。正如在广东及其他省份发生的新的村庄抗争中表现的事实，现实政权并没有在乌坎事件结束后改变方向。
省领导层作出妥协，是因为他们害怕乌坎运动会升级，蔓延并启发其他群众挑战地方中共当局。同时，汪洋及其团队所作出的让步实际上是很小的，所有重大的议题都被推迟到乌坎村举行选举之后。随后发生的就是警察的继续选择性的镇压和骚扰，一方面打击乌坎抗争运动中最激进的阶层，另一方面更高级别的政府不支付乌坎费用，阻挠新选举领袖有任何可能去推行运动的主要诉求。
今天很多人抱怨“没有什何改变”。因为征地的关键问题尚未解决，抗争运动中反对进一步抗议并强调与中共妥协的一派，与合理地愤怒并寻求重启斗争的另一派发生了分裂。选举产生的村委主任林祖銮公开说他后悔参与2011年的抗争运动。一名乌坎的活动者总结他们被骗的感觉，对路透社表示：“就像给你一张200万元的支票，但当你去银行时就跳票了。”
对于社会主义者和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网站来说，乌坎抗争在如何组织群众运动上给予很多重要的教训。我们认为是斗争，而非2011年12月的协议或者中共伪装改变的“办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幸的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乌坎运动欠缺一个清楚了解中共政权所扮演的角色的领导层。该运动也没有意识到要实现运动的诉求（交还被窃取的土地、调查前村官的秘密交易、独立调查薜锦波之死），需要继续抗争，建立独立于政权以外的民主的人民组织，挑战中共的亲资本主义政策（大规模征收土地是这一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换取中共监督底下的村选举，乌坎村民解散了他们自己的独立村委员会和取消抗议，这是一个错误。民主的群众大会决定斗争的每一步是至关重要的。
正如我们去年评价乌坎运动时写道：“事实上，官方地承诺将流于纸面。这是一场还没有结束的抗争，为了夺取最终的胜利需要对策略、纲领和组织方式进行进一步的讨论。这场斗争所缺乏的非常关键的因素是一个新的、活动的、民主的抗争政党。这一政党必须基于工人阶级和青年，以一个明确反对资本主义和反对专制统治的社会主义纲领赢得贫农的支持。这样的党目前只能在地下发展，但它会在即将到来的更多甚至更大的斗争中发挥作用。” [乌坎抗争及其教训, 文森特·科洛与张蜀杰, 2012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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