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經驗：民主化〝所能〞與民主化〝不能〞

埃及經驗：民主化〝所能〞與民主化〝不能〞
作者：何清漣
近日埃及的軍事政變再次將這個古老國度推至世界媒體的聚光燈下。
*認識埃及民主化於中國的意義*

對埃及這場政變的看法人言人殊，有人認為這是不尊重民主程序，並擔心埃及軍方卷土重來，操縱政治;有人則將其稱之為〝好政變〞，因為它符合民意(2200萬人聯署要求穆爾西下台)，並預測埃及軍方將如同土耳其的凱末爾將軍一樣，讓軍隊在正確的時候干政，成為國家的守護神，成功後悄然身退。
前一種看法符合民主制度的程序正義，但目前的埃及反對派不可能接受;後一種看法則有點一廂情願。無論如何，這場政變將埃及拖入了不可知的未來。
中國也在討論埃及政變。官方媒體紛紛趁機發表批評〝西式民主〞的文章，新華網發表〝埃及局勢動蕩挖了‘西方民主’牆角〞，再次販賣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鞋腳論〞，其他官媒也紛紛指責民主化是導致埃及政治動蕩、經濟衰退和民眾不滿的主要原因。不少網民相信這種解說;另一些人不相信，認為這是醜化憲政民主，但也說不出更多的所以然。
其實，埃及2011-2013年間兩度發生的政治反對運動，主體都是埃及青年。分析他們到底想要什麼，想要之物能否通過民主化立刻得到，以及得到這些東西的可行途徑究竟是什麼，有助於人們理解埃及發生的一切，比簡單地否定或肯定民主化要好得多。
*埃及青年要回了權利，卻仍然沒有工作*
2011年掀翻穆巴拉克寶座的主力軍是以青年為主體的政治反對派;今年4月底開始的反抗運動，發起者是五位在反對派新聞媒體工作的青年巴德爾、阿布德拉吉茲、沙辛、瓦巴、海卡爾。他們在以往的政治運動中結為朋友，今年以經濟崩盤、國家沒尊嚴、貧民無立錐之地等為訴求，號召連署要求穆爾西下台、提早改選總統。
埃及青年人不滿意這位總統其實從大選時期就開始了。青年們多是世俗民主派，他們不滿意穆爾西的穆斯林兄弟會的背景，穆爾西不得不改變策略，承諾成為全民總統，並宣布退出該組織，以此表達不推行〝穆斯林兄弟會〞路線的誠意。但穆爾西登上總統寶座後，他所屬的伊斯蘭勢力在國會占了多數，制定的新憲法不僅擴大總統權力，同時傾向把埃及變成伊斯蘭宗教化國家。這引起埃及世俗化各派的憤怒。再加上埃及經濟較穆巴拉克時期更加惡化，失業人口總數多達350萬，占總人口比例為13.2%。失業人口中，33%的人有大學文憑，45%的人受過中等學校教育，導致人們對穆爾西的統治日益不滿。
埃及人反對穆巴拉克，是因為這個國家什麼都沒有給青年人，〝沒有工作，沒有發展，沒有值得驕傲的地方〞，他們想〝要回屬於自己的權利，拿回屬於自己的國家〞。但穆爾西執政的一年當中，埃及青年發現他們仍然沒有工作，沒有發展。更讓他們不平的是，新政府裡面沒有他們的位置。於是，極度失望的青年人一直懷念過去解放廣場上的光榮歲月，於是他們再度行動，發起〝反叛運動〞，有了本文開頭的結果。
*埃及青年反抗活動家們為何未能參政？*
青年反抗者的代表人物Dalia Ziada曾將埃及的三股政治力量稱之為〝兩個魔鬼與一個天使〞：〝兩個魔鬼〞分別是掌握很多資源與就業機會的軍方，以及有80余年歷史、在埃及與阿拉伯世界擁有廣泛社會基礎的穆斯林兄弟會，〝一個天使〞則指懷抱理想主義的青年反對派。
兩個〝魔鬼〞擁有強大的組織資源，而青年反對派當中，大部分人是因為被失業折磨而對現實嚴重不滿，少部分則是出於對民主政治有明確的向往，他們因為〝革命〞這一價值認同走到一起來了。這種廣場上的短期聚合因其組織者不擁有資源，缺乏組織粘合劑，在革命後很快就會消散。從革命中湧現出來的青年活動家們在隨後的選舉中未能勝出，一是因為他們未能將街頭的臨時聚合轉型為一個成熟的政黨組織，二是因為他們缺乏將革命的街頭動員轉化為政治競選時的選舉動員。革命與民主選舉時的社會動員基於完全不同的訴求，革命動員只需要要列舉獨裁者的罪惡並用口號表達理想。但在民主選舉中，參選者若要勝選，則必須對大眾承諾很多，尤其是民生方面的承諾，競選者必須要讓大眾相信他們有實現承諾的行動能力。這一點正是埃及青年反對派的弱項。如果在臨時總統曼蘇爾許諾的以〝人民真實的意志〞為基礎的大選中，青年反對派還是未能完成以上轉型，他們的領袖大概也無法通過民主程序在未來的政府中擔任職務。因為民主化只能為所有人提供參與競選的機會，但並不保證參加廣場革命的青年領袖有優先獲得權力的可能。
*民主化不能直接改善參與者的經濟地位*
說到民主，中國人眼前浮現的樣板一是美國，二是台灣(主要是台灣90年代的繁榮景像)。即民主不僅能夠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如普選權、言論出版自由、結社集會自由等等，還會給人經濟保障，許多社會邊緣人甚至希望通過民主化翻身做主人，擺脫貧困。
然而，以上對民主的期望只有一半是真實的，即民主可以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窮人與富人在權利上平等;另一半並非事實，一則是因為民主國家也不能保證人人有工作，二是社會邊緣人在民主化後並不能立刻〝翻身〞做主人，擺脫貧困。讓社會邊緣人〝翻身〞的革命只有一種，即徹底顛覆社會秩序的共產主義革命。如毛式革命讓邊緣人〝翻身〞的方式有二：或參加革命，或利用土改成為中共一份子。
埃及沒有經歷過社會主義革命，因此埃及人沒有〝打土豪、分田地〞的情結。埃及人對民主化的向往，主要是認為民主化就可以改善國家經濟狀況，減少甚至消滅失業。問題是，埃及經濟主要依賴於農業、石油出口、旅游業與勞務出口。埃及人口增長很快，這種經濟結構與經濟增長水平不足以雇傭不斷增長的勞動力。事實上，民主化並不能迅速改變一國的經濟結構，加上2011年革命為埃及制造了政治、經濟的不確定性，外部投資者失去信心，大量撤資。占埃及GDP約10%的旅游業也因旅游安全降低而遭受重創，失業現像較穆巴拉克時期更為嚴重。
社會轉型需要成本。持續的〝廣場革命〞只會增加經濟改善的風險與不確定性。如此情勢下，埃及就算再換一屆政府，同樣可能面臨困難，因為經濟問題不是民主化就能馬上解決的問題，它既需要領導者的能力，也需要時間，更需要機遇。
2011年1月，我在〝埃及政治局勢的‘場景想定’〞一文中曾說過，革命後離權力最近的往往是兩種勢力，一是軍方，二是有組織的力量，因此〝埃及革命正處在三岔路口：民主、軍政府與第二個伊朗，而且三種可能甚至不是一戰定乾坤，要經歷一個反覆博奕的過程〞，埃及2013年發生的一切正好驗證當年這一預測。
如果要說埃及民主革命經驗於中國人有什麼教益的話，我想應該就是弄清楚民主化〝所能〞與〝不能〞。民主化能夠解決人民的基本權利，但不保證所有人經濟上立刻〝翻身〞。從中國現狀出發，將來有幸民主化了，人民得到的也只是各項基本權利，環境污染、有毒食品等社會失序現像與失業還將長期折磨中國人，因為這些不是通過民主化能夠〝政治解決〞的問題。
無論是埃及人還是中國人，只有釐清民主化能夠解決什麼與不能解決什麼，才不會對民主化陣痛後產出的嬰兒感到失望並將其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