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ibetan Resistance and the Role of the CIA
圖伯特抵抗運動與CIA的作用[1]
弗洛伊德（FREUD）喜歡把人的記憶比作一個考古發掘現場，埋壓著一層一層的過去（但是每一層都可以在任何時候上升進入意識層面）。不過圖伯特的民族記憶，至少是關於我們近代武裝抗爭歷史的集體記憶，或許最好是比作冰山。只有一小部份浮現在我們的視野中，還主要是在每年“3.10”紀念活動當中，而相當大的一部份靜靜地淹沒在我們偽善和冷漠的水面之下不為人知。然而歷史容不得這樣的置若罔聞，過往的一切還有可能在某一天浮出水面，顛覆我們官方悉心虛構的非暴力歷史和意識形態。
與其他領域的圖伯特研究所取得的進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很少有人將注意力放在圖伯特現代史的研究上，而研究1950年代和1960年代那段血火交融、天翻地覆歷史的人就更少了。在那個時期，圖伯特民眾，尤其是圖伯特東部和東北部的各部落成員，拿起武器反抗中國的統治。現有的寥寥無幾的一些有關圖伯特抵抗運動的書籍，對於所涉及的人物、地點和參與民眾的具體細節大多語焉不詳。
像喬治•帕特森（George Patterson）所著《圖伯特的反抗》（Tibet in Revolt）、諾埃爾•巴伯（Noel Barber）所著《來自失去意義的土地》（From the Land of Lost Content）、米歇爾•佩賽爾（Michel Peissel）所著《康巴騎士》（The Cavaliers of Kham）以及小羅威•托馬斯（Lowell Thomas Jr.）所著《圖伯特的秘密戰爭》（The Secret War in Tibet）等書籍，都是支持圖伯特事業的出色讀本，在當時可資利用的資料非常有限的情況下，可能已經是最好的了。但是從總體上看，這些作品對事件的記述還是相當模糊。有幾位作者甚至沒有提到起義的真正領導人和參加者，而作品中一些被當做英雄和抵抗領袖讚美的人不僅實際上並非如此，有些甚至是叛變投敵者。
流亡政府方面對於抵抗運動也缺乏最基本的調查研究。流亡政府一直以來同抵抗運動之間的關係都不甚融洽。抵抗運動的廣泛程度和參加人數使得政府同中國佔領軍合作政策的失敗格外刺眼。康巴與拉薩政府之間的傳統偏見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早在1960年代，圖伯特流亡政府曾經試圖從儘量多的難民中搜集有關抵抗運動的報告，並且獲得了很多抵抗活動參與者的記述。但是這些記述從來就不夠充分和詳細，而且其中只有一小部份得以出版。有不少這些記述已經遺失散落，不過最近正在儘量設法重新彙集整理。
而抵抗運動自身也沒有對其活動進行任何系統而充分的記錄，並且還對其他試圖這樣做的人心存疑慮。隨著與CIA建立聯繫，保密工作更是得到了過分的強調，甚至到了弊多利少的程度。沒有人真正努力將抵抗力量的活動公諸於世。即便是在圖伯特流亡社會內部，也幾乎沒人試圖讓公眾瞭解抵抗力量的活動。當然，對抵抗活動的保密也是為了避免讓抵抗組織的基地和辦事機構所在的印度或尼泊爾政府感到為難。
1974年，在木斯塘（Mustang）的最後一個遊擊隊基地被關閉之後，主要由前抵抗運動成員組成的“四水六崗”組織，曾經在印度打算儘量搜集和記錄屬於抵抗運動的所有各支遊擊隊（dmag-sgar）的詳細歷史。這個項目看來頗費周折，所搜集到的記錄看來也無望在不遠的將來面世。抵抗運動領導人安珠倉•貢保扎西（Gompo Tashi Andrugtsang）去世之後，1973年在印度出版他的傳記，但這部傳記過於粗略而且翻譯得很糟糕。[2]
拉莫次仁（Lhamo Tsering）也撰寫了他的回憶錄，他是木斯塘遊擊隊的領導人，並且是達賴喇嘛的哥哥之一嘉樂頓珠（他曾經有幾年在某種意義上是抵抗運動的總領導）的助手。在我寫作這篇文章時，這部回憶錄尚未出版，但此書許諾將會披露很多有關抵抗運動各個方面的歷史，可能主要是集中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作者擔任遊擊隊領導職務期間的抵抗活動。
另一位尤其是在1950年代中後期同拉薩地區的反中活動有密切聯繫的人物，是飽受爭議的阿樂瓊則（Alo Chonze）。他是拉薩的民族主義地下組織“米芒”（ Mimang，即“人民”）的領導人之一。他正在分期出版一部半歷史半自傳的著作，記錄圖伯特起義和流亡社會的政治。目前已經發行了兩卷，首次披露了有關1956年理塘起義和在拉薩成立地下組織“米芒”的令人關注的資料。[3]
我個人對此主題的貢獻是1981年創作的劇本《宇茹》（Yuru），內容是關於理塘起義和抵抗領導人彭•宇茹（Yuru Pon）的悲劇死亡。我還在1979年寫作了《雪域騎手》（Horseman in the Snow），記錄了康巴戰士多杰倉•阿登（Aten Dogyaltsang）的生平和戰鬥經歷，並且記錄了娘榮（Nyarong，即現中國四川省新龍縣）及周邊地區的抵抗活動。此書在1986年更名為《圖伯特武士》（Warriors of Tibet）再版發行。
雖然很多抵抗運動領導人和戰士已經離世，但還有不少人依然生活在尼泊爾、印度和瑞士。他們當中很多人現在似乎樂意接受採訪并無拘無束地談論他們的過去。在一家法國電視臺最近的一部有關圖伯特抵抗運動紀錄片中，[4] 幾位康巴公開談到了他們的抵抗活動、他們在CIA的老聯繫人，甚至他們在印度情報部門和軍方的聯繫人。
華盛頓方面依然把美國給圖伯特抵抗運動提供的支持看做敏感問題，相關記錄還處於機密狀態。作為美國特工部門實施的少數持久而成功的秘密行動之一，公眾只能從一些報紙上遮遮掩掩的文章[5]中和一些有關CIA書籍[6]的參考資料中窺見端倪。美國空軍上校弗萊切•普羅蒂（Fletcher Prouty）在厄斯金將軍（General Erskine）的特別行動辦公室負責秘密空中任務，據他說，圖伯特是“掩埋在CIA所有資料檔案中不能談論的成功行動之一。”[7]
由於圖伯特起義的資料是如此匱乏，這也使得圖伯特領導層能夠成功地改寫歷史，貶低武裝反抗的作用並且刻意編造出一種民眾非暴力抵抗的假象。這個編造的故事雖然為很多支持圖伯特的朋友們不假思索地接受，但卻是相當不真實的。從來就不存在一個反對中國的“非暴力運動”。即便是1959年三月起義之前發生的幾起公開抗議示威也不是為了展示公眾進行非暴力抗爭的決心，而是恰恰相反。這些抗議活動給了中國人一個信號——博巴們已經準備好武力保衛他們的領袖和他們的宗教。
對圖伯特現代歷史的“非暴力”解讀只是將抵抗運動貶低為一個無足輕重的小角色。這種解讀還導致了兩種非常誤導的假定：第一，反抗中國的起義規模總體上並不顯著；第二，這些起義是由CIA煽動挑起的。這兩種假定都應該重新加以檢視。
圖伯特起義的烈度
從倖存的抵抗戰士、難民和最近逃出圖伯特的人士提供的非官方證據來看，圖伯特東部在起義期間所發生的戰鬥、最終死亡人數以及民眾流離失所的規模是驚人的，其慘烈程度堪比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後所發生的一切。
然而，圖伯特起義的結果對中國產生的影響比不上阿富汗衝突之於蘇聯，這主要是由於官方宣傳使得中國民眾對此事件真相幾乎一無所知。儘管中國在國際社會想方設法裝點門面，圖伯特起義依然是中國身上一處除之不去的膿瘡。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認為，圖伯特抵抗運動形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最為嚴重的內部動盪。”[8]
即便這些非官方證據的可靠性要打些折扣，在發生了絕大多數戰鬥的圖伯特東部和東北部地區，人口變動的規模也提供了足夠的證據證實了很多難民所說的在這些地區曾經發生大規模的戰鬥和重大人員傷亡。難民們在這方面提供了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起義遭到鎮壓之後，在這些地區的村寨，耕田犁地的農活都是由婦女承擔（這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因為這些地區已經沒有男人剩下了。
反抗遭到鎮壓的十五到二十年之後，中國在1982年得出的人口普查數據[9]顯示，在圖伯特東部和東北部地區，女性占人口比例大大超過男性。如此懸殊的性別比例數據在圖伯特其他地區或者甚至中國都沒有出現，儘管這兩個地區也因為其他原因有大量人口死亡，比如1960年至1963年發生的饑荒（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但這種事件對男女兩性的影響是均等的。我們必須記住，圖伯特大部份人口居住在東部和東北部，而這裡正是大多數戰鬥發生的地方。
沒有任何個人或組織，甚至圖伯特流亡政府也沒有付出實質性的努力，去調查圖伯特東部地區或是其他地區以及拉薩在起義期間被殺害的人數。事實上，我們得到的唯一公開出版的有關拉薩起義期間和之後被殺害的博巴人數，是來自中國官方渠道。1960年10月1日，中共“西藏軍區政治部”出版了一本打上“機密”字樣的小冊子，其中說到拉薩起義的結果：“從去年三月至今，我們已經消滅敵人超過87000人。”[10]
最早的抵抗活動
圖伯特東部和東北部的民眾抵抗活動早在美國介入之前很久就已經開始。實際上，有證據證明在這些地區，對共產中國入侵的零星抵抗早在1949年就已經出現。我們在此無需算上博巴與中共軍隊之間更早的衝突，尤其是1934年至1935年的“長征”期間，[12]因為這些衝突與中共後來對圖伯特的實際入侵和佔領無關。
通過對來自位於圖伯特東部嘉塘（Gyalthang，即現在中國雲南省迪慶州香格里拉縣）的部落成員的採訪，我得知在1949年中共軍隊開始入侵他們的土地時，他們就已經進行了抵抗。他們的說法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顧彼得（Peter Goullart）的證實。[13]顧彼得是國民黨政府的白俄雇員，1940年代後期在雲南省的納西人（Nakhi）城鎮麗江擔任農業專家。顧彼得說，在1949年，雲南省會昆明陷落之後，中共軍隊向西推進。來自與納西人的地方接壤的嘉塘康巴，在納西人的幫助下，一開始成功地擊敗了中共軍隊的先頭部隊。後來中共採取了更為狡猾的戰術，在納西年輕人中間安插特工，最終瓦解了他們的鬥志并使得麗江最終落到共產黨手裡。顧彼得還提到，嘉塘人比納西人更加好戰和令人生畏。
嘉塘的抵抗或許可以解釋，為何這裡早在1953年就成為圖伯特東部最先實施“民主改革”的地區之一。安珠倉•貢保扎西（Gompo Tashi Andrugrsang）在他的自傳中提到一個事件：“在康區Anthena嘉塘地方，第二年（1953年），當地民眾被劃分為五類人，中國人開始實施令人恐怖的選擇性逮捕。五類人中的前三類不是遭到公開羞辱就是被處決。”[14]
另一個較早發生反抗中共軍隊活動的地方在地理上與嘉塘相距遙遠，是在圖伯特東北部安多地區兩個叫做Hormukha和昂拉（Nangra，即青海省尖扎縣昂拉鄉）的地方。這個地區以前同共產黨之間的戰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是由國民黨的總督（實際上半獨立的穆斯林軍閥）馬步芳率領他的回族騎兵聯合（有些時候）安多和蒙古部落成員進行的。[15]但是在1949年共產黨的勝利即將到來的時候，馬步芳帶著他的老婆們和金銀珠寶搭乘兩架DC-10S運輸機逃之夭夭。據當時年僅16歲并在後來參加了戰鬥的目擊者仁增（Rinzin）說，[16]共產黨的軍隊在1949年9月開進昂拉和Hormukha。同年12月，昂拉的兩位部落首領彭•旺青（Pon Wangchen）和彭•確吉（Pon Choje）帶領他們的人投入了抵抗中國人的戰鬥。其間發生了很多次遭遇戰，彭•旺青的兒子在其中的一次戰鬥中身亡。仁增說，他們與之作戰的中共軍隊的先頭部隊最初有六千來人，戰鬥爆發之後，從熱貢（Rebkong）又派遣了一萬人的增援部隊。
Hormukha的民眾在1950年2月加入了戰鬥，但是那時對於影響戰鬥結果而言為時已晚，中國人已經在這個地區擁有了更多的部隊。安多人所有主要的抵抗力量都遭到摧毀。在一次災難性的遭遇戰中，彭•確吉險些被俘，靠裝死才僥倖逃脫。幾乎所有部落成員都被迫離開家鄉，上山開始進行“打帶跑”的遊擊戰，主要針對中國人的運輸線和巡邏隊。事實證明這樣的行動比他們之前進行的對陣作戰更加成功。據來自昂拉的安多人說，由於他們的堅決抵抗，中國人把昂拉稱做“小台灣”。
1952年，由德欽寺（Dechen Monastery）的一些喇嘛居間斡旋達成了一項停戰協定。彭•旺青被帶到西寧，後來又被帶到北京，據說他在那裡見到了毛澤東。1952到1953年間是一段短暫的和平時期，但由於中國人隨後又開始進行各種揭發、批鬥、逮捕和處決，整個地區到處重新爆發了戰鬥。此時，中國人已經在軍隊數量和武器裝備質量方面形成了壓倒性優勢，衝突的最終結果不言而喻。有數千安多人戰死、被處決或被送到勞改營，還有很多人自殺。一些人逃往拉薩。用仁增的話說，“剩下的只有瞎子、瘸子、傻子和孩子。”[17]
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這種反對中國軍隊入侵的抵抗運動在圖伯特東部和東北部地區并不是一個普遍現象。同樣，中國軍隊在1950年10月發起攻擊時，圖伯特政府軍隊也沒有得到康巴的太多幫助。自從1918年之後，圖伯特政府的聲望與權威在圖伯特東部地區已經日漸衰微。噶倫強巴旦達（Jampa Tendar）在1918年被任命為圖伯特東部地區總督，那個時候圖伯特的勢力和影響在整個地區達到頂峰。[18]
在1950年中國入侵之前，圖伯特政府曾經試圖號召邊境地區民眾抵抗中共軍隊，但效果甚微。達賴喇嘛的兄長之一、安多地區袞本寺（即塔爾寺）主持當采仁波切（Taktser Rinpoche）告訴我，他的寺院在中國入侵一年之前接到時任圖伯特東部總督和圖伯特軍隊總司令的拉魯（Lhalu zhabs-pad）的來信，拉魯在信中指示當采仁波切寺院里的僧人抵抗中國軍隊。但除了像昌都的寺院等少數個例之外，拉魯試圖喚起安多人和康巴對政府忠心的努力不是很成功。[19]
儘管是相互隔絕的，但是嘉塘、昂拉、Hormukha以及其他一些地區爆發的戰鬥在規模和慘烈程度上都足以預示在圖伯特東部地區即將出現的事態變化趨勢。不久之後，中國的政策在圖伯特東部地區導致了新一輪針對佔領軍的敵對行動，并在1955至1956年的冬天變得尤為激烈。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是中國開始實行一系列所謂的“民主改革”計劃。中國人將這次起義稱為“康定叛亂”，[20]“康定”是圖伯特邊境城市達折多（Dartsedo）的中文名稱，也是中國人在整個圖伯特東部地區的總部所在地。這次反叛如同野火一般迅速燃遍整個圖伯特東部地區，不久之後，來自不同地區的部落首領試圖組織一次聯合行動來擊敗中國人。
理塘地區牧民的最高首領彭•宇茹（Yuru Pon）向圖伯特東部各地派出信使，號召在1956年博歷（即藏曆）元月18日對中國人的各個據點發動攻擊。娘榮（Nyarong，即現四川新龍縣）、甘孜、巴塘、爐霍（Drango）、Linkashi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寺院和部落相應了行動號召。彭•宇茹後來死於中共軍隊對理塘大寺的轟炸，之前他在一次詐降行動中用一隻暗藏的手槍殺死了兩名中國高級軍官。[21]
娘榮首領嘉日尼瑪（Gyari Nima）年輕的妻子多吉玉丹（Dorje Yudon）在一次採訪中說，[22]嘉日倉家族收到一封理塘首領送來的信，請他們在1956年的元月18日發動反叛。信中還寫道，在收到所有圖伯特東部的部落首領的答覆之後，會儘快再送另一封信確認反叛日期。
由於嘉日尼瑪被中國當局召去達折多參加一個會議，多吉玉丹成為嘉日倉家族和其他部落的領袖。當她在娘榮各地召集會議勸說民眾參加反叛時，中共當局意識到她的打算，并企圖派出兩名投敵的娘榮人在兩名中國士兵的協助下將她暗殺于家中。
暗殺企圖並未成功，抓捕多吉的叔叔和其他娘榮反叛領袖的圖謀也以失敗告終。多吉玉丹也因此被迫在同彭•宇茹商量好的日期之前四天發起反叛。一開始，娘榮人成功地摧毀了一些中國人在這個地區的小型據點，並且殺死和俘獲了很多投敵者。倖存的中國部隊撤退到中國在娘榮地區的行政中心竹姆宗（Drugmo Dzong，意即“母龍的城堡”）。這些僥倖逃脫的中國士兵以這座古代城堡的高大城牆為壁壘并準備長期固守。娘榮人對這個地方發動了數次猛攻但是都未能奏效。
中國人從甘孜派出救援部隊，娘榮人試圖對這些部隊進行攔截和伏擊。多吉玉丹的隊伍最初取得了成功，一個月之後，來自爐霍和道孚（Tawu）更多的中國部隊解除了對“母龍城堡”的圍困。多吉玉丹記得，康區有二十三位部落首領響應了彭•宇茹的反叛號召，他們將他們的鬆散聯盟稱為“衛教志願軍”（ Tensung dhanglang magar）。
起義的特徵
儘管康區各個部落之間的軍事行動協調存在明顯的局限，但是1956年的大起義曾經一度將中國人趕出所有圖伯特東部地區。中國軍隊很快以更加強大的兵力捲土重來，不過起義的悲慘結果無需我們在此特別關注。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各部落之間長期存在仇視和差異，在團結圖伯特東部各方力量抗擊中國人方面還是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當人們在考量這些協同的嘗試時，必須考慮到這些行動涵蓋了數百英里的山川曠野，而且沒有基本的通訊設備、公路或是摩托化的運輸工具，能在差不多大家商定的日期發動如此大範圍的反叛實屬難能可貴。
康巴為他們的抵抗運動所起的名字“衛教志願軍”，反映了這場起義的意識形態特質，起義也因此贏得了整個圖伯特東部地區以及後來圖伯特中部地區的支持。達瓦諾布（Dawa Norbu）在收錄于《圖伯特的反叛》（Tibetan Revolt）的一篇文章中，認為康巴起義是在捍衛圖伯特的佛教價值觀，並且還捍衛了在此價值觀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政教體制。“儘管在這個國家史無前例地出現了眾多的中國人，並且引起了嚴重的怨恨和焦慮，但是只要中國人不像在圖伯特外圍地區所做的那樣，任意改變客觀上運作有效的社會體制和社會成員視為神聖的價值系統，就不會出現反叛。而一旦中國人試圖改變圖伯特境內行之有效和神聖的社會體系——他們理所當然地把圖伯特當成是中國的地盤——反叛便開始了。”[23]
這場以傳統意識形態為基礎的反叛運動獲得了充分的民眾支持，這種支持甚至超越了康區的界限，在衛藏地區也燃起了熱情和暴力反抗，在那裡中國人當時尚未對社會體制進行破壞，貴族和僧侶還實際上受到中國當局的禮遇。因此，從大多數圖伯特民眾在情感上對起義的支持來看，很多博巴認為這是一次全國性的起義。[24]
然而，這場抵抗運動的領導人和組成人員主要是康巴和安多人，這使得他們時常無法超越狹隘的對本部落的忠誠而讓起義成為一場真正全國性的和富有活力的抵抗運動。拉薩與康巴之間的傳統隔閡，儘管在反叛期間在很多方面得到彌合，但是從未恢復到令人滿意的程度。這次抵抗運動的另一個名字“四水六崗”（ Chushi Gangdrug）——來自古代對康區的稱呼——也凸顯了這次起義狹隘和各自為戰的特點。
隨著中國在康區對起義進行殘酷鎮壓和大批難民湧入拉薩，抵抗運動的中心轉入衛藏地區。在理塘大商人安珠倉•貢保扎西的領導下，原本各支遊擊力量之間的鬆散聯盟得以重新組織，幷於1958年7月16日在拉薩南部的山南（Lhokha）地區正式創建了一支整合的抵抗軍。作戰所需的武器裝備從印度秘密購置。
達瓦諾布指出，“圖伯特反叛運動中的二十三名部落首領絕大多數是商人，他們在‘解放’后發了財，因為中國一直在圖伯特投放大量銀元（大洋），用以支付圖伯特的統治階層和築路工人的薪資。但是這些康巴并沒有試圖賺取更多錢財或是帶著他們的銀元避走印度，相反他們用從中國人那裡賺來的錢財為抵抗運動購買武器彈藥。”[25]
抵抗力量還從同情抵抗運動的圖伯特政府部長和官員那裡獲得情報，得知有關政府秘密軍火庫的地點和所儲存軍火的信息。通過這些情報，他們從政府軍火庫中搬走了大量武器彈藥，[26]這使得遊擊隊員們能夠切斷拉薩以南的三條戰略通道并讓中國人在這個地區的軍事行動幾乎陷入癱瘓。
美國的有限介入
圖伯特抵抗運動就開始于這樣一些紛亂無章且分佈範圍廣泛的事件當中。在這些事件已經發生并取得其他一些成功之後，有關報告才逐漸傳到美國政府的耳朵里。[27]美國確實給圖伯特境內的抵抗力量提供了援助，儘管這些援助直到1958年才送到抵抗戰士的手中。根據各種記錄，在康區抵抗運動最為關鍵的時期以及取得最為重大勝利的時期，沒有任何抵抗團體得到美國提供的武器和其他任何形式的幫助。
有關CIA策動達賴喇嘛逃亡的種種記述[28]看來主要是出於新聞記者創造性的想像。僅有兩名CIA特工在拉薩試圖與達賴喇嘛和圖伯特政府建立某種聯繫，他們是理塘人阿塔（Atha）和洛澤（Lotse）。他們在拉薩反叛發生之前，被空投到桑耶寺附近。洛澤在幾年前已經去世，不過阿塔依然健在，住在新德里。他告訴我，他和他的同伴秘密地見到了達賴喇嘛的大管家（mgron-nyerchen-mo，卓尼欽莫）帕拉（Phala）。帕拉和索康（Surkhangmabs-pad）是圖伯特政府中民族主義派別的領袖，同情抵抗運動。
阿塔給帕拉帶來了美國政府的口信，要求得到一份圖伯特政府的正式信函請求美國提供軍事援助。帕拉告訴阿塔，已經為時太晚，這個口信是如此的敏感而且潛在地含有妥協的成份，無法在這個問題上信任所有內閣成員和民眾大會。帕拉在他去世前幾年與我的一次談話中，證實了他與阿塔會面的故事。帕拉計劃和組織了達賴喇嘛的逃亡，并利用阿塔和洛澤的發報機讓美國人瞭解逃亡計劃以及後來逃亡行動本身的進展。
圖伯特抵抗運動的實際範圍和影響從未有過系統研究。[29]從一無所知，我設法通過與當事人的交談和採訪瞭解情況，終於意識到有關這些事件的資料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是多麼令人沮喪地不充分。非常眾多的歷史知識和記憶浮動在我們冷漠和疏忽的表層之下不為人知。
我希望，圖伯特官員、西方修法者和新一代的圖伯特支持者們能改變他們荒謬的態度，他們認為抵抗運動是一件令人尷尬的事情——既是因為它使得人們偏愛的圖伯特如香格里拉一般愛好和平的形象有所減色，還因為抵抗運動接受CIA金錢和武器援助的終極罪錯（至少在左翼分子的眼中）。我希望他們能用一種現實的和探究的態度看待圖伯特抵抗運動。
1994
發表于《圖伯特評論》（Tibetan Review）
【註釋】
[1] 本文最初是在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 School for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舉辦的“四十年：圖伯特1950-90”會議上的即席發言，後來收入羅伯特•巴內特（Robert Barnett）和謝琳•阿金娜（Shirin Akiner）主編的《抵抗運動與圖伯特改革》（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Tibet）一書（Hurst & Co., London, 1994）。
[2]安珠倉•貢保扎西，《四水六崗：康巴抵抗運動的真實紀錄》（four Rivers, Six Ranges: A True Account of Khampa Resistance to Chinese in Tibet），由達賴喇嘛新聞辦公室於1973年在達蘭薩拉出版。
[4] Marie de Louville and Michel de Castelverd, “Tibet. L’armee des ombres,” broadcast in the series Resistance by the TV channel Antenne 2, Paris, 2 September 1991.
[5] Jeff Long, "Going after Wangdu: The Search for a Tibetan Guerrilla Leads to Colorado's Secret ClA Camp," Rocky Mountain Magazine, July-Aug. 1981.
[6] Victor Marchetti and John O. Marks, The CIA and the Cult of Intelligence, New York: Dell, 1980.
[7] Fletcher L. Prouty, "Colorado to Koko Nor: The Amazing True Story of the CIA's Secret War Against Red China," Denver Post, 6 February 1972.
[8]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10] Xizang xingshi wenwu jiaoyu di jiben jiaocai, Lhasa: Political Department of the Tibetan Military District, 1960.
[16] Tibet Under Chinese Communist Rule, Dharamshala: Information Office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1976.
[23] Dawa Norbu, "The 1959 Tibetan Rebellion: An Interpretation ", China Quarterly, no. 77, March 1979, PP.74- 93.
[27]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 Division of Research for Far East, Intelligence Report no. 7341, "Unrest in Tibet", 1 November 1956.
[29] The situation has improved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four volumes of Lhamo Tsering's Resistance series by Amnye Machen Institute, though eight volumes remain to be published. The release of 'White Crane's documentary on the CIA in Tibet, Shadow Circus, has made a considerable change in the Tibetan public and supporter's appreciation of this important period of Tibetan history. Even two former CIA personnel connected to the Resistance have come out with their own books: Roger McCarthy's Tears of the Lotus,and Ken Knaus' Orphans of the Cold war. The latest book on the subject is Conboy and Morrison's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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