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塞吉尔列出一个斯拉基斯镇最有影响力的市民的清单，包括市长、银行家、医生和记者。第二天晚上，他骑自行车到他们的家里，将十诫塞进他们的信箱里。很快，他发现，他的丹麦同胞们对德国人的公开的礼貌掩盖着相当大的抵抗情绪。他找到表达这种抵抗情绪的新办法。他和他的朋友们把糖放进德国人的小汽车和军车的油缸中，并复制反对德国人的传单，把它们邮寄给全国各地的中学生。不久，他的十诫就被人传人地散播开来，最后，当丹麦人发动全国性抵抗时，它就成了他们的圣物。
许多青年团体五月份在哥本哈根聚会，在神学教授哈尔科奇（HalKoch）的指导下，他们建立了丹麦青年联合会，致力于维护丹麦的身份认同和民主价值观。科奇关于丹麦历史的讲课强调在反对德国人和丹麦纳粹时民族团结的必要性。科奇的讲课也吸引了很多听众和报纸的报道。他指出，对丹麦这一政治国家的占领没有泯灭丹麦这一民族国家的力量，也没有取消其合法性。
这种昂扬的国民精神最公开的表达是在社区歌唱汇演活动中，这些汇演常常是大型的地区性活动。7月4日，艾尔博格（Alborg）镇附近的大约1,500名民众唱起了赞歌，这些歌曲讲述的是与德国的1864年战争、士兵的勇敢以及他们所离开的姑娘们。整个八月和九月有七十五万名民众参与了类似汇演中的歌唱活动。在9月26日国王的七十岁生日这一天，成千上万的民众挤满哥本哈根的街头，向这位作为丹麦之象征的男士唱生日歌曲。“这么多的人聚集在哥本哈根四处的公园中，只是为了唱歌-这激怒了德国人，”杰特布拉恩回忆道。
与占领发生正面的对抗会违反政府的合作政策，但是能够做点表面文章的是在文化上主张丹麦人的尊严和品性，这一点显然是非政治性的。不过，这些主张含蓄地对德国人占支配地位的想法提出了质疑，而在当时，如果不这样的话，大众的情绪可能会消沉下去。尽管抵抗运动直到1941年才真的形成，歌唱会和其他日常的象征性抗议行动则打下了心理基础。与此类似的情况是：三十年后，共产党统治下的波兰的劳工强硬分子和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活动为尚未成为运动的反对行动创造了社会空间。
丹麦的记者在准备进行抵抗时也在初期阶段发挥了作用。入侵之后不久，德国的新闻专员亲自拜访丹麦外交部的新闻局，为出版确定了基本的规则：所有的外国新闻和社论都必须事先得到批准，任何对占领军的批评都是不允许的，而且任何军事新闻在没有事先获得批准时都不准刊登出来。可是，习惯于完全自由的丹麦媒体的回应是几乎没有遮掩的蔑视。下午报号外消息以两倍的行距刊登文章，并向读者们暗示，他们应该读懂字里行间的意思。凯隆堡广播和哥本哈根广播的播音员常常会以强烈的嘲讽口吻说出受审查的战争新闻的标准开场白：“下面是德国人的最新公报，”以及标准的结束语：“上面是德国人的最新公报。”
几乎丹麦的所有地方都受到这一冲动（如果不是对抗占领者的冲动的话）的影响：拥抱丹麦人的身份认同并将其编成剧本。当政府正通过有关与入侵者合作的动议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入侵者看似越来越难以战胜了，丹麦人自己鼓动起他们的士气。在丹麦被占领后不到六个星期的时间内，德国人占领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让英国成为欧洲对抗纳粹战争机器的主要力量。
“打倒独裁者！” 受德国在战场上胜利的鼓舞，并在德国纳粹大量金钱的资助下，丹麦的纳粹党试图于1940年6月在哥本哈根发动一场政变。它没有获得成功，可是，丹麦的领导人们开始采取行动，让政府免受任何进一步的纳粹化企图的影响。五个政党于7月2日成立一个名为九人委员会的议会小组，自那时起，该小组就在政府中负责实际的决策。有的部长被免职，包括外交部长-其对合作政策的影响无处不在。可是，尽管芒克被罢免，他的政策却没有被废除。
新外交部长是埃里克斯卡维纽斯（ErikScavenius），他之前曾担任过此一职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过驻德国大使，当时丹麦曾成功地保持中立。尽管高傲和不受人欢迎，斯卡维纽斯却被认为是非常讲求实际，足以应付柏林的那头猛兽，而且他在执行合作政策时持有一种更为宿命论的态度。他虽然不是亲德国人士，却坚信德国将赢得战争，所以他的目标是挽救他的国家免受纳粹的压迫。
斯卡维纽斯明显地向丹麦的新主人靠拢，并说丹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与它南边的伟大邻居发生冲突。”他称赞德国人在战场上的胜利，坚持说“欧洲的新时代”已经开始，并号召丹麦人与德国开展“积极的双边合作。”这种讨好的态度成为丹麦纳粹党发展壮大的契机，纳粹党要求国王将除斯卡维纽斯之外的所有部长解职，并以纳粹党员或者“理解新时代”的其他人取代他们。国王拒绝了，可是政府依然尊重德国人的感受。在1941年初，被视为是有害于丹麦外交关系的公开声明要承担刑事责任-甚至私人谈话也会让人入狱。新法律授权对“占领军的敌人”实行终身监禁。
1941年6月22日，德国军队进攻苏联。德国人要求丹麦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并逮捕丹麦共产党的主要成员。这让丹麦的领导人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屈服于这样要求将进一步违反丹麦公民的宪法权利，而不这样做则可能会促使德国人逮捕共产党人士。保守的人民党的党员承认，这一要求“有违于丹麦人普通的正义感”，同时却指控共产党人是制造“恐怖和破坏”的人。丹麦国会于8月份认定丹麦共产党为非法组织，警察逮捕了300名党员，包括三位议员。丹麦的自由空间受到了挤压。
当东线战场的战斗继续进行时，希特勒决定，他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应该包括整个欧洲。他于1941年11
月“邀请”丹麦成为交战国。在一次紧急会议中，丹麦的部长们表现得模棱两可。冯伦特费恩科于11月23日再次重申柏林的邀请：“丹麦必须立即签署协定。否则的话......丹麦会被视为敌对国家，并必须面对不可避免的后果。”斯卡维纽斯去柏林签署了协定。
第二天，哥本哈根的学生在阿玛利安堡广场上聚集，并游行到丹麦纳粹党报纸的办公室，接着去了丹麦国会。“他们将警察凉在了一边，在哥本哈根的许多地方示威，高呼‘打倒斯卡维纽斯’和‘打倒卖国贼’，”伦敦的泰晤士报这样报道说。“警察使用了探照灯，用警棍殴打民众，并打了许多空枪，成功地将通往......德国人所在的总部的道路封锁住。”当斯卡维纽斯从柏林回来时，由于担心他的回归会引发更多的示威，他受到最严格的保护。
上述这一切让德国人和丹麦政府都感到吃惊，它们现在不得不抛弃这一幻想：合作政策真的获得了公众的支持。几天后，政府谴责了抗议者，可是丹麦内阁却悄悄地决定，如果德国人坚持要求在东线战场利用丹麦的士兵和军用设备，或者要求制订反犹太人的法律，政府将拒绝这么做。然而，在几个星期的时间内，这里所展示的微弱骨气就无影无踪了，因为政府被迫向德国海军交送了六艘新的鱼雷快艇。为阻止德国人将丹麦士兵纳入作战队伍所做的事情也很少。很快，所有处于服兵役年龄阶段的丹麦男人都应征加入丹麦自由兵团。至于如何回应占领军的问题，答案不再限于歌唱会或者街头游行-现在，它关乎的是与他们一起战斗还是与他们战斗。
“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行动起来” 1942年初，丹麦人开始以物质力量乃至破坏活动挑战德国人。一个团体由来自alborg的学生组成，他们称自己为丘吉尔俱乐部；他们的口号是：“如果成人们不做点什么，我们就做”他们中的一位领袖人物回忆道：“我们有一个反纳粹的标识，是每个臂弯的顶部都带有箭头的万字饰（译注：德国纳粹的标识），我们将它画在墙上，楼道里，以及我们力所能及的所有地方。”“我们最好的成绩是烧掉了一个满载着战争物质的运货火车。”
最为活跃的破坏团体由共产党人领导，在德国攻击苏联后，他们已转入地下。以共产党游击队为组织形式，他们袭击生产战争物质的小型工厂。在几个月的时间内，非共产党的成员被允许加入，而该团体的名称则改为“中产阶级游击队。”上述行动造成的破坏很少，但它们却让合作政策变得复杂起来：如果政府镇压捣乱者，它就会削弱已经在减少的民众对它的支持；如果它什么都不做，它会得罪其德国主子，而政府的存在要依赖于后者的认可。
与此同时，最近繁荣起来的地下出版业开始提倡反对占领军的行动。自由丹麦语于1941年秋天出版，随后是富有影响力的自由丹麦-由反对德国的政治人物创办-和其他文本。参与其中的许多人是很少有新闻经验的年轻人，并且只有少数几台打字机和老式的油印机。难以获取的是金钱、纸张、油墨和值得信赖的助手，还有没有被发现之危险的操作空间。不过，地下出版业很快成熟起来，且从未被有效地镇压过。1942年底，一家非法的通讯社-信息-开始提供从英国广播公司、瑞典、丹麦的部委机构以及未经审查的新闻来源那里收集到的报道。1943年非法出版物的总流通量达到260万份，一个非法的出版协调委员会和联合新闻室成立了。
阿恩塞吉尔及其朋友离开斯拉吉尔斯（Slagelse）镇，到哥本哈根大学上学。他们加入了出版的前沿部队。找到一台老式的油印机之后，他们成立了学生信息服务中心。很快，他们就出版非法书籍，将这些书包在硬纸箱里，并从他们的公寓和家中把它们发送出去。约翰斯坦因贝克（JohnSteinbeck）所著的月亮落下了是一本畅销书，还有丹麦的白皮书-它重新发表了德国入侵时政府与军队所举行会议的文件。该书中所披露的政府的和解行动让许多丹麦人感到震惊；销量达20,000多册。另一本名为希特勒演讲集的书有这样一个封面：它以幽默的手法描述希特勒-骑在白马上，戴着骑士的盔甲，拿着纳粹旗帜。两千本书被邮寄到德国军队的邮政地址；认为上述形象无礼冒失的纳粹党徒们被激怒了。
不管是以书面的形式还是在公开场合，抵抗和不合作都成为丹麦人应对占领的主题。在1942年5月首相思道宁的国家葬礼上，12,000多名民众挤满哥本哈根最大的会议厅，表达他们的敬意。克里斯蒂安国王预期会参加，所以，当大厅后面的人群开始骚动时，每个人都站起来翘首以待，认为他们会见到为人所热爱的领袖。然而，德国部长冯伦特费恩科进来了。一位观察员报道说，“无法描述的是，人们以何等快的速度再次坐了下来，而且由于厅很大，动作就像波浪一样，并成为一种独特的默默无语的示威。”当国王最终抵达时，他受到热烈的欢迎。
作为丹麦人传统的化身，克里斯蒂安国王在社会和精神方面是一个关键人物。在战争之前，他每天骑着马穿越哥本哈根的大街小巷，在占领期间，这些骑马活动继续进行。由于他骑马时没有人护卫，民众会沿路排成队伍，要么欢呼要么走上前去与他握手。德国士兵也会迅速立正，可是国王会毫无例外地将目光从他们那里移开。“他让我们坚持下来，他让我们团结起来，他指导着我们，”哥本哈根的主教评论道。
另一个享有号召力的人是约翰克里斯特摩斯穆勒（JohnChristmasMoeller），他是议会中的不合作派议员。1941年，德国人施压让他辞去商务部长的职务。在他坚持通过地下报纸和群众性集会批评德国政策之后，冯伦特费恩科要求将穆勒从议会中驱逐出去，并禁止他发表反对德国的演说。丹麦人拒绝了，于是德国人决定将他逮捕。然后，他逃到伦敦去了，在那里，他通过广播中鼓舞人心的呼吁，在整个抵抗运动时期都发出一种明晰无误的反抗声音。
1942年8月，德国人试图反制日渐增强的抵抗活动-要求扩大新闻审查并对抵抗战士处以死刑。政府拒绝了这些要求，可是也谴责了抵抗活动。几天后，穆勒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向他的国人发出一种不同的呼吁，这种呼吁更能代表他的祖国里的那种精神：“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行动起来。我们有责任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伤害德国的事......履行你的职责-付出你的努力。”
侮辱、标识卡和罢工 随着丹麦人抗命力度的增大，希特勒开始确信，丹麦正处于叛乱的边缘。就在这个时候，英国人和美国人正准备入侵北非的最后计划，而德国元首正全力试图阻止盟军。任何潜在的分散注意力的事情-就像丹麦的情况那样-必须被预先阻止。于是，这位德国领导人决定，改变丹麦-德国关系是必要的-尽管他需要一个由头来为他的行动提供合理的借口。
1942年9月26日-这一天是克里斯蒂安国王的七十二岁生日，这个由头来了。希特勒发了一封电报，庆贺并祝福国王。国王冷淡且简洁地回答道：“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克里斯蒂安雷克斯。”希特勒将这视为对他本人的冒犯和丹麦不合作的表现。他的应对办法是，召回冯伦特费恩科，要求丹麦为德国部队提供30,000名年轻男子，并要求罢免德国政府。伦敦的每日电讯报头条是：“希特勒准备接管丹麦。盖世太保的统治对克里斯蒂安国王构成威胁。”
德国人派出两个新的党羽，对丹麦人施加压力。赫尔曼冯哈纳克（HermannvonHanneken）将军被派来接管军队指挥权。沃纳百思特（WernerBest）博士将军是纳粹的资深官僚，成为德国在丹麦的全权代表；希特勒在一个私人会晤中指示他要“实行铁腕统治。”柏林最后的指令是要任命长期以来为纳粹党所钟爱的外交部长斯卡维纽斯为首相。他迅即让他的内阁充满亲德国的同僚。对他的蔑视已经肆无忌惮的丹麦公众到处进行抗议和示威。
沃纳百思特决定不伤害丹麦人提供物质的意愿，并认为第一优先事项是赢得战争，而压制性措施只会促使抵抗行动发展壮大。这让他直接与冯哈纳克发生冲突，可是百思特拥有最终的决策权，除非柏林有另外的指示。他开始与丹麦的议员们建立亲密的关系。在一份谈到他就任后最初几个月的情况的报告中，他提到，丹麦民众对战争感到“厌烦和疲倦”，德国从丹麦的进口增加，而且工业和农业生产大幅提升。柏林表扬了他的工作，然而百思特却是在粉饰局势：表象之下正涌动着反对占领者的强烈潜流。
1943年3月23日，百思特允许丹麦举行议会选举-这是他最大的失误之一；德国想要证明，它珍视被占领国家的自主权。尽管丹麦的共产党人敦促选民投空白票，以示抗议，其他政党则试图让更多的选民投票。大部分抵抗团体都支持一个民主党派联盟。丹麦青年人合作运动分发了一百多万张带有国旗和“已投票”字样的选民标识卡。展示标识卡不仅是一个象征性举动，而且它还让潜在的弃权者感到羞耻。最后，参选率达到89.5%，是该国历史上的最高值。联盟党派获得超过94%的选票，并赢得丹麦国会中149个议席中的141个。丹麦纳粹党只保住了他们的三个议席。
百思特将纳粹党的恶劣表现归咎于丹麦纳粹党领袖佛里茨克劳森（FritzClausen）的无能。他没能明白的是，由于重新确认了人们明确地向往自己国家的民主而非外国的占领，选举是一个重大的挫败。在二十世纪，威权政府很少能认识到，举行选举会让一场民众运动获得自主性力量-以及增强反对派力量的潜在机会。
现在，抵抗活动越来越多地将其行动的理由与丹麦人影响战争的机会联系起来。英国广播公司增强了其宣传活动，敦促丹麦人与德国决裂。黑名单被制订出来，参与亲德国活动的丹麦人的名字被通过广播宣读出来-这让人想起与英国殖民当局合作的印度人所遭受的耻辱。联军的胜利-尤其是德国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得到广泛的报道，其中隐含的希望是，丹麦人会受到鼓舞，去进行抵抗。
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造成更多的破坏活动。7月份有93起事件，8月份有220起事件。名为丹麦人霍尔格的团体是一个主要的煽动者-它以一位传奇式丹麦英雄命名，每当丹麦处于危险之中时，这位英雄就会从沉睡中苏醒。“我憎恶并厌倦于看到大街上充斥着德国人，”简斯理路伦德（JensLillulund）在解释他为何帮助成立该团体时说道。“我正沿着哈罗德斯歌德地区骑车前行......这时，一群士兵过来将我围住，我暴怒了......我下定决心，如果我再次被捕，那将是因为做了什么让德国人受伤的事。”可是，让入侵者更为受伤的是破坏活动之外的事。
在其他积极抵抗的迹象的激励下，工人们开始罢工。丹麦人对这种抗议形式并不陌生：1920年，劳工领袖们呼吁进行全国性的总罢工，要求宪政改革（这导致内阁和议会拥有更多的决策权）。现在的目标是一个外部的敌人。在一艘维修中的德国巡洋舰受到破坏性攻击后，奥顿斯（Odense）市的德国指挥官将士兵派到造船厂，这时，该市船厂的工人就停工了。与鲁尔区的德国工人非常相似的是，对于丹麦人来说，没有什么事比被迫为外国人工作更让人难堪的了。当有关此事的消息传到该市的其他工厂时，工人们团结一致地停工了。
罢工从奥顿斯蔓延到埃斯波吉格（Esbjerg）。埃斯波吉格是加特兰（Jutland）西海岸的一个港口，那里的一个储存鱼的仓库的停工发展成全市范围的“民众罢工。”所有人-包括渔夫、警察、消防队员、办公室工作人员以及公务员-都停止工作，关上大门，并一起来到市中心。愤怒的德国人实行起严格的宵禁，可是宵禁受到人们的蔑视。民众涌上大街，拒绝回去工作，直到宵禁被取消。五天之后，德国人反悔了。两天后，奥顿斯爆发了另一处罢工，而且抵抗活动似乎扩散到更大的城市，包括阿尔伯格（Aalborg）和阿哈斯（Aarhus）。在奥顿斯市，部委官员、市长、乃至工会领袖都哀求工人回去工作。可是，工人们已经明白，罢工是如何让德国士兵和管理者感到不安的。如果德国需要一个正常运转的丹麦经济，那么工人们就会尽其所能地让经济活动戛然而止。
奥顿斯的罢工开始具有暴力性质了。一群愤怒的民众一度挑衅一位士兵，该名士兵拿出枪，向人群开了很多枪，打伤了四人，包括一位年幼的男孩。愤怒的民众制服那名士兵，将他打死。希特勒在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对该市课以一百万克朗的罚款，罚款要交付给德国军队。宵禁也要强制推行，同时，剧院和电影院被关闭，而且如果不交出那些“犯下虐待德国军官之罪”的民众，有人就有被逮捕的危险。
对于沃纳百思特来说，罢工极其让人尴尬，他无数次地请求丹麦政府控制住罢工活动。然而，无人理睬丹麦内阁和议会发出的要求回归“平静与秩序”的呼吁，因为工人们支持抵抗行动的领袖们。百思特被召到柏林，因正在发生的事而被追究责任。他建议继续采用温和手段，并指出，罢工只是一次性的事件。可是，这次他被冯哈纳克将军占了上风，而后者长期以来一直主张采用军事解决办法。由于罢工和破坏活动的蔓延无法被控制住，而且战争正发生危险的转变，希特勒最后同意了将军的意见。除非丹麦人同意严厉的新条件，否则会宣布实行军事紧急状态，而冯哈纳克将军则将接管这一国家。
“这是一个转折点” 1943年8月28日，德国人向丹麦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并采取八项具体措施：禁止罢工、超过五人的公开集会、以及在关着的房间或公开场所中的私人会晤；在晚上实行宵禁；收走所有的武器；将审查工作转交给德国人；建立简易审判厅以处理所有违反这些规则的行为；并对破坏活动、违抗德国军队以及拥有武器的行为处以死刑。简言之，丹麦会被噤声和阉割。
最后通牒被立即拒绝。“满足德国人的要求将会减弱政府让民众保持克制的可能性，”政府回答道。合作政策完了。斯卡维纽斯和他的内阁辞职。第二天，德国军队占领了火车站、电厂、工厂和其他关键设施。士兵走进居民区，逮捕富有影响力的大学教授、报纸编辑、议员和商人。每一个主要建筑物和设施都派驻有德国哨兵。丹麦人打开收音机听新闻时会首先听到冯哈纳克的声明：“公务员应继续工作，遵守德国当局所下发的命令......所有的罢工都是不允许的，而且可能会受到死刑的处罚。”另外还有一件事：所有的电话都被弄得无法使用，而且邮政服务也被关闭。
军队的接管让沃纳百思特处于被冷落的地位，他急于为他自己的失败找到替罪羊。与二十世纪的其他固执己见的政治失意者一样，他认为媒体要负责任，指责它们无视他关于不要激怒德国人的警告。“在这个荒谬的小国家，媒体散播了一种德国是虚弱的信念，”他对一群正在开会的著名媒体人这么说道。“昨天晚上，你们获得了自己的奖赏。”对于丹麦的抵抗行动来说，这确实如此。镇压让抵抗的使命变得清晰。“当然，这是一个转折点，”地下报纸自由丹麦如是说。“可是，事实上，这只意味着一种缓慢演变的事态......现在得到了公开的证实。”八月的罢工显示丹麦人会对抗德国人；街道上的士兵现在提醒人们：他们是一场更大的战争的一部分。
然而，对丹麦全体民众来说，个人风险正成为公开抵抗的伴生物。在过去三年的时间里，尽管其合作政策遭人鄙视，他们的政府在普通丹麦人和德国人之间却起到缓冲作用。虽然各部委部门在内阁辞职后仍旧照常运转，以维持公共和社会服务的运营，那个挡箭牌现在却差不多消失了，而且人们无法得知冯哈纳克将军会做出什么事。
对于丹麦的8,000名犹太人来说，对未知之事的恐惧更甚。从占领一开始，丹麦政府就保障他们拥有平等的权利。希望防止骚乱的德国人在丹麦犹太人问题上降低了调门。在初次入侵后仅仅六天，冯伦特费恩科就警告柏林说，“如果我们在这一问题上所做的事情超出非常必要的范围的话，那就会导致政治与经济生活的瘫痪或者很大的动荡。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不应该被低估。”
当沃纳百思特在发号施令时，他继续这种不干涉策略，他的上级-外交部长约西姆冯里宾特洛夫（JoachimvonRibbentrop）-从未迫使他改变政策，尽管有来自阿道夫艾希曼（AdolfEichmann）和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Himmler）的压力。可是，当罢工和破坏活动于1943年8月达到顶点时，总是能够觉察到政治风向变化的百思特改变了他的策略。他于9月8日起草了一份发给柏林的长长的电报，建议逮捕丹麦所有的犹太人。他知道这会取悦于艾希曼、希姆莱，以及最为重要的希特勒。他还要求执行这些逮捕任务的警察人员。
9月15日，党卫军营队和安全官员开始抵达哥本哈根。两天后，百思特得到希特勒正式的批准。到这时，让百思特再次担心的是，逮捕犹太人会导致太多的骚乱。他向其在哥本哈根最为亲密的朋友之一乔治达客维茨（GeorgDuckwitz）讲述了他的保留看法。后者是德国的货运专员，自青少年时期就参与到纳粹党的活动中来。他反对逮捕行动，因为这会损害德国-丹麦的关系。在他看到希特勒给百思特的答复的那个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知道我必须做什么。”
百思特意识到，他仍旧必须遵守命令，执行计划。由于犹太新年开始于9月30日星期四，犹太人家庭会在星期四以及10月1日星期五在他们的家中庆祝新年。于是，他建议逮捕行动于星期五晚上十点钟开始，并持续到星期六早晨。如果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的话，犹太人将会大吃一惊，在他们的家中被抓获，并且相对来说，这不会引起多大的动静。可是，没有德国人-甚至沃纳百思特也没有-预计到乔治达客维茨会做些什么。
9月28日星期四，在与百思特会谈之后，达客维茨打电话给汉斯海德托福特（HansHedtoft），要求见他以及他的社会民主党同僚。后者是丹麦的一位政治人物，也是达客维茨的私人朋友。当他们在那天下午碰面时，达客维茨显得毫不忌讳，因为他将德国人的计划告诉了他们，并督促他们开始向犹太人发出警告。他们立即与犹太人社区最重要的男子联系，包括拉比马库斯梅尔希尔（MarcusMelchior）-他是大拉比-和朱利斯马格林斯基（JuliusMargolinsky）-他组织人们送信，告诉犹太人躲藏起来。
部分地是由于许多非犹太人的丹麦人，这一消息像闪电般散播开来。救护车司机约根纳德森（JorgenKnudsen）翻遍当地的电话薄，寻找有着“听起来像犹太人的名字”的家庭的住址。接着，他开着他的救护车去警告他们，而且如果他们没有藏身之处，他就把他们带到医院或者积极进行抵抗的医生的家中。其他的犹太人在大街上被全然不相识的人主动接近，而且这些人要将他们公寓或者房子的钥匙交给犹太人。正如海法大学研究犹太人当代史的教授莱尼亚西尔（LeniYahil）所说，“这里的情况是艾希曼及其手下人所不习惯的。”丹麦的犹太人已经溜掉，“躲在丹麦人在一夜之间所堆起的生命墙的后面。”一位丹麦人写道：“......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经历，因为我们看到，由于对德国的力量的敬畏，一直对自己说‘我能怎么办呢？’的同一群人是如何突然同心协力地站起来对抗德国人，并向他们无辜的弟兄积极提供帮助的。”
对犹太人的救助震动了整个国家，驱使很多丹麦人展开有力的抵抗行动。自由丹麦报宣布丹麦人不能屈服于德国人的威胁，即便“如果我们帮助我们的犹太同胞，严厉的处罚在等着我们，而且我们有被带到德国的可能性......我们也应该继续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们。对我们而言，过去两个晚上的经历已成为丹麦命运的一部分，而且如果我们在这一危难的时刻抛弃犹太人，我们就是抛弃了我们自己的祖国。”
代表丹麦社会各个层面的组织几乎都谴责了德国人的举动。哥本哈根大学和阿哈斯大学关闭了一周，以示抗议。丹麦宗教部向沃纳百思特发出一封抗议信，并将此信转发给神职人员，以便他们在讲道中采用。（从此以后，教会帮助建立了地下网络，而且信徒们也大量加入现有的抵抗团体。）最后，新近组建的自由委员会-一个七人小组，代表不同的抵抗团体-发出一份声明，谴责“德国人发动的大屠杀。”
然而，犹太人仍未获得安全。德国人10月2日的一个命令要求所有的非犹太人把他们交给当局-因此，他们绝无可能再继续安全地躲藏在丹麦了。他们必须找到一条去中立国瑞典的途径。为将犹太人从内陆地区的藏身之处运送到海岸，几十个团体涌现了出来。在海边上，犹太人可以被装进渔船、橡皮艇救生船、乃至单人皮艇。那个名为丹麦人霍尔格（Holger）的破坏团体现在倾全力救助犹太人，他们在哥本哈根港口地区的家中躲藏起来，直到傍晚时分，那时犹太人会被该团体的十二艘渔船带到瑞典。
阿恩塞吉尔及其在学生信息服务中心的同事收集有关犹太人逃亡路线上德国军队活动的信息-这是一个付出了惨重代价的无法估量的贡献：五位学生在一次收集情报的活动中被杀害。国民时报的记者们与抵抗团体和地下救助小组保持着联系，提供有关逃亡路线和德国军队数量的信息。代号“土豆”被用来指代逃亡的犹太人。一位记者记得曾这么报道过：“今天，十八包土豆卖给了爱吉（Ege）太太......二十包土豆通过林格比（Lyngby）的中间商卖掉......将土豆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是个好主意。”
每当一船的犹太难民向瑞典驶去时，丹麦的抵抗活动就会尝到另一次胜利的滋味，而且每一次的胜利都有助于增强其决心并扩大其队伍。尽管德国士兵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继续搜捕丹麦的犹太人，他们的努力基本上是徒劳的，因为7,200名犹太人成功地逃到了瑞典。在10月1日和2日的袭击中，只有472名犹太人被抓获。让上述行动成为可能的国民的团结使得丹麦更为坚决地反抗德国人，而且它向盟军和持怀疑态度的丹麦人证明，一个有着具体和现实的目标、组织良好的抵抗行动是能够颠覆第三帝国的权力的。
“丹麦人民最伟大的胜利” 紧跟着这一胜利的是，由于该国最受人尊敬的诗人和剧作家之一凯基曼克（KajMunk）被暗杀，丹麦的抵抗行动进一步升级了。曼克的职业是牧师，他利用其在新年前夜的讲道谴责德国人的占领，并鼓动他的听众开展破坏活动。后来，他被一个德国的恐怖主义小组从家中拖出来，开枪打死。在那同一天的晚上，演员凯耶尔德阿贝尔（KjeldAbell）在哥本哈根皇家剧院开始演出时要求观众拿出“一分钟的时间，为死于今天的丹麦最伟大的剧
作家默哀。”剧院陷入一片沉寂之中，观众们看到阿贝尔拿起他的外套，走了出去。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尽管有德国人的禁令，纪念活动还是有很多，而且图书经销商以黑色的纸张来装饰他们的窗户。
为利用并发展这种张力，处于地下状态的自由委员会赢得丹麦军队的认可，承认它为丹麦事实上的政府，直到国王能够自由地组建一个新政府。委员会同意，抵抗的首要目标应该是积极反对德国军队，而且它成立了一个指挥委员会，以协调所有的抵抗行动。丹麦的抵抗行动已经在一百个地方涌现并且像野草一样地扩展，现在它有了集中化的领导以及统一的声音。
1944年初，丹麦被分成六个抵抗区域，每个区域都独立于其他的区域，但是所有区域都要受指挥委员会的指导。每个区域都成立了地下的民兵组织，这些组织利用从英国和瑞典走私进来的武器进行训练。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这些团体就与其他的破坏小组一起行动，打击为德国人生产小型武器、坦克、飞机和大炮的许多丹麦设施。6月份，破坏者对铁道线进行了十九次攻击，是之前五个月的平均数的三倍。
现在，自由委员会推动抵抗行动超越于其初期的使命-也即争取丹麦行使自主权的空间，进而采取能够严重削弱德国人对丹麦之剥削的有力行动。然而，它的一位创始人认为，它首先必须实现另一个目标。在一封致伦敦的穆勒的信中，弗洛德加科布森（FrodeJakobsen）指出，“对我而言，争取我们民众的灵魂的斗争是最为紧要的......对我来说，问题必然是：‘一个人怎么才能让大量的民众参与到战斗中来？’而非：‘一个人怎么才能最大限度地伤害德国人？’我敢打赌，如果效果是一样的，让1,000人参与到行动中来比让10人参与更好。”
为实现这一目标，加科布森反对丹麦军队建立地下武装的想法，因为他认为，抵抗行动必须是所有民众都能干的事，而大部分民众必须生活在地上。他希望整个社会都反对德国人，而不只是一群武装起来的枪手们，正如甘地所明白的那样，如果要有效地反对一个外国的占领者，各行各业的民众必须要参与进来。当大多数民众都起来反对外国势力时-也即当他们撤回他们的认可时，那么，外国势力就既不会享有它进行统治所需的那种合作，也不会拥有它自以为是地进行统治的合法性。
在面向所有丹麦人发言时，委员会首先注重的是非暴力抗争。“我们所有人都有目的和不知疲倦地......设置障碍......否认、拖延和缩小。”采取暴力抵抗的只是那些“有勇气和手段的”人士，而且其针对的是“对于占领当局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环节。”可是，随着破坏活动的增加，德国人的报复也跟着增多了。这些报复行动一般由丹麦希尔伯格军团执行-该军团由亲纳粹的丹麦自由军团的退伍军人组成。该军团采取反破坏行动-这些行动被称为希尔伯破坏行动，以攻击所有丹麦人所珍视的民族标志和地点。比如，在对为德国人生产步枪的工厂进行破坏之后两天，希尔伯格军团就放火烧了丹麦皇家陶瓷厂，并在哥本哈根著名的蒂沃利公园放置炸弹。
6月中旬，海因里希希姆莱命令百思特镇压捣乱者。6月25日，他命令全国再次进入紧急状态，在晚上8点到早晨5点实行宵禁。作为回应，哥本哈根博美斯特维恩造船厂的1,200名工人于第二天下午一点就停止工作。他们向其上司保证他们不是在罢工，而只是早点停止工作，以养护他们的花园，因为宵禁让他们没有足够多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有关这一花招的消息迅速传到其他工厂，并成为停工的借口。
丹麦人没有去为他们的花浇水，而是在哥本哈根的街道上汇合，聚集起来向德国人示威。名为信息的地下通讯社报道说，“哥本哈根人几百人一群地站在街角上，这样他们就能在德国的巡逻人员到来时沿着辅路逃走。他们对丹麦的警察说：‘别管这事；’警察就不管了......人们用由铺路石、货车、自行车构成的路障将街道封住，并向德国人扔东西，后者则极其疯狂地向四周开火。”到当天结束时，六名丹麦人被杀害，另有几十人受伤。
第二天早晨，全城各工厂的工人都加入到罢工中来。“早点回家”运动扩散开来，现在，有些城区处于公开叛乱的状态。由于担心出现最坏的情况，沃纳百思特将宵禁推迟到晚上十一点，可是这没有产生什么作用；有轨电车和公交车被弄脱轨并被推翻，更多的路障被建立起来，而且大火照亮了夜晚的天空。被混乱局面激怒的百思特召集了与丹麦政府管理人员和工会领袖的紧急会议。罢工让为德国军队生产和运输武器与汽车的工作停了下来，而德国军队在整个欧洲地区远远低于对手军队的数量。他威胁说如果罢工继续进行，就要处以严厉的惩罚，并警告丹麦官员，他们个人会被追究责任。
在经过一番仔细的思考之后，丹麦的政府管理人员向公众发出呼求。“采取会带来无法弥补之后果的措施的危险近在眼前......因此，我们诚恳要求所有人都恢复他们的日常工作。”可是，由于知道除非承认德国人的压制，丹麦人不会真的把他们当回事，他们还加进一句话，指责德国人“令人遗憾地实施了各种不同的措施。”这让百思特火冒三丈，因为是他命令德国军队切断对该市的所有汽油、电力和水之供应的。在与丹麦官员的最后一次会谈中，百思特说，“德国的名誉已经受辱，有人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哥本哈根的乌合之众必须尝尝鞭子的滋味。”
6月30日的深夜，自由委员会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并决定，既然罢工已成为到目前为止针对德国人的最大的抵抗行动，它必须支持他们。委员会在第二天早上宣布：“这是有史以来丹麦所发生的最大规模的全国性示威。”“希尔伯格军团对生命和财产反复的攻击以及德国占领军对法律和民权的系统性破坏让人民忍无可忍了。自由委员会支持继续罢工，直到希尔伯格军团被撤销以及紧急状态限制被取消。”抵抗行动的暴力没有沉重打击德国人，可是对民众的暴力却唤起全国人民采取大规模的非暴力行动-而抵抗运动领袖则迅速抓住这一机会。
接着，德国人试图切断哥本哈根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然而，因为德国军队正被从丹麦调走，转移到前线战场，对哥本哈根的封锁没有足够多的人力，成千上万的民众轻易就通过了封锁。在该座城市中，罢工活动增多，战壕被挖出，工人们把鹅卵石街道弄得支离破碎，并向德国士兵扔石头，以刺激士兵开枪还击。到7月2日星期六晚上时，23名丹麦人被杀害，受伤者超过203人。罢工和抗议蔓延到西兰和加特兰的城市。德国人进行报复：坦克开进哥本哈根的商业区，四处充满了这样的流言：丹麦首都会因受到轰炸而屈服。由于公用服务被切断，人们就从附近的湖中取水，并搜集木材，在街道上烧烤食品。地下团体采取协调行动，秘密地运送牛奶、鸡蛋和奶酪，店铺主人则以低价出售农副产品。
尽管出现这种抗命行动，不清楚的是，人们能够忍受这种情况多久，而德国空军轰炸的危险的确存在。于是，地方官员、工会官员以及重要的议员在德国人和自由委员会之间进行调停，以试图打破丹麦人挑衅与德国人报复的循环。百思特同意从该市中撤走遭人恨的希尔伯格军团，停止宵禁，并命令德国士兵不要向丹麦民众开枪。他还承诺在罢工结束后废除紧急状态，并恢复汽油、水和电力服务。
对于德国人来说，“人民罢工”揭示出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自由委员会现在凭借着它的不合作政策对丹麦拥有支配力，而罢工让德国人的主导地位之前所拥有的所有公信力都不复存在了。让这些挫折的后果更加严重的是整个欧洲战场上的失利，而这让占领军士气低落，却激励了丹麦人。在7月4日星期一的晚上，委员会分发一份“胜利告示”，其中列出德国人的让步，并赞扬丹麦民众在面对德国人的报复时的坚忍。它还总结道：“全面的罢工是比随意的捣乱有效得多的武器。人民罢工是决定性的-不是街道上的路障或者骚乱......哥本哈根的人民罢工是丹麦人民在占领时期到目前未知最为伟大的胜利。”
从那时起，自由委员会不再强调破坏活动和军事措施，而是强调非暴力行动。1944年8月，委员会不再组织地下民兵，并反而采取行动，协调罢工活动。它的一位成员写道：“我们能够在提前几个小时通知之后就发动一场大罢工，罢工的范围从公职人员和公共部门到一般的经理人员。如果我们希望如此的话，整个国家会停顿下来。而且不仅如此，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我们还可以命令在部分部门工作的民众举行大罢工，而让其他部门正常运转。”有限、受控且有选择性的非暴力罢工现在成为首选的制裁手段。
7月12日中午，全国有一个两分钟的默哀，以纪念那些在人民罢工中死去的人，这一行动在8月29日又再次上演。在占领期剩余的时间内，上述类型的纪念性示威经常举行。由于十一位十几岁的丹麦青少年因他们在破坏行动中的角色而被处死，1944年8月14日，博美斯特维恩造船厂的工人们举行了罢工。自由委员会介入进来，并呼吁在第二天举行二十四小时的罢工。委员会还敦促工人们“避免示威。保持冷静和庄重。”罢工很快在全国各地蔓延，并且在十天之内，五十四个城镇参与进来。
仅仅在一个月后的9月14日，大规模的罢工就爆发了，抗议将丹麦的犯人引渡到汉堡。作为沃纳百思特和丹麦前任政府之间协议的一部分，在佛罗斯列夫（Froslev）建立了监狱，这样，丹麦的犯人就能够留在丹麦的土地上了。现在，百思特毁弃这一约定，200名犯人被运到了德国。作为回应，德国边界沿线上的丹麦铁路工人罢工。罢工很快蔓延到整个加特兰地区，并让铁路网瘫痪。德国人在将士兵运送到前线时严重依赖于铁路；他们的回应办法就像法国人在鲁尔区所做的那样：占领主要的火车站。罢工者受到被处以死刑的威胁，而且另有500名犯人按计划要被引渡。由于担心德国人会将威胁变成现实，国家铁路总监和工会领袖试图说服工人回去工作-却没有收到任何果效；加特兰地区爆发了总罢工。自由委员会支持它们，并呼吁举行全国性罢工，到星期一中午结束。那天早上午，城市里的生活陷入停顿状态，为德国军队生产补给品的工作再次停了下来。
之后不久，占领期最大也是最后一次罢工爆发了。9月19日，在虚假的空袭警笛的掩护下，哥本哈根、阿哈斯、阿尔伯格和奥顿斯的装满德国士兵的卡车停在警察总部和分局的外面，士兵们开始逮捕丹麦的警官。对于德国人而言，由于他们对破坏活动和秩序混乱视而不见，丹麦警察已变得不可靠。到当日结束时，将近10,000名警察被逮捕和缴械。在阿玛利安堡城堡，国王的警察卫队被扣押。当一位德国军官告知国王，他被命令要将万字旗升起在城堡上时，国王拒绝这样做，并大声宣告：“如果出现这种事的话，丹麦士兵会过去将它拿下来。”“那位丹麦士兵会被打死，”该军官回应道。“那位丹麦士兵就是我自己，”国王这样应答说。万字旗从未飘荡在城堡的上空。
为对逮捕警察的事件做出回应，自由委员会呼吁举行另一场全国性总罢工，在那一周的晚些时候结束。民众们被要求保持安静，并远离街道，以等待“适当的时机。”五十八个城镇和整个加特兰地区再次都参与进来，并且很少出现暴力对抗的问题。然而，由于街道上没有警察，较大城市中的犯罪行为有显著的增加。9月22日，自由委员会呼吁维持纪律，对各种不同罪行的最高处罚加大了力度，而且地下民兵开始发挥城市卫队的功能。
秩序在秋季多多少少都有所恢复，当时丹麦人-以及被占领欧洲国家的很多人-都认为战争会在几个星期内结束。当战争继续无情地拖延下去，而另一个冬天就要到来之际，丹麦出现煤炭、汽油、水、电和食品短缺的问题。再加上警力单薄的问题，这就为更多的罪行敞开了大门。与此同时，盖世太保通过渗透队伍的办法有针对性地打击抵抗团体，对一些人施以酷刑，并杀掉另一些人。希尔伯格军团回到哥本哈根，烧掉受嫌疑的破坏分子的藏身之处。接着，抵抗团体整个地被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自由委员会的重要成员。报复性抗议突然爆发，可是，由于恶劣的天气，抗议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更为有效的手段是，丹麦政府当局继续拒绝为加特兰地区的德国工厂提供劳力，而且地下抵抗团体的参加人数也暴增；到战争结束时，它们拥有45,000多名成员。
然而，被占领的丹麦仍旧处于危险之中。如果德国人成功地将自由委员会消灭，人们就没有办法知道，依然在位的丹麦政府管理者将如何对付这些新的危险-他们仍旧将自己视为丹麦人的挡箭牌，而非抵抗力量的来源。大体上说，民众依旧将管理当局与斯卡维纽斯的和解政策等量齐观，并反过来信任自由委员会。为防止德国人在其地位受到削弱时滥杀无辜，在抵抗团体的要求下，英国皇家空军轰炸了盖世太保在阿哈斯、奥顿斯和哥本哈根的三处最重要的指挥部-这一攻击行动很可能挽救了成千上万的抵抗战士的性命。
到了春季，和平终于降临欧洲。1945年5月1日，有关希特勒自杀的消息被英国广播公司播报出来，三天之后，所有地方的欧洲人都知道德国投降了。丹麦人为此而欢欣鼓舞，他们挤满所有城镇的街道以示庆祝。“突然之间，所有的窗户上都有了蜡烛，”尼娜艾尔姆戴尔（NinnaAlmdal）回忆道，当时她是哥本哈根的一名学生。“接着，人们成群结队地涌到大街上......走到市中心和......阿玛利安堡城堡。突然之间，街上开来载满地下运动成员的汽车。人们向他们欢呼，那里有一种美妙的解放和幸福感。”
抵抗团体负责维护法律和秩序，而地下民兵组织则将丹麦的通敌者逮捕。自由委员会与其他抵抗领袖以及最近回国的穆勒携手合作，组建一个过渡性的联合政府。战后不久，沃纳百思特和冯哈纳克将军都因命令采取反破坏行动和引渡犹太人而被起诉。百思特被判有罪，并被处以死刑，而冯哈纳克将军被判处八年徒刑。两人都上诉，在丹麦的一个地区性法院受审，在那里，百思特的刑期被减为五年，而冯哈纳克将军被释放。抵抗活动没有让丹麦人失去施与怜悯的能力。
由于民众间的团结滋养了抵抗运动，摆脱了战争的丹麦有着不错的光景。盟军当局发现，丹麦不仅能够养活自己，而且有剩余食品出口到欧洲其他地方。丹麦人在熬过德国人占领时期没有经验到被纳粹压制的其他欧洲人所经历的许多艰难困苦-这是在进行抵抗的过程中没有将他们的社会撕裂的好处。许多丹麦人感到失望的是，他们的国人没有更多地像挪威人、希腊人或者塞族人那样拿起枪支，与他们的占领者在每一个车站、码头和机场战斗，可是，丹麦水道纵横的低洼地带并非武装游击战士理想的活动场所，而且到德国人在欧洲四面受敌的时候，丹麦的抵抗活动已经让纳粹战争机器付出一种迥然不同但却清晰可辨的代价。
丹麦人证明了，不管采取非暴力行动的人士所面对的对手是如何可怕，如果抵抗具有韧性和想象力，军事制裁都不足以毁掉一场民众运动-而且暴力报复只会让反对活动更为激烈。由于知道德国人希望丹麦保持正常状态，丹麦的抵抗运动就努力不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而且它没有让任何破坏活动扩大到引发全面镇压或者使许多平民面临生命危险的程度。如果纳粹这一二十世纪历史上最为残酷的杀戮机器都可能因丹麦的学生、业余捣乱者以及地下牧师们而处于不稳定状态，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的政权应该被视为是在非暴力抵抗下无懈可击呢？
从鹿特丹到罗森大街：对第三帝国的抗命
“我们会重获自由”
在德国军队于1940年4月占领丹麦后一个月零一天，德国国防军的士兵就越过边界，进入荷兰，而德国的飞机则炸毁了荷兰的飞机场。与此同时，柏林驻海牙的大使提交了一份说明，声称德国军队进入荷兰是为了保护其中立地位，并邀请政府将自己置于第三帝国的保护之下。女王威廉敏娜及其部长们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一提议。
当德国的轰炸机蹂躏鹿特丹和其他荷兰城市时，皇室逃到了伦敦，女王宣布伦敦为新的政府驻地，以确保它的合法存在。她宣布：“对于这一践踏文明国家间惯常行为方式的做法，我在此发出强烈的抗议。”然后，五天之后，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温科尔曼（Winkelman）将军签署了投降书。5月29日，第三帝国的荷兰总督阿瑟西斯-因夸特（ArthurSeyss-Inquart）博士发表就职演讲。他声称荷兰人是日耳曼弟兄，并承诺所有的荷兰战犯都会在六月中旬前释放。可是，纳粹对荷兰的计划要激进得多：将荷兰转变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荷兰的经济为德国的战争机器服务，驱逐并消灭100,000多名荷兰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并镇压任何形式的反抗。48
荷兰人有中立的传统，并且最近没有抵抗入侵者的经验。与丹麦一样，该国平坦开阔的地形让准军事抵抗困难重重。可是，学生和工人团体在入侵的那一天就已经携手采取了一些抵抗措施。一个将自己称为古慈恩（Geuzen）行动委员会的阿姆斯特丹小组散播信息说，它会逐渐发展出一个为荷兰自由而斗争的组织：“有一天，我们会重获自由......我们的国家不应成为德国的一部分！”
6月29日是波恩哈德（Bernhard）王子的生日，阿姆斯特丹的民众公开集会反对德国人。这位王子已经形成一种习惯：在所有假日和所有公开的仪式上都戴着一朵白色的康乃馨。在他生日的那一天，插满康乃馨的瓶子能够在所有房屋和临街店铺的窗户上看到。大约在中午时分，人们开始出现在女王威廉敏娜母亲的纪念碑前。每人都买了一朵康乃馨，并把它放在了纪念碑的基座上。到当日末，纪念碑就淹没在鲜花的海洋中了。作为回应，德国人逮捕了示威活动的两位组织者-甚至抓捕了温科尔曼将军，而后者与此毫无干系。
纳粹在秋天的时候开始迫害荷兰的犹太人，起先是将所有犹太人公职官员和教授解聘。在雷顿（Leiden）大学，解聘行动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其高潮是唱国歌。在德尔福特技术大学，学生举行罢课活动，迫使大学关门。雷顿起而效仿之。就像丹麦的情形那样，德国人后来发现，伤害个别的民众-哪怕是犹太人-会加深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憎恨。
1941年2月22日，在荷兰的纳粹分子与武装起来的犹太居民在阿姆斯特丹发生激烈的对决之后三天，600名党卫军士兵介入，封锁了犹太人社区，并逮捕了400名年轻的犹太男子。他们被殴打，然后被送到布肯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有关此事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共产党中的工人们在某一天晚上集会，准备举行大规模罢工。在地下印刷厂的帮助下，他们分发传单，呼吁所有工人都加入他们的队伍。两天后，船厂工人和有轨电车司机首先开始罢工；很快，产业工人跟了上来。企业、车间、办公室和店铺关门，工人聚集在市中心，在那里喊口号和唱歌，以示抗议。在800,000总人口中，超过300,000人参加了罢工。
德国人虽然感到震惊，却迅速进行镇压。成百上千的德国警察和党卫军士兵介入，他们得到命令，无需向麻烦制造者提出警告就可以开枪。宵禁被强制实行，违反者可能会被逮捕。报复的威胁对于阿姆斯特丹市长来说过于严厉了，他命令该市的官员回去上班，否则有被解聘的危险。与丹麦不同，荷兰已被征服，其国家元首已经流亡，因此，荷兰的政府管理者被迫各行其是-而且在战争的初期，许多人在执行德国人的命令时受到约束。最初的这种合作意味着，罢工者是自己单独行动的，而且事实证明，2月份的罢工是不可持续的。
可是，在荷兰社会的草根层面，抵抗成为一种爱国举动，而且大部分民众都参与了。学校教师拒绝将他们的名字提交给德国人批准。艺术家拒绝加入纳粹党的文化协会，即便这让他们失去收入来源和公开展示的机会。160,000多名农民拒绝向纳粹支付所要求的款项，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拒绝加入劳动服务部-一个占领军特种部队，致力于开垦土地。
地下出版物也繁荣兴旺，大约有六十份报纸。（誓言报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今天还在，而且是该国最受尊重的日报之一。）在战争期间，日常的问候和居家生活都充满具有象征性的自豪感。“V”字手势取代了握手，并被涂在所有主要城市的墙上和售货亭上。简单的问候语“你好”成为“绞死所有叛国者”这句话的首字母缩略词。民众还戴着载有威廉敏娜女王图像的硬币。
西斯-因夸特逐渐认识到，荷兰人不会成为顺服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于是，德国人的镇压升级了。到1942年底时，800多名抵抗战士被捕，并被递解到德国的集中营。该国最大的新教政党被解散，而其成员被迫加入一个纳粹控制下的工会。当荷兰天主教会向德国管理当局写信和发电报抗议驱逐犹太人时，约700名犹太裔的天主教徒被捕，并被送往奥斯维辛。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约300,000名荷兰人被迁移至德国的鲁尔区工作-这对荷兰人的家庭生活构成了威胁，强化了他们进行抵抗的意愿。约100,000名被驱逐者成功地逃回荷兰，并在农民和户主家里找到安全的藏身之所。对这一行动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国民组织和国民资助基金，国民组织由将近15,000人组成，建立国民资助基金的是一群逃到英格兰的银行家。基金还资助破坏小组，它们破坏荷兰的铁路线、阻挠武器的运送并袭击德国的物质供应车队。
也许，表现出最大团结的是荷兰的医生们，他们被告知必须参加医生协会，并遵循纳粹的医疗指南，包括审查病人的种族背景和基因缺陷。该国超过四分之三的医生拒绝加入这一组织，而且作为答复，放弃他们的行医，并将他们的铭牌从家里和办公室的门口拿去。一群医生成立了医疗联谊会，该组织通过十一位区域代表与地方上的医生紧密合作，以帮助将受到德国警察攻击的医生藏起来。通过集中化的指导，联谊会避免了纳粹接管他们的职业的命运。
1943年4月29日，德国人宣布，曾于1940年被捕和释放的所有前荷兰军队士兵都会被再次逮捕，并送到德国的劳改营。这一令人震惊的命令影响了超过300,000名的男子。恒基罗（Hengelo）镇的工人立即举行罢工。罢工很快扩散到整个奥微利塞尔（Overijssel）省，以及主要城市爱因霍芬（Eindhoven）-那里的所有飞利浦工厂都陷于停顿。在林姆伯格（Limburg）省，10,000多名矿工走出矿道，举行罢工。到第二天早上时，罢工人数暴增至40,000人。接着，德国警察和士兵介入，开始滥杀无辜。那些被捕之人受到例行公事般的审判，被判处死刑。此后，除林姆伯格之外的所有地方的罢工的强度减弱。一支德国警察部队被派到那里，暴力冲突爆发了。5月5日，林姆伯格的矿工们最终放弃了，并重返工作。罢工让180多人失去性命，400人受伤，900人成为战俘-他们被送到德国的集中营。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抵抗事件更多了，可是，尽管像医生和工厂工人这样的团体坚持抵抗-因为他们的生计直接受到纳粹政策的影响，总的抵抗缺少系统性的指导。就像丹麦的情形一样，抵抗团体的出现具有地方性，而且通讯联系的建立很缓慢。只是到了战争的后期，一个名为核心的团体才试图协调全国的行动-该团体由工会官员、抵抗领袖和地下报纸的编辑组成。他们每周在阿姆斯特丹开会，但从未取得像丹麦自由委员会那样的地位，并因而无法代表大多数荷兰工人和抵抗战士。结果，荷兰的抵抗行动从未有清晰的全国性目标，而且挑战德国人对该国之控制的全局性努力也从未出现。
最后一次重要的抵抗行动发生在1944年9月，当时，荷兰的铁路工人举行罢工，以阻挠将犹太人运送到东部的集中营，也想要放缓德国军队的回撤行动-这是为了保卫祖国不受盟军的入侵。正如法国人二十年前在鲁尔区所做的那样，以及他们自己在丹麦所做的那样，德国人引进他们自己的铁路工人，以保持火车的畅通。作为报复，德国人将大约50,000名荷兰男子从鹿特丹运到德国，以帮助准备德国城市的防御工作。铁路罢工的一个意料之外的不幸后果是，向鹿特丹和其他荷兰城市运送煤炭、汽油和食品的工作停了下来，接下来的冬天对许多人来说很难受。第二年春天，盟军的胜利将荷兰人从一种严酷的战争中解脱出来-战争的这种严酷性比丹麦人已有的经历更为惨烈。
与丹麦的事态形成对比的是，纳粹让荷兰当局在战争一开始时就正式投降了，而且他们强迫五十万名荷兰工人为德国的战事服务。鉴于荷兰的顺服所具有的这种价值，比起他们在丹麦的所作所为，德国人愿意更加努力地维持荷兰的顺从。在丹麦，胡萝卜加大棒策略-法国人最初在1923年利用这同一策略反对德国人-所造成的后果喜忧参半。另外，德国人的制裁措施导致潜在的抵抗人员流失殆尽，并缩小了他们可能行动的空间。由于只能进行零星的反对活动，荷兰人无法防止纳粹利用其劳工，并将将近80%的荷兰犹太人驱逐国境，承受大屠杀的命运。
如果荷兰的抵抗活动有更好的组织，生命和名誉的这种可怕损失就可能会减少。事实上，尽管抵抗活动因某些荷兰官员早期的合作态度以及缺少任何真正的凝聚力而受到阻碍，它还是阻止了荷兰被变为纳粹的卫星国-而这是德国人最初的目的，并且它将驱逐过程转变为一场持续的斗争-这使得德国人无法将时间和资源投入其他的战争行动。在通过进攻行动攫取了丹麦与荷兰后，纳粹却因这两个国家的非暴力抵抗而被迫采取防御性措施，以重新恢复起初占领这些国家的好处。在丹麦，这一好处大打折扣。在荷兰，这一好处至少是贬值了。
“放了我们的丈夫！” 1943年2月27日，在一个名为“最后追捕”的行动中，党卫军士兵和当地的盖世太保特工人员开始抓捕柏林的犹太人。他们被装上卡车，带到位于市中心罗森大街2-4号的犹太人社区行政大楼。其最终目的是让该市完全没有犹太人，这就有必要将有德国配偶的犹太人以及他们的混血孩子强制性地聚集起来。在两年的时间里，这些犹太人逃脱了大屠杀的命运，因为他们或者他们的德国配偶对于战争行动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当局不希望国内出现不愉快的情况。不过，那个月早些时候在斯大林格勒的令人震惊的惨败粉碎了德国人的士气，并导致希特勒叫嚣进行针对德国内部犹太人以及盟国部队的“全面战争”。
关于柏林绑架事件的消息传播得很快。不久，一群非犹太裔的德国妇女聚集在罗森大街上，带着给她们丈夫的食品和其他个人物品，因为她们认为其丈夫被关押在那里。其中的一位女士夏洛特伊斯雷尔（CharlotteIsrael）抵达时发现已有150位女士聚拢在外面。她要求其中的一位卫兵去拿她丈夫的土豆配给卡，卫兵照办了。在卡的背面，她的丈夫朱利斯（Julius）写道：“我没事。”其他女士开始要求得到个人物品，以确证她们的丈夫在里面，此后不久，她们开始要求释放他们。一位女士的兄弟是一名正在休假的士兵，他走近一位党卫军士兵，说道：“如果不释放我的姐夫，我就不会重返前线。”尽管是在寒冷的冬日，人数却大幅增加。很快，这些女士们就日夜在外面等着，牵着手唱歌，并高呼：“放了我们的丈夫！”到了抗议的第二天，600多名女士就已在罗森大街守夜了。
对于其中的许多女士来说，这不是她们第一次表达不同意见。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她们及其家人通过信件和小型示威挑战纳粹的种族政策，坚称当局会因迫害她们的犹太配偶而伤害到日耳曼同胞。希特勒及其亲信人士总是试图最大程度地减少骚乱，并避免国内的反对行动-许多右翼人士认为，国内的这种反对是“砍在后背上的一刀”，妨碍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行动。直到这个时候，当局一直都基本上成功地保守住关于针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的秘密。可是，当它影响到一群不怕公开反对纳粹政策的人士的时候，那种保密状态就岌岌可危了。
让妻子们的抗议产生更大反响的是，它正发生于柏林的心脏地带，而柏林这一城市从未对纳粹主义产生过热情。见多识广的柏林人总是将其视为巴伐利亚人离经叛道的野蛮想法。另外，对于在战争期间依旧活动着的外国新闻机构来说，柏林是它们在德国的基地。如果政治上的不满者或者新闻机构听到抗议的风声，有关纳粹国家体制无所不能的神话就可能会被揭穿。事实上，伦敦广播确实报道了示威事件。
到第三天时，党卫军士兵得到命令，将他们的枪口对准民众，但是开枪只是为了发出警告。他们多次这样做，将女士们驱散到附近的小路上。可是，妻子们总是会回来，并坚守她们的阵地。她们知道，士兵们绝不会直接向她们开枪，因为她们具有日耳曼血统。同时，逮捕或者关押其中的任一位女士都将是最令人作呕的伪善作为：根据纳粹的理论，妇女从智力上来说没有能力采取政治行动。所以，纳粹们最不愿德国人听到的是关于持不同意见的妇女的事，而将她们变为烈士将粉碎纳粹自以为是的形象：母亲的保护者。很快，行动扩展到包括那些没有与其他种族人士通婚的妇女和男子。抗议者的队伍猛增到一千人，人们高呼释放囚犯的口号，并奚落党卫军士兵。为了阻止更多人的到达，约瑟夫戈培尔关闭了最近的有轨电车车站，不过，这些女士们从另一个车站再步行一英里走到罗森大街2-4号。到那个星期结束时，戈培尔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囚犯放了。大约三十五位被拘禁的犹太裔男子已经被送到奥斯维辛，又被命令收拾起行李，乘客运火车返回柏林。
在没有充分意识到她们的所作所为的情况下，罗森大街上的女士们就已经迫使纳粹做出了一个抉择：他们可以同意一个有限的请求，并支付一笔有限的成本-1,700名囚犯被释放，如果所有与其他种族人士通婚的犹太男子都被释放的话。或者他们可能打开一个潘多拉盒子，让首都城市中心地区的抗议升级，并借此残酷打压这些德国女子。对于纳粹党徒来说，与确保每一个最后的犹太人都走进毒气室相比，保持社会控制力更为重要。让欧洲其他地区感到恐惧的政权发现，它没法使用暴力对付其自己家门口的挑战。纳粹分子是野蛮的，但他们并不愚蠢。
实际上，最终获得自由的犹太男子远远超过三十五人。抗议让纳粹官员要面对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怎么处理其他与别的种族人士通婚的犹太人。戈培尔想要把他们驱逐出柏林，这样他就能告诉希特勒，该市完全没有犹太人了。希姆莱阻止了驱逐行动，不过，戈培尔却谎告希特勒，犹太人已被驱逐走了-而且接着就试图让仍在柏林的犹太人停止戴大卫之星。一个月后，阿道夫艾希曼在巴黎的副手想要知道他该如何处理与其他种族人士通婚的法国犹太人。5月21日，希姆莱的副手将所有地方的此类人士都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五年前，甘地曾被问及有关纳粹的问题。他预测道：“对于他们来说，进行非暴力抵抗的非武装的男子、妇女和儿童将是一种全新的经验。”
1943年2月，露丝格罗斯（RuthGross）是一个十岁的女孩，她去了罗森大街，以便能够看一眼她的父亲-在他一度被运到监狱之前，他是被关押在那里的犹太男子之一。有一天，她看见了他，他向她挥手致意。“罗森大街这件事，”她在多年之后说，“一直是我们-我父亲和我-之间的纽带。”当她在他生命的终点阶段到医院看望他的时候，每次她离去时，他就会站起来，向她挥手。“我一直确信，他也一直在想着罗森大街上的那幕景象。想着他如何站在那里并挥手致意。”当爱用来拯救生命时，没有人会忘记。
对一个国家的占领让民众和入侵者都陷入到一种相互怀疑的古怪游戏之中：占领者的所作所为就像一个新的主人，并希望房客能够行为端正并按时缴付房租，可是，那些被入侵者则感到受到了冒犯-他们知道，按理说国家是属于他们的，而且尽管他们无法以武力将占领者赶出去，他们很可能不愿接受入侵者的条件。也许，如果入侵者发现游戏与所付出的努力不相配，他就会离开。或者也许，他会开始杀掉不合作的房客。不过，游戏让被占领者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他们会决定他们合作的程度。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入侵者将不得不捍卫他来路不正的收益。
丹麦和荷兰的抵抗运动都对占领军采取了攻势。通过象征性和文化性的抗议，他们要求享有管理他们自己生活的权利，而这提高了公众的士气-更大胆的抵抗由此而起。通过罢工、工作场所的抗命、以及对实物财产的破坏，非暴力抵抗者打击了入侵者的经济利益。通过地下出版业，丹麦的一个替代性的通讯网络建立起来，以对抗占领者的宣传谎言。通过将如此之多的平民卷入到罢工、示威以及其他形式的反对活动之中，丹麦的抵抗者迫使德国人停止暴力报复，并中止宵禁。他们让纳粹无法实现其首要的目标：让占领事实看起来平淡无奇，而其他目标则依靠于这一首要目标。
顾名思义，一场成功的军事入侵会让占领者在地下和空中拥有优势，并有更强的使用武力和暴力的能力。尽管如此，一旦军事入侵者失去对下述情况的控制，他们掌控事态的能力就可能与他们使用暴力的能力不搭界了：人们阅读和相信什么，他们何时以及是否工作，他们如何发钱-这时，占领者就会一直处于守势，因为他们试图维持他们的地位。不过，当抵抗转而采用暴力手段时，其引导冲突的能力也可能会受到削弱。在1923年的鲁尔区，德国好斗分子的破坏活动和暴力行为引发了法国人的报复，而这加上德国人的经济失误让鲁尔抗争耗尽了能量。然而，由于双方都认识到暴力的代价过于高昂，丹麦的自由委员会常常能够转化或者劝阻暴力性破坏活动，而德国人的镇压也必须精准化，以避免引起全面的叛乱。
在1943年的罗森大街，在二十世纪最大的杀戮风暴的核心地带，由于拒绝回家的几百位妻子，可能会施加给抗议的德国妇女和将近2,000名犹太人的暴力得以避免。纳粹使用暴力的意志是臭名昭著的。然而，军事力量的优势没有让他们变得无懈可击：他们担心在他们的权力枢纽地带的抗议，而且因暴力镇压这一抗议所支付的潜在政治代价过高-尽管所需的流血和时间不算太多。所以，就在那个地方以及那一时刻，他们所代表的邪恶力量是无能为力的。战争扭曲了它所影响的国家的历史，不过，它也证明了其民众的伟大。丹麦人、荷兰人、乃至持不同政见的德国人都对当代最野蛮的政权进行了抗争，而且他们在这样做时依靠的不是士兵或者坦克，而是唱歌、分发传单、回家护理花园以及站在公共广场上。不过，他们在抵抗纳粹时所调动的力量不仅仅是来自上述做法。它首先来自数以万计的民众所做的那个关键决策：拒绝折磨他们的人所给出的条件。它还来自他们所创立的运动以及他们所采用的战略-将上述决定展示在敌人的面前，并减弱其战斗能力。
丹麦人知道如何让德国人无法获得他们占领丹麦的战利品。荷兰人不会顺服地被带到德国。罗森大街上的妻子们一次又一次地回来抗争，直到他们找回他们的丈夫。拒绝被制服的时刻和办法从来都不缺。克里斯蒂安国王知道这一点。露丝格罗斯知道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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