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5日 星期二

不同的二十年 ─東歐倒牆VS中國崛起

高 瑜
六十四年前代替抗日戰爭勝利的是內戰和殘暴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王朝的中共一黨專政政權的建立。二十年前中國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六四」天安門民主運動,成為東歐共產鐵幕產生多米諾鏈條倒塌效應的催化劑,但是這場偉大的勝利最後的幾張骨牌被天安門的城牆擋住,中共暴力革命奪取政權殘存的鐵血代表人物鄧小平,用坦克和幾十萬野戰軍在北京鎮壓了上百萬和平示威的民眾和青年學生。成千上萬曾經推翻毛政權的代理人「四人幫」,並且推動八十年代民主運動的知識分子和領袖人物統統遭遇被抓捕和繫獄的命運,使得中國人追求的民主變革,像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一樣又一次遭遇滅頂之災。
  天安門民主運動與柏林牆的倒塌
  今年全世界的政治家和傳媒都隆重紀念從「六四」天安門事件到柏林牆倒塌的巨變,唯獨中國除外。中共統治集團不僅像二十年前一樣,用軍警特製造政治高壓,還正式逮捕了《零八憲章》的主要起草人、八九民運的領導人之一劉曉波,但是就像二十年前鄧小平的坦克和衝鋒槍子彈阻撓不了中國民眾的抗暴精神一樣,胡錦濤政權的高壓同樣阻礙不了海內外八九民運的參與者和支持者對「六四」的反思。十一月九日是柏林牆被推倒的日子,世界性的紀念活動正在進行,將中國的八九民運放在二十世紀留給人類另一項偉大的遺產中去思考,對中國民主化的推動有非凡的意義。
  BBC對東歐劇變的時序排列是從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一日羅納德·列根在執政八年之後離開白宮,為他的共和黨夥伴喬治?布殊讓開美國總統的寶座開始的。一九八零年,列根大選獲勝,剛剛奪取中共最高權力的鄧小平對他還不屑一顧,坐井觀天的中共傳媒還譏笑他的演員出身。卸任之時的列根被民意選舉為美國最偉大的總統之一,中共只能啞口,因為全世界都看得清他是冷戰中領導西方戰勝共產主義的領袖。一九八七年他在柏林勃蘭登堡門前發表的著名演說:「戈爾巴喬夫先生,打開這扇門吧!戈爾巴喬夫先生,推倒這堵牆吧!」已經成為歷史永久的回聲。
  喬治?布殊是中國的朋友,事實證明他也是西方民主制度和理念最堅定的推行者,是世界新秩序的奠定者。鄧小平實行屠殺之後的中共政權,曾經以老布殊盡快恢復了與中國的正常關係而自詡,但是中國人都記得惡貫滿盈的總理李鵬訪美與老布殊會談時,總統始終沒有正面看李鵬一眼的電視鏡頭。
  共產陣營的龍頭老大蘇聯的變化成為世界目光的聚焦點。一月十九日外交部長謝瓦爾德納澤宣佈從東歐撤除十分之一核彈頭部署的計劃。二月十五日蘇軍撤離喀布爾,結束歷經九年的阿富汗戰爭。二月二十四日蘇聯加盟共和國愛沙尼亞恢復慶祝自己歷史性的獨立日,首次舉起半個世紀之久沒有展示的愛沙尼亞國旗。三月二十六日俄羅斯新議會舉行自由選舉,被解除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的葉利欽當選蘇維埃人民代表,得以重返政壇。四月二日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訪問社會主義古巴,會見卡斯特羅,兩國緊密盟友關係開始疏遠。四月六日他在倫敦短暫停留,受到英國公眾和首相撒切爾夫人英雄式的歡迎。
  二月六日波蘭政府同意與取締八年的瓦文薩領導的團結工會進行圓桌談判。四月四日談判結束,達成歷史性協議,團結工會獲得共產黨政府的承認。
  與此同時,陳子明、王軍濤兩位中國民運領袖公開呼籲「將民主從街頭引向人民大會堂。」
  四月九日武裝部隊和示威者在蘇聯加盟共和國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發生暴力衝突,造成二十人死亡。此後蘇聯政府動用武力解決民族衝突成為不再可能。
  五月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宣佈放棄執政黨地位,實行多黨制。
  五月十五日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佔據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的大學生歡迎戈爾巴喬夫的公開化和新思維。十六日上午十時鄧小平會見戈氏,鄧事先交代:以「同志」相稱,只握手,不擁抱。給中蘇關係定位睦鄰友好合作,而不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那種結盟式的「抱團」。蘇聯駐華大使特羅揚諾夫斯基及時報告了戈爾巴喬夫本人,戈氏按此行事。當天晚上,趙紫陽與戈氏進行總書記會見,戈爾巴喬夫先對趙紫陽說:我們兩個總書記的會見,說明我們兩黨關係的正常化,這是有重要歷史意義的。趙紫陽對戈爾巴喬夫說:上午你和小平同志的見面,就是兩黨最高級的會晤。趙接著說:「七八年以來,鄧小平是國內外我們黨公認的領袖。我告訴你一個秘密,在前年召開的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根據鄧小平同志本人的意願,他從黨的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常委的崗位上退了下來。但是,全黨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能和經驗。這對我們黨是至關重要的。十三屆一中全會我們黨通過一個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重大的問題上總要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以上會見經過了電視直播,鄧小平決定十七日在他家舉行常委會,在北京實行軍事戒嚴。趙紫陽因反對戒嚴決定,導致最後下台和軟禁。
  北京六月三日晚上十一點,進入木樨地的野戰部隊開始向阻擋的民眾開槍,殘酷的大屠殺一直進行到四日凌晨,幾十里的長安街到處躺著遇難者的屍體。死亡名單至今官方沒有公佈。
  「天安門的模式」讓東歐警醒
  六月四日共產黨陣營的波蘭第一個實行自由選舉,團結工會明顯勝出。
  六月九日在一九七六年「四五」運動中被毛澤東指責為「中國納吉」、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鄧小平,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身份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並做了講話,強調動用軍隊武裝鎮壓八九民運的必要。
  六月十六日布達佩斯舉行了為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中被處決的前總理納吉及同案人重新安放骨灰的「國葬」儀式。匈牙利社工黨的時代宣告結束。
  七月九日美國總統布殊訪問波蘭,表示支持波蘭改革,波蘭則希望得到經濟援助。
  八月二十四日波蘭團結工會成員馬佐維耶茨基出任波蘭政府總理,使波蘭成為四十年來東歐共產國家中第一個由非共產黨的政黨成員出任總理的國家。
  八月十九日數百東德人從匈牙利同奧地利接壤的邊境索普朗(sopron)地區,經匈牙利逃到奧地利,該事件被人們稱為「跨歐洲野餐」。首先歸功於當時的匈牙利總理內梅特,他開始拆除匈牙利同奧地利邊境的部分安全隔離網。九月,內梅特全面開放了邊界,允許六千東德難民離開匈牙利進入西歐。德國前總理科爾說過:「柏林牆被拆最初是從匈牙利開始的。」內梅特說:「如果沒有當時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默許,這一切都不可能發生。如果當時戈爾巴喬夫被迫下台,歷史的發展就會大不一樣。」十月初已有三點七萬名東德公民逃往聯邦德國。
  在居民大批出走的衝擊下,十月七日東德四十周年國慶日前後,東柏林、萊比錫等許多城市爆發了遊行示威活動,要求東德當局發揚民主,進行改革,放寬對出國旅行和新聞媒介的限制。十月初支持鄧小平鎮壓天安門學生運動的中共副總理姚依林出訪東德,出席四十周年慶典。六月以來「天安門的模式」,一直籠罩在東柏林上空。東德當局向組織民眾示威的最大反對派「新論壇」發出信號說:「不要忘記天安門」。東德領導人昂納克在接見姚依林的時候再一次提到了北京「六四」事件。但是「新論壇」領導人表示要繼續表達自己的觀點。十月七日東德國慶四十周年慶典上,德共總書記昂納克宣稱共產黨的統治「五十年,一百年不倒」,而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卻向東德政權呼籲「給民眾更多自由」。慶典活動演變成了街頭示威和大規模的逮捕行動,戈爾巴喬夫聽到東德示威者高喊:「老戈,救救我們!」四十周年慶祝活動發展成每個周一晚在萊比錫的示威。市中心的尼古拉教堂,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就成為強權統治下的一個自由論壇。牧師菲雷爾在教堂裡掛的牌子上寫著「對所有的人開放」。有充分證據顯示,昂納克下令要把示威鎮壓下去。士兵和警察配發了實彈,東德情報機構負責人沃爾夫回憶說,他接到了昂納克的書面命令:「以中國模式解決問題」。前西德總理勃蘭特向媒體透露,萊比錫示威沒有釀成流血事件也因為蘇聯勸說東德讓部隊留在了營區。根據西德獲得的情報,戈爾巴喬夫向東德領導人昂納克表示,如果他使用武力鎮壓本國的群眾示威,蘇聯軍隊是不會支持的。
  十天之後昂納克為首的政治局全體成員辭職,政治局委員克倫茨接替總書記。十一月四日,大約一百萬人在東柏林舉行示威遊行,九日深夜克倫茨下令開放了柏林牆的過境站,受共產專制統治四十年的東德人潮水一樣湧向西德,象徵共產極權,分裂歐洲的柏林牆被東德人民和軍隊一起推倒,獲得自由。
  十一月十五日波蘭團結工會領導人瓦文薩訪美,向美國國會發表演講,受到熱烈歡迎。他表示,波蘭必須得到美國的援助,否則將走向災難。
  十二月任羅馬尼亞最高統帥二十四年的齊奧塞斯庫下令軍隊向人民「可以開槍,朝天開槍,先警告,如果不成,向腿部開槍!」雖然比較六四屠殺「不惜一切手段」的軍令要仁慈一些,還是逼迫不願意向人民開槍的國防部長米列亞自殺。齊氏譴責他是叛徒,引起軍隊嘩變。於二十五日與夫人埃列娜一同被審判處死。
  十二月二十八日捷克持不同政見人士,參與起草《七七憲章》的作家哈維爾當選為捷克總統。
  一九八九年的勝利直通多米諾骨牌倒塌的下一截──一九九一年,龐然大物紅色帝國蘇聯的解體。
  八九民運為什麼成為失敗者
  與東歐柏林牆的倒塌做比較,八九天安門運動的失敗,是因為鄧小平作為第一代暴力革命出身的共產黨頭子,比東歐含有社會民主黨理念的共產黨第二代和第三代領導人都更殘暴,可以稱之殺人不眨眼。許多經歷了「六四」一夜大屠殺的西方記者轉戰報道東歐鐵幕的垮台,做過深刻的比較之後,十年、二十年後天安門的野蠻罪行依然清晰地印在他們的腦海中。因此,他們每次報道示威或中國和東歐政府的關係時,都會提及天安門事件。這種印象甚至影響了沒有經歷過天安門事件的西方記者。一九八九年時任澳大利亞廣播公司駐歐洲記者,出版了專著:《新聞中的柏林牆──大眾傳媒與一九八九年東歐集團的崩潰》的BBC特約撰稿人李·達菲爾德,沒有見證過「六四」天安門大屠殺,卻寫下頗有深度的東西方比較新聞《一九八九:從天安門到柏林牆》,他寫下了「為什麼北京的暴行沒有在東德重演?」他認為:「東德遠遠沒有中國那麼孤立,前者擁有先進的通訊設備,使當局很難封鎖消息。東德大部分地區都可以看到西方電視新聞,與西方的電話通訊也十分方便,家用攝像機拍攝的畫面經常被偷運到西方電視台播放。
  大規模社會運動得以利用大眾媒體宣傳他們的主張:趕走共產黨、自由選舉、開放經濟以及後來的德國統一。
  同時,大批人還通過鄰國匈牙利逃到西方,他們到西德可以自動獲得公民權。
  德國統一後,前東德地區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波蘭也朝著健康方向轉型。歐盟在東歐努力推廣清廉的政府。東歐百姓可以享受遷徙、言論等方面的自由。」
  嚴格控制傳媒、網絡、言論和出版,至今是中共政府從六四鎮壓繼承下來的維護政權穩定的看家辦法,最根本要阻止中國民眾獲得民主思想和社會運動的經常性的訓練。屬於中國最傑出知識分子之一的劉曉波,看清這一點,蓄志要向捷克《七七憲章》的成員學習,牽頭起草了中國的《零八憲章》,就在公佈的前一天,被當局第四次抓捕,繫獄已近一年。現在中國是經濟佔世界第三位的龐大的經濟體,很快就要超過日本佔世界第二位,但是新聞自由度永遠與老撾、緬甸、伊朗、古巴、朝鮮最落後的幾個國家為伍,去年排在世界第一百六十七位,今年反而又降到一百六十八位。八九之後的二十年,中國和民主化的東歐是完全不同的二十年。二十年前,昂納克最終沒有採用「天安門模式」來鎮壓東德人民的民主潮流,二十年後,經濟強大的中共政權卻處心積慮要把「中國模式」推廣到全世界,崛起的中國將帶給世界的是什麼?剛剛結束的法蘭克福書展可以看出端倪。
  抬著「天鵝絨監獄」輸出軟實力
  自由撰稿人許知遠最近向中國讀者介紹米克洛斯?哈拉茲蒂描寫七十年代末匈牙利藝術家與知識分子的社會心理的著作《天鵝絨監獄》。那個時代正是中國尋求讓中國人能吃飽肚子的改革初始的時期。「匈牙利政府在六十年代中引入了市場經濟,並放鬆了社會管制,它和普通人達成了這樣一種默契──我給你更好的物質生活,你放棄對政權的挑戰。共產主義的體制並未改變,但比起仍舊嚴酷的東歐國家,匈牙利像是個天堂,它更富有、也更自由,人們說它是『牛肉湯共產主義』。藝術家與知識分子也獲得了某種新的空間,但是一種新的危險也隨之到來。藝術家們主動放棄了自己的獨立性,他們和現有政治權力不僅達成妥協,甚至變成了相互依賴。監獄的冰冷欄杆被套上了天鵝絨,人們忘記了它仍是監獄」。
  匈牙利八九年實現多黨制之前的治國之路如果有人介紹給鄧小平,那「南巡講話」起碼可以提前十年,省得用坦克,機槍把知識分子都嚇得得了「犬儒病」(胡平語)。
  今年中國投入一千五百萬美金,組建了一個超過兩千人的代表團,修建起六百平米的展館,去做法蘭克福書展的主賓國,為了顯示經濟背後的軟力量,還不惜鉅資臨時翻譯上千種圖書,習近平贈給默克爾兩種江澤民的英文版書就是要在書展上首發的。中國表現的闊綽,是為了爭奪國際上的發言權。真像駕駛著文化航母駛到了德國,但是中國的作家,他們的作品,包括江澤民的兩本英文專著,顯示出來的文化和科學創造力究竟有多大呢?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阻撓德國主辦方邀請兩位參加過八九民主運動的異議作家戴晴和貝嶺參加展前研討會釀成了風波,戴晴發言中國作家中途退場演變為鬧劇,中國代表團與德國媒體進行了一場死纏爛打,德國媒體批評「中國輸出審查制度」,中方指責為造謠。中國鉅資打造的文化航母剛進港,就現出「天鵝絨監獄」的原型。其實這正是領隊的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正副署長柳斌傑和鄔書林的本行。
  在中國,享受到天鵝絨待遇的只能是精英聯盟,鄧小平「六四」之後建立的權貴資本主義,實際是條「富官」之路,雖然與毛澤東的窮民之路有天壤之別,但是不可能把所有的知識分子,藝術家都全部圈養在「天鵝絨監獄」裡,對底層人民進行殘酷的盤剝和掠奪,是富官的不二法門,依靠國家機器進行鎮壓同樣是一黨專政的本色。鄧小平九二南行講話提出「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江胡時代不斷演變,最新的演變是配合內外宣傳輸出軟實力的,高層提出「軟得更軟要公開,硬得更硬不公開。」法蘭克福書展上落實如何,令人不敢恭維,實際是「軟的軟不下去,硬的見不得人,該公開的又掖又藏,不該公開的被《環球時報》兜了個底兒掉。」德國主辦方邀請的發言嘉賓秦暉教授作為目擊者,有精彩和條理分明的記述。
http://www.chengmingmag.com/t291/select/291sel15.html

北京百多维权人士聚会论时政


一百多名北京维权人士周一成功举行同城聚餐活动,一度遭十多名国保人员现场阻挠,并与聚餐的人士发生小冲突。出席活动的北京维权人士胡佳表示,同城聚餐令公民更有力量。(维灵报道)
曾经被当局多次阻挠出席同城聚餐活动的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周一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能够与大家一起聚餐实在是感觉意外,因为当天原本是与家人一起庆祝父亲的生日的,而当天的聚会的时间﹑地点也一改再改,最后在当局多次阻挠的情况下,大家还是聚集在一起。
胡佳说:因为受到国保阻挠的话,大家觉得不甘心,最后,辗转了几个地方得以聚会。临时通知我,这样,我和我家人的聚会被打断,我觉得这个带有偶然性,如果说有人打电话告诉我时间地点的话,国保的反应只需要二分钟,就可以封我家的门。
胡佳表示,参与同城聚餐的北京维权人士达一百多人,大家交流一年来的维权经验和感受,并针对时政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同时,这次聚餐也吸引了不少国保人员在现场监视,在聚餐的时候,当部分维权人士欲打出要求中共官员财产公示的横幅的时候,多名国保人员就上前抢夺标语,双方发生小小的冲突。
胡佳说,同城聚餐活动目前在中国的数十个城市出现,令到当局感到十分的恐惧,各个城市的国保人员千方百计去打压类似的活动。虽然受到不断的打压,但同城聚餐的规模不断壮大。
他说:不管怎样,这类的活动与公民的组织化有关,公民之间的配合,鼓舞有关,这个群体在壮大,目前这类的活动已经在中国的几十个城市,像北京这样的城市,每个月最后一个周六是同城聚餐,有时候有不同的同城活动,有艺术家之间的,访民之间的,维权律师之间。
据了解,公民同城聚餐是由上海维权人士李化平发起的,倡议中国大陆的各个有条件的城市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相聚一起吃饭,讨论时政,发表不同意见等。

2013年2月4日 星期一

Otto von Habsburg 奥匈帝国末代皇帝之子辞世

Archduke Otto von Habsburg, son of the last Austro-Hungarian emperor, died on July 4th, aged 98 
奥托·冯·哈布斯堡大公,奥匈帝国末代皇帝之子于7月4日逝世,享年98岁




Jul 14th 2011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IF ONLY his great-uncle had died earlier. Franz Joseph I was a masterful ruler of the Austro-Hungarian empire, but his 86 years brought rigidity when the times called for reform. This doomed the noble legacy that his great-nephew (full name Franz Josef Otto Robert Maria Anton Karl Max Heinrich Sixtus Xavier Felix Renatus Ludwig Gaetan Pius Ignatius) could have inherited. He remembered the old man, as well as the coronation of his father Charles in December 1916. It was a short and gloomy reign, in a botched war that left Europe’s most successful multinational state, the 11-nation monarchy run from Vienna and Budapest, beyond saving. The four-year-old—first crown prince and then uncrowned pretender—served nine decades longer, with brains and charm.
要是他那个伟大的叔叔去的早点就好了。Franz Joseph I是奥匈帝国的一位优秀的统治者,只是当那个被称为改革的时代来临时,他86年岁月所带来的就只能算是顽固保守。这就注定他的侄子(全名Franz Josef Otto Robert Maria Anton Karl Max Heinrich Sixtus Xavier Felix Renatus Ludwig Gaetan Pius Ignatius)会继承这个“崇高”的使命。他记得叔叔,也记得父亲在1916年12月的加冕礼。那是一个短暂而阴暗的朝代,在那场你争我夺的战争里,欧洲最强盛的多民族政府,从Vienna到Budapest,横跨11个民族的君主制国家未能幸免于难。这位4岁被加冕,之后就无缘皇冠的皇储,以他的智慧和人格魅力生活了九十多年。

Not that people were grateful, especially at first. A gallant British officer helped the royals escape from Austria, a turbulent and shrunken republic with no taste for the finery of the past. The other realm, Hungary, was nominally a monarchy but run by a regent (who, absurdly in a land-locked country, was styled admiral). Exiled in Spain at a threadbare and tiny court, the young Otto was schooled for the empty throne: he was fluent in Croatian, English, French, German, Hungarian and Spanish. And Latin, too—he was perhaps the last politician in Europe able to conduct business in that language. 
那个人其实也并不伟大,起码在最初是这样。皇室在一位勇敢的英国官员的帮助下逃离了奥地利,这个动荡的、日益缩小的共和国已没有了旧时的优雅品位。而另一个王国,匈牙利,则由摄政者(在一个内陆国家,荒谬地落实典型的海军将领作风)统治,成为了一个君主制的空壳。他们一家被一个又旧又小的西班牙法庭宣判驱逐出境。那会儿小奥托还被教育着要成为帝国继承人,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克罗地亚语、英语、法语、德语、匈牙利语和西班牙语。当然还有拉丁语——他也许是欧洲最后一个能用拉丁语办事的政治家。

In 1922 he became the head of the House of Habsburg: “Your Majesty” to legitimists, and by the Grace of God “Emperor of Austria; King of Hungary and Bohemia, Dalmatia, Croatia, Slavonia, Galicia and Lodomeria; King of Jerusalem, etc; Archduke of Austria; Grand Duke of Tuscany and Cracow; Duke of Lorraine, Salzburg, Styria, Carinthia, Carniola and Bukowina; Grand Prince of Transylvania; Margrave of Moravia; Duke of Silesia, Modena, Parma, Piacenza, Guastalla, Auschwitz and Zator, Teschen, Friaul, Dubrovnik and Zadar; Princely Count of Habsburg and Tyrol, of Kyburg, Gorizia and Gradisca; Prince of Trento and Brixen; Margrave of Upper and Lower Lusatia”. His other titles were more minor.
1922年他成为了Habsburg家族的掌门人:正统王朝派的“陛下”,受上帝保佑的“奥地利的皇帝;匈牙利,波西米亚,达尔玛提亚,克罗地亚,撕拉沃尼亚,加利西亚,罗的梅里亚,耶路撒冷的国王等;奥地利大公;托斯卡纳及克拉科大公;洛林,萨尔茨堡,萨利亚,克恩腾,卡尼奥拉及布科维纳公爵;特兰西瓦尼亚大公;摩拉维亚伯爵;西里西亚,摩德纳,帕尔马,皮亚琴察,Guastalla,奥斯维辛及Zator, Teschen,Friaul,拉古扎和萨拉的公爵;哈普斯堡及蒂罗尔,Kyburg,Gorizia及 Gradisca皇室;特兰托及Brixen王子;上、下卢萨蒂亚伯爵”。还有其他级别更低的头衔。

The Nazis sought his help, hoping for some stardust from a real ex-empire to give lustre to their gimcrack one. But the prince detested them, having slogged his way through “Mein Kampf”. As a student in Berlin, he irked Hitler by refusing to meet him. In 1938, as Austria’s leaders quailed before the Anschluss, the Habsburgs’ scion offered to return and rally resistance. Luckily, he didn’t get there. The Nazis ordered him to be shot on sight. 
纳粹寻求他的帮助,希望从一个真正的旧帝国那里获得荣耀,为他们自己的小玩意增光。但是奥托憎恶他们,埋首于他自己的“我的战场”。作为一名在柏林上学的学生,因为拒绝见希特勒而惹恼了他。1938年,奥地利的领导者在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时畏缩了,哈普斯堡皇室提议奥托回去,大家集结起来一起抵抗。幸亏他没去,纳粹下令对他就地处决。

At Roosevelt’s invitation he spent the war years in America, where he plotted vainly to get Hungary to dump the Nazis, and more successfully to help Austria shed its image as Hitler’s poodle. But post-war Austria stayed nervy and vengeful, declaring him an “enemy of the republic”. He could visit only in 1966, five years after reluctantly renouncing his claim to the throne, becoming—there and there only—humble Mr Habsburg-Lothringen. He found his compatriots’ post-imperial neuroses a tempting target for his jokes. Told of an Austria-Hungary football match, he asked impishly: “Who are we playing?”
应罗斯福的邀请,战争期间奥托移居美国,在那里他徒劳的帮助匈牙利摆脱纳粹,然而有比较成功地帮奥地利褪去了“希特勒的卷毛小狗”的形象。不过战后奥地利依然焦虑并图谋报复,称他为“共和国的敌人”。直到1966年,在他不情愿地宣布放弃王位五年后,才得以重访故土,成为(也只有在那里)谦逊的哈普斯堡-洛林先生。发现他那些前帝国的子孙们貌似因为他而被人们笑话。听说在一场奥地利对匈牙利的足球赛中,他曾孩子气地问道“我们算奥地利还是匈牙利那边的?”

Exiled monarchs mostly find it hard to keep their dignity: absurdity, and a court full of creeps and fantasists, are never far away. That was not the Habsburg style: his family maintained cordial relations with Europe’s other émigré royals, but his business was more serious. First he had to restore the family fortune on the lecture circuit, which well rewarded his erudition and wit. He brought up seven children (five glamorous daughters, then two much-awaited sons) with his wife Princess Regina at a lakeside villa in Bavaria. Real politics followed: “opium”, as he fondly called it. He beca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in 1979 when that body was just a talking shop, seeing it as a harbinger of bigger things to come.
大多数被流放的君主难以保守他们的尊严:总会有那么个无礼的,渺小而又天真的法庭在那里等待着他们。但这不是哈普斯堡的风格:他的家族仍和其他欧洲皇室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只是他的事业来的更为重要。首先他得从循环讲座中把家庭财富挣回来,而这多亏了他的博学和智慧。他和妻子——Regina公主住在巴伐利亚湖边的别墅,育有7个孩子(5个漂亮的女儿和2个年幼的儿子)。真正的政治生涯从“鸦片”开始,正如他所热衷称呼的那样,对政治上瘾了。1979年成为了欧洲议会的一员,那会儿这个组织还只是个耍耍嘴皮子的地方,他们将他的加入视为天降大任的一个预兆。

A family history going back to the eighth century helped him see the continent’s destiny in grand terms,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a wider and better version of the Holy Roman Empire (his family had headed that lamented outfit until history caught up with it in 1806). He was no fan of the Brussels bureaucracy, but promoted the integration his name epitomised: common culture, open borders and, above all, no more wars. Only the meanest Austrians remained uncharmed.
有个能追溯到8世纪的家族史使奥托能从宏观上看出欧洲大陆的命运:欧盟是个比神圣罗马帝国(他的家族曾统治着那个令人遗憾的帝国直至1806年被历史淘汰)更好,更宽泛的形式。他不是布鲁塞尔官僚作风的追随者,但仍提议将他的名字视为大陆融合的缩影:共同的文化,开放的边疆,还有最重要的——不再有战争。只有最不入流的奥地利人才抱着历史不放。

Putting the clock back 
让我们把时钟的指针往回拨

His glory days came late, in 1989, when what had seemed a sentimental preoccupation with Mitteleuropa—merely a meteorological term, cynics sniffed—was suddenly practical politics. A lifetime foe of the communist usurpers in eastern Europe, he plotted with reformist politicians in Budapest to stage a symbolic cross-border Austro-Hungarian picnic in the summer of 1989, breaching the Iron Curtain for ever. Once drenched with blood and tears, the division of Europe was washed away with tea and lemonade. Some of his fans wished he had run a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a free Hungary, providing a way back from the disastrous turning taken 70 years before. Sadly, his modesty prevailed. He concentrated instead on lobbying for speedy and generous expansion of the EU to the east, most recently Croatia.
1989年,他总算迎来了属于他的荣耀,当时原本被视为文艺的中欧(愤世嫉俗者对其嗤之以鼻,这个词几乎已成为了一个气象数语)突然就有了实际的政治意义。一生仇视东欧的共产主义篡夺者,他在布达佩斯与革命派政治家秘密谋划,于1989年夏上演了具有象征性的范欧野餐计划,彻底粉碎了铁幕。一旦浸染了血泪,欧洲分裂主义就被茶和柠檬汽水冲走了。奥托的一些崇拜者希望能由他成为匈牙利自由后的第一位总统,就好像回到了70年前,一切灾难还未开始时。只是,他的谦逊占了上峰,转而投身于游说让欧盟快速而优雅地向东延伸,最近已拓展到了克罗地亚。

He died a happy man, right about almost everything, if usually too early.
他死的明目,几乎在所有事情上都是正确的,只是太早了点。

from the print edition | Obituary 
http://www.ecocn.org/thread-52049-1-1.html

新世纪德国电影中的“柏林墙”


作者:李云雷

柏林墙建造于1961年,是二战以后德国分裂和冷战的重要标志性建筑,1990年被拆除,两德重归统一。柏林墙的拆除,作为东欧剧变中的一个象征事件,也被赋予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内涵,新世纪以来,不少德国电影都涉及到了这一事件,主要表现对东德以及社会主义传统的理解,其中既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也有民族主义的因素,同时也包含了对新的世界秩序与文明观的理解,呈现出一种较为复杂的状态,因此值得做出分析。
  
       这些影片中,值得注意的有《柏林生活》(2000)[1]、《逃出柏林》(2001)、《一墙之隔》(2002)[2]、《再见,列宁》(2003)、《窃听风暴》(2006)等,这几部影片都得到了广泛的欢迎,并获得了一些大奖,德国电影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但如果我们将这些影片中的价值视作德国的主流观念,可以发现支撑其核心的仍然是关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而缺乏对这一价值观被意识形态化的反思,由此德国与德国电影在整个世界体系中,仍然处于美国与好莱坞的笼罩性影响之下,而不能发出更为独立的思考与声音,这是与德国区域性大国的地位不相称的,也是与丰富悠久的德国文化不相称的。
  
       1、《逃出柏林》:空洞的自由
  
       《逃出柏林》的故事发生在1961年柏林墙初建之时,主人公哈里伙同三名友人,花了九个月时间在围墙下面挖掘了一条145米长的隧道, 贯通东西柏林, 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的亲人能够获得自由,他们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资助下, 终于完成这一壮举, 让29名东德人能够跟家人在西柏林团聚,也让全球数千万观众目睹隧道的挖掘工作及逃亡过程。影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前半部分较为缓慢,后面则逐渐紧张起来,推向高潮,整个故事细致但不冗长,多条线索相互交织但不紊乱,将真实性与戏剧性结合起来,具有一种动人的艺术力量,让人生发出对自由的向往,但问题也正出在这里。
  
       这部影片把东德人逃往西德,视为对自由民主的一种追求,但逃到西德的人,在影片中并没有表现出来有多么“自由”,他们所可以做的事,似乎就只是“挖洞”,影片很少展示他们另外的生活,故事的焦点由“自由”转换成了一种感情与责任,一种拯救的热望,一种能否逃出的悬念。在这里,“自由”的命题被回避了,但同时也被绝对化了。仿佛西德天然地代表着“自由”,东德则代表着“不自由”。此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影片的主人公逃离了一种体制,进入另一种体制,但影片对前一种体制的表现是具体的,因而也是丑恶的、专制的,而对后一种体制的表现是抽象的,它被赋予了象征性的美好却没有真实地展现,虽然是美好却是空洞的。影片的结构较为复杂,共有四五条线索相互交织,但每条线索都只是主题的一个侧面,而没有包容更加丰富的意蕴,在总体上呈现出了逃亡这一现象的多种可能,但却没有对逃亡本身做出更为深入的思考。
     
       为什么《逃出柏林》中的“自由”是空洞的呢?这是因为一,西德的自由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任何一种体制的自由总没有想象得多,西德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其民主自由是并不广泛也不彻底的;二,相对于西德人,东德人在西德所得到的自由就更加少了。事实上,在西德人眼里,东德人是一种“二等公民”,不仅当时是这样,即使柏林墙倒塌多年后的今天也是这样,“柏林墙倒塌了,但不少德国人担心,一道隐形的‘柏林墙’仍然横亘在德国东西部之间。德国经济研究所发表的一份上半年经济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东部地区的失业率持续上升,是德国西部的两倍。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慢于西部,东西部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而最新的一份民意调查也显示,三分之二的德国人认为,国庆节一点儿也不值得欢庆,因为目前德国经济增长乏力。东部联邦州的人口也在逐渐减少,因为年轻人出于就业原因更愿意搬到西部。迄今为止,德国政府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德国经济研究所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八成的德国东部公民感觉自己是二等公民。”[3]《逃出柏林》没有涉及到这些具体的社会矛盾,而只是以抽象的自由民主来加以掩饰。
  
       在东德与西德之间的选择,并不像《逃出柏林》中表现的那样,仅仅是在“专制”与“自由民主”之间的选择,也是在国家公民与“二等公民”的选择,如果扩展来说,也可以说是在“主人与奴隶”之间的选择,或者说是在一种奴隶与另一种奴隶之间的选择,如果我们看一看俄罗斯、南斯拉夫、伊拉克等国家的现状,就会明白“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上只不过是霸权国家的一种招式,而东德被纳入西德之中而统一,可以说是一种隐蔽的解体,正因为隐蔽在同一个“德国”之中,它现存的问题不如俄罗斯等国家清晰,沃勒斯坦指出,“我们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地缘政治所能做出的主要历史观察是:除了在中期维持其实力地位和优势外,大国几乎从不由于其它原因而采取干预行动。他们使用的说辞,无论是人权还是国家安全,大多都是空话,主要用来蒙蔽我们的眼睛。”[4]由此,我们可以说柏林墙的拆除并非自由民主的胜利,而是国际政治局势转变带来的结果,《逃出柏林》的处理过于简单化或理想化了。在这个意义上,影片中“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赞助,可以说富有深意,让我们看到在逃亡的背后,不仅有对自由的向往,也有美国及其媒体的支持,而后者虽然若隐若显,却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
  
       《逃出柏林》对东德的批判是尖锐的,但它没有以同样尖锐的目光审视西德。作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种超越,社会主义现代性在苏联与东欧失败了,但这一失败是乌托邦的失败,而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现代性本身不存在问题,影片简单地将西德作为自由的象征,论证其现实的合理性,正是冷战思维的产物,也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当年曾经下达“最后一道命令”、解散东德人民军的特奥多尔·霍夫曼将军,也认为现在“不但是军队的士兵们受到不公正待遇,其它前东德公民也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这一点肯定会对两德统一带来不良影响。……虽然我是百分之百赞成两德统一,但是我觉得现在对于过去曾在东德政府和军队里工作过的人员,还有对科学家的一些歧视应该停止。”同时他指出,“柏林墙对东德来讲并不是强大的标志,而是比较弱小的标志,因为这个国家的情况如果很好的话,人民就不会外逃。”[5]他让我们看到一种较为复杂、理性的态度,这与《逃出柏林》的态度截然不同,《逃出柏林》的问题在于,不能以新的历史视野来重新审视这一历史事件,而以意识形态的单一向度来规约叙述,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艺术上的丰富性。
  
       如果我们将柏林墙视作一种边界,那么弱小者无疑更需要它,正如在全球化的今天,弱小国家更需要关税壁垒保护幼稚产业一样,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世界体系之中,不存在普适性的自由民主,任何价值观都首先是一种文化政治,东德的失败首先在于文化领导权的丧失,其次在于行政领导权的丧失。只有拥有以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文化领导权,才能使一个国家具有合法性与说服力,《逃出柏林》让我们看到,一个丧失了文化领导权的国家是如何失败的。
  
       2、《窃听风暴》与现代性问题
  
  
       《窃听风暴》描述了东德安全局监视一对作家夫妇的故事,在影片的结尾,1989年11月9号柏林墙倒塌,这成为了故事的转折点,从此“自由”获得了胜利,历史在这里“终结”,东德不存在了,人类也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金光大道”,仿佛从此摆脱了黑暗与阴霾,迎来了一片明媚的艳阳天。
  
       影片的戏剧性表现在两个人的“背叛”上,一个是作家的妻子,一个是负责监视的特工。作家的妻子背叛他们向往的自由民主,首先在身体上,其次在政治上,她都背叛了作家,投向了文化部长的怀抱,尽管她良心未泯,但求生的本能使她选择了告密。特工的背叛是对其职业的背叛,他在监听的过程中,对作家逐渐产生了同情,最后在紧要关头保护了作家,这一背叛在影片的中间已经开始,但并没有明确交代,随着结局的临近,才让人清楚地认识到,这种不确定性增强了影片的戏剧性与复杂性。而这两种不同方向的背叛,则丰富了“追求自由”这一故事的主线。但电影中为了突出这一主题,也显示出了自身的意识形态性,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对“文化部长”的描绘,影片通过将他进行道德上的丑化(如强迫作家的妻子与他保持肉体关系等),而达到否定他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政治与文化的目的。影片中,当德国统一后,这位文化部长再次见到作家,语含讽刺地说道:“现在的联邦德国,真的是你们艺术家想要的吗?人们没有信仰,没有爱……”这样的问题不应只看作是他对过去世界或者个人权位的留恋,而应看作对当下社会的一种质疑。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有不少书籍和电影都在攻击与嘲笑社会主义,这或许不仅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宣传,而与人类天性中的一个弱点有关,那就是要“审判失败者”,胜利者仿佛一切都对,而一切责任都在“失败者”一方,而许多影片包括好莱坞大片,之所以把假想敌设定为苏联、东欧,也与人类的另一个天性有关,那就是要确认自己是安全的,“危险”或“黑暗”已经过去了,是与现在的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只有通过对社会主义的“忆苦思甜”,才能更加确认现在的生活的合理性。所以不少观众看完这部影片的感受,就是“这样的社会终于结束了”,而这或许正是编导所要达到的目的。
  
       但按照福柯的说法,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规训与惩罚”的社会,是一个监视性、控制型的社会,所以《窃听风暴》中的监视,是人类现代社会本身的痼疾,而不只属于“东德”或社会主义,在西方的“自由世界”也是存在的,而它之所以能战胜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在于它是自由的,没有监视与控制,相反却在于它的监视与控制更有效,正如军备竞赛一样,在这一点上它是超过苏联的,不同的或许只是,它在监视与控制的方法上更加巧妙、更加隐蔽、更加不易于被人察觉而已。《窃听风暴》表现了特务政治的失败,但却将这种特务政治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加以“审判”,而没有反省当下的世界。沃勒斯坦最近在上海的演讲中谈到,苏联与东欧在其内部是国家资本主义,它们之间的关系则不过是复制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并不具备多少社会主义的因素[6],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中也指出,当时的国家是工农政权加国家资本主义,一旦工农政权不存在或变质了,是很容易滑向资本主义的,被他不幸而言中了。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是一个新事物”,是处于一种萌芽状态的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需要人类不断去探索与实践的。在这一点上,《窃听风暴》的批判过于简单化,它没有以更复杂、多元的态度对社会主义传统进行深入的反省。
  
       因此,《窃听风暴》中没有呈现出德国经验的复杂性,而只是以一种既定的意识形态,来确认当前的世界秩序,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单向性的思维,比如其中只强调“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却缺乏对民族主义与民族感情的表现,而这正是德国统一的重要动力之一,在这一点上,它甚至比不上《逃往柏林》,但正因为简单而出色地表达了一种意识形态,所以它获得了西方世界的广泛欢迎。
  
       《窃听风暴》一经推出,便一路斩获了个大奖项,在德国本土创下了德国国家电影奖“金罗拉奖”提名最多的记录——11项提名,并最终获得包括最佳影片奖在内的7项大奖。此外还获得第7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以及欧洲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奖、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剧本奖。这些奖项的获得,有对其艺术价值的认可,影片中的“不确定性”、“衬托与反衬”与“戏剧性转折”运用得比较好,使故事更曲折、人物更丰满,也更加耐人咀嚼,——但更多的或许是对其意识形态倾向的肯定,当然很值得反思。
  
       3、《再见,列宁》:母亲与社会主义
  
       与上述两部影片稍有不同,《再见,列宁》对东德与社会主义传统持一种更为复杂的态度,它以一种精巧的构思呈现出了一个虚构的世界,将之与现实世界相对比,既有反思,又有怀旧,在艺术上具有一种独特的风格。
  
       1989年秋天,克里斯蒂娜突然心脏病发作,昏迷过去。在她不省人事的这段时间里,德国天翻地覆,她所挚爱的民主德国也解体了。“她的沉睡使我们尊敬的社会主义党主席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昂纳克同志的辞职变得没有意义,柏林墙被拆除了,在她的沉睡中,西柏林的市政厅举行了一场古典音乐会,这在后来引起一场巨大的文化革命,母亲在沉睡着,我第一次前往西德,……她沉睡中,第一次没有参加投票,在她的沉睡中,姐姐阿理娜放弃了她的经济学专业,在‘皇牌’汉堡连锁店上班,她的男友是工人阶级的敌人——餐厅经理……1990年6月初,东德的边境已经没有意义!”[7] 
  
       克里斯蒂娜苏醒后,为了不打击卧病在床的母亲,阿历克斯只好小心翼翼地隐瞒起德共下台、德国统一的消息,假装柏林墙还依旧矗立。于是就在他们那间公寓里,阿历克斯演出着一场民主德国繁荣昌盛的悲喜剧,他虚拟了另外一种历史的方向:母亲知道了西德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批西德人逃离家园来到民主德国,民主德国也敞开博大的胸襟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西德人民……
  
       影片中的母亲是社会主义传统的代表,自父亲1978年逃往到西德后,她就将自己“嫁”给了社会主义。影片对待东德与社会主义的态度,也像对待“母亲”一样,认为尽管她不那么美好,却仍然是令人怀念的,这只是一种感情上的联系,在理性上并没有足够的反思,但编导却呈现出了一种复杂的态度。影片中代表社会主义传统的另一个人是列宁,他在开头与结尾以铜像的方式出现,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导演选择的是列宁,而不是德国人马克思,或者通常认为代表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不选择马克思或许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的体制而不是学说,而不选择斯大林,则显示了导演并不强调在西方通常与斯大林相联系的专制、极权、残暴等,而希望以列宁的形象表达出一种对社会主义更温和,也更复杂的态度。此外,从宇航员到出租车司机,西格曼·简恩身份的变化代表了原东德精英阶层与高端产业的尴尬处境,他不仅联系着主人公童年的梦想,也显示出了德国统一后残酷的一面。
  
       对西德,影片也没有表现出简单化的态度,在阿历克斯第一次去西德的时候,他就看到了“自由”的另一面——以脱衣舞为代表的物欲文化与消费文化,这固然是自由的,但却也是动物性的。影片中的父亲,也表达了作者的复杂性态度,对于阿历克斯来说,他虽然是父亲,但已不是留在童年记忆中的父亲了,在现实中他有了另一个家庭与另外的生活,而且他是从西德归来的,又处于社会的精英阶层,这些伦理、国家、阶级上的区别都在他们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如果说母亲代表着东德,那么父亲则代表着西德,尽管他是“自由”的,但同时也是冷漠的、不负责任的、有隔膜的。同样,姐姐的男友,一个来自西德的“资产阶级敌人”,在具体的生活中也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而并不是自由民主的象征。
  
       《再见,列宁》对历史的反思,站在了一种新的历史高度,日本NHK关于柏林墙倒塌的纪录片《欧洲野餐计划》,曾经披露了戈尔巴乔夫对东欧“改革”默许的态度,柏林墙倒塌也是“改革”带来的后果之一,但《布拉格群岛》的作者、前苏联著名的“反对派”索尔仁尼琴,也对当年支持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进行了反思,他在今年7月接受德国《明镜》报的采访时指出,“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作风表现出令人吃惊的政治幼稚、缺乏经验和缺乏对自己国家的责任感。这不是在行使权力,而是愚蠢地放弃权力。西方对他赞赏,他感到这是对他的行为方式的认可。”[8]这一批评不仅适合戈尔巴乔夫,也适合当时东欧与东德的政治家。如何重新评价柏林墙事件,如何重新认识东德与社会主义传统的价值,不仅是政治层面的问题,也是包括电影在内的思想文化界应该探讨的。
  
       在《再见,列宁》中,作者表现出了对东德与西德的双重性反思,他对东德有批判也有留恋,对西德有向往但也有反省,这一切以一种喜剧性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历史并没有在柏林墙倒塌时“终结”,冷战虽然结束了,但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并没有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   
  
       如果说柏林墙的倒塌象征着冷战的结束,那么这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契机,可以使以前相互敌对的思想与体制可以互相交流与激荡,如何以一种更复杂、多元的态度审视与总结二者的经验与思想,而不是以一种叙述压倒另一种叙述,或者以所谓“普适性”的文明来解释与抹杀其他传统,这是我们应该思考并面对的。
  
       在被冷战分裂的民族国家中,德国是目前唯一实现和平统一的,既有社会主义历史,也有资本主义的历史,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已得到充分合理化的今天,应该更充分地正视东德与社会主义的传统,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出新的思想与新的文化,以面对人类面临的现代性问题。但就《柏林生活》、《逃出柏林》、《一墙之隔》、《再见,列宁》、《窃听风暴》这几部作品来说,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并不多,如果只是在意识形态上强调自由民主的价值,我们似乎只看好莱坞就够了,没有必要关注更加丰富多彩的其他地区的电影,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似乎是一种通行的思考模式,但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中,却隐藏着同质化与单一化的危险,而如果一个国家不想让民族文化与民族记忆在“全球化”中沦亡,就应该在地方性知识与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新的问题与新的思考范式,从而发展出新的电影与新的艺术,而这,不独德国电影为然。

       [1]《柏林生活》德国2000年剧情片,荣获德国电影评论协会最佳影片奖,最佳男主角奖。柏林墙倒塌前,东德装甲兵马丁因为失手杀人被判处11年刑罚。在他服刑期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苏联解体、柏林墙被推倒、德国实现了统一。11年后马丁出狱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摆在他的面前,他是否能适应新的生活?影片主要描写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
  
       [2] 《一墙之隔》的故事发生在1982年的柏林,德国当时被柏林墙分为两个国家——西边的联邦德国和东边的民主德国。17岁的尼乐出生在西德在那里长大。在她去东德参加祖母的葬礼时偶然间结识了热爱朋克摇滚的卡普汀。两人迅速坠入爱河。然而,一道柏林墙不仅仅从地理上将德国分开,也将两个相爱的人分开了。本片获得2002年德国摄影机奖最佳影片奖、2002年德国影剧学院最佳剧本奖;并被提名2002年德国电影奖优秀电影奖及杰出个人成就奖。
  
       [3]黄刚:《德国纪念柏林墙倒塌18周年》,《工人日报》2007年11月10日
  
       [4]《错误选择还是媒体圈套》,http://www.binghamton.edu/fbc/222cs.htm
  
       [5] 《最后一道命令》:他解散了东德人民军,http://bbs.tiexue.net/post_2251487_1.html
  
       [6] 《生活在后美国世界——在上海大学的演讲》http://www.eduww.com/Article/Class27/200711/16336.html
  
       [7] 《再见,列宁》台词,主人公的旁白
  
       [8] 《索尔仁尼琴谈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http://www.eduww.com/Article/Class4/200801/17221.html

2013年2月3日 星期日

王容芬谈推倒柏林墙政治家的作用

旅德社会学家王容芬在法兰克福书展2009年10月(RFI-Chine)
旅德社会学家王容芬在法兰克福书展2009年10月
(RFI-Chine)

柏林墙在1989年11月被推倒,标志着东西方冷战的结束和东欧向民主转型。上世纪80年代末,东欧共产阵营各国领导人面对本国人民要求自由民主的集会游行,没有效仿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的血腥镇压手段,而是顺应了民意。柏林墙倒塌20年后回顾这段历史,人们不禁要问:政治家在东欧和平民主转型中起到什么作用?
在本次《人与社会》节目中,我们请旅德社会学家王容芬谈谈她的看法。王容芬1981年来到德国,亲身经历了那段历史。
 80年代东欧共产政权摒弃暴力镇压
王容芬说,六、七十年代东欧共产主义制度还很凶,在东德、匈牙利、捷克、波兰都有过血腥镇压。但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不光是人民要求民主,东欧政权上层也意识到这种制度走不下去了,渐渐地放弃了暴力镇压。波兰团结工会从1980年坚持到1989年,团结工会领导人当选波兰总统,波兰共产党认输下台。与此同时,东德和东欧的政治家也渐渐认识到柏林墙挡不住人民逃向西方,因为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
第一块柏林墙是匈牙利拆的
匈牙利是改革先锋,匈牙利政府89年开始筹备民主选举,从上到下进行政治改革。匈牙利政府1989年4月开始暗地里拆除与奥地利边界的铁丝网,5月份公开拆,6月份匈牙利和奥地利两国外长,一人一把剪刀,象征性地将奥匈边界的铁丝网减除。就此,东西欧的边界从这里开通。随后在奥、匈边界兴起“泛欧野餐会”,许多东德人利用野餐的机会,到西德驻匈牙利使馆要求避难。面对这样的局面,匈牙利总理紧急约见当时的西德总理。1989年8月25日,两国政府领导人正式谈判。在谈判前一天,100名躲在布达佩斯西德大使馆的东德人被放行前往西德。当时西德总理科尔说:“第一块柏林墙是匈牙利人拆的”。
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的作用
在东欧和平演变中,上层政治家的明智起到一定作用。王容芬还特别提到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里根1987年6月21号的演讲题目是“推倒这堵墙”。里根在演讲中呼吁戈尔巴乔夫结束冷战,拆掉这堵墙。戈尔巴乔夫响应了里根的呼吁。这两位政治家为欧洲的和平统一,做出很大贡献。
修墙人昂纳克客死他乡
在80年代的东欧政治家中,王容芬认为前东德领导人昂纳克是比较“凶恶”的一位。昂纳克在1961年8月曾带领工兵建筑队,一夜之间修起柏林墙。80代昂纳克成为前共产东德一号人物。在柏林墙被拆除之前的几个月,昂纳克说:“柏林墙要永远存在下去,50年不倒,100年不倒,只要条件不变,柏林墙就不会倒。” 但是条件变了,昂纳克却看不到。在柏林墙倒塌后,他被逼辞职,然后被开除出党。昂纳克要求莫斯科为他提供政治庇护遭到拒绝。后来他与夫人去了智利,最终客死他乡。
柏林墙挡不住东德人追求自由
王容芬介绍说,二战之后,战败的德国由英、美、法、苏四国分管。后来苏联将其管辖区独立后,其他三块也就合一。首都柏林也是如此。就此德国一分为二,分属东、西方两大阵营。在1961年8月柏林墙修建之前,已经有三百万人从东柏林逃到西柏林。柏林墙修建后,冒死逃向西方的东德人仍然数以千计,其中一些人被东德边防军打死。
王容芬回忆说,1981年她刚到西德时,就发生了一家东德人全家乘热气球飞跃柏林墙,逃到西柏林事件。当时西德政府向每个逃过来的东德同胞赠送可盖一所房子的钱。一位老妇人还向王容芬讲述了当年她在边境农民掩护下,从东德逃到西德的经历。
国家宪法应保护人权而不是政党统治
王容芬认为,在推倒柏林墙的民主转型中,东欧政治家起到了重要作用。她还表示,一个国家的宪法应该保护人民权利而不应当保护某个政党的统治地位。她强调说,政治家的责任是为人民、为国家谋利益,而不应当为一小撮人的私利坚持独裁。

人与社会

王容芬谈推到柏林墙政治家的作用
17/12/2009 作者 

2013年2月2日 星期六

葉利欽揭開前蘇聯解體謎底


葉利欽揭開前蘇聯解體謎底
  
文/吳興俄羅斯第一任總統葉利欽,在前蘇聯解體的15年之後,近日終於打破長期以來的沉默,對媒體揭開了前蘇共解體的謎底。
在近日接受《俄羅斯報》(Russiskaya Gazeta)」專訪時,對於前蘇聯的解體,葉利欽表示原因很簡單:「那是必須要發生的歷史安排」。如果用中文準確表達葉利欽關於前蘇聯解體的謎底的描述,「天滅蘇共」是一個首選的翻譯。
對於與西方自由社會對抗了幾十年,擁有武裝到牙齒的百萬軍隊和掌控社會各階層無孔不入的克格勃祕密警察系統的前蘇聯,如何能夠在幾乎一夜之間毫無預兆的崩潰,一直是很多人,尤其是很多中國人在急於尋求答案的問題。對該問題葉利欽表示:「這是一個已經被確定了的歷史過程,一個無法逃脫的過程」。「我們都知道,亞歷山大帝國、羅馬帝國和奧斯曼帝國,這些歷史上的強大帝國,都無法逃脫自己的歷史命運,蘇聯也是一樣,它的解體已經被天定了」。
針對有些俄羅斯人羨慕和懷念前蘇聯的「強大」,葉利欽慨歎人們竟如此的健忘:「有些健忘的政客現在試圖將前蘇聯描述得美好而強大:在前蘇聯人們能夠領到退休金,能夠領到工資,能夠獲得免費分配的住房,能夠讓人們公費去渡假,然後突然有一天,幾個地區的領導人在一張紙上簽訂了獨聯體的合約,前蘇聯就解體了,這完全是本末倒置。而一些政客和政治學者們至今仍在散佈這種胡說八道」。
「我們不應該忘記,前蘇聯發展到最後,民眾的生活已經非常困難,不僅是物質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現在好像所有人都忘記了商店裏空空的貨架的樣子,忘記了自己害怕表達那些無法同『黨中央』保持一致的真實想法的那種感覺。而這些,是無論如何也不應該被忘記的」,葉利欽在專訪中表示。
葉利欽認為能夠成立獨聯體這樣的組織,是在「天定蘇聯滅亡」這樣的情況下,所能夠做出的最好的決策。他表示說:「決定成立獨聯體,我們幾個國家的領導人一起避免了前蘇聯解體之後有可能出現的各種負面結果」。「這是我們的最大的功績」,葉利欽這樣評價自己當年成立獨聯體的決定。
葉利欽同時強調:「關於前蘇聯的解體和獨聯體的建立,沒有任何祕密的協定和背後的交易,當事人目前仍都在世。很多人已經寫出了回憶錄,當時的每一天,每一分鐘都是有目共睹的,沒有任何幕後交易和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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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可謀人 不可謀天
  
文/方影竹
1991年8月19日,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罷黜戈巴契夫蘇聯總統職位,並將軍隊開進莫斯科市區,控制權力中樞。葉利欽在廣播裏聽到政變消息後鎮定自若,驅車前往議會大廈,組織反擊。他一馬當先,跳上倒戈的坦克,號召人民和軍隊起來反抗政變。將軍揚新令,千營共一呼。部隊撤出市區,政變失敗。葉利欽聲望如日中天。一百多天過去,到1991年12月25日,戈巴契夫辭去蘇聯總統職務,蘇聯正式解體。
再過8年,到1999年的最後一天,葉利欽宣布:「今天,是即將過去的一個世紀的最後一天,我決定在這一天辭職。」此後,無官一身輕的葉利欽彷彿重新煥發了青春,不僅沒有失落感,反而表現輕鬆,人們只是偶爾在環球旅客名單上看到他的名字。
前蘇聯曾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本營,毛澤東中國的「老大哥」,「社會主義陣營」的帶頭羊,世界超級軍事大國,其克格勃祕密警察系統更是當前中共國保機構的鼻祖。但是,蘇聯這個龐大的獨裁機器如何能夠在幾乎一夜之間毫無預兆地灰飛煙滅,很多中國人至今不甚了了。
要知山中事,須問過來人。葉利欽既是那次「銀瓶乍破水漿迸」的參與者和主導者,又是離開政壇後,7年超脫,寧靜致遠,有資格道出個中緣由的人,他在接受《俄羅斯報》(Russiskaya Gazeta)專訪時認為,前蘇聯的解體原因很簡單:「那是必須要發生的歷史安排。」
葉利欽表示:「這是一個已經被確定了的歷史過程,一個無法逃脫的過程。我們都知道,亞歷山大帝國、羅馬帝國和奧斯曼帝國,這些歷史上的強大帝國,都無法逃脫自己的歷史命運,蘇聯也是一樣,它的解體已經被天定了。」
他還指出:有些健忘的政客現在試圖將前蘇聯描述得美好而強大,只是突然有一天,幾個地區的領導人在一張紙上簽訂了獨聯體的合約,前蘇聯就解體了,這完全是本末倒置。我們不應該忘記,前蘇聯發展到最後,民眾的生活已經非常困難,不僅是物質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現在好像所有人都忘記了自己害怕表達那些無法同「黨中央」保持一致的真實想法的那種感覺。
葉利欽提到當時蘇聯的物質匱乏,在今天中共統治下表現為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當權者對弱勢群體巧取豪奪,百姓申冤無門,怨聲載道。至於葉利欽提到的所有人因表達無法同『黨中央』保持一致的真實想法而產生的「感覺」,在中國已經不是「感覺」問題,而是恐懼問題,坐牢問題,祕密審訊和處死問題。
「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這是50年代中共的口號。事實上,中共離那個日子可以說並不遙遠,不少體制中人也不懷疑這一天即將到來。一些中共官員把天文數字的貨幣轉移國外,把親屬、情婦移居國外,手握多本外國護照,顯然,這批人已經「時刻準備著」一有風吹草動便可閃電式撒丫子逃命去也!
明代文人方孝孺寫的「深慮論」裏說:「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於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中共圈裏確實有不少政治家、軍事家、御用文人,他們不愧方孝孺說的「皆有出人之智,負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但他們的才智不沿著正道發揮,而沿著邪道滑坡,「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抗拒民主大潮流。人算不如天算,早些順應天意才是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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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推內部影片 突顯亡黨危機

從1989年1月到1991年1月在短短的2年內,全國有290多萬共產黨員聲明退出黨組織,留在黨內的黨員也大都對黨失去了信任。圖為1991年8月19日,葉利欽在莫斯科向民眾呼籲舉行全國總罷工和大規模示威。(法新社圖片)。
作者:李途、王芳
在中共媒體對國際國內高調宣傳「和諧」社會同時,近幾個月來,中共中央以中紀委名義,要求縣團級單位組織收看由胡錦濤的愛將、社科院副院長李慎明(筆名肖黎)主導的內部影片《居安思危──蘇共亡黨的歷史教訓》(以下簡稱《居》片),亦要求黨員觀看《居》片後要參加討論,並向上級提交討論記錄。大陸各地的網上均可檢索到這樣的官樣文章。
外界關注到這是中國社會爆發退黨潮之後,胡上臺後主導的「中共黨員先進性教育」的內部整黨運動失效後,中共的重大舉措,內部講話直接稱是避免「亡黨」、挽救「危機」的大事件。
內部評估危機嚴重
熟悉中國事物的專家、學者認為,胡錦濤愛將李慎明的言論是一個不可忽視的信號,其重要性不亞於去年朱成虎將軍的講話。文章透露的資訊和這個舉動本身顯示出中共內部對當前危機的評估已相當嚴重,電視片的解說詞中也透露中共準備應付目前內部危機的思路和策略,讓全黨內部共同學習。
中共對公眾和對黨內是兩個幾乎相反的調子,對外講「和諧」、「繁榮」和「中國的崛起」,對黨內強調「思危」、「忘黨」、「吸取蘇聯教訓」等。這些顯示,中國大陸的實際情況並非被中共控制的國內媒體,以及海外相當多被中共滲透或因恐懼大陸投資而「自律」的媒體所報導的「和諧」。
惋惜蘇共丟掉史達林這把刀子
《居》片回顧了蘇共當初的強權政治,強調馬克思、列寧創建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歷史「功勳」,尤其對獨裁者史達林倍加讚美,對蘇共丟掉了史達林這把刀子表示十分的惋惜。
該片總結:蘇共為甚麼在執政74年之後竟喪失了執政地位?問題「就出在蘇聯共產黨黨內」。影片認為蘇共放鬆了意識形態,導致資產階級自由化氾濫,使「蘇共多年精心培養的理論隊伍和思想精英一夜間掉轉了槍口,同一些黨政官員、經濟管理幹部、灰色經濟勢力以及犯罪黑勢力一起成為蘇共和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掘墓人!」
影片承認,蘇共黨內風氣敗壞,互相吹捧、阿諛奉承、貪污賄賂、特權腐敗之風盛行,個人、小集團利益成為其最大追求,買官賣官……
影片解說詞有非常重要的一句:「正如毛澤東所說,從此蘇共丟掉了史達林這把刀子。」所以,影片在舉起「居安思危」的警牌向中共骨幹們打招呼時,悄悄地向他們亮出毛澤東暴力至上的「刀子」論。
分析認為,從《居》片解說詞到各地的觀後討論,表明中共內部已經十分恐慌,強烈的危機感使得中共在尋找出路,要中共全黨「居安思危」,防止手中的特權丟失。
稱退黨使蘇共戰鬥力殆盡
影片稱,黨員退黨使蘇共戰鬥力幾乎喪失殆盡。從1989年1月到1991年1月在短短的2年內,全國有290多萬共產黨員聲明退出黨組織,留在黨內的黨員也大都對黨失去了信任。
蘇聯最大的烏拉爾汽車製造廠在1989年還有9,000多名黨員,到1991年1月只剩下1,600多人,其中還有300多人不交黨費。布良斯克地區1986年有6,000人,1989年為750人,1991年只有4個人。全國有1/5的車間黨組織、1/2的黨小組解散或停止活動。
軍心不穩中共之患
熟悉中國情況的觀察人士指出,《居》片出臺的背景是中國社會爆發退黨潮,蘇共解體前夕也是黨內爆發退黨潮。在一千多萬的退出中共及其有關組織的人數中,現役軍人和退伍軍人占了一定的比例,已經引起中共高層的警戒。
去年7月,一名中共海軍高層在用真名退黨後(因安全考量已用化名處理),還給海外退黨中心提出如何推進退黨潮的建議。從2006年7月「全民退黨月」開始,海外退黨服務中心和一些正義的團體陸續收到大陸軍人對加速解體中共、軍隊國家化的意見。
去年8月一個月內,中共以黨政軍三名義連續發了5個文件,強調要「強化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加強「各軍兵種、軍事國防系統幹部政治思想、政紀、軍紀考核、鑑定」,要加強「軍隊黨組織、政治部建設」,對「組織、參與或者支援社會上的遊行、示威、靜坐、請願、串聯上訪活動的行為,堅決予以嚴懲」等等。外界認為,這些動作與軍人退黨有密切關係。
著名時事評論家伍凡指出,《九評》、退黨對軍中影響巨大。如果沒有影響,中共就不會那麼緊張的一再三令五申,這是恐慌心理造成的。
「中國海外退伍軍人協會」負責人林正央先生證實,《九評》在軍中廣泛流傳,對軍隊的衝擊極大。大部份軍中都有網吧,連以上的軍官基本都配有電腦,幹部100%有電子信箱。
去年「七一」,河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等地的47位前中共軍官集體退黨。據河北省部份企業軍轉幹部透露,目前在中國大陸許多地區,企業軍轉幹部正在組織集體退黨。
東航機長袁勝跳機曝光退黨潮
中國上海東方航空公司具有18年飛行經驗的資深駕駛員袁勝,2006年8月8日在飛機起飛前向工作人員介紹《九評》、勸人退出中共遭告發,被趕到的員警扣留,由於機組在飛機起飛前無法換人,在機組人員和地勤人員堅持下,袁勝隨該航班於美國西部時間8月8日中午到達洛杉磯國際機場。8月9日中午,袁勝因憂慮回國遭迫害,宣佈離開機組,在美國尋求避難。
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發言人高大維博士表示,袁勝事件使中共掩蓋退黨潮的大壩決堤,把中共的鐵幕封鎖鑿開了一道天窗。
1,800萬人在海外網站聲明三退
截至2007年2月份,在紀元退黨網站上登記三退(黨、團、隊)的人數已經超過1,800萬。高大維博士表示:「《九評》與三退大潮奔湧,民心覺醒,中共軍心晃動,黨心崩潰。中共邪靈的解體已是歷史的必然,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逆轉。」
*山西科協秘書長賈甲起義證實退黨潮
最近出逃的中共體系內省級官員、山西科技專家協會秘書長賈甲,系統地向海外媒體揭露了中共體系內黨員幹部普遍厭惡、憎恨中共,都希望中共垮臺的心態,和「中共實際上還剩黨中央」等真實現狀。賈甲稱自己起義的目的就是為了證實中國大陸內部已經全面爆發退黨潮。◇http://www.dajiyuan.com)
2/16/2007 10:51:39 PM
本文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7/2/16/n1624860.htm

2013年2月1日 星期五

山羊挖宝的古城与泛欧野餐

作者﹕庄宏哲 撰文、摄影


匈牙利的Sopron是座文化古城,所幸当年蒙古、土耳其入侵肆虐时,蹂躏足迹并未到此,而二次大战的战火也未破坏建筑物,才造就Sopron成为匈牙利境内中古世纪古迹保存最多的地方。官方列管的历史古迹有一百多处、古建筑物有二百多栋,1972年并曾获得欧洲古迹保护奖的殊荣。

山羊教堂及三位一体柱
Sopron是个古城,内城区被厚达2公尺的古城墙所围,形成马蹄的形状,城区以“中央广场”(Fö tér)为中心,广场的地基完成于12世纪的罗马时期,广场上的“三位一体柱”已有3百年历史,被认为是匈牙利最美的柱体建物之一。
山羊教堂及火警了望塔
中央广场上的老教堂称为“山羊教堂”,建于1280年,属哥德式尖塔风格,曾有3位皇后在此加冕。教堂会取“山羊”为名,是因教堂顶上原本有个木雕的黑山羊头。
教堂顶上之所以会摆个山羊头是有典故的,听说是因为当年建造教堂时缺乏资金,也不知从哪里跑出来一只山羊,在广场的地下挖出一堆宝藏,让坐困愁城的村民喜出望外,便将之变卖换来金钱兴建这座教堂。但可能因为教堂计划整修的缘故,木雕黑山羊头现今已经拆下来了,不过在教堂尖塔上还留有个山羊石雕像。仔细端详,石雕山羊的姿势还真的好像正在挖土呢!
高精度图片
教堂尖塔上还留有个山羊石雕,姿势好像真的在挖土。
山羊教堂的内部及祭坛还保存相当的古风,甚至地下室还留有局部中世纪当时的石雕、廊柱以及斑驳的彩饰。
在广场的北端,一座可以说是Sopron地标的“火警了望塔”(Tüztorony,Fire-watch tower),高达61公尺,是建筑在罗马时代的石基上,有着文艺复兴式的柱廊和巴洛克式的铜顶。往昔塔上驻有探守员,除了负责火警的探守及塔钟的维护工作外,还兼有通报王公贵族的进出以及防范私酒偷渡的任务。现在,游客则可以登上塔顶一览Sopron之美。
最忠诚的公民
因为Sopron靠近匈、奥边界只有8公里,由于历史及地理因素,这里曾经是奥地利人、匈牙利人混居的地区。在过去,Sopron主权归属一直是个棘手的问题,最后,1921年当地居民举行了一项归属意愿公投,结果决定将Sopron归入匈牙利。
在火警塔下方有个“忠诚门”(Fidelity gate),就是为纪念1921年的公投而建的,门上盾徽的拉丁文写着“Civitas Fidelissima”,意思正是“最忠诚的公民”。
高精度图片
盾徽的拉丁文写着“Civitas Fidelissima”,意思是“最忠诚的公民”。
1989年泛欧野餐
在近代史上,Sopron对于“铁幕”的解放扮演着历史性的角色。
在东西冷战结束前,东欧一些国家都处在苏联极权控制之下。1988年戈巴契夫对东欧国家开始采取较为柔软开明的政策,减少对这些国家内政及武力的干预。在这样较为缓和的政治气氛下,奥地利及匈牙利暗地商议采取试探性举动。
奥、匈双方的共识是在1989年8月19日这一天,将Sopron通往奥地利边界的铁幕栅门,有默契地象征性开放3小时。当时有6百多名东德人,闻讯提前赶到靠近奥地利边境的匈牙利城市Sopron,参加一项名为“泛欧野餐”(Pan-European Picnic)的和平示威活动。当边界栅门一开启,他们便纷纷涌至,趁此边界开放3小时的机会,穿破铁幕取道奥地利前往西德投奔自由。
过没多久柏林围墙倒了,两德终于统一;东欧国家(匈牙利、捷克、波兰等)也纷纷脱离苏联集团。因此,历史学者认为,在Sopron打开的这铁幕一扇门,是推倒柏林围墙以及解放铁幕的先声。
李斯特之城
另外,城区街上还有一间创设于1724年的金鹰药局(Arany Sas),以及一间海顿和约翰史特劳斯两位音乐家曾经待过的白马旅店(Fehér Ló)。
说到音乐家,不得不提的是李斯特(Liszt Ferenc),这位鼎鼎大名的音乐大师正是出生于Sopron近郊的Raiding村庄。他9岁时在Sopron首次登台表演的处所,现在已经设为“李斯特博物馆”,珍藏有他当年演奏过的钢琴。Sopron也以这位本地出生的音乐家为荣,当地文化中心竖有他的雕像;因此,也有人说Sopron是“李斯特之城”。
除了这些有名的景点,Sopron还有一处罗马时期残存的遗迹,也都值得一探。总之,到此一游总让人有寻幽探古、不虚此行的感觉。
--转载自 华成图书《匈牙利--走马不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