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如何谈判转型：波兰与中国的经验教训

 

波兰圆桌会议

 

 

 

 

莱斯特R.库尔茨和麦西吉·巴特科沃斯基：埃及如何谈判转型：波兰与中国的经验教训

 

郑贻春 翻译       王天成 审校

 

用波兰圆桌会议与天安门悲剧进行比较表明，非暴力抵抗运动在谈判与转型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是多么重要。埃及民主运动的下个步骤将决定该国未来长期的政治形态。埃及人应从团结工会1989年的成功中学习经验。

给埃及转型的教益：波兰圆桌会议和天安门悲剧

 

最近一些天来，当看到在开罗大街上的埃及军队、坦克轧向塔里尔广场,那里聚集着在呼吁民主的成千上万的人，我们就极易想起天安门广场。尽管埃及军队1月31日发表声明，宣布它将不会对人民使用武力, 但由政权组织的便衣警察和武装暴徒在本周两天的野蛮镇压中，业已袭击了非暴力抗议者和外国记者，旨在恐吓抗议者离开并阻止世界见证镇压。然而到目前为止，就在撰写本文时的2月3日，抗议者们仍然站立在他们的场地上。正是在这一点上，埃及民主运动正如其所声称的那样,包括其名义领袖穆罕默德•埃尔巴拉迪持续不断地说穆巴拉克必须辞职， 会谈方可开始进行。

 

无论穆巴拉克是否辞职或很快被赶下台,仍然会有旧国家机构以及活动者与民主运动抗衡，埃及民主运动将从历史模式的考察中受益，这就是经谈判而成的摆脱独裁统治的成功民主转型。不知道如何与一个希望人们从街头撤离的独裁政府进行谈判——对此人们仍有争议,乃是导致1990年（实际是1989年，译者注）中国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一个因素。

但在半个地球之外,在与天安门同样的历史时刻,波兰人民和波兰政府转向了另一种拯救民主转型机会的方法。他们选择的是平等伙伴之间的对话，召开了所有主要反对力量都获得了代表的圆桌会议，就国家的未来举行谈判。

波兰的反对派了解中国所发生的事件，他们担心如果他们的要求太过极端，可能会促使共产党的强硬派掌权、粉碎真正民主的机会。中国政府选择了镇压，而波兰独裁统治者却选择了妥协。

 

天安门的教训

 

尽管中国1989年的抗议与埃及当前运动之间存在着许多的显著差异，仍然值得对这些事件所包含的教训进行反思，以从中发现是否有适合当前形势的东西。首先的和最明显的类同是，在两个案例中，民众的抵抗几乎都是自发的，并主要是由充满激情的、受其他地方的成功抗议所激励的勇敢的年轻人领导的。

 

 

换句话说，在中国和埃及，都没有长期打下的抵抗基础，来促进正在发生的动员和协调，尽管埃及已经有一个包括异议人士、工会和公民社会的联系网络，从而，例如，可以通过手机和互联网来突破政府切断通讯的努力。

 

天安门运动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是明显缺乏战略思想——中国学生是新手在抵抗，显然对于非暴力斗争如何运作没有任何内行的理解。在他们寻求共识的决策和不断涌入的新参与者的尝试中，运动的领导层是流动的、是有分歧的，在抗争的中心北京，尤其如此。刻意松散的组织在某些方面是优点，但对战略规划而言无疑是种障碍。有些运动领导人看到了只有一次抗议，无论规模多么大，是不够的，但是，当他们提出长期战略行动时，却被认为不够彻底，而被边缘化了(赵鼎新2004)。此外，缺乏集中指挥的运动无法最终维持完整的非暴力纪律。一小撮抗议者显然开始从军队中窃取武器，并在大屠杀前几个小时与军人战斗，从而给官方提供了一个借口。

 

非暴力抗争的资深学者基恩·夏普和布鲁斯·詹金斯，实地观察了当时天安门的种种进展,发现存在两个战略教训：“第一，非暴力占领一个具有象征价值的地点对于抗议者来说毕竟是危险的，他们很容易被对手移除”。如果学生通过谈判获得可持续的政治空间后撤出，政治局里的温和派后来被证明已经准备考虑给予那种空间，学生就可以声称取得了胜利并将这一信息传遍全国。

 

第二个战略问题是“没能将那些使得体制能够维持下去的人动员起来形成大规模的、广泛的不合作”，就是公务员、军人、警察、通讯和运输工人(夏普和詹金斯1989:6)。曾有过向那个方向发展的运动，特别是由工作单位组织的声援的工人、打着有单位名称的旗帜游行示威，因而减少了每个参与者的潜在责任，扩大了学生、知识分子和记者圈之外的参与。

 

在埃及，运动的优势是公民社会的广泛支持，包括近年来越来越与穆巴拉克政权对立的劳工反对派, 宣布成立埃及新的工会联合会、计划举行全国总罢工要求民主和基本权利的。此外，关键的持不同政见者深入研究了以往成功的非暴力斗争的经验教训，并对如何将那些经验适用于埃及有战略考量。

 

在中国，学生和他们的声援者能够对军队里的缝隙加以利用，有一百多位军队高级将领给李鹏发出了一份声明，反对部署军队“向人民开枪”，正像埃及军方下决心绝不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射击一样。一个相关的关键方面，是开罗主要的穆斯林宗教人物的支持，以及声明向和平的抗议者开枪在道德上是被禁止的。埃及军队拒不镇压不仅反映在军方发言人 “武装部队不会诉诸武力反对我们伟大的人民”的声明，告诉示威者军队理解“你们要求的合法性”，而且也从解放广场的场景中看出抗议者与士兵们友好地混合在一起。军队的善意加上非暴力的起义，可能是促使穆巴拉克的新任副总统提出谈判的部分原因。

 

在未来几周内，对于埃及的民主运动，巩固与军队友善的关系，是必要的，虽然还不够；要确保在转型的某个微妙点上，没有诱惑而使高官在军队一旦回到营房时，便派出具有准军事功能的警察，重新开始政治镇压——假设在大选前穆巴拉克就离开了，但他的下台并不等于警察的改组。

   

民主运动将获得足够的韧性，一旦它开始认为谈判对于维持其长期的能力动员和运用人民力量是至关重要的，以及除了自由而公正的选举之外，确定宪法改革的条件保障公民权利也是重要的。相比之下，在中国的危机中，学生领袖试图利用与政府的会谈来重申最大化的需求，甚至于羞辱政府领袖。这可能帮助了中国的强硬派占据上风，最终导致了以“天安门”名字为代表的悲剧。

 

圆桌会议：通过其他方式继续进行民主运动

 

波兰政府在1980年代末决定与反对派举行高层会谈来解决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危机，反对派接受了政府的提议，因为它处在一种有力量发挥作用的地位。但同时存在的，还有相互对这个历史时刻的重要性的认识：或许只可能有一次机会达成妥协避免流血冲突，带来政治体制的根本转型。

 

非暴力抵抗的战略逻辑——尤其是非暴力纪律的重要性——被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所很好地理解了。尽管有多次挑衅与杀戮，团结工会在其整个十年的斗争中保持了非暴力的姿态。此外，尽管于1981年8月合法化后，大约1000万人或波兰劳动力总数的80%加入了运动，团结工会的力量获得了增长，它此前较早就在提出政治要求上采用了一种自我设限的战略。1981年12月当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实行戒严关闭了团结工会，它转入地下并存在下来——导致武装政府与非暴力的广泛运动之间的僵局，运动并没有灭绝。1980年代的下半叶，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和日益增长的社会不满以新一轮罢工和示威游行表现出来，共产党政府不得不权衡新选项。团结工会对谈判的开放态度再次体现了其灵活的战略，然而仍然维持着公民反叛的能量。

 

当圆桌会议举行时，在政府代表旁边坐着的几乎是整个反对派序列，从保守派和自由派到社会民主主义者及主要的社会行动家：工会、知识分子和天主教会。在举行圆桌会议的部长会议主要房间里，政府和反对派的60位谈判者都并排地坐在了一起。团结工会领导人莱赫·瓦文萨与内政部长杰斯劳·科斯扎科共同主持了主要会议。圆桌讨论分为三个“圆桌”，有政治改革、经济与社会政策、工会与政党多元化。每个圆桌由两名代表共同主持——一个来自于政府，另一个则来自于反对派。同时，有关“圆桌谈判”主要议题的更详细的和更技术的讨论在12个“分支圆桌会议”上进行，300多个政府和反对派的领导人都集中于若干个工作组里面。如果谈判人员在一些问题上不能达成协议，那么他们便提交给更高的“圆桌会议”以作进一步的讨论。如果仍有分歧，那么主要领导人便参与进来，以达成协议。

 

各方在开始时取得一致，同意谈判要公开，主要会议要上电视。鉴于媒体审查制度存在于谈判之前，圆桌会议便给了反对派向公众提出和解释其观点并公开亮相的一个机会。谈判差不多花了两个月才告结束。圆桌会议导致反对派合法化，以及两个立法机构的建立：35%的众议院席位和参议院所有席位的公开选举，言论自由和舆论自由，建立政治和公民组织的自由。最为重要的是，圆桌会议谈判建立了参与各方之间的互信，尽管也存在政治分歧，但他们将坚持民主原则，因而促成波兰国家的和平转型。

 

这一历史性的圆桌会谈导致“协议转型”。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在共产主义在其他国家包括在苏联分崩离析之前，波兰的民主就已然和平地建立起来了。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主张民主的力量明白他们力量的基础，并将波兰预设为各派力量共享的场所，而无论有怎样的历史和政治分歧，类似的礼让精神在埃及则比较难以获得，因为政府并不很能代表历史力量和以及代表拥有或多或少一贯性意识形态立场的政治团体，像共产主义组织那样，而只是一群忽视并边缘化穷人利益和每个人权利的腐败、专横的权力精英而已。，面对那些个人以及政治滥权的面孔、那些下令镇压的面孔，埃及人很难判别谁是建立新秩序的潜在的可合作伙伴。

 

不过，其他协议转型也面临过类似的问题，比如在南非，南非黑人言之凿凿地表示没有兴趣与曾认为黑人不配与白人享有平等权利的白人领袖妥协。然而，把与旧秩序合作的所有人都从社会上驱逐出去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问题是，新的政治多数派是否有足够的自信允许前政权的合作者在公平基础上展开竞争，赋予一直否认自己权利的前压迫者以应有的权利。他们的确宽宏大量地做到了这一点。

 

前方的道路

 

在中国，要求民主的活动人士以及他们事业的支持者们只有一个简短的七周处于阳光下的言论自由时期，然后，中国政治局命令以暴力结束了令人惊异的大规模群众抗议。与之形成对比，波兰人历经差不多十年时间争取到了圆桌会议讨论，跨入了民主的门槛之内。在那些年里他们建造了独立于国家的地下机构，学会了如何倾听，营造起通向最初没有成为他们运动一部分的社会和政治利益群体的桥梁。埃及人既没有优势，也没有长期疲惫不堪地孕育政治自由。他们与在穆巴拉克领导下的“生活在谎言里” 进行公开的斗争才9天，就到了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但是，却幸运地已经迫使他们的独裁者同意离职了，遏制住了独裁者在街上的暴行，并且精神、势头不减。这像是非暴力力量的演出，赢得了全球观众广泛的支持，将有助于未来所有可能的会谈，必然地涉及军队和旧政权其他支柱的会谈，即便会谈不会有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和他的那些从事镇压的部下们的参加。人民力量的历史不仅普遍地回报了勇气、主动性和坚持不懈，也奖赏了战略、战术和妥协，奖赏了谈判如何获得真正权力时抛开极端对立。获胜的是那些人，即不仅避免像天安门那样的悲剧，而且也意识到什么时候应该奋起斗争、斗争到什么时候是明智的以及什么时候应该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

 

参考文献

 

Stephan, Maria J., and Erica Chenoweth,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3, No. 1(Summer2008), pp. 7–44.

 

Sharp, Gene, and Bruce Jenkins. 1989. “Nonviolent Struggle in China: An Eyewitness Account.” Nonviolent Sanctions 1 (Fall): 1, 3-. Retrieved online 12 July 2010 at http://www.aeinstein.org/organizations77a2.html

Zhao, Dingxin. 2004. 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作者介绍

莱斯特R库尔茨（Lester R. Kurtz）是乔治梅森大学公共社会学教授和欧洲和平大学客座讲师，著有大量关于和平与冲突、非暴力公民抵抗和社会运动的书籍与文章。他是爱思唯尔《暴力、和平与冲突百科全书》的编辑、“非暴力冲突国际中心”学术顾问委员会成员。

 

麦西吉·巴特科沃斯基（Maciej Bartkowski）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克里格艺术与科学学院的兼职教授，教授战略性非暴力抵抗，是“重新发现非暴力历史:解放斗争中的公民抵抗“的编辑和”非暴力国防对抗俄罗斯混合战争白皮书”的作者。

大众民主的武器——非暴力抵抗是最有力量的反暴政战术

2006年，西撒哈拉的撒拉威自由战士展示自己的旗帜，庆祝政治犯获释。在摩洛哥，使用撒拉威的旗帜是遭到禁止的。照片由afapredesa.org提供。

 

作者：斯蒂芬•叔内斯

 

刘荻 译        王天成 审校

 

在摩洛哥占领的西撒哈拉领土上，一座沙漠小镇的郊区地带，十几个年轻的活动家聚集到了一起。他们都参加了为自己的国家争取自由的长期斗争。一群外国人——各种旷日持久的抵抗运动的老兵们——正在进行培训，内容是如何最好地使用一种“武器系统”，这种武器系统正在被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争取自由的斗争所运用。研讨会的领导者发下了有关革命斗争的理论和动力的文章，都翻译成了阿拉伯文，然后带领参加者们做了一系列练习，旨在提高他们的战略和战术思维。

 

这些培训师不是游击战老兵，而是非武装起义反抗暴政的老兵。他们发放的材料的作者不是切·格瓦拉，而是吉恩·夏普，吉恩·夏普曾经是哈佛大学的学者，是战略性非暴力行动研究方面的先驱。他们所提倡的武器也不是枪炮和炸弹，而是罢工、抵制、群众示威、抗税、替代性媒体和拒绝服从政府的命令。

 

塞尔维亚人、南非人、菲律宾人、格鲁吉亚人，以及其他成功的非暴力斗争的老兵们，正在与那些仍在与独裁者和占领军做斗争的人分享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西撒哈拉的青年们知道，上一代人的武装斗争没能赶走摩洛哥人，1975年，他们首次入侵了这个国家。他们也看到，摩洛哥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盟友——由法国和美国领导——阻止了支持他们的自决权的联合国决议。用武装斗争和外交手段来争取自由的努力都失败了，他们决定使用一种更加强大的力量。

 

非暴力的兴起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或者外国军事干涉才能推翻独裁政权，现在，这一假设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虽然非暴力行动的历史很长，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而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最近几十年的事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证明了，非暴力行动并不仅仅是宗教和平主义者们所采用的一种有原则的见证方式。它是人们所能采用的最强大的反抗压迫的工具。

 

把有美国支持的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赶下台的，不是左翼游击队新人民军，而是在独裁政权的坦克前念玫瑰经的修女们，以及其他数以百万计的人，他们让大马尼拉地区陷入了停顿。

 

把塞尔维亚领导人、臭名昭著的“巴尔干屠夫”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赶下台的，不是连续十一个星期的轰炸，而是由青年学生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他们这一代人曾经在一系列与邻国的血腥战争中流血牺牲，他们也能够动员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各界民众起来反对一场舞弊的选举。

 

给南非带来民主的，不是非国大的武装派别。是工人、学生和市民们通过罢工、抵制（不到白人商店购物——译者注），创建替代性机构和其他的反抗行动，使种族隔离制度不可能再继续下去。

 

把东欧的共产党政权赶下台，把波罗的海三国从苏联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不是北约，而是波兰的码头工人，东德的教会人士，爱沙尼亚的民歌演唱者，捷克的知识分子，以及数以百万计的普通公民们。

 

同样，海地的让-克洛德·杜瓦利埃，马里的穆萨·特拉奥雷，尼泊尔的贾南德拉国王，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将军，以及最近马尔代夫的穆蒙•加尧姆，一旦这些暴君们明白了，面对大规模的非暴力抵抗和不合作时，自己无能为力，他们就会被迫放弃权力。

 

即使是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这样的组织也承认非暴力行动的力量——自由之家是一个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组织，与外交政策团体有着紧密的联系。自由之家在其2005年的研究中评论说，过去30年中，在将近70个从独裁体制转型为不同程度的民主体制的国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武装斗争或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民主的。几乎没有任何新兴的民主国家是通过外国入侵实现民主的。在将近四分之三的转型国家中，变革来自使用非暴力方法的民主的公民社会组织。此外，研究还指出，那些非暴力公民抵抗运动在转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国家，往往有着更加自由和稳定的民主体制。

 

去年发表在《国际安全》期刊上的另一项研究使用的数据库更大，该研究分析了1900年之后的323次争取民族自决和民主政权的大型起义。该研究发现，这一时期的暴力抵抗只有26%是成功的，而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则有53%。

 

从最贫穷的非洲国家到相对富裕的东欧国家；从共产主义政权到右翼军事独裁政权；跨越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地理和意识形态谱系，民主和进步的力量已经认识到了非暴力行动在把自己从压迫下解放出来上的力量。在多数案例中，这种力量并不来自对非暴力的道德或者精神承诺，这种力量仅仅是因为非暴力管用而已。

 

非暴力行动为什么管用

 

武装斗争即使是为了正义的事业，也会吓到那些还没有投入斗争的人，使政府更容易证明暴力镇压是合理的，也使政府更容易以保护民众的名义使用军事力量。暴乱和破坏也会使舆论反对革命运动，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政府会雇用破坏分子来鼓励这种暴力行为。另一方面，使用武力来对付非武装的抵抗运动，通常会让政府的对手得到更多的同情。非暴力反对运动就像那种叫“合气道”（ aikido）的武术，能够吸收国家的镇压力量，并且利用它来有效地化解掉作用于自身的力量（合气道是日本的一种徒手自卫术，利用对方的力气取胜——译者）。

 

此外，非武装运动所能吸引到的参与者，要比你通常能在武装的游击队中发现的那些身强力壮的青年男子的范围大得多。运动发展壮大之后，就会有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各界民众参加。虽然大多数专制政府对于对付暴力起义有着充分的准备，但是要对付有老人、中年人和青年参加的大规模不合作行动，却往往准备不足。当数以百万计的民众通过参加非法示威，举行罢工，违反宵禁令和拒绝纳税来违抗政府的命令，或者通过其他方法来拒绝承认国家的合法性时，国家就不再掌握权力了。例如，在反对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的“人民力量”起义期间，马科斯失去权力，不是因为他的军队被打败了，也不是因为马拉卡南宫遭到了攻击，而是因为民众大规模地违抗他的命令，马拉卡南宫成了整个国家中唯一仍然处于他的有效控制之下的地方。

 

而且，支持政府的部门往往也更加愿意向非暴力的起义者妥协，因为他们掌权之后肉体伤害自己的对手的可能性较小。20世纪80年代末，当大规模的示威已经对智利军政权形成挑战之时，军方领导人说服了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他同意了非暴力的抗议者们提出的要求，就他是否继续留任举行了公民投票，并且在投票结果对他不利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结果。

 

非武装运动还能增加警方和军方人员背叛体制和不与体制合作的可能性，面对武装的游击队时，他们一般会为了自卫而进行战斗，但是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时，他们往往会犹豫。这种违抗行动，是东德、马里、塞尔维亚、菲律宾和乌克兰等地的独裁统治垮台的关键因素。非暴力的道德力量，对于反对运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能够使公众、政治精英和军队改变观念。

 

非暴力是一种民主化力量

 

在许多案例中，那些拥有武装的革命者们一旦掌权，他们自己就会成为专制统治者，因为他们所接受的培训是战争的重要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及以一个秘密的先锋队为核心的领导模式。此外，由于内战往往会导致严重的经济、环境和社会问题，因此新上台的领导者往往会禁不住诱惑，在紧急状态下抓取权力，之后他们又会不愿意交出这些权力。阿尔及利亚和几内亚比绍在通过武装斗争成功地赢得了独立之后，很快就遭遇了军事政变，共产党游击队在许多国家取得了胜利之后，只不过是建立起了新的独裁统治。

 

相反，成功的非暴力运动需要在妥协和共识的基础之上建立大联盟。从这一基础上产生的新秩序，往往是多元的和民主的。

 

自由民主并不保证能够带来社会正义，但是许多参加过支持民主的斗争的人，后来都会在领导建立更加公平的社会和经济秩序的工作中起到关键作用。例如，20世纪80年代，主要由原住民工人和农民组成的非暴力运动，结束了玻利维亚一系列的军人独裁统治，这一运动为一场新的运动奠定了基础，而这场新的运动使埃沃·莫拉莱斯及其盟友得以掌权。这带来了一系列惊人的改革措施，给该国绝大多数贫穷的原住民带来了好处。

 

非暴力运动往往能够创造出可持续的民主的另一个原因，是运动过程中会创建替代性的机构，这会给普通人带来力量。例如，波兰的工人自治理事会侵蚀了党组织在波兰工业中的权力，虽然从表面上看，共产党仍然在统治着这个国家。在整个南非实现民主很久之前，黑人城镇中的民选地方政府和人民法庭，就已经完全篡夺了由种族隔离政权任命的行政官员和法官的权力。

 

最近，非暴力战术所取得的成功，让人们担忧这些战术可能会被有反民主目的者所利用。不过，一场以大众支持为基础的运动产生反民主的结果，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历史上，地方精英常常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通过军事入侵、政变和其他的暴力夺权手段来促进政权更迭，使反民主的少数派上台。与之相反的是，非暴力的“人民力量”运动，则都是和平地实现政权更迭的，可能的方式是给大多数民主的支持者以力量。

 

确实，每一场成功的非暴力起义都是一场本地运动，要依靠民众——他们的统治者不合法，政治制度不能纠正不义——来实现。相反，如果运动的领袖和议程没有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非暴力起义就不可能成功。这就是为什么2002-2003年，委内瑞拉石油工业中的某些特权部门发动的“罢工”没能推翻由民主选举产生的乌戈·查韦斯政府，而1978-1979年，反对伊朗国王的伊朗油田罢工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成为了推翻独裁政权的关键。

 

非暴力运动是本地运动

 

与大多数成功的非武装起义不同，伊朗在推翻了国王之后，又恢复了独裁统治。现在，强硬派神职人员及其盟友本身正在面临非暴力民主运动的挑战。伊朗政权就像大多数政府一样，在面临民众的挑战时，不是承认自己的失败，而是企图指责外部势力煽动抵抗。由于美国在该国实行干涉主义的肮脏历史——包括1953年，由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军事政变推翻了伊朗上一个民主政府——有些人确实把这些指控当真。然而，伊朗人从事非暴力行动已有几代人的时间了，非暴力行动不仅出现在反对国王的运动中，还可以追溯到1890-1892年反对向英国让步的抵制运动，和1905-1908年的宪政革命。关于这种公民抵抗运动，美国人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教给伊朗人。

 

用来自西方政府和基金会的资助来证明强大的西方利益要为非暴力起义负责，这种类似的指控也曾指向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刚刚取得成功的民主运动。

 

然而，虽然外界的资助在帮助反对派团体购买计算机，印刷文献，促进他们的工作方面可能很有用，但是在制造非暴力的自由民主革命方面，这种资助并不比前几十年中，苏联向左翼运动提供财政和物质支持，用以制造社会主义武装革命更加有效。

 

成功的革命，无论其意识形态倾向如何，都是一定的社会条件的产物。事实上，再多的金钱也不可能让数以十万计的人离开自己的住宅、工作岗位、学校和家庭，用自己的身体组成人链，以此来挫败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坦克。他们必定是受到了强烈的变革愿望的驱使，才会愿意做出牺牲，愿意承担个人风险来实现变革。

 

革命无论如何都没有外国政府可以设计出来的标准化的成功公式，因为每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结盟关系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一个外国政府可以招募到或者动员起大量的普通平民，数量足以发起一场运动，能够有效地对现有的政治领袖提出挑战，更不用说推翻政府了。

 

即使是西撒哈拉的活动家们参加的这种研讨会，通常也是由非营利、非政府的基金会资助的，重点通常是提供有关非暴力行动的理论、动力和历史的基本信息。研讨会的领导者们之间有一个广泛的共识，即只有参加斗争的人自己才能做出战术和战略决定，因此他们一般不会给出具体的建议。然而，这种能力建设工作，就像有关可持续发展、人权、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经济正义和环境保护之类的NGO项目一样，可以成为促进国际团结的有效手段。

 

回到西撒哈拉之后，反对摩洛哥占领的活动家们，就会以他们自己的经验和从研讨会上学习到的东西为基础，继续从事为自己的国家争取自由的斗争。面对有美国支持的摩洛哥军队的残酷镇压，活动家们继续使用示威、散发传单、涂鸦、挥舞旗帜、抵制和其他的行动来把运动继续下去。著名的运动领袖阿米娜托·海达尔去年11月赢得了罗伯特·F·肯尼迪人权奖，她还两次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现在，全世界越来越多正在为反对压迫而斗争的人们已经认识到，武装抵抗只会加重自己的苦难，而不能解除苦难，西撒哈拉抵抗运动的参加者们也是其中之一。

 

从西撒哈拉到西巴布亚，再到约旦河西岸，人们从事非暴力抵抗运动，是为了反对外国的占领。同样，从埃及到伊朗再到缅甸，人们进行非暴力斗争，是为了从独裁统治下争取自由。

 

最近的历史已经证明，权力最终是属于人民的，而不是属于国家的；非暴力战略比枪炮更有力量；而且，非暴力行动是一种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斗争方式。

深圳异议人士林生亮：非暴力不合作抗争（2）

 

林生亮照片，2022年2月摄于荷兰阿姆斯特丹。 （受访者提供）

深圳异议人士林生亮近日接受大纪元专访，分享自己走上非暴力不合作抗争的心路历程，希望记者用文字记录下来，以给更多的人带来启发。

接上文：专访林生亮：谈非暴力不合作抗争（1）

理性

在监狱和看守所，曾经有坐过几次牢的很多人教过他，说你对准一个人把他打下去，下次他再也不敢打你了。

「我有过以牙还牙的念头，十几个人当中打我下手最狠的那个人躺在床板上睡觉的时候，我上厕所经过他，我也在犹豫要不要报仇？他经常欺负我，还把我像抓小鸡一样，摁在地上打，打到我一动不动的，半小时后手才恢复知觉。最终我用理性战胜了冲动。」林生亮说。

林生亮想到，是管教指使牢头狱霸打他，如果这样打了他，自己有罪反而要加刑。从此他坚定自己的想法，就是「非暴力」。 「你怎么打，我笑着面对他们，还帮数着打了几下，我说『你才打了十下啊，继续打啊。』打到打我的人都打不下手了。」

负责看管他的有一个人三天就不干了。第七天的时候，第二个人崩溃了。 「最终我用我的行为把所有人征服了，都同情我。一开始说你傻，但是我一直坚持着，那个人突然有点崩溃，不敢再看我的眼睛，说『我是人不是狗……』，突然就失控了。」

他说，「这种心理较量有时候无法用语言形容，那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得益于高智晟等人的故事，警察用牙签去戳他私处，把他牙齿打断……让我有一个提前适应的思想准备，当然也有恐惧。他们是基督徒，还有那些法轮功弟子，怎么强迫、殴打、洗脑，不让吃饭，都没有屈服。他们能做到，我这个跟他们比不算什么。就这样支撑着我的信念。」

「在从化监狱，被烟头烫，被十几个人殴打，我也没还手。犯人用拖把头塞在我嘴巴上，警察看了也不制止。在入监队，超强度的训练，头皮掉了好几层。我的痛苦抗争之后，后面的人就好过一点了，我一直在投诉。」

传奇

有一次，犯人用床单把林生亮包起来，手脚绑着，扔在厕所里面，在看守所叫「打包」。但是林生亮练过瑜珈，身子软可以劈叉，不到一分钟就解开了。还有一次穿着约束衣，二个手交叉不能动，吃饭都要别人喂的，不到10分钟他也解开了。

「他们把我从监室里带出来，几个人摁住我，那个时候我反抗，不让他封嘴巴，不让他穿约束衣，不让他戴手铐，爆发出来愤怒的力量。我在喊，很多人静静地听，有的坐在窗口听，这个对他心理产生很大的震慑作用。」林生亮说。

宝安区看守所有个区长叫吴振国，对法轮功和所有异议人士用心非常险恶的，在押人员称为十大恶人之一。林生亮就骂他，揭露他。很多警察对吴振国也有意见，暗中支持他，眼神是鼓励的。

他骂警长，「你们有没有父母？你今天对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有记录的！你的子女知道你在这里迫害我吗？你的子女将来知道你做这些事情会怎么想啊？……」

他曾被用脚镣手铐铐在窗口七天，他天天讽刺管教，「你100种方法今天第几天了？你用了几招啊？我又不报数，只问他不同的问题，拷问他的灵魂，问得他心里发毛。后来他就不进仓了。有一个人也是涉黑的牢头，他是有关系的，有一次人家打我，他看不下去了，过来打人家。」

「我在那里，打人的事件减少。因为我用实践告诉他们，你打我没用。我不说脏话，但是每句话直击人的灵魂。」林生亮说，「牢友跟我讲，那些人（管教）见到你就怕，躲着你。当然这个有点夸张，但是他们传起来的时候就变得比较传奇。」

影响力

林生亮在监狱收集被关押、被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名字，交给人权律师曝光。管教不准他跟别人说话，他就演讲，坐板的时候讲《独立宣言》，能倒背如流。

在宝安看守所监禁期间，林生亮托人带出三封信（举报信、自白书、家书），在海外大量的发布。后来所长撤换了。

林生亮认为，无论在哪里照样做事，一样在抗争，在扩大影响力。 「在看守所没人不认识我，有些管教跑来监室看一下哪个是林生亮，因为到处都在传我的事情，监狱里虽然封闭，也有一个信息流。留在那里的人，会把这个消息传给后面因为言论自由被抓的人。」

「有的原来不认识我的，在那个看守所关了之后，知道有个叫林生亮的人，出来找我。在从化监狱，监狱长每个月过来看我一二次，很多人搞不懂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又是一个反革命。」他说，「不是说坐了牢就不能做事，你找到一个方法，都是可以去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可以有一个示范作用。」

林生亮在狱中写了大量日记，详细记录每天发生的事，都被狱警抄走了。 「监狱里面的记忆跟外面的记忆是不一样的。」他说。

绝食抗争

2021年年初，林生亮因为在朋友圈发「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的水印又被抓走了。他绝食15天，人瘦了十多斤，状况却非常好，被释放后生龙活虎地走回家。

这次比较庆幸的是，他的朋友帮他销毁了保存资料的苹果手机，国保无法取得「证据」。他跟国保打交道也是秉持非暴力不合作，验尿、抽血抬着，没办法插管，也没办法做核酸检测，在医院僵持着，把法警累得够呛。

犯人都很关心他，在林生亮绝食的时候接力，比如第5天走的人留下电话号码，让第7天出去的人告诉他林生亮什么情况了。后来出来的这些人建了一个群，林生亮还帮助他们找工作。国保说：你要出来还有一个队伍在找你呀！

2021年5月29日，林生亮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 4月25日他第一次去教会，就遇到深圳警察冲击教会，100多个警察把楼封了。当时林生亮的老乡郭富坤在宝安看守所离奇死亡，林生亮介入这个案子，当局非常紧张。后来赔偿给家属60多万。

倡导非暴力不合作

在监狱里，犯人往饭里吐口水，多余的菜扔到都不给牢犯吃，在训练的时候不让上厕所，导致有人尿在裤子上，遇到这种事情林生亮都会找狱警投诉。 「像傻子一样坚持」，这样通过不停的抗争，改善了犯人的待遇。

「在国家机器面前，被系统性的打压、围剿你的生活空间，用这种抗争方式相对来说是成本比较低的，而且对个人来说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用这种方法去影响到你身边的人，包括迫害你的人。」他说，他给警察启蒙，有时候警察也会跟他说一些知心话。

林生亮认为，自己能侥幸逃出国是因为实践这种抗争方式让当局内部产生裂变，有人同情他，或者嫌他留在深圳太麻烦。

「我在监狱里用这种方式。我在监狱外，他每次要抬来抬去，有一次抬到家门口了，说要不要抬你回家里啊？我说你从哪块砖把我抬走的，你就把我抬回哪一块砖。很幽默，又坚持原则。」

他解释说，从心理学角度，两个人生气，只有打架才能平息怒火时，我就打你5下，你一直微笑面对的，我还打得下手吗？但是你骂我，我的手不会停下来，你越反抗我越打你，继续打你。

「同样的原理。十几个人冲上来打你，踹你的肋骨，你防啥啊，只能抱着头，你反抗的话，更有可能打到致命的地方，或者把你打死了。

「我用非暴力，怎么打都不还手，还要笑着跟你讲，还要坚持不合作。一开始都不解，甚至排斥你，到后面慢慢理解同情你，最后敬重你。这样一个心理过程。」

他表示，当然面对暴政，暴力反抗是天然的权力。不要因此误解非暴力是排斥暴力反抗暴政，非暴力只是一种抗争方式而已，不要过于简单地理解。

「如果整个社会能做到，就像曼德拉抵制英国统治、争取权利一样，这需要一个从点到面的推动。」林生亮相信，整个国家发展的脉络也是这样，现在是仇恨，然后妥协、和解，最后走入民主，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妥协和和解。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