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澄演讲中国的非暴力抗争

作者：施卫江 5/9/2011

2011年5月7日下午，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东部地委在宋书元主席的主持下，在党部办公室举行研讨会，由王澄博士主讲关于中国的非暴力抗争课题。

参加听课的党员有：宋书元、王天成、王礼进、张玉红、徐国鑫、姚兴芳、彭咏言、张成亮、杨光、邱吉兆、冯荣洽、王小明、董恩兴、陈起福、林月梅、区桂枝、何详林、邱文健、张志海、姜洪波、孙德林、牛林林、梁修波、江惠云、张敏、李沂、杨冰、王晓青、李秋萍、欧铭、侯庆峰、张健、陈德胜、瞿品丰、施卫江、李国涛、付申奇、刘念春、李国威、刘金文、程长河、施毅，等四十位党员出席了演讲课程。

王澄医生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医科博士学位，在纽约市开业三家康复诊所，行医多年。王澄年轻时候曾目睹了中共暴政的黑暗和残忍，结合自己在中国的成长经历，再去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和中国城乡二元化体制的危害，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心得。厚积薄发，今天的课程，对于王医生的讲解，可谓小餐一碟。

我们主张非暴力的和平理性的革命，我们的行动一定要避免暴力倾向，历史上中国共产党搞土改就是大肆搞暴力，造成了许多冤案和血腥，并且严重扭曲了人性，毁坏了良知。

第一，民主党提出的施政要略之一，就是清除城乡二元化，我们民主党提出清算共产党口号，可以唤起人民大众的革命热情，特别是处于二元社会下层的大量农民群体，当然我们要做到我们曾经许愿过的主张，即使不能马上提升到能够满足农民利益的条件，也应当要去除不合理的地方，让他们能“消气”。

第二，当一个社会中感到绝望的人群大幅增多的时候，这是爆发革命最为关键的地方。单单靠年轻人的带动大多数人群，力量是有限的，主要是靠绝望的人群能够站立起来。

第三，革命的起步门槛须低。一个农夫在驱赶一头驴子上山的时候，需要尽量减轻驴子身上的负荷，越轻越好，不然驴子会胆怯而不愿意上山。一边要拉，另一边又要推，迫使驴子上山。

王澄演讲完毕，而后为大家播放了几部关于世界闻名的非暴力抗争案例的电影。

第一步影片是印度的《甘地》，甘地是一位世界级的人物，正是甘地领导的印度国大党进行 “不合作”运动，强调非暴力原则，最终促使大英帝国在印度次大陆的殖民地瓦解。

第二部影片是智利的《皮诺切特》，它讲述智利人民推翻皮诺切特独裁暴政的历程。

皮诺切克在20世纪70年代的军事政变中推翻了民选的政府后，就一直靠暴力统治着智利。在那场政变中，他抓捕四万人，杀死三千人。他是世界上唯一的把反对者从飞机上扔下去处死的方式镇压反对运动。

智利人民的强烈抗争使得生活反而处于恐惧之中。到80年代，智利人民开始思考如何结束暴政。最初想罢工，但得知皮诺切特要血腥镇压后，就改为罢市。罢市开始那天，从感觉看，智利城市生活节奏变慢。晚上，不满的民众到处闹腾。第二天人们兴奋地交流信息。反对派决定，今后每月一次抗议。每次参与人数日渐增多，人们的胆子开始变大，并产生信心可以通过和平方式推翻专制。

在8月第四次罢市时，皮亚切特更换内务部长，开始与民众谈判，但调上万士兵强力镇压，政府公布杀了17人，但百姓说死亡80多人。民众开始暴力反抗。红衣主教呼吁和斡旋谈判。但皮亚切特在10月庆祝自己的生日时，撤换他认为软弱的内政部长，升级镇压。人民对谈判转变看法，认为其幼稚。11月末，有50万人集会，11个党团结起来组建一个反对党。他们认为，如果不联合起来智利就会陷入内战；智利人民主张用枪打反动政府，政府残酷镇压，教堂保护受害者但主张非暴力；86年晚夏，内战爆发，一次针对皮诺切克的暗杀行动杀死他的5名保镖，但他本人没死。

此后，围绕是否使用暴力问题，民间思想极度混乱，实际反抗运动中，暴力与非暴力并存。1988年，是智利法定的选举年。自信可以赢得选举的政府，决定采取投票选举国家领导人。反对运动发起“No 运动”。1988年10月5日，大选结果宣布，人民胜利了。

王澄讲道：“我们所观看到的是一些非暴力抗争的模式，我们不妨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我们的革命的设想。要搞非暴力抗争，只能中国本土的力量，假如搞暴力，则势必依靠外国的力量，那么我们这个组织的合法性就会成问题。”

电影观后，许多党员发表了自己的感想。

彭咏言：“不像智利，中国的老百姓没有能得到起码的选票，这是关键的，中共不可能给予民众选票。另外，组织的力量也是挺重要的。”

李国威：“民主党需要声张我们的理念，民主党的党员们需要体念自己的价值所在。”

张健：“中国的民主进程，其实从中国共产党执政起，早就开始了，对于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呼声从未停止过，但是全被共产党给扼杀了。到了现在我们的革命还没有真正走出去，需要深刻思考的。”

杨光：“中国的老百姓现在普遍地处于相当的恐惧感之中。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老百姓害怕极了，不敢出面站出来。但是现今一些80后的年轻人，倒是有些胆略，有些思想，有些抱负，有能力做些事情，我们要设法首先去带动年轻人来做些事情。总的说来，中国的老百姓迄今还没有达到要闹革命的临界值。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多作宣传，要让老百姓多多知道一些事情，其实人民的力量是最大的。”

姚兴芳发出自己的肺腑之言“在中国，在作为人，没有思想的权利，作为中国人，没有人权，没有选举权，所以共产党能够为所欲为，腐败透顶。在中东北非地区，人民纷纷站立起来了，而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没有热情高涨起来？始终处于被侮辱之中？没有像中东地区阿拉伯民众那样，挺身而出，敢于走上街头，与统治集团进行斗争。作为民主党人，我们应该站立出来带动民众，勇于与共产党作斗争。我们需要将我们的烈火，一定要熊熊燃烧起来，要加快步伐，我们要呐喊：我们要民主！我们要人权！”姚女士的发言赢得了阵阵掌声。

王礼进：“共产党对于网络封锁很厉害，使得大陆的民众能以得到许多事实真相，被蒙蔽着，好多民众也无法串联在一起。另外共产党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也是强烈，大陆的民众尽管受尽共产党的欺压，但是一旦到了与来自外界的政治压力的时候，往往会出于民族主义的情感，反而维护国内的专制政权，这是需要我们深入研讨的。”

法国的一家媒体在现场进行了采访报道。

中国民主党美东地委宣传员 施卫江 报道

20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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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抗争 ,

和埃及革命青年見面

劉重義

偶然有機會和這次埃及革命的活躍青年Mohamed ElGohary見面。Mohamed是全球之聲（Global Voices）阿拉伯文版的負責人，也是埃及最大的獨立報紙《Al-Masry AlYoum》的社群媒體部門負責人，才28歲。他和大家比較熟知的年輕革命英雄Wael Ghonim很早就在網路社群裡互通聲氣，但卻未曾見過面。

　埃及的Internet人口普及率只有16％，遠落後於台灣的70％，facebook的使用者約10萬人，遠低於台灣的1,100萬，卻已足夠成為宣傳革命、動員群眾的有力工具。

　Mohamed認為促成埃及革命的主因是：穆巴拉克長期的獨裁、腐敗和壓迫；落伍、荒謬的憲法；貧富嚴重的差距，40％的人生活在貧窮線下；執政集團在國會選舉使用奧步；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的鼓舞。

　早在2008年春天，埃及的年輕人──大都是20歲到35歲之間──就在facebook組成「四六青年運動」，支援一個準備在4月6日罷工的工人運動。

　其後，這些青年人不斷受到統治集團的司法迫害。2011年1月14日，突尼西亞人民成功地逼使獨裁者賓阿里倉皇流亡海外之後，「四六青年運動」發起人之一，26歲的Asmaa Mahfouz1月18日在facebook放上她個人對埃及社會的呼籲錄影，點燃了埃及革命。

　Asmaa呼籲她的同胞1月25日統統站出來，集合到開羅的「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爭取自己的人權，也公開反對穆巴拉克的獨裁。執政近30年的埃及總統在2月11日，終於向持續18天的群眾示威屈服而下台！

　Mohamed指出：把統治集團的不公不義透過社交媒體擴大訴諸群眾；把軍警鎮壓人民的暴行和抓耙仔的惡行嘴臉在Internet現場實景曝光；尤其群眾衝進警察總部後，將大量壓迫人民的文件、證據在網路散播。

　這是facebook所提供的重要功能，它激發了群眾的勇氣和決心，贏得了世界各地正義人士的支持，決定了獨裁者下台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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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際空間的革命環境

吉恩.夏普：非暴力抗争的战略家

吉恩.夏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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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 28.04.2011 20:00

中东地区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从2010年底爆发至今，突尼斯和埃及的独裁者已经下台，更多国家的政府被迫改组。很少人会认为是美国政府促成了这次民主运动，不过一位83岁的波士顿退休教授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叫吉恩夏普。夏普博士的著作《从独裁到民主---解放运动的概念框架》可以从爱因斯坦研究所的网站上免费下载。贾米拉拉吉布负责研究所的日常工作。

爱因斯坦研究所执行主任贾米拉.拉吉布说：“一般来说，一星期有几百次下载。”

自从中东地区爆发革命以后，情况有了不同。

贾米拉.拉吉布说：“打那时候起，数字上升了不少，英文版的下载一天可以有1万5千次。”

*影响世界*

爱因斯坦研究所坐落于波士顿城东的一栋普通民居内，它由夏普创办于1983年。

《从独裁到民主》是他最有影响力的一本书。

爱因斯坦研究所创办人吉恩.夏普说：“这本书是1993年写的，但它基于此前至少20年的研究和起草。”

当时夏普博士是应邀为缅甸的持不同政见者写的这本书，到目前为止这本书已经有包括中文在内的34种语言的版本。

夏普说：“它翻译成了阿拉伯语，它出现在“穆斯林兄弟会”的网站上。很多人很吃惊，其实穆斯林对非暴力抗争非常感兴趣。”

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和其他媒体报道说，埃及等国家的异议人士最近几年一直使用夏普的著作培训民众，帮助他们学会使用非暴力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面对称赞，夏普本人很低调。

吉恩.夏普说：“我读到过有关报道，说他们还用过我其他的书，但我没有得到直接的证实，所以我必须很谨慎。”

夏普博士已经著作等身，但依然笔耕不辍。最新的一本书又刚刚完成。

他说：“今年秋天纽约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将发行。不好意思，书名就叫《夏普的权力与斗争辞典》。”

他觉得自己的名字在封面上过于突出，所以才说不好意思。除夏普以外，爱因斯坦研究所还有两位雇员。

贾米拉在这里已经工作9年。杰西卡刚刚一年。再加上一条名叫莎丽的狗。

夏普博士谈起这条狗时说：“她很安静，一年只叫过一次。”

*理论和实践*

研究所跟开罗解放广场几乎找不到任何相似的地方。不过，夏普博士的理论跟埃及的实践之间有很多联系。夏普说：“他们似乎有很好的规划，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向人民大众成功地传递了不再畏惧的重要性。这么多的人说我们不再害怕。”

这次埃及人民为结束独裁而展开的抗争过程中，穆巴拉克一度提出与民众谈判，但遭到拒绝。夏普的战略正是这样建议的。

他说：“不要上当，独裁者提出谈判是因为他们要赢得一些东西，你自己并不强大，不可能通过谈判取得任何收获。”

夏普著作的核心是非暴力抗争的战略，他以制定切实有效的战略原则著称。有人将夏普与历史上有名的军事战略家相比，称他为“非暴力抗争的克劳塞韦茨”。

夏普说：“我一直在研究非暴力抗争的开展，这种抗争有时候成功，有时候失败。我关心的是你如何更有技巧地开展非暴力抗争，让成功的机会更大一些。”

夏普提供的非暴力行动的战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21世纪初期东欧等国家爆发的颜色革命中，民众同样实践着夏普的战略。罗伯特哈维曾经使用夏普的著作训练缅甸和塞尔维亚等国家的异议人士，他本人是退役上校，现在定居西弗吉尼亚州。

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罗伯特.哈维说：“过去40年来，是吉恩给人们种下的这些理念。人们逐渐在各自的体系内采用了这些战略，就好像它们一直存在。其实，是吉恩的工作才让这些战略得以显现。”

*独裁者的恐惧*

有些国家对夏普的评价不高，甚至认为他是危险分子。2007年，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公开谴责他煽动骚乱。

夏普不以为然：“不会有太多人这么认为，有些独裁者会这么想，但这是他们有问题。”

2008年，伊朗政府将夏普与美国参议员麦凯恩和慈善家索罗斯并列，称他们为中央情报局的间谍。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夏普的贡献。

哈维说：“他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我们看到了权力的机制，没人能豁免于人民的权力。如果我们能动员民众，我们可以解放自我，自我解放是可能的，吉恩告诉了我们怎么做。”

夏普和平抗争的理念受到了甘地、梭罗、爱因斯坦等人的影响，爱因斯坦亲自为他的第一部著作写了序言，他也因此以这位物理学家的名字为自己的机构命名。

夏普回忆起他的 第一本书时说：“我那时候刚刚25岁。”

夏普从不放弃和平抗争的原则。在利比亚，和平抗争已经无法实现，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展开的是战争。此时能否认为只有使用暴力手段才能推翻独裁呢？

他说：“不，不是这样的。事实上，使用暴力手段或者战争的伤亡率是巨大的。非暴力也会有牺牲，有时候很严重，几百上千，比如像天安门广场发生的那样。但是比较而言，还是非暴力抗争的牺牲少一些。”

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期间，夏普曾经到北京考察，一直到6.4发生以后才离开。他希望了解中国非暴力抵制的实际情况。

他说：“他们知道一些，但不是太多。他们知道甘地领导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他们知道美国的民权运动，马丁路德金等。”

*给中国学生的忠告*

今天的中国虽说还是由共产党控制，但跟22年前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夏普博士给出了当前条件下非暴力抗争的战略原则。

夏普的忠告是：“不要一开始就去规划大规模革命，你没有那个力量。象中国这种情形，从小事情做起最好。因为你的力量很弱，你只能选择从小事情、你可能赢的那些事情着手，尽可能小心地、巧妙地制定计划。”

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

本书是作者历经数年完成的一部系统研究抗争性政治的学术专著。作者从社会冲突的基本理论出发，全面地分析了转型期中国社会冲突的基本类型，特别是重点研究了维权事件和社会泄愤事件的基本特征及社会风险，并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系统地提出了化解社会冲突的政策性建议。
　　底层社会是一种社会存在，也是一种价值观，还是一种研究方法。中国政治社会学研究者所努力的就是要揭示这种社会存在，张扬这种社会价值，坚持这种研究方法。为了贯彻这种价值和方法，在实际的研究中，就要深入到底层社会的内部结构中去，采取实证观察方法，从正在发生的社会现实中探索发生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因而，要通过大量的社会调研和精细观察，获取第一手的客观材料，归纳出底层社会发展和演进的逻辑。

  《抗争性政治》第一部分

    最早对社会冲突做出区分的是冲突理论源起阶段的代表人物齐美尔。他提出了“作为手段的冲突”和“作为目标的冲突”，“个人冲突”和“超个人冲突”等分类方法，并将冲突划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战争，即群体之间的冲突；二是派别斗争，即群体内部的冲突；三是诉讼，即通过法律途径处理的冲突；四是非人格的冲突，即思想观念上的冲突。冲突理论繁荣发展时期的代表人物科塞对冲突进行了归类研究，着重分析了三种冲突类型：一是现实冲突与非现实冲突；二是初级群体冲突与次级群体冲突；三是群体内部的冲突与群体之间的外部冲突。美国政治社会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在其《一致与冲突》一书中将社会冲突分为四种（其所称的四条主要的分裂线）：一是国家建设的中心文化与边缘身份的芸芸大众在种族、语言和宗教上日益增长的敌视之间的冲突；二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和实施动员的民族国家与教会拥有的在历史上承袭下来的一些特权之间的冲突

《抗争性政治》第二部分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中国的多元社会格局日益显现，各种社会利益阶层和利益群体也不断涌现，尤其是经济发展导致了人们的参与愿望不断提升，这就需要政治参与的制度和机制有所调整，以便更好地满足各群体和阶层的利益表达诉求，适应新时期社会治理的需要。本章所涉及的国家政权建设、基层治理方式变迁、基层政权退化、信访制度改革与宪政建设，不仅是公民权利觉醒与公民社会成长的关注重点，也是国家有效治理如何实现的焦点问题。

从胜利走向胜利

 郭保胜更多文章请看郭保胜专栏
     作者：郭保胜 
     自今年2月20日北京王府井麦当劳店前上千人茉莉花微笑行动开展以来，短短一个月（截止到3月20日），中国大陆境内已经发生四次上千人的群体户外表达活动： (
2月20日北京王府井麦当劳店前上千北京市民围观散步、声援突尼斯、埃及民众茉莉花革命的市民集会； 
    2月27日上海和平影都前上千名上海市民进行第2波茉莉花行动；
    3月16日，四川阿坝县城上千名藏族同胞上街进行集会活动、表达公民权利；
    3月19日下午，南京上千名市民在市图书馆前进行“拯救梧桐树”的静坐散步活动。
    除这四次大型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外，全国各地因日本地震发生的“抢盐狂潮”也使维稳体制遭到重创。人心思变、风潮涌动、河蟹体制摇摇欲坠、中国之大变局已经来临！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南京3月19日梧桐树集会是在南京市委书记朱善璐、市长季建业已经通过媒体发布停止移树砍树通知下进行的，这说明民众早已不再信任政府的承诺，而只相信凝聚起来的集体力量才是决胜的关键；也说明民众真正聚焦热心的是自己的表达权利，而不仅仅是表达诉求的对象上。寻求表达、积极地表达、勇敢地表达、通过各种方式方法表达心声和不满，成为当代中国人最大的需求，这也是这次茉莉花运动力图实现的核心民众权利。
    
    从网上和媒体的呼吁到地面和户外的群体活动，中国民众已经认识到后者才是导致政权退让的关键，散步、围观、集会，是这个时代民众彰显公民力量和意志的法宝。社会运动必须在户外的街头、广场、公共建筑前进行，如此才能显示实力和压力、也才能唤醒民心、使民众效仿。社会运动的目的是给当政者以足够压力，迫使其改变政策，因此直接面对当权者的地面群体活动才最具有威慑力。
    
    通过连续5波的民众茉莉花行动，民众对地面群体活动的威慑力更加认可，民众要求表达权的诉求正进一步深化下去，而有关茉莉花行动的信息，也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扩展。虽然目前阶段中国社会运动还处在热身、演练、酝酿阶段，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到底，导致政权更迭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就会来临。
    
    导致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的大规模德国游行示威，其实从1989年夏天就开始酝酿、各种群体事件层出不穷，5月开始每天成千上万的东德人以去匈牙利旅游为名，取道奥地利逃往联邦德国。 同时，莱比锡圣尼古拉教堂为民众开放，每周一为国家公义和公民权利祷告，9月的每周一祷告会后，民众开始走向街头、傍晚聚在广场，开始只有几百个人参加，到10月，有7万人参加。紧接着全国性游行示威爆发，11月9日，柏林墙倒塌。民众持久的抗争最终能导致专制垮台，而当时无论是西德、美国、苏联还是整个北约国家，都认为东德不会在数年内瓦解呢！
    
    中国1989年举世闻名的民主运动，其实源于1986年年底至1987年初全国范围内的大学生运动，最初是安徽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后来上海、北京、武汉等地各高校相继发生学潮，要求政府进行反腐败和民主化改革。1988年初，全国通胀20%，数百万工人失业，腐败加剧、官倒猖獗。1988年6月北京大学生以“柴庆丰事件”为由发起学生运动，成为89学运的先声。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大规模民主运动正式爆发。由此我们看到群众运动不是一下就能促成的，它需要人们的不断酝酿和坚持，而在酝酿阶段，最需要的我们的耐力和毅力，持之以恒、最终梦想就会成为现实。
    
    在酝酿阶段的阶段性胜利，也是我们不断进行下去的动力来源。从南京的梧桐树集会中我们再次看到，每一次抗争都不是无效的，当权者会因为惧怕民众力量而会做出阶段性的退让，而民众一次一次阶段性的胜利，也会使不再恐惧的民众、逐渐增强自信的民众自我实现自我的解放。有人会问，当局难道不明白“民众会从胜利走向胜利、当局会从妥协走向妥协”的这个道理吗？他们知道，但是他们已经没有退路。维稳的成本高过了军费，还在不断加大，在民众的抗争面前，不妥协的话后果更加糟糕，因此专制者不能不妥协。而最终的妥协，就需要民众抗争所造成的“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事件及其规模。
    
    其实茉莉花行动的缘起还在于对北非、中东民主运动的欢庆和声援上，民众也要接续这个主题。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之后美英法等正义之师对独裁者的军事力量进行了猛烈打击。邪恶得到了惩治，人民力量得到了国际的声援和帮助，利比亚获得自由的日子指日可待。这也是中国茉莉花运动取得的阶段性胜利之一，更是我们坚持到底的动力之一。
    
    总之，中国民众的茉莉花行动正在取得阶段性的胜利，只要我们坚持到底，必将从胜利走向胜利。北非、中东人民能实现的，为什么中国人就不会实现？我们相信凭着人民的力量，将已经初见胜利端倪的茉莉花运动进行下去，通过散步、围观、静坐、默默聚集、迫切祷告，展示公民的力量、表达公民的诉求。
    
    我们的行动不会停止，只要专制政府存在一天，茉莉花行动就要进行到底！在埃及，民众呼喊：“只要穆巴拉克不下台，我们每天都来！” 同样在中国，我们也要呼喊：“只要一党专制不结束，我们每周都来！”我们终将从胜利走向胜利！
    
    ——《纵览中国》首发

如何以非暴力结束专制

王力雄更多文章请看王力雄专栏

一、以往的非暴力抗争为何无效
    我们一直说最大幸事是专制者主动进行政治改革，并且对此抱着无穷希望，以把芝麻看成西瓜的欢欣解释所有似是而非的迹象。然而到头这种期望总是变成失望。我今天仍然这样期望，但是同时需要保持一份清醒，做好准备——如果专制政权至死不进行政治改革，应该怎么办？ 
    
    不能再考虑暴力革命。一是因为在控制技术如此发达和武器水平差距巨大的今天，以地下党、革命军的方式改变政权基本没有成功可能，甚至连地下党和革命军都无法出现；二是以往的暴力革命都使人民遭受巨大灾难，那种历史不该重新上演；三是通过以暴易暴上台的新权力照样是可疑的，鲜血浇灌的不一定是自由之花，说不定长出另一个嗜血魔鬼。 
    
    当然，没有革命，专制政权也不会万寿无疆，终会由于内部腐朽而垮。但那会是一个长期过程，社会将一直处于专制压迫下；同时因为没有另外的整合力量，旧政权垮台会导致权力真空，造成社会动荡，代价十分惨重。因此毫无作为的等待也非良策。 
    
    剩下的只有非暴力抗争。 
    
    非暴力抗争有成功先例，甘地和马丁•路德•金是最著名的代表。不过，他们所处的社会或是法治完善，或是有民主体制，并且有雄厚的民间社会，非暴力抗争具备空间和形成组织的基础。而我们上述条件都不具备。 
    
    以往非暴力抗争的核心之一是诉诸弱势者的苦难和坚忍，迫使强势者让步。如金所说：“我们将以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来较量你们制造苦难的能力。我们将用我们灵魂的力量，来抵御你们物质的暴力。我们不会对你们诉诸仇恨，但是我们也不会屈服于你们不公正的法律。你们可以继续干你们想对我们干的暴行，然而我们仍然爱你们。……不久以后，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就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我们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赢过来。”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对方良知未泯，然而在专制政权的词典上，良知是不存在的词汇。 
    
    长期研究非暴力抗争的美国学者金•夏普(Gene Sharp)为非暴力抗争赋予了更多内涵，在被动忍受的“唤醒良知”（“说服”）之外，还有“不合作”乃至“介入”的主动出击，用以造成统治瘫痪、混乱和失效，迫使统治者做出让步。金•夏普总结了多达198种非暴力抗争的方法，其中“说服”类仅占54种，“不合作”类占103种，“介入”类占41种。然而让生活在中国的人看，那些方法大都是隔靴搔痒，甚至是天方夜谭。达到制裁统治者并迫使其让步的“不合作”运动，前提是必须具有足够规模。对十三亿人口的中国，除非有上千万人同时“不合作”，否则只是杯水车薪。问题就在如何能做到那么多人参加，并且甘愿承受“不合作”给自身带来的风险？——那必须通过广泛的动员，而动员的前提是组织。且不是秘密组织，因为秘密组织不可能广泛，或是广泛了就不再秘密。好，专制政权在这一点上卡死，只要不允许那样的组织存在，不给体制外的动员和串联提供空间，不合作运动就只能是分散的，无法达到可以迫使统治者让步的规模。这在超大规模社会（如中国）表现尤其明显。金•夏普总结的那么多非暴力抗争方法，因为这一悖论大都成为空中楼阁。 
    
    以往的非暴力抗争手段的共同性质是，其能否发挥作用，不取决于抗争者，而取决于当局。只有在当局让步的情况下，才能发生变化。因此在对抗双方之间，当局总是主动的和决定的，抗争方只起压力作用。而只要当局有能力进行镇压，或是哪怕同归于尽也不肯让步，非暴力抗争就不会取得进展。 
    
     
    二、如何非暴力地“掌权” 
    能不能找到一种非暴力手段，使无权者能够直接拥有改变和决定的能力，成为主动方，而让专制政权成为被动方呢？递进民主制就是这样一种手段——它不是单纯的不合作，而是能够直接把社会权力掌握在民众手中。我们不妨先以村民选举为例，来看它怎样解决当前问题。 
    
    递进民主制在村一级首先是以自然村（现称村民小组）为单位，每户农家出一个代表，组成社区（自然村）管理委员会，共同商定社区事务，同时选举出日常主持和执行的负责人（村民组长）。对于长年居住和劳动在一起的村民来说，无论是商议村中事务还是进行选举都简单易行。如果不考虑当局是否允许实行这种递进民主，仅从操作性而言无任何困难。 
    
    自然村的上一级是行政村。每个行政村由数个自然村组成。名义上行政村是农民自治单位，但行政村的实权是由村党支部书记掌握。书记不由村民选举，村民选举的村委员会要么服从书记，成为虚设，要么和书记对抗，最终往往失败。可以说，共产党设在农村行政村的党支部，是目前村民自治的最大障碍。农民实现真正的自治，首要一条就是摆脱党支部及其书记，让村委会成为村里的唯一决策机构，村委会主任成为唯一的负责人。 
    
    中国在法律上确立村民选举至今已十几年，为什么实权仍由书记掌握，而村民选举的村委会成为虚设？这里不重复那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只谈尚未被注意的一点——目前的行政村选举没有分层。 
    
    一个行政村小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且分散在数个不同社区（自然村）中，当他们面对代表政权的党支部和实行自治的村委会两个中心时，很难采取只听从后者不服从前者的一致行动。在村民选举中对村委会主任投了反对票的村民，可以通过服从书记来表达对当选主任的反对。而只要有人服从，书记权力就有存在的基础，其受当局支持的优势也可以发挥，更多的村民会从利益考虑对其服从，从而使其进入正循环，压倒村委会主任。 
    
    变量超过一定数量，事物会进入所谓“混沌”状态，多变量的互动将使事物脱离既定规则和预期走向。对行政村的范围，人数（变量）过多，真正的自治无法实现（理论描述为“自治强度和自治广度成反比”）。行政村的选举应该分层，这是道理之一。 
    
    递进民主制对行政村不是人为分层，而是利用农村现有结构——家庭、社区（自然村）、行政村。由家庭选举村民组长，村民组长组成行政村委员会，再选举行政村的主任。实现这种分层，就能避免书记染指村内权力。因为实行递进民主制就等于村民认可了行政村一级事务是由各村民组长代行，书记面对的就不再成百上千的村民，而是十数个村民组长。而村民组长不会像村民那样围着书记转，因为村委会本身就是由村民组长组成，甩开村委会等于甩开他们自己。即使是对行政村主任投了反对票的村民组长也不会去服从书记，因为委员会是靠妥协机制粘合在一起的，内部有“长期交易”和“相互延期补偿”的性质，这次的少数下次可能变成多数，前提是大家要遵守共同规则。村民组长人数不多，不会进入无规则的混沌状态，所以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加以妥协、交易和补偿的委员会机制，可以达成一致立场——即作为村委会委员，大家只服从村委会共同决议，并把日常执行权交给当选主任。 
    
    一旦不再有人听，书记对村中事务就失掉了权力。于是通过这样分层，当前村民自治的主要障碍就被解决。这种解决指望靠当局撤销村支部或要求书记服从村委会，不知何年才可能，而靠村民自己实行递进民主制，则马上就可以实现。 
    
    到乡一级，递进民主又分出一层，由各行政村的当选主任组成乡管理委员会，同时选举乡长。道理也一样，新的委员会一旦成立，虽然当局任命的党政机构和书记乡长依然存在，新委员会却不需要与他们发生关系，不需要进行争夺，权力便会自然转移到自己手中。那些党政机构可以继续占据办公室、汽车、印章等，但只要是各村村委会和主任都不认可他们的权力，那些东西就仅仅成为摆设。 
    
    权力的实质在于被治者同意。原本人们服从的，有一天不服从了，换了对象，权力就发生转移。过去所说的“夺权”必须先消灭原本的权力载体，才能取而代之。如共产党先要把国民党政府推翻，再自上而下任命自己的官员，才算建立起政权。这种从全局着手的夺权，往往需要暴力手段，成本高，难度大。递进民主制不需要推翻旧政权，只是以和平方式逐步实现自治，转换服从对象，将旧政权架空，而且是从基层局部起步，权力的转移因而要容易得多，循序渐进，最后改变整个政权。 
    
     
    三、破解镇压的灵丹妙药是“法不治众” 
    递进民主制能做到和平接管权力，首先在于它的“层块”方式使选举无需主持选举的机构，选举者能够自发进行。这一性质对于专制压制下实现民主突破起决定作用。大规模举离不开组织者、投票站、规定时间、计算选票等，必须事先有主持选举的机构。专制权力只要不允许那种机构出现，即便乡一级规模的直接选举都无法进行，遑论全国范围的选举。因此，以直接选举方式实现民主转型，仅为能成立主持选举的机构，都得先在整体上改换政权（或旧政权自我改变）。 
    
    递进民主制从基层和最小的局部起步，所有选举都在人数有限的“层块”范围内举行，因此无需主持选举的机构，也不用政权先发生整体改变，因此发生对抗的激烈程度会远低于改换政权的整体对抗。另外，递进民主制的递进委员会使决策总是一种集体行为——因为每个人都是委员会成员，决策由委员会共同制定。这就构成了专制政权进行镇压的难题——法不责众。专制镇压的一贯思路是“打蛇打头”，抓住个别“黑手”，其他参与者就会瓦解溃散。递进民主制却相反，“黑手”不是个别当选者，而是多数选举者。当选者是被选举者“操纵”的。主动者是多数。镇压机器从来只是对少数有效，面对多数却没有办法。对当选者下手不符合道理，也不解决问题，即使抓走当选主任，委员会可以立刻再选新主任。如果扩大镇压面，连委员会成员一块抓，那些委员是由其下更多选举者所选。这样层层往下推，最后的选举者是全体民众。即使是最暴力的政权，也不能把所有民众都抓进监狱。从这个角度，暴力对递进民主制就失去效力。这就是递进民主制对抗镇压的最大力量所在。 
    
    当然，专制当局可以用关押当选者作为威慑，杀鸡给猴看，让其他人不敢当选。这时需要付出一些牺牲，需要有一些在高压下敢于当选不怕入狱的人。这也是甘地提出的“填满监狱”——抓一个再选一个，不停地选下去，当局能不停地抓吗？那是一场比赛，究竟暴力能坚持，还是非暴力能坚持。我相信递进民主制最终会胜利。今日中国毕竟有了讲法治的门面，且着国际社会的制约，它不能把“当选”说成多大罪名，也不能像毛时代那样进行无限迫害。而只要代价不是承受不起，敢于入狱的当选者却会由此得到尊重和拥戴，“填满监狱”就坚持下去的基础，敢于当选的人也就可以前仆后继，层出不穷。 
    
    何况递进民主制除了选举还有其他非暴力不合作手段。举例说，如果通过递进民主产生的乡长被专制当局抓走，选举了那个乡长的各村主任仍然不会承认专制当局委任的乡长，也不接受通过其下达的指令，结果就相当于当局丧失了与那个乡对话的“接口”，失去了对那个乡的控制。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制约是致命的，掐住的是权力命脉，因此比其他非暴力手段都有效。譬如收税，当选的村委会可以照做，但是收上的税只能交给村委会主任选举的乡长，而不交给专制权力任命的乡长。那么专制权力抓走村委会主任选的乡长，就同时失去了那个乡的税收。一个县有若干这样的乡，财政可能就出问题。因此在镇压无效的情况下，县当局有可能做出让步。 
    
    非暴力不合作如果是单纯不合作，同样会伤害自己，就像罢工使罢工者失去收入而不能持久一样。有力量的不合作应该是在不与专制权力合作的同时，能够保持内部合作与日常运转，才能在坚持的比赛中获胜。递进民主制能把对专制权力的不合作和内部的合作最好地协调起来，从而使乌合之众的百姓能够与组织严密的专制权力进行长期和有效的抗争。 
    
     
    四、置换细胞实现的革命 
    递进民主制尊重法律，即使对专制政权的法律，也保持在其框架内活动。递进民主制的根本在于当权者要由人民决定，专制权力的宪法也是如此标榜，只是未在实践中体现。之所以没有体现，在于选举方法的弊病使选举虚假。从这个角度讲，递进民主制改变选举方法，使选举者意志得到更好体现，因此完全符合现行宪法，是对以往违宪的拨乱反正。 
    
    另外，因为递进民主制具有高度理性，只要当局承认递进委员会的内部自治和逐层递选结果，实行了递进民主制的社会单元就会与原政权体系保持合作，承认旧体制和服从旧规则。这表现在：当递进民主制在基层单元实施时，只是该单元内部自我管理，对外与其他没有实行递进民主制的社会单元一样，当局布置的任务要完成，税费得交，开会得去，上级下达的指标也要实现。这除了是对法治的尊重，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手段，容易获得旧体制的容忍。专制当局虽然不愿意自己体内长出另外的机体，但是镇压将造成不合作，反而失掉对那部分机体的控制，若是给予容忍，那部分机体会主动配合，反而可能比原来还稳定。尤其是在危机发生、当局控制力减弱的情况下，默认递进民主制有可能被当作明智的选择。 
    对原体制的尊重和配合不意味递进民主制不再进取，因为会有其他社会单元不断采纳递进民主制。如一个有三十个乡的县，开始只有一两个乡实行递进民主制，随后其他乡陆续效仿。在这个过程中，实行了递进民主制的乡仍然服从县当局，其变化只对内不对外，全县范围仍然按旧体制运转，相安无事。但是当实行递进民主制的乡变成多数时，就会变化。通过递进民主产生的乡长会要求由自己组成县的管理委员会，并选举县长。因为实行递进民主制的乡已经是多数，尚未实行递进民主制的乡只能跟随。这时递进民主制就由乡扩大到县，整个县就实现了递进民主制。
    这时，前面的过程会重复，只不过提高了一个层次。旧的县级党政机构虽然还存在（没人去推翻它们），但已被和平架空。由递进民主产生的乡长（或同级当选者）组成县管理委员会，制定大政方针，选举县长，权力由此实现转移。同时这个县仍然与上一级（地区或州）旧政权保持配合。等到那个地区（州）的多数县实行递进民主制后，又会继续向上扩展，在整个地区（州）实现递进民主制。我把这个递进过程描述为“自下而上递进地实现递进民主”。这个过程将不断演进，直到整个国家权力体系全部实现递进民主制时才会停止。而且这个过程会以加速度进行，开始时受压制，发展缓慢，但是镇压力量与递进民主制的规模成反比，规模达到一定程度，镇压力量就将无法顾及，递进民主制就会加速扩展。 
    递进民主制是非暴力的，却比以暴力改变政权容易得多，代价小得多，同时更有力量，因为它不需要先夺取整个政权才进行变革，而是从基本的社会细胞做起，简单易行，可以自发完成，再从小到大、从下到上地扩展，在旧体制内部逐步蜕变，成长壮大。 
    
    之所以说递进民主制是最有效的非暴力手段，在于它不同于其他非暴力手段。其他非暴力手段发生作用的决定权不在抗争者一方，而是在专制权力。只要专制权力坚持不让步，抗争者就无奈，抗争也得不到进展。递进民主制却不需要当局让步，哪个单元实行递进民主制，那里的权力就从统治者手里转移到被统治者手里。递进民主制是一种另起炉灶，却不需要打碎原来的炉灶从头开始，它是以细胞为单位逐个地进行置换，循序渐进，不耽误社会的正常运转。在社会保持稳定、人民保持安宁的不知不觉中，旧社会渐渐隐退，新社会则逐渐呈现出来。 

群体性事件组织手册及时发布颇有反响

参与记者 柳江河 3月11日

（参与2011年3月12日讯）：群体性事件一直是中国社会的焦点。据去年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当年指导党政机关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书籍已经达到8本，而在中国各期刊发表的以群体性事件为题的论文已经突破320篇。在茉莉花运动这个1989年以来最大的群体性事件展开之际，《中国人权双周刊》于3月10日首发《群体性事件组织手册》，引起各界关注，就本手册的发布参与记者采访了该书作者和资深人权活动家王军涛先生，并取得了洪哲胜先生、汪岷先生等人对该书的评论。 

《群体性事件组织手册》作者郭保胜先生对记者说：“群体性事件的研究还是中共体制内学者进行的比较多，但他们研究的目的是如何管控、消灭甚至镇压群体性事件，而这本手册探讨的是如何让行使公民正当权利的群体性事件发挥最大效应”。

郭先生接着说：“该书是我接受一个国际非暴力抗争培训后的结晶，也结合了大量正在发生的中国群体性事件案例，相信它能对当下茉莉花运动和不断发生的各类群体性事件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其实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中国当局比我们做得精深，而民主运动方面对此的研究和教导几乎是空白。早在2005年周永康便指出‘要研究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条件和内在规律，形成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原则和常效工作机制’。之后有关此的论文、书籍、研讨会、培训班、训练营在国内层出不穷。专制的镇压手段‘与时俱进’、不断精致化。而民主运动方面，竟然毫不回应，是比较遗憾的。我希望该手册的发布，能让民主运动能够应对时势、引导时势；也让民主人权人士能更加地专业化、有力量化”。

记者接着采访了1979、1989年民主运动领袖王军涛先生，他说：“群体事件对于中国政治进步的意义没有被揭示。目前人们更多地看到群体事件的利益诉求表达和反抗的意义。其实，它的最大的政治意义是推动政治转型的压力和实现途径。所有国家的政治转型都是通过大规模政治风潮实现的。而这类风潮都是起始于所谓群体事件。因此，郭保胜先生的这个手册不仅填补了中国政治博弈研究的一个空白，而且会为未来中国政治进步的发生创造重要的条件”。

王军涛先生接着说：“尤其在茉莉花革命肇始之际，我们更应该推广这本书。这次茉莉花革命是中国和平开放转型的最后机会或最后机会之一。如果这本书的 思路和策略能广为人知并付诸实践，中国将步入和平转型。否则，“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和平的茉莉花不飞，子弹将在中国大地乱飞”。

资深民主运动领袖人士汪岷先生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说：“我看了该手册，觉得它是超越了很多人空喊口号、空谈理论的阶段，非常的实际，拿起来就可以用。尤其如果国内一些人士能够得到该书的指导和培训，相信会产生很大裨益。这手册也正好赶上茉莉花运动，是非常切合当下民主运动主题的指导教材”。

一直关注和帮助大陆民主运动的台湾民主运动老将洪哲胜先生对此手册也给予很高评价，他说：“我常说，群众在公民运动当中充了电、大大地提升了自己的公民意
识、公民能力、而使公民社会成形，乃是群众真正当家确实做主的保证。否则，即使好象有了民主，民主还是有可能变质，有可能流失，毕竟，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啊！这本手册就是公民实现其公民能力的好书！”。

记者也看到该手册发布网站《中国人权双周刊》对该手册的评语：“群体运动这是个大题目，可以继续做下去，特别是介绍一下国外这方面的著述和经验，非暴力运动仅100年了，可以总结的很多，对中国也非常的有意义，改变中国的暴力政治和传统。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值得为之奋斗。将之深入化、系统化，不仅仅是为了中国当下的政治，也会有益于中国的未来。推翻中共不是目的，中国需要建立文明的政治运作的方式，包括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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