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0日 星期日

回朋友的一封信


星期六, 六月 9th, 2012 by 
Jay:
你的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927dfa01013s0a.html
读了邮件,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回复,似乎这种话题通过Email来讨论有点怪,但是面对面争论也必然陷入低效率的面红耳赤。隔了这么久,其实也没有理清自己的思路,下面我表达一些基本的可被讨论的观点,作为日后聊天的提纲。
一、政治与信仰的问题
这方面我没有任何发言权,既没有充分的阅读经历,本身对信仰的理解也几乎是零。一方面这跟共产党的无神论教育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我性格有关。一些很懂政治的朋友,皈依了基督,他们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故而有非常强大的理由和信心来构建或曰发现自己的信仰。你所说的这部分内容,我全部同意。
另外关于非暴力抗争的核心内容,你把握的非常准确,诉诸道德与信仰,这是国外非暴力抗争的最核心利器。然而这种运动方式与其说是政治运动,在我看来更像是精神层面的反抗。今天所说的“非暴力”,是指技术性的非暴力,而不是道德意义上的。非暴力既然已经成为唯一的选择(可以保留道义基础、武力装备差距过于悬殊、暴力抗争可能性基本为零等原因),非基督教国家的“非暴力抗争”基础就不再是原版了,而是一种政治抗争的改进版。这方面内容,你去看吉恩·夏普(Gene Sharp)的各种抗争技术方法,这些成为了今天非暴力抗争的核心内容,而非以往的道德诉求。
二、对敌人的态度
我把共产党称为“敌人”——也就是你死我活的人——这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这个你死我活,不是针对共产党员个体,而是这个组织。
你可以放心的是,这个国家不可能再出现某种无政府状态。而日后清算时,今天的权贵们也会得到审判而不是死刑处死。若干民间抗争力量的口头诅咒,不会让他们受到任何伤害,不必担心他们日后会被食肉寢皮、挫骨扬灰。抗争者们(包括我)对于清算、复仇的激进态度,大多数还是修辞意义上的,而非行动策略意义上的。
当然,杨佳、钱明奇这种人,我永远仰慕他们,因为他们是英雄,这一点不容置疑。向暴政开刀,具有无可撼动的正当性,杨佳不是法官,他冲冠一怒,只要不是杀路人而是杀警察,那就没什么问题。警察既然愿意成为体制的一部分,就自然默认了承担体制的一部分风险与责任,这是警察们(也可推导至公务员群体)死的不冤枉的原因。如同我写了那么多政治文章、默认了自己未来一定会遭到某种程度的伤害一样,这是不言自明的。
今天的中国,走到这个地步,早就达到了“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顶峰,你要求每个个体都审慎的对待自己的历史责任、谨小慎微的研究每一步行动策略,这是不可能的。如同预测未来中国转型一定会流血,但至于谁流血、流多少血,这更多的是个随机事件,是在人们控制之外的,技术上没办法测量、规划、统筹。所以抗争者们嘴上说的血肉横飞,其实对未来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就算到了那一天,也不会出现你担心的状况。未来的中国革命将是广场革命,不需要用三千万人头换一个政权,某个蝴蝶效应,恐怕就能掀翻整个中南海。
后面不多说了,政治问题我最近思考的很少,因为发现自己的学术能力和天赋距离我接触到的那些人差太远。思考的事情,交给他们,我就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未来就在不远处,反正我们俩都能看得到,哈哈。

2012年6月1日 星期五

何于随笔:民運期待宋江式的統領人

 何于
   如今民運最需要的是像宋江那樣德高望重,眾望所歸,且有能力和各階層人打交道的統領人物。中國人中向來不缺盧俊義,不缺吳用,不缺公孫胜(民運也是一樣,可以說各路豪杰云集)……缺的就是宋江,知識不必太深,武功不必太強,但必須德高望重,眾望所歸;必須能曲能伸,禮賢下士;必須世事洞明,人情練達;必須是有能力調動各种力量(包括時遷這樣的雞鳴狗盜之徒和孫二娘之類的女流之輩黑店之流)為事業服務的大丈夫。說是稀缺,但也不至于沒有,就看大伙也沒有這個眼力。宋江不會自己跑上梁山,更不會去爭搶第一寶座,宋江是被挾持上的梁山,又被大伙架上梁山第一寶座的。明眼人都看得出來,也只有宋江才能統領住這伙強人,換了誰都不行,盧俊義實力再強也不行,吳用計謀再深也不行,公孫胜神功再高也不行,其他人更不行,換了誰梁山都是烏合之眾,各路豪杰根本就籠絡不到一塊,即使在一起用不了兩天就內訌,自家人干起來,這跟如今的民運狀況何其相似!而不幸的是如今的民運沒有宋江,或者說大家還沒有意識到宋江的重要性而沒有挾持宋江上梁山,沒有駕宋江坐第一把交椅,以至于如今民運搞得像一鍋粥。這与其說是民運的不幸,更是國人的不幸!
   
   也許你會說我中了武俠小說的毒,我說那是因為你沒讀懂水滸,沒讀懂中國歷史。我們從中國歷史上所有成功的風云人物身上都能看到宋江的影子,而且在其起事之初更覺明顯,可以說宋江是中國歷史成功人物的提煉与精華。當然,成功并不完全代表正義,最后宋江不是投降了嗎,所謂成也宋江,敗也宋江。但我們必須有宋江式的人物才能扛得了大旗,推翻強大的專制制度以后再談論如何民主才有意義。即使后來的宋江真的背离了民主的本質,我們還可以推翻他,就像推翻袁世凱一樣,就像韓國人那樣繼續爭取更徹底的民主,那相對來說要容易的多。我對推翻中共專制后沒有那么悲觀,畢竟世界民主潮流不可逆轉,中國人的民主思想也孕育太久、積壓多年,民眾受專制暴政的苦也夠多的了,一旦爆發應該有很強的后勁!如果否認這一點,那是因為你只就現狀看問題,低估了中國人的智商!

   
   就看民運各路豪杰有沒有這個慧眼,有沒有盧俊義的肚量,也看國人的造化了!

2012年5月4日 星期五

查尔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


  
  著者:[美]查尔斯·蒂利
  译者:谢岳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在广泛吸收有关论争政治的各种理论和经验资源的基础上,主要做了三件事:1、建立了思考集体暴力的方法,并说明集体暴力的种类和变化;2、辨别促使集体暴力发生和变化的机制与过程;3、披露各国有代表性的集体暴力事件来详细说明作者的观点。集体暴力行为是危险的,但是又是难于避免的,本书可供研究集体暴力的学者借鉴,也给非暴力政治斗争倡导者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书评:
谢岳:为什么集体暴力总是挥之不去
来源:《中华读书报》
  历史上,人类的集体行动大致有两种类型,暴力的和非暴力的。尽管从理性上我们盼望同类相处即便不能做到彬彬有礼,也不至于兵戎相见,然而,情感上的一厢情愿却经常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和平主义不仅在过去被证明是一种梦想,在和平共识如此发达的今天,群体性的伤害甚至杀戮仍然在我们生活中每天上演。即便出于同情与责任,我们也要追问,为什么人类文明总是摆脱不了相互残杀的野蛮习性,为什么集体暴力总是挥之不去?
  这个大问题可以变成几个小问题。从古至今,集体暴力行动向我们提出五个常见的问题:第一,为什么集体暴力会一拨接一拨,有高峰,也有低谷?第二,为什么长期相处的不同类型人群之间会在“干戈”与“玉帛”之间相互转换?第三,那些和平共处的两大群体之间为什么会迅速地“反目为仇”?第四,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为什么集体暴力的水平与形式存在很大的差异?最后一个问题是,维持和平的暴力专家(警察与军队)为什么以及如何在暴力与非暴力之间相互转换角色?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巨著《集体暴力的政治》正是要回答上述五大基本问题。
  自从集体暴力进入学术界的视野,早期的研究者常常以两种流行的方法去揭示相关谜团。最初的方法着重从环境的角度去破解集体暴力发生的原因。这种研究方法强调,人们所处自然环境的变化,会影响到他们集体行动的方式,或者是暴力的或者是非暴力的。另一种方法则是将研究的角度从自然环境转向行动者本身,它看重行动者的内心倾向。在研究者眼中,偏好暴力行动的人,大多生活在社会底层,愚昧、粗鲁,行动举止缺乏礼貌,从事破坏行动是一种天生的脾性。但是,这两种过于简单化的研究方法对于理解异常复杂的集体暴力,实在是束手无策,更不用说准确地回答上述五个问题了。它们当然是蒂利所坚决摒弃的。蒂利所看重的是一种全新的方法——社会关系的视角。关系视角假定,社会群体(包括国家和政府)之间是互动的,是相互影响的。集体暴力形式的所有变化都建立在这个基本假设之上,每一种集体暴力形式所带来的影响也都是建立在这个假设之上的。这是理解本书的一个基本点。
  为了回答上述五个问题,根据集体暴力的协同性及其后果的显著性,蒂利划分了七种类型:争吵、机会主义、协同破坏、暴力仪式、破裂的谈判与分散攻击。蒂利认为,集体暴力在发生的时候,以及当它们进行形式上的相互转换时,存在着相似的原因。蒂利的意思是说,某种集体暴力的发生以及不同类型之间的转换,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其间存在着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这些规律性的东西被他称作机制。在书中,通过历史事件的比较,蒂利发现了十几种存在于这些过程中的机制,正是它们制造了看上去难以琢磨的集体暴力事件。
  除了在过程之中发现机制之外,我们也许要特别地注意蒂利的另一个贡献,即政治与抗争的关系。基于关系视角,同时也基于各种过程与机制,蒂利令人信服地找到了政权与集体暴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彼此互动之后的影响。蒂利根据两个变量——民主的程度与国家的能力,区分四种政权类型,即民主程度高还是低,国家能力大还是小,形成四种组合。在每一种政权类型之中,集体暴力发生的形式存在差异,而更大的差异则是,集体暴力造成的影响不同:在国家能力特别小、民主程度特别低的国家,集体暴力给人民带来的损失是最大的;相反,在国家能力特别大而民主程度也特别高的国家,集体暴力造成的伤害是最小的。
  将集体行动与政治挂起钩来,在蒂利那里并不是第一次,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他就因提出政治过程理论而名闻遐迩。在本书里,他只不过是用30年前的方法论来检验集体暴力,并发现其中规律性的东西。不过,关于过程与机制的理论是他在1996年联手另外两位大师麦克亚当与塔罗创立的,而运用过程与机制理论来研究社会抗争则是蒂利最杰出的贡献。在生命的最后10年,蒂利的所有精力都在构造他宏大的抗争政治理论(theor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集体暴力是这个理论的一部分。抗争政治理论包括几部核心著作,除了本书之外,还有《抗争的动力》(与麦克亚当和塔罗合作,2001年)、《社会运动》(2004年)、《政权与抗议戏码》(2006年)、《抗争政治》(与塔罗合作,2007年)、《民主》(2007年)与《抗争与表演》(2008年)。
  尽管《集体暴力的政治》不能全面地反映查尔斯·蒂利的学术思想,但是,它却部分地折射出蒂利野心勃勃的学术理想,精心构造宏大的理论使他不仅大大地超越他在哈佛的导师巴林顿·摩尔,也使他能够与马克斯·韦伯相比肩。他的主修学科是社会学,而他经常地介入历史学,因为要透过分析历史事件来求证社会学的命题。不过,社会学的假设与命题却又常常难以解释他手头的历史事件,于是,他又不得不求助于政治学。从他的第一部著作《旺代》开始,读者们就能发现,蒂利一直穿梭在社会学、史学与政治学之间,学科在他那里,似乎是没有边界的。跨学科的穿越,让蒂利达到了前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最基本的,他让史学更加地科学化了,而不仅仅只会絮絮叨叨地讲故事;他拓展了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与范围,将传统的社会运动研究嫁接到了政治学领域;意义更加重大的是,他系统地创立了抗争政治理论。蒂利上面这三大贡献都能在《集体暴力的政治》之中得到印证。
  《集体暴力的政治》还应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的对象既是历史的又是跨国的,不过,它的结论并不影响对某个国别的判断。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度,集体暴力的很多形式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地上演过,而由于类似的原因,我们过去对发生在自己国度里的集体暴力,缺乏理解的工具,对集体暴力产生的原因往往一知半解,甚至完全误读。长期以来,这种知识上的匮乏,使得我们一次次地错失“医治”集体暴力的机会。《集体暴力的政治》的出版不仅仅提供了一次弥补知识匮乏的机会,更是提供了一次解决现实问题的机会。虽然集体暴力不能在短期内被彻底根除,但是,如果基于正确判断基础上的共识被建立起来,我们至少获得了消解暴力的一种可能性。

2012年2月17日 星期五

埃及革命开始在Facebook上


埃及革命开始在Facebook上

在胚胎,不断发展的社会化媒体的时代 - 当里程碑的一天,如果不是由第二 - 2010年6月8日,已经获得了应有的地位,在历史上。那一天瓦伊勒阿布Ghonim,今年29岁的谷歌的营销总裁,在他的家在迪拜的浏览Facebook,并发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图像:一个浑身是血和毁容的脸的照片,它的颚破,一个年轻的生命带走。这辈子,他很快了解到,原本属于穆罕默德·哈立德说,今年28岁从亚历山大埃及警察殴打致死。
山姆圣诞
瓦伊勒阿布Ghonim。

革命2.0

人民的力量是大于在权力的人:回忆录
通过瓦伊勒阿布Ghonim
308页霍顿米夫林哈科特。$ 26。
在一次激怒和动画,在埃及出生的Ghonim去网上创建了一个Facebook页面。,“他写道:”今天,他们杀害哈立德。“如果我不采取行动,为他着想,明天他们会杀了我。”我花了几分钟Ghonim结算页面的名称,将适合的性格互联网越来越个性化和政治镀锌。他终于决定“哈立德Kullena说” ​​- “我们都是哈立德说。”
“哈立德说,我就像是一个年轻人,和他发生了什么事发生在我身上,”Ghonim写道:“革命2.0,”他的快节奏和引人入胜的政治觉醒的新回忆录。“所有年轻的埃及人早已被压迫,不能享受权利在我们自己的家园。”
Ghonim回忆录是一个欢迎和cleareyed的的的除了卷的目的(但经常失败)进行有意义的分析社交媒体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这是一本关于社会化媒体的人谁不认为他们所关心的社会化媒体。它也将作为未来的见证约加强无边的数字设置的运动,不断扰乱强大的机构,他们的企业法人或政权的试金石。
一个偶然的活动家,Ghonim挖掘到一个共享无奈地说,网上立即变得明显。两分钟后,他开始了他的Facebook页面,300人参加。三个月后,这一数字已增长到超过25万。冒泡在线不可避免地洒走上街头,开始了一系列的“无声架”,最终导致一个巨大的历史性的集会在开罗市中心的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我们都是哈立德说:”点燃了起义,导致总统穆巴拉克辞职,执政的民族民主党解散。反过来,Ghonim - 谁被逮捕在高度的抗议 - 不情愿地成为一个领先的“阿拉伯之春”的声音。
Ghonim的写作声音备件和测量,并标记同样恳切地谦逊,他已经显示在媒体上露面。在采访过程中,他给了他获释后,在埃及电视台时,他打破了,都哭了起来,作为一个年轻的埃及人在屏幕上播放的抗议活动中丧生的照片蒙太奇,他很快指出,“真正的英雄”的革命那些谁被殉国。他抗拒被贴上一个图标。他坚持说,他所代表的只是一个故事,说只有数百其他页面,Facebook的帐户和Twitter个人档案“,致力于覆盖和组织阿拉伯之春”的背景下,应被视为他的网上维权行动。
他是对的。但是他个人的故事产生共鸣,在两个层面上:它集中体现在未来的一个年轻中东在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以及转型的一个非政治性的男子从舒适的行政突出活动家岁。
中东是大约100万人年龄在15至29家。许多是受过良好教育但失业。虽然只有一小部分的埃及人上网,Ghonim写道,在国内网络用户的数量从2004年的150万上升到2008年的13.6亿。通过博客,Twitter和Facebook等网站已经成为一个年轻的,受过教育的向往,表达其忧虑和担心的避风港。
技术,当然,也不是万能的。Facebook并没有一场革命。在埃及的情况下,它只是一个地方发泄多年的压制,经济不稳定和个人的挫折导致的愤怒。Ghonim写道,在2011年,出埃及的超过80万人,约48万贫困和250万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超过三百万的埃及年轻人失业,“他说。”
两个孩子的父亲,Ghonim来自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虽然他把自己的“小特权片”埃及的人口,他曾经分享了他的同胞的政治冷漠。“我们大多数人退避三舍,”他写道,“我们认为不能做任何事情来改变现状。”连接在网上与其他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埃及人改变了他的主意。
互联网,Ghonim说,“在我的经验以及我的性格塑造。”像许多人从小一起长大的即时消息,在线视频游戏和这里的每个人都像维基百科网站的风气,他提到自己作为“现实生活中性格内向尚未互联网外向。”他遇见了他的妻子,伊尔卡,美国穆斯林,在线。
Ghonim了他相当的技巧和知识,作为一个在线营销,而“我们都是哈立德说:”Facebook页面。在早期,他决定创建页面,而不是一个网站,将是一个更好的方式来传播信息。更重要的是,他知道保持一种非正式的,真实的音积累盟友是至关重要的。人们不得不在页面中看到自己。“使用的代名词,建立的事实,页面没有管理的一个组织,政党或任何形式的运动是至关重要的,“他写道。“相反,作家是一个普通的埃及哀鸿遍野殴伤哈立德说,积极寻求正义。”
他受访页面的用户和抢手的想法来自别人,怎么样宣传的集会 - 通过印刷传单和群发短信,横空出世。(“暗藏工薪阶层的埃及人是不打算通过互联网和Facebook的发生,”他指出。),他试图以尽可能具有包容性,当他改变了页面的最大如期反弹的名称从“庆祝埃及警察日 - 1月25日“,以”1月25日:革命反对酷刑,贫困,腐败和失业。“”我们需要到有大家加入部队:工人,人权活动家,政府雇员和其他谁已经长大厌倦政权的政策,“他写道。“如果邀请上街已完全基于人权,那么只有埃及社会的某一部分会参加。”
作为青年为主导的突尼斯动荡进一步激发青年积极分子在埃及,Ghonim被秘密警察逮捕。近两周,他蒙住眼睛,戴上手铐,被剥夺睡眠,并反复盘问,作为他的朋友,家人和同事在谷歌试图发现他的行踪。他被释放,尽可能快地彰显了革命2.0。
穆巴拉克下台一年后,它究竟如何以及何时 - 或者是否仍有待观察 - 埃及将过渡到一个更好的民主。什么Ghonim的书使得清楚,但是,一种是革命与自我开始:什么人愿意站的在线和离线,一位市民在服务他的国家愿意冒险。
何塞·安东尼奥·巴尔加斯写为“华盛顿邮报”,“赫芬顿邮报”和“纽约客”。他定义美国人,一个多媒体移民改革运动的创始人。

2012年1月26日 星期四

IPS-国际新闻社:非暴力冲突的逻辑和限制


分析:卡琳娜伯克曼   IPS-国际新闻社
柏林,2012年1月25日(IPS) -今天是一周年之际,在埃及的起义赶下台的独裁政权,重新燃起了世界各地的非暴力抵抗的火花。
According to CANVAS, nonviolent resistance movements have a much higher chance of success than armed struggles. Credit:  Maged Helal/CC-BY-2.0
据帆布,非暴力抵抗运动有成功的机会要比一个更高的武装斗争。 :马吉德阿卜Helal/CC-BY-2.0
1月25日在开罗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开始出现自发的,点燃了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前几个星期。但是,根据Srdja波波维奇,经验丰富的组织者和创始人的“ 应用非暴力行动和战略“(画布)在贝尔格莱德中心 ,这种假设是与事实相差太远。
非暴力抵抗运动在世界各地的顾问组,帆布自诩有训练有素的民运人士来自近40个国家和地区,在非暴力的技巧和策略。
埃及4月6日青年运动,使埃及前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的决定性力量,是弟子的组织,被戏称为“革命学院”。
在画布研讨会,4月6日开始熟悉形式的和平抗议活动,创造性的挑衅措施和切实可行的建议如何在危急情况下的行为。他们在筹款和招募,班花,如何吸引新的支持者的运动获得了宝贵的意见。 

再加上席卷埃及的革命热情在整个2011年,仍然是今天的街道上可见,CANVAS培训的阻力主要团员青年孔的一个传奇性的水果。
“2011年的坏人永远是最糟糕的一年,波波维奇说:”在柏林讨论,题为“民主,推广服务 - ”输出民主“ - 水情变化?”,指的是很多亲民主起义在北非和中东有被称为阿拉伯之春。
波波维奇很容易计算自己作为一个“好人”,因为他是塞尔维亚学生运动Otpor背后的驱动力! (意思是电阻),和平推翻了“屠夫贝尔格莱德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在2000年从电源。
一个成功的公式?
波波维奇是执行董事,帆布,推而广之,在“革命学院”的首席培训师。
一位资深的组织者,他鼓励专业精神,自信和信心,当他谈到技术的“如何摆脱一个独裁者”和“成功的普遍原则的重要性的团结,规划和非暴力的纪律。”
假设一个成功的民主运动需要的支持下,只需三到百分之八的人口,在世界任何地方推翻独裁者的机会是相当高的,波波维奇说的结果的报告 ,证实了他的说法解释了“为什么土木工程电阻原理:非暴力冲突的战略逻辑的“。
埃里卡切诺维斯,政府在卫斯理大学的助理教授,和玛丽亚J.斯蒂芬,美国国务院的战略策划与撰写的,报告分析1900年至2006年的323暴力和非暴力抵抗运动,并得出结论,“主要非暴力运动取得成功,53%的时间,而有26%的暴力抵抗运动。“
切诺维斯和斯蒂芬检查活动像甘地的斗争,为印度的独立从英国统治,1947年,在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的平民化运动在塞尔维亚(2000年),马达加斯加(2002年),格鲁吉亚(2003年)和乌克兰(2004年)以及驱逐外国军队在黎巴嫩(2005年)和尼泊尔(2006年),马尔代夫(2008年)恢复文官统治。
这项研究支持了由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的“民主输出”政策的出台,早在1983年,它是动态的,因为它是超过二十年以前 - 事实上,华盛顿大约两个亿美元的年投资非暴力的全球干预,或者批评的模型调用隐藏的美帝国主义“。
两位作者认为,非暴力抵抗对暴力性的战略优势。 镇压和平抗议活动可能会适得其反,导致我们先前的服从政权的支持者,动员反对现政权的人口和国际社会的谴责或制裁,这往往有助于削弱当权者的崩溃。
走了一步预测的政权的主要成员 - 包括公务员,安全部队和司法机构的成员 - “更容易转移走向非暴力的反对派团体的忠诚度比对暴力的反对派团体。”
当国家力量的镇压是针对非暴力的活动,报告估计,安全部队叛逃率将高达46%。
波波维奇还强调,反对独裁统治,以及利用社会化媒体工具,而不是武器,是非暴力的策略,在一般情况下,风险较小的努力,为个人参与的运动。
有限的成功
扎实的研究,尽管成功的案例,许多专家认为有沉重的限制CANVAS“的战略。
CANVAS是指安瑟伦怀德 - 著名的德国记者和专家对非暴力斗争 - “小风险运动”,抨击是不负责任的“市场营销”的战术,很容易导致新的暴力现实。
CANVAS“,”方法的拳头“(该组织使用的拳头作为其官方符号的引用),他说,”这是一个高度媒体的依赖和危险的企业理念,可能导致反革命的情况。 “
韦德纳警告说,CANVAS“的战略往往不能在革命后的场景。
例如,“阿拉伯之春开始一年后,埃及正在经历一个冬天冰冷的专制,”他强调。
虽然CANVAS培训的领导者,如埃及的4月6日运动的穆罕默德的阿德尔和其他成员,怀德认为,识别人喜欢波波维奇和伟大的非暴力理论学家吉恩·夏普作为阿拉伯之春的发起人是一个“玩世不恭和狂妄的历史解释。”
事实上,波波维奇自己也多次注意到,非暴力的革命者“不信任外国人”。 但是,正如一位​​与会者在讨论在柏林说,这一建议似乎有些“奇怪”是谁在“输出民主”的业务,经费由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人。
在瑞士联邦理工学院苏黎世,一个突出的研究员弗兰克·Schimmelfennig,说,“推广民主”是无用的,除非是在某些国家民主化的政治意愿。
到欧洲后共产主义,他说,真正的民主推广的例子并不多见,但欧盟摇晃着它的“胡萝卜”为诱饵的会员。
在另一个例子中,白俄罗斯的民主一直不断的推动,在过去的15年里用很少的有形成功,主要是因为缺乏强有力的内部领导。
塔蒂亚娜Poshevalova欧盟委员会计划在柏林提醒观众,白俄罗斯是“最苏维埃国家”的东方集团,从而在同一时刻崩溃前苏联,留下很少的时间和空间,在其中产生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
“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内部的演员,”她说,1月16日在面板上。
“(民主意识,缺乏)有没有人准备我们的民主,也没有时间来建立一个(足够的)民主力量在这片土地上,”她说,现在听说在埃及呼应的悲叹,非暴力的士兵困倦正在进行的战争自由。
(*这个故事感动2012年1月25日在第22段包含一个错误。的第一句话已经从:“虽然他赞扬埃及4月6日运动”的穆罕默德的阿德尔和其他成员的培训领导者,如画布,他认为这样的人识别波波维奇和的伟大的非暴力的理论家基因夏普公司的发起人阿拉伯之春是一个“愤世嫉俗和狂妄自大解释历史”到“虽然CANVAS训练有素的领导人穆罕默德·阿德尔和其他埃及年4月6运动等,怀德认为识别人喜欢波波维奇和伟大的非暴力的理论家吉恩·夏普作为阿拉伯之春的发起人是一个“愤世嫉俗和狂妄的历史解释”)。

2011年11月15日 星期二

纪录片《如何开始一场革命》


纪录片《如何开始一场革命》(How to Start a Revolution)展现了人民改变世界的力量,以现代革命为主线,同时揭示了这一切的幕后精神导师。
2011年11月15日,周二,22:05 在 SBS ONE播出。

2011年,阿拉伯世界的春季革命席卷了中东大部分地区,从突尼斯到埃及,从巴林到叙利亚。

在过去的五十多年时间里,一位默默无闻的美国学者帮助唤醒了数百万人对自由的渴望,从而敢于与压迫和独裁进行对抗。他的作品散播全球,掀起了一波意义深远的民主思想变革。

《如何开始一场革命》讲述了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世界非暴力革命的主流理论家Gene Sharp的精彩且不为人知的故事。在1973年,他就提出过他的革命策略,“198种非暴力革命的方法”,以及他在1993年出版的著作《从独裁到民主》。这些革命策略在塞尔维亚、乌克兰和伊朗等国的运动中都得到运用。

2011年10月8日 星期六

诺贝尔和平奖三女性同享 非暴力抗争获大众认可


从左至右依次为:瑟利夫、古博韦、卡曼
  据路透社报道,相隔7年,诺贝尔和平奖终于再由女性夺得。3位来自非洲和中东的非常女性,因为"透过非暴力抗争,维护女性安全及权益,并充分参与缔造和平工作"的贡献,获颁今年度和平奖,她们分别是非洲首位民选女总统、利比里亚总统瑟利夫,还有带领利国结束内战的"和平运动"领袖古博韦,以及带领也门反政府示威的"革命之母"卡曼。
  挪威诺奖委员会表示,卡曼无论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前后,都一直为争取女性权益及也门民主和平扮演领导角色;瑟利夫任内推动利比里亚社会及经济发展,并加强女性地位;古博韦则组织妇女化解种族及宗教分歧,协助结束利比里亚内战,亦成功争取女性选举权,提升妇女在西非国家的地位。
  拒与夫交欢挑战军阀反内战
  诺委会主席贾格兰德指出,若女性在社会各阶层得不到与男性同等的机会,全球将难以实现民主及持久和平。诺委会期望3人获奖能有助世界各地停止压制女性,并认识到女性推动民主及和平的巨大潜力。3名得主将分享1,000万瑞典克朗奖金。
  72岁的瑟利夫2006年就任,下周二将角逐连任。她表示,得奖是自己多年争取和平的成果,庆幸与古博韦同获殊荣,指奖项属于所有利比里亚民众。
  被誉为"和平斗士"的古博韦创立"非洲妇女和平安全网络",曾以"拒绝与丈夫上床"的方式,挑战利国军阀,表达反对内战的诉求。该组织表示,奖项确定他们的努力,有助推广女权运动。
  卡曼在近期针对也门总统萨利赫的示威中站在最前线,她得悉获奖后感到欣慰,表示会将奖项献给也门民众,尤其是参与革命的年轻人。
  争议2年后今届成团结声音
  过去两年和平奖得主均引起争议,贾格兰德在公布奖项前表示,今届将成为团结的声音,得主是显而易见,会得到各界认同。诺委会表示,今年和平奖收到破纪录的241个组织及个人提名。外界原先普遍预期"阿拉伯之春"一众中东及北非改革派人士是热门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