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史》句读（一）/王澄

    我一直想找到一本书，它能够精密地，深刻地，超出一般人智慧地阐述群众起来闹革命的道理和规律，我最后终于发现了它，就是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 
     
    因为在1917年的时候，对俄国上层统治者不满的有三股重要力量：民族独立运动，工人，和农民。今天的中国，我们看到同样有三股反对中共的力量：民族独立运动，农民工/工人，和农民。那么，为什么当年列宁和托洛茨基能行，我们还不行？

   为什么要读好这本书，有些事需要交代：
    
    *一. 托洛茨基是俄国1917年革命的两位重要领导人之一，另一位是列宁。革命领导人自己写历史传记是很少有的。这本书比较真实。
    
    *二. 托洛茨基写这本书是在自己被斯大林驱逐出苏联后在海外流亡的年代写的，写作时间非常充裕。
    
    *三. 一般情况下，革命胜利者要写历史，就要顾及今后执政的困难。所以，革命胜利者写历史，无论是领导口述还是御用文人挥墨，都是为了政权的将来写的，不是为了历史而写历史，比如中共写的历史，为了今天和将来执政的需要，想怎样瞎编就怎么瞎编。而托洛茨基已经被赶出苏共领导集团，并且有被斯大林暗杀的危险，所以，对于托洛茨基来说，身上只剩下良知，我读了他的书，我能感受到他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而写历史，内容可靠。
    
    *四. 中译本是1941年由王凡西和郑超麟完成的，中译本基本没有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污染。（王凡西和郑超麟两人后来被中共打成托派。）我也用英文版比照着读。
    
    *五. 我和我的小组为了读好这本书，作了充分的准备。我自己通读了中文《列宁全集》，我们小组在一年内看了六部有关俄国1917年革命的影片：
    
    *1. October (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 A film by Sergei Eisenstein
    
    *2. The last Russian revolution. Video knowledge learning library
    
    *3. Russian revolution in color. Shanachie Entertainment Corp 2007
    
    *4. Trotsky. Rise and fall of a revolutionary. A film by Daniel Ast and Jurgen Ast
    
    *5. Leon Trosky’s exiled years in Istanbul. Pathfinder Home Entertainment
    
    *6. Biography: Vladimir Lenin. Voice of revolution. 
    
    *六. 俄国1917年革命是中国大陆人非常熟悉的历史知识，我们从中国大陆人非常熟悉的地方开始宣传，会很快得到共鸣。
    
    *七. 我一向认为，这次（反共）的中国革命理论体系（以及历次各种革命的理论体系）绝没有现成的东西，必须要自己创造。
    
    *八. 要创造自己的（反共）中国革命理论体系，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走柏拉图走过的路。分成前后期两个部分，前期部分是在先贤们那里寻找格言，道理，精辟的思想（火花），后部分是自己写理论，先贤的名字就提得少了。（柏拉图的前期工作，比如《申辩论》等，描述的是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思想；柏拉图的后期工作，比如《理想国》，是柏拉图自己的思想。）
    
    *九. 所有这些工作都必须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有创造性。 
    
    
    我们理论研发小组今天发表的《俄国革命史》句读，就是在作撰写（反共）中国革命理论的前期准备工作。这本书的句读大约要两到三个月完成。 
    
    
    《俄国革命史》句读
    
    《俄国革命史》 序言 （【】内是托洛茨基的原文）
    
    【1917 年的头两个月中，俄国还是一个罗曼诺夫朝的君主国。八个月后，布尔什维克派已经执掌了政权。在那年岁首，他们还不很为任何人所知晓，而他们的领袖，则当他们踏上政权之时，也还被控着叛国罪呢。你在历史上再找不到其他这样激剧的一个转变了——尤其你假使记得，这是拥有一亿五千万人口的一个国家的转变。所以 1917 年间所发生的事件，不管你对它们怀着怎样感想，而它们之值得研究是显然的。】 
    
    小组议论：俄国1917年革命是八个月完成的，这次利比亚革命也是八个月就完成了。革命就像妇女生小孩，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这次（反共）中国革命一旦全面展开，也会在短期内结束，因为“人心所向”。十三亿人心都朝着一个方向使劲，这个过程不会拖延很长时间。 
    
    
    【革命的历史，和其他所有历史一样，首先应该说明发生了什么事，与它们是怎样发生的，不过这还不够。说明的本身，就该弄清楚为什么历史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地发生。事件既不能看成为一连串冒险故事，也不能视作贯穿在某一条先天道德的绳索上的。它们一定得服从其自己的规律，发现这些规律即是著者的任务。】 
    
    小组议论：我们这个小组自2010年2月开始理论研发工作，我们这个小组的目的就是要发现和阐述这次（反共）中国革命的规律，能够事先指出方向和提出办法，促进这次（反共）中国革命朝着健康的进步的方向发展。 
    
    
    【一种革命之最确实现象，就是群众的直接干涉历史事件。在平时，国家---不问它是君主的或民主的---总超出于人民之上，而历史则由这一行业的专门家：君王，大臣，官僚，议员，新闻记者所造成。但在这些紧急关头，即当群众再不能忍受旧制度之时，他们就打破那排斥他们于政治舞台之外的一些藩篱，扫清他们传统的代表，以他们自己的干预来替一种新制度创造最初的基地了。究竟这是好是坏，我们且让道德家去判断。我们自己则将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所呈现出来的事实，如其实地来加以处理。在我们看来，革命的历史，首先乃是群众强行踏进自己命运之主宰圈的一种历史。】 
    
    小组议论：托洛茨基说，“革命的历史，首先乃是群众强行踏进自己命运之主宰圈的一种历史。”说得好，这次（反共）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底层人民群众再也不能忍受中共的统治而自发地反抗，最终抛弃中共的历史。中国的知识分子又一次落在人民群众的后面。 
    
    
    当讨论到中共政权会“软着陆”（前苏联模式）还是“硬着陆”（利比亚模式）时，我们小组说，低素质的民族发动的革命成本高，高素质的民族发动的革命成本低。 
    
    
    【在一个被革命所笼罩的社会里，各个阶级在冲突着。不过在革命的开始与终结之间，发生于社会经济基础及诸阶级的社会本体中的许多变化，很显然是极不足以解释革命本身的过程的；革命能在短期间推翻年长月久的制度，创造新的，且再把它们推倒。革命事件的动力，直接决定于阶级心理上的急剧紧张与狂热的变化，而各个阶级则在革命之前就已经形成了的。 】
    
    小组议论：“十月怀胎”就是各个阶层的分化和思想成熟，“一朝分娩”就是底层人民群众“心理上的急剧紧张与狂热的变化”。一旦决定要“生孩子”了，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 
    
    
    【问题的症结就在于：社会并不依需要而改变它的制度，好像机器匠之更换他的工具一样。相反地，社会确实把那些附属在它身上的制度，看成为一成不变之物。在数十年中，反对派的批评只能起安全活塞的作用：宣泄群众的不满之气，这批评倒是社会结构得以稳定的一个条件。例如社会民主党人的批评，在原则上就是获得了这种意义的。为要从不满者的身上解脱保守主义的桎梏，并使群众暴动起来，那就需要有与个人或政党的意志无关的、完全非常的一些条件。】
    
    小组议论：有些人期待中共自己会变得更民主，关心中共内部的矛盾；国内的批评力量也仅仅限于反贪官不反皇帝；我们认为这些人（实际上）起到了帮助中共稳定的安全活塞作用。我们绝不认同。 
    
    
    【因此，革命时期群众见解与情绪之急剧改变并非由人心的易变性与活动性中发生，恰好相反，乃是从它深刻的保守性中发生的。思想与关系，老是慢慢地拖在新的客观环境之后，一直到那环境以灾难的形式溃塌在人们头上，这情形，在革命时期，就产生了思想与感情的飞跃运动。这在那些具有警察心理的人看来，仿佛只是“煽动家”活动的结果。】 
    
    小组议论：这次（反共）中国革命也不是几个“煽动家”能够发动得了的。革命的全面开展将发生在连底层人民群众的“最保守思想”也被完全破灭之时，才会产生“思想与感情的飞跃”。 
    
    
    【群众之投入革命事业，并不怀有社会改造的预定计划，而是抱着一种他们再不能忍受旧制度的尖锐感觉。只有阶级的领导层才能有一个政治纲领，而即使这个纲领，也还得经过事件的证验，与群众的接纳。所以革命的基本政治过程，就在于一个阶级逐渐地了解那从社会危机中发生出来的各个问题，在于用一种连续接近的方法来积极地确定群众动向。】
    
    小组议论：“群众之投入革命事业，并不怀有社会改造的预定计划”，“不能忍受旧制度的尖锐感觉”而触发革命。革命党要“用一种连续接近的方法来积极地确定群众动向”，这一条就已经否定了某些人想要事先寻找一个完整思想体系的可能性。 
    
    
    【革命过程的各个阶段，由各政党的交替来证明，只叫运动的开展还没有遇到过客观障碍，则比较激烈的政党常能代替那些比较不激烈的，这表示出群众继长增高地以压力把革命推向左边去。但当革命的趋势遇到了障碍，那就开始反动了，革命阶级的各阶层的失望，对革命的淡漠心的增长，且因此加强了反革命势力的地位。这情形，至少是过去历次革命的一般轮廓。】
    
    小组议论：革命的过程有高潮和低潮。这次（反共）中国革命的过程也不能避免。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革命党人的执着和坚持起到了关键作用。 
    
    
    【只有根据着对于群众本身中所发生的政治过程的研究，我们才能理解政党与领袖的作用，我们对于领袖的作用是比谁都更不愿加以忽视的。领袖们在革命过程中，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没有一个领导组织，那末群众的力量将和不导入活塞箱去的蒸汽一样地消散。然而把事变向前推进的却毕竟不是活塞或箱子而是蒸汽。】
    
    小组议论：革命党是“活塞或箱子”，而底层人民群众的自发性革命运动是“蒸汽”。一个没有“蒸汽”的“活塞或箱子”完全是一种摆设。 
    
    
    【要研究革命时期群众意识的变迁，显然有些困难。被压迫的各阶级在工厂中，在军营中，在乡村中，在城市的街道上，创造历史。而且他们又比谁都不惯于把事变记述下来。在社会热情极度紧张时期，很少给人留下思索与反省的余地。所有的缪塞神---便是那司新闻术的平民化的缪塞，虽然她生有强健的腿股---在革命时期也都有点步履维艰了。可是尽管如此，历史家的处境还决不是无望的。】 
    
    小组议论：“在社会热情极度紧张时期，很少给人留下思索与反省的余地。”革命党对各种可能会发生的情况要有预案，这是革命党不可推卸的任务。 
    
    
    【记录是不完全的，分散的，不成系统的。但在事件本身的鉴照之下，这些片段却常能让人们推测出那个潜伏过程的方向与节奏来。不问好或坏，而一个革命党的策略，却总是以群众意识变迁的估计作根据的。布尔什维克派的历史进程，表示出这样的一种估计，至少它粗疏的形态，是能够得到的。如果一位革命领袖能在斗争的漩涡中得到此种估计，那末为什么历史家不能在事后得到它呢？】 
    
    小组议论：“一个革命党的策略，却总是以群众意识变迁的估计作根据的。”事先准备的预案总是会变的。 
    
    
    【不过群众意识中发生的过程，并非不相联贯与独立的。不顾唯心论者与折衷主义者怎样生气，而意识总还是被环境所决定。无论二月革命或代之而兴的十月革命，它们的前提条件，我们都只能在形成了俄罗斯，形成了它的经济，它的阶级，与它的国家的那些历史环境中，以及在其他国家所加于它的行为中去寻找。】 
    
    小组议论：一个大革命的形成，其中因素很多，非常复杂。有阶层的形成，经济现状，历史原因，以及国际影响，等。
    
    【略】 
    
    
    【这本著作绝不愿以个人回忆作依据。著者虽然是此等事件的一个参加人，但并不因此就使他不受一个义务所束缚，即把事件的叙述以严格证实了的文件为根据。凡遇事变行程需要说及著者之时，那他以第三人称来称述自己的，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学形式，因为在自传或回忆录中不可避免的主格语调，在历史著作是不允许的。】 
    
    
    【不过著者曾参加于此等斗争这一个事实，自然使他不仅较易了解各种行动者的力量---个别的集体的---的心理，而且还更易了解各事件内在的联系。这种便宜，只当他遵守着一个条件时，才能发生积极作用，即：无论对于琐碎的细节或重要事件，无论对于事实或动机与情绪，他都能不依赖他自己回忆的证明。对于这个条件，著者相信在他的本分中是遵守了的。】 
    
    
    【还有一个问题应该提到，就是关于著者的政治立场问题，他现在站在历史家地位，与他过去站在这些事件的参加者地位时，保持着同样观点。读者自然没有同意著者政治观点的义务，但在著者方面，却也没有理由隐藏此种观点。不过读者当然有权要求一本历史著作不应该是一种政治立场的辩护，而应是革命实际过程之一幅内部结构完善的图画。只当事件依它们完全自然的必然性，开展在字里行间之时，一本历史著作才算充分完成了它的使命。】
    
     
    
    【认真的与批判的读者，不会要求一种阴险恶毒的大公无私——他只能奉献读者一杯调和的酒，杯底里却沉淀着一种精调过的反动仇恨的毒药；他所要求的是一种科学的良心，这良心为了坦白的与不掩饰的同情与反感，要忠实地研究事实，要确定它们之间的真实关系，要揭发他们运动的因果规律，籍以寻找支持。这是唯一可能的历史客观主义，而且这是很够的了，因为它不是为历史家的善意所证明（历史家的善意只有他自己保证），而是为被他发现的历史过程的本身的自然法则来证明的。 】 
    
    
    【本书的来源是无数的定期刊物、报纸与杂志、回忆录、报告、与其他的材料，这些材料一部分是原稿，但较大部分是由莫斯科列宁格勒革命历史学院出版的。我们认为在书中个别地说明某处引自某种刊物，是多余的，因这只能叫读者弄得厌烦。在我们所利用的书籍中，有几种是具有集体性历史著作的性质的，其中我们又特别利用了那两册《十月革命史论》（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 年版）。 该书系由各个不同的作家所写，它各部分的价值并不相等，但它们总包含着许多事实材料。】
    
    小组议论：这几段话证明了这本书的可读性高。 
    
    里昂·托洛茨基 
    
    1930 年 11 月 14 日 王子岛 
    
    
    （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2012年1月7日参加讨论的有，全委会主席王军涛，美国委员会主席宋书元，还有孙淑子，梁金妮，孙钰，李桂榕，李莲，邱耿敏，张成亮，孙德林，石恩晓，张玉红，沈韵贤，陶红波，徐国鑫，解荣久，陈涵涛，王澄。）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俄国革命史》句读（七之上）/王澄 
·《俄国革命史》句读（六之下）/王澄 
·《俄国革命史》句读（六之中）/王澄 
·《俄国革命史》句读（六之上）/王澄 
·《俄国革命史》句读（五之下）/王澄 
·《俄国革命史》句读（四）/王澄 
·《俄国革命史》句读（三之下）/王澄 
·《俄国革命史》句读（三之中）/王澄 
·《俄国革命史》句读（三之上）/王澄 
·《俄国革命史》句读（二）/王澄 
·《俄国革命史》句读（一）/王澄 

曾在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

曾在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美国非政府组织，如“索罗斯基金会”、“民主基金会”、“欧亚基金会”等，已开始进入中国。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来华人员，广泛搜罗中国国内问题和社会矛盾，打着“扶贫”、“技术开发”等幌子进行渗透。此外，一些西方人利用传统媒体扩大其影响力，进行思想渗透，千方百计地削弱中国主流舆论的影响；利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与中国争夺思想文化阵地；以多种形式利用其发达的文化产业，冲击中国的文化市场，实施思想文化渗透；利用某些社会敏感问题，造谣污蔑，恶意炒作，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歪曲和贬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丑化中国党和政府的形象；曲解、丑化、淡化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消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等等。他们期望靠这些手段，对中国国家和民族产生不可估量的破坏力。

　由此观之，对抗“颜色革命”、避免国家和民族沦为西方的附庸，已成了中国人必须面临的挑战。

索罗斯基金会与“颜色革命”

王 梦　

【内容提要】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非政府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政治的各项活动中，其作用及影响也越来越引人注目。索罗斯基金会是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中的重要一员。21世纪初，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相继发生了所谓的“颜色革命”，索罗斯基金会便参与其中。本文希望通过对索罗斯基金会在这些国家内部所进行的各项活动的考察以探究索罗斯基金会这一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特点及其所发挥的作用。

21世纪初，几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发生了一系列以和平、非暴力手段而实现政权更迭的“颜色革命”。在这些事件发生前后均能看到索罗斯基金会这一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身影。本文希望通过对索罗斯基金会在这些国家内部所进行的各项活动的考察以探究其活动特点及其所发挥的作用。

一 索罗斯基金会

索罗斯基金会由金融家索罗斯创办于20世纪70年代。在过去的30年中，索罗斯基金会已发展成为涉及欧、亚、非和南北美洲60多个国家在内的索罗斯基金会网络。索罗斯基金会网络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32个全国性基金会和众多的网络计划。全国性基金会又被称为开放社会研究所，是索罗斯基金会设在特定国家并在当地开展工作的自治机构，主要设在中东欧和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网络计划主要在一个区域内或整个网络范围内的特定问题领域从事各项活动，涉及包括艺术文化、经济改革、教育、信息、法律改革、公共健康及妇女权利在内的一系列问题，由开放社会研究所－－布达佩斯和在纽约的开放社会研究所总部管理并和各个全国性基金会一起合作执行。每个全国性基金会的理事会根据所在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来制定这些网络计划在所在国的执行策略以及对所有计划成效进行评估。索罗斯基金会网络还分别在布鲁塞尔、布达佩斯、纽约、巴黎和华盛顿设立了办事处，这些办事处为各个全国性基金会提供行政、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同时也开展一些独立的项目。

这一基金会活动宗旨是在世界范围内致力于“开放社会”的建设。“开放社会”这一概念最早源于亨利伯格森的《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来源》，卡尔波普尔在其《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将这一概念演化为一种“批判的理性主义”。波普尔认为“社会主义理想与个人自由水火不容”，将创建“开放社会”视为以言论自由和多元主义为前提的“零星社会工程”。因此索罗斯基金会在推行各项活动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西方价值取向：在努力提高目标国的教育文化水平时，向当地青年们传播反现行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索罗斯基金会资助当地独立媒体的建设，但却对这些国家反对党的电台、报刊、电视台情有独钟。更有舆论认为，所谓的“开放社会”只是一种招牌，其真实的目的是向那些“不够民主”的国家输出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掀起“民主浪潮”，并通过基金会深入实地的活动，获取第一手资料，使其金融投资更加审慎和有效。

二 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及其特点

索罗斯基金会在创立之初即将在世界范围内致力于将“封闭社会”发展成为“开放社会”作为其活动目标。索罗斯本人极大地继承了波普尔的哲学思想并将其贯穿于索罗斯基金会的各项活动中。

首先，索罗斯继承了波普尔的思想，认为“开放社会”需要建立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是一个以市场为导向自由、法治的社会。当地政府及公共服务改革计划就是索罗斯基金会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国内制定的众多计划中的一项。这一计划不仅创立了实力雄厚的研究网络以向当地政府机构提供高质量的培训工作，还支持围绕法制改革、反腐败、决策制定中的公共参与、公共服务等当地政府问题的深层研究，向当地政府转型提供技术支持和咨询，同时资助当地政策中心和智囊团的发展，其目的就是创建更强、更有效的可以参与到当地政策制定中去的社团。索罗斯认为只有完全实现自由市场经济，这个国家才可以充分获得民主。因此，其推行的经济与商业发展计划已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催化剂，并加速了当地传统经济所发生的结构性变化。

第二，索罗斯基金推行多年的思想库基金就是在中东欧、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内打造一个独立的政策中心，即通过识别和分析政府各项政策来加强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监督政府政策制定过程；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与当地政府进行协商并倡导当地公众表达意见与建议从而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其最终目标就是这些国家实现“包容性政策改变”，也就是将这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过程转变成一个所谓的公开、透明及反映公众利益的过程。这一计划除了对能够在这些国家内煽动公众情绪与引发全民讨论的组织与问题给予大量的资金援助和关注之外，还对这些国家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培养相关专家从而能够引导当地民众对政府的政策制定进行讨论，确保其对政府政策制定的影响最大化。思想库基金每年还会资助超过十名来自包括乌克兰、格鲁吉亚在内的中东欧、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中有才能的青年研究员在中东欧最重要的智囊团里进行三个月以上的学习研究，以不断培养有意愿、有能力影响社会公共生活的年轻一代，为“开放社会”这一目标的实现添砖加瓦。

第三，索罗斯相信，开放社会是一个物质、资金、人员和信息自由流通的社会，自由、多元媒体的发展是一个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前提条件。因此，索罗斯基金会所推行的大众传媒发展计划就是为了提升这些国家的包括电视台、广播、报纸、广播网、通讯社以及出版社等所有的传媒业的独立性和专业性。这一计划对传播“开放社会”价值观念的媒体出版物的发行给予支持，对违背新闻自由相关原则的行为进行监督和反击。还对这些国家整体的传媒体制发起进攻，除了建立了许多如新闻理事会、新闻诉讼委员会等媒体自我管理机制外，还积极促进这些国家媒体所有权的变更，打破当地政府对媒体的垄断地位，从而实现媒体所有权多元化的政策转变，为社会上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得以传播创造制度性条件。除此之外，还特别为那些反对党的媒体出版物和记者提供资金和培训并支持当地独立媒体工会的建立、加强广播频率的可准人性。2003年，该计划更是拉入50多家非政府组织在乌克兰形成了一个新的公众委员会，以帮助非政府组织参与到电视和广播播放的民主法律的发展中，从而使当地媒体最大化的为其所用。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具有自身一贯的特点。首先，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具有长期性。“1990年在乌克兰创建了国际复兴基金会，活动不断；1993年进入吉尔吉斯坦，影响迅速扩大；1994年进军格鲁吉亚，目前除在首都第比利斯设有’国际索罗斯科教计划‘中心等四大机构外，还在全国四个地方设有分支机构”。索罗斯基金会每年都会发布年度工作报告，结束成效不佳或目标任务已基本完成的项目，同时根据所在目标国的实际情况设立新的活动计划。索罗斯基金会在这些国家活动周期之长还可以以此窥见一斑：乌克兰“橙色革命”的领军人物尤先科曾是索罗斯基金会在乌克兰的董事会成员；而格鲁吉亚在革命后新成立的内阁成员中更是有1／5（共4名）曾在索罗斯基金会工作过。第二，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索罗斯曾在回忆录里这样说道：“革命”不应该被引向防御工事，不应该在街道上，而应该在平民的思想里。索罗斯基金会鉴于这些国家大部分民众生活都比较困难，因此从关系到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卫生、文化、教育为突破口迅速扩大影响。通过这些援助计划，索罗斯基金会为自己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从而更利于其向当地民众灌输西方的民主价值观。此外，索罗斯基金会还对目标国政府的腐败、官僚行为进行无情的揭露，以影响民众的心理，导致时任政府逐渐失去民心。于是，索罗斯基金会就在看似与政权变更无直接联系的各项活动计划中，既隐蔽又富有成效地动摇了时任政府的统治根基，为最后这些国家的“颜色革命”的发生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第三，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受到共同哲学思想的支撑。开放社会研究所首长阿莱奈尔曾发表过以“不断的改变，不曾改变的目标”为题的演说，其主旨就是表明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计划项目是不断变化的，但其活动宗旨却是万变不离其宗。

三 索罗斯基金会所发挥的作用

通过对以上索罗斯基金会在这些国家所进行的各项活动的考察，可以将索罗斯基金会所起作用归纳为三个方面。

1．说服

索罗斯基金会所做的说服工作潜移默化、贯穿始末。索罗斯基金会除了在这些国家全面开展强化民主、增强法制建设、资助独立传媒的创建等工作外，还十分注意这些国家青少年的教育事业。在索罗斯基金会大力宣传和有意渲染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看到的不是自己国家已经发生的进步，也不理解社会转型时期矛盾发生的必然性，而只是一味关注与他们理想的民主政体的巨大差距，最终在“颜色革命”中冲锋陷阵，举起了反政府的旗帜。

2．监督

每年索罗斯基金会的工作报告都会对所谓的影响民主化进程的事件进行评论，还会对这些国家一年内的各项民主化、法制、人权等建设进行评估并根据这些工作带来的监督结果对下一年的工作做出调整。“颜色革命”中，索罗斯基金会更密切关注这些国家国内各种动态信息，及时利用新闻媒体、网络等各种传播手段对当政政府的黑幕和选举过程中的任何舞弊行为进行揭露；还对当地居民就有关如何做理性选举人进行培训，以便对整个选举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监督。索罗斯基金会还会推出针对选举工作的专项监督计划，如乌克兰全民监督委员会就是由国际复兴基金会和许多国家的大使馆为保证乌克兰的选举结果不被歪曲而进行的一项联合举措。

3．施压

索罗斯基金会通常对目标国进行两方面的施压。一方面，作为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索罗斯基金会大打公益牌，获得民众的信任与好感，再利用公民大众的力量向当地政府施压。如今，“国家形象”对于一个国家来讲不仅仅是一个主观评价，更重要的是涉及这个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合法性问题。索罗斯基金会网络具有极强的渗透力，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将发生在这些国家内部的事件国际化。当地政府只要做出任何有悖于公约和承诺的行为，索罗斯基金会就会马上揭露政府的言行不一，在国际上制造舆论责难，从而向这些国家施压以迫使其遵守承诺或改变政策。索罗斯基金会还借助物质杠杆进行施压。“颜色革命”发生国无论在经济建设，还是在社会制度等各方面发展都比较滞后、不够成熟，都存在各式各样的问题，需要借助外界的援助来达到恢复本国经济的目标。在“不对称性的相互依赖”中，“依赖性较小的行为体常常将相互依赖作为一种权力来源，在某问题上讨价还价甚至借之影响其他问题。”索罗斯基金会在为这些国家的教育、卫生、人民生活等多方面提供大量的经济、人力等物质援助时，将其与所关注的问题挂钩，迫使这些国家政府以索罗斯基金会所设立的目标进行社会改革，从而为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创造更有利的社会环境。

总体来讲，索罗斯基金会在这些国家所进行的各项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其进行了必要的法律建设，为当地自由独立媒体的发展开启了道路，并对这些国家的教育、卫生等民生项目进行投资，满足了一些民众的基本生活需要。但无可置疑的是，索罗斯基金会所推行的价值体系是一套纯粹的西方价值观，并且在推行过程中由于没有做到因地制宜、生搬硬套，从而也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因此这些国家所建立起的民主体制看起来有些不伦不类，从而造成这些国家社会混乱，动荡不断。我们不禁要问，索罗斯基金会的目的到底何在？仅仅出于公益吗？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基金会的创建可以使得索罗斯在美国免于税收。美国税法第501款概括了25种符合免税条件的非政府组织类型，索罗斯基金会就在免税范围之内。索罗斯本人就曾坦言：“创设这个基金会，动机基本上是自私自利，慈善信托是很有意思的避税花招，你把财产交给信托，然后每年提拨一部分的金额到慈善信托。经过若干年的提拨后，本金可以留给自己的后代，不必缴遗产税或赠与税，所以这是我为小孩设立的信托。”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重要，又多为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出产国，向来是美国战略部署的重要一环，而向外输出民主更是美国外交的一大特色，这一点上，索罗斯基金会与美国政府可谓异曲同工，不谋而合。因此索罗斯基金会自身遍及全球的网络系统又可以为美国提供现成的平台，自然成为美国政府向这些国家输出民主的首选借助对象。1993年至2003年，美国用于帮助独联体国家进行“民主改革”的专项援助就有90亿美元，其中提供给各国中央政府的援助不足1／4，而3／4以上都是提供给这些国家的私有企业以及非政府组织、独立媒体等民间机构的。

四 小结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像索罗斯基金会一样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招募自己的支持者，并将自身发展成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的全球网络组织，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的各个角落。这些国际非政府组织所体现社会公益性可以弥补国家行为体以本国利益为第一位而可能造成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紧张的不足；还可以凭借其丰富的人力资源及技术优势组建相关国际网络，结成广泛联盟，获取更为准确有效的第一手资料信息，通过呼吁、宣传和辩论等各种形式体现世界各国民众的愿望，反映他们的意愿和要求，促进共同目标的实现，以解决国家行为体在处理全球问题上功能失灵的问题。同时，这些国际非政府组织自身的非官方性也使其活动具有国家政府不可比拟的灵活性，能够更好地缓解政府间存在的误解紧张状态，加强交流，增进理解，从而促进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国际非政府组织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国家权力被垄断滥用，制约一国政府的决策更加民主化和理性化。因此，我们要加强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重视，完善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规范，不断拓展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强化与各类国际非政府之间的互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警惕某些西方国家利用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对我国进行外交政策输出，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企图。

（摘自2011年第3期《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意识形态战争--索罗斯基金会与教育部和文化部的结合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德米特里·拜达 著

中国共产党 谭天宇 译

　 　

西方在网络上对我们是无情的思想和信息战。正如国立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格奥尔基·阿列克谢耶夫所说，“由索罗斯基金会赞助的历史教科书已经在俄罗斯占到了三分之一。他们的思想倾向是显而易见的——贬低俄罗斯和苏联国家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

俄罗斯历史学会会长В·В·卡尔加诺夫教授得到了大量由索罗斯基金会赞助出版的俄罗斯学校和图书馆里的书籍和小册子。用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在这些“书”里“故意歪曲了俄罗斯的历史事实，把俄罗斯‘溶解’在其他文明里。”据В·В·卡尔加诺夫说，主要的问题是索罗斯基金会与教育部和文化部的结合。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历史的“殖民化”不仅为国内所公认，而且是国外专家也认可的事实。在德国举办了一个历史学家圆桌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法国代表坦率地说：“为什么在俄罗斯的美国人被允许给俄罗斯的乞丐作家以金钱，以便让他们在俄罗斯根据美国人的‘定义’来编写俄罗斯的历史教科书？”这位法国历史学家指出，如果这种做法继续下去，俄罗斯可能成为世界上唯一历史根据外国人的意旨写成的国家。

在索罗斯基金会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中都写了些什么呢？

正如В·В·卡尔加诺夫教授所说，在全部读完这些教科书后，你会得出的结论是：俄罗斯历史上没有胜利和荣耀，它所有的只是一系列危机和惨痛的回忆。

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像俄罗斯一样，有这么多可以夸耀的军事胜利。几乎每一个时期我们都取得了对其他大多数国家的胜利。希特勒、拿破仑、瑞典的查理——这三个人都横行欧洲，却败给了俄国。波兰拥有两倍于俄罗斯的兵力，却在俄罗斯（当时还是莫斯科公国）被击败。而在这之前的“冰湖大战”、对哈扎尔汗国的战争以及对君士坦丁堡的袭击都取得了胜利。

难道第一个宇航员不是由我们送入太空的？难道不是我们第一次和平利用了原子能，第一次制造了原子能破冰船，创建了第一个同步加速器？难道我们的国际象棋大师和数学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难道世界上三分之一的技术创造（例如广播、电视等）不是由俄罗斯人完成的？在世界上只有3-5个国家有俄罗斯这样值得夸耀的历史。这是我们的光荣历史，而不是索罗斯基金会教给我们孩子的小说！

例如，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为常见的俄罗斯历史教科书仍是А·А·克列捷尔编写的。（我们注意到，虽然该历史教科书在俄罗斯联邦的一些地区已经被禁止，但是每年该书仍大量再版）

如果按照А·А·克列捷尔的说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为重要的战役是中途岛战役和阿拉曼战役，而不是苏联军队进行的一系列大规模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战役等）。而实际事实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在战争史上具有国际公认的里程碑意义——而在这本教科书里却没有与上述战役相提并论。

“克列捷尔掩盖了苏联在日本战败中的作用（对消灭关东军没提一个字）”，“菲利克斯”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中心的新任主任亚历山大·塔拉索夫表示，“它让学生知道，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仅仅是因为美国对广岛和长崎的核轰炸。”

据亚历山大·塔拉索夫说，根据克列捷尔的“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不良的后果。正如塔拉索夫所说，“根据克列捷尔的逻辑，希特勒被苏联红军所击败导致了一个有害的结果，它引起了中东欧国家‘共产极权主义’的蔓延。”

“从克列捷尔的教科书中”，塔拉索夫继续说，“学生们无法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历史上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重大事件，获胜的‘权力之轴’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全球性的人道主义灾难，苏联军队的胜利导致了40年的‘两极世界’，它带来了固有的稳定性和战略平衡。”

然而，国家历史教科书中严重歪曲事实不仅仅是受西方的鼓励。在鞑靼斯坦共和国，著名的俄罗斯哲学家和政治学家亚历山大·杜金说：“这里的历史教科书中把伊凡雷帝和那时的俄罗斯描绘得相当可怕。”

“这一说法开始于车臣的杜达耶夫”，亚历山大·杜金说，“因此现在的俄罗斯在从内到外地毁坏自己。如果人们普遍相信索罗斯的历史教科书，这意味着我国基本上是殖民地。鞑靼斯坦共和国和美国编的历史教科书尽管它们之间存在一些矛盾，但两者同样对俄罗斯造成了破坏。”

原文请见：链接出处

美国中东“民主干校”真相

岩梦　

在全球各地尤其是年轻一代当中传播“民主观念”和充当“民主教练”，以期达到“社会转型”和改朝换代的目的，美国朝野不少人乐此不疲。

早在两年前，时任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格拉斯曼曾公开承认，“促进全球民主”是美国外交的一项重要内容。

《石油战争》－书作者恩道尔指出，从1968年法国爆发反政府学生运动“五月风暴”以来，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的社会动荡和政权更迭，其背后都隐约可见“美国教练”的身影。最近席卷整个中东和北非的新一轮动荡，当然也不例外。

“民主教练”四处活动

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和平基金会近期发布的一份关于美国“促进中东民主”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中东的“民主活动”计划周密、层次分明、分工明确，堪称一项系统工程。

这类活动大体分成三个层面。首先是美国总统或其他政府高官就别国民主问题发表公开声明，对别国“民主人士”进行高调声援，其次是相对低调

争取民主转型的公民同城圈运动：发展的资源和技术（二）

“宣传翻墙软件”＋“热点事件”==>公民同城圈运动
    
    发展公民同城圈，“从小事做起，在运动中发展”。本文以“宣传翻墙软件”＋“热点事件”为例来说明。
    
    一、案例
    
    案例1：网民数量。中共官方2012年5月公布，2011年中国互联网用户达5.13亿人，到2015年将达7亿。
    
    案例2：每天翻墙人数。每天100万网民翻墙，寻找被中共GFW封锁的真相。当大陆发生热点事件时，翻墙使用流量，有时增加达50%。
    
    案例3：谷歌的翻墙工具。2013年10月，谷歌发明uProxy工具，一款简单易用的互联网翻墙工具，uProxy将会以插件的形式加入chrome和Firefox浏览器。目前谷歌正在改善其产品，正式版本即将推出。
    
    案例4：翻墙调查。2010年4月，有人做了翻墙调查（收到5300多份数据）：
    
    http://www.kenengba.com/post/2920.html
    
    在参与调查的翻墙网民里：
    
    1.性别：男性占92%，女性仅占8%。
    
    2.文化：大专以上占86%，小学学历4%，初中2%，高中9%。
    
    3.年龄：在19岁-28岁翻墙用户占77%（以22-25岁的人为主）。
    
    4.行业：近50%在校学生，IT行业占了20%。
    
    5.工具：70%用自由门等工具，16%的人自己购买VPN翻墙。
    
    6.频率：2/3的人每天都会翻墙，90%的每周必翻墙。
    
    7.目的：80%的人，翻墙是为了“正常”地使用Google等互联网基础服务。75%为Twitter等社交网站，72%会看外媒新闻，60%为娱乐(如youtube)，26%因工作必需。
    
    8.宣传：85%的人曾向朋友介绍过GFW和宣传如何翻墙。有许多人教会了全公司的人翻墙。
    
    调查结果意外发现：翻墙的人开始憎恶GFW，继而不满转变成对整个体制的不满，最后发现“被逼”自己开始有政治倾向。
    
    二、发展“公民同城圈”：“从小事做起，在运动中发展”
    
    由于大陆没有结社自由，所以“公民同城圈”运动应运而生。其宗旨是“以圈子动员民意，以民意动摇军心”。
    
    在技术化、专业化、分工化的时代，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与“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低技术化时代，已然不同。个人面对独裁体制，其力量好比“一只小蚂蚁撼动一头巨象”。
    
    但是合作默契的一个小群体（如5人左右），其力量却不可小觑，好比大家在电影上常看到的“特别行动队”。如果是专业的“特别行动队”，就能应付整个警察体系。当然，“特别行动队”也不是神，万一某人在行动出事了，“特别行动队”的其他人，也总是直接与间接地照顾出事者及其家人。
    
    不过，现实生活中，发展公民同城圈，没必要这么夸张，而是“从小事做起，在运动中发展”。比如宣传翻墙软件，是最安全、最神速（几分钟稿定）、最有效率的。只要某地一旦出现热点事件（如余姚抗暴、大连反PX项目），无穷多的人，自动想寻求真相。在使用翻墙软件的同时，就会有自动加入反独裁的意愿。
    
    三、“宣传翻墙软件”＋“公民同城圈运动”
    
    中国网民的数量将近6亿（案例1），每天翻墙的人有100万，当热点事件发生后，翻墙人数翻倍（案例2）。所以发展公民同城圈，宣传翻墙软件是高安全、高效率的（案例4）。
    
    从翻墙调查的数据可知（案例4），宣传翻墙软件，也直接是助人的行为，因为许多人因其职业，需要真相。比如，中国目前有2228万股民，国际、国内政治事件，对经济事件影响巨大，而中共封锁网络，掩盖了大量的真相，失去了许多有价值的经济信息，甚至使许多人因而损失惨重。关注房地产行业等经济业的大量职业，情况也是类似。
    
    中国每年有22万起、近千万人参加的群体事件（2011年调查数据），当热点事件暴发后，翻墙人数超过1倍。如果我们能在10个群体事件中，发展1人，就能发展2万人，即2000个公民同城圈！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
    
    现在，用简单的公式总结如下：
    
    “宣传翻墙软件”＋“正常使用互联网基础服务”＋“热点事件”
    
    ==>发展“公民同城圈运动”。
    
    更简单的公式：
    
    “宣传翻墙软件”＋“热点事件”==>发展“公民同城圈运动”。
    
    正合一句话：发展公民同城圈，“从小事做起，在运动中发展”！
    
    “小事”如宣传翻墙软件，“运动”如关注热点事件。
    
    四、宣传翻墙软件的一些建议
    
    宣传、学习翻墙软件是安全的，原因之一，翻墙软件是大量西方人、海外华人、许多国人在生意上的需要。85%的人曾向朋友介绍过GFW和宣传如何翻墙。有许多人教会了全公司的人翻墙。
    
    从案例4出发（翻墙软件调查），在宣传翻墙软件中发展公民同城圈时，可以参考如下建议：
    
    1.大力向女性宣传翻墙软件。
    
    2.大力向初中、高中毕业者宣传翻墙软件。
    
    3.25岁以上的人，虚心向在校（刚毕业）大学生请教如何翻墙。顺便还可在大学生中调低发展公民同城圈，可谓一举多得。
    
    4.如果配合其它电脑网络的方法，效果更佳：如加入skype群、google+等方法。
    
    五、附录：最新、最全的有关“翻墙”的网页：
    
    网站：“美博园——翻墙打真相”，网址：http://allinfa.com/
    
    注：此“美博园”网站，有大量的、最新的、最全的翻墙软件、最新国外Top Free VPN介绍、电脑安全等安全翻墙技术。
    
    王衡庚，2013年10月30日于墨尔本

OTPOR的“成功”，使赫尔维备受鼓舞

　 wayofflying 

OTPOR的“成功”，使赫尔维备受鼓舞。于是，在爱因斯坦研究所和美国另一家非政府组织的资助下，他带领OTPOR的骨干成员，在布达佩斯建立了一家“非暴力抵抗中心”，专门培训来自其他地区的“年轻革命分子”。2004年11月，英国《卫报》的一篇文章详细记述了这里的情况：“这些熟练操作电脑的年轻人，挤在一间间狭小昏暗的办公室里。他们都是来自各地的‘革命’骨干。假如你想知道如何推翻控制着大众传媒、法院以及警察系统和投票站的现政权，这里有的是年轻学生等着你去雇用。”

　赫尔维的这些“创新”，随后迅速被运用到格鲁吉亚、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2001年1月，“Zubr!（野牛！）”组织在白俄罗斯创立。8个月后，该组织试图利用选举策动非暴力政变，但惨遭失败。2003年4月，“Kmara!（受够了！）”组织在格鲁吉亚出现。2004年6月，“Pora!（是时候了！）”组织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创立……这些组织的标志如出一辙：塞尔维亚反政府组织使用的标志是紧握的拳头；乌克兰反政府组织的标志则是时钟——暗指时任乌克兰总统的库奇马下台指日可待。此外，网站、博客、车贴、短信、涂鸦等“年轻人喜欢的生活方式”，都成了“斗争手段”。

　这些，都是赫尔维的主意！

麦凯恩亲自上阵

　“美国现在需要一位总统，他必须能够向美国和世界表明，这个国家最好的时光就要到来，必须准备建立基于自由基础上的持久和平。”2007年11月，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麦凯恩，在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刊文，标榜自己的外交立场——“必须扶持全球民主力量”。

　麦凯恩此文一出，当即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世界上的“颜色革命”或许将更加泛滥。

　遥控指挥中亚国家“政变”

　2005年2月，在吉尔吉斯斯坦即将举行议会选举前的一个深夜，吉首都比什凯克的一家印刷所内，机器轰鸣，人来人往。这是以在全球推广“民主”为使命的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专门在吉尔吉斯斯坦开办的。

　在轰轰转动的印刷机旁，“自由之家”的项目总监麦克·斯通，正紧张地等着最后一份报纸印完。这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唯一一份反对派的报纸，正在印刷一期特刊，头版的大标题赫然就是：《现在轮到阿卡耶夫了》。特刊要印20万份，所以斯通在印刷所里等了很久。

　这天夜晚，斯通很“幸运”，因为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没有断印刷所的电。他笑着对助手说：“真得感谢麦凯恩！”

　几天前，在斯通的指导下，这份报纸在头版上方刊登了吉总统阿卡耶夫正在建造的豪宅的大幅照片，下面则放着一个无家可归的可怜小孩的图像。报纸面世后，吉民众对总统的不满情绪迅速被激发。于是，愤怒的吉政府断了“自由之家”这家印刷所的电。

　但斯通无所畏惧，因为他的后台是美国资深参议员麦凯恩。

　麦凯恩立刻拨通了吉外长的电话，指责对方压制民主，“让人无法容忍”。吉外长只好连声道歉，并答应立即恢复对印刷所的供电。

　10天后，存在了10年的阿卡耶夫政权，被“倒戈”的民众抛弃了。当时就有中亚媒体指出，“是麦凯恩把阿卡耶夫赶下了台”。因为正是他将斯通派到了吉尔吉斯斯坦，而后者“出色”地打赢了导致这场“软政变”的宣传战。而且，麦凯恩还指令斯通将“颜色革命教父”夏普的《从独裁到民主》翻译成俄文，在吉尔吉斯斯坦广泛散发，成为吉反对派的必读书和行动指南。

　他的背后是布什总统

　作为资深政客，麦凯恩自1992年起，开始担任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理事会的主席。这家成立于1983年的研究所，总部设在华盛顿，宗旨是在全世界推进“民主”、“自由”、“自治”与“法治”。2005年5月18日，美国总统布什在该研究所举办的2005年度“自由奖”颁奖仪式上，曾毫不掩饰地说，20多年来，这个研究所“在100多个国家的民主变革斗争前沿努力工作。正是由于它的作用，今天的世界才变得安全了、自由了、平静了。”

　布什的此番讲话，无疑是对麦凯恩的极大肯定。

　早在2004年8月，麦凯恩就曾声称，“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是独裁者”，并宣称要通过正式支持反对派的方法，与白俄罗斯的“暴政”做斗争。随后，他多次在华盛顿接待白俄罗斯反对派的造访，手把手传授“革命秘诀”。一次，在送别白俄罗斯反对派代表团时，麦凯恩意味深长地说：“变革之风正在吹向白俄罗斯。”一旁的人都明白，他就要对白俄罗斯下手了。

　果然，2005年3月25日，白俄罗斯数百名反对派支持者，在总统府附近举行集会，要求总统卢卡申科下台。但这一次，麦凯恩没有成功。

　不过，在白俄罗斯的失败，并不会让麦凯恩收手。目前，“国际共和研究所”在全球设有多家机构，并为50个国家的非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仗着白宫的支持和雄厚的资金实力，麦凯恩连俄罗斯都不放在眼里。他曾多次以参议员的身份，以“俄罗斯压制民主”为由，要求将俄罗斯开除出八国集团。此外，在不久前刊发于《外交事务》杂志上的文章里，麦凯恩还对中国发起了攻击——“崛起的中国将是下任美国总统的重大挑战。”

　当下，麦凯恩在共和党的初选中风头正劲，这引起了外界的一丝担忧：这个“幕后导演”，会成为又一个公开推行“颜色革命”的美国总统吗？

帕玛的“15年梦想”

　在“颜色革命”的战场上，马克·帕玛是又一个大名鼎鼎的美国人。《纽约时报》曾将其誉为“西方最活跃的经济与政治自由化推动者”。

　帕玛是“自由之家”的副主席。该组织被称为“老牌颠覆专家”，在12个国家设有分部，主要任务就是在一些国家推动“人权”和“自由”，达到颠覆政权的目的。英国《卫报》曾毫不客气地说：“作为‘颜色革命’主要建筑师之一的‘自由之家’，不过是中情局的门面而已。”如今，该组织不仅活跃在独联体和东欧，还在中东、中亚和拉美设有分部。

　帕玛涉外经验丰富：曾在苏联和南斯拉夫工作6年；曾担任4年的美国驻匈牙利大使；卡特执政时，在国务院主持战略核武及传统武器控制办公室任职；里根执政时，作为副助理国务卿，主管美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外交事务……其简历还特别提到了他在东欧国家推动“民主”的工作。

　1986年，帕玛出任美国驻匈牙利大使。从那以后，美国驻匈牙利大使馆，俨然成了美国政府推动匈牙利“民主改革”的前沿阵地。匈牙利各路“民主精英”成了他的座上宾，以致当时的匈牙利外长多次要求美国国务院将其召回。

　像帕玛一样，美国一些外交人员也成了“民主变革”的一线“斗士”。比如，在推翻米洛舍维奇政权的行动中，美国前驻南联盟大使理查德·米勒就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格鲁吉亚爆发“玫瑰革命”时，他“恰好”又在那里当大使。

　2003年，帕玛出版了《粉碎邪恶轴心》一书。该书的副标题是——“如何在2025年之前消灭世界上最后的独裁者”。帕玛在书中宣称：“如果按1974年以来世界民主化的平均速度计算，也就是每年3个独裁政权结束统治，15年后，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再有暴君了。即使按再慢一半的速度来计算，2025年之前，所有的暴政也都该结束了。”

　美国《华尔街日报》说，帕玛现在的工作重点是中国。2006年6月，他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就曾多次要求美国政府要加强对中国的渗透。他甚至提议让美国驻华大使在北京的公园里与传播邪教的人员一起练功，以此显示美国的姿态。此外，他还倡议每年设立一个“中国民主日”，在全球范围内向中国施压。

索罗斯的另一副面孔

　2003年11月23日晚，在反对派的压力下，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被迫辞去总统职务。就在辞职前数月，他曾多次透露，华盛顿和“金融大鳄”索罗斯密谋逼其下台。随后的调查显示，谢瓦尔德纳泽怀疑得没错。此时，人们突然发现，索罗斯这位前东欧移民的犹太人后裔，已成为美国推进非暴力政权更迭的领军人物之一。

　如今在格鲁吉亚，到处都有索罗斯的影子——“索罗斯基金会”驻格分支机构，是格现任总统萨卡什维利2003年发动“玫瑰革命”时的“小金库”；在政府中，有1/5的部长曾在“索罗斯基金会”工作过；从总统到街头交警，他们每月的工资中，都有一部分是索罗斯提供的“补贴”。

　1979年，索罗斯在纽约建立了他的第一个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会”。索罗斯宣布，基金会的使命之一是“帮助打开封闭社会”。他直言，基金会的使命是搜寻可能的“民主萌芽”，然后采用各种手段扶植它发展壮大，“这种‘革命’是和平的、缓慢的、渐进的，但从不间断。到最后，它终将导致‘民主’在一些国家中诞生。”如今，“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分支机构已遍布东欧、拉美、东南亚、中东等地的 50多个国家，雇员超过1000人，每年花费超过3亿美元。

　从1990年到2004年，“索罗斯基金会”在乌克兰设立了25个分支，共投入8200万美元，资助反对派组织。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就是“索罗斯基金会”下属“乌克兰开放社会研究所”董事会的成员。

　在俄罗斯，“索罗斯基金会”有专项计划——大规模地向俄地方媒体渗透，企图以此影响当地精英，试图煽动地方分裂主义倾向。同时，基金会还向一些大学提供研究资金。如今，俄罗斯人突然发现，莫斯科一些大学的课程表上，增加了不少传授西方价值观的课程。

　在乌兹别克斯坦，“索罗斯基金会”投入了2200多万美元，用于邀请各类人员出国访问，培养亲西方的社会精英。

　据报道，2006年6月，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悄然进入中国，出现在中国一家民间组织的资金捐赠者名单上，捐资金额约为200万元人民币。

产业化的“颜色革命”

　在上世纪冷战时的六七十年代，包括5.5万辆坦克、数千架战略轰炸机、上万枚核弹在内的苏联军事力量，虎视眈眈地面对着欧洲大陆；而美国的几十万大军，则正在越南重新体验着血淋淋的战争噩梦。那时，也许不会有人在意一个尚无名气的学者吉恩·夏普，一个在华约国家中穿梭任职的外交官马克·帕玛，一个刚刚创建了量子基金的犹太后裔乔治·索罗斯以及两个在越南战场的军官罗伯特·赫尔维和约翰·麦凯恩。然而，在今天的美国政界，提起他们以及由他们幕后操纵的一场场“颜色革命”，谁人不知？！

　“提起政变，很多人的脑海中都会浮现这样的画面：示威者占领议会大厦，从大厦的窗子里飘出充满硝烟味的滚滚浓烟。可是这些画面也许要永远停留在想象中了。因为，事实上，如今占领议会大厦和取得整个国家完全可以不费一枪一弹，这就是非暴力政权更迭。”这是当今美国著名“非暴力革命”专家马克·帕玛对“颜色革命”下的定义。

　值得注意的是，与美国花费数千亿美元、搭上了数千美军生命的伊拉克战争相比，“颜色革命”成本之低，不能不说是美国人把战争思维用在“软实力”上的一个创新。

　2007年9月,缅甸爆发“藏红花革命”后，西方一位政治分析家评论道：“‘藏红花革命’标志着非暴力政权更迭模式的全面成熟。”

　事实也许如此。在全球化的今天，跨国公司、技术转移、股票基金等都成了美国对外推行“颜色革命”的工具。那些挑动“颜色革命”的团队，在其中如鱼得水。一些国家的政权，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渐渐地，人们发现，支撑“颜色革命”团队的，是一个拥有巨大军事、经济、文化力量的强大帝国，为了让这个帝国永远强大，“颜色革命”已成了这个帝国一个“新兴的特殊产业”。而这又意味着，“颜色革命”必将继续蔓延。

　有分析认为，中国是冷战结束后唯一发展良好的社会主义大国，那些早就提出要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西方国家，自然不会放过中国。从1992年开始，西方国家连续11年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出反华“人权提案”，就是最好的明证。2001年，小布什视察中央情报局时公开宣布说，“中国是最令美国感到不安的国家，它应该成为中央情报局日常工作中的重点。”

　对于美国而言，无论从理想主义还是从现实主义角度而言，都有着在中国进行“颜色革命”的内在冲动。一方面，美国向来以“民主的灯塔”自居，并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认为其美国式文明，从价值观到社会制度，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是“世界的楷模”。

　另一方面，美国一直认为在中国实现“颜色革命”对其有着现实的地缘政治利益。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发展成令美国敬畏的强大力量。在部分美国学者看来，如果中国实现西方式的“民主化”，实行与美国相同的政治体制，中国将成为一个亲美国家。到那时，中国将不再是一个“挑战力量”，而将成为“美国治下和平”的支撑力量，从而成就并能长时间维持美国的“单极霸权”。

　美国《民主杂志》的主编拉里·戴蒙德曾就如何在中国实施“颜色革命”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美国对“封闭”的共产党国家进行人权和民主化运动的任务，是要在这些国家“建立文明社会”，其步骤“首先是要突破统治党和政府在新闻、组织和权力方面的垄断”，继而要创建独立的出版物，另立工会、企业等团体和其他组织，缩小政府的权力；然后，由“民主分子”发动一场分享权力的运动，并最终接收权力。

　戴蒙德甚至认为，对中国发动“颜色革命”的条件正在成熟。

争取民主转型的公民同城圈运动：发展的资源和技术

争取民主转型的公民同城圈运动：发展的资源和技术
   摘要：本文从社会(心理)学出发，先给出群体、组织的定义，指出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共的独裁。由于中国没有结社自由，所以公民同城圈应运而生。最后本文给出了发展公民同城圈的技术性建议和可发展的部分资源，以快速、安全地发展民间的民主力量。
   目 录
   一、什么是群体和组织 1
   二、在中国并无结社自由 1
   三、《公民同城圈》概要 2
   四、创建公民同城圈的技术建议 2
   五、公民同城圈可发展的对象和部分资源(供参考) 3
   
   公民同城圈发展思路简单明了，风险小、费用低、效率高，且如风无形，使中共无法出拳打压，所以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这是一场不流血的游戏。公民同城圈有利于早日实现中国的自由、民主和宪政。
   一、什么是群体和组织
   什么是社会群体？
   社会群体：两个以上的人，有某种认同和团结，以实现他们的共同期望。社会群体还包含一定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群体分为初级群体与次级群体。
   (1) 初级群体：成员相对较少，有多重目的，成员互动是亲密的，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社会单位，对人格的塑造具有核心的作用，如家庭、宗教团体、较小的政治团体等。其主要功能是表意性需要，提供情感支持、自我表达的工具。当成员与周围环境发生冲突时，初级群体成为安慰等认同和安全的来源。
   (2) 次级群体：是为达到特殊目标而设计的群体。主要功能是工具性需要，如工作群体，其中关系多倾向于工具性的、务实的、冷淡的。
   群体人数一般不多，(在统计意义上)2-9人比较稳定、融洽，以实现其目标效率，比如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般是7人或9人。
   什么是组织？
   组织：精心设计的、以达到某种特定目标的社会群体，权力通常相对集中于领导或执行主管。组织的极大好处在于，提高社会效率，组织人力和配置资源，以“完成任务”。
   组织含有正式结构（规定、纪律和程序）和非正式结构（互动形成的人际关系），非正式结构有助于组织适应变化的社会环境，提高组织效率，帮助完成目标。
   常见的组织有：政府、军队、政党、学校、企业、作协、工会、宗教等。
   二、在中国并无结社自由
   在大陆，以上所有的组织被全面政治化，复杂的共党组织网络与其他各组织机构平行对应，提供领导或指导（如书记），以实现对各组织的严格监控，比如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李冰，是中共党员、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再如中共宗教局局长王作安，也是中共党员、党组书记。实际上，这也就消除或混淆了共党组织与其他组织的职责区分。
   原则上，凡是没在政府部门注册的，都被认为是非法团体（按此，中共也是非法组织）。
   这正是独裁（专制）的精粹所在，是中国所有苦难的根源：某个决定无论多么荒谬，任何组织依然无法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建议或抗议。
   中共在49年夺取政权后，在社会、经济、政治上，中共“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斯大林式的、血腥的秩序。毛泽东发动系列的三反五反、镇反肃反、鸣放反右、大饥荒，短短的10年间，中国原来无数的社团、党派和宗教，骤然消失。
   如此系列结果，带来什么？中国的水只有3%是干净的、10%以上的土壤受到重金属污染，到处都是恐怖的食品污染；而另一方面，中共官员在海外的资产，达到13万亿美元，…
   三、《公民同城圈》概要
   由于中国没有结社自由，2012年，公民同城圈应运而生，是民间民主力量的组织形式和方法，其基本内容及步骤如下：
   1. 搜寻同道：通过互联网等，互相沟通并建立初步联系。 
   2. 形成公民同城圈：通过经常性社交活动，如聚餐、茶叙、郊游、看电影等，把同一地区的网友变成朋友，形成志同道合的社交圈，为将来进行民众动员和组织的核心团队。
   3. 形成全国性同城圈网络。各地圈子内的人，各自向外与其他类似圈子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联系，结成全国性网络，形成互联网时代特有的网状结构组织。
   4. 无形式有实质：无组织的正式结构，无名称、无章程、无机构、无领袖；但有组织的实质，有共同目标、有相似道路、有稳固联系、有分工合作。无形式，故难以打压；有实质，故今后能实施政治行动。
   5. 行动合法、低调。现在实力不够时积累实力，暂不挑战体制，当局无法镇压(否则草木皆兵)。将来具备实力后再运行，令当局无力镇压。每个圈子规模小，人员散，较安全，是谓低调。
   6. 路径清晰。以圈子动员民意，以民意动摇军心。时机成熟时，公民同城圈在各地同时实施民众动员，组织全国性的反抗运动，并运用强大民意赢得军队的支持。
   7. 目标明确。结束专制集权，建立民主宪政。
   实现结社自由的时间过程：通俗的说，先建立大量的、如夫妻店或合伙店的小公司(如小圈子)，由相同目标的小公司组成大公司（组织，隐性组织），再由各个大公司，形成公司网络（政治联盟或民主大平台），最后撕裂统治集团，启动民主转型。
   四、创建公民同城圈的技术建议
   “公民同城圈”圈子数目的发展，自2012年以来，一直以指数增长上升的，数目的增长就像当年的传销或地下教会，必将是非常迅速的。
   一旦形成小圈子，就比较稳固。所以在发展小圈子时，要做好“大隐隐于市”，“稳打、稳扎，不冒进，不后退”， 其方针是：“从小事做起，在运动中发展”，争取每一个有良心的、正义感的、厌恶体制的公民。圣经上也说，“各个肢体，各有妙用”。
   公民同城圈还是安全的。不过，政府的控制无处不在，如手机、固话、电脑、线民或特务。因此，我们需要一些技术，让政府的控制进一步失效。
   (一) 创建公民小圈子的注意事项
   1. 创建小群体的目标：应有基本纪律的、有特定功能的，并要适当处理好分工和信息分享，因而是安全的、有效率的、稳定的、灵活的、互助的；
   2. 常规人数：一般在2-11左右。
   3. 小圈子性质分类如下：
   (1) 关系型：相互关系是互动的、亲密的，如夫妻一样；
   (2) 任务型：以完成有单一（多重）任务为目的的，如办公室的同事一样。
   (3) 同质性或专业性：注意吸收相似的人；如年龄、性别、信念、专业、经验有相似之处，如计算机系同一专业的大学同学。
   (4) 综合性或互补性：注意吸收不同专长的、特长的、互补的、综合性的人，如某办公室的5位职员一样合作；
   4. 发展对象：各类体制受害者(如毒奶粉受害者)，访民、(准)宗教、网友、校友、亲属、邻居、单位、村舍等，很重要的还有抗议示威现场的公民；
   5. 活动和发展：“从小事做起，在运动中发展”。冷静对待大而空的口号，从小事做起，由少数人就可完成和实现的目标，比如扒粪(人肉恶者)、恶搞(中共)、反跪、骂贪官、宣传翻墙软件、到群体事件中的抗议现场等，并在小事中运动发展公民同城圈。
   6. 活动频度：小圈子一旦成立，一般比较稳固。活动多少，视情况而定，关系不大，但不要冷下去。
   7. 有条件的公民同城圈，也可依附于各组织(如学校、单位、工会、宗教)等开展活动。
   比如宣传翻墙软件，是最安全、最神速(几分钟稿定)、最有效率的。只要某地一旦出现热点事件(如余姚抗暴、大连反PX项目)，无穷多的人，自动想寻求真相。在使用翻墙软件的同时，就会有自动加入反独裁的意愿。
    (二) 组建隐性公民同城圈
   基于所做工作的重要性、特殊性、敏感性，从高度安全、高度效率出发，有条件的公民同城圈，可发展成（准）隐性公民同城圈，这是为了完成特殊目标而组建的；
   1. 要求：自愿组成，建议隐性公民同城圈的多数成员，具有高度的专业性或综合性，如大学生小团体、警察小团体等；
   2. 人数：基于安全，(准)隐性公民同城圈人数在5人以内。
   3. 互动：适当与其它公民同城圈分割，尤其是两个隐性公民同城圈互动不要太过亲密。
   4. 聚会：建议少聚会，聚会时注意安全；
   5. 创建：(此条可选)设立隐性小团体的名称、规则、（依托方言的）暗语、化名、誓言和安全聚会的场所，其它还有格言和符号等；
   
   注：大名鼎鼎的《中国茉莉花革命网站》molihua.org，就是由几十个无名自愿者在2011年组成的。中共对此网站攻击的级别，却与大纪元网站、博讯网站相同。
   
   五、公民同城圈可发展的对象和部分资源(供参考)
   目前对中国体制有好感的，基本上没有，在私底下骂的凶，(但实名公开的有限）。这些人，都是可发展的对象，如此一来，可发展的实在太多了：
   1. 优先网上发展：QQ群、各论坛、facebook等。
   2. 优先发展体制受害者、上访者、失业者。因为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勇敢的模范。
   3. 优先发展有宗教信仰的。在同一宗教信仰者之间发展同城，安全、快速、稳定。
   4. 在亲朋、好友、同学之间发展同城，安全、快速。
   5. 紧需低调发展在校大学生，这极为重要，估计4-5年后，必会有小决战。
   6. 低调发展大学教师、研究生、博士生。最需要他们的，是知识技能。毕竟，现代社会是高度专业、高度分化、高度技术的社会，与“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时代，已经大有差别。
   7. 悄无声息地，低调发展到各敏感部门，如公务员、警察、国保等。
   有关公民同城圈的资源，建议可优先发展如下：
   1. 受毒奶粉影响的，将近3000万婴幼儿，其中20万人急送医院治疗。
   2. 1955年－2011年，被劳教的人近1000万人；
   3. 全国群体事件，2011年23万起。近年来参与人数总共5000多万。主要对象是工农兵，即工人（如下岗的）、失业农民（失去土地的）和复员转业军人；
   4. 中国访民每年近1000万人次；
   5. 法轮功学员有7000万人；中国基督徒有1亿，还有其它各种民间宗教；
   6. 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伤亡人数超过50万，其中中小学生死亡超过6000人。
   有人说中国人就一盘散沙，通过公民同城圈运动，把上面的散沙整合成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
   
   注记：
   1. 第1节的内容，群体和组织的定义来自社会(心理)学；
   2. 第3节的内容，来源于《公民同城圈推广团队，招募志愿者启事》
   http://boxun.com/news/gb/china/2013/03/201303302340.shtml；
   3. 第4节的内容，参考了社会(心理)学、历史上各秘密组织的组织方法(如清末的洪门、美国的骷髅会等)。
   4. 文章的5部分看似相互独立，但任何两部分，却又环环紧扣，互为引证。
   
   2013年10月27日，王衡庚于墨尔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