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31日 星期三

辛亥暴乱后满洲旗人对满洲建国及复国的反思和憧憬




满洲国文学代表作《福昭创业记》满族大作家(穆)儒丐著 满洲图书株式会社1939年出版,开本:32开 页 数:729页

从1918年1月12日至1944年4月1日,穆儒丐 一直在沈阳(当时称盛京)主持《盛京时报》副刊,发表了大量的小说、散文、评论、杂谈、翻译作品。他的小说分为社会小说《北京》、《女优》、《笑里啼痕录》、战争小说《情魔地狱》、警世小说《落溷记》、哀情小说《同命鸳鸯》、《鸾凤离魂录》等。同时,他还通过以报纸副刊为阵地设立奖项,扶植新人,对于推动东北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福昭创业记》可以说是穆儒丐最重要的作品,1937年7月22日至1938年8月11日连载于《盛京时报》副刊“神皋杂俎”专栏,总共368回,1939年6月30日由满日文化协会作为“东方国民文库”出版单行本。这部作品被伪满洲国授予“民生部大臣赏”,1986年7月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删节后再版。这部作品曾经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作者曾被视为“附逆”文人)和创作环境的背景满洲国,长期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文学史如同一切历史一样,过于庞杂琐碎的事件人物作品不可能都进入叙述,而任何一种遴选的标准必然是记叙一部分人遮蔽另外一部分,这是任何历史书写的题中应有之义。 “政治正确”可能是自有“文学史”以来通行不悖的前提,即使是以所谓“纯文学”的审美标准书写的历史,也不可能摆脱文化政策、审查制度的政治无意识。撇开文学建树、艺术贡献暂且不提,穆儒丐的社会身份、政治态度及这种态度对起文学创作的影响很显然成为后日他被文学史忽略的重要原因,今日拨去附加在他身上的种种偏见,重新回头观照《福昭创业记》这部书写作者民族历史的小说,在历史的“真实”与书写历史的冲动之间,我们可以捕捉到在一个英雄传奇的叙事中郁勃的民族认同观念。也许,考察这种观念的起源与原因,比对其作简单的意识形态划分定性更有意义。

《福昭创业记》从满族的起源“三天女”神话开始,天女佛库伦吞了朱果受娠,生下布库哩雍顺,雍顺便是满洲人的始祖。他们经过许多年,直到移居萨浒河赫图阿喇城,才稍有真实历史可考。从孟特穆起,又传了四代到努尔哈赤,五代到皇太极,移居沈阳,才奠定了一个皇朝的基业。努尔哈赤死后,葬福陵;皇太极死后,葬昭陵。 《福昭创业记》便主要是记述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力征经营的事迹,截至吴三桂乞师、满洲兵入关为止。这是一个带有中国历史小说典型的神话原型结构的叙事模式——神圣起源与英雄的丰功伟绩。

就这部作品野心勃勃的创作动机和庞大的篇幅构架来说,都可以称之为穆儒丐的代表作。至少在创作的时候作者充满宏大叙事的自我期许,至于艺术上是否达到了其预望的效果则是另外一回事情,更主要的,对于这样一部书写历史的作品,仅仅从审美层面或者艺术技巧层面来观察无疑偏离了它主要的意义所在。《福昭创业记》在叙述与议论的缝隙中,很容易让读者感到作者似乎有为伪满洲国代言的意识,但是,“它比较尊重历史,书中人物的言论、思想、作风、习惯、形象,以及各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和结局,都有事实依据。……他的确阅读了大量文献资料,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去芜杂,留精华,用功之勤,不逊于治史的学者。作者取材于史书记载时,还借助学术界研究的成果,对史料的价值和可靠性作了必要的考订”。 作者如此精心地打造一部在报纸上连载的通俗小说,显得颇有些超出常理,可以解释的原因在于,他一开始就是当作一个严肃著作下笔的。

从带有神话原型意味的开头和整个叙事模式来看,穆儒丐有意为满洲历史立此存照,同时向世人普及清代建国的历史,建立人们对于满洲民族意识的自豪感。这个小说本身就是作为对于民族历史的一种追溯和确认,其背后有着明确地为民族立言的主观认知,只是浸润于文本内外的、源自东洋的君主立宪思想和满洲民族意识已经失去现实政治、社会根基,不能为主流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所容忍了。对于历史,穆儒丐的态度颇为实用:“关于读史的教训。一般人都好高骛远,好像除了前四史,其余都不足观,其实是极错误的意见。读历史并不是为赏鉴它的文章,乃是为明瞭事实的。事实越远越无征,也越无用,所以应当先由切近的读起。宋、辽、金、元四史,关于晚近文化,影响最大。举凡政治之隆汙,民族之分合,依然和现代关系着。所以治史的,先由近代作起,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一位学人,长于史汉,却于明清历史,一无所知,这也未免过于厚古薄今了。” 这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渐成共识的古为今用及进化论史观是一致的。为了适应报刊连载的需要,穆儒丐的历史书写采取了传统通俗演义的方式——将原本繁多杂乱、并没有统一发展轨迹的历史事件以“创业史”叙述出来。对于这个做法而言,采取传奇化的办法无疑是最简省和方便,而传奇化自然少不了作为统领性的主角人物作为主导线索,于是史实就被书写为“故事”。

就这个意义上而言,穆儒丐作《福昭创业记》实际上就是为了塑造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英雄的形象。这不由让人想到1897年严复、夏曾佑在《国闻报》连载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对于小说描写英雄、儿女两个“天下之公理”的论述:“非有英雄之性,不能争存”,故英雄主义是人类和种族生存所必需的精神,而“茫茫大宙,有人以来,二百万年,其事夥矣,其人多矣”,为什么绝大多数都随历史烟消云散,而惟有曹(操)刘(备)崔(莺莺)张(生)等少数能够流传,并且“传之若是其博而大也”? 就是因为普通大众所受的历史知识和道德观念更多来自于小说戏剧而非经史子集。严、夏二人是就小说的社会意义提升小说的社会地位。穆儒丐作为没落王朝的旗人后裔,在二十多年后,目睹民国的混乱、军阀的战争、日寇的侵略,偏居伪满洲国一隅,内心里对于严、夏的观念无疑是接受的——事实上在他的另一些作品中也一再显示出对于维新改良主义的热衷——内在支撑他选择历史说部这一体裁的原因也部分来自于其民族主义的观念和受日本君主立宪思想的影响。

联系到《福昭创业记》来看,就要提到英雄崇拜的问题。英雄崇拜,这几乎是人类本原性的心理欲求,是“集体无意识”的心理积淀。美国学者戴维•利明(David Leeming)等人曾在《神话学》中指出:“英雄崇拜几乎和人类文明一样悠久。甚至原始人就已意识到,他只所以能够在异己的和经常是敌对的世界中生存下来,全靠其杰出首领的英勇和足谋多智。” 许多远古神话的魅力正是在于:为人类提供了不朽的英雄偶像。在文学艺术中,那些创造了英雄的作品也往往因此而倍受大众的欢迎。

英雄在古汉语中指那些识见、材能或作为非凡的人。 英语中的hero字义有四点:一是具有超人的本领,为神灵所默佑者;二是声名煊赫的战士,曾为国征战者;三是成就及高贵性格为人所景仰者;四是诗和戏剧中的主角。近现代以来,英文中的hero经过日语借用古汉语转译为“英雄”,穆儒丐意念中的“英雄”显然是这种已经经过跨语际实践之后的具有神圣魅力(Chrisma)意义上的涵义了。凡英雄必非常人,能在混乱分裂的年代能统一部众,在艰危时刻能杀敌御侮,在和平时代能为民造福,是历史重大事件的主角,并且品德高尚,因此必将受到人们的歌颂。

乱世因为常态裂变,容易造就英雄,另一方面个人的偶然性也会在特定的时刻造就一定的时势,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论调。天时、地利、人和往往会造就事实上的英雄,而不在乱世的情况下,就会通过委任和塑造来成就英雄。委任常常是自上而下悄然进行的。在政治系统中,委任又有两种情况:一是委任者的权力是民众赋予的,委任者必须对公众负责。二是委任者的权力缺乏制约,则其委任必然地形成裙带关系、帮派团伙和暗箱操作,故而往往带有很大的虚幻性和神秘性。塑造则多是通过话语的宣传构造进行的。由塑造而成的英雄,虽然有着现实人物的外表,但因多了些夸张、想象、粉饰的成份,而令人看上去更像是艺术英雄。这样一种英雄的塑造,通常是与某种功利目的相关的,因而又常常是完美无缺的,那其实也就成了“神”了。历史成为传奇,传奇最后变成了神话,这种叙事的衍生功能其实一直贯穿于人类叙事活动的始终。

穆儒丐的《福昭创业史》显然是通过将历史文学化的手法在文本中塑造本民族的英雄、讴歌本民族的英雄从而呼唤现实中的民族英雄。他不可能成为现实中的英雄,于是制造了一个书面中的英雄。对于民族英雄,他有个基本的判断:“大凡所谓民族英雄,并不是由口头得来,而必须有实在的事功。最低限度,也须在民族间,立下一番事业……盖不有英雄豪杰乘时握势,崛起其间,岂能转败为胜,定业兴王者乎?彼诸国,惟无英雄。故国虽大,人虽众,终于灭亡而已。然而英雄者,实国之魂胆,一国兴衰之所系也。”

这些言语让人想起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在他的名著《英雄与英雄崇拜》里所表达的意思: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几个伟大人物的历史;一个民族有无伟大成就,要看它有无伟大人物,以及这些伟大人物对于多数民众的人格感召力,“整个世界历史的精神,很公正地说,就是这些伟人的历史”。 穆儒丐正是要通过对于满洲民族的两代开国皇帝英雄形象的塑造来鼓吹英雄崇拜,召唤出对于已经颓败的清朝光辉历史的回忆,从而也为自己心中的开明君主制张目。按照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8)的分析:“卡莱尔的英雄,实际上是转换了形态的圣人,一种世俗化了的圣人。这种英雄不需要是一个牧师或预言家,他可以是一个诗人,一个国王,一个文人。卡莱尔宣称,没有这种世俗的圣人,我们就不能生存。这种英雄统治如果没有了,我们一定会对世界完全失望。没有统治者,没有真正的统治者,没有世俗的和精神上的统治者,那么,除了在一切事物中出现最为有害的无政府状态而外,我们不可能看到任何东西。” 这实际上是一种神话,而这种神话在20世纪政治文化变迁中重新复活了。

崇拜自己民族的英雄,就要摒除那些在作者看来是伪英雄或者暂时僭越了英雄名号的人物。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有不已成败论英雄的传统,到其极致往往成为同情失败者的口实。对于这种态度,穆儒丐针对袁崇焕和熊廷弼、毛文龙三人的情况作评论时说,三人“虽都一时之彦,而结果却都—祥。当熊廷弼被罪时,就有人说,如果将熊廷弼在世,必不至此,如今又拿这些话来惋惜文龙。后来明帝杀了袁崇焕,又把惋惜熊、毛者,来惋惜袁祟焕。天为何不留一人,以试验他们的实效呢?把失败的死人,当作天神一样,可是把成了功的伟大人物,不问生死,即看得稀松平常,一点崇拜纪念的心情也没有,这样的重大毛病,若是一日不改,那末中国一定是免不了灭亡的。现在我们把这些闲话,姑且不提,一俟有了余暇我想作一篇《我的英雄祟拜论》。” 这段话同郁达夫在1936年纪念鲁迅写的话异曲同工,郁达夫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一个毫无希望的生物之群;有了英雄而不去珍惜、爱护、崇仰的民族,则是可怜的奴隶之邦。” 穆儒丐和郁达夫不太容易相提并论,二人的文学成就与影响力也不可同日而语,不过相似的言语却显示了共同面临的民族主义背景和焦虑:民族危亡中对于重振民族文化的吁求。只是前者基于满洲民族的立场,后者更具有中华民族的普适意义。

对于另外一些人,比如同样在民间有着广泛声誉的农民起义领袖,对于他们身世的神话,作者采取了解魅(disenchantment)的手法。“因为运命之说,深中人心。不但圣贤豪杰,要替他们造出许多神话,便是凶贼大盗,一样也有神话,以赴会之。好像说天下大乱,不关人事,乃天意使然。李自成与张献忠都是天神下界,奉了玉帝敕旨,来搅乱天下,以待真人之生。殊不知这神话,太偏重运命,而不管人事了。假使明有贤君,纪纲不乱,未必就能亡国。藉使偶有昏君,后继者知道整顿,也许转祸为福。不过明廷元气伤得太重了,同时内忧外患,相逼而来。再加上人民素信神话,以所黠者倡之,愚者从之,一下子就能弄得天翻地覆,祸害更烈。所以说运命和神话,若不根本铲除,草莽倡乱之夫,遇了机会,就要发动。成了事,就是禹汤文武,失败了就是赤眉黄巾。一个国家,常常这样捣乱,永远也不能入正轨。李自成等诸流贼首领,就是由这种运命和神话的社会中,孕育长养出来的草莽英雄,根本没有国家思想,只有粗浅的小说神话教育。偏又遇到明末民不聊生的时候,他们的智和力,又较一般老百姓高出不啻百倍。于是利用神话,以愚乱民,他们就都作了首领了。” 这段文字就作者创作的这部《福昭创业史》来说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本人的写法也是采取了“神圣叙事”——利用神话,然后一步一步强调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崛起是天命所在。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认为人们在叙述一个历史实在的时候,历史事件、行为者、机构都会被编码成为故事要素,然后根据需要以史诗、浪漫剧、悲剧、喜剧或闹剧的形式讲述出来。穆儒丐《福昭创业记》的叙事模式类似就类似于海登•怀特所说的浪漫剧式历史叙事:“浪漫剧根本上是一种自我认同的戏剧,它以英雄相对于经验世界的超凡能力、征服经验世界的胜利以及最终摆脱经验世界而解放为象征,是那类带有基督教神话中圣杯传奇或基督复活之类的故事。它也是一种关于成功的戏剧,这种成功即善良战胜邪恶、美德战胜罪孽、光明战胜黑暗,以及人类最终超脱出自己因为原罪堕落而被囚禁的世界。”

在创作的时候,穆儒丐并没有将自己的写作题材当作虚构的文学作品,而就认为是历史:“本书虽系演义体裁,却是丝毫不许附会,关于当时实在情形更应当很忠实的叙述出来。” 比如对于云梯的考究,对于天命元年,清太祖受尊号是“帝”还是“汗”的考辩,根据辽阳白喇嘛庙碑,沈阳抚近门匾额等实物凭证,以及《满洲老档》对于大金国号的记载,乃至直到当时东北各地民间的老百姓“老汗王”的口语,综合起来勘查。这些细节上的考证其实原本没有必要这么繁琐,但是作者这么做,恰恰就是运用细节的真实来凸现这个演义式的叙事作为“历史”的实在性。

“叙事不仅仅是一种可以用来也可以不用来再现在发展过程方面的真实事件的中性推论形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包含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甚至特殊政治意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选择。许多现代历史学家认为,叙事话语远不是用来再现历史事件和过程的中性媒介,而恰恰是填充关于实在的神话观点的材料,是一种概念或者伪概念的(pseudoconceptual)‘内容’。这种‘内容’在被用来再现真实事件的时候,赋予这些事件一种虚幻的一致性,并赋予它们各种各样的意义,这些意义与其说代表的是清醒的思想,还不如说代表的是梦幻。现实生活绝不可能被完全真实地再现出来,不可能具有我们在精致的或虚构的传统故事中才能看到的那种形式上的一致性。” 从《福昭创业记》这一历史叙事文本来说,穆儒丐正是通过精心的事件挑选、结构设计、情节归纳,将原本并没有一个清晰轨迹可寻的历史统摄到“英雄经过磨难建立国家”这样的神话原型框架叙事中来,目的就是为了塑造民族英雄的形象。

尼采(Fridrich Nietzsches)曾将人的历史分为三种:“历史对于生活着的人而言是必需的,这表现在三方面:分别与他的行动与斗争、他的保守主义和虔敬、他的痛苦和被解救的欲望有关。这三种关系分别对应了三种历史——要是它们能被区分开来的话——纪念的、怀古的和批判的。对于拥有行动和力量的人,历史尤为必要。他进行着一场伟大的战斗,因而需要榜样、教师和安慰者。” 穆儒丐的历史意识可以说是典型的纪念式历史意识,他渴望在满清统治崩溃的困境中出现能够力挽狂澜的英雄人物,但却无法从同时代人中找到,于是转而寻求在过去年代寻找英雄行为的榜样来给现实注入活力,并教导人们在现实中怎样再一次具有英雄性。联系《福昭创业史》创作的时间背景来看,正是在日本正式发动侵华战争的时候,这个时候穆儒丐开始在伪满洲国境内的报纸上连载一部关于满族民族英雄、清朝开国之君的征战历史,显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

撰述历史演义并不是新鲜的事物,明代末年可观道人在《新列国志叙》中说:“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肇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 这段话描述了自《三国演义》问世之后,以“国史”演化为通俗演义的创作盛况。在这样悠久的传统下,穆儒丐的历史书写不足为奇,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编撰历史演义也是一种牟利的手段,在明中期的演义作家群中就有一些人既为作家又兼为书贾,如熊大木、余邵鱼、佘象斗等。但是,编撰历史演义,毕竟是一种个体的精神劳动,作家一旦进人创作,就不可避免地要在作品中融入自己的思想感情,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也一定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在读者群中产生一定的作用与影响。那么除开牟利的实际考虑外,穆儒丐创作历史演义的又有什么样的思想动机呢?

一般来说,历史演义小说作家的创作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传播历史知识,牖启闾巷颛蒙;二、诩扬道德教化,鼓吹劝善惩恶;三、抒泄愤懑不平,寄托政治理想。 目前尚无确凿的证据表明《福昭创业记》是由日本军方或者伪满当局授意下撰写的,事实上这种可能不大。因为统观穆儒丐一生,尽管年轻时候刚刚回国颇有一番抱负,但随着清朝廷的倒台也就是烟消云散了。之后其一生依恃报刊,编辑卖文为生,没有接受任何伪职,和政治保持了相当的距离。但是,他为什么会在那样一个时刻,撰写那样一部历史演义呢?我想,只能从他的政治理想和民族意识去考察。

前文已经分析过,穆儒丐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并且不满于辛亥暴乱后的现状,而对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式君主立宪情有独钟,而一介书生所能做的就是发奋著书,表明自己的理想。有关民族主义的研究显示,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表达了民族国家过去成员和现在成员之间的一种历史联结,同时通过某些仪式和传统也提供了一种空间联系的感觉。而民族情绪和文化在历史上一直依赖于各种各样的媒介,需要通过诸如神话、传说、史诗、传奇、颂歌、戏剧、小说、戏剧等一切传播方式来表述民族的身份和认同。我们可以说,《福昭创业记》正是这样表述满洲民族的一个个案。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我们可以通过文本的分析,发现在貌似公允的叙事话语中作者所采取的种种技法。

此前,蔡东藩的《清史通俗演义》已于1916年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刊行。蔡著中渗透的是新民和教育的思想,第一回就明确点出功利切用的创作宗旨:“现在清朝二字,已成为过去的历史,中国河山,仍然依旧,要想易乱为治,须把清朝的兴亡,细细考察,择善而从,不善则改。古人说‘殷鉴不远’便是此意。” 同样撰述清代历史的演义,穆儒丐也同样具有撰述历史言胸中之志的功利目的,但是一个是殷鉴后世,一个是鼓舞民族自信,自然选材就会有所差异。蔡著中满洲崛起不过是整个清代历史的一个序曲,穆儒丐则全力倾注于此段上升期。对于神化了的起源,穆儒丐延续了巫术式的信仰态度,蔡东藩则要理性得多:“成为帝王,败即寇贼,何神之有?我国史乘,于历代开国之初,必溯其如何祯祥?如何奇异?真是谬论。是回叙天女产子、朱果呈祥等事,皆隐隐指为荒诞,足以辟除世人一般迷信,不得以稗官小说目之。” 站在满洲民族本位的穆儒丐比蔡东藩也要更为主观,运用比较史学来为自己服务时,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罗马人是武力有余而文化不足的民族,自从征服了希腊,形势一变。希腊人虽有不幸沦为奴隶者,但是希腊的文明,却由这些被俘的学人,直接传给罗马的贵族,久而久之,希腊的文化全被罗马所吸收。旧的文化,新的民族,后来便孕成欧洲最放异彩的新文化。中国明末清初,也是这样,汉人的旧文化和满人的新体魄,以输血作用,孕成新的机运,就成了绝无仅有的清代文明。可惜后继无人,大清帝国瓦解,将来如何,那就看谁来振作了。不过我们讲故事的人,用历史来证明,清初的事,却和罗马十分相似。不但入关以后,有好多汉人学者,为满洲王公所礼纳,便是关外时代,早巳如此。照范文程、宁完我等,那些参与军事的不用说,便是当时诸贝勒府第中的奴仆,也有不少儒士,名分地位,虽不免歧异,实际上差不多都成了家庭讲师。

不同文化交融混血,旧邦革出新命,穆儒丐的思想依然没有脱出改良渐进的路径。在辛亥暴乱之后,整个社会或隐或显的“排满”情绪中,穆儒丐不断通过自己的书写给自己的民族辩诬,意气往往现于笔端,穆儒丐是为自己的民族鸣不平,情感的倾向性很鲜明。从语言的缝隙中透露出,这实实在在是个充满强烈个人情感的“小说”而不是“历史”。他还常用用民族融合的观点来强调满汉一家的道理。

通过一系列的叙事策略和措施,穆儒丐想要证明的是满州建立清朝的合法性,从而为旗人作为异民族入主中原正名。在这个过程中,他难免因为偏爱和隐恶的需要,对一些在汉人编纂的史实中强调的部分进行弱化,比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而对某些争论不已的问题给与一个有利于清朝皇族的解释,比如洪承畴的降清,满洲内部统一过程中的血腥、欺诈、背叛种种则尽可能地淡化。穆儒丐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刻画成领导顺应天意的正义之师的英主。比如,在攻灭海西女真的过程中出现的“叶赫老女”东哥的故事,完全是个体的悲剧,东哥一生因为各种政治目的被七次许配给各族各部,其间建州女真未必比其他部落正义多少,但是东哥个人的悲欢哀乐并没有为作者所关注,作者注目的是努尔哈赤部的雄起大略。努尔哈赤死后的新君即位过程同样是阴谋重重,但是皇太极及诸位皇子逼迫大福晋乌拉纳喇氏阿巴亥殉葬这样的内部纷争只是一笔带过,事实上原太子褚英被诛,继太子代善被诬与努尔哈赤第二个大福晋富察氏私通,也遭贬黜,最后皇太极在残酷的竞争中得登大宝,中间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都被掩盖,竭力突出的是皇太极的万众拥戴。

值得注意的还有穆儒丐的史观,中国历史自汉以降,易姓代祚、成王败寇是常有的事情,但是少数民族执掌全国政权并不多。在他们进取整个中原的过程中,只能迎合、接受、继承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衣钵,从“夷狄”转为“华夏”才具有正统性 。晚清以来的许多反映明清鼎革这一段历史的演义小说,如痛哭生第二的《仇史》等,往往摆脱不了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满洲被称为“满酋”、“虏”、“夷”,他们的入主中原被视为窃国神器,变华冠裳,这同清末革命派驱逐鞑虏的宣传影响有关 。穆儒丐承传了文化民族主义的主张,大力鼓吹满洲作为替代明朝的合法性,也是对于排满情绪不满的一种排泄。有论者认为:“历史就是‘人’力图自‘时间’中‘解放’出来,又力图利用‘时间’来达到‘不朽’的一种方式和形式。是‘人’对‘时间’的体会而产生的‘优先’像‘无限’的尝试之方案,一种对‘不朽’的追求之方案。” 此说有些形而上的意味,移诸穆儒丐的历史书写中却也合适。通过《福昭创业记》这个文本,我们可以切实地感觉到一个“英雄”是如何通过话语制造出来的,一个渔猎民族政权如何被赋予合法性,而同时对于民族身份和意识的表述与被表述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满族研究】2011年2期

注释

对于绝大多数从事近代文学研究的人来说,穆儒丐还是个比较陌生的名字,他原名穆都哩,字辰公、六田,1880年(光绪6年)生于香山健锐营一个旗人家庭,1903年入八旗学堂读书,此时正值清末新政。1902年,慈禧太后从西安回到北京,开始举办史称的“回銮新政”。穆儒丐也算是新政的受益者。1905年,他作为大清国留学生赴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攻读历史地理和政治经济。但是,当留学6年回国后,却正赶上辛亥暴乱,清廷倒台,作为倒台的统治阶层满洲的一员,穆儒丐只能栖身于军阀安福系的言论机关报《国华报》,任编辑,同时创作小说,直到1915年因为创作小说《梅兰芳》得罪权贵马幼伟被迫离开北京,赴沈阳任《盛京时报》主笔。满洲国覆灭以后,穆儒丐更名为“宁裕之”,1952年起在北京文史研究馆当馆员,于1961年去世。直到近年来,穆儒丐的评论与研究才逐渐为人注意,晚近相关研究有长井裕子《满族作家穆儒丐的文学生涯》,《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2期,张菊玲《风云变幻时代的旗籍作家穆儒丐》,《满族研究》2006年6期。笳声《穆儒丐与王度庐》,《满族研究》2008年2期。

有关这一段历史的“正史”叙述,可参见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洪业:清朝开国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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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儒丐:《福昭创业记》,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 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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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东藩:《清史通俗演义》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页。
穆儒丐:《福昭创业记》,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38页。
孙中山:《对外宣言书》(1912年1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当然,此时孙中山还是将“满洲”作为“抑勒民权”的专制渊薮排除在“中华民族”之外的,直到1920年代才有所转变。
在既有的辽金元清史研究中,都存在着这样的论调,不过晚近的“新清史”研究却试图发现和强调满洲作为一个特定民族难以被汉化或者说有意加以区分的认同观念。相关研究参见Pamela Kyle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Pamela Kyle Crossley, Helen F. Siu, and Donald S. Sutton, (ed.) Empire at the Margins,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6. 此一问题,当另文探讨。
除痛哭生第二之外,如许啸天(1887-1946),名家恩,字泽斋,浙江上虞人),著有《清宫十三朝演义》等,主导思想也与之相类。
李纪祥:《时间•历史•叙事》,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1页。

福昭创业记(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上下 儒丐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86年一版一印 开本:32开 页数:313页 删除了1939年版本中的前言部分

郭永丰/ 组建民主小圈子

本博客转发的这篇文章没有经过作者的同意,题目也是我们加上去的。我们认为这些文章对探索民主转型道路的同道有参考价值,但是并不完全代表我们的观点。如果读者想了解我们对中国民主革命战略和策略的基本观点,请点击《变局策》的链接。关于如何在中共高压下组织民主力量,请参考 《小圈子策略讲话》和《再谈小圈子策略》。---李一平成斌麟 敬启
   
   邮箱:xiaoquanzi2012@gmail.com
   《变局策》链接: http://www.cdp1998.org/file/2013070602.htm
   《小圈子策略讲话》:http://blog.boxun.com/hero/201303/tongcheng/2_1.shtml

   《再谈小圈子策略》:http://blog.boxun.com/hero/201303/tongcheng/4_1.shtml
   
   他们穷奢极侈,贪渎无度,专横跋扈,不敢公示财产,拒绝人民强力监督,他们还拆迁杀人,淫乱杀人,把罪恶之手伸向幼女,他们竟然全部逍遥法外,我行我素,只因他们仰靠一个流氓专政的体制,有武装到牙齿的军队做坚强庇护,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做他们最大的保护伞。凡是有良知和道德底线的你,如果此时还不敢站出来坚决反抗这种流氓体制,捍卫公共的尊严以及最起码和最基本的权益,你还等何时?
   
   中国需要数十万职业民主维权反腐斗士。如果没资源,可以高调扛着民主维权反腐的大旗周游全国,在人群之地发传单,让有资源者资助你;如有资源,可以自行制作民主启蒙宣传单,或雇人在当地的图书馆、学校、书城、住宅区等发送。由于网络启蒙趋于饱和,网下启蒙急需全面铺开,在各个城市组建专职队伍势在必行。全部兼职推动绝不可能见成效。中国需要数十万人的专职人才分布在全国各地启蒙民众,组建各地的有效团队,每个城市至少拥有上千人的坚定成员。
   
   请有资源者给予他们慷慨支持。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智慧的出智慧,民主必将成功!能借款为民主做贡献者就借款积极踊跃行动起来。
   
   总之,中国民主转型需要数百甚至数千亿的款项和平推动成功,你就大力做实事迅速发展属于你的民主小圈子的团队力量吧。只要你以身作则,切实付出,大公无私,浩荡行动,组建的民主的小圈子团队越多越好,民主中国绝不会忘记你的卓越功勋。大家群策群力,各自为阵,分头努力,目前急需要民主的纵向深入发展,迅速壮大民主反腐的实力!
(2013/07/31 发表)

多年来,数万藏人为被构陷入狱的丹增德勒仁波切请愿、上访的伤心史


多年来,数万藏人为被构陷入狱的丹增德勒仁波切请愿、上访的伤心史

Tsering Woeser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 - 1 小時前
图1,由我拍摄于1999年6月,在丹增德勒仁波切于雅江县城的陋室。图2,转自网络,于2002年底,丹增德勒仁波切被甘孜州法院判罪。图3,转自网络,近年从狱中带出的丹增德勒仁波切照片。 唯色注:于2002年4月7 日,在康雅曲卡(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被捕的丹增德勒仁波切,蒙冤入狱已整整十一年。据悉,丹增德勒仁波切被关押在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的川东监狱。 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和爆炸罪”为由,被中共当局先判死缓后改无期徒刑的丹增德勒仁波切,是进入21世纪之后,国际上最知名并受关注的西藏政治犯。 对于藏东康区成千上万的藏人而言,丹增德勒仁波切是今生今世的精神支柱。正在牢狱遭受苦难的他,是笼罩在这广大地区的人民心中难以承受的痛。这十一年来,当地几乎没有欢乐的节庆,多少老人在见不到大喇嘛的遗憾中哭着离世。是的,他们一直尊称他是自己的大喇嘛。 这十一年来,藏东康区三万多藏人为被构陷入狱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在一封封请愿书上联署签名、按手印,并派代表到人生地不熟甚至语言不通的成都、北京上访,许多藏人因此被抓、被打、被判刑,却始终救不出自己的大喇嘛。 没有比这更坚持、更忠义、更绝望的救护了。 当近日又传来仁波切的信众因上访北京而被拘捕的消息时,有必要将我所了解的当地藏人多年来为丹增德勒仁波切奔走呼告的伤心史作个简单的整理,定有不全或遗漏,还望补充并包涵: 2011年雅江县藏人僧... 更多 »

逍遙騎士 切.格瓦拉新形象


 中國時報 
王嘉源/本報系專用紐約時報特稿

切.格瓦拉普遍被世人視為一名革命分子;有些人認為他是個英雄式、耶穌基督式殉道者,有些人認為他是一套實驗失敗之意識形態的化身,對另外有些人而言,他則只不過是T恤上的商業化人像罷了。 


然而,對拉丁美洲年輕人來說,切.格瓦拉還有一種形象已開始浮現:一個浪漫、悲劇的年輕冒險家,他與五○年代美國「垮掉的一代」代表作家傑克.柯魯亞克(以旅途冒險遊記《在路上》為成名作)或銀幕叛逆偶像詹姆斯.狄恩(後來駕駛保時捷跑車出車禍身亡)之間的共通點,並不亞於他與古巴總統卡斯楚之間的聯繫。 


這種現象肇始於十年前其回憶錄《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的出版,該書至今已成為拉丁美洲大學生與年輕知識份子奉為聖經之作。而巴西導演華特沙爾斯根據該書拍攝的電影《摩托車日記》本月上映後在拉丁美洲風評佳,最近又在坎城影展上獲會外獎(天主教人道精神獎),據信這對上述現象還會帶來推波助瀾作用。 

該回憶錄與電影重述切.格瓦拉於一九五一年展開的歷時八個月、長達七千五百英里的南美洲五國之旅,當時他年僅廿三歲,患有氣喘病,是個醫學院學生。他與友人葛拉納度先騎乘一部老式「大力士」摩托車上路,接著靠搭便車還有偷渡,穿越彭巴斯大草原,越過安地斯山,並橫渡亞馬遜河,直到抵達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卡斯,兩人才分道揚鑣。 

切.格瓦拉只是記述是一個典型的邁向成人故事:一趟兼具政治和個人意義的冒險與自我發現之旅。他在與友人抵智利時寫道:「我們只是一對流浪漢,行囊在背,滿身塵土,舊時的貴族階級自我意識已所剩無幾。」 

可想而知,自命為切.格瓦拉形象守護者的古巴政府,從來不怎麼喜歡《摩托車日記》。該書直到一九九○年代初才獲准出版,即使今日,古巴官定的《切.格瓦拉全集》收錄了他的「游擊戰」與「開闢兩個、三個乃至許多越南」等著名文章,卻刻意剔除了他的日記。 

阿根廷籍歷史學家歐唐納指出:「古巴人剔除了切.格瓦拉所有非英雄的一面。其個人疑慮、性放蕩以及與友人葛拉納度爛醉如泥時刻,這些全與他們希望營造的不朽英雄形象不相符。」 

相形之下,今日外界對切.格瓦拉的「去神化」現象,乃是為其「去古巴化」過程的一環。雖然古巴官方記述通常稱切.格瓦拉是個「國際主義者」(避提他是阿根廷裔),他只在古巴待過八年。事實上他在一九六七年過世時已放棄古巴籍。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領導游擊戰潰敗後遇害身亡,年僅卅九歲。 

2013年7月30日 星期二

愛國定義大辯論 裸官才是真敗類

貴州省副省長陳鳴明日前在微博上轉發一宗美國槍擊案新聞時,引發網絡口水戰,陳鳴明稱不愛國的人是「敗類、人渣」,「讓他們趕緊去美國」。這個過激言論迅速引發愛國定義的大辯論,反而釐清了國人長期混沌的認識。

陳鳴明筆下的愛國,實際上是愛黨愛官,按照他的邏輯,只要是中共或者官員提出來的意見,社會和公眾都要堅決擁護,一絲不苟的照辦執行,這就是「愛國」了。相反,如果對官員說出來的話表示質疑,對中共作出的結論和意見提出批評和懷疑,那就是「敗類、人渣」。

陳鳴明這種黨國一體的邏輯,其實是官方的主流意識形態,被很多官員視作圭臬而不可挑戰。在這樣的邏輯之下,一些網民發表批評言論便被跨省抓捕,一些上訪者被誣陷為「精神病」而長期受到迫害,一些民眾為了捍衞自己的家園不被強拆也受到殘酷對待。在官方眼中,挑戰黨和官員的權威顯然是「不愛國」,因此必須受到國法懲罰。

國家政黨 兩個概念

實際上,這種愛國就是愛黨愛官的邏輯,根本荒謬不堪,不值一駁。國家與政黨是兩個概念,中國已有幾千年歷史,而中共成立才不過九十二年,兩者豈能混為一談?歷史上王朝不斷更迭滅亡,但中國從來沒有消亡,無論哪個人做皇帝,哪個黨執政,中國都是屹立不倒。愛黨是中共黨員的義務,但並不是所有中國人的責任。

愛國,應該是愛護這個國家的榮譽,維護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背後邏輯應該是愛真理。如果這個國家做了醜事,你不去揭發,反而掩蓋它,這不是愛國,而是害國。就像一個殘暴的父親,總是以家醜不可外揚為由,要求孩子不可把暴力行為傳揚出去,否則就指摘孩子不愛家,這不是黑白顛倒嗎?

國人抨擊國家亂象並不是罵祖國,而是批評執政黨,這些批評很多時候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批評的出發點也是為了國家進步,人民安康,也是盡公民的責任與義務,並不是要攪亂這個國家。雅典時代的蘇格拉底把自己比喻成一隻牛虻,說他要一直叮咬雅典,讓它不至於僵死,誰能說蘇格拉底不是一個高尚的愛國者呢?

事實上,國人邊罵邊愛,比那些邊高喊愛國邊將妻兒移民國外、將不法收入轉移到國外的裸官,可以說是崇高萬倍。真正的賣國賊、人渣、敗類,其實正是這些裸官,這些貪官以他國為祖國,一邊在中國刮地九尺,將神州搞得一片殘山剩水,一邊拿美、加護照護身,早已不是炎黃子孫,而是全民公敵。

中國社會正處於轉型的關鍵時期,很多政治理念需要重新釐清界定,否則公民社會的建立和現代國家的確立,只是一句空話。

太陽報

非暴力的力量:公民抗命所產生的力量是內發的 (internal)和轉化(transformative) 的力量


不少人不明白為何公民抗命能有力量去改變社會,令公義彰顯。要改變,當然需要力量(power)去推動。人們大多把力量只理解為外加的(external)及強制的 (coercive) 力量。最典型的力量就是武力。當人被施加武力或受到武力的威脅,人因人身或財產受損害,而被迫應施武力者的要求而改變。
在現代社會,政府是唯一可以正當及有組織地行使武力的團體。按這對力量的理解,要改變一些政策、法律、制度甚至政權,最有力的方法就是擁有比政府更大的武力。當然對民間組織來說,這可能性並不太大,而若出現,就是出現內戰的時候。民間組織也深明此理,故近年與政府進行抗爭時多會採用非暴力的方法,如以直接社會行動擾亂社會秩序,逼使政府屈服而願意改變相關的政策、法律或制度。但背後對力量的理解仍是一樣,是外加的和強制的,只是性質與武力不同,不是透過直接對人身及財產的破壞或威脅去促使改變,而是透過不合作的方式去令政府在計算社會及政治代價後被迫改變。
但公民抗命對力量的理解是不一樣的,所產生的力量是內發的 (internal)和轉化(transformative) 的力量。公民抗命能產生改變政策、法律或制度的作用,是因公民抗命者那為公義而作的自我犧牲行為,促使了其他人,包括了既得利益者和政府官員,從內心醒覺現行政策、法律或制度是不公義的,而自願轉變原先的固有想法,把不公義的政策、法律或制度改變過來。當然公民抗命者能否生出內發的及轉化的力量,很在於其他人本身是否已存在了相當的文化內涵,使這作用能產生出來。
其實這道理是非常顯淺的,在小朋友的故事中已說明了。北風無論如何大力地去吹,也沒法把人的衣服吹走,因風愈大,人反把衣服抓得愈緊。但當太陽發出陽光照向人時,人感到熱就自行把衣服除下來。北風所展示的力量是外加和強制的,如武力一樣,可能引發更大的抗拒;但陽光所展示的力量是內發和轉化的,如公民抗命一樣。

2013年7月29日 星期一

埃及革命2月1日 – 百万人大游行


2月1日 – 百万人大游行[编辑]

反对派领导人将此次示威活动称之“百万人大游行”[136](阿拉伯文:مسيرة مليون‎ masīrat milyōn,字面上是“一百万人大游行”),路线是从开罗的塔利尔广场到赫利奥波利斯总统府[137][138]埃及安全部队强化穆巴拉克的总统府周围的铁丝网,以确保示威者无法抵达那里。[139]据埃及政府媒体报道,成千上万的示威人数都位于开罗。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在塔利尔广场范围的示威者人数大概“至少10万至25万-已达广场的最大容量”。[140]埃及安全部队指出,大约有50多万人参加了在开罗举行的抗议活动。[141]而根据半岛电视台,大约有100多万示威者在下午聚集在开罗市中心,而在稍晚将人数提高到200万。[142]
示威民众在塔利尔广场祈祷
类似的抗议活动也在埃及各地发生,几十万人在亚历山大、在西奈半岛[143][144]约有25万名,苏伊士[145]也有史无前例的人数。与此同时,在Facebook的“百万人大游行”活动的支持数也达到一百万。[146]
联合国人权行政官纳维皮莱宣布一则新闻稿称,在这次的暴力事件中有300多人死亡,以及高达3000人受伤,不过强调这些报告仍然没有得到证实。[147]同时由于银行关闭,使得人们很难获得现金来购买食物,所以有些少数开店的商家就哄抬物价。[148]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敦促穆巴拉克要尽快满足人民“渴望的改变”。[149]
位于开罗的年轻抗议民众。中间的牌子上写着:“穆巴拉克离开我们,去找其他人让他们讨厌我们。”[150]
在埃及当地时间下午11:00总统穆巴拉克宣布,他不打算竞选下一届总统选举。[151]穆巴拉克并且声明他将继续留任到2011年9月,以确保和平过渡到下一次选举,并承诺作出政治改革。他也说,他将要求埃及当局“取缔”和“调查是谁造成的安全混乱”。穆巴拉克说,和平抗议活动转变为“不幸的冲突,动员和控制的政治势力想恶化局势”。他呼吁埃及议会修改条款限制总统的权限,并改变竞选总统的规则。他也接受了国会议员对他提出的法律控告,这意味着将透过法律替换大量的议会成员。[152]
在过去,穆巴拉克说他将继续为埃及服务,直到最后一口气。在2011年2月1日的谈话他说:“这一个可爱的国家……我住在这里,我为它争取和捍卫其领土、主权和利益。我将死于这块土地上。历史将会对我评判,就跟其他人一样”[153]人群继续在塔利尔广场抗议,要求总统下台。[154][155]有报道指出,穆巴拉克宣布这段是由于来自奥巴马总统的特使弗兰克克威斯纳告诉穆巴拉克,美国看到他的总统任期已经结束,并劝他准备有秩序地过渡到真正的民主。[156]

2月2日 – 骆驼之战

埃及革命1月31日,军队发表声明


1月31日[编辑]

一架埃及空军 Mi-17 盘旋在塔利尔广场
1月30日至1月31日夜间的开罗由于较少的抢劫事件是相对比较安静的。[88]在第四天的宵禁还是没有产生效果。安全官宣布了将在下午3:00开始宵禁,并威胁要对忽视的人开枪,但直到安全和军队人员离开塔利尔广场之前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121][122]
几十万人持续在埃及各地抗议,其中包括25万名示威者位于开罗。[123][124]一名抗议者在阿布辛贝被枪杀,多余的军队也转移去保卫苏伊士运河[123]在抗议活动开始的时候大概至少有1000名是亲穆派的人士,其中大部分来自邻里守望组。艾巴拉迪也在当天再次与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在塔利尔广场出席。他告诉群众,“我们现在不走回头路”,这句话也呼应出前几天的反政府抗议活动。该伞状组织全国改革协会,它包含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和亲民主团体的几个反对派运动团体,选择艾巴拉迪去商讨穆巴拉克。
自从开罗的警察压制力消失,军队接替起重点部位,军队和目前组织(政府、经济界)的立场就变得至关重要。然而,埃及高级将领坦塔维回到军队之后,[125]表态军队了解“伟大的埃及人民”合法权利,将不使用暴力对付示威者,并希望能够民主式的过渡。[126][127]军队发表一篇声明稿,指出:
武装部队将不会诉诸武力以对付我们伟大的人民。你的军队知道你的要求的合法性,并热衷于承担自己的责任,以保护国家与公民,申明保证透过和平手段保障每一个人的言论自由。[128]
另外有报道指出全国各地的几处主要监狱被攻击,以及各地的法律和秩序急剧恶化。[129]像是掠夺者烧毁了阿卡迪亚购物中心等犯罪的暴力行为持续在开罗爆发出来。埃及航空公司取消了所有国内外的航班;[123][130]从伦敦到开罗的埃及航空公司入境航班,因为疑似炸弹威胁而转降到雅典[131]
工厂暂停营运的事件也在包括开罗等许多城市出现。日本的日产公司暂时中止埃及工厂的运作以确保反政府抗议期间的员工安全,不过韩国现代的工厂还是继续开工。[132]
国际知名的考古学家札希·哈瓦斯,在1月31日的内阁改组中被穆巴拉克任命为新设立的内阁部长职位。哈瓦斯在他的个人部落格的一份声明中说,“破碎的物体可以复原,我们将于本周开始进行恢复行动。”[133]纽约时报的采访中,他拒绝了与伊拉克和阿富汗比较,并指出文物皆能获得安全保障。[134]国际社会党的秘书长路易斯阿亚拉表示由于以下原因,国家民主党已被驱逐:[135]
使用暴力,让人民死亡和受伤,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社会的民主党派是完全不符合其政策和原则。因此,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该党领导的政府不听,不动,也并不立即启动在此过程中有意义的动作,因此无法成为国际的社会党派成员。我们从今天开始,终止国家民主党在国际社会党的成员,但我们仍然决心与所有在埃及的民主派努力实现一个开放,民主,包容和世俗的国家。

2月1日 – 百万人大游行

2013年7月28日 星期日

埃及革命1月30日,穆罕默德艾巴拉迪也已抵达塔利尔广场


1月30日[编辑]

一台装甲运兵车被抗议者涂鸦污损,比较大的字写着“打倒穆巴拉克”、“反对穆巴拉克”、“独裁者穆巴拉克下台”和“滚开,叛贼!”
整个晚上成千上万的示威者继续违抗宵禁,军队和装甲车辆在晚上也陆续部署在开罗各地比较关键的地方,如火车站、主要政府建筑物和银行。而由于军队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社区巡逻,居民各自成立了武装民团,配戴枪支、棍棒和刀子去驱赶趁火打劫的人。[101]此外,大量军队(纵使没有警察)也在苏伊士出现,该地区在晚间也是相当混乱,不过日出之后就相对比较平静。在开罗,许多居民也组成民团,在没有警察的地方保护他们的家庭和企业。军方也在整个城市设置了重重关卡。[102]而有另外包含2位孩童的30具尸体运往位于开罗中心的 El Damardash 医院。[103]
埃及空军的其中一架F-16战斗机在1月30日飞越开罗展示军力
在当地时间早上6:00,塔利尔广场相当的平静,只有几百名民众在现场。[104]而在稍晚的早上,有3,000至5,000名示威人士已经抵达该地点,而且其中有几百位法官是第一次参加反抗行动。[104][105][106]这些法官也呼吁需制定新宪法临时政府
政府随后下令士兵允许使用真枪实弹,但军方说该命令以“保护人民”的理由拒绝。
据阿拉伯语的半岛电视台指出,陆军参谋长告诉他们不会向示威者开火。直升机用来监测抗议活动,有时候则是战斗机多次低空飞越塔利尔广场。[107]两架埃及空军的F-16战斗机在第一阶段飞越结束后,人群并没有消退,反而是欢呼雀跃并挥手致意。[108]而且示威者还自愿在塔利尔广场捡拾垃圾以“保卫国家的干净”。也有人群也在现场提供食物和水。[109]
位于塔利尔广场的示威民众。后方的牌写着“穆巴拉克走开”
埃及的国防部长暨埃及武装部队的总司令穆罕默德·侯赛因·坦塔维也被发现跟示威者们在开罗市中心的塔利尔广场共同参与。[110]而在18:30的时候穆罕默德艾巴拉迪也已抵达塔利尔广场,并告诉众人说“我们已经开始不回头了”。[111]他也说:“你是这场革命的主人。你就是未来。我们的主要需求是让旧制度离开和开创一个新的埃及,人民活在道德、自由和尊严之下。”[112]反对派领导人说,只会与军队会谈,并不会让穆巴拉克出席。[113]穆巴拉克在当时暂停举行与他的军事指挥官的会晤。[114]
为了要创立临时政府,穆斯林兄弟会、4月6日青年运动、我们都是扎伊尔德、全国改革协会、1月25日运动和凯法雅(抗议活动的主要组织者),这些团体都表态支持艾巴拉迪担任谈判角色。[115][116][117]而根据半岛电视台报道,34名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因为收押人员放弃他们的职位而获得释放。[118]
穆巴拉克总统要求目前的航空部长和前空军参谋长艾哈迈德沙菲克组织一个新政府。沙菲克是一位忠诚的党员,由于他政治上可靠的性质经常被提及为穆巴拉克的潜在继任者。[101]
埃及中央银行发表,所有银行和股市在1月30日持续封关。[119]除了在塔利尔广场上,各地的警方在晚上10:30左右陆续回到街上。[104]当地时间的10:55,设在开罗的半岛电视台办公室被勒令关闭。而在同一时间,对所有记者吊销当地执照。[104]
1月30日晚间,穆巴拉克的沙姆沙伊赫度假别墅被一支小型武装部队及忠诚的警察防卫著。[120]该地区并没有任何人死亡,只有零星的小骚扰。[120]虽然当地机场是经常使用于军队行动上,不过从机场围墙还是可以看见一群军用飞机在机场内。[120]这也是其中一个为埃及的私人空中旅游的枢纽,但大多数轻型飞机已在今天早些时候飞离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