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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5日 星期日

深圳异议人士林生亮:非暴力不合作抗争(2)

 

林生亮照片,2022年2月摄于荷兰阿姆斯特丹。 (受访者提供)

深圳异议人士林生亮近日接受大纪元专访,分享自己走上非暴力不合作抗争的心路历程,希望记者用文字记录下来,以给更多的人带来启发。

接上文:专访林生亮:谈非暴力不合作抗争(1)

理性

在监狱和看守所,曾经有坐过几次牢的很多人教过他,说你对准一个人把他打下去,下次他再也不敢打你了。

「我有过以牙还牙的念头,十几个人当中打我下手最狠的那个人躺在床板上睡觉的时候,我上厕所经过他,我也在犹豫要不要报仇?他经常欺负我,还把我像抓小鸡一样,摁在地上打,打到我一动不动的,半小时后手才恢复知觉。最终我用理性战胜了冲动。」林生亮说。

林生亮想到,是管教指使牢头狱霸打他,如果这样打了他,自己有罪反而要加刑。从此他坚定自己的想法,就是「非暴力」。 「你怎么打,我笑着面对他们,还帮数着打了几下,我说『你才打了十下啊,继续打啊。』打到打我的人都打不下手了。」

负责看管他的有一个人三天就不干了。第七天的时候,第二个人崩溃了。 「最终我用我的行为把所有人征服了,都同情我。一开始说你傻,但是我一直坚持着,那个人突然有点崩溃,不敢再看我的眼睛,说『我是人不是狗……』,突然就失控了。」

他说,「这种心理较量有时候无法用语言形容,那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得益于高智晟等人的故事,警察用牙签去戳他私处,把他牙齿打断……让我有一个提前适应的思想准备,当然也有恐惧。他们是基督徒,还有那些法轮功弟子,怎么强迫、殴打、洗脑,不让吃饭,都没有屈服。他们能做到,我这个跟他们比不算什么。就这样支撑着我的信念。」

「在从化监狱,被烟头烫,被十几个人殴打,我也没还手。犯人用拖把头塞在我嘴巴上,警察看了也不制止。在入监队,超强度的训练,头皮掉了好几层。我的痛苦抗争之后,后面的人就好过一点了,我一直在投诉。」

传奇

有一次,犯人用床单把林生亮包起来,手脚绑着,扔在厕所里面,在看守所叫「打包」。但是林生亮练过瑜珈,身子软可以劈叉,不到一分钟就解开了。还有一次穿着约束衣,二个手交叉不能动,吃饭都要别人喂的,不到10分钟他也解开了。

「他们把我从监室里带出来,几个人摁住我,那个时候我反抗,不让他封嘴巴,不让他穿约束衣,不让他戴手铐,爆发出来愤怒的力量。我在喊,很多人静静地听,有的坐在窗口听,这个对他心理产生很大的震慑作用。」林生亮说。

宝安区看守所有个区长叫吴振国,对法轮功和所有异议人士用心非常险恶的,在押人员称为十大恶人之一。林生亮就骂他,揭露他。很多警察对吴振国也有意见,暗中支持他,眼神是鼓励的。

他骂警长,「你们有没有父母?你今天对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有记录的!你的子女知道你在这里迫害我吗?你的子女将来知道你做这些事情会怎么想啊?……」

他曾被用脚镣手铐铐在窗口七天,他天天讽刺管教,「你100种方法今天第几天了?你用了几招啊?我又不报数,只问他不同的问题,拷问他的灵魂,问得他心里发毛。后来他就不进仓了。有一个人也是涉黑的牢头,他是有关系的,有一次人家打我,他看不下去了,过来打人家。」

「我在那里,打人的事件减少。因为我用实践告诉他们,你打我没用。我不说脏话,但是每句话直击人的灵魂。」林生亮说,「牢友跟我讲,那些人(管教)见到你就怕,躲着你。当然这个有点夸张,但是他们传起来的时候就变得比较传奇。」

影响力

林生亮在监狱收集被关押、被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名字,交给人权律师曝光。管教不准他跟别人说话,他就演讲,坐板的时候讲《独立宣言》,能倒背如流。

在宝安看守所监禁期间,林生亮托人带出三封信(举报信、自白书、家书),在海外大量的发布。后来所长撤换了。

林生亮认为,无论在哪里照样做事,一样在抗争,在扩大影响力。 「在看守所没人不认识我,有些管教跑来监室看一下哪个是林生亮,因为到处都在传我的事情,监狱里虽然封闭,也有一个信息流。留在那里的人,会把这个消息传给后面因为言论自由被抓的人。」

「有的原来不认识我的,在那个看守所关了之后,知道有个叫林生亮的人,出来找我。在从化监狱,监狱长每个月过来看我一二次,很多人搞不懂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又是一个反革命。」他说,「不是说坐了牢就不能做事,你找到一个方法,都是可以去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可以有一个示范作用。」

林生亮在狱中写了大量日记,详细记录每天发生的事,都被狱警抄走了。 「监狱里面的记忆跟外面的记忆是不一样的。」他说。

绝食抗争

2021年年初,林生亮因为在朋友圈发「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的水印又被抓走了。他绝食15天,人瘦了十多斤,状况却非常好,被释放后生龙活虎地走回家。

这次比较庆幸的是,他的朋友帮他销毁了保存资料的苹果手机,国保无法取得「证据」。他跟国保打交道也是秉持非暴力不合作,验尿、抽血抬着,没办法插管,也没办法做核酸检测,在医院僵持着,把法警累得够呛。

犯人都很关心他,在林生亮绝食的时候接力,比如第5天走的人留下电话号码,让第7天出去的人告诉他林生亮什么情况了。后来出来的这些人建了一个群,林生亮还帮助他们找工作。国保说:你要出来还有一个队伍在找你呀!

2021年5月29日,林生亮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 4月25日他第一次去教会,就遇到深圳警察冲击教会,100多个警察把楼封了。当时林生亮的老乡郭富坤在宝安看守所离奇死亡,林生亮介入这个案子,当局非常紧张。后来赔偿给家属60多万。

倡导非暴力不合作

在监狱里,犯人往饭里吐口水,多余的菜扔到都不给牢犯吃,在训练的时候不让上厕所,导致有人尿在裤子上,遇到这种事情林生亮都会找狱警投诉。 「像傻子一样坚持」,这样通过不停的抗争,改善了犯人的待遇。

「在国家机器面前,被系统性的打压、围剿你的生活空间,用这种抗争方式相对来说是成本比较低的,而且对个人来说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用这种方法去影响到你身边的人,包括迫害你的人。」他说,他给警察启蒙,有时候警察也会跟他说一些知心话。

林生亮认为,自己能侥幸逃出国是因为实践这种抗争方式让当局内部产生裂变,有人同情他,或者嫌他留在深圳太麻烦。

「我在监狱里用这种方式。我在监狱外,他每次要抬来抬去,有一次抬到家门口了,说要不要抬你回家里啊?我说你从哪块砖把我抬走的,你就把我抬回哪一块砖。很幽默,又坚持原则。」

他解释说,从心理学角度,两个人生气,只有打架才能平息怒火时,我就打你5下,你一直微笑面对的,我还打得下手吗?但是你骂我,我的手不会停下来,你越反抗我越打你,继续打你。

「同样的原理。十几个人冲上来打你,踹你的肋骨,你防啥啊,只能抱着头,你反抗的话,更有可能打到致命的地方,或者把你打死了。

「我用非暴力,怎么打都不还手,还要笑着跟你讲,还要坚持不合作。一开始都不解,甚至排斥你,到后面慢慢理解同情你,最后敬重你。这样一个心理过程。」

他表示,当然面对暴政,暴力反抗是天然的权力。不要因此误解非暴力是排斥暴力反抗暴政,非暴力只是一种抗争方式而已,不要过于简单地理解。

「如果整个社会能做到,就像曼德拉抵制英国统治、争取权利一样,这需要一个从点到面的推动。」林生亮相信,整个国家发展的脉络也是这样,现在是仇恨,然后妥协、和解,最后走入民主,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妥协和和解。

(全文完)

2022年6月3日 星期五

专访林生亮:谈非暴力不合作抗争心路历程(1)

 


记者李新安采访报导)中共暴政下,民众抗争越来越激烈。深圳异议人士林生亮近日接受大纪元专访,分享自己走上非暴力不合作抗争的心路历程,希望其经历给更多的人带来启发。

从查电瓶车说起

专访林生亮是缘于中共近期的新一轮整治电瓶车行动。在这一轮整治行动中,中共要求电瓶车挂牌,并以各种名目罚款、扣车。林生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自已是如何应对交警的无理罚款。

林生亮家有二三台电瓶车。遇到交警查车,林生亮就怼他,要他拿出法律法规,催他赶紧开单,开完单就要行政诉讼他。后来警察就不查他的车了,让他赶紧走。

有的时候,林生亮跟警察怼急了,就采取非暴力不合作方式应对。林生亮说,他(警察)就要把我抬走,我就不用力啊,四五个人把我抬上车,抬回派出所,我不说话,又不走。在他眼里看起来就像耍赖一样,实际上这种方法是很奏效的。

林生亮表示,一直想把这些非暴力不合作的抗争方式写下来,可以让很多人借鉴。因为当有一天全部人上街的时候,他(警察)要清场或者干什么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要怎么样做。

你不用力,让他抬,非暴力不合作。我眼睛一闭,周围的人一看以为我被警察打死了,他们心里又慌了。有人拍视频,他越看就越慌,这个非常管用的。

他们也曾经侮辱我,你为什么要这样装死?我不理他,闭上眼睛一动不动,让他抬,后来他们对我这种方法无技可施。我说我自己的身体我做主啊,你是强迫我,我为什么要用力啊?你们用力就行了。我是让自己的身体放松到自然状态。

林生亮因为关注维权经常被警察找去喝茶。他举例说,去年年初的时候,他因为在朋友圈发布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水印,被“抬”到派出所,身体保持放松状态就写在笔录上。

后来派出所的人一看到国保把我带到派出所,他们就躲,借故走。国保又不干活,叫巡防、保安来抬,把他们累得半死,又不能让他们打我。我又不用力,不说话,这个事他们非常头痛。”他说。

林生亮还整理了《公民如何应对讯问手册》,介绍使用不合作的方法,譬如面对警察的所有问题,就是不知道不清楚不说话因为讯问是有套路的,破掉它,主动性就在你身上。他说。

林生亮介绍,这一套暴力不合作理念,是他从监狱的实践中得来的经验,揉合了基督徒的殉教精神和唐荆陵律师在公民维权中倡导非暴力不合作理念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种抗争方式,包括不断的身体抗争和精神意志上的对抗。

觉醒

林生亮出生在广东梅州,在深圳发展;曾经三次被抓,二次判刑入狱,多次被强迫失踪;于20218月携女儿抵达荷兰至今。

林生亮今年过年期间在荷兰朋友家中。(受访者提供)

据林生亮讲述,他从小好学又反叛,听爷爷奶奶讲文革、土改等历次运动,因而讨厌共产党。爷爷奶奶二个家族都是地主,自杀的、疯的,死了很多人。父亲是地主崽,到初中就不能读书了,上学也受到欺负,一辈子胆小懦弱怕事。

1989年北京天安门事件时,林生亮读小学五年级。到初中的时候,他收听美国之音,虽然短波经常被干扰,但是陆陆续续听到不同的声音。2000年以后,他在北京做生意时,亲自接触到经历过六四的人,他们把当场的情况告诉他。

2004年回到深圳,他开始在网络看一些视频(包括海外的),早期用的是自由门和无界翻墙软件,就这样打开了窗口。后来经历了乌坎事件,逐渐参与线下活动,参加了微博车牌党,在网络上实名B-林生亮,积极参与深圳同城饭醉和声援维权行动。

第一次参加线下活动令他印象最深刻。他说,香港的妮可和大家在深圳布吉旺角酒楼见面,为宣扬民主的深圳警官王登朝的家属募捐。妮可的勇敢和担当让他克服了恐惧。

据他介绍,当时有个口号一人一博,改变中国,反腐的人就通过微博惩治腐败。后来当局限制言论自由,线上线下同步打压。

不断的有人被抓。网上打得七零八散,当年在妮可的聚集上,我想找回车牌族的人几乎都找不到了。林生亮说。

第一次被抓

林生亮的事业成功,经常在幕后帮助别人,直到2010年亲身参加了维权行动。他在宝安区创业电子城做批发生意,房东通过官商勾结办出消防许可证,但办不了营业执照。三百商户要去市政府上访。当地政府怕上访影响到大学生运动会,最后强制调解。

20175月,林生亮因为在共享自行车涂鸦、支持郭文贵报料被抓,后被以寻衅滋事判刑一年二个月。

第一次坐牢对家里打击非常大,员工都跑了。我做天猫,做线下批发,有二个门面,还有二层的仓库。林生亮提供一份拍卖通知书显示,20196月,林生亮名下的二处房产被以118万多的价格起拍。

林生亮名下的二处房产(商铺)被拍卖。(受访者提供)

那是我坐牢的时候,他们把我的二个商铺拍卖了,是二个临街的商铺。当时没办法请律师走法律程序。林生亮被抓后,因为没人打理生意,无法偿还银行借款,损失巨大。

20187月出狱后,林生亮把坐牢的经历和遭受的酷刑以及判决书在推特上发表。一些资料是他装在药袋薄膜里、塞在肛门里带出来的,上面记录着每天基本上都有人被管教或牢头罚班、罚通宵班、飞机班(睡下一会又起来);还有购物小票,牢头强制抽水。

刚刚自由一个月,林生亮第二次被抓,因要求倡议成立中共恶人榜和揭露监狱黑暗。他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二年,投入从化监狱。

2018年8月,林生亮因倡议成立“中共恶人榜”被判刑二年。(受访者提供)

炼狱

林生亮回忆,自己在狱中遭受酷刑,跟他们斗争。见到管教、牢头要半蹲(跪),我不蹲,不服从。他处处打压你,连续二三天不让你睡觉,眼睛一闭上就踢你,睡不了一秒钟,搞得我现在晚上一有动静就醒了,再也睡不着。

后来我就用了一种灵魂出窍的办法,我的眼睛不闭上,固定看着一个点。他们看我眼睛不动了,就踩我肋骨,怎么踢我都不动(没感觉),好像精神和肉体已经分身了,后来我才知道这叫催眠。用这种方法去休息一下,几秒,十几秒,他们就一直踩我,肋骨被打伤过,踩我肋骨才有感觉,眼睛眨一下。”他说。

每天有涉黑的二个犯人看着他,他一直站着不能坐,除了吃饭睡觉;双臂被掐住固定姿势站在一块砖上,全身骨头像散架一样;上厕所要牢头同意,还要像女人一样蹲下去尿尿,站起来就被打;不给菜吃……当时说有100种方法折磨他,我到现在腰椎盘突出,就是因为酷刑。他说。

有一次他被用脚镣手铐铐在窗口,他在那里喊:“打倒共产党!独裁专制必亡!自由民主万岁!……把嗓子都喊破了,喊了一下午。”

管教让所有人把电视开大音,把他的嘴堵上,带上头盔,缠住布条。很多人把他摁住,他用牙齿把胶纸咬断,照样喊。他被抬回来的时候,有个犯人掰断了他的左脚大趾头现在左脚不能单独用力,经常疼痛。

林生亮在仓室按警报没人接,他就喊:“打人了!这里有牢头狱霸!”他告诉律师,律师告诉检察院,时间地点都记录下来,就是不处理,就这样折磨他。林对他们说,“你尽管使,你现在才使用多少种方法?他不愿屈服,身体好一点继续抗争。

2021年12月17日 星期五

人权捍卫者唐荆陵、袁新亭、王清营持有并传播非暴力、公民不服从的资料被判刑

 

2016年1月29日,人权捍卫者唐荆陵、袁新亭、王清营分别被判处五年、三年半和两年半有期徒刑。

他们都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定罪。这三位人权捍卫者最初于2014年5月16日被以“寻衅滋事罪”拘留,但这项指控后来被变更为更严重的罪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2015年7月,唐荆陵在法庭上作出的一项声明中说,关押期间,他和他的两个同案犯一直不获准出外放风,也不获准发送或接收信件或书籍。

对他们三位的定罪主要与他们参与了2006年唐荆陵发起的非暴力、公民不合作运动相关。根据起诉书,他们的“罪行”是持有并传播非暴力、公民不服从的资料,租用公寓用于交流信息并储存资料,以及参与了许多人权活动。

唐荆陵、袁新亭和王清营在警察突袭搜查他们租的公寓后被捕。根据起诉书,警方发现了马克·帕尔默所著《粉碎邪恶轴心——如何在2025年之前消灭世界上最后的独裁者》、硅卡恩所著《草根群众组织》、吉恩·夏普所著《从独裁到民主》、罗伯特·赫尔维所著《论战略性非暴力冲突:关于基本原则的思考》以及吉恩·夏普所著《自我解放》等书籍, 总计231本。

2014年11月,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裁决对这三位人权捍卫者的羁押是非法的,对他们的拘留“是因为他们合法行使了《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所保障的权利或自由”。工作组认为这三位人权捍卫者应该立即被释放,并且得到对他们所受伤害的赔偿。

前线卫士谴责对唐荆陵、袁新亭、王清营的判刑,认为这些判决直接针对的是他们合法与和平的人权活动。

2015年9月14日 星期一

巴西无地农民运动领袖专访:世界向右,巴西向左

破土  2015-09-
【编者按】巴西无地农民运动 (MST)的斗争,是当今全球反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斗争的典范。MST通过土地占领、非暴力的集体公民抗命行动,展现着人民力量改变社会现实的可能。近 日,破土君有幸访谈到MST的三位领袖,他们在此次访谈中详细介绍了MST组织行动的过程,支撑MST运动的三大支柱,以及MST在运动过程中如何处理性 别问题、联合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问题等。

巴西无地农民运动领袖专访:世界向右,巴西向左
这是一场涉及150万人的农民运动
破土:目前MST的规模有多大?
MST:MST成立于 1984年,那个年代正好是军政独裁走向结束的时候,当时工人运动也很蓬勃,农民占地运动也就随着开始。目前MST分两种情况,一种叫营地,一种叫定居 点。营地还是在占领的过程中,定居点则是所有家庭已经合法地拥有土地的使用权。现在定居点有2000个,有35万个家庭在定居点上生活。巴西有27个 州,MST的活动分布在24个州,大概有760个营地,有10万家庭,加起来一共有150万人。
破土:巴西一共有多少农民?加入MST的农民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MST:巴西农民人口占总人口的18%,一共有360万人口,参加运动的有200万左右。当然在这些参加的人里,不是所有人在各个区域都非常活跃,有些人只是在营地里协作日常的事务。
破土:MST在营地和定居点上是如何行动的?
MST:首先是占地,占 地完之后,MST就派人接管营地上的学校,所以MST的孩子受的教育跟主流的教育是不一样的,接受的是社会主义的教育,这对运动持久性非常重要。同时在生 产方面,农户们的所有工作都是通过讨论让大家做决定。一般7~10户就组成个小队,然后4个小队组建一个大队,再往上到区、州这些级,最后就是组成全国的 委员会,其中每一个州要选两个人来参加全国的委员会,一定是一男一女,在底层组织里的统筹也是一男一女,起到男女平等的作用。所以一方面我们有调和性的组 织架构,在这之上还有功能性的架构,比如妇女工作、性别工作、教育工作、生产工作。人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家庭的集合里面讨论问题,而是跨家庭的。这150万 人口就这样形成了根据地。而跟中国的革命根据地不一样的是,他们没有军队,也没有形成政府,可是已经形成了自我管理。
破土:和其他的农民运动相比,MST有什么不同?
MST:我们内部有三大支柱:一个就是斗争,占领就是斗争的一块,另外两个是组织和教育。整个的方针有三条:第一条是要土地,第二条是推动围绕土地和食物生产为中心的农政改革,第三条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跟一般的农民运动不太一样,就是我们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这一点。那 么我们如何落实社会主义呢?就是在我们的营地,特别是定居点。因为营地还处在斗争中,而定居点已经组织生产。其中定居点里20%已经是集体经济,但这不是 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的集体经济而是通过不断教育的过程,可是你到底要发展集体经济还是别的形式的经济,是由你们这个区自己决定的。30%是半集体经济,这一 部分很多是由农户来运作,也有合作社。剩下的50%是家庭运作。但是这些形式不是定下来就不再变化了,有的时候会从集体经济又到家庭经济,有的时候家庭经济过了一段时间走向了集体化,所以是有变动的。而总趋势是走向集体化。定居点上的生产要求是非转基因和生态农业。我们最近通过斗争要求政府开放采购,包括学校的营养午餐。政府采购的30%必须从农户生产采购。就这样我们生产的有机的、生态的食品就流向学校,所以学生吃的30%的食品都是有机食品。
破土:MST的组织性很强,人们为什么对运动那么坚定?
MST:这有两个层面的 原因:一个是精神层面,对精神层面的宣传很重要。政治教育很重要,我们有很多的学校来培训我们的积极分子和干部,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教育的。另一个 层面就是物质方面,在现实的斗争中,不管是占领土地运动,还是组建合作社成立小工业,都提高了人们的物质水平。
全球都在向右转,我们更要保持社会主义的火种
破土:从八四年以来你们的斗争是否有变化?
MST:是有变化的,原 来我们斗争的对象是大农场主,因为他们有土地。而自实行新自由主义以来,我们发现很多跨国资本进入巴西圈并了大量的土地来种植甘蔗、转基因大豆和桉树,同 时也把我们可以占领的土地空间给压缩了。由此开始我们斗争的对象转向了外国企业。另外鉴于巴西现在还处于运动的低潮,经济也在下行,整个运动处于低潮。所 以我们在做的是保持社会主义的火种,我们通过做两件事来保持火种:一方面是持续的斗争,不仅是占领土地,还占领市政府,迫使他们做一些政策上的改变;另一 方面就是通过教育,特别是政治教育。我们有一个学校专门培训积极分子和干部,而且这个学校对拉丁美洲的工人阶级都开放。MST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政治组 织,是一个社会运动。为什么不是政党的原因在于农村人口在巴西人口里占18%,所以我们只代表工人阶级的一小部分,并不代表整个阶级,另一个原因是八十年 代巴西也同时出现过一个工人党,但是他们在进入竞选程序之后发生了蜕变,由原来代表工人阶级利益转向了中产。加上竞选费用昂贵,所以MST至今不想成为政 党。
破土:MST既然不是政党,那么是怎样形成力量和政府博弈?MST的政治筹码从哪里来?
MST:MST的力量取 决于我们能动员多少人参加到运动中来,要是能动员更多的人来,那么力量就越强就更能激进化一些。要强调的一点是这是涉及150万人的运动。我们的运动中有 多激进?能不能使用一些冲突性的策略?这取决于我们的动员能力,还有社会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比如我们曾组织很多妇女到一个农场,把转基因大豆都给毁了,这 在当时是得到社会同情的。那么如果能得到社会同情,就可以做些更激烈的行动。这个运动是从八四年开始的,已经牺牲了1600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也 是希望和平地运动,可是这不取决于我们。但我们有占领运动的时候我们首先面对的是警察和大农场自己的民兵,他们会出来反扑的。
破土:刚刚您提到,巴西左翼运动目前处于低潮,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MST: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方面的危机,苏联解体对巴西的打击很大,再加上新自由主义,很多的左翼组织不再相信马克思主义能够给社会提供理解社会图景的钥匙。再者是社会方案的危机,也就是说很多的左翼组织放弃了社会主义,因此转而在现实的层面选择了妥协。第三是是组织方面的危机,左翼组织开始花很多精力进行政治竞选,组织工作开始走向这一方向,不再坚持他们原来的原则。
破土:你们在占领土地的过程中有没有成立工人纠察队?
MST: 巴西的土地非常集中,1%的人口拥有46%的土地,巴西的土地集中总是带来很多冲突和暴力。所以在营地,我们总是组织起来的。我们是有分工的,有些人从事 食物生产的事情,有些人关注安全,也就是纠察队,它要关注整个营地的安全问题。因为营地还处在占领的过程中,随时可能会有大农场的民兵过来捣乱,所以纠察 队会24小时工作。再者在我们在营地或者长征步行过程当中,我们总是有纠察队来关注安全的。在我们运动当中,估算各种不同力量的对比是很重要的,特别是敌 对力量和自己的对比。
没有女权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
破土:我们看到女性在运动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不知道在MST的运动过程中会面临些什么问题,以及如何解决?
MST:在性别方面的工 作是非常重要的,在运动里我们有专门的性别委员会,而且在各个层次各个运动空间要保证50%的妇女来参加,有些时候可能不能保证,但是这是我们的目标。另 外性别委员会关注性别问题,还包括少数性倾向的问题。因为巴西还是一个男权制度的国家,性别工作和占领工作是一样重要的。我们运动中有一个口号是:没有女权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
破土:在信息网络社会里,新的技术在斗争中是否起到作用,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MST:斯诺登向我们证 明,技术问题也是阶级斗争 。现在我们运动的领导层开始关注技术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还在学习怎么在运动中使用这些新技术。我们希望拥有自己独立的电子邮件服务器,从而掌握自己的信 息。当然我们也面临一些困难,比如在一些农村地区,用电和产生的费用都是问题,不过我们也在学习如何使通讯更加便捷。
破土:MST跟宗教有没有什么关系?
MST:首先要明白的是 巴西是一个宗教非常普遍的国家,大概95%的巴西人都是信教的,我们的很多同志也都是信教的。MST对所有宗教都是尊重的,在六七十年的巴西,拉美开始出 现解放神学。解放神学对基督进行了重新阐释,将其视为革命者,反抗帝国的革命者。在解放神学蓬勃发展的影响下,工人运动、城市运动都受到教会的支持。在当 时刚刚成长的运动中,只有天主教是一个全国性组织,所以天主教的网络在过去30年对于MST发展为全国性运动帮助很大。而现在我们自己可以构建自己的文化 符号、价值符号,通过表演、唱歌来影响人们的价值观,从而来动员大家,不一定要通过宗教进行动员。总的来说,运动的起步是通过宗教,而在这30年后已经发 生了转变,我们已经把它翻译成更带左翼色彩,更带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更能代表自己理想的一系列符号。
破土:MST是怎样去支持城市里的工人运动的?
MST:关于怎样和城市 里的工人阶级有政治上的联合,除了刚才讲的提供食物之外,我们还可以和城市工人有共同的行动,比如说在占领土地的时候,工人是可以来一起参加的,而工人罢 工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参加,我们彼此相互支持。我们还会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条件,比如健康、教育等等。我们给城市提供健康的食物,不仅支持了城市工人,还可 以争取城市部分的中产阶级。按传统观点来说,城市中产阶级对我们是不友好的,他们认为“MST是一些懒骨头,是来抢别人土地的人。”

2014年6月5日 星期四

民主与民族主义

南大景凯旋

1979510,匈牙利学者伊斯特万·毕波在贫穷与孤独中去世,葬礼上数以千计的崇拜者汇聚在一起,并很快演变成一场政治游行。有份杂志刊载了他从前的一篇著述,几小时内就销售一空。一年后,知识界人士不顾警察的监视,举办了其作品的研讨会。这些作品都是发表在二战后及拉科西政权上台之前,就像他对朋友所说,在他的墓碑上,应当刻下:“伊斯特万·毕波,1945——1948
毕波1911年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基督教家庭,一生经历了两个极权制度。纳粹统治时期,他与抵抗组织关系密切,并利用司法部秘书的身份救助了许多犹太人。战后,他担任联合政府的国务部长,同时在大学任教。1949年,拉科西政权掌握全部权力后,他被解除教授职位,在图书馆当管理员。1956年,毕波加入纳吉联合政府,再次担任国务部长一职。
但他在这个职位上只待了三天,当苏联军队冲进国会大厦时,其他政府成员都躲藏起来,他却坚守在岗位上。在此期间,他起草了一份宣言,号召匈牙利人非暴力抵抗。之后,他被判处无期徒刑,六年后获赦出狱,在一个部门图书馆工作。在生命的最后16年,毕波完全处在精神的孤独中。他的去世使世界重新关注这位被遗忘的东欧学者,称他是欧洲最深刻的政治思想家之一,甚至将他与汉娜·阿伦特、以赛亚·伯林相提并论。
毕波的思想主要来自对匈牙利民主进程的思考。一战后,多民族的奥匈帝国解体,匈牙利宣告独立,但却割让了大片土地。此后,匈牙利不断发生政变,先后成立了左翼社会主义政权和右翼霍尔蒂政权,后者并制订了欧洲第一部反犹法律,并得到多数匈牙利人支持。二战期间,有50万匈牙利犹太人被害,但许多人在战后却认为自己才是受害者,对屠杀犹太人事件则保持沉默。
在毕波看来,由于历史经历造成的群体创伤,东欧的民主进程总是与民族主义混杂在一起。在西欧,nation这个概念意即国民,并与民主相关连;在东欧,这个概念则意即民族,与国内多数民族相关连。因此,一战后东欧国家虽然大都采用了民主体制,但其人民却一直处在身份认同的困境中。在国际上,整个社会十分关注别国对自己国家的看法;在国内,各个民族又十分关注其他民族对自己民族的看法。
他由此注意到情感尤其是恐惧在政治中的作用,“各种形式的暴力——战争、革命、国家强制——总是植根于恐惧;或者说恐惧最终都不可避免地引发仇恨。”两次战争之间,主导东欧国家的是集体生存的恐惧感。总是认为国家处在危险中的情绪,造成了东欧公众排除异己的集体偏执,影响了这些国家在两次战争中的社会生活。比如,全社会普遍存在的反犹情绪便是源于这种恐惧,并且像疾病一样互相传染。
毕波把这种集体病症称之为“政治歇斯底里症”,其特征是混淆过去与现实,往往认为周围都是敌人,要寻找那些对自己落后负责的群体,不理睬任何有逻辑的解释。民族主义者即是如此,他们总是渲染民族隔阂来反对政治民主或多元化,并以其狭隘、盲目和偏执造成社会的逆向选择,使理智者沉默,偏执者得势,从而使得东欧国家很难建立起政治平等和人类尊严的传统。
正因为如此,毕波不是将多数决看成是民主的基础,而是将人类尊严看成是民主的基础。他对民族主义往往反民主的认识,使他意识到个人独立对公众舆论的重要。在他看来,民主是建立在每个人有责任感的文化基础上,“任何侵犯人类尊严的行为与社会中每个人息息相关”,“将他人置于束缚之下,以此来克服自己的恐惧感,这种方法是没有出路的。”
解决的办法就是重建道德现实主义,寻找不幸的根源,既要警惕政府借口国家利益侵犯个人权利,同时又要意识到自由是一种“内心的体验”,从而“确定并承担起我们每个人应该担当的责任。”对自己及所属的群体持批评态度,抵制“一切打算在人类之间放置致命差别的言论。”为此,占优势的多数民族应当先走出第一步,用责任感对抗恐惧,使对立双方树立自信和尊严感。
显然,毕波不是一位政治自由主义者,他强调社会的道德因素,而不是制度因素,所以卢卡奇把他视作右翼,自由派则把他视作左翼。比如他认为,在政治与道德复兴发生之前,全民普选和议会制度是不恰当的。他也不赞同卡达尔“土豆烧牛肉”的社会主义,认为那是以物质幸福来换取人们对政治的冷漠。
但毕波的著述对今天仍然具有启示,冷战后所有那些被捷克思想家帕托切克所称的“人类苦难的紧急事件”,都可以归于民族主义的重新兴起。为了建立或完善民主,抵制民族主义的诱惑依然是今天所有国家面临的时代课题。

2014年1月9日 星期四

吉恩·夏普:一个独裁者的最可怕的噩梦

一月某个阴暗的晚上,靠近帕丁顿站(Paddington Station)一栋匿名的排屋楼房里,一个男人在讨论如何发起一场革命。

一年轻伊朗女孩问了个问题:“伊朗境内的青年们对(政府)施加于他们的残酷暴力大失所望……街头抗争不再,” 她继续:“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要如何使他们重新组织起来?”

男人想了一会。 他看起来一点儿也不激进——一头白发背部微驼,佝偻的身子被坐着的椅子吞没。

當他张口说话, 房间里的所有眼睛都盯着他看。

“你不在大街上游行往手上有机枪的士兵们逼近……那不是件明智的事。”

“可是如果有其它更为激烈的事……你可让每个人待在家里。”

“一个彻底寂静的城市,” 他弯曲着手斟酌着语句,好像在把杂音扫除似的放低声量耳语道。

“每个人都在家里。” 男人的眼睛扫描着房间。“寂静,” 他再次耳语。

“你认为极权者会注意到吗?”

他环视一下房间, 微点着头。 他头背后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蘑菇云冲向天空的海报。

这男人是政治科学家吉恩夏普, 爆炸性思考是他的专长。

他被称为非暴力抗争之父。 他也被形容为最佳革命之友。 或者,更为贴切地说,是独裁者最可怕的恶梦。

年屆84, 這一位美國學者把他一生中大半個生命貢獻在无畏的,甚至有人说是鲁莽的想法上——一个关于非暴力,而非暴力的想法──才是推翻腐败、专制政权最有效方法。

在这个冬夜, 他在伦敦新闻业中心,前线俱乐部(Frontline Club)仅有的永久房间里。

那些没能坐下的人挤在房间后边, 在一張一个女孩遞鲜花给一字排开的镇暴警察的巨大照片下。女孩有可能受到夏普作品的鼓舞。

他那本关于如何推翻独裁者的实用手册, “从独裁到民主”,自20年前出版以来, 像病毒般传播并且已经被活动家翻译成30多种语言。

他同时列出了 “198条非暴力战斗方法1”——强有力,时而出人意表,把权力从专制政权手中推倒的各种方法。示威者和革命者们使用这些方法的例子层出不穷。

1. 译者注: “从独裁到民主”一书里,中文翻译把“非暴力战斗方法” 翻译为 “非暴力行动方法”,其中, “行动”翻译自英文“action” 。 读了多篇夏普教授原文,窃以为“战斗” (同样是action之意思)比较贴近夏普原文意思。

在乌克兰, 2004年的橙色革命让反对党领袖维克多尤先科在选举中大捷,千百万个示威者把基辅的独立广场变成橙色旗海——橙色是尤先科竞选使用的颜色。

夏普手册第18条规则: 展示旗帜和象征性的颜色。

在塞尔维亚,活动家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对抗当时的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使用了印有 “他完蛋了!(Gotov Je!)” 的贴纸、汗衫和海报以让塞尔维亚人知晓米洛舍维奇并非不可战胜。

夏普手册第7条规则: 标语、漫画和符号

去年(译者注: 2011年)在开罗的埃及革命,抗议者在塔里广场上扎营居住,在那里他们创作艺术品、词曲和演唱反胡斯尼穆巴拉克的歌。许多埃及人星期五聚集在广场上祷告之后就进行大规模的政治集会。

夏普手册第20、37和47条规则: 祷告和礼拜。歌唱。集合抗议。

他的非暴力思想是基于一个非常简单巧妙的前提:没有一个政权,甚至一个最残酷的独裁者,可以在没有人民的支持下屹立不倒。 为此,夏普建议,搬离它。

非暴力战斗,他说,如白蚁蚕食树木般,可把政权的支柱力量蚕食掉。最终整个支柱倒塌。

长达半个世纪里,夏普完善了他的非暴力冲突理论和精雕细琢他的谋生工具。他的方法让数百万人从暴政中解放出来——并且让缅甸至伊朗等独裁政权惊颤。

在2009年, 他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在阿拉伯之春起义期间,他的方法不断地被引用。

掌声在 “几十年艰辛” 后到来,他说。他的方法被否定和误解——他甚至被指控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

但他继续续着 “工作”,间或近身无分文。因为无法承担办公室租金,他在位于东波士顿的住家经营其机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

他差不多给予每个人半小时时间,甚至需要做课业项目的高中生。於是朝拜者出现。

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带着想改变处境的目的。他们来听夏普花了一辈子顽固地建立起来的非凡想法:革命经已开始的思想。

第一个反抗

1951年当夏普从大学毕业,他搬到纽约同时从事各种临时工作以解决温饱。空余时间他躲在纽约市图书馆撰写一本关于印度政治领袖圣雄甘地的书。甘地,大致上仍被夏普视为英雄的人物。

他还逃避兵役。

当时美国处于越战中,而夏普拒绝同军事徵召局合作。他拒绝做体检或携带徵召证件。

“我选择了一个特别的良心反抗,我猜想是至今存在最令人生厌的——公民抗命”。

那意味着逃避兵役,属于可判刑高达14年的刑事犯罪。

他的父亲,一位新教牧师和母亲为此悲痛欲绝。他是位杰出的学生。为什么把大好前途给丢了。

“他们对我施加各种强大压力,” 他记得。可是他继续下去。 “那是个我必须做同时完成的事。”

刚开始的时候,夏普申请了良心反抗被拒绝。 然后他改变主意:“我了解到自己首先就不该这么做,我不该申请。”

当军事徵召局最终批准了申请,他却无法接受。

在1953年,事情变得越来越坏。 夏普被联邦调查局逮捕关在联邦拘留所,等候审判。 可是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他有个不太可能同时非常重要的盟友: 艾伯特爱因斯坦。

夏普当时仅25岁,却已经显露了他以后作品中知识分子具有的狂妄特征。他给物理学家写信,请求爱因斯坦为他的作品撰写前言同时告诉爱氏关于他的官司。

爱因斯坦,一位在晚年受人敬仰的和平主义者,分享了夏普对甘地的欣赏。爱因斯坦同意给夏普撰写前言。

爱因斯坦在1953年4月2日的信件里如此写道: “我真诚地欣赏你的道德力量,也只能希望(虽然我真的不知道),若这事也发生在我身上,我会做出和你一样的选择。”

爱因斯坦同时也给夏普的书写前言,形容该著作为 “一位与生俱来的历史学家的艺术品”,又加上 “一个年轻人怎么可能创作出如此成熟的作品?”

在审判中,夏普在(对法官的)评述中使用了爱因斯坦的名字。 最后他被判刑2年。

他的母亲,夏娃,从俄亥俄州到到法院听审,也给爱因斯坦写信。爱因斯坦回复了。他告诉这位母亲, “他对夏普的崇高诚意无法抗拒。” 这封信, 据夏普说,对他父母 “是个巨大帮助。”

最后, 夏普服刑9个月又10天。

“在(监狱)那种地方你计算着日子,” 他此刻说,同时补充说如果当时没有跟随自己的良知,这对他将是个悲剧。

“我将无法保有活下去的自尊和内心正直及面对不可预知的将来。”

胜利一刻

从监狱出来后,夏普再次专注于他的工作。

他在伦敦一家和平主义者期刊短暂地当过编辑,撰写和平方面的新闻,后来他搬到挪威加入位于奥斯陆的社会研究院。

“那是第一次我从事自己的研究和自我想法及从写作中获得经济上的支持。” 夏普道。

他被也同样对甘地感兴趣的哲学家阿恩纳斯(Arne Næss)邀请。阿恩纳斯后来成为杰出的生态环境之父。

有一阵子,事情发展得很好。 纳斯说服研究院赞助,把非暴力冲突做为主要研究项目。

可是在展开前,该项目被另一个新颖更为时髦的研究领域取代: 和平研究。

直到今天,夏普拒绝他的工作被并入更为宏大叙述的和平研究学说里,为此他失去无法计量的基金。

“我一直认为非常多的和平研究学者在科学的伪装下相当天真和浪漫。” 他说。

让人惊诧地,夏普继续在学院呆上数年做自己的研究。就是在那里他打下了自己的专业基础,在他的微型便携式打字机打出一页又一页的作品。

然而在挪威,夏普同时看到自己专业上的缺陷: 他对政治力量一窍不通。

“这是个极大的优势——知汝不知也,” 他说道。 “若愿意而又不妄自尊大的话——你会有学习机会。”

因此他回到英国,在牛津大学攻读政治科学博士学位。他师从艾伦布洛克(Alan Bullock),第一位写阿道夫希特勒的传记作家。从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到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和大卫休谟(David Hume); 极权主义解析;独裁统治历史等,他无所不涉。

当把各个拼图拼在一起后,夏普开始修改他的作品并提问关键问题。

是什么让一个政府——甚至是专制政权——统治权力呢?他意识到,答案,是人民对这一权力的信念。即便是独裁统治也需要人民的合作和服从才能继续掌权。

所以,他的理由是,如果你能确认政府权力的来源 ——公务员、警察和法官,甚至军队工作的人——那么你便知道独裁是依赖什么而存在。

当把这一思路厘清后, 夏普回到他的非暴力抗战理论上:“这一技术的本质是什么?” 他问自己。 “它的方法是什么﹍﹍不同性质的罢工、抗议、抵制,绝食﹍﹍要如何进行呢?可能会失败。如果失败了,为什么?如果成功,为什么呢?”。

那迅间,他茅塞顿开。如果一个独裁政权须依赖人民和各个体制的合作才能存在,那么你须要做的是把支持政权的力量缩小。

这就是夏普思路明朗的关键一刻。这恰恰是非暴力抗战的中心思想。本质上,非暴力抗战能在政治上摧垮政府、包括最残酷的独裁政权。

这是一个如炸弹或枪械般威力十足的武器——或许更强大。

“这就是胜利的一刻,” 夏普说道。他还记得当时坐在他位于牛津的小房间里,震惊又宽慰, 他说。

“这不仅仅是理论。而是已在许多不同历史事件中实践过的事。”

那一刻演变成夏普的第一大作品——他于1973年出版的《非暴力政治》。该著作即刻被喻为经典之作而且一直被视为非暴力抗争的必读作品。

病毒般的小册子

夏普最为人知的作品, “从独裁到民主”, 是部教导如何推翻独裁政权的手册。

起初它只是以煽动性的意见形式印成的寥寥数页小册子,在缅甸军人独裁政权下的活动家之间暗中传阅。拥有小册子的人若被抓到将被判处7年徒刑。

从缅甸,小册子被带至印度尼西亚,而后至塞尔维亚。之后,夏普说,他失去了这本书的去向。但小册子随着自身命运,在活动家手中流转,最后,一些人说,启发了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革命。

艾哈迈德马希尔(Ahmed Maher), 一位主导4月6日青年运动,在去年的埃及革命中扮演关键角色的组织者,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他的团员阅读过《非暴力冲突》一书。

他说,该组织部分成员曾前往塞尔维亚与非暴力行动和战略实践中心的成员交换意见。设在贝尔格莱德的机构为Otpor!前组织成员于2004年成立。Otpor!青年组织在2000年使用夏普的方法协助推翻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

记者兼制片人Ruaridh Arrow,拍摄了一部关于夏普研究成果的纪录片,名为 “如何发动一场革命”,他在去年的埃及革命期间置身其中。他说一个年轻的活动家告诉他,夏普的作品在阿拉伯语中广泛流传,但该活动家拒绝在相机前谈论,因为害怕具有有美国影响的知识会危及革命运动。

夏普已经写了大约30本书,同时还有个厚达900页,《自我解放指南》放在他网站上免费供人下载。他说,军人们往往比和平主义者更为正视他的作品。

“他们能理解它的(译者注:指夏普作品)冲击力量和战略与战术的使用。”

这样一位因夏普非暴力冲突作品而转变的,是位退休美国陆军上校罗伯特赫尔维,他在1987年在哈佛大学同夏普见面。

夏普当时任职于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的非暴力制裁项目,而赫尔维,是位获得战功勋章的越战老兵,为国际事务中心资深研究员。

赫尔维在越争中的经历使他确信,必须有替代杀人的方法。在听到夏普演说后,他就迷上了。赫尔维决定,缅甸,是个传播夏普理论的最佳地方。

赫尔维曾在仰光(缅甸首都)当美国军事武官,并同情反对缅甸军人政权的活动家。离开军队后,他开始在克伦民族联盟(Karen National Union)当顾问,指导一系列领导民主反对派的非暴力抗争课程。

缅甸人对夏普的理论惊异不已。他们无法相信20年的战斗和杀戮竟然还有一种替代方式。

已故的吴丁貌温(U Tin Maung Win),一位杰出的缅甸流亡民主派,请求夏普为他们写些东西。

“坦白说我无法写缅甸,因为我对这个国家所知不多,”夏普说道,“你至少应该谦虚地知道不该写任何你不了解的东西。”

“为此我不得不笼统地写——如果有个运动希望推翻一个专政,他们如何能做到这一点。”

为此,“从独裁到民主:解放运动的概念框架” 诞生了。

今天,这本书已被翻译成阿姆哈拉语、波斯语、法语、德语、塞尔维亚语、藏语、乌克兰语、乌兹别克语、阿拉伯语和其它几十个语言。

“显然地关于非暴力抗争存在的新闻四处流传,” 夏普说 “同时清楚地,人们从中得到启示和了解到他们的抗争并非无望。”

尽管阿拉伯之春把夏普的作品史无前例地推到聚光灯下,夏普却对它作品发挥的实际、可衡量的影响持保留态度。

“举个例子,即使在今天,我被表扬在埃及有些重大影响,” 他说。 “我还没看到能证明这说法的确凿数据。”

爱因斯坦的遗产

今天,夏普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他的爱因斯坦研究所上——该组织成立于1983年,主要传播他的思想,并争取一些急需资金。金钱,是他事业生涯中一直缺乏的东西。

“(非暴力抗争)不被认为具有实际性或影响力,” 他说。

爱因斯坦研究所的运作经费有限却影响力超大,协助他工作的是执行董事Jamila Raqib。她是他的得力右手;一个敏锐筹划力强的影响,当夏普的记忆偶尔不灵光时她是他的监督者和后备大脑。

她还指导那些从世界各地来拜访夏普的访客,这让她看到夏普对这些同独裁暴政抗争或生活在独裁政权下的人的影响力。

他们来自印度、叙利亚、俄罗斯、斯里兰卡——来自四面八方。他们离开时,Raqib说,“眼中充满星光。”

“一些事物发生了,” 她补充。 “一般情况下,人们会说,你知道,‘这对我无效,我的情况特别,我的情况更为糟糕,镇压格外残酷。’ ”

“他在这些谈话中......他们离开时带着认知,你知道......一颗种子已经植下;一个新的可能性出现。”

夏普认为自己是个亲切的导师。

“我一直拒绝告诉他们该做什么,我试图让他们认识他们懂的比他们认为他们所知道的更多。”

“有句被引用过的话——独裁政权从来不是他们自以为的强大,同时地,人民从来不是他们自以为的软弱。”

今年初,他发表了“夏普权力与斗争词典:冲突中的公民抵抗语言” 他说,我们这个时代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种族灭绝、独裁、战争—— 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我们使用的语言特色以去定义它们。

他的词典包含约900个词汇。它重构一些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词汇--例如权力或防御。 “防御力量——有时是个攻击角色,”夏普说。

爱因斯坦研究所还指导翻译夏普作品至其他语言——一个更为复杂,须准确定义概念的任务。

他们依赖活动家的翻译,而非专业翻译员,因为活动家能理解描述这些语言的工作性质。

对夏普而言,语言至关重要:“如果我们的语言没有明确的含义和准确含义,你无法思路澄明。”

“如果你不能思路澄明,你没有能力去评估或影响发生之事。为此,扭曲我们语言的反而帮倒忙。”

夏普没有计划定居到舒适的退休生活中,不是现在,当事情终于起步。

他承认,他 “有时感到厌倦。” 但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过去数周我在半夜醒来并且发现一些想法...或解决一个我花了一个星期或数周未能解答的问题。”

前线俱乐部(Frontline Club)的房间里,听众的问题连接不断。夏普的答案,更为重要的是,强调了他的谦逊和不惺惺作态。

另一个伊朗人问, 那些从政府中变节要加入自由组织的,什么时候应该让他们加入而什么时候又该拒绝他们呢?

“一个像我这样的局外人不能告诉你该做什么,”他说,“如果我告诉你了,你不应该相信我。(你该)相信自己。”

“你必须机灵。这需要时间和精力......深入了解你的情况。”

对于那些认真的人 ,夏普有个据他说,是必读之作的浓缩版,《自我解放》指南。这一指南可在爱因斯坦研究所的网站上免费下载。

“仅900页的英语作品,” 他故作严肃,发出窃笑。

“如果你对阅读900页作品不感兴趣,那么你对摆脱独裁者没有兴趣,”他机灵地反驳道。 “很正经的说。”

最后时段,听众挤向前要同他说话,跪在他的椅子前仿佛他是皇室成员般,要求他(在他书上)签名。

过后,他穿上他的斑点黑色大衣和递上他的拐杖,他笑着说自己是多么享受这个晚上:“发问的问题都很好而且严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