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抵抗: 同城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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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12日星期一

2014年9月6日星期六

【探讨】论民间抗争策略

作者：毕康

“我们的斗争需要多种策略”

“在各种组织争取权利的斗争中，抵制得到了广泛而有效的使用。而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一些人把抵制当作原则，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应该贯彻，无论具体情况如何。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因为抵制绝不是原则，只是策略和武器，和斗争中的其他政治一样，其使用应该根据具体时间和具体情况而定。”

“例如，1946年印度人抵制同年的《亚洲人土地所有权法》与《印度人代表法》，在当时是正确的，不是因为抵制是正确的原则，而是印度人正确地判断了客观情况。”

“在某些情况下，抵制可能是正确的；在别的情况下，则可能不明确、甚至有危险。还有其他一些情况，最好使用其他武器进行政治斗争。示威、抗议游行、罢工或者不服从，都可以使用，要看某个具体时间的实际情况。”

这是1956年曼德拉对于“抵制作为一种原则”而发表的看法。那时候，非国大运动以初露锋芒、初显成效，它还联合了一切有利于事业的同盟组织斗争：印度大会、有色人大会、南非工会大会以及民主派大会等，而非国大居于引领、领导地位。

曾几何时，非国大成员及普罗大众都认为，是他们经年累月的抵制行为收到了有效作用，所以日后还要照搬、贯彻这一原则。但是，曼德拉对之持异议，他指出抵制并非唯一的斗争原则，尽管人们强硬的抵制行为受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它仅仅是一种斗争策略，并不适合所有场合，有时，以卵击石式的抵制运动只会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而当局却毫发未损，起不到任何的效果。

结合大陆的现实，不仅需要多种多样的斗争策略，还要懂得根据力量对比来决定行动以及斗争策略。大陆的公民行动已开始萌芽，虽然许志永团队的新公民运动受到当局残酷的打压，但是，各种各样的围观、现场及网络声援此起彼伏，通过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抗争正在逐步影响和改变着大陆的政治生态。如何在体现无组织的组织力量时代展开行动，不仅需要公民们敢于站出来的勇气，更需要公民们的智慧。灵活使用各种行之有效的行动及斗争策略，善于变通，通过现场的公民行动，结合网络公民行动的聚焦、动员、放大效应，在很多抗争场合是可以收到成效的。

要虑及现实和虚拟世界的公民行动的可持续性，不仅需要各种斗争策略，更要在大的政治背景下摸索、适时调整行动策略，以求长期生存、持续展开。

徐文立老先生和我谈过，他从政这么多年懂得了一条道理，就是：“进两步，退一步”。做到进退有据、张弛有度非常重要。1952年南非国庆抗议行动，由于当时的曼德拉年轻气盛，不愿在抗议的最高潮停止运动，而使得黑人解放运动陷入低谷。随后，政府的离间，人心动摇、涣散，重要领导者的背叛，及众多领袖身陷囹圄等使得种族斗争陷入困境。

想取得胜利不一定要和敌人死磕到底，承认献身并不可怕，但最可怕的是斗争后继无人，无法持续开下去，只要活着，只要保持斗争的实力和资源，才能看到胜利的那一天。金大中在其自述中写道：“原则要坚持，方法要柔和”。方法不柔和，一味地猛打猛冲，只能使自己及整个的斗争行动蒙受损失。

“水首先是一种柔弱之物，它不逞坚强，但长久的韧性却使它具有滴水穿石之效，坚强的石头反为柔弱的水所战胜。老子由此认定：‘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并提出了柔弱胜刚强的贵柔论。老子进一步将这种观点提升到人生的高度，指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将坚守柔弱视为人们谋取生存的有效方式。主张柔弱处世的老子，始终认为‘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莫不知’。他的贵柔守弱，本质上是一种乐观、豁达、蔑视强大而不失自信的处世理念。”---冯立鳌：水与老子生存智慧

不仅个体的生存、处世之道如此，抗争行动也是如此。长期的斗争光有激情和一腔热血是不行的，还需要水那般看似柔弱实则滴水穿石的韧劲。一味的好胜逞强，结果不是身陷敌人预设的陷阱，就是被残酷的现实撞得粉身碎骨。

《孙子兵法》指出：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之计也。”意思是：在与敌人争夺有利的制胜条件下，最困难的问题在于通过迂回曲折的途径，达到近、直的目的，将不利设法转化为有利。有意迂回绕道，并用小利引诱、迟滞敌人，这样就能收到比敌人后出动，然而率先抵达兵家必争之地，这就叫懂得“以迂为直”的谋略。李德?哈特曾著有《战略论---间接路线》一书，所谓的间接路线战略就是：“战略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寻求决战，而是要尽量削弱敌人的抵抗能力，破坏其稳定性，创造有利的战略态势，从而以最小的军事消耗和最低限度的损失使敌人屈服。

达成上述战略目的的最有效的手段是奉行‘间接路线’，即在作战中避免与敌人作直接的硬拼，而是采取各种巧妙的方法，力求出其不意地打击和震撼敌人，使之惊慌、动摇，在心理上和物理上丧失平衡。其结果，敌人不是自动崩溃，就是在会战中轻易被击溃。

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避免向坚固阵地作正面突击,尽量从翼侧迂回以猛击敌要害地点；作战计划具有灵活性,根据情况随时变更部署；实施兵力、兵器的广泛机动；采取欺骗和迷惑敌人的方法，诱使敌人在兵力部署和作战行动上犯错误；威胁敌补给系统和交通线等。何种时机采用何种方式无固定规律，需灵活掌握，一切均以破坏敌人的稳定性为准则。

战略的历史也就是间接路线使用和演变的记录。以往许多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和战役，都是采取“间接路线”的方法取胜的。间接路线战略理论自问世后,一直受到西方军界的重视。一些著名将领把它奉为经典,D.史密斯认为它是‘解决战争问题的钥匙’，唤起了人们‘对于战略原理的再认识’。间接路线战略理论对西方战略思想的发展和演变产生过重要影响。”

不论是孙子的“以迂为直”谋略，还是李德?哈特的“间接路线”战略，两者间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如何逐步积蓄斗争力量，从而达成民主转型的目标，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须知：达成两点间的最短距离，不一定是一条直线。整天想着走捷径、图痛快、图省事的方式达成目标终将会一事无成。

总之，只有不断地总结、归纳既往的经验教训，从成败中、历史中汲取思索的养料，民间的民主进步力量才能一天天不断地壮大、成长，不断地积蓄实力和力量。才能最终达成宪政、民主转型的目的。

2014-07-27

【探讨】论民间抗争策略

作者：毕康

“我们的斗争需要多种策略”

“在各种组织争取权利的斗争中，抵制得到了广泛而有效的使用。而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一些人把抵制当作原则，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应该贯彻，无论具体情况如何。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因为抵制绝不是原则，只是策略和武器，和斗争中的其他政治一样，其使用应该根据具体时间和具体情况而定。”

“例如，1946年印度人抵制同年的《亚洲人土地所有权法》与《印度人代表法》，在当时是正确的，不是因为抵制是正确的原则，而是印度人正确地判断了客观情况。”

“在某些情况下，抵制可能是正确的；在别的情况下，则可能不明确、甚至有危险。还有其他一些情况，最好使用其他武器进行政治斗争。示威、抗议游行、罢工或者不服从，都可以使用，要看某个具体时间的实际情况。”

这是1956年曼德拉对于“抵制作为一种原则”而发表的看法。那时候，非国大运动以初露锋芒、初显成效，它还联合了一切有利于事业的同盟组织斗争：印度大会、有色人大会、南非工会大会以及民主派大会等，而非国大居于引领、领导地位。

曾几何时，非国大成员及普罗大众都认为，是他们经年累月的抵制行为收到了有效作用，所以日后还要照搬、贯彻这一原则。但是，曼德拉对之持异议，他指出抵制并非唯一的斗争原则，尽管人们强硬的抵制行为受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它仅仅是一种斗争策略，并不适合所有场合，有时，以卵击石式的抵制运动只会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而当局却毫发未损，起不到任何的效果。

结合大陆的现实，不仅需要多种多样的斗争策略，还要懂得根据力量对比来决定行动以及斗争策略。大陆的公民行动已开始萌芽，虽然许志永团队的新公民运动受到当局残酷的打压，但是，各种各样的围观、现场及网络声援此起彼伏，通过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抗争正在逐步影响和改变着大陆的政治生态。如何在体现无组织的组织力量时代展开行动，不仅需要公民们敢于站出来的勇气，更需要公民们的智慧。灵活使用各种行之有效的行动及斗争策略，善于变通，通过现场的公民行动，结合网络公民行动的聚焦、动员、放大效应，在很多抗争场合是可以收到成效的。

要虑及现实和虚拟世界的公民行动的可持续性，不仅需要各种斗争策略，更要在大的政治背景下摸索、适时调整行动策略，以求长期生存、持续展开。

徐文立老先生和我谈过，他从政这么多年懂得了一条道理，就是：“进两步，退一步”。做到进退有据、张弛有度非常重要。1952年南非国庆抗议行动，由于当时的曼德拉年轻气盛，不愿在抗议的最高潮停止运动，而使得黑人解放运动陷入低谷。随后，政府的离间，人心动摇、涣散，重要领导者的背叛，及众多领袖身陷囹圄等使得种族斗争陷入困境。

想取得胜利不一定要和敌人死磕到底，承认献身并不可怕，但最可怕的是斗争后继无人，无法持续开下去，只要活着，只要保持斗争的实力和资源，才能看到胜利的那一天。金大中在其自述中写道：“原则要坚持，方法要柔和”。方法不柔和，一味地猛打猛冲，只能使自己及整个的斗争行动蒙受损失。

“水首先是一种柔弱之物，它不逞坚强，但长久的韧性却使它具有滴水穿石之效，坚强的石头反为柔弱的水所战胜。老子由此认定：‘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并提出了柔弱胜刚强的贵柔论。老子进一步将这种观点提升到人生的高度，指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将坚守柔弱视为人们谋取生存的有效方式。主张柔弱处世的老子，始终认为‘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莫不知’。他的贵柔守弱，本质上是一种乐观、豁达、蔑视强大而不失自信的处世理念。”---冯立鳌：水与老子生存智慧

不仅个体的生存、处世之道如此，抗争行动也是如此。长期的斗争光有激情和一腔热血是不行的，还需要水那般看似柔弱实则滴水穿石的韧劲。一味的好胜逞强，结果不是身陷敌人预设的陷阱，就是被残酷的现实撞得粉身碎骨。

《孙子兵法》指出：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之计也。”意思是：在与敌人争夺有利的制胜条件下，最困难的问题在于通过迂回曲折的途径，达到近、直的目的，将不利设法转化为有利。有意迂回绕道，并用小利引诱、迟滞敌人，这样就能收到比敌人后出动，然而率先抵达兵家必争之地，这就叫懂得“以迂为直”的谋略。李德?哈特曾著有《战略论---间接路线》一书，所谓的间接路线战略就是：“战略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寻求决战，而是要尽量削弱敌人的抵抗能力，破坏其稳定性，创造有利的战略态势，从而以最小的军事消耗和最低限度的损失使敌人屈服。

达成上述战略目的的最有效的手段是奉行‘间接路线’，即在作战中避免与敌人作直接的硬拼，而是采取各种巧妙的方法，力求出其不意地打击和震撼敌人，使之惊慌、动摇，在心理上和物理上丧失平衡。其结果，敌人不是自动崩溃，就是在会战中轻易被击溃。

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避免向坚固阵地作正面突击,尽量从翼侧迂回以猛击敌要害地点；作战计划具有灵活性,根据情况随时变更部署；实施兵力、兵器的广泛机动；采取欺骗和迷惑敌人的方法，诱使敌人在兵力部署和作战行动上犯错误；威胁敌补给系统和交通线等。何种时机采用何种方式无固定规律，需灵活掌握，一切均以破坏敌人的稳定性为准则。

战略的历史也就是间接路线使用和演变的记录。以往许多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和战役，都是采取“间接路线”的方法取胜的。间接路线战略理论自问世后,一直受到西方军界的重视。一些著名将领把它奉为经典,D.史密斯认为它是‘解决战争问题的钥匙’，唤起了人们‘对于战略原理的再认识’。间接路线战略理论对西方战略思想的发展和演变产生过重要影响。”

不论是孙子的“以迂为直”谋略，还是李德?哈特的“间接路线”战略，两者间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如何逐步积蓄斗争力量，从而达成民主转型的目标，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须知：达成两点间的最短距离，不一定是一条直线。整天想着走捷径、图痛快、图省事的方式达成目标终将会一事无成。

总之，只有不断地总结、归纳既往的经验教训，从成败中、历史中汲取思索的养料，民间的民主进步力量才能一天天不断地壮大、成长，不断地积蓄实力和力量。才能最终达成宪政、民主转型的目的。

2014-07-27

2014年8月17日星期日

南桥：中国离现代政治还有多远？

我们这一代，除了习总书记他们这些红二代不算，其他人想想真是很可怜，一辈子都在等，一辈子都在盼。上世纪五十年代就盼「赶英超美」，大饥荒岁月盼着有口饱饭吃，文革开始以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了，到七十年代中期，我们这些下乡青年一个个渐渐明白，毛泽东不咽气，我们就没出头日。我至今还记得，有一年回城过春节，几个从全国各地回家探亲的同学聚在一起，谈起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前途的知青地位，那种眼前一团漆黑而无可奈何的沮丧，有一位同学说了一句，说到了每个人的心里：「我在等，不信熬不过他！」这是1975年，第二年，毛泽东去世，一个月内四人帮被抓。一年后，我们这些同学大多终于又进了学校。但是，老百姓总是在等待盼望转机的命运，并没有改变。一直到现在，我们又开始等待盼望习总书记铁腕吏治，肃清腐败高官，还中国一个清明的政局。

在美国生活，很快发现美国一般老百姓生活中是不怎么谈政治的，谈政治的劲头远不如谈本地的棒球橄榄球。可是他们对政治的参与机会明明比中国人大，四年一大选，中间还有一次中期选举，为什么他们不怎么爱聊政治呢？我试着向他们提问请教，引他们聊政治，却发现美国人的政治太没有聊头了。美国政治中没有我们中国政治那么多变幻莫测惊心动魄的情节，没有那么多千钧一发千变万化的变数，不论大事小事，可能的路径就那么几个，可能的结果都摆在那里，而且几乎都不会突变性地影响百姓的生活。即使是肯尼迪总统被暗杀，杀手又立即被刺杀这样的大事，到现在也没有水落石出，却也没有让国家混乱。

这就是现代政治制度的运作效果。现代政治的显著特点是公开化程度较高。在这样的制度中，没有多少发挥计谋智慧的空间。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有所不同，但凡实现了现代政治的国家，都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点，那就是一定程度的宪政民主、司法独立、保障人权和公平正义、军队国家化，诸如此类，几成老生常谈。就是这些老生常谈，凡现代化国家就非搞不可。若拒绝，就不是实行现代政治的国家，必然回到前现代的宫廷政治中去。

当年华国锋指挥抓捕四人帮，显然是一次大快人心的政变。四人帮倒台，我们这些走投无路的知青立即领悟，现在快有生路了。邓小平逼华国锋下台，却是平民毫无知觉的宫廷上层运作。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如果华国锋仍然掌权，会不会有后来的改革开放。如果说，胡耀邦的辞职是中共党内的斗争结果，那么赵紫阳的下台，显然又是一次宫廷政变。

由于废除了终身制，中国人的等待和盼望有了时间表，不必比谁能熬得过谁，熬到老人咽气了。记忆犹新的是，中国人对江泽民一代技术官僚上台曾抱有希望，在新世纪到来前才陆续放弃了希望，但是没有人想到那会是一群老虎吧？然后大家开始盼「胡赵新政」，后来终于彻底失望，于是再等。眼看着薄熙来风头日劲，幸亏王立军扭转了大局。现在我们又开始期望和等待，希望新的领导人这次真的英明，打掉老虎后梦想成真。

可是，习总书记的「中国梦」语焉不详，提法怪异，让我有不祥的预感。习总打虎，打的是腐败，揭出来的无非是天文数字的钱数和匪夷所思的女人数，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却是滴水不漏。镇压法轮功和基督徒、迫害政治异见、冤狱处处、边疆民族关系紧张、环境与生态灾难危机四伏，这些和老虎们权力布局有关的事情，都不在反腐的范围之中吗？习总打虎之后会有大动作纠正这些问题吗？现在对此抱希望的人，多半又会失望的。

老虎该打，但是习近平打虎同时对宪政与政改的拒绝，说明中国在继续远离现代政治，返回到毛泽东的前现代政治中去。当下的习近平时代，比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胡赵改革年代，是远远地倒退，倒退到了六十年代文革初的水平。习总书记打虎以后的中国将会怎样，恐怕只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才能够想像了。

2014年5月4日星期日

这次中国经济危机会引发人民起义把中共搞垮！

   自从1980年代来，无数自由民主反共人士，都在期盼中共独裁专制制度垮台。但是，每次的预测都落空了。为什么？

   因为，虽然中共作恶多端，直接受害者是分散的无组织的，且受害者是分布在不同的年代，不是密集分布在短短的一年或者几年。而且，很多受害者不把共产党政府当作施害者。所以，中共没有被人民推翻。

   但是，这次，中国的全面经济危机，会把绝大多数人民转变成激烈的反共人士。

   政府官员中的中下层也会出现很多人要推翻中共一党独裁的制度的现象。因为，太子党和官二代，阻碍了这些中下层官员的升迁道路。

   城镇有房子的人，对中共的房产税恨之入骨。

   如果共产党政府用高通货膨胀率来解决金融危机，全民会反抗！如果政府不用高通货膨胀率来解决金融危机，必然出现大量房子被低价拍卖掉，不得不卖掉的局面。房地产行业彻底衰退，并连带相关产业彻底衰退。中国的失业率攀升。经济全面衰退。资金链到处断裂。债务违约到处可见。利息率攀升到20%左右的话，我不禁讶！

   这次即将到来的中国全面经济危机，包括金融危机，房地产泡沫破裂危机，债务危机，尤其是政府债务危机，加税增加人民负担尤其是房产税增加城市中产阶级的负担，产业过剩危机，制造业衰退危机，通货膨胀率上升，就业率下降，尤其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下降，等等，都是集中体现在广大人民的实际收入和实际财富的下降上。而且这个双下降，密集出现在1-5年内爆发！
   所以，在这个即将到来的1-5年内，也就是从现在开始，到2019年初，中国将出现人民革命和人民起义！

   中共靠经济增长率来维持中共一党独裁统治，大多数中国人在虚拟的财富增长和收入增长中，从来不关心政府欠了多少债务，分摊到自己头上有多少，也不关心自己的财富和收入的增长是建立在经济结构极端不合理和制造业下滑的基础上，是建立在房价信号严重偏离真实价值的基础之上，所以，高房价代表的财富和收入数字，必将下滑到合理的低房价代表的财富收入水平。

   等未来人民醒悟的时候，就是人民抛弃中共，推翻中共的时候。就在5年内！

2014年4月27日星期日

民主革命行動基本原則

行動基本原則

1，先積累實力再正面衝突。
一般來講，革命前一個地方的同道圈子人數都不會太多，不大可能一次性地把整個城市或地區的反共民眾都動員起來，而是從一個地點開始動員，成功以後再從被動員人群中挑選人員組建新的動員隊伍，去到附近近地點進行動員。用這種滾動動員的策略，讓革命實力迅速擴大。
在實力還沒有達到應有的規模之前，要儘量避免在街頭同當局硬拼。除非具有其他特殊的條件沒，一般不要孤軍深入，帶領少量的民眾去到當局嚴陣以待的中心廣場。一旦第一波動員民眾被員警沖散打垮，革命就難於擴散了。

2011年埃及革命中，動員者在開始時回避與員警和安全部隊直接對抗。員警堵住東面西面，革命者就去南面北面動員。革命者在城區繞行幾遍，順便動員了沿途的民眾參與，隊伍越來越大，大到足夠可以嚇退、衝垮警力的時候，就勇往直前，從各路沖向市中心廣場。

中國89年學運初期也運用了類似的策略。先是各高校內部動員，大家都不出校門。等到人群聲勢浩大之後，各校一齊出門，加上沿途市民參與，從四面八方向天安門彙集，員警根本攔不住。

2，先瓦解分化再強力對抗。
現在各地都有防暴員警部隊的配置，而且都歸當地政府直接指揮。動用武警部隊的程式比較複雜，一般縣級地區級別的政府無法立即調動武警。軍隊就更加複雜了，沒有中央一級的命令就不可能行動。民眾上街之後，地方當局只能先動用當地的警力來圍堵革命民眾。

當革命民眾與員警在街頭形成對峙形勢的時候，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衝突，應先對員警進行分化瓦解的心戰攻勢，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告訴他們不要死心塌地充當貪官污吏的看家護院，至少也不要拼命鎮壓民眾。當然也要對其中的死硬分子形成一定的心理威脅。比如讓他們知道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會被曝光、任何對民眾欠下血債的人都會被人肉出來，將來中共垮臺之後一定要清算。

心戰的方法包括：
A，用擴音器對他們中共一定會在革命中崩潰，請他們不要為中共殉葬。
B，歡迎他們加入革命隊伍，一起爭取未來。
C，讓老年人向他們講道理。
D，讓婦女向他們講道理。
E，讓他們知道所做一切都有人錄影記錄，並會在網上傳播。
F，告訴他們即使不參與革命，也可以選擇中立，消極怠工，假裝阻截失敗等方法在不破壞革命的前提下自保。

在進行心理攻勢之後，在有計劃地衝破警戒線。衝破警戒線的方法可以是直接的，由革命隊伍從正面直接衝擊；也可以是間接的，一部分人維持與員警的對峙，另一部分人從警力薄弱的地方繞道前進，對警隊形成包圍之勢。當警隊陷入大量民眾的包圍之後，就容易放棄任務。

3，目標明確：廢除中共政府。革命的直接目標就是要倒共。在初期，各地民眾革命的任務就是癱瘓和廢除地方政府。在後期全國性聯盟出現之後，是癱瘓和廢除中央政府。有這個目標，革命隊伍就會在具備實力後立即奔向各級政府所在地，驅逐官員，對關鍵人物如政法部門主管，公安局負責人，以及書記市長實施人身控制，讓當局的指揮中樞停止運作。

很多官員平時做惡多端，革命起來時民眾難免想對他們施以懲罰。這種意願可以理解，但是從策略上考慮，一定要加以阻止。因為群眾對官員施以私刑，會讓軍隊官兵對革命者產生不良的映射，也給當局武力鎮壓製造了藉口。革命成功之後，將來有的是時間來審判做惡的官員，為什麼要急於一時呢？而且一旦私刑氾濫，沒有正常的審判程式作為制裁的前提，受到制裁的就絕不僅僅限於官員，很多無辜的人也會成為受害者。法國大革命中被砍頭的大多數是平民，這個教訓大家一定要吸取。

一般來說，政府機構的級別越低，武裝保衛就越小，就越容易廢黜。在全國革命全面爆發的勢態下，廢黜縣級和地區級別的政府是絕對可行的。但是省一級的政府可能就難一些，中央政府就更難。但是如果各地最基層的政府都被民眾廢黜了，公民自治機構成立了，省和中央政府就成了孤島，全國倒共的勢態就不可逆轉了！現在我們的組織化程度還達不到全國統一動員的能力，只可能有地區性的動員能力，所以比較實際的戰略是：第一步各自為戰，先摧毀各地基層政權，第二步全國聯盟，形成與中央政權對決的勢態；第三步以強大民意感召軍隊，廣泛利用國內外合力做軍隊的思想工作，讓軍隊拋棄中共，回歸人民！

4，手段和平：對於非暴力革命這個概念，很多人存在誤解，以為有此主張的人反對任何形式的武力使用，其實不然。非暴力革命決不反對民眾自發的用武力進行正當防衛，抵抗權勢者對他們的人身或財產侵害。但是革命與正當防衛不同，革命是政治行動，而正當防衛是法律行動，兩者根本不是一回事。正當防衛中使用武力是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進行的，是被動的行為。至少在革命初期，可選擇的道路有多種，而鼓勵沒有武器、沒有訓練也沒有經驗的革命群眾與高度專業化的軍隊和員警進行武力對抗，絕對是愚蠢的下下之策。鼓吹民眾對貪官污吏濫用私刑也絕對在道義上、法理上、策略上不正確，都會對革命起到破壞作用。

現代革命的最佳戰略是以民意動搖軍心。把民眾動員起來，形成與中央政府對決的勢態，然後以強大民意為基礎，用多種方式從多種管道說服引導軍隊站在人民一邊來，做人民軍，不做党衛軍。如果軍隊全線倒戈或中立，政權立即崩潰；如果軍隊部分倒戈或中立，那就要進入持久角力階段。如果軍隊爆發內戰，那時就要及時放棄非暴力策略，全力支持起義軍隊的武裝鬥爭。我曾在《小圈子策略》一文中討論過，從各種情況看來，內戰可能性非常小，主要原因是中共已經盡失民心，所以將來一旦革命展開，倒共的民意會非常強大，大多數軍隊官兵不會為了保衛一小撮貪官污吏而與已經聯合起來的人民為敵，一定會倒戈。小部分軍隊即使想為中共效勞，在實力不夠的時候也不敢貿然出擊。從他們的角度看，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他們的最佳策略就是出走。現在高官們拼命往外國轉移家屬和財產，就是為將來做準備。

行動大概程式

1，誓師。每次動員成功，民眾聚集起來之後，最好有一個具有演說能力的同道對人群發表演說，內容是說明該次聚集的目的和應當遵守的原則。一定要非常具有鼓動性，調動人群中的積極進取的情緒，傳播對革命的樂觀態度。

2，分組。按照前面說明的組織方法迅速對人群加以組織化。

3，分頭到鄰近地區動員。從已經動員起來的人群中組織多個志願者動員團隊，分頭到附近適合民眾動員的地區。各個動員團隊因為人少，不要離主要群體太遠，而且要與主要群體保持聯絡，以免被當局阻攔或拘捕。

4，上街遊行。當動員勢態成功擴大，革命民眾規模足以衝破員警的阻攔的時候，所有人都要一起從各地向主要街道聚集，然後向當地主要政府所在地出發。當然沿途還要不斷動員更多的人參與。

5，對員警的心戰。各地當局最先動用的力量一定是當地員警，用他們去阻攔遊行隊伍。如果革命群眾是有組織的一群人，就可以運用多種方法對他們展開心戰，瓦解他們的鬥志。展開心戰時，革命隊伍要與員警隊伍保持一個基本的距離，避免有人故意製造衝突。

6，沖決阻礙。心戰之後，就要採取實戰措施沖決警力障礙，繼續前進。當然這個前提是員警隊伍不主動進攻。如他們向革命民眾發起進攻，試圖沖散隊伍，就要根據當時勢態做出正確的決斷，或用人海戰術正面抵擋，或暫時退卻讓他們停止進攻，或迂回包圍，或改道前進。當一個群體組織化之後，就有能力因時制宜，就有很多種選擇。無論進退，革命群體都要保持組織架構，做到進退有序。

7，包圍主要政府辦公機構。各個方向的革命隊伍都要向當地主要政府辦公機構彙集，對之形成包圍之勢。如果此時，警力都已經被沖散，軍隊和武警還沒有調動到地點，政府機構內沒有有規模的武裝保衛，指揮團隊就應當堅決果斷地指揮革命隊伍佔領政府。
這時一定要制止革命隊伍中的部分人對政府官員使用暴力，只要對主要政府官員暫時加以控制就行了，控制的目的是防止他們調動武裝力量反攻。
如果政府機構此時已經有武裝力量把守，就採取圍而不攻的策略，用強大的民意來瓦解武裝力量對當局的支持，甚至瓦解主要官員的意志，令其自動放棄。當然這個目標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需要較長時間的較量。

8，成立民眾自治機構。各地的朋友儘量在本地包圍、癱瘓或廢黜當地地方政府，無論是鄉政府，縣政府，還是市政府。

完成這一步驟，民主革命的第一階段就成功了！

附件1：宣傳媒體列表

1，廣播電臺

A，自由亞洲電臺：http://www.rfa.org/郵箱：putonghua@rfa.org
B，美國之音：www.voachinese.com/

2014年1月2日星期四

2014年：对中国未来民主的展望

对中国未来民主的展望
徐琳

本来这些天我就在酝酿写一篇关于组织和革命问题的文章，没想到民运前辈徐水良走在前面了。
看了徐水良揭露国安内幕的文章《谈组织和革命等问题》，确实令人震惊。不过，实际情况也许并没有文章披露的那么严重，比如文章中说“中共有庞大的地下人员，海外一、二百万，国内数千万”，我觉得这肯定是夸大了，共军的军队也才二百万，党员也才八千万，哪能有那么多地下人员？当然，即使把那些数字减少一个零，再除以2或3，那也是很可观的。

可怕吗？看起来是有点可怕，但其实并不可怕，反正我是不怕。我在2012年4月被他们抓去的第一天就向审讯人员宣告：“我就是要反对一党专制，你们要判刑、要枪毙、要活埋随你们的便！”我们就是追求一个公平的社会，就是要拿回我们应有的权利，没有这些，我们活着也没什么意思，生不如死。想到这些，还有什么好怕的？我们已经站出来了，就不怕他们知道我们，我们做的本来就是公开的事情，没有什么秘密，也就不怕他们搞什么鬼。林昭、刘文辉、张志新他们在那样孤立无援、残酷恶劣的环境下都能站出来跟专制作斗争，我们现在的境况比他们那时候好多了，至少没有什么生命危险，还有那么多同仁呼应，我们有什么理由害怕、不站出来反对专制？

有个网友在群里转发徐水良的文章，另一个网友就叫他别发了，大概是怕这文章引起圈内的恐惧。我说：怕什么，正义既不怕真相，更不怕谣言。害怕的不是我们，是他们。他们号称是执政党，掌控着一切权力，却要靠特务、奸细来维持他们的统治，这本身就是一件滑稽的事。

当然，有的人天生性格懦弱，会害怕、退缩，这没关系，我们也不应该鄙视他们，因为我们所追求的自由民主的社会就是要能保护弱者的。我相信，一个真正有良知、看透了专制邪恶的人，即使他不敢站出来反对专制，也不会沦为专制的帮凶、民主的敌人，到了人民与专制决战的时候，相信他们也会站在人民的一边。
独裁者的力量再庞大，手段再狡猾、阴险，它也必然要垮台，这是我坚信的，很多人也相信，包括中共内部的人。庞大不等于强大。它如果真的强大，就不需要那么多地下人员。地下人员是什么？是特务，是奸细，是下三烂，他们连自己的真实身份都不敢公开，干着偷偷摸摸的事情，他们活着有什么意思？就为了满足那上下两巴的欲望而活着？他们能跟他们的子女等亲属说他们工作的事吗？能跟社会上的朋友无所顾忌地聊天吗？他们甚至连同事之间都不能随意地交流。地下人员越多，越不齐心，越容易出问题，因为他们不可能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去管理。

按照徐水良文章中说的规模，中共完全可以把国内的民主运动压制住，但事实上是，这些年来国内的民主运动越来越红火，这说明，要么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规模，要么就是他们的地下人员系统已经出问题了，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了，总之，他们没有那么强大。这同时也说明，中共的地下人员再多，也远远没有反对他们的人多，这从网上的舆论势头和各种调查结果都能看出来。既然有那么多的人反对他们，我们还怕他们干嘛？
如果那些地下人员素质很低，那么就是废物一个，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如果地下人员素质较高，那么他们不可能看不清独裁的邪恶对他们自己未来及后代的威胁。薄熙来、周永康、李东生等等邪恶头目的下场不可能不对他们产生触动。

一个邪恶的集团，要想满足他们邪恶的欲望，就必须对大多数人实施抢劫、压迫，从而导致大多数人的反抗，这是必然的。这个大多数人，也必然包括体制内的那些工具。他们的维稳系统越庞大，分给那些下层人员的残羹剩汁就越少，就越会引起他们的不满。他们要想分多一点给下层人员，那么他们的资金维持的时间就越短。他们要想搜刮更多的资金，就必然要更疯狂地掠夺，以致连那些下层人员及其亲友都不放过，从而引起更多更强烈的反抗，加速他们的灭亡。这就是他们逃不脱的劫数。

当然，徐水良文章中披露的情况还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那么多的地下人员我们不得不防。但是，怎样防呢？如果我们还是采取传统的斗争模式，那么可以说是防不胜防的。

传统的斗争模式就是要成立组织。其实我也曾经准备和别人搞组织（国宝已经掌握了情况，审讯时都问到了，因为没有证据证明有实际作为，所以没再追究，所以我也不怕说），之所以没搞下去，一是因为意见不一致，二是资金没落实，三是觉得很难保密。后来我就走上了公开的街头运动之路。

之后一直都还是有不少人跟我提起成立组织的事。这其中有的是确实是想做这件事的，有些也许就是钓鱼的。我问他们搞组织的目的是什么，他们都只能简单地回答为了更好地促进民主运动，再进一步问搞组织具体能做些什么，他们大多就答得不怎么样了。

其实，搞组织的目的无非是发展壮大后通过武装斗争或发动民众上街推翻专制统治，然后组建政府。
但是目前在中国大陆搞党派组织活动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对于个人来说，如果你没有做一些对民主有实际作用的事情，那么就无法对你产生信任；而当你做了一些对民主有实际作用的事情，那么你就已经暴露了，那么也就会给组织带来风险。
2、组织不壮大，就发挥不了多大作用；组织壮大了，就必然容易暴露、泄密，尤其是在中共有着如此多的地下人员的情况下。
3、中共实施的生存绑架政策，使得人们养成了很大的排他性，又经过长期洗脑、压制，人们的性格、思维都扭曲了，而自由民主是提倡人们有独立思维、允许不同意见存在的，在于专制的斗争中又无法正常地实施民主的那些规则，因此现在的中国人在反专制、追求民主的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经常发生内斗，再加上有中共特务、奸细的捣乱，很难搞好组织建设。

有人认为资金是最大的问题，其实资金不是最大的问题，国内外都有人和机构愿意提供资金，他们主要是担心安全可靠性问题。

其实，现代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斗争，如果不是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那么是没有必要搞什么党派组织的，很多事情不需要以党派组织的形式也可以去做。而武装斗争，除非是某支军队率先起义，否则几乎不可能搞成功。至于那些零星的武装斗争，作用是有限的。

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揭露专制的黑暗、荒谬，宣传自由民主思想，使更多的人觉醒，让人们知道有很多人在反对专制集团，并加入这一阵营，达成默契，在一定的时候，呼应而起，同时走上街头，那么专制就必定会垮台。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并不需要过多过激的行动，只要让民主运动保持一定的热度就行了。当然，有些人由于自己受到残酷的压迫作出一些激烈的抗争，还有些人虽然没有受到直接的残酷压迫，但他愿意作出一些激烈的抗争，我们都应当予以援助，但大家也要注意保护自己。
至于民主运动以什么样的方式保持在怎样的热度，抗争到什么程度，这个没法说清楚，只能是在实践中大家自己去评估，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整。

采取这样一种保持一定热度、低烈度的常态式的民主运动，就不怕中共地下人员的捣乱，因为造成的冲击不大，他们不可能过于严厉、广泛地打压。而那些混进民主圈里的地下人员为了取得人们的信任，也不得不做出一些支持民主的言行，这也就帮了我们的忙。甚至那些五毛分子经常发表一些反宪政民主的言论，也对保持民主运动的热度起到了一定作用，因为他们愚蠢的言论是大家练习批驳最好的靶子。让中共的地下人员和五毛们既帮了我们的忙，又起不到破坏作用，这岂不是很开心的事情？

有人认为，如果没有一两个较大的反对派组织，那么在专制垮台后很难保证社会的基本稳定、顺利地建立民主政府。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是绝对的。只要大家都认同民主的三个基本条件：1、言论自由，2、多党竞争，3、一人一票，那么就能够较顺利地实现民主转型。有些人口头上不表态认同这三个基本条件，这也没关系，只要他不反对就行了。

东欧等一些国家在民主转型前也没有什么较大的反对派组织，照样也比较顺利地实现了转型。而中国，还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那就是，我们有台湾。台湾已经实现了民主，并且经过几十年的运行已基本稳定、成熟。在大陆的专制政权垮台后，大陆的知名民主人士应该联合发表声明，邀请台湾政府派工作组来大陆，组建临时政府，恢复中华民国的国号，参照台湾的宪法编制新的中华民国宪法并进行表决，主持大选等工作。

恢复中华民国的国号有利于历史的衔接，可以迅速恢复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废除中共与其他国家签订的不合理条约，也有利于文化的重整，等等。
同时我们还可以请求台湾派军队、警察来大陆维持秩序。当然，同时要呼吁大陆的军队必须保持中立，原地不动。

我们还要邀请台湾的国民党、民进党来大陆发展党员。既然有了国民党、民进党这两个较成熟的党派，再组建其他的党派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对于一个有志参与政治的人来说，只要你有能力、有人拥护，那么加入到这两个党派中你依然能够脱颖而出、得到拥护，组建新的党派效果还不一定好。
每一个追求自由民主以及真正热爱这个民族的人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当然，如果有人要另外组建新的党派，那当然随他去。

另外我们还有香港，也会对大陆、整个中国的民主转型起到很大的帮助。
此外，到时候我们还可以请求联合国派维持和平部队来维持秩序并给予其他方面的支持。对于中国这个几乎是最后废除专制的大国，相信各国都会给予极大的支持。
因此，对于中国的民主未来，我充满信心。

2013年11月30日星期六

维权、微博与围观：维权运动的线上与线下

滕　彪
Abstract：维权运动在中国的兴起与互联网在中国的快速发展是相伴随的。在法庭之内和法庭之外的各种维权样式是随着中国意识形态、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产生和发展的，而以微博等社交媒体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极大地丰富了维权运动的活动样式、增强了活动人士的动员能力、加速了公民维权的组织化进程，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正在发生的政治转型。
关键词：维权运动社会运动Web2.0 社交媒体公民社会
Abstract: The rise of China’s rights defence movement has occurred in tandem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Various forms of rights defence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ourtroom have emerged and developed alongside changes to China’s ideological, political, and legal systems and social structure. Similarly, Internet technology such as microblogs and other social media are enriching the modalities of activity in the rights defence movement, enhancing the mobilisation capacity of activists, and accelerating the systematisation of popular rights defence, profoundly affecting China’s ongoing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weiquan, rights defence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 web 2.0, social media, civil society.

中国公民维权运动受到瞩目，时间并不长，但对维权运动的背景、意义、策略的分析，以及维权人物和维权个案的分析，已经涌现越来越多的文献。本文主要分析维权运动中的法律人群体如何利用互联网、尤其是微博等社交媒体开展各类维权活动，及互联网对维权运动可能产生的影响。
一、维权运动的兴起及其社会条件
2003年一般被视作公民维权运动标志性的一年，从蒋彦永披露SARS真相、孙志刚事件、孙大午事件、李思怡事件，到不锈钢老鼠事件、杜导斌事件、独立候选人参加基层人大选举等，律师、学者、记者和异议人士，广泛参与了这些公共事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影响。2003年底，有学者称中国的“新民权行动年” 或“公民权利年”从这一年开始发轫。不久之后，“维权运动”一词更多地取代“民权行动”或“民权运动”，尤其海外媒体和一些中国观察家，对此多有关注和梳理。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之一是2005年底《亚洲周刊》将14位“中国维权律师”作为一个群体评为当年“风云人物”。
维权运动和异议运动、民主运动则有交叉、有联系。何清涟认为，维权运动主要是要求私权利，而民主运动则要求公权力。胡平比较了两者的不同，并得出结论说“维权活动越来越从自发走向自觉。在今天的中国，维权活动已经和民运越来越接近，它们共同构成了推动政治改革的伟大力量。” 互联网使得各类知识分子、活跃人士的沟通极为频繁和便捷，维权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身份逐渐混同交叉，各方的重叠共识在逐步扩大，共同参与的活动越来越多，维权运动与民运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已出现相互支持、合作、合流的趋势。
中国的维权运动兴起的社会条件主要有：
（a）法律体系和法律职业的发展。文革结束之后，中国法律体系艰难恢复，尤其《行政诉讼法》的出台（1989年）、《刑事诉讼法》的出台与完善（1979、1997年）、律师制度的恢复，《法官法》（1995年）、《检察官法》（1995年）、《律师法》（1996年）的出台以及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的实行，这样就有了捍卫民权的法律以及诉讼渠道，有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雏形。于此同时，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不得不抛弃，当局转向了新的意识形态话语策略，比如“改革开放”、“依法治国”、“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等。尤其是“依法治国”的提出和“人权”入宪，使民间有了“假戏真唱”的可能性。法治话语和法律规则给维权活动带来空间。影响颇大的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就是利用官方话语系统和法律体系进行公民行动的经典案例。
（b）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空间。传统媒体虽然被严格控制，但并非没有任何空间。媒体既面临官方意识形态的压力和言论审查的压力，同时也面临市场的压力。因此在某些热点维权事件上，传统媒体（有社会责任感的记者）往往可以采用一些策略让事件见诸报端。而网络媒体的产生，大大改变了官方垄断媒体的局面，改变了中国的话语生态，甚至改变了媒介本身的概念，因此也必将极大地影响中国的维权运动和政治体制转型。
（c）市场经济的发展扩大民间活动的空间。社会运动需要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和金钱（discretionary time and money），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强调这一点。虽然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中有很多问题，比如贫苦悬殊、官商勾结、环境破坏等，但不能否认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提高，这就给维权活动提供了经济基础。
(d)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民权意识的增长。“在90年代后半期，中国知识界的一大动向，是一批学者重提自由主义的话题，欲图通过对于自由主义的反思、研究、倡导，丰富实现现代化和达致宪政民主的思想学理资源。” 出版界涌现了大量的自由主义著作和译著，知识界对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表现了极大的兴趣。而“自由主义理论在走进国人的大脑之后，必然要走进国人的生活。” 与此相应，民众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在增长。这是维权运动的思想观念基础。而经济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相对剥夺感”的提高（progressive relative deprivation），也是维权运动的社会心理条件。
(e)民主运动人士的努力。1989之后的几年内参与争取民主运动的学生和市民受到严厉镇压，整个社会弥漫肃杀和恐怖的气氛。但抗议和争取民主的努力一直没有放弃。天安门母亲运动、公开信运动、组党活动、地下刊物等，民间的异议运动持续不断，积累了道义资源，也在一定程度上撑大了民间活动的空间，因此和维权运动的出现有着承接的关系。
二、中国互联网的发展
在中国，维权运动的兴起与互联网的发展是共同演进、相互影响的。 1994年，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1996年底，互联网用户达20万。到了标志着维权运动登上舞台的2003年，在互联网的发展史上则被称为“网络舆论年”，中国网民看到了自己通过网络改变事件进程的力量。 2003年底的数字是：中国网民数达到了7950万，上网计算机达到3089万台，“.CN”下注册的网站为59.6 万。网民人数在2004年底、2006年底、2008年底、2010年底分别达到9400万、1.37亿、2.98亿、4.57亿。截至2012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6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42.1%。手机网民规模达到4.2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用户占74.5%。91.7%的网民在家中上网。即时通信用户人数达到 4.68 亿。社交网站用户数 2.75 亿。网民人均上网时间每周20.5小时。中国网页数量为1227亿个。
2004年产生的“Web 2.0”概念也很快传到中国，其特点是：用户分享、信息聚合、以兴趣点来聚集社群、用户间的交互性。这使得互联网用户不但是网站内容的浏览者，也是网站内容的创造者。Web2.0产品如skype、twitter、Wiki、facebook、、youtube、flickr、QQ、MSN、人人网、微博等等。由于这种Web 2.0的网络交互性、信息的快速传播性、透明性，同时借助网络手机等发展，极大地方便了社会运动的组织，从而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大大改变了社会运动的面貌，并成为推动民主的一种有效的工具。
2006年3月，Twitter的横空出世把世人引入了一个叫“微博”的世界。Twitter也成为国内企业效仿的对象，2007年5月建立的饭否网，开启了中国的微博时代。随后不久，叽歪网、做啥网、腾讯滔滔相继上线。2009年后，嘀咕网、即时客、Fexion网、9911微博客、同学网、Follow5等一大批微博网站上线。2009年8月，新浪微博上线，并迅速成长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微博。之后，综合门户网站微博（网易微博、腾讯微博、搜狐微博分别于2010年1月、3月、4月上线）、垂直门户微博、新闻网站微博、电子商务微博、SNS微博、独立微博客网站纷纷成立，中国真正进入微博时代。
Twitter的技术特点，使中国政府无法直接删除发布在twitter上的信息，这样它在突发热点事件、敏感事件上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自然吸引了大量的维权人士、公民记者、独立作家和思想开放的网民。2009年乌鲁木齐市发生“七五”骚乱事件的次日，twitter被封锁。（2009年7月7日，facebook被封锁。）虽然被封锁，但还有中国用户通过各种手段来登录与使用Twitter，如修改Hosts文件，使用twip，tweetr等搭建twitter API proxy，或使用Dabr、推特中文圈等第三方站点或软件，或者使用自由门（freegate）、无界浏览（ultrasurf）、VPN等等方式“翻墙”（即突破GFW封锁）使用twitter。目前中国使用twitter的活跃用户虽然总数不多，但大多数活跃的的维权律师、公民记者等掌握一定话语权的活动人士仍在使用twitter。有人在twitter鼓励人们去注册和使用国内微博，因为那里人数更多，同时也有twitter用户在国内上宣传翻墙和twitter，因为这样才能看到大量被封锁的消息。
国内微博和手机用户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以腾讯微博和新浪微博为例，至2012年年底，腾讯微博注册账户数已达到5.4亿，日均活跃用户数超1亿。新浪微博注册用户数已超过５亿，日活跃用户数达到4620万。截至2013年1月底，中国手机用户11.2亿户，3G用户达到2.46亿户。至2012年底，手机微博用户数量增至 2.02 亿，微博在手机网民中的使用率达48.2%。 “微博与手机相结合，是对互联网交互行为的一种延伸，网民由此可以保持移动在线状态。更重要的是，微博用户可以借助手机媒体成为即时的报道者，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间接而快速的报道。”
三个案维权：在法庭与互联网之间
维权律师的典型工作就是代理案件。因此对法律的熟悉、对证据的调查、对当事人权利的争取，就成了维权工作的基础。但如果仅限于此，就不会有维权运动。中国司法制度最大的问题是司法不独立，对公安、检察院、法院的违法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在几乎所有的人权案件里，“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庭审成了走过场，决定案件的力量在法庭之外。由于中国后极权体制中的中央-地方关系，由于维稳体制下地方官员希望“少出乱子”，由于舆论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会成为处理危机或敏感案件的考虑因素，因此在相当一些案件里，维权人士希望通过媒体报道来影响司法结果。在中国司法不独立和新闻不独立的背景下，司法与民意的关系呈现非常复杂的关联。在一些热点案件中，维权者通过网络施加舆论压力，加大了司法不公正的成本。没有网络民意的监督和不断地争取，某些案件将被司法构陷、司法专横和司法猫腻所取代。在对具体个案的关注中，在公开信、签名与网络回帖中，在律师、记者与知识分子的维权行动中，逐渐形成了具有法律意识和公共精神的公众。刘晓波先生认为，非暴力维权运动“致力于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自由，通过生活细节上的思想启蒙、言论表达和维权行动，特别是通过一个个维权个案的持续累计，来积累民间的道义资源、组织资源和博弈经验。”
实习律师王道刚因为三千元律师费的问题被抓捕。2012年3月，程海律师在微博上公布了该案起诉书和辩护词，控方知道以后，也在网上公布了有关“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些律师研究后认为，王不构成犯罪，仅属于律师违规执业问题，不排除具有职业报复的意图。于是刘洋律师牵头，在网上发布《请求海淀区人民法院宣布实习律师王道刚无罪的紧急呼吁书》，之后有118名律师联署。不久检察院撤诉。从这一案例可以看出，网络上对某案件进行公开讨论并形成应对官方的压力之后，官方往往要进行某种回应，在一些案件里也会做出某种妥协。
孙志刚事件之后，一些热点案件中，都是因为网络的关注而改变了既定的结果。比如孙大午案、邓玉娇案、崔英杰案、许霆案、重庆钉子户事件、李庄案（第二季）、郭宝峰案、广州五君子举牌案、吴英案等等，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网络的关注，这些当事人的命运一定会发生变化。正是在这些案件的维权过程中，涌现了一些活跃的、有号召力的人权律师，涌现了很多优秀的草根维权人士和公民记者，而且在与民众的互动过程中，维权者之间不断联络、磨合、形成非正式的圈子，并推动维权运动的组织化程度。值得关注的“律师团”现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显然。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律师抱团的产生。
蔡卓华案、东阳画水案、三班仆人案、太石村案、陈光诚案、王博案（法轮功信仰自由案）、三聚氰胺奶粉事件，都是很多律师集体作战。2007年初成立了基督徒维权律师团。到了微博成为重要的联络媒介之后，律师之间的沟通、合作、形成集体行动，更为便捷、成本更低。国内的《南风窗》杂志敏锐地觉察到了律师团的可能带来的社会意义，称2011年为律师集体行动年。“如果说李庄案律师团和北海案律师团还有职业共同体自救的性质，那么随后的苏州‘常熟六青年案’律师团和贵州‘黎庆洪涉黑案’律师团则显示了律师团公益援助模式向其他案件领域延伸的趋势。” 以贵州黎庆洪涉黑案为例，前后介入律师多达上百名，相当一部分是在微博上非常有影响的著名律师。律师们通过微博发布案件信息，质疑控方和法官的程序违法，揭露当事人受酷刑的情况，揭露当事人受到威胁被迫辞退律师的情况，联名写公开信，并号召其他律师介入。除了辩护律师之外，还有其他律师和学者前去旁听或调查或助威，大量网民跟帖、评论、转发，维持了持续的网络热度，可谓盛况空前。
四围观：在法庭之外的维权运动与互联网
除了介入个案之外，维权人士秉持法治理念，试图在更深层次上推动法治进程。
挑战恶法
维权人士不仅在个案中维护当事人的权利，而且要利用各种形式推动法律制度的变化。孙志刚事件导致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2003年杜导斌被逮捕后，国内上百名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发起《要求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法律解释的呼吁》。法律人集体呼吁废除劳教制度更是出现了好几波声浪，比如2007年11月茅于轼、贺卫方等人联署的《关于启动违宪审查程序、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公民建议书》，发起者多数为法律人。 2007年，在王博案辩护词中，辩护律师公开挑战了惩罚法轮功学员的各项法律和司法解释等。 2010年，杨金柱律师准备发动万名律师签名，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对《刑法》第306条（“律师伪证罪”）做出司法解释，后来被湖南司法厅叫停。反计生人士要求废除计划生育政策的活动也所在多有。在2012年全国人大讨论刑事诉讼法草案的过程中，民间尤其关注某些有悖法治精神的条款，很多维权人士呼吁“劝停恶法”。
推动律协直选
中国没有律师行业自治，律师协会几乎完全被司法局操控，现有的各级律师协会基本上成为司法局的傀儡，缺乏民主选举和决策透明。2004年，刘子龙等律师推动罢免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和秘书长，这一事件在几年后的北京律师界得到了回声。2008年8月26日，程海、唐吉田等35名北京律师在互联网上发出《顺应历史潮流实现律协直选——致全体北京律师、市司法局、市律协的呼吁》，呼吁律协直选，并草拟了《北京律师协会选举程序》，征求律师意见。这些律师通过手机短信、邮寄资料、定期开会、去律师事务所实地走访等形式，呼吁其他律师支持，并进行竞选拉票。北京律协随后发布“严正声明”称，“任何人利用手机短信、网络等媒介，采取私自串联的方式，以推动民主选举为幌子，发表煽动性言论，在北京律师中制造谣言，蛊惑人心，试图拉拢不明真相的律师支持所谓‘北京律协直选’都是非法的。” 此声明又引起律师界的反弹。此次推动律协民主的努力，虽然没有成功，但影响很大，具有比较重要的历史意义。有迹象表明，一些律师（杨慧文、温海波、张立辉、唐吉田、童朝平、江天勇等）在接来下的两年内被吊销执照和不予年检，是北京司法局和北京律协的报复。
激活宪法
2003年5月，贺卫方、萧瀚等5位学者致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这试图激活一直沉睡的《宪法》第71条第1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此外，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政府公开某些信息，这是典型的试图激活现有法律来推动体制变迁的例子。2009年，北京律师杨慧文向北京市政府所有73个下属部门发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公车使用、公款接待、公款出国财政支出具体情况；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部门预算数据、决策过程”等，但只得到两份完整答复。
散步与围观
2007年厦门PX事件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公共事件，这一事件赋予了“散步”一词全新的含义。之后的一系列公共事件中（福建三网民案、宜黄拆迁事件、赵连海案、番禺垃圾焚烧场事件等），又使“围观”一词脱颖而出。在著名作家鲁迅笔下，围观是灰色甚至贬义的概念。“但微博带动的公民围观，显然重新定义了围观，使它成了积极参与的同义词。微博的到来更是划时代的，围观从此升级到一个历史新高度。”
“公盟”以及许志永博士长期关注访民权利，多次组织围观“黑监狱” 活动，在有些围观行动中，已经成功营救出一些访民。这类围观，利用互联网组织公民志愿者，策略行动方案，同时在微博或twtter上进行网络直播，线上与线下协调行动。 2010年6月16日端午节这天，网友组织“消夏晚会”，声援维权人士倪玉兰，警方将倪玉兰抓到派出所，网民又到派出所门口搭帐篷抗议，遭警方驱赶后，又沿街游行。
福建三网民事件，在围观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2010年4月16日，马尾区人民法院开庭时当天，有全国各地数百名网友相约前往声援，并通过twitter直播现场状况。参与围观者人数众多，但保持和平、克制，组织有序，场面感人，并留下一系列文章、纪录片和分析文章，引起了观察家的注意。有论者说，“福州围观事件也决非平地而起、突然产生，事实上这是多年来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必然结果。” “这次的群体围观，既是历年抗争积累而来的高峰，也将继续延续下去，与厦门PX完全不是一回事，具有更加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一个重要的区别显然是，此次围观的主题是作为宪法权利的言论自由，而不是以自己利益相关的环境问题。
NGO
很多维权活动需要大量日常的、琐碎的工作，需要协调行动、需要更多的人力财力，只有非政府组织（NGO）才能胜任。比如关注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领域的爱知行研究所、关注精神病强制收容的深圳衡平、关注平等权的益仁平、关注行业垄断、税权以及社会转型研究的传知行、关注人权法治的公盟、关注死刑的北京兴善研究所等。以维权活动为主的NGO，哪怕环保维权、劳工维权和艾滋病人维权，也难以在民政部门注册，只能在工商部门注册，从法律地位上属于公司。有些无法注册、只能以工作网络的方式存在，如民生观察工作室、北京兴善研究所等。还有的即使曾在工商注册也被取缔，如公盟；公盟参与的维权活动范围较广，如访民权利、公益诉讼、推动公民参与基层选举、律师权利、言论自由、毒奶粉等公共卫生事件、推动户籍制度变革、要求教育平等权等等。
独立参选人大代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中国各级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从形式上，最高只能到区县一级。即使区县人大代表的选举，也基本上被操控，是虚假的民主。但有公民一直尝试独立参与区县人大代表的选举，较有影响的有姚立法、许志永等。 2011是换届之年，微博已经非常具有影响力，很多维权人士、律师、作家、教师等纷纷在微博上公开宣布竞选人大代表，并以微博、博客、演讲、散发传单、走访等方式进行一系列的竞选宣传。因为政府以种种暗箱操作和明摆的违规操作进行打压，最后成功当选的例子极少，但这次参选活动仍然展示了民间的力量，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罢免运动
2003年4月，福建省福安市下属几个镇的近万名农民，联合签名要求依法罢免福安市市长，这是1949年后第一起公民要求罢免市长的事件，随后，福建省闽侯县和福州市，河北省唐山市、秦皇岛市也分别有数万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代表发起了罢免当地党政领导的行政职务和他们的人大代表资格的活动。 2005年的太石村事件则影响更大。熟悉法律的维权精英在几次罢免活动中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如李柏光、郭飞雄、唐荆陵、吕邦列、赵岩、俞梅荪等。
撰写手册
维权运动需要不断总结经验、需要提供行动指南、需要提升理论指导实践。有些维权者和机构撰写和编辑了一些实用的手册，比如，姚立法的《2011—2012中国独立候选人竞选须知》、张辉主编的《公民权利手册》、传知行研究所的《公民税权手册》、许志永的《公民维权手册》、魏欢欢、姚立法的《公民参选人大代表指南》、李和平等律师编写的《反酷刑手册》、爱知行研究所撰写的面向艾滋病人、同性恋者等不同群体的一系列指导手册等。
非暴力不合作与公民不服从
“非暴力不合作” 的一个典型例子是2006年唐荆陵等人发起的“八毛钱赎回选票运动”。发起人号召公民通过各种方式公开声明自己不参与选举、拒绝投票，来抵制被操控的伪选举。这与独立参选看似相反，社会意义则殊途同归。其他不合作行动如，联合声明拒绝收看“中央电视台” 和其他官方媒体，公开拒绝订阅官方报纸；拒绝提供服务；卸载帮助政府监控信息的软件；师涛案之后拒绝使用yahoo邮箱；公开拒绝进入、或者声明退出党团组织或作协等官方机构等。
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是公民基于良知而以非暴力的方式公开违抗法律、自愿承担违法后果以诉诸民间正义感的行动。公民不服从是否适用于非民主政权，理论家多有质疑。虽然在中国很难找出有影响的、典型的公民不服从行动，但相似的例子可以举一些。如基督教家庭教会拒绝按照官方要求进行登记，并公开进行户外崇拜活动。又如杨支柱公开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超生的行为。又如北京市民故意违反“春节期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又如李苏滨律师故意驾驶夏利车经过北京长安街以挑战“限制小排量汽车”政策。
除了以上列举的形式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维权形式，如静坐、绝食接力、罢工、街头举牌、公民调查团、立法和政策游说、戏仿短剧、街头行为艺术、创作和演出歌曲、罢网、申请游行示威、送“锦旗”（嘲讽性的）、漫画、涂鸦、民间颁奖、辩论赛、纪录片、大规模“饭醉”活动，等等，另外一些极端的行动方式如自焚、绝食、自残、自囚、自辱等，则因有争议和客观上难度过高，而没有被广泛采用。
五在线维权运动
互联网一进入中国，民间人士就开始利用互联网来争取权利。1999年创办天网、2000年入狱的黄琦，就依托互联网开展了大量的人权工作。从创办网站、论坛、BBS、博客到twitter、微博，维权者“与时俱进”地学习和运用网络新技术，开始了“技术赋权”（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的中国道路。
Web2.0技术的交互性、开放性、草根性、即时性，开创出了社会运动的新样式。在线社会运动具有多中心、偶发性、跨地域、虚拟主体的地点。任何网络节点、网站、网页都可能成为一场运动的中心。一段网民不经意间发出的信息，或许引发一场网民的集体行动。运动的发起者可以隐藏真实身份。但与此同时，在线社会运动也同时具有计划性、常态性（固定的网络阵地）、地域性，大量的信息也是通过真实身份发出的。丰富多样的在线维权活动，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推进了中国维权运动的发展。
网络签名
以往的公开信组织成本很高，而且发布渠道有限，受众范围很小。而互联网时代使得公开签名的组织更方便、成本更低，博客、email、邮件组、skype、qq、MSN、twitter、微博等等，都可用于组织和发布公开信，还有专门的签名网站。营救杜导斌时，出现了几次公开签名，签名者很快就超过了1600。正是在这次事件的签名活动中，“出现了少见的体制内外自由知识份子的合流” 。在甘锦华案中，有300多人签名，其中律师和法律学者占很大比例。吴昌龙冤案，第一批签名有1252人。李旺阳事件之后，涌现了一波又一波签名，并成立了专门的网站收集相关文章、公布签名信息等。可以预见，针对某个个案或突发事件的网络签名运动，将越来越多。
网络救援
2009年7月16日，Twitter用户郭宝峰（amoiist），因在网络传播冤案信息被马尾警方抓捕，趁警察睡觉时，他在Twitter上发出求救信息。这激发了推友们的义愤与同情。当天上午，就有网友接连转发“郭宝峰，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网帖以示抗议。而“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正是当天在“百度魔兽吧”爆红的网络流行语。这句话此时与郭宝峰的个人遭遇产生了奇妙的结合。之后郭案的信息也通过Twitter得到及时披露。推友们的线下寄名信片等声援行动随即展开。7月31日郭宝峰获释。陈光诚事件、艾未未事件、公盟许志永案等，都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网络救援活动，大量的文章、照片、帖子、漫画、视频，出现在twitter、微博和facebook上。
“象征运动”
在刘晓波案开庭时，许多网友发起了“黄丝带行动”，在自己的twitter、微博头像上加上一条象征“思念、祈福、平安归来”的黄丝带。前往法庭外声援刘晓波的民众，也有许多人缠起黄丝带，或将黄丝带扎在法庭外的栏杆上。有些事件中，大量的网友把自己的微博和/或QQ和/或twitter头像改成关注对象的头像，如陈光诚、珍珠、李旺阳。长年致力于维权活动的公盟，在网络上号召大家使用统一设计的“公民”标志。此外，像草泥马、河蟹等符号、网友自创文字等，都是网友进行抗议或戏谑或解构所使用的象征。我称之为“象征运动”，这些标志非常醒目，通过共同的象征标签，使网友可以相互识别同道，促进社会运动参加者的心理认同，形成强大的抗议声势。而且，也便于在线下联络同道和协调行动。
网络报纸
中国政府严格禁止民间办报。但从互联网的角度，民间办报实际上已经没有技术障碍。翟明磊办的壹报（http://www.1bao.org/）就是其中的典型。此外，网络上也有很多“个性报纸服务”，如Paper.li，它可以聚合并过滤来自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网站的新闻，然后把这些内容变成一份网络日报。
快闪行动（flash mob）
一群人透过互联网或手提电话短信相约在指定时间和地点集合，然后一起做出一些特定的动作（如拍掌、叫口号等），又在短时间内迅速消失。这种行为被称为“快闪行动”。 2012年4月有人组织“自由光诚北京快闪活动”，但没有成功。较近的一次网络快闪行动，是网民发起的在微博上声援游明磊的活动，时间是2012年5月10日晚9点，当晚9点前后，各大微博同时出现了大量声援游明磊的帖子。
人肉搜索与名单收集
虽然人肉搜索面临一系列法律和伦理问题，但在一些热点事件中，对作恶者进行人肉搜索、确认其身份，往往得到网民的支持。较近的例子，是陕西安康强制堕胎事件和什邡钼铜项目抗议事件，网民分别搜索出了护士长和打人的胖警察的身份。
艾未末曾于2008年四川大地震后进行遇难学生公民调查，结果确认5212名学生遇难，并把他们的名字放在网上，并在其twitter上每天公布当日冥辰的死难学生名字。2010年，他又发起上海静安区大火遇难者名单调查。在2012年6月的天津蓟县大火事件中，有人通过google协作文档的方式试图质疑政府公布的死亡者名单。也有维权者通过网络技术收集政治犯名单。此外有专门的网站和twitter账号来收集作恶者名单，专门汇集迫害政治犯良心犯的秘密警察、检察官和法官等作恶者的信息。
除了以上的形式之外，还有网络投票、视频会议、在线讲座、网络刊物等，可以说，对网络社会运动新方法的创造无日无之。需要指出的是，各种在线与线下的维权活动很少单独使用，往往各种方式综合使用。2000年邱庆枫事件，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次网上和网下并起的抗议活动”。 2003年李思怡事件，涌现了大量的文章、诗歌、报道等，建立了网络纪念馆，人们通过网络献花、献歌、点烛、上香、祭酒，并由任不寐、温克坚、秦耕参与发起接力绝食运动。 2009年冯正虎争取回国权的斗争，也是物品支持、手机短信、twitter直播，线上线下配合的成功维权实例。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有公开信、组织受害者家长会议、在《南方周末》登广告、组建律师团、个案法律援助、媒体和网络动员、在香港提出诉讼、与厂家谈判、街头举标语、学术研讨会等等。在营救陈光诚的活动中更是采取了极为丰富的运动形式：法庭前抗议、寄信、送奶粉、送文具、探视、燃放烟花、放气球、更换twitter或微博头像、穿“光诚衫”、制作光诚车贴、制作视频、纪录片、民间颁奖活动、给当地有关政府部门打电话抗议并将录音上网、街头行为艺术、拍摄戴墨镜的照片上传网络进行声援、建立专门网站、连署公开信、散发传单、网络征婚等，不胜枚举。
维权运动是在线上与线下之间不断交叉、配合的。有时这被称作“立体维权模式”，“国内媒体报道、现场指导、调查分析、法庭诉讼援助、互联网民意凝聚、制度改革建议、国际社会监督（国际媒体和国际关系）七个要素灵活结合。”“是制度化改革运动和非制度化社会运动的结合。”
六、总结
研究社会运动的权威学者Charles Tilly认为，社会运动有三个要素：（1）运动（campaign）：不间断和有组织地向目标当局公开提出群体性的诉求伸张；（2）社会运动的斗争手法（repertoire of contention）；（3）WUNC展示（“精诚团结”）：即参与者和支持者表现出的价值(worthiness)、团结 (unity)、规模(numbers)、奉献(commitment)。由此来看中国的维权运动，应属正在成形的社会运动。一些研究者正是在社会运动的框架下来描述和分析维权运动，如李凡认为，当代中国的“自由民权运动”有如下特征：要求社会自由和维护权益的明确目标；各地此起彼伏地、持续地提出诉求；不同参与人群的互动和组织化程度不高，但已经出现；表达诉求的方式多样而且仍在不断创新。这个运动的发展现状，“不具备一个统一的完整的组织中心，而是处在一种分散的自发的、随时产生随时消亡，但是又随时会再产生的状态。从总体上体现了一个连续发展的态势。”
中国的维权运动自有其独特之处：（1）低组织化。维权运动是多中心的、低组织化的。NGO并非主流，活动受到巨大限制。存在一些非正式组织，比如民间活跃人士的定期和非定期聚会，随机组合、随案形成、案后解散的律师团，等等。这主要是由于政治高压下降低风险。（2）多层次的诉求。有个案合法权益的维护，有推动某一法律政策的变革，有捍卫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宪法权利，也有像零八宪章那样系统的政体变革的要求。而这种对政治变革的呼吁，在维权运动内部仍然存在分歧，维权运动是否应该“政治化？”（3）多层次的行动。有的维权活动温和之极，一篇揭露污染问题的微博，一次小规模的上访，一个研究报告或研讨会。有的则非常激进，如自焚、绝食抗议。在是否应该绝食、是否应该“街头化”是否应该公开为法轮功辩护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对现有法律空间的“充分利用”，的确可以起到维护个案公正、改善个别条款恶法规的作用，但能够以这种方式使中国变成一个宪政国家吗？以要求政府遵守法律的方式，能够实现公民自由并在自由化之后走向民主化吗？避免组织化，的确可以减少（而不是避免）风险，但没有组织化，维权运动可以成为高水平的、有效的社会运动吗？维权运动能带上“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专业化”的锁链而自缚手脚吗？维权可以“挑肥拣瘦”、拒绝接触敏感案件和敏感话题吗？
这些争论，早在2005年高智晟律师为法轮功受迫害事件写公开信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高智晟律师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里提出了维权运动的“非暴力化、政治化、组织化和街头化”。这在维权者内部引起了不少分歧。而2012年四川什邡事件、江苏启东事件之后在微博上关于维权组织化的讨论显示，当时的争论至今仍未过时。不过，在网络新技术对维权运动已经产生全方位影响的视角之下，能够有新的发现。
运动的核心是人的活动。交通和通讯水平的提高显然扩大了人的活动范围和交往能力，从而对社会动员和集体行动形成显著影响。一个例子是，上访在1990年代以后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火车提速和大量高速公路的兴建。按照麦克卢汉的说法，媒体乃是“人的延伸（extensions of man）” 。互联网对媒介的影响，看看这些新词就可以感受到：自媒体（we media）、公众媒体（public media）、共和媒体（republic media）、社会媒体（social media）、参与性媒体（participatory media）、协同媒体（collaborative media）、共有媒体（ media）等。新媒体甚至已经改变了传统的空间和时间的意义。卡斯特指出，世界正在从“固定的空间”(space of places)转向“流动的空间” (space of flows)，流动空间在信息社会里是支配性的空间形式，人的社会功能基本上是在流动空间里组织的。按照Paul Vivilio的说法，我们说的世界不再是指广袤的空间，而是“基于不断被我们的交通、传输和远程行动（tele-action）所缩短的临时距离。”
在信息时代，一个人可以在身体缺场的情况下成为行动者（如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可以提前去做需要在未来某个时间完成的事情，可以以匿名的方式展示力量，可以在虚拟的空间里影响真实的社会事件。参与行动的成本和风险大大降低了。而“微动力”经过聚合，则可显示不同凡响的力量。“单就个体网民而言，他的每一次点击、回帖、跟帖、转帖，其效果都小得可以忽略；他在这样做时，也未必清楚同类和同伴在哪里。但就是这样看似无力和孤立的行动，一旦快速聚集起来，孤掌就变成了共鸣，小众就扩张为大众，陌生人就组成了声音嘹亮的行动集团。” 这也就是政府对维权运动从未停止打压、但民间行动却越来越活跃的原因。
“组织化”困境似乎成为维权运动的一个瓶颈。但BBS、twitter、skype、Email、Mail list、QQ、QQ群、微博、博客、微博群等，以及网络手机的逐渐普及，信息同步传播、人群即时联系、多方在线互动，大大改观了人与人的交流联合。互联网新技术还具有汇聚同类信息、汇聚同仁的能力，极大地方便了舆论动员和社会动员，也出现了虚拟结社、在线社团等结社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结社禁忌”。“虚拟结社”、“在线社团”、“非正式组织”、“隐性组织”、“临时组织”——无论何种命名，这些“准组织”的存在已经是一个社会事实。有共同关切和共同观点的人在虚拟空间中的不断交流，也使线下面对面的交流、聚会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公民的自组织能力也只有在这种实践中才能逐渐形成和提高。这就是Clay Shirky所说的“无组织的组织”（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s）， Sidney Tarrow认为，“事实上，集体行动潜在的核心预期说是正式的社团组织，不如说是存在于它们中心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和它们之间的非正式联系结构。……非正式关系网与正式的社团相比，不太容易被警察渗透，不太容易引起分裂。这在政府对结社越来越警惕时，具有一定的优势。”
维权抗争的组织化当然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尽管在当局的严厉控制之下，公开的抗争活动仍处於分散化状态，但通过互联网和现实的人际交流，各种抗争力量能彼此相互联系，在具体的典型性事件中进行集体性的抗争行动。可以认为，已经出现了一个有明确政治诉求的抗争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抗争不再是某个个人或某个群体的事，而会得到网络中其他力量的支援。” 维权运动兴起之前和之后，民间一直没有放弃有组织化抗争的努力，如，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国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中国民主党等民间组党活动，天安门母亲运动、泛蓝联盟、独立中文笔会、贵州人权研讨会、家庭教会、公盟（新公民运动和同城公民聚餐）等各种形式的民间组织形式和组织活动。而互联网时代的动员和组织，可以实现没有机构、没有章程、没有固定成员、没有领袖、没有事先策划，但仍可协调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组织（organizing/ organization）的传统概念也逐渐被互联网技术和实践所颠覆。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的诸多二分法：信息发布者vs信息接受者、官方媒体vs民间媒体、国内媒体vs国外媒体、国内vs国外、在场vs不在场、组织vs个人、精英vs草根、公域vs私域、传统运动vs虚拟运动，甚至政治vs非政治、在线vs线下、有权者vs无权者。哈维尔说，说出真相是“无权者的权力”，那么互联技术也是无权者的权力。互联网成为了“解放的技术”（Liberation Technology）基于互联网的web2.0社会运动必将逐渐颠覆既有的交往权力结构。
在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政治结构之下，公民社会“先从互联网找到突破口，在互联网扎下根来，实现虚拟世界的自发联合。再以公民集体行动逐步渗透现实，影响现实，推动现实，改变现实。公民集体行动在中国原本是做梦都不能想象的，但借助互联网，借助互联网带动的公共舆论场，它们变成了现实，在中国的公共生活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中国的维权运动在短短的十年里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具有路标意义的事件至少有：孙志刚事件、太石村事件、陈光诚事件、厦门PX事件、08宪章、艾未未川震调查、贵州人权论坛、黄琦的六四天网与刘飞跃的民生观察网、邓玉娇案、钱云会事件、李庄案、福建三网民事件、乌坎事件、2011年公民独立参选人大代表、贵阳黎庆洪案、公盟推动教育平等权的运动以及“新公民运动”，等等。
Twitter的主要发明人杰克?多西说，“一个人可以用140个字改变世界。”对于中国政治转型而言，情况当然要困难和复杂很多。一方面，互联网既被维权公民所用，也被威权体制所用，当局拥有强大的经济、技术能力，网络技术为其提供了更便捷更先进的控制手段。“国家利用互联网来增强其合法性，互联网上的社会群体也利用互联网来改变国家政治和政策实践。” 另一方面，仅有鼠标的点击是远远不够的，需要能量更大的线下集体行动。近年来，“围观改变中国”这一简洁的口号成为很多公共知识分子和行动者乐观的期待。互联网已经极大地改造了信息传播、人际互动、社会动员和政治运动的观念和形式，在此背景下，中国维权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在线上与线下的种种活动，正在改变中国。

独立中文笔会 >> 会员

2013年11月22日星期五

实现中国民主：组织资源和凝聚力（5）

(1) 要整合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要挖掘资源，尽量减少资源的闲置与浪费；
   (2) 用这些资源，成立一股强有力的正义力量，来结束中共的独裁统治。
   中国尽早会实现自由、民主，或许是通过改良，或许是通过政治对话，也或许是通过革命。无论是哪一种，我们都应该有资源做好准备，毕竟，“上帝偏爱有准备的人”。
   当然，具体如何操作，各位前辈更有高招。

   十、结束语
   历史上，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事实告诉我们，无论中共是如何的邪恶与腐败，中国人民的苦难有多深，如果没有一股应有的民主力量（组织或组织联盟）来推翻它，独裁中共自动垮台或者自动交权的可能性，还真是极少。
   自64事件以后，全世界人民彻底地感受到独裁是毫无人性的，因此，东欧、前苏联、北非和阿拉伯等各国人民，基本上以非暴力革命为原则，纷纷推翻独裁体制。
   所有独裁国家出现的问题，在中国只有更强、更深、更多。比如，中国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就极其严重。中国的房价还在畸形的上涨、全球新增货币供应量中国占近一半（2012年）。这充分说明，所有正常的经济手段和经济规律都已经失效。这也加速内地非法资金外流（2012年，超过1万亿美元），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所有这一切，加剧中国的财政问题，中国各级政府将全面破产，巨大的金融灾难即将来临。（你准备好了吗？）
   中共，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最后的独裁，还能撑多久。（朝鲜只是个小跟班）
   继东欧和前苏联（90年代）、中亚（00年代）和阿拉伯国家（10年代）后，10年代，必将是中国实现自由和民主的年代。
   我们坚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2012年28万起的民怨抗暴事件，也充分表达了我们的愤怒与决心。
   中国现在所有的野蛮，根源于野蛮的独裁体制。那些肆无忌惮地凶手，必将得到人民的惩罚。为了未来，我们也相信“悔罪改过换和解”的正义原则。
   让全中国、全世界善良的人民一起呐喊：
   对于那些顽固而罪大恶极的人，中国人民对你们的诅咒，无任何时、无论何地、无论是谁，都将永远追随着你们，就象追缉纳粹的战犯一样。诅咒永不停息，直至以法律的名义，审判你们。

   附录1：有关捐款的其它案例们
   案例4：人道中国（Humanitarian China）
   1. 2007年在美国加州注册成立、有免税资格的非赢利公共福利组织。网站：http://h-china.org/about-us/
   2. 资助对象：因政治、宗教和天灾等原因，陷入苦难的民众，提供人道援助，包括受害者子女的助学金，以帮助其完成大学学习。
   3. 有完备的组织细则。人道中国（加州公益组织）组织细则、人道中国助学金管理条例（如，每年设立受支助的优秀学生名额为3-5名，每人5000元人民币。）
   4. 其它活动：
   (1) 2009年，与旧金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和"大赦国际"一起，主办了旧金山民众纪念六四20周年活动。
   (2) 四川5 •12大地震后，立即募款，通过四川的黄琦，向都江堰市在地震中遇难的26名教师提供6千美元赈灾款，另一部分赈灾款用于购买大米。
   (3) 近年来，他们与雅虎、谷歌、思科等美国公司交涉，要求这些公司在与中国做生意时，注重中国的人权状况。他们还参与向雅虎施压，迫使雅虎认错。
   案例5：李连杰壹基金计划
   1. 李连杰壹基金计划（简称壹基金），由李连杰发起的一个独立公募基金。义工人数至少450人。网站：http://www.onefoundation.cn/
   2. 关注灾害救助、儿童关怀、公益人才培养三大公益。
   3. 每年举办“全球公益慈善论坛”和 “中国红十字会壹基金公益奖”，搭建公益平台。
   4. 对需要资金支持的公益项目进行评估，若符合标准的则提供资金支持。其评选通过公正、透明，确立行业标准和规范。
   5. 博鳌亚洲论坛合作创立“全球公益慈善论坛”（每年一次），邀请来自世界各国的公益组织、知名企业、政府官员等，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分享经验。
   6. 透明度及公信力：由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将对善款的使用进行审计。同时每一季度公布季报，每一年度公布年报，向公众详细介绍“壹基金”的善款募集和使用情况，诚邀媒体以及社会公众共同监督。
   案例6：李化平：公民守望工程
   网页：http://hrichina.org/cn/content/6864
   2013年7月，李化平发起“守望工程”，为今年以来被刑事拘留、仍被关押的良心犯提供援助。“支持勇敢的良知公民，就是支持我们自己”，“基于对自由的共同向往，我们守望相助”。
   其核心理念：保障良心犯家人有尊严的正常生活。同城公民自发为每个良心犯建立救助小组：风险分散、监督到位、责任到位。
   做法：为难友家人
   (1) 倡导每家的经济补贴标准是5万元/年，包括法律援助费、律师差旅办案费、家人生活补贴、家人探监费。
   寄明信片、送饭。
   案例7：召集人孙立勇：“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 （简称“后援会”），详见附录。
   1. 后后援会介绍：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92
   2. “后援会”成立于2005年3月24日，在澳大利亚注册的非政府、非营利的人道主义组织（注册号：INC9884000），旨在帮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被关押的良心犯、宗教犯。
   3. 资助对象：生活贫困的系狱者能在狱口购买生活用品、家人探监费、子女助学金，还有子女奖学金（需要推荐信）。
   4. “后援会”的汇款及账目由财务人员负责。财务人员依据法律向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提供年度财政报告。
   5. 捐助方式：捐款人自己或通过“后援会”。
   (1) 固定捐助：每年固定帮助一位（或几位）系狱者，直到对方出狱，每人每年600澳币。
   (2) 指定捐助：不定期对某一系狱者或被迫害者的捐助。
   (3) 不指定的大额捐助：即捐助人直接将善款汇入“后援会”账户、具体受助人由“后援会”决定。
   (4) 小额捐助：捐助数额较小，由“后援会”自行决定受助对象。
   6. 说明：捐助人可核实捐助情况、“后援会”将向捐助人发感谢信、有关信息适当保密。
   案例8：盛雪：十元人道捐助计划
   1. 于2004年圣诞节，创立加拿大，网站：http://shiyuan.ca/
   2. 资助对象：因思想或言论入狱、家庭生活困难的“良心犯”家属。良心犯如被关押的作家、记者和其他政治犯。
   3. 捐助方式：每人每月捐款十元，表达慰问和支持。
   说明：捐款虽然不多，目的是吸引更多的人，关注中国良心犯和中国的民主进程。
   4. 公开：捐款人姓名（可化名）和款额将在网上公开以便监督。
   5. 理事会一共有五个人，每次取钱要有三个人签字。
   6. 寄慰问卡：向良心犯及家属、受迫害的民运人士、维权人士签署新春慰问卡。
   附录2：社会革命和政治组织影响力的理论、数据等相关说明
   1. 全文按照“革命资源理论”、“政治组织影响力”展开，或者说，全文按照5个关键词展开，即“组织、资源（追随者、资金）、凝聚力”。
   2. 全文虽然按照革命理论展开，但在理论上不排除政治对话等其他和平转型方法，及其带来部分有益的社会功能。
   3. 本文出现的数据（如基督徒人数）等，查之又查，尽可能的来源于权威（如维基），且接近于真实。
   4. 本文理论部分的主要参考书目：
   (1) 《政治学》, 安德鲁•海伍德著, 内容有：政治理论、民族与全球化、政治互动、政府机构、政策与绩效；本书将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有机结合，且有不同的理论和思想，及它们优点、缺点和争论。（备注：从本书，你可以分清：专制与民主，自由与独裁，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的根本区别。免得与一大堆五毛胡搅蛮缠）
   (2) 《社会心理学》, 阿伦森著, 作者是美国最伟大的社会心理学家之一。本书涵盖了社会心理学的基本问题和研究方法，以及个体对社会和自我的认识、个体态度和从众行为、团体过程和人际沟通、亲社会行为和攻击行为等社会心理与行为特征，反映了在健康、环境、法律等领域中社会心理学的应用价值。（备注：本书内容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看完后，对很多社会问题，你会豁然开朗。）
   (3) 《社会学》, 戴维.普诺著, 本书系统而客观地研究人类社会与社会互动，它从功能主义，冲突论与互动论视角分析社会。本书是北美大学最流行的教材之一。
   (4) 《公平的正义――解读罗尔斯正义论》, 罗尔斯是现代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与伦理学家。其理论《正义论》是现代的社会契约论替代功利主义。其出发点是两个正义原则，它符合人们的直觉判断，并经受的起检验。
   (5) 《经济学》, 萨缪尔森著, 作者于1970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本书是史上最伟大教科书。内容分微观和宏观，还涉及金融、网络、环境等，以及全球化的国际经济与贸易等。( 备注：政治与经济从来都是相伴相生。)
   (6) 《变局策》，李一平、成斌麟著，详见
   http://b.dfh8.asia/news.php?url=bXRoLjIwNjA3MDMxMDIvZWxpZi9ncm8uODk5MXBkYy53d3cvL0EzJXB0dGg=
   注：
   (a) 如果各位能熟读以上参考书目，口才好、记忆好、反应快、动员能力强、有些经验，有雄心的你，在未来的中国，必能叱诧风云。
   (b) 以上书目是最现代的、通俗易懂（有高中水平足够）。书目(1)-(5)是独立的、中立的世上最伟大学者写的，其中《经济学》可能会需要一些高等数学。读《正义论》，只要知道正义论的原理就可。

   　　　　　　　　　2013年11月20日，王衡庚于墨尔本
   　　　　　　　　　　　　　Email: woncul33@gmail.com
(实现中国民主：组织资源和凝聚力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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