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梭罗：公民为何不服从? （朱小琳）
摘要:本文从几个关键性的概念入手,分析梭罗在《论公民的不服从》中提出的个人拥有权利以抵制不公正社会事实的这一思想系统,指出其思想来源于美国清教主义传统、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以及美国《独立宣言》所倡导的平等精神。这篇名作所倡导的精神对美国的人文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梭罗 良知政府 变革 清教主义 超验主义
爱默生亨利•大卫•梭罗(1817-1862)是美国19世纪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与超验主义的奠基人拉尔夫•爱默生有着极深的渊源———他们同是美国19世纪知识分子活跃的文化重镇康科德人。梭罗和爱默生亦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梭罗更是承认自己思想的形成曾受到爱默生的名著《论自然》(Nature)的巨大影响①。然而梭罗对爱默生的想并非是简单的衣钵传承。他固然如超验主义一贯强调的那样有着自信和人本主义的精神,但相对于爱默生宣扬的对自然的抽象热爱,梭罗更注重在具体的自然环境中修身养性,对艰苦的环境甘之如饴。相对于爱默生乐观文静的学者态度,梭罗更是对现实社会的缺陷深为不满而急于将理念付诸行动的实践派。因此,梭罗更倾向于针砭现实问题,他是美国超验主义的又一巨擎。
梭罗的主要传世之作有《论公民的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或译《消极抵抗》)和《华尔登湖》(Walden)等。前者表达了他对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关系的认识,对后世尤具影响。后者体现的是他的人生哲学,是他的这些认识产生的思想背景。在《论公民的不服从》中,梭罗将自己对理想世界的认识与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超验主义这一思想在培育美国文化的民主、平等观念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自从《独立宣言》宣称人人具有追求平等、幸福的天赋权利以来,梭罗使其在现实社会中第一次有了实在的落脚点———即便不适当地侵害了“公正”、“平等”理念的是美国政府,公民也有权加以抵制。并且这种抵制应当是主动的和自觉的②。这个观点在当时未能被人们所认同,但它对日后美国的民主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梭罗提出这样的观点的根源是什么呢?为了探索梭罗思想的形成,本文拟从几个关键概念出发进行讨论。
一、几个概念与梭罗的思想系统
良知在《论公民的不服从》中梭罗首先引入了“良知”(Conscience)的概念,而他对公民个人责任义务的认识由“良知”这一概念逐步展开。虽然“良知”的概念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得到使用,但梭罗对“良知”的理解和认识有着新的意义。梭罗认为,“良知”是一个人对不同社会现象做出的合乎道德价值取向的评判,它是人性中最基本的因素。良知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人在具体社会中应对来自任何违背人性的攻击的防御武器。梭罗认为良知是理性的、是第一位的,它甚至超越了人的社会性———“我们首先是人,其后才是公民③.”
因此,在梭罗概括社会分工的3种类型的人里,他尤为推崇以良知来促进社会改革的人,即以“良知”来服务政府的人④。他们体现了人的最高价值。而另两类人,或以体力、或以脑力工作服务社会,但不具备“良知”的引导,这时人则不能称为完整意义上的人了。
梭罗认为拥有“良知”的人才有可能在建立理想社会的过程中获得真正的幸福,因为“诚实正直地生活是一个人所能企及的唯一幸福方式⑤”。对“良知”的强调反映了梭罗作为知识分子对人的理性、道德修养与自我约束的呼吁。
政府梭罗认为,政府是这样一种机制:由于人人都具有高度“良知”的理想社会在历史上还未曾出现过,因此需要建立政府作为对公民约束和协调的补救机制。政府也需要监督和管理,这是因为政府有时也会失误。政府的失误常常隐蔽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和法治的原则这两个屏障之后。这两个原则在社会生活中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需要认识到,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之下,人们往往倾向于顺从于实际占大多数的力量方面,认为这就代表着正义。
梭罗指出正义与支持者数量的多寡并无任何直接联系,所谓少数服从多数,事实上是将在实际力量上占弱势的群体的意见和利益牺牲掉以换取一致性意见的通过⑥。因此,人们需要尤为注意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法治的缺陷则在于法律往往处于被人神圣化的状态,它的不完善因此就会被忽略。但如果法律本身的错误不能自行得到纠正,就会造成人们对错误的服从。这样,即使是正当执法也会有失公允。因此法治的原则仍然需要监督。因此,梭罗指出人们应该以客观的眼光看待法律以避免判断失误,“遵守法律不如遵守正义⑦”。
通过分析政府的性质与作用,梭罗破除了对政府的消极依赖,启发了公民参政议政的意识。
变革如果说“良知”是一个有关人的道德约束的主观性概念,而“政府”是认识客观事物的概念,那么“变革”可以看作是梭罗在第一个概念的指导下对第二个概念代表的事物在非正常运转时做出的一种个人反应。梭罗向往一个“对所有人都主持正义,人人都能像邻里一样互相尊重的国家⑧”。但他也认为,一旦政府运作出现偏差和失误,从而导致了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侵犯,公民有权从“良知”出发要求“变革”。所谓“变革的权利”是指公民个人对政府的不公正行为有采取抵制措施的权利。即,当政府的暴政或无效率达到不可容忍的程度时,公民有权拒绝与政府结盟,并有权反抗政府⑨。
梭罗的观点在当时是具有革命性的。梭罗批评人们慑服于政府的强权,出于惯性对政府的要求无条件服从,或是一味等待政府自然而然的改善。梭罗为人们指出了另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在质疑政府是否存在有效的自动补救机制的同时,梭罗同时表明与其等待不确定的政府自我完善,不如主动地参与,促进政府的变革,为社会完善铺路。在这样的情况下,公民不服从的政治态度产生了。梭罗所指的变革不意味着暴力的抵制,而是“有意在实践上否认政府的权威⑩”。这种“变革”产生于个人意识,表现为对政府行为的不合作。
二、梭罗思想探源
对“良知”、“政府”和“变革”3个概念的认识构成了一个系统,显示了梭罗的思想走向。梭罗具有这样的政治思想和他的个人哲学与价值观有着紧密的联系。
梭罗一向具有亲近自然的思想倾向,而他所处的年代正是美国从农业为主的社会过渡到工业化的时期。康科德失去了大片的树林和田野,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铁路和冒着黑烟的工厂。童年的梭罗亲近自然、热爱自然,他过早地敏锐感觉到了自然与社会的不和谐,而对自然产生了浓厚的依恋。直到他离家到哈佛读书,梭罗仍然眷恋他的故乡。从哈佛毕业十年后梭罗这样深情地写道:“当年我的肉体虽然属于哈佛的一员,但我的心灵却滞留在远方的儿时景物之中。当我应专心念书的时候,我却在故乡的树林、湖泊和小溪间神游lv”。
梭罗的个人哲学以后在他著名的散文《华尔登湖》中得到了很好的反映。他通过纪录自己居住在华尔登湖畔两年时间内修身养性的个人生活,表现了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向往和喜悦之情。其中梭罗显示了对物质需求的简化和精神追求的高标准。虽然梭罗在湖畔生活的两年时间几乎没有参与什么社会活动,但是却完全不是逃避社会的隐居。在那里他勤于思索哲学和社会问题,体现了正如爱默生所称的学者的特质:“思想的人”。《论公民的不服从》则是他在这段时期的作品之一。
梭罗对国家、对社会的思考在他所处的时代因其颇为激进被当作惊世骇俗的奇谈怪论,但他的思想并不是无根之水,无源之流。可以考察得到的根源主要有以下3个:首先,梭罗思想中注重个人修养完善的特点来自美国清教主义的传统。清教注重个人的自律与内在修养。清教主义认为“人人都可自修天国”,即上帝将恩宠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成功的人,他们就是上帝在世界末日将会拯救的选民。这里的成功同时意味着道德纯洁,修养完善和世俗事业的成功。清教的这种精神从未因外界的迫害而中断,即使在最严酷的时候也未放弃。
由于英国圣公会教的腐败,教会垄断判定教民灵魂的所谓权威,清教徒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反抗教会的黑暗统治。斗争受挫以后,他们仍坚持净化教会的主张,直至被迫迁徙到荷兰。清教徒从不与环境妥协,他们敢于反抗权威。之后他们又由于担忧荷兰的异教氛围不利于后代的道德教育,而过于安乐的生活同样会消磨人的意志,因此辗转到了美洲,意图坚定信仰,创造心中的理想之城。除了重视德行的培养,清教徒的理想主义是梭罗思想的又一源头。他们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山巅的城市”、完美的人间天堂。在那里人人道德坚贞,精神纯洁,社会因之井然有序。梭罗的理想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受了清教理想的影响,也强调个人对自我的管理,认可个人的道德操守对社会规范的建构作用。他认为,如果社会普遍的道德修养达到理想高度,社会无须政府即可维持运转。
梭罗和清教都认为应当推崇简朴的生活方式以达到道德的净化。梭罗目睹了工业化带来的人的传统道德的丧失、贪欲的膨胀,因此提倡克制物欲、净化思想。这显然来自清教主义传统的影响。清教作为一种宗教派别虽然在当时十九世纪中期的美国社会已经走向衰弱,但是清教有关俭朴生活、反对奢侈的思想仍然在人们心中有着强大的影响。梭罗继承了清教克制物欲的朴素的生活哲学,但他并未把清教的宗教要求也一并因袭过来,而是淡化了宗教的色彩,使清教中的重要精神能够适应发展中的世俗生活,从而让这一传统精神具有了新的生命活力。
此外,爱默生对梭罗在人性方面的思考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梭罗作传的作家德利斯在写作之时也发现,爱默生的名著《自然》可谓梭罗的启蒙导师,他追求真理和纯朴生活的决心当自阅毕《自然》之后才开始的。爱默生表达的对自然的热爱以及“人应当和自然溶为一体”的思想被梭罗身体力行地实行着。梭罗在华尔登湖畔过着隐居生活,除了必要的生活资料以外,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观察自然上。爱默生曾经说道,“若我生命能持久,我必将完成一本有关自然的书。我将每一个月更换营地……没有任何鸟虫会被遗漏lw。”他所向往但又没有时间去过的生活让梭罗实现了。他所一直在筹划但终究又搁置下来的写书计划———本关于自然的观察与思考的书———最终让梭罗完成了,他因此感到欣慰。爱默生同样也是一个改革的主张者。1841年爱默生发表讲演《人即改革者》,推动人们的思想向着更为活跃的方向发展,使人们接受改革的可能性。梭罗的《论公民的不服从》发表于5年之后的1846年。我们可以从梭罗对“变革的权利”的呼吁中发现爱默生改革思想的踪迹。
第三,美国自建国以来,《独立宣言》所倡导的平等思想已深入人心,成为独具特色的美国精神。虽然在实践操纵上的平等有着或多或少的局限性,然而作为一种思想、一种要求进步的呼吁它在不断修正着历史前进的步伐。梭罗也是在这样的思想熏陶中成熟起来的,《独立宣言》的精神深深渗透了梭罗的思想,他并且发展了其中所体现的平等精神———《独立宣言》只是赋予人们追求平等自由的权利,却并没有指导人们在具体行使或保卫自己的权利时应当怎样操作;并且,《独立宣言》受到历史的局限,以美洲殖民地白种人的权力要求涵盖了一切,而忽略了广大黑人和印第安人等也应享有同样的权力。梭罗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要求更合理的民主:应当将民主平等的阳光普及到那些曾经被漠视的弱势群体如黑人奴隶中去,废除奴隶制,还黑人奴隶以应得的自由。梭罗使美国的民主观念有了更为完善的内涵,他并创造了独特的以个人的力量去监督政府运作的实践方式。
三、梭罗思想的社会意义
梭罗的《论公民的不服从》是有针对性的。当时正值美国发动对墨西哥的侵略战争,美国对外穷兵黩武,炫耀武力;对内姑息奴隶制,任其畅通无阻。梭罗通过这篇政论文对当时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都表明了坚决的批评态度。反对入侵墨西哥和反对奴隶制实际上都是反对不平等和强制性的压迫。梭罗认为这样的内政外交政策都起源于人的贪欲———企图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因此有必要恢复简朴的生活方式以促进更优质的人类生活。他叹息道“金钱越多,人的德行就越少lx”,对资本主义追求的利润极大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提出了疑问和尖锐的批判。
梭罗从来就不是理论的空谈者,他是行动的实践派。在表现观念的同时,他以行动为自己的思想做出了最好的注释。梭罗曾经不顾禁令,冒着风险帮助黑人奴隶逃亡。他帮助逃亡奴隶逃离奴隶主的缉捕,将他们安置在康科德城自己的家中,又将他们转送到加拿大的安全地区。又如,在对墨西哥的战争时期,美国政府在各地为战争募集资金,增收人头税的时候,梭罗拒绝纳税以示反对。他并以一贯辛辣的口吻谈道:“当一个国家有六分之一的人口是‘自由的难民’———奴隶,并且整个国家由异国军队不公正地统治和征服,并屈从于军法统治时,我认为诚实的人就应该即刻起来反抗。它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在于统治的国家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而我们的国家正是那入侵的军队..ly”梭罗以自己的方式对美国政府入侵墨西哥的行径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梭罗论公民的不服从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色彩。在我们研究的同时也应注意吸收其思想的精华而抛弃其中存在的一些消极因素。例如,梭罗强调个人的完整独立,赞许具有良知的人组成自律的社会,无须国家机器的介入,但这毕竟是理想主义的。因为良知本身是一个主观的概念,不同文化程度、教育背景的人在不同的处境中可能做出大相径庭的解释和回答,而彼此抵触的观念又怎能达成统一、默契和协调呢?因此,这样的自律只能是个人的,有限的,不可能是普遍的,绝对的。这样依靠良知自律的社会不可能成为现实,即使成为现实也只能是混乱的、无序的社会。
梭罗对美国政府的反抗也是颇具个人主义色彩的。他只认可个人的力量———当个人面临政府的压迫时,惟一可行的对抗方式便是消极抵抗:“若一个人坚守原则行事,终可达到改变事物现状和关系的目的lz。”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个人对国家的不服从总是显得力量微弱而无效,正如梭罗拒绝缴税就被关进监狱,补足税款才得以出狱。虽然他坚称监狱锁不住灵魂的自由,然而事实上个人对强大国家机器的反抗效果甚微。并且,如果每个个体都采取消极抵抗的办法对付个人所不认同的国家制度,那么就会给社会管理造成极大混乱,造成更多的无效和损失。所以对于梭罗的思想与作为我们必须有辨证的认识。需要采取更有效、更稳妥的方式来推动社会的改革。
爱默生曾经说过:“思想是最亮的光,它对宇宙展示自己,一无保留l{。”梭罗的《论公民的不服从》正如一道最亮的光的利剑,在人类思想史上驱走了隐蔽和隐晦的邪恶。梭罗的思想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不仅在美国国内,有小马丁•路德•金博士这样的继承者领导了声势浩大的黑人民权运动,并且在国外,英国工党利用梭罗的一些改良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政治基础,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推崇梭罗的社会政治观和自然观,印度的圣雄甘地将梭罗的思想发展为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EdbyJ•W•Krutch,Thoreau,Henry David Walden and Other Writings,New York: Bantam Books,1965.
2.宁倩著:《美国文学名家》,黑龙江出版社,1983年。
3.梭罗著,徐迟译:《瓦尔登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
4.梭罗著,王光林译:《湖滨散记》,作家出版社,1998年。
5.丹尼尔•布尔斯廷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译:《美国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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