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策略
甘地没有确切的运动计划就离开了拉合尔，在新的年份里他也不急于制定出一个来。相反，他把大多数时间花在了萨巴玛提修行所，他常常在他简陋家中的阳台上与人谈话，并独自思考，等待明智的策略浮出水面。与此同时，国大党也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1月6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走向前台并命令所有国大党成员退出各省议会；拒绝执行者将被从党内选举产生的机构（elective bodies）中除名。由此引起的反应强烈但不一致，许多人依然不愿意放弃合作可以得到的奖赏。最让甘地困惑的是，甚至是在前一两年的风暴之后继续和国大党合作的穆斯林，多数也拒绝遵从辞职的命令。66
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把1月26日命名为独立日，由甘地和尼赫鲁起草的宣言会在这一天四处宣读。整个次大陆的印度人都聚集在树下或公共广场上，聆听托马斯•杰弗逊在美国独立宣言中召唤自由的呼声的当代回声：“我们相信印度人民和其他任何民族一样，享有不可剥夺的追求自由的权利……我们也相信对任何一个压制他们的政府，人民都有改变或废弃它的更高权利……因此我们相信，印度必须切断它和英国的联系，获得高度自治（Purna Swaraj）或完全独立。”67
甘地和工作委员会在几周之内解决了一旦出现激进分子的暴力事件将如何应对的问题。1922年时，作为对杀害警察事件的回应，甘地取消了当时的公民不服从行动。但尼赫鲁认为，如果甘地这次采用同样的处理，那英国人就可以通过引发暴力轻而易举地使新运动流产。甘地承认了这一点，决定不对那些弃绝他的策略者的事端负责。他不会让他们的暴力打断他的运动。68
现在到了关键时刻，因为如果甘地把他对暴力的深恶痛绝置于所有其它利益之上，那他无疑会授人以柄，让他的反对者破坏这场依然非暴力的更大运动。他认识到，非暴力抵抗的力量不是一个说开就开、说关就关的水龙头。即便是，他也不可能一直控制着它。工作委员会于2月中旬决定由甘地来督导公民不合作的第一阶段——但在甘地不出所料被捕以后，国大党自身特别是各省委员会将会承担起领导职责。逮捕的人越多，主动权也就越往下传递，也就越贴近人民。69
在修行所的这段时间里，甘地萌生了将一场以食盐税为对象的“非暴力抵抗”行动（satyagraha）作为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开局的想法。政府自19世纪就垄断了食盐这一饮食必需品的制造并对其销售征税。现在甘地计划通过发动印度人自己制盐来破坏这项法律。对一些印度领导人来说，在和英国的斗争中，食盐问题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对争取政治自由的崇高目标而言也无异于不务正业。但甘地有他的考虑。
首先，食盐税是完全不公正的，它对最贫穷的印度人的损害最甚，而英国官员也难以为它辩护。甘地主张说，事实上是政府从人民那里窃取了它，然后再让人民花费巨资把它赎回。他宣称：“当人民意识到他们的权力时，他们完全有权利拿回本来属于他们的东西。”因为食盐税具体体现了殖民统治的不公，所以破坏食盐垄断能以对最底层的印度人有实质意义的方式促进自治（swaraj）。食盐运动中所展示的自治（swaraj），不只和光荣的政治目标相关，而且也关乎印度人对他们日常生活的控制。70
甘地希望制盐不仅可以吸引穷人们加入自治（self-rule）事业，而且也能使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起来。一道反对这项对他们有同样影响的错误制度，会加强他们的共同目标感。在所有对英斗争中，食盐运动还具有战略价值。由于它并不威胁英国统治当局（raj）的重要利益（食盐税在政府的全部收入中仅占一小部分），因此它不至于招致先发制人的阻挡或激烈的回应。相反，它会使运动从容发展，并吸引同情却不敢贸然犯险行动的人们加入。71
确定了这个目标以后，甘地主动提出如果欧文在废除食盐税之外，再满足包括变动汇率、降低土地税额度、削减军事开支以及对外国布料征税在内的11项要求，他们就取消运动。尽管欧文根本不理睬这些要求，但它们的影响超出了印度政治精英的头脑，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者，特别是商界和农民。甘地释放出的信息是，自治（swaraj）有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72
3月2日，还是在萨巴玛提，甘地给欧文写了一份公开信。他把这位总督称为“朋友”，说他对英国人民没有恶意，只是反对统治当局（raj）的制度。在强调了帝国统治带来的经济重负后，他要求欧文帮助避免迫在眉睫的冲突，并告诉他——如果他们无法达成协议——公民不服从将在3月11日从食盐“非暴力抵抗”开始。他得到的全部答复，是来自欧文秘书的一份承认信已收到的函件和一个对甘地的意图表示遗憾的声明。甘地公开了他的信和收到的回复：他已向对手伸出了修好之手，但他的好意被拒绝了。73
欧文无意妥协。“目前，食盐运动的前景还不能使我彻夜难眠，”3月20日他在给伦敦的信中这样写道。他的官员们相信，就像他们抵挡住了不合作运动一样，他们承受得了公民不服从。利害所在再清楚不过了：甘地和其他印度领导人相信他们能“通过造成政府失灵迫使我们屈服，”国务大臣皮尔爵士（Lord Peel）在1929年1月给欧文的信中说。“我们当然会果断地让他们知道那不可能。”74
虽然国大党不会合作，但欧文依然想举办圆桌会议来讨论宪政改革，同时他也认识到，如果国大党之外的印度政治团体也不参与的话，圆桌会议会成为一个笑话。尤为重要的是穆斯林领袖和更温和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参与。为了得到他们的支持，政府在应对公民不服从时将不得不避免过火行动，并要保证最低限度的合法性。此外，印度事务大臣威廉•威基伍德•贝恩（William Wedgwood Benn）警告说，中断普通文官统治会破坏印度在国际市场中的信誉。
与此同时，政权也离不开在军队、政府和警察岗位上服务的印度人的忠诚，这就意味着无论遭遇如何强烈的反对，当局都得以一切都牢牢在握的形象示人。“必须记住，如果我们使警察都觉得政府无力维持它的地位和权威，那必将导致灾难，”情报局主管写道。政府政策必须足够强硬，以使服务于它的人相信他们正在为一个会在印度继续掌权的政权工作，但也不能太严厉，以免吓跑国大党外仍然愿意接受英国统治（raj）的温和派。75
给地方政府的指示是：“政府的控制行动必须有效，但不得超过情势的实际需要。”同样至关重要的是，甘地一旦违法就要逮捕他；超过情势需要而任其逍遥法外，只会鼓励他的支持者，并削弱政府的力量。76
“绝不退缩”
在3月5日的祈祷中，甘地号召修行所的同仁7天后和他一道参加前往海边的游行，他们会在那里制盐。游行是甘地轻车熟路的战术。在南非时他曾领导一大帮底层群众，不顾当局的持续骚扰，穿越不友好地区，进行了5天的游行。这次，行进者人数虽然较少，但彼此关系紧密，他们的行程也会更远，并将经过极端崇拜甘地的古吉拉特农村。甘地把游行看作向亲眼目击者和通过媒体向全国进行形象表演的政治舞台。77
甘地知道这70人左右的游行者都致力于实践他提出的原则，而不像国大党中的很多人那样。他们忍受体力劳动和修行所的克制生活，他相信他们的行为准则足为其他印度人效法。他们来自不同地区、宗教团体和种姓，暗喻国家在一项正义的事业下结合。然而，甘地指示游行不接纳妇女参与。当一些妇女积极分子被拒绝时，他解释说如果妇女参加，英国人会指责说印度男人把她们当作避免警察袭击的挡箭牌。他希望妇女为自治（swaraj）做出贡献，但是在这件事上，如何应付英国人的现实考虑更为重要。78
开始前的一周是紧锣密鼓准备的时间。甘地在他在古吉拉特的主要盟友帕特尔的帮助下，设计了一条从阿姆达巴德向南到海边村庄丹迪（Dandi）的240英里长的路线。游行者途中会在近年来建设性工作和“非暴力抵抗”运动（satyagrahas）产生了回响的村庄停留。学生勘察路线，搜集这些村庄的信息，在各地停留的时间表发表在甘地主持的古拉吉特语周刊《Navajivan》上。为在印度乃至外国媒体上宣传行进，已经做了一切努力。79
随着3月12日的临近，修行所和阿姆达巴德的氛围变得一触即发。甘地抑扬顿挫地说道：“这是终结之战。面对子弹的威胁我们当面无惧色……无论代价如何我们都决不退缩。”当局加剧了本已紧张的局势：一位地方官员3月7日逮捕了帕特尔，由此引发了一场罢市，导致纺织厂、学校、商铺和市政办公室都关门停业。12日晚，人们彻夜不眠地守候，并在拂晓时祷告和吟唱灵歌。然后是甘地发言：“这场斗争不是一次公开表演；它是最后的抗争……我要求你们返回到这里时，要么已为自治献身，要么是它的赢家。”甘地的妻子卡斯图巴（Kasturbhai）为他戴上印度土布制成的花环，又给他一支手杖。在大步走出修行所时，这位印度领袖在围观者中引起了激动并多少有些矛盾的情绪反应。对他的秘书马哈德夫•戴赛（Mahadev Desai）来说，甘地使他想起两位伟大的战士来：“在征服斯里兰卡的途中”的拉玛王（Lord Rama）和“被解救受苦受难的受压迫者的使命所激励”的佛陀（Buddha）。80
行进者进入每个村庄，都会有群众聚集起来，敲锣打鼓地欢迎。甘地会发表简短演讲，批评食盐税“不人道”（inhuman），声称食盐“非暴力抵抗”（salt satyagraha）是一场“穷人的战斗”。每次停留时他也会劝告村庄主事者们辞去职务，并指示对拒绝辞职者进行个人抵制：希望他们的头领辞职的村民们可以拒绝出席在他家里举行的婚礼或其他庆祝活动，但他们不得在必需的服务上发难。“诉求必须通过理智和心灵，而不是对强力的恐惧来实现，”他坚持说。81
甘地想通过到海边的游行，把普通村民们领进争取独立的更广阔运动中来。他明白对穷人们宣讲何为休戚与共远远不够；游行者们应该通过简朴和无私的个人行为来证实他们的主张。甘地命令大家每天晚上都睡在户外，除了简单的食物及休息和洗漱的地方之外，不得向村民提任何要求。但是，对一些人来说甘地设定的标准太苛刻了；他说他为一些游行者享用运来的牛奶和蔬菜并搭乘汽车感到耻辱。他在巴特干村（Bhatgan）谈到了这些奢侈行径。一位观察家说：“大家听出他声音中的忧伤，都十分安静。他的话语穿透了我们的心灵。一个接着一个，所有的油灯都熄灭了，会场一片漆黑，只有一盏小小的灯还燃烧在甘地附近。”82
印度社会持久难愈的裂缝显然也和这次游行相伴。出席村庄和城镇里的聚会的穆斯林很少，有“贱民”（untouchables）参与游行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嫌恶。尽管如此，随着终点渐近，赶来聆听甘地演讲的人也越来越多。距巴多利“非暴力抵抗”的地点不远的苏拉特（Surat）有3万人迎候他；还有超过5万人聚集在去丹迪的火车站。地方官员辞职的浪潮紧随其后：苏拉特地区几乎三分之一的村庄头领们在4月第一周辞职了。83
食盐游行引发的热潮远远超出古吉拉特的范围。甘地一路上写作和接受采访，印度媒体也常以整个头版来报道游行，广泛传播了甘地的事迹。“神灵作证，虽然那时我只是个学童，但可以说当我约略意识到他正在慢慢接近目标时，我被惊得目瞪口呆，”演员阿里格•帕丹斯（Alyque Padamsee）回忆道。三家孟买电影公司派出机组随行拍摄新闻短片，外国记者把甘地变成了一个在欧美家喻户晓的名字。（1930年年底，《时代》杂志评选他为“年度人物”。）84
经过3周的跋涉，游行者们在4月5日早晨抵达丹迪，比原计划提前1天。当晚超过1万2千人聚集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甘地称赞政府没有干扰行进，并把这归功于世界舆论的关注。他呼吁国际公众表态支持印度独立，并告诉印度人他们正在前往“自治女神的神殿”，除非目标实现否则他们决不让政府有半刻安宁。他说丹迪的海滩是“圣洁之地”。85
第二天，也就是4月6日的拂晓，甘地站在岸边，俯身掬起一团泥巴，这是开始破坏盐业垄断的信号。游行者们马上开始往容器中灌海水。深思熟虑、有系统的公民不服从运动终于开始了。86
“满街都是甘地式的帽子”
从阿姆达巴德到丹迪的游行是一次可贵的胜利。在全国上下的注视下，甘地为使用非暴力行动反对一个没有同情心的政府现身说法。通过自己掷地有声的话语和坚定的范例，他吁请印度人宣布政府的法律和征税与他们无关。他告诉英国人他将蔑视他们的权威，他游行数周鼓吹即将发生的违法行为，并告诉每个人同样行事是他们的义务。
对英国官员的任何行动，甘地都准备好了应对办法。如果他们逮捕违反食盐法者，那么他们将为民族主义运动制造出烈士，并且会证实甘地所声称的他们的暴虐意图。如果他们对食盐抵抗者置之不理，那必将助长人们怀疑他们面对印度人的对抗时，执行自己的法律的决心。无论选择哪个，他们都只赔不赚。
由于任何人只要使用海水就能制盐，所以参与运动非常容易：把海水装入容器、进行蒸煮，然后刮起残留物，这是全部需要做的。虽然制盐仅在孟加拉、马德拉斯、特别是孟买的沿海地区成为一项普通活动，但据报道几乎全国都有这类活动发生。在孟买市，那些在户外制盐的人被一打之多由义工手挽手组成的同心圆包围，以保护他们免遭警察干扰。和父亲一起在联合省镇子阿拉哈巴德（Allahabad）售盐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回忆：“就像一个弹簧突然松开了。制出的东西是好是坏真的不相干了；重要的是去触犯可恶的食盐法……”87
在食盐游行后的几周，甘地在寻找能刺激当局逮捕他的法子。于是他在4月24日预告了一个特别具有挑衅性的行动：他将领导一起针对达拉萨那（Dharasana）食盐厂的袭击行动，而这必定会遭遇暴力。威基伍德•贝恩明白这是甘地设下的圈套，他写道：“他们费尽心思，试图使我们面临或者采用他们将视为无理和残酷的镇压，或者承认他们的要求的两难境地。他们不会让我们冷落他们的。”88
食盐游行开始时，欧文自忖他有以应对：他将任甘地作为，一旦违法则立即逮捕他。然而当这个短小精干的身影步入丹迪的海边时，总督犹豫了。当时再明显不过的是，逮捕甘地会引发一场抗议风暴并刺激欧文想拉拢进圆桌会议的温和派。
其他官员更关心如何维持秩序。孟买的行政长官坚持认为，甘地逍遥法外使政府的支持者们倍感气馁，却助长了它的反对者的气焰。面对这个左右为难的困境，实在无处可避。一份民族主义报纸说：“逮捕甘地无异于点燃整个印度，不逮捕他又等于允许他在草原上纵火。”欧文最终拿定了主意：以1827年一项无需审判或固定刑期的法规为依据，在5月4日晚上逮捕甘地。89
对甘地的拘禁没能阻止住达拉萨那的行动。76岁的退休法官阿巴斯•塔巴基（Abbas Tybaji）走到前列，和甘地的妻子卡斯图巴一起，于5月12日带领300名义工去了食盐厂。他们在到达之前就遭到逮捕并被判处3个月的监禁，但是达拉萨那的“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依然没有结束。诗人、工作委员会成员萨罗基尼•奈杜（Sarojini Naidu）赶往海边接管工作。她和义工们多次接近工厂，但每次总有警察挡住他们的去路，于是他们干脆坐下来等待，有一次就这样僵持了28个小时。有数百人被投进了监狱。90
奈杜明白袭击会引起暴力，而她所希望的则是它并非来自袭击者：“你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使用任何暴力。你们将遭到殴打，但决不能反抗：伸手抵挡开都不行。”5月21日，示威者们试图突破环绕食盐厂（salt pens）的铁丝网。警察冲了上来，用称作lathis的钢尖棍子抽打他们。一个外国记者这样报道：“没有一个人哪怕抬起胳膊来格开抽打。他们像被保龄球击中的瓶子一样倒下了……剩下的人没有溃散，只是默默地坚强向前行进，直到被打翻。”当第一批人被打倒时，担架队组建起来救走伤员——接着每天都有更多的对抗。直到6月6日，达拉萨那的行动才算结束。91
在往丹迪行进的途中，甘地已经在思考运动的下一阶段。他相信公民不服从应该继续集中在食盐垄断上。抗税和违反林业法规受到劝阻，因为其对象没有一个像食盐税那样先天地不正当。但他觉得在运动中应当抵制外国布料和酒，这样行事并不违法，却能销蚀英国的统治（raj）。运动应当坚持不懈，但应有良好的管理——不过不是由他来进行。甘地和他的同事们明白，他们不可能指挥每个城市、镇子以及村庄的运动，特别是在他们遭到逮捕以后。他们让各省的委员会因地制宜，谋划各自的策略，但有一个条件：所有的行动都必须严格非暴力。92
勒克瑙市（Lucknow）的国大党组织者在制盐和抵制布料上没那么走运，他们转而采取另一种方式迫使官方在镇压和退让之间选择。1857年叛乱之后，统治当局（raj）在古老的印度小区中辟出了两条大道——拆毁房屋甚至墓地——以保证军队快速通过。他们还开拓出一块新的英国飞地（enclave），被称为哈慈勒佳尼（Hazratganj）的商业街贯穿它的中心。每个人都明白，英国人视为自家自留地的商业中心的秩序，象征着帝国对勒克瑙的控制；国大党很早就被禁止在哈慈勒佳尼组织游行。现在民族主义领袖们决定出招挑战：勒克瑙的任何地方都不得禁止印度人进入。93
5月14和22日，试图到哈慈勒佳尼游行的国大党义工们两次都被警察阻拦，但一段时间的僵持之后也都被允许进入。13位领导人因此被捕，但国大党被告知如果事先申请许可的话，可以游行。英国人将允许印度人进入自己的自留地，但他们先得承认英国统治的无上权威。还没有被捕的国大党领袖们不会让英国人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摆脱困境。5月25日，一场由大约200名义工举行的未经许可的游行，在一些妇女的带领下向哈慈勒佳尼进发，但警察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一位地方官员警告说如果他们不撤退将使用武力驱散，之后他们等了几分钟；接着警察拖开了前面的妇女。当骑警队出动时，领导人们命令抗议者们卧倒，然后有警察把他们拖走。当时一些人开始反抗，然后警察开始用钢尖的棍子劈头盖脸地抽打游行者，连旁观者也未能幸免。超过100人被打伤，很多人受了重伤，国大党声称一些人被杀害。
针对哈慈勒佳尼地位的挑战，就像一部摊开的“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的教科书。国大党找到了一个对人民有个人意义，也象征着英国统治的总体不公的问题。然后义工们致力于违反英国人的法令，最后招致警察攻击赤手空拳的人民，而他们自己戒绝暴力。抗议者们承受的身体疼痛是胆略的标志，也提醒人们记住统治当局使用的代表其特性的暴力。
然而冲突并未就此止步。第二天，市政官员听说国大党计划再次尝试以后，大约400名警察和士兵袭击了它的总部，清空了街道并拉下了国大党的旗帜。领导人们于是取消游行，军队和警察这才撤离。愤怒的居民们追着返回驻地的警察不放——国大党义工劝他们回家，但无济于事——并投掷砖头、石块和瓶子，最后扬言要把驻地付之一炬。大约半小时后，警察开火了。4人被打死以后，军队才算恢复了秩序。
当局实行了宵禁，禁止大型集会和游行，并逮捕了很多人。勒克瑙的公民不服从并没有赢得在象征英国权力的街道上游行的权利。但民族主义者们获得了更大的胜利：他们迫使统治当局放弃仅靠枪口来维持帝国统治的幻想。然而他们也吸取了一次沉重的教训：许多他们希望唤醒来反对英国统治的人并不理解非暴力原则的道理，而对这一原则的破坏使得更暴力的一方掌握了主动权。
勒克瑙并不是食盐游行之后，让英国统治者（raj）发现自己的困境并不得不在放弃控制和使用武力之间选择的唯一地方。4月6日之后的数星期以致数月里，各省发往德里（Delhi）的电报和报告，戳破了英国抱有的运动无法形成气候和产生不了严重威胁的期望。甘地所号召的公民不服从在全国许多地方引起了大大小小的震动，使统治当局（raj）失去了信心。
在孟买市，食盐“非暴力抵抗”（salt satyagraha）和布料纠察行动（cloth picketing）遍布四处，义工们接管街道来指挥大规模的有序游行。据新德里（New Delhi）的内务部长H.G.黑格（H.G. Haig）记录：“国大党办公室公开指挥这样的反叛运动。满街都是甘地式的帽子，身着制服的义工们以和警察一样的规则和纪律担起纠察的任务。”在孟加拉辖区的米德纳普（Midnapur）地区，警察对制盐义工的一次袭击引起了一场乡村叛乱：农民们把村庄变成了堡垒，用竹子和树木修建路障，并在野外挖筑战壕。“我觉得恢复哪怕一点安宁的希望都非常渺茫，除非我们再次开枪，”惊慌失措的地区官员6月时写道。94
随着事件开始呈现出起义的意味，甘地发动的运动的轮廓有时候被歪曲的面目全非。在同属孟加拉的吉大港（Chittagong），恐怖分子在一场以非暴力（ahimsa）精神开始的运动中掺杂了他们的方式。5月28日，大约60人洗劫了当地的军械库，夺取了大批武器。在被警察和士兵赶走之前，他们兴高采烈的喊着“甘地的统治开始了”来庆祝，并发布了一份独立宣言。95
对政府来说更坏的消息从以穆斯林帕坦人（Pathans）为主的西北崎岖边境传来了。阿卜杜拉•贾法尔汗（Abdul Ghaffar Khan），一位从族群尊严和社会改革的捍卫者转变而来的非暴力行动的拥护者，是关键人物。他的追随者在白沙瓦（Peshawar）的酒品商店外执行纠察任务时，领导者遭到逮捕，于是一大群人穿越街区有秩序地游行抗议。士兵们开火了，枪杀了至少65人；后来，两排印度教信仰的枪手拒绝执行镇压以穆斯林为主的人群的命令，最后官方从市里撤走了所有士兵。英国失去对白沙瓦的控制达十天之久，骚乱也扩展到了农村，那里官员辞职，税务和法院都陷入瘫痪。欧文说该省的长官处在“一种精神崩溃的状态”。支撑英国统治（raj）的梁柱似乎正在倒掉。96
镇压和反弹
在甘地被捕之前，政府对公民不服从除了坐待其消退之外，束手无策。后来地方官员被给予特别权力，他们采用赤裸裸的武力来对付公民不服从行动。甘地能被容许走200多英里路到丹迪而不受干扰；而其他违反英国统治当局（raj）法律的印度人明白，他们不会得到这么客气的对待。5月底，地方官员被授权起诉执行纠察任务、威胁公务员或煽动“罢税”（no-tax）抗议的人。97
6月3日，总督府（Viceroy’s Council）许可省级政府宣布“公民不服从运动的组织团体”非法，到夏末时，大多数地方的工作委员会都被宣布为不合法。监狱里开始塞满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父子和帕特尔也在其中。国大党的通信也受到强制审查，而官方也于10月时开始没收被取缔组织的房屋和财产。政府也准备了一部无所不包的《紧急状态权力法令》，以应对严重危机。98
英国平定运动的策略也有比较体面的一面。圆桌会议将在10月举行，欧文依然希望国大党届时参加——仍忠于统治当局（raj）的印度领袖也抱有同样的期望，他们知道参加没有国大党的圆桌会议会让他们严重孤立。因此他们中的两位拜访了狱中的甘地和尼赫鲁父子，详细讨论国大党参加会议的条件。多个回合的讨论之后，三位囚犯同意让步，但得满足包括释放因公民不服从而入狱者，撤销特别法令，归还被没收的土地，允许纠察行动和制盐，以及承认印度脱离帝国的权利等在内的条件。欧文显然无力满足这些包揽无遗的要求，到9月第一个星期时，双方都放弃了达成协议的努力。99
欧文的策略——兼用镇压和谈判以恢复常态——告败了。但是政府的手段——逮捕、发布命令、对抗议者施暴——使公民不服从复杂化了。如果国大党想让运动继续进行，并使已获得的势头继续增强，就必须设法使政府的压制尝试失效。要做到这一点，就得确保暴力不至于吓跑有意加入运动的人们。抗议者的大规模集中，就像在达拉萨那或勒克瑙那样，使人们很容易受到攻击。因此，国大党强调诸如制盐、抵制布料和酒这样小规模、分散，较少可能使人们面临棍棒和子弹的行动。
国大党也明白，必须使统治当局为镇压付出代价。甘地遭捕在许多城市和镇子引发了示威和罢市，此前还反对停止和统治当局合作的要求的温和派，也因此退出了立法会（legislative councils）。同情他们的记者也报道了警察对付手无寸铁的反对者时触目惊心的细节，国大党则公布了达拉萨那的伤者的照片。每个镇压行动都能被国大党用来赢得印度人更坚定的拥护。100
此时，认识到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坚定的对手的英国，才明白遏制公民不服从需要先使它的组织机构瘫痪。当他们试图阻止民族主义的杂志和报纸发往外地时，国大党以印刷并散发传单以及——在政府没收印刷机以后——给地方领导人们发送信件、电报和派出信使来回应。然而，面对压制，全印范围的协调还是受到了限制。除了号召食盐“非暴力抵抗”（salt satyagraha）和抵制布料，及劝诫人们要保持非暴力之外，国大党不再给省级机构发出具体指示。“斗争的策略应当……根据当地情形决定并由他们随时调整，”一位作者7月在甘地主持的《青年印度》杂志上宣称。政府的攻势没能遏制运动，只不过让它分头进行罢了，在各省领导人被捕之后，地方积极分子们又蜂拥而来。101
无处不在的抵抗
甘地作为运动领袖最卓越的功绩，在于通过把国家独立——一小部分精英抱有的崇高目标——和为数百万印度人提供切实改进的现实要求融为一体，来为他的事业集结支持，从而产生了不一样的结果。在他的想象中，印度人争取自治的最初方式是把自己从政府不公的食盐垄断中解放出来，在这之后，地方领袖们将会认识到应该围绕什么问题组织抗议。英国统治（raj）对印度人生活（或生计）的每项侵入都是潜在的抵抗对象。
公民不服从最顽强的实践者，当数居住在孟买以北的古吉拉特肥沃平原上的帕地达人。印度没有任何其它地方，国大党、甘地的行动主义和公众意见能如此完美地融为一体。国大党地区领导人帕特尔在20世纪20年代和甘地一道，把古吉拉特改造成了建设性工作的温床；他们也领导了一些为他们赢得人民的忠心的小规模“非暴力抵抗”运动（satyagrahas）。
帕地达人由于其坚韧、自力更生和团结而广受尊敬。一位满怀敬意的征税员1930年记载道：“他们能在这片土地上做成任何事情，无论好坏。他们的足智多谋和顽强意志确实令人赞叹。”因此，他们是公民不服从的理想人选，而在甘地到达丹迪海滩后不久，制盐活动就在古吉拉特沿海开始了。数千勇士因为制作和出售食盐而遭逮捕和殴打。102
但对帕地达人来说，土地税才是关键问题。英国人认为自己是这些由帕地达人（及其他印度人）开垦的土地的最终所有者，他们把该项税收看作一种租金。抗缴——古吉拉特的帕地达人之前这样干过好几次——等于公开宣告独立，拒绝承认英国对一项基本资源的占有的合法性。它也是一种能对政府运行造成实际损害的非暴力制裁行动。103
鼓动违反土地税收法的行动，在公民不服从正式发动前几个月就已经开始了。帕特尔不顾甘地先把运动限制在食盐方面的想法，和凯达地区（Kheda district）的农民见面，推动他们停止缴税。地区的征税员把帕特尔拘禁在拉斯村（village of Ras），但为了挑战这次监禁，村民们拒交他们的税款，而周围村庄的帕地达人也自发地加入拒交之列。3月19日食盐游行者到达拉斯时，甘地想让帕地达人停手，不过最后，虽然他警告说政府的反应不会温和，但他还是觉得必须支持这项行动。104
为了防止征税员没收他们的财物充抵税款，帕地达人收拾好他们的炊具、首饰和其它值钱的东西，穿越边界把它们运到了巴罗达土邦（princely state of Baroda），很多人在那里有亲戚。巴罗达官方考虑到本地帕地达人的反应，没有没收这些东西。到5月中旬，罢税的努力扩散到了古吉拉特其它地区，并与释放帕特尔和甘地——两人均遭逮捕——的要求结合了起来。然而，真正的较量要到数月之后的12月，也就是下一轮税款开征时才算到来。在孟买当局的请求下，中央政府下令要求因拒交税款而罚没的土地不得归还给所有者，辞职的官员也不得重返岗位。
古吉拉特的国大党组织者们尽了最大努力来劝阻他们的支持者使用暴力。在凯达地区，由于巴雷亚人（Baraiyas）嗜好暴力报复，所以他们避免把巴雷亚种姓的地主们拉入罢税运动。奥德（Od）村庄的领导人甚至在一群帕地达人和巴雷亚人共同袭击了一名臭名昭著的警官以后，取消了抗税活动。这些预防措施使罢税运动保持了非暴力的趋向，但它也使运动难以扩展到帕地达人为主的村庄之外。
秋天时，帕地达人需要回来收割和出售庄稼，并要在被截获之前穿越边境赶到巴罗达去。但征税员们在庄稼还在地里的时候，早早就来催征税款了。数卡车的警察在一天早晨突然出现，包围了村庄，殴打村民并夺走了他们的金饰品。一些人被绑起来痛打；其余的人被强迫赤身裸体地站在村子中间，而警察则闯入各家，把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但帕地达人没有就此善罢甘休。超过2万人逃到巴罗达，在那里建起了营地。一位英国记者在报道中写道：“许多村庄被完全抛弃。我从窗子里看进去，发现所有的财产都被带走了。要不是一只猴子从屋顶跳过小巷，死寂的街道上连个可以动一下的东西都没有……”105
抵制土地税的行动同样发生在联合省。1930年下半年，农产品价格锐减——全球大萧条的结果——使得税款成了许多农民无法承受的负担，罢税“非暴力抵抗”（no-tax satyagraha）的压力在夏天陡增。10月，联合省国大党发起行动。组织者发动游行和集会，并在活动中要求人们做出加入抵抗的书面保证。警察猛烈回击，破坏庄稼并牵走牲口。在一些地方，农民们为了躲避征税员而大批出走。106
在印度其它地方，抗税的主要对象是为了维持负责向警察汇报当地动向，被称作chaukidaris的联防员（watchmen）而向各村庄征收的税款。米德纳普地区的农民对这样干扰村庄生活感到非常愤怒，让所有人更难以接受的是，他们还得为此掏钱。待季风季节的到来暂时影响到食盐“非暴力抵抗”（salt satyagraha）时，联防员们马上就成了公民不服从的焦点。包括联防员在内的村庄官员们都受到了骚扰和排斥。大约有1000名联防员辞职，在一些地方，多达80%的人拒交这项税款。107
对于内陆中央省（C.P.）的龚德（Gond）和科尔库（Korku）部族居民来说，制盐没那么容易。他们有一个更加迫切的不满：使用国有森林受到限制，在其中放牧牲口也得缴纳高额费用。夏天，大批民众突然带着棍棒和斧头涌往森林，砍伐树木和竹子并牧牛。统治当局（raj）准备用暴力来阻止这些毁坏国有财产的行为。“我将严厉打击，可能还得枪杀一些，”省行政长官7月底时报告说。到10月底，警察行动基本上平息了劫掠森林的活动。108
在乡村公民不服从中，国大党常常发现自己跟不上民众行动的步伐，它极力争取（不会总是成功）给予一些指引并制止暴力。另一方面，城市里的抗议总体上由国大党主动发起，并基本固定在象征性的问题上。没有哪个地方的非暴力行动能比孟买的更有创意。食盐抗议平静下来以后，国大党指派纠察员巡查布店和酒品铺前的街道，散发传单，在夜里焚烧外国布料，在海滩上举行成千上万人的集会，宣布定期罢市以抗议逮捕或警察滥用权力，并带领长长的游行队伍走街串巷。
孟买的活动高峰出现在12月。当纠察员们躺在街上阻拦装载外国物品的卡车时，一位年轻的义工被杀害了——据国大党的说法，是被卡车碾死的。消息传遍城里，黄昏时人们在惨案地点进行祭拜。第二天，国大党义工散发关于事故的简报，带领人们抬着死者遗体向焦帕蒂海滩（Chowpatty Beach）游行。警察用刺刀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并冲击在附近街区围观的人们；整整一天冲突不断。死难地后来变成了鲜花覆盖的圣地，警察刚清除掉已有的，马上就会有新的花束送来。“你只有生活在孟买，才能感受到对英国的那种愤怒氛围，” 埃露•达斯图尔回忆说。109
马德拉斯市、加尔各答及其它地方的国大党组织者采取了类似的策略，公然违抗统治当局（raj）的法律或者夺取公共场所的控制权。有时警察对他们置之不理；另一些时候他们又被用棍棒驱散。由于这些对抗是设计给成百上千来围观的普通民众看的，所以它们很少切实伤及英国统治（raj），但是警察打击非暴力的男男女女的情景，却会赢得巨大的公众同情。另一方面，这种招致武力的行动也是双刃剑：它可能引来有暴力倾向的支持者，因此使对暴力的责任变得模糊、使旁观者感到恐惧并得冒遭受更严厉镇压的风险，而这反而会延缓运动。110
公民不服从以集体行动为形式，但参加这些抗争的个体面临的是强烈的个人抉择。拉合尔的大学生以挨家挨户地搜集外国布料，把它们堆积起来付之一炬的方式来参与。希瓦•杜阿的家人已经改用土布，丢弃了大部分外国布料的衣服。仅剩的一样是杜阿从她已逝的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一匹莎莉（sari）。她怎么可能把这东西弃之火海呢？但当她看到邻里们朝下面街道上的学生们扔东西时，她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她下定决心：“母亲归母亲，但祖国高于母亲，必须放弃莎莉，所以我交出了它……”111
英国人也好，国大党领导人们也罢，他们都没有想到妇女们会如此热烈地参与到运动中来。妇女们把大水罐搬到海边，烧水制盐。在村庄里她们抵制拍卖被没收的物品，还骚扰和羞辱购买者。她们被警察抽打，可能有2万人在1930年入狱。妇女也成了省区和全印公民不服从的“发令人”（dictator）。拉合尔的一位学生抗议组织者说：“印度妇女给了英国政府沉重一击。我们再也不是……甘于待在四壁之内，胆怯、温和、目不识丁的那种印度妇女了……”112
就多方面而言，甘地在妇女问题上还是个传统主义者，尽管他认为妇女拥有更强的道德纯洁性和忍耐苦难的能力，这使得她们成了“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的理想人选。最初他想把她们限定在纺纱和为家人们制备土布衣服的范围内，后来才允许她们执行纠察布料和酒品商店的任务，但表示违反法律的行动应该留给男人们。当妇女们对这种排除抱怨连天时，甘地让步了。甘地无疑激发了许多妇女参与公民不服从，但大多数妇女是自发参加而非受他鼓舞。113
尽力维持，遭遇挫折
1930年，公民不服从几乎涌现在印度的每个省份，尽管英国为扑灭它不惜使用严酷手段。一次又一次，统治当局不得不依靠警察来重获控制。有时——在白沙瓦是暂时的，在古吉拉特持续数月——甚至连棍棒和监禁都难以奏效，官员们只得承认他们在一些地方的统治去日无多。在许多地方进行的镇压措施，动摇了英国统治（raj）的财政和心理基础。
抵制酒品、拒交土地税和联防员税款以及劫掠森林，在一些省份造成了财政收入减少。比如，比哈尔和中央省都倚重酒品消费税（excise taxes），因此在那里酒品抵制的效果立竿见影。布料抵制减少了中央政府课征的关税（并导致英国工业收益下降）；布料进口额一年内下跌了一半。这部分是由于经济萧条，因为它削弱了印度消费者的购买力；但布料进口的降幅要比其它商品为大，这可就是抵制造成的差异了。114
由于警务工作花费颇高，新增的直接开销使非暴力制裁引起的预算紧张更加严重。从食盐游行到与帕地达人的斗争（1931年年初时还在进行），一度有6万人因公民不服从而被关押。孟买、孟加拉和中央省不得不增加监狱投入，寻找安置囚犯的临时办法（如临时营房），并往动乱地区配送额外的警力。地方官员蜂拥辞职更使恢复秩序的活动雪上加霜。115
但相比之下，统治当局的大老爷们更担心的是运动对他们的印度雇员们、特别是省警察部队的斗志的影响，而不是打击公民不服从的财政耗费。阿姆利则惨案以后，英国宁可依赖警察，而不愿再动用士兵去驱散或制止印度抗议者们了。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如果民族主义者们能够削弱警察部队中印度人的忠诚和纪律，那他们就动摇了英国在印度继续统治的根基。116
公民不服从给警察带来了可怕的负担。正如一份关于联合省情况的报告所承认的：“他们遭到公开辱骂和贬低，而且频频遭受攻击；店主们有时候拒绝为他们服务，他们不体面的工作使他们不被接受；甚至连他们的妻子和家人也经常遭遇社会抵制。”孟买的总警督报告说，他都不确定是否可以依靠他的警官们去执行政府的镇压。117
曾在孟买市服务的英国警官约翰•考特•克里（John Court Curry）在他的自传中坦承说，他“对必须驱散这些非暴力的民众感到非常不满，尽管违法者受到的伤害几乎总是非常轻微，但对这些人使用暴力还是和使用暴力来对付危及他人生命的暴徒的迫切需要相当不同……我对这种做法的反感逐渐增加，以至于每有国大党举行大规模游行，我就感到身体严重不适……”118
英国官员给那些承受运动主要压力的人们提供慷慨支持。比如，马德拉斯政府使警察免于其他公务员都承受的减薪，并给和抗议者打斗的警官优厚的奖金。警察们也得到保证说，高层会使他们免于因暴行而受指控。相比之下，国大党破坏警察忠诚的努力就从来没有连贯性。最初，国大党诉诸他们的爱国情操；在马德拉斯，积极分子给警官邮寄明信片，恳求他们克制针对“同胞”的暴力。但是警察的越轨行为使国大党转而反对他们，而指责警察又有助于凝聚民众的支持。国大党消减英国统治（raj）合法性的目的和赢得它的保卫者的支持的目标相抵触。119
1930年9月，总督终于可以向伦敦报告说国大党在动摇警察的士气上已然“确定失败”，新警员也很容易招收到。结果是，印度作为一个整体没有被公民不服从搞得难以统治。随着时间一月月过去，欧文和他的同事对他们抵挡住国大党攻势并把运动分割成一系列地方问题的信心与日俱增。在1930年的最后几个月里，运动的浪潮好像到了顶峰并开始衰退。虽然抗税（anti-tax）行动在少数地区依然顺利进行，但当局觉得已经安全到没有必要颁布仲夏时起草的《紧急状态权力法令》了。120
尽管国大党发动了一场反对英国统治（raj）的全国运动，但它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均衡地进行，而且还被甘地早就预料到的社群分裂所削弱。1929年年底时，他已经明白穆斯林领袖们不会和国大党正式合作。但他希望通过把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和对经济不平的非暴力制裁紧密结合起来，国大党可以克服普通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不信任，并且在激烈的战斗中锻造平时难以实现的情谊。国大党也通过重申没有他们同意不会接受任何宪政协议的承诺，努力消除穆斯林政治家们的疑虑。
但良好的初衷和政治姿态没能唤起多少穆斯林对公民不服从的热情。大多数穆斯林领袖坚持公开指责国大党的立场，而普通穆斯林不愿参与国大党地方组织者策划的抗议。1930年11月，在因为公民不服从违法行为还在狱中的超过2万9千名囚犯中，只有1152名是穆斯林，这可作为全国参与程度的一个衡量标准。没有穆斯林的有力参与，运动在地理布局上就只能不完整了：以穆斯林为主的旁遮普和信德（Sind），1930年没给英国造成多少麻烦，而穆斯林的冷淡也削弱了其它地区的运动。唯一的例外出现在偏远的西北边境，贾法尔汗在那里用甘地的原则来鼓舞他的义工们。121
阶级分化削弱了运动的力量。国大党和特权团体——比如资助国大党并支持布料抵制的商人、作为乡村地区中坚的地主——有着财务和组织上的联系。尽管甘地向包括最贫穷的人在内的社会所有阶层都伸出了手，但国大党和富裕、有权势的印度人的关系还是抑制了它对下层社会的感染力。甘地甚至避免策划一场总罢工——这在损害英国统治（raj）的同时，也会伤及印度商业——而工业区富有战斗力的工人阶级1930年自始至终都是一块未开发的资源。122
对运动的限制不都来自内部；政权所采取的措施同样妨碍了它。虽然早期的下放控制权和分散行动的策略帮助运动从高压攻势下存活了下来，但警棍抽打、大规模逮捕、惩罚性的警察袭击、宵禁以及其它形式的迫害所造成的人身伤害，限制了公民不服从在全国部分地区的扩散，并消解了其它地区的运动。
在政权的暴力没能吓退运动参加者的地方，统治当局找到了惩罚不服从的印度人的其它办法。扣押抗税者的土地是一个毁灭性的策略。准备好入狱甚至经得住人身伤害的人，发现难以承受丧失他们的土地、从而使家人陷入穷困这样的事实。比如，比哈尔的土地扣押迫使农民们1930年年底重新开始缴纳联防员税费。123
经济疲软也制约了运动。最初配合抵制的布商随着损失的增加，开始失去信心。刚到7月，孟买的商人和温和派政治家们联合起来，试图说服甘地和尼赫鲁父子与统治当局达成妥协。同年晚些时候，由于商人们暗地里出售外国布料，集体纪律几乎在孟买之外的所有地方开始涣散。124
1930年下半年时，国大党自己就疲惫不堪了。逮捕迫使领导层把主动权交给了在镇压下陷入混乱的省级委员会，而双双不支的中央和省级控制则削弱了非暴力原则。印度很少有地方像古吉拉特一样，那里的帕地达人有“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的经年经验，并承诺恪守非暴力。米德纳普的抗税者、中央省的森林劫掠者以及孟买市和加尔各答的民众都对暴力的风险缺乏判断，针对警察、护林员和英国统治当局（raj）中其他人员的攻击开始增加。甚至古吉拉特也有一位拒绝辞职的地方官员被谋杀。公民不服从越是肇始于地方性的不满而非战略意图，就越有可能偏离非暴力的标准。125
休战
当国大党还全神贯注于一场在许多地方逐渐衰落的运动以及一个支离破碎的组织时，英国人正注视着伦敦圆桌会议桌子另一边的其他印度代表。圆桌会议从10月底开到次年1月中旬，参与者包括英国官员、土邦代表以及穆斯林、印度教徒和自由主义的领导人——但没有一个人来自最有资格代表印度的组织：国大党。
会谈产生了一个非国大党的印度与会者和英国都能接受的宪政改革方案：土邦和英国治下的印度组成一个行政权向立法机构负责的联邦。总督在转型期间将享有某些“保留”权力，比如防务和财政。在印度自由派看来，这个协议是朝向自治的进步。穆斯林也对保护他们免于印度教支配的联邦结构感到放心。甚至强烈反对欧文1929年改革努力的英国自由派和托利党人，也支持这种安排下的自治领地位。但非民主的土邦在立法机构中的影响力，以及为行政控制之便保留的权力，怎么看都是为了捍卫英国统治（raj）。126
但是，由这群没有代表性的印度代表在伦敦开始的进程，如果排除国大党的话，将不会有多少发展潜力。虽然欧文对说服国大党参与下阶段的会谈还没有把握，但他觉得使印度人同意一个相当有利于英国统治（raj）的协议的机会失不再来。他也希望缓解公民不服从对他的统治及国库造成的重负和消耗。这样，表态愿和国大党和睦相处的时机就成熟了，而他也于1月24日宣布，将无条件释放所有工作委员会成员。127
甘地一获得自由就坚持国大党不会停止公民不服从和参加会谈，除非政府先满足某些要求——诸如允许进行纠察和制造食盐、返还没收的抗税者的财产及废除镇压法令。然而在幕后，他听到国大党内外都认为该是和政府达成协议的时候了。一直对公民不服从颇为犹豫的国大党温和派现在想放弃它了。而抵制温和路线的激进派在莫提拉•尼赫鲁于2月6日去世以后，也失去了领头人。
甘地也仔细调查了商界的意见，他发现他们渴望妥协。加尔各答印度商会主席凯坦（D.P. Khaitan）2月11日宣称：“我们提醒甘地和国大党，现在是他们考虑达成一个体面协议的可能性的时候了，这大概不会有错。我们都想往安宁。”最终，甘地自己抱有的“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的实践者所承受的苦难能改变他们的反对者的坚定信念，让他相信这种改变可能会在和政府的当面会谈中显露出来。于是，2月14日他写信给欧文要求会面。总督毫不犹豫地答应了。128
被认为正派、虔诚的欧文，给甘地的印象是解决冲突的理想合作者。而欧文，作为对甘地的尊重的回应，也有意加强这种印象。他写信给威基伍德•贝恩说，他努力让甘地相信他的诚心、“同情”和“对他的期望、犹疑和失望的理解”。他采纳了一位印度自由派人士的建议，带着他“最深沉的精神面貌”出席会谈。129
2月17日下午，甘地围着毛织披肩，像几年前一样，阔步踏上了新德里总督府的台阶。娱乐喷泉和大象雕塑，笼罩在高拱的圆屋顶下，恰当地表露出了帝国精神。他爬上宽阔的阶梯，被带往欧文的书房，欧文正坐在那里的壁炉前烤火。甘地每天和欧文谈完后，就回到一位朋友的家里，在那里和工作委员会成员们一连几个小时推敲事情。
这是初步的、没有约束力的商讨——澄清作为第二轮会谈基础的议题和立场。首先是来自最近的圆桌会议的宪政问题：国大党是否应该在联邦制、负责任的中央政府以及行政部门暂时保留各项权力的框架内谈判？其次是如何对待公民不服从的问题。欧文清楚表示，如果国大党停止运动，他会释放所有公民不服从囚犯、废除相关法令并召回惩罚性的警察部署。但是甘地要求的更多：恢复辞职的地方官员的工作、归还抗税者被没收的土地、允许制盐和执行纠察酒品、布料商铺的任务以及调查警察滥用权力。
不过最棘手的问题并不是宪政方面的。尽管政府的改革方案远远没有达到独立的目标，但甘地得到欧文的保证，他说国大党在下一轮会谈中可以提出印度脱离帝国的权利的问题。此外，从甘地个人的观点来看，宪政问题——印度是得到自治领地位还是完全独立，以及转型如何进行——并非他心目中所想的印度自治（swaraj）的关键。
但是让甘地在其它问题上放弃原来的主张没那么容易。毕竟，他的运动战略以抵制诸如食盐垄断和布料进口之类英国统治最切实的表现为基础。如果他在这些问题上让步，公民不服从就会被前线的许多印度人认为是一场失败。对帕地达农民而言，宪政改革和他们失去土地的沉重打击相比，微不足道。同样，在达拉萨那流过血的儿女们几乎不会接受一个保留他们的抗议对象、并豁免警察对暴力的任何责任的协议。在这些问题上妥协，对欧文来说困难一点儿也不少。他的省级官员们明确说，任何惩罚警察或者让运动在日常问题上得胜的协议，都会使每个英国统治（raj）依赖其力量才得以维持的人失去信心。“我们不得不主要用来判断任何拟议中的行动路线的，并不是它对国大党的可能影响，而是它对我们的支持者、我们的警官以及其他人的可能影响，”欧文的一位部长在德里会谈前几天提醒说。130
2月27日，甘地和欧文开始再次商谈。在联邦制、责任政府和保留权力这三点的基础上，他们很快就宪政谈判的原则达成了共识。但是在运动如何终止的问题上，会谈几乎破裂。最终，欧文只让步了一点，而甘地则作了大量妥协，他们这才达成协议：公民不服从将终止；政府会废除镇压法令、撤走惩罚性的警力、释放囚犯并允许被取缔组织恢复运行。原来辞职的印度官员，只要他们的空缺没有被正式填补，也能重返岗位。
另一方面，不会对警察滥用权力进行调查。农民也不能重获已出售的被占土地。对布料和酒品商铺的和平纠察可以继续，但不再作为一种政治制裁。并且，尽管食盐法依旧存在，但政府不会干涉家用的小规模制作。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非常失望，但甘地设法获得了工作委员会的同意。休战条款于3月5日公之于众。131
甘地的赌注是，和坚持下去相比，通过取消公民不服从和参加圆桌会议进程，国大党会收获更多——或者损失较少。尽管在几个方面保住了面子，但他难以声称在任何基本问题上获得了明确的胜利。然而，他似乎赢得了重建国大党被破坏的组织的时间，而领导层也保持了完整，尽管激进派不满甘地的和解路线。他们之所以能保持一致，是因为相信一旦8月召开的新圆桌会议无法达成协议，他们就能重捡法宝、继续运动。
《德里协议》（Delhi Pact）签署四天之后，欧文写信给在伦敦的威基伍德•贝恩，如释重负地说他终于不用在“诸如警察行为、镇压手段之类……困扰双方的诸多问题……”上让步了。总督关注的依然是他的控制手段，而协议对此并无妨碍。虽然协议没有阻止国大党重新组织起来，但它同样没有对英国统治（raj）拥有的充分强权构成约束。欧文强调说：“纵观整个事情，我确实认为甘地能被说服达成一致是非常让人惊讶的。”132
警察和公务员队伍中的许多印度人对协议就没有欧文那么热情，而英国官员们则决定必须使警察明白，重新发生冲突时他们不会束手束脚。孟加拉的省政府告诫说，“在无异于宣布政府决意维护自己并镇压颠覆性运动的毫不含糊的条款之后，紧随同样毫不含糊的切实证据”会保证警察的忠诚。于是休战协议墨迹才干，官员们就迫不及待地起草了新的《紧急状态权力法令》。133
由于双方的强硬派都坐待休战破产，事情似乎正在走向失败。方案的设计师欧文勋爵4月回到英国，一去不复返，而接任他总督职位的威灵顿勋爵（Lord Willington），却是另一番秉性。对于现在负有保持和平义务的国大党来说，民众针对地方问题的抗争也成了问题。在古吉拉特和联合省局部地区，部分是由于经济上的困窘，部分是为了抗议，农民们继续拒交土地税款。在西北边境，贾法尔汗的力量再次活跃起来，他们监督布料商店并呼吁抵制土地税。甘地自己一边劝告地方活跃分子们保持克制，一边敦促官员们进行妥协。帕特尔和尼赫鲁等其他国大党领导人开始怀疑，为了遵守休战规定，失去地方的支持是否值当。134
甘地8月启程前往英国，作为第二次圆桌会议的唯一国大党代表，他在会议上面对的是英国以及印度其它党派和土邦的代表。英国人坚持认为关于印度最终地位的任何进展，都得取决于在不同社群如何被代表以及国家的联邦结构如何精确布局问题上的协议。正如他们所预料到的，印度代表们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不可收拾的僵局，而甘地化解分歧的努力也无济于事。当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12月1日结束会议时，印度没有比会议开始时多靠近自治领地位一步。135
随着圆桌会议无果而终，重新进行公民不服从成了承认失败之外的仅有选择。甘地返回印度时，政府已经发出了严重的挑衅。孟加拉、联合省及西北边境的省级官员重新制订了镇压性的法令，同时还关押了包括尼赫鲁在内的一些国大党活跃分子。甘地要求和新总督威灵顿勋爵亲自商讨所有这些事情，但被断然拒绝了，于是国大党在1932年的第一天宣布重启公民不服从。
然而，这次政府已经知道了即将发生的事情，在挫败非暴力行动上也显示了更多的信心。数月前就计划好的一场先发制人的镇压，通过一股汹涌而来的逮捕和新法令实现了。甘地自己也在1月4日被关押。事实上，英国的新政策无非是戒严法。与此同时，由于运动先前的中止和对地方行动的限制，国大党的许多关键支持者都已脱离运动。现在他们不愿再次加入，把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奉献给另一场运动。新一轮公民不服从虽然在两年内从未正式宣布结束，但最初的6个月之后，它就完全不对英国统治（raj）构成严重挑战了。
印度1930年至1931年反英公民不服从运动的结果显然喜忧参半。就国大党的既定目标，以及像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这样坚决的民族主义者的希望而言，运动失败了。当第二阶段的运动最终在1934年偃旗息鼓时，无论是在帝国内取得自治领地位还是完全独立方面，印度人都进展甚微。在甘地认为至关重要的经济及日常问题上，他们也都没有得到任何较大的让步。
但是，纵使运动没能产生宪政改革或者物质利益，它还是表明普通印度人拥有推动事件的力量。在印度一些地区，民族主义者成功削弱了支撑统治的基本结构。抗税、产品抵制以及辞职，耗竭了政府两股紧密相连的力量——收入和人事。少数几次——4月底的白沙瓦，1930年大部分时间的古吉拉特局部地区——公民不服从向英国人展示，如果他们再也不能把担任殖民政府和执法职务的印度人的可靠性看作理所当然，那会是一副什么光景。而且，英国人也不能确定始于这些地区的小规模运动不会传递到次大陆的其它地区。遏制运动的代价大到足以促使欧文以他的同事们并非全都乐意的条件来谈判，以结束冲突。
然而在表象之下，英国统治从未面临过一场整体性的统治危机。民族主义者根本没能削弱警察部队的忠诚，而镇压尽管经常不便使用且总是代价高昂，但也从来没有被有效制止住。运动在设计时即倾向于进行分散性的打击——当全印领导人们被捕的时候，地方积极分子们没有错过一次打击的机会，并且有太多人参与其中，又散布在太广阔的范围，这让当局难以扑灭所有的反抗。但是，殴打、监禁、土地扣押及其它手段，在许多地方使抵抗陷入疲软。而不论国大党为抵消镇压做出什么样的战略调整，都不会改变有大量印度社群不参加运动的事实。没有穆斯林及产业工人的齐心协力，甘地的追随者所进行的公民不服从也就只能做这么多了。
国大党虽然没能摧毁英国统治（raj），但它确实成功地撕碎了英国统治的合法性。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政权向以和善自居，支持健全的经济和渐进式改革——而且从长远来看，好像有意朝自治方向发展。只要印度人尽他们的本分，并与它的法律和制度合作，英国人就能维持这种假象。但公民不服从摧毁了它。
印度人一次又一次并且此起彼伏地违抗他们认为不公的法律，而他们的统治者则殴打他们、监禁他们、夺走他们的财产、禁止他们的出版物并取缔他们的组织。在勒克瑙的街道上、达拉萨那的食盐厂里、古吉拉特的村庄中，政权在光天化日之下显示出殖民统治只不过是一种控制形式的本质。在可能的任何地方，英国人都乐于看到印度人的顺从，不过，一旦顺从缺位，他们就会用棍棒和枪炮来统治。公民不服从揭示了这个真相，而这一真相对未来的英印关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没有什么能比入狱对印度人的意味的变化，更能揭示英国统治（raj）所遭受的权威流失。入狱曾经是耻辱的标志，而现在则成了荣耀的象征。纳拉扬•戴赛（Narayan Desai）记得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他父亲（甘地的秘书）被抓往监狱时在警车后座里充满欣喜的叫喊：“这次不会少于两年！”监禁依然是一种人身强制手段，但在大多数印度人眼里它已不再可能带来耻辱了。136
国大党领袖们所做的可不止是摧毁英国统治（raj）的权威；他们还努力成为代言人民的唯一力量。在这个意义上，非暴力大众行动是这样的一种努力：国大党为从英国人那里夺取政治上的主导地位而试图以压倒性证据证明，尽管是英国人在统治印度人，但“领导”他们的却是国大党。国大党宣布进行和暂停运动，国大党领袖和义工们进行最广为人知的公民不服从行为，并承受赤裸裸的暴行。而且在大多数冲突中，甘地和他的同仁们都设法保住了主动权。
但是他们的地位从来都不是不受挑战的，至于原因，则更多与印度人而非英国人有关。国大党对自己的定位是引导民众进行有纪律的非暴力行动，但是它的全国和省级领袖们经常批准他们没有发起也不可能控制的行动。国大党经常发现自己是在追随而不是在领导，是在约束而不是在动员。此外，没能使大多数穆斯林和锡克教徒加入抗争，意味着国大党不能代言全印，也为以后印度的分裂及延续到英国统治之后的激烈社群冲突埋下了隐患。
然而，公民不服从的实践改变了经历过它的人民。就在上一代，印度是一个独立国家的热切意识还局限于主要由受过教育的城里人组成的少数人，对宗教团体、种姓制度以及语族的忠诚也遮蔽了公民身份。但遍及各个社会阶层的印度人在反对触及他们所有人的不公体制的集体非暴力行动中联合之后，一种新的公民精神在印度诞生了。
食盐游行使印度人产生了一种共同的冲动，并在来自不同阶层和地区的印度人之间铸就了持久的纽带。为坚持布料抵制而放弃衬衫生意的孟买商人，由于纠察而被投入监狱的拉合尔大学生，以及在达拉萨那遭受痛打的国大党义工——所有这些印度人现在彼此、同时也与像甘地和尼赫鲁父子这样受人尊敬的领袖一道，分享着一段共同的历史：他们为了促进将英国赶出去这一国家利益而不顾个人得失。印度不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块拼图——它也是公众心目中的一个成熟理念。
对抗当局的简单行为驱除了殖民统治所助长和需要的自卑感。乌莎•梅塔（Usha Mehta）回想起家里上了年纪的妇女们参与食盐“非暴力抵抗”（salt satyagraha）时的那种自豪来。她大婶和祖母把盐水带回家，熬出盐来，“然后她们扯开嗓子喊：‘我们违反食盐法了。’”运动还改变了人们看待英国领主们的方式：英国人不再不可战胜。他们的总督和莫汉达斯•甘地谈判，虽然短暂，但承认了这位因明确表达他的人民的憧憬而获得权威的人。纳拉扬•戴赛说，在他们和甘地坐到一起之前，英国人“都是老爷（sahibs），而我们顺从他们。但自那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137
甘地在公民不服从运动中有着突出的个人作用。对数百万印度人而言，他是国家目标的化身。他的才干使他在国大党内部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他借此把不同派系团结在一起，并推动国大党向大众政治组织转变。此外，甘地的“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和自治（swaraj）的理念，激发了国大党骨干们的思考，1930年他们中的多数人致力于以非暴力行动来追求独立。
然而，公民不服从运动源于甘地的领导，并不意味着那就是他的理念的纯粹体现。甘地最初构想的“非暴力抵抗”的进程是，以违抗英国统治当局（raj）的法律开始，然后迫使英国惩罚抗议者。他们的苦难将打动压迫者，暴露出其统治的不公并创造条件让英国选择离开。甘地甚至天真地相信，欧文愿意谈判象征着他本心的改变。但是甘地和欧文不等同于印度和英国：欧文钦佩甘地，不过他的政府可没打算承认印度人民的主权。
除了欧文以外，英国人单纯地把甘地看作一个鼓动无知民众的部落巫医；丘吉尔说他是一个“骗子”。尽管从外表来看，他是一个圣徒般的不谙世事的人物，但甘地其实非常明白印度解放的现实政治。他知道公民不服从必须重创帝国控制，让英国得不偿失。而他的“真理力量”（truth force）适于这个世俗目标：他的大多数追随者加入非暴力行动不是为了寻求某种道德理想，而是为了战胜他们的对手——通过拒绝给予使其控制印度成为可能的合作和税收来进行。让英国人知道他们错了根本不是重点所在；目标是赶走英国人。138
非暴力行动在1930至1931年间没能赶走英国人，也没有产生甘地所期望的效果——但它产生了效果。抗议者所受的苦难没有改变英国人的看法，但它改变了印度人对英国人的看法。对数千万印度人而言，“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及其结果使与统治的合作从幸事变成了下作。英国心安理得地依靠印度人的默从来控制的旧秩序被打破了。查尔斯•英尼斯爵士（Sir Charles Innes），一位省行政长官，在公民不服从期间向他的同事表达了他对事件的分析。他承认：“英国只有在得到同意的基础上才能保有印度。我们不可能依仗刀剑来统治它。”139
英国人失去了那种同意，而如果公民不服从更有纪律，如果国大党成功剥离了英国统治的压迫手段，以及最重要的，如果印度团结一致，那么，英国人可能会远在失去帝国这颗最耀眼的宝石之前很早就丢掉了它。
余波
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于公民不服从暂时停止而英国统治依旧，印度民族主义者制订了新的方针。甘地仍然是他们事业的统一象征，在情势需要时他会短暂地走上政治舞台。但他所致力的首先是建设性工作：解放“贱民”和妇女，推动村庄实业，改革教育和公共卫生。好像是为了象征这些，他把家搬到了位于印度中部村庄赛瓦格拉姆（Sevagram）的新修行所。
国大党继续关注印度独立，但在1935年的改革放宽选民资格、提高选举出的省立法机关的地位以后，它的领导人们转而在体制内努力。它把自己的公众影响力变为选票，在1937年选举中赢得了一些省的多数席位并组成了省级政府。
第二次世界大战见证了这种参与的终结。殖民政府跟从英国议会，在没有向任何印度代表征求意见的情况下对德宣战，并拒绝用满足民族主义者的要求作为对忠诚的回报。1939年10月，国大党命令它的各省部长们辞职，再次进行全面反抗。1942年，一项“滚出印度”（Quit India）的决议引发了一场主要是自发进行，而且十分暴力的人民起义，差不多10万人被捕，超过1千人遇难。同时，苏哈斯•昌德拉•博斯（Subhas Chandra Bose）在国外组建了一支“印度国民军”，同日本人一道对英作战。
统治当局克服了这两个问题，但英国刚走出战争就面临着国大党的新一轮反抗，并且不得不在镇压运动或接受民族主义者的要求这两者之间选择。他们以前多次对付过激烈的抵抗——暴力的和非暴力的都有，但警察的纪律和忠诚在战争期间严重下滑，而印度战士的可靠性也存在疑问。在印度国民军中和英国作战的那些人被当作英雄称颂；他们的例子也许会使政府士兵对他们是该向英国统治者（raj）效忠还是向印度效忠提出疑问。
而且，在印度进行任何新的镇压都会成为英国空虚的战后经济的沉重负担。尽管丘吉尔依然把印度视为帝国的宝石，但他的怀旧并不被英国公众广泛认同，并且它显然不是英国的强大盟友美国的兴趣所在。在工党于1945年7月大获全胜并承诺优先重建英国自身以后，变革的时机成熟了。
到那时候，任何政治协议不仅要赢得国大党的同意，而且也要赢得作为穆斯林抱负的主要载体的穆斯林联盟的同意。现在，问题的性质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印度内部的社群关系了，而是可能另外创建一个把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合并而成的独立国家巴基斯坦。没有任何族群由此受到的威胁比锡克人更大，他们在旁遮普的家乡眼看着就要被分割给两个国家了。由于穆斯林脱离一个印度教为主的印度的决心不断增强，紧张状态最终在1946年和1947年骤变为暴力。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人都参与并遭受了暴力。
由于印度眼看着就要在他们周围崩溃，英国人开始急着离开了。1947年5月达成的方案——之后不久就得到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和锡克领袖的同意——要求给予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国家自治领地位。英国议会和王室在7月批准了《印度独立法案》，两个国家从8月14日午夜开始获得自由。
甘地卓尔不群，没有参加在德里举行的庆祝活动。印度赢得了独立，然而却是以一分为二为代价，这打碎了他的统一之梦。新的印度依然保留着甘地视为对印度文明的极大玷污的阶层不平等、种姓歧视和性别压迫。这位伟大的贤者活着看到了英国统治（raj）的终结，却在1948年被一位印度教地方自治主义者刺杀，直到最后一刻他依然相信印度自治（swaraj）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甘地可能对印度作为国家的品质非常失望，但他当然知道自治之门最初是由他所唤起和领导的民众非暴力运动开启的。对一个没有代表性但稳固的政府发动系统的非暴力反抗，之前从来没有被召集到这个程度。汇集和发展这样的反抗，使印度领袖们培养了对于运作可行的民主而言至关重要的政治技巧。这项改变了国家历史的运动同样为维持一个公民社会铺就了基石。甘地之后又三代人了，印度仍然被信仰、阶层和种姓所分隔，不过它同时还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
此文选自1510电子周刊第15期，下载链接：http://my1510.cn/article.php?id=46614d131da67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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