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對去年一年新疆「恐怖襲擊」的剖析

舊的一年過去了。在年底的12月30日，新疆喀什地區的莎車縣還是發生流血衝突。根據中共媒體的報導，清晨6時30分許，有9名「暴徒」持砍刀襲擊莎車縣公安局，並投擲爆炸裝置、燒車，其中8名暴徒被擊斃，1人被捕。
奇就奇在發動攻擊的「暴徒」8死1活捉，全部殲滅，可是被攻擊的公安局卻沒有一個人傷亡。人們不免發出疑問，到底誰攻擊誰？誰才是恐怖襲擊者？而所謂暴徒用的武器，除了砍刀，所謂「爆炸裝置」也是語焉不詳，起碼不是炸彈，隨便找個玻璃瓶裝上汽油就是爆炸裝置了。面對這種沒有槍支的簡陋武裝的「暴徒」，一定要打死8個人才能結束戰鬥嗎？留下一個活口的目的，就是逼供信要他承認是恐怖分子，以便證明這場政府對維吾爾人屠殺是合理合法的，最後這位活口也一定被滅口。

檢視過去一年中共政府與維吾爾人見諸於媒體的較大流血衝突約有10宗，除了10月28日在北京天安門金水橋發生的汽車衝撞事件是是明顯的報復，個別衝突政府死亡人數超過維吾爾人外，基本上都是類似這樣子的屠殺，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在10個案子中，有兩宗官方媒體沒有報導，是自由亞洲電台的獨家新聞。一次是8月20日發生在喀什葉城縣依力克其鄉，一次是8月底發生在喀什澤普縣奎依巴格鎮。為何官方沒有報導？因為是軍警進攻被懷疑為恐怖分子的訓練基地，甚至出動武裝直升機襲擊。這種圍剿式的進攻，自然大獲全勝，也就是殺了不少維吾爾人，就地掩埋，所以死亡數字是個謎，但是肯定沒有繳獲到什麼武器，光殺人可不是可以公佈的光榮戰果。

政府死亡人數超過維吾爾人，只有4月23日發生在喀什巴楚縣色力布亞鎮那一次，官方說是有預謀的暴力事件，其實是政府「探訪」居民家，怎麼是居民的預謀呢？而所謂探訪應該是去搜查，而不是親善的探訪，才會遇到反抗。

這場衝突，維族人死8位，政府與警方15位，這是因為警察子彈打光了，被趕到小房間裡活活燒死。可見警方先濫殺，殺死8位維族人，到子彈打光，沒有武器的居民才用「火攻」把他們燒死。從探訪到射殺平民，都是政府主動，繳獲的也是維族人個個都有的刀具，那麼誰是恐怖分子還不明顯嗎？但是政府為了報仇，除了當場抓了8位維族人，後來又抓了一批，沒有具體數字，有多少人因此受到恐怖報復，政府沒有交代。

官方公佈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發生在6月25日的吐魯番地區鄯善縣魯克沁鎮，死27人：10人是「暴徒」，警方9人，平民8人，還有3名「暴徒」被抓。由於警方死亡人數較多，可以想到事後的報復一定也很慘烈。10月28日天安門前的事件就是這次事件的延續，一家3口再以自己的性命製造事件喚醒世人對維吾爾人人權的關注。因為這場衝撞事件主要是撞傷38名遊客，然而既然是暴力事件，也造成兩名遊客不幸身亡。

縱觀這些流血衝突，我有三個結論：第一政府沒有繳獲所謂「暴徒」的一支槍，維吾爾人的抗爭武器是砍刀、鐮刀、磚頭，和所謂的簡陋的「爆炸裝置」，就憑這點，他們夠不上「恐怖分子」；第二，他們與國際恐怖組織沒有關係，否則豈止這些破武器；第三，除了誤傷平民，他們的主要抗爭、乃至攻擊對象是警察、公安與政府官員，因此與對付平民的恐怖分子有區別。

新疆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他們原本屬於維吾爾人的，如今被中共統治，資源被掠奪。除了中央政府，還有貪官污吏的掠奪，中石油等央企轉給貪官污吏、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家族幾十億、幾百億的油氣資源，有一部分就是來自新疆。何況與新疆有關的貪官污吏，何止千千萬萬？

去年年底公佈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而正在接受黨內調查的現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剛，出身新疆建設兵團，曾任新疆自治區副主席，與新疆前書記王樂泉共事多年，關係密切，楊倒台有可能對周永康副手王樂泉造成政治壓力。楊剛的哥哥楊森、胞弟楊司也長年在新疆工作，3人有「新疆楊家將」之稱。王樂泉家族的貪腐更是遠近皆知，他們的作為，加劇新疆內部的矛盾，因為他們必然用擴大敵情來轉移視線，鎮壓民眾，方便他們搜刮民脂民膏。然而中共當局為了新疆的「穩定」，也會包庇王樂泉的惡行。

不但中國人民，全世界都應該對維吾爾人的命運給予更多的關注，尤其是制定聯合國人權憲章的聯合國，豈能坐視對維吾爾人的屠殺繼續下去？

對中共來說，還是一句老話，除非改弦更張，否則新疆問題不會得到解決，在大漢族主義的宣傳逐漸失效以後，新疆的連天烽火將會影響到中原，維吾爾人的血性，會感化漢人的奴性。中國也有大變動的一天。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西藏局勢動蕩大批共匪軍警狗包圍了夏荣布寺

西藏局勢動蕩夏荣布寺已被共匪大批军警狗包围 前達鄉每個村庄竟然駐進了多達30人的特務工作隊

圖片說明﹕八月七日大批共匪軍警狗包圍了夏荣布寺

【中華評述8月17日】西藏局勢顯然出現了動蕩。7月30日﹐匪偽當局強行關閉了西藏那曲县达前乡的夏荣布寺﹐两百多名军警狗更于8月3日包圍了该寺﹐並逮捕寺院高僧和僧人。8月5日﹐那曲县和比如县多个村落的一千多名藏人聚集在夏荣布寺附近展开抗共活动，要求重开寺院，无条件释放寺院高僧人。8月7日(周三)起﹐藏區局勢更趨惡化﹐共匪不僅增派大批军警狗在寺院周邊扎营，而且向達前鄉的每個村子派駐了編組多達30人的特務工作隊﹐过往藏民遭嚴格盤查﹐甚至連手机也成了違禁品。

流亡印度达兰萨拉的那曲籍藏人阿旺塔巴星期四(8月15日)说：“夏荣布寺从上周三开始已经被(共匪)军警(狗)包围，不少军警(狗)更驻進寺院内﹐当地僧俗藏人被百般骚扰，过往行人也被强制接受检查﹔达前乡每一个村庄，部署着来自(匪偽)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县和乡政府的(特務)工作人员各30人。種種跡象顯示﹐藏人似乎正在醞釀一次更大規模的抗共行動。

辛亥暴乱后满洲旗人对满洲建国及复国的反思和憧憬

满洲国文学代表作《福昭创业记》满族大作家（穆）儒丐著 满洲图书株式会社1939年出版，开本：32开 页 数：729页

从1918年1月12日至1944年4月1日，穆儒丐 一直在沈阳（当时称盛京）主持《盛京时报》副刊，发表了大量的小说、散文、评论、杂谈、翻译作品。他的小说分为社会小说《北京》、《女优》、《笑里啼痕录》、战争小说《情魔地狱》、警世小说《落溷记》、哀情小说《同命鸳鸯》、《鸾凤离魂录》等。同时，他还通过以报纸副刊为阵地设立奖项，扶植新人，对于推动东北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福昭创业记》可以说是穆儒丐最重要的作品，1937年7月22日至1938年8月11日连载于《盛京时报》副刊“神皋杂俎”专栏，总共368回，1939年6月30日由满日文化协会作为“东方国民文库”出版单行本。这部作品被伪满洲国授予“民生部大臣赏”，1986年7月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删节后再版。这部作品曾经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作者曾被视为“附逆”文人）和创作环境的背景满洲国，长期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文学史如同一切历史一样，过于庞杂琐碎的事件人物作品不可能都进入叙述，而任何一种遴选的标准必然是记叙一部分人遮蔽另外一部分，这是任何历史书写的题中应有之义。 “政治正确”可能是自有“文学史”以来通行不悖的前提，即使是以所谓“纯文学”的审美标准书写的历史，也不可能摆脱文化政策、审查制度的政治无意识。撇开文学建树、艺术贡献暂且不提，穆儒丐的社会身份、政治态度及这种态度对起文学创作的影响很显然成为后日他被文学史忽略的重要原因，今日拨去附加在他身上的种种偏见，重新回头观照《福昭创业记》这部书写作者民族历史的小说，在历史的“真实”与书写历史的冲动之间，我们可以捕捉到在一个英雄传奇的叙事中郁勃的民族认同观念。也许，考察这种观念的起源与原因，比对其作简单的意识形态划分定性更有意义。

《福昭创业记》从满族的起源“三天女”神话开始，天女佛库伦吞了朱果受娠，生下布库哩雍顺，雍顺便是满洲人的始祖。他们经过许多年，直到移居萨浒河赫图阿喇城，才稍有真实历史可考。从孟特穆起，又传了四代到努尔哈赤，五代到皇太极，移居沈阳，才奠定了一个皇朝的基业。努尔哈赤死后，葬福陵；皇太极死后，葬昭陵。 《福昭创业记》便主要是记述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力征经营的事迹，截至吴三桂乞师、满洲兵入关为止。这是一个带有中国历史小说典型的神话原型结构的叙事模式——神圣起源与英雄的丰功伟绩。

就这部作品野心勃勃的创作动机和庞大的篇幅构架来说，都可以称之为穆儒丐的代表作。至少在创作的时候作者充满宏大叙事的自我期许，至于艺术上是否达到了其预望的效果则是另外一回事情，更主要的，对于这样一部书写历史的作品，仅仅从审美层面或者艺术技巧层面来观察无疑偏离了它主要的意义所在。《福昭创业记》在叙述与议论的缝隙中，很容易让读者感到作者似乎有为伪满洲国代言的意识，但是，“它比较尊重历史，书中人物的言论、思想、作风、习惯、形象，以及各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和结局，都有事实依据。……他的确阅读了大量文献资料，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去芜杂，留精华，用功之勤，不逊于治史的学者。作者取材于史书记载时，还借助学术界研究的成果，对史料的价值和可靠性作了必要的考订”。 作者如此精心地打造一部在报纸上连载的通俗小说，显得颇有些超出常理，可以解释的原因在于，他一开始就是当作一个严肃著作下笔的。

从带有神话原型意味的开头和整个叙事模式来看，穆儒丐有意为满洲历史立此存照，同时向世人普及清代建国的历史，建立人们对于满洲民族意识的自豪感。这个小说本身就是作为对于民族历史的一种追溯和确认，其背后有着明确地为民族立言的主观认知，只是浸润于文本内外的、源自东洋的君主立宪思想和满洲民族意识已经失去现实政治、社会根基，不能为主流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所容忍了。对于历史，穆儒丐的态度颇为实用：“关于读史的教训。一般人都好高骛远，好像除了前四史，其余都不足观，其实是极错误的意见。读历史并不是为赏鉴它的文章，乃是为明瞭事实的。事实越远越无征，也越无用，所以应当先由切近的读起。宋、辽、金、元四史，关于晚近文化，影响最大。举凡政治之隆汙，民族之分合，依然和现代关系着。所以治史的，先由近代作起，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一位学人，长于史汉，却于明清历史，一无所知，这也未免过于厚古薄今了。” 这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渐成共识的古为今用及进化论史观是一致的。为了适应报刊连载的需要，穆儒丐的历史书写采取了传统通俗演义的方式——将原本繁多杂乱、并没有统一发展轨迹的历史事件以“创业史”叙述出来。对于这个做法而言，采取传奇化的办法无疑是最简省和方便，而传奇化自然少不了作为统领性的主角人物作为主导线索，于是史实就被书写为“故事”。

就这个意义上而言，穆儒丐作《福昭创业记》实际上就是为了塑造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英雄的形象。这不由让人想到1897年严复、夏曾佑在《国闻报》连载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对于小说描写英雄、儿女两个“天下之公理”的论述：“非有英雄之性，不能争存”，故英雄主义是人类和种族生存所必需的精神，而“茫茫大宙，有人以来，二百万年，其事夥矣，其人多矣”，为什么绝大多数都随历史烟消云散，而惟有曹（操）刘（备）崔（莺莺）张（生）等少数能够流传，并且“传之若是其博而大也”？ 就是因为普通大众所受的历史知识和道德观念更多来自于小说戏剧而非经史子集。严、夏二人是就小说的社会意义提升小说的社会地位。穆儒丐作为没落王朝的旗人后裔，在二十多年后，目睹民国的混乱、军阀的战争、日寇的侵略，偏居伪满洲国一隅，内心里对于严、夏的观念无疑是接受的——事实上在他的另一些作品中也一再显示出对于维新改良主义的热衷——内在支撑他选择历史说部这一体裁的原因也部分来自于其民族主义的观念和受日本君主立宪思想的影响。

联系到《福昭创业记》来看，就要提到英雄崇拜的问题。英雄崇拜，这几乎是人类本原性的心理欲求，是“集体无意识”的心理积淀。美国学者戴维•利明(David Leeming)等人曾在《神话学》中指出：“英雄崇拜几乎和人类文明一样悠久。甚至原始人就已意识到，他只所以能够在异己的和经常是敌对的世界中生存下来，全靠其杰出首领的英勇和足谋多智。” 许多远古神话的魅力正是在于：为人类提供了不朽的英雄偶像。在文学艺术中，那些创造了英雄的作品也往往因此而倍受大众的欢迎。

英雄在古汉语中指那些识见、材能或作为非凡的人。 英语中的hero字义有四点：一是具有超人的本领，为神灵所默佑者；二是声名煊赫的战士，曾为国征战者；三是成就及高贵性格为人所景仰者；四是诗和戏剧中的主角。近现代以来，英文中的hero经过日语借用古汉语转译为“英雄”，穆儒丐意念中的“英雄”显然是这种已经经过跨语际实践之后的具有神圣魅力（Chrisma）意义上的涵义了。凡英雄必非常人，能在混乱分裂的年代能统一部众，在艰危时刻能杀敌御侮，在和平时代能为民造福，是历史重大事件的主角，并且品德高尚，因此必将受到人们的歌颂。

乱世因为常态裂变，容易造就英雄，另一方面个人的偶然性也会在特定的时刻造就一定的时势，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论调。天时、地利、人和往往会造就事实上的英雄，而不在乱世的情况下，就会通过委任和塑造来成就英雄。委任常常是自上而下悄然进行的。在政治系统中，委任又有两种情况：一是委任者的权力是民众赋予的，委任者必须对公众负责。二是委任者的权力缺乏制约，则其委任必然地形成裙带关系、帮派团伙和暗箱操作，故而往往带有很大的虚幻性和神秘性。塑造则多是通过话语的宣传构造进行的。由塑造而成的英雄，虽然有着现实人物的外表，但因多了些夸张、想象、粉饰的成份，而令人看上去更像是艺术英雄。这样一种英雄的塑造，通常是与某种功利目的相关的，因而又常常是完美无缺的，那其实也就成了“神”了。历史成为传奇，传奇最后变成了神话，这种叙事的衍生功能其实一直贯穿于人类叙事活动的始终。

穆儒丐的《福昭创业史》显然是通过将历史文学化的手法在文本中塑造本民族的英雄、讴歌本民族的英雄从而呼唤现实中的民族英雄。他不可能成为现实中的英雄，于是制造了一个书面中的英雄。对于民族英雄，他有个基本的判断：“大凡所谓民族英雄，并不是由口头得来，而必须有实在的事功。最低限度，也须在民族间，立下一番事业……盖不有英雄豪杰乘时握势，崛起其间，岂能转败为胜，定业兴王者乎？彼诸国，惟无英雄。故国虽大，人虽众，终于灭亡而已。然而英雄者，实国之魂胆，一国兴衰之所系也。”

这些言语让人想起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在他的名著《英雄与英雄崇拜》里所表达的意思：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几个伟大人物的历史；一个民族有无伟大成就，要看它有无伟大人物，以及这些伟大人物对于多数民众的人格感召力，“整个世界历史的精神，很公正地说，就是这些伟人的历史”。 穆儒丐正是要通过对于满洲民族的两代开国皇帝英雄形象的塑造来鼓吹英雄崇拜，召唤出对于已经颓败的清朝光辉历史的回忆，从而也为自己心中的开明君主制张目。按照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8）的分析：“卡莱尔的英雄，实际上是转换了形态的圣人，一种世俗化了的圣人。这种英雄不需要是一个牧师或预言家，他可以是一个诗人，一个国王，一个文人。卡莱尔宣称，没有这种世俗的圣人，我们就不能生存。这种英雄统治如果没有了，我们一定会对世界完全失望。没有统治者，没有真正的统治者，没有世俗的和精神上的统治者，那么，除了在一切事物中出现最为有害的无政府状态而外，我们不可能看到任何东西。” 这实际上是一种神话，而这种神话在20世纪政治文化变迁中重新复活了。

崇拜自己民族的英雄，就要摒除那些在作者看来是伪英雄或者暂时僭越了英雄名号的人物。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有不已成败论英雄的传统，到其极致往往成为同情失败者的口实。对于这种态度，穆儒丐针对袁崇焕和熊廷弼、毛文龙三人的情况作评论时说，三人“虽都一时之彦，而结果却都—祥。当熊廷弼被罪时，就有人说，如果将熊廷弼在世，必不至此，如今又拿这些话来惋惜文龙。后来明帝杀了袁崇焕，又把惋惜熊、毛者，来惋惜袁祟焕。天为何不留一人，以试验他们的实效呢？把失败的死人，当作天神一样，可是把成了功的伟大人物，不问生死，即看得稀松平常，一点崇拜纪念的心情也没有，这样的重大毛病，若是一日不改，那末中国一定是免不了灭亡的。现在我们把这些闲话，姑且不提，一俟有了余暇我想作一篇《我的英雄祟拜论》。” 这段话同郁达夫在1936年纪念鲁迅写的话异曲同工，郁达夫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一个毫无希望的生物之群；有了英雄而不去珍惜、爱护、崇仰的民族，则是可怜的奴隶之邦。” 穆儒丐和郁达夫不太容易相提并论，二人的文学成就与影响力也不可同日而语，不过相似的言语却显示了共同面临的民族主义背景和焦虑：民族危亡中对于重振民族文化的吁求。只是前者基于满洲民族的立场，后者更具有中华民族的普适意义。

对于另外一些人，比如同样在民间有着广泛声誉的农民起义领袖，对于他们身世的神话，作者采取了解魅（disenchantment）的手法。“因为运命之说，深中人心。不但圣贤豪杰，要替他们造出许多神话，便是凶贼大盗，一样也有神话，以赴会之。好像说天下大乱，不关人事，乃天意使然。李自成与张献忠都是天神下界，奉了玉帝敕旨，来搅乱天下，以待真人之生。殊不知这神话，太偏重运命，而不管人事了。假使明有贤君，纪纲不乱，未必就能亡国。藉使偶有昏君，后继者知道整顿，也许转祸为福。不过明廷元气伤得太重了，同时内忧外患，相逼而来。再加上人民素信神话，以所黠者倡之，愚者从之，一下子就能弄得天翻地覆，祸害更烈。所以说运命和神话，若不根本铲除，草莽倡乱之夫，遇了机会，就要发动。成了事，就是禹汤文武，失败了就是赤眉黄巾。一个国家，常常这样捣乱，永远也不能入正轨。李自成等诸流贼首领，就是由这种运命和神话的社会中，孕育长养出来的草莽英雄，根本没有国家思想，只有粗浅的小说神话教育。偏又遇到明末民不聊生的时候，他们的智和力，又较一般老百姓高出不啻百倍。于是利用神话，以愚乱民，他们就都作了首领了。” 这段文字就作者创作的这部《福昭创业史》来说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本人的写法也是采取了“神圣叙事”——利用神话，然后一步一步强调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崛起是天命所在。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认为人们在叙述一个历史实在的时候，历史事件、行为者、机构都会被编码成为故事要素，然后根据需要以史诗、浪漫剧、悲剧、喜剧或闹剧的形式讲述出来。穆儒丐《福昭创业记》的叙事模式类似就类似于海登•怀特所说的浪漫剧式历史叙事：“浪漫剧根本上是一种自我认同的戏剧，它以英雄相对于经验世界的超凡能力、征服经验世界的胜利以及最终摆脱经验世界而解放为象征，是那类带有基督教神话中圣杯传奇或基督复活之类的故事。它也是一种关于成功的戏剧，这种成功即善良战胜邪恶、美德战胜罪孽、光明战胜黑暗，以及人类最终超脱出自己因为原罪堕落而被囚禁的世界。”

在创作的时候，穆儒丐并没有将自己的写作题材当作虚构的文学作品，而就认为是历史：“本书虽系演义体裁，却是丝毫不许附会，关于当时实在情形更应当很忠实的叙述出来。” 比如对于云梯的考究，对于天命元年，清太祖受尊号是“帝”还是“汗”的考辩，根据辽阳白喇嘛庙碑，沈阳抚近门匾额等实物凭证，以及《满洲老档》对于大金国号的记载，乃至直到当时东北各地民间的老百姓“老汗王”的口语，综合起来勘查。这些细节上的考证其实原本没有必要这么繁琐，但是作者这么做，恰恰就是运用细节的真实来凸现这个演义式的叙事作为“历史”的实在性。

“叙事不仅仅是一种可以用来也可以不用来再现在发展过程方面的真实事件的中性推论形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包含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甚至特殊政治意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选择。许多现代历史学家认为，叙事话语远不是用来再现历史事件和过程的中性媒介，而恰恰是填充关于实在的神话观点的材料，是一种概念或者伪概念的（pseudoconceptual）‘内容’。这种‘内容’在被用来再现真实事件的时候，赋予这些事件一种虚幻的一致性，并赋予它们各种各样的意义，这些意义与其说代表的是清醒的思想，还不如说代表的是梦幻。现实生活绝不可能被完全真实地再现出来，不可能具有我们在精致的或虚构的传统故事中才能看到的那种形式上的一致性。” 从《福昭创业记》这一历史叙事文本来说，穆儒丐正是通过精心的事件挑选、结构设计、情节归纳，将原本并没有一个清晰轨迹可寻的历史统摄到“英雄经过磨难建立国家”这样的神话原型框架叙事中来，目的就是为了塑造民族英雄的形象。

尼采（Fridrich Nietzsches)曾将人的历史分为三种：“历史对于生活着的人而言是必需的，这表现在三方面：分别与他的行动与斗争、他的保守主义和虔敬、他的痛苦和被解救的欲望有关。这三种关系分别对应了三种历史——要是它们能被区分开来的话——纪念的、怀古的和批判的。对于拥有行动和力量的人，历史尤为必要。他进行着一场伟大的战斗，因而需要榜样、教师和安慰者。” 穆儒丐的历史意识可以说是典型的纪念式历史意识，他渴望在满清统治崩溃的困境中出现能够力挽狂澜的英雄人物，但却无法从同时代人中找到，于是转而寻求在过去年代寻找英雄行为的榜样来给现实注入活力，并教导人们在现实中怎样再一次具有英雄性。联系《福昭创业史》创作的时间背景来看，正是在日本正式发动侵华战争的时候，这个时候穆儒丐开始在伪满洲国境内的报纸上连载一部关于满族民族英雄、清朝开国之君的征战历史，显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

撰述历史演义并不是新鲜的事物，明代末年可观道人在《新列国志叙》中说：“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肇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 这段话描述了自《三国演义》问世之后，以“国史”演化为通俗演义的创作盛况。在这样悠久的传统下，穆儒丐的历史书写不足为奇，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编撰历史演义也是一种牟利的手段，在明中期的演义作家群中就有一些人既为作家又兼为书贾，如熊大木、余邵鱼、佘象斗等。但是，编撰历史演义，毕竟是一种个体的精神劳动，作家一旦进人创作，就不可避免地要在作品中融入自己的思想感情，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也一定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在读者群中产生一定的作用与影响。那么除开牟利的实际考虑外，穆儒丐创作历史演义的又有什么样的思想动机呢?

一般来说，历史演义小说作家的创作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传播历史知识，牖启闾巷颛蒙；二、诩扬道德教化，鼓吹劝善惩恶；三、抒泄愤懑不平，寄托政治理想。 目前尚无确凿的证据表明《福昭创业记》是由日本军方或者伪满当局授意下撰写的，事实上这种可能不大。因为统观穆儒丐一生，尽管年轻时候刚刚回国颇有一番抱负，但随着清朝廷的倒台也就是烟消云散了。之后其一生依恃报刊，编辑卖文为生，没有接受任何伪职，和政治保持了相当的距离。但是，他为什么会在那样一个时刻，撰写那样一部历史演义呢？我想，只能从他的政治理想和民族意识去考察。

前文已经分析过，穆儒丐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并且不满于辛亥暴乱后的现状，而对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式君主立宪情有独钟，而一介书生所能做的就是发奋著书，表明自己的理想。有关民族主义的研究显示，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表达了民族国家过去成员和现在成员之间的一种历史联结，同时通过某些仪式和传统也提供了一种空间联系的感觉。而民族情绪和文化在历史上一直依赖于各种各样的媒介，需要通过诸如神话、传说、史诗、传奇、颂歌、戏剧、小说、戏剧等一切传播方式来表述民族的身份和认同。我们可以说，《福昭创业记》正是这样表述满洲民族的一个个案。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我们可以通过文本的分析，发现在貌似公允的叙事话语中作者所采取的种种技法。

此前，蔡东藩的《清史通俗演义》已于1916年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刊行。蔡著中渗透的是新民和教育的思想，第一回就明确点出功利切用的创作宗旨：“现在清朝二字，已成为过去的历史，中国河山，仍然依旧，要想易乱为治，须把清朝的兴亡，细细考察，择善而从，不善则改。古人说‘殷鉴不远’便是此意。” 同样撰述清代历史的演义，穆儒丐也同样具有撰述历史言胸中之志的功利目的，但是一个是殷鉴后世，一个是鼓舞民族自信，自然选材就会有所差异。蔡著中满洲崛起不过是整个清代历史的一个序曲，穆儒丐则全力倾注于此段上升期。对于神化了的起源，穆儒丐延续了巫术式的信仰态度，蔡东藩则要理性得多：“成为帝王，败即寇贼，何神之有？我国史乘，于历代开国之初，必溯其如何祯祥？如何奇异？真是谬论。是回叙天女产子、朱果呈祥等事，皆隐隐指为荒诞，足以辟除世人一般迷信，不得以稗官小说目之。” 站在满洲民族本位的穆儒丐比蔡东藩也要更为主观，运用比较史学来为自己服务时，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罗马人是武力有余而文化不足的民族，自从征服了希腊，形势一变。希腊人虽有不幸沦为奴隶者，但是希腊的文明，却由这些被俘的学人，直接传给罗马的贵族，久而久之，希腊的文化全被罗马所吸收。旧的文化，新的民族，后来便孕成欧洲最放异彩的新文化。中国明末清初，也是这样，汉人的旧文化和满人的新体魄，以输血作用，孕成新的机运，就成了绝无仅有的清代文明。可惜后继无人，大清帝国瓦解，将来如何，那就看谁来振作了。不过我们讲故事的人，用历史来证明，清初的事，却和罗马十分相似。不但入关以后，有好多汉人学者，为满洲王公所礼纳，便是关外时代，早巳如此。照范文程、宁完我等，那些参与军事的不用说，便是当时诸贝勒府第中的奴仆，也有不少儒士，名分地位，虽不免歧异，实际上差不多都成了家庭讲师。

不同文化交融混血，旧邦革出新命，穆儒丐的思想依然没有脱出改良渐进的路径。在辛亥暴乱之后，整个社会或隐或显的“排满”情绪中，穆儒丐不断通过自己的书写给自己的民族辩诬，意气往往现于笔端，穆儒丐是为自己的民族鸣不平，情感的倾向性很鲜明。从语言的缝隙中透露出，这实实在在是个充满强烈个人情感的“小说”而不是“历史”。他还常用用民族融合的观点来强调满汉一家的道理。

通过一系列的叙事策略和措施，穆儒丐想要证明的是满州建立清朝的合法性，从而为旗人作为异民族入主中原正名。在这个过程中，他难免因为偏爱和隐恶的需要，对一些在汉人编纂的史实中强调的部分进行弱化，比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而对某些争论不已的问题给与一个有利于清朝皇族的解释，比如洪承畴的降清，满洲内部统一过程中的血腥、欺诈、背叛种种则尽可能地淡化。穆儒丐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刻画成领导顺应天意的正义之师的英主。比如，在攻灭海西女真的过程中出现的“叶赫老女”东哥的故事，完全是个体的悲剧，东哥一生因为各种政治目的被七次许配给各族各部，其间建州女真未必比其他部落正义多少，但是东哥个人的悲欢哀乐并没有为作者所关注，作者注目的是努尔哈赤部的雄起大略。努尔哈赤死后的新君即位过程同样是阴谋重重，但是皇太极及诸位皇子逼迫大福晋乌拉纳喇氏阿巴亥殉葬这样的内部纷争只是一笔带过，事实上原太子褚英被诛，继太子代善被诬与努尔哈赤第二个大福晋富察氏私通，也遭贬黜，最后皇太极在残酷的竞争中得登大宝，中间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都被掩盖，竭力突出的是皇太极的万众拥戴。

值得注意的还有穆儒丐的史观，中国历史自汉以降，易姓代祚、成王败寇是常有的事情，但是少数民族执掌全国政权并不多。在他们进取整个中原的过程中，只能迎合、接受、继承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衣钵，从“夷狄”转为“华夏”才具有正统性 。晚清以来的许多反映明清鼎革这一段历史的演义小说，如痛哭生第二的《仇史》等，往往摆脱不了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满洲被称为“满酋”、“虏”、“夷”，他们的入主中原被视为窃国神器，变华冠裳，这同清末革命派驱逐鞑虏的宣传影响有关 。穆儒丐承传了文化民族主义的主张，大力鼓吹满洲作为替代明朝的合法性，也是对于排满情绪不满的一种排泄。有论者认为：“历史就是‘人’力图自‘时间’中‘解放’出来，又力图利用‘时间’来达到‘不朽’的一种方式和形式。是‘人’对‘时间’的体会而产生的‘优先’像‘无限’的尝试之方案，一种对‘不朽’的追求之方案。” 此说有些形而上的意味，移诸穆儒丐的历史书写中却也合适。通过《福昭创业记》这个文本，我们可以切实地感觉到一个“英雄”是如何通过话语制造出来的，一个渔猎民族政权如何被赋予合法性，而同时对于民族身份和意识的表述与被表述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满族研究】2011年2期

注释

对于绝大多数从事近代文学研究的人来说，穆儒丐还是个比较陌生的名字，他原名穆都哩，字辰公、六田，1880年（光绪6年）生于香山健锐营一个旗人家庭，1903年入八旗学堂读书，此时正值清末新政。1902年，慈禧太后从西安回到北京，开始举办史称的“回銮新政”。穆儒丐也算是新政的受益者。1905年，他作为大清国留学生赴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攻读历史地理和政治经济。但是，当留学6年回国后，却正赶上辛亥暴乱，清廷倒台，作为倒台的统治阶层满洲的一员，穆儒丐只能栖身于军阀安福系的言论机关报《国华报》，任编辑，同时创作小说，直到1915年因为创作小说《梅兰芳》得罪权贵马幼伟被迫离开北京，赴沈阳任《盛京时报》主笔。满洲国覆灭以后，穆儒丐更名为“宁裕之”，1952年起在北京文史研究馆当馆员，于1961年去世。直到近年来，穆儒丐的评论与研究才逐渐为人注意，晚近相关研究有长井裕子《满族作家穆儒丐的文学生涯》，《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2期，张菊玲《风云变幻时代的旗籍作家穆儒丐》，《满族研究》2006年6期。笳声《穆儒丐与王度庐》，《满族研究》2008年2期。

有关这一段历史的“正史”叙述，可参见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洪业：清朝开国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玉漫：《福昭创业记前言》，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3页。
穆儒丐：《福昭创业记》，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 420页。
严复、夏曾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9页。
梁启超：《新史学》（1902）：“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形之家谱而已。”《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737页。《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1925）：“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梁启超全集》，第4102页。
唐德刚：《袁氏当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4页。
【美】戴维•利明、埃德温•贝尔德(Edwin Belda)：《神话学》，李培茱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7页。
《辞源》（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638页。
穆儒丐：《福昭创业记》，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414页。
【英】卡莱尔：《英雄与英雄崇拜》，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页。
【德】卡西尔：《国家的神话》，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年，第235页。
穆儒丐：《福昭创业记》，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96页。
郁达夫：《怀鲁迅》，《文学》第7卷第5号，1936－11－1。
穆儒丐：《福昭创业记》，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613－614页。
【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穆儒丐：《福昭创业记》，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62页。
【美】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北京：北京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德】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第11页。
【明】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中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46页。
纪德君：《论明清历史演义小说作家的创作思想》，《海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第54-60页。
蔡东藩：《清史通俗演义》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页。
蔡东藩：《清史通俗演义》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页。
穆儒丐：《福昭创业记》，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38页。
孙中山：《对外宣言书》（1912年1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当然，此时孙中山还是将“满洲”作为“抑勒民权”的专制渊薮排除在“中华民族”之外的，直到1920年代才有所转变。
在既有的辽金元清史研究中，都存在着这样的论调，不过晚近的“新清史”研究却试图发现和强调满洲作为一个特定民族难以被汉化或者说有意加以区分的认同观念。相关研究参见Pamela Kyle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Pamela Kyle Crossley, Helen F. Siu, and Donald S. Sutton, (ed.) Empire at the Margins,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6. 此一问题，当另文探讨。
除痛哭生第二之外，如许啸天（1887-1946），名家恩，字泽斋，浙江上虞人），著有《清宫十三朝演义》等，主导思想也与之相类。
李纪祥：《时间•历史•叙事》，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1页。

福昭创业记（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上下　儒丐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86年一版一印 开本：32开 页数：313页 删除了1939年版本中的前言部分

多年来，数万藏人为被构陷入狱的丹增德勒仁波切请愿、上访的伤心史

多年来，数万藏人为被构陷入狱的丹增德勒仁波切请愿、上访的伤心史

Tsering Woeser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 - 1 小時前

图1，由我拍摄于1999年6月，在丹增德勒仁波切于雅江县城的陋室。图2，转自网络，于2002年底，丹增德勒仁波切被甘孜州法院判罪。图3，转自网络，近年从狱中带出的丹增德勒仁波切照片。 唯色注：于2002年4月7 日，在康雅曲卡（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被捕的丹增德勒仁波切，蒙冤入狱已整整十一年。据悉，丹增德勒仁波切被关押在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的川东监狱。 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和爆炸罪”为由，被中共当局先判死缓后改无期徒刑的丹增德勒仁波切，是进入21世纪之后，国际上最知名并受关注的西藏政治犯。 对于藏东康区成千上万的藏人而言，丹增德勒仁波切是今生今世的精神支柱。正在牢狱遭受苦难的他，是笼罩在这广大地区的人民心中难以承受的痛。这十一年来，当地几乎没有欢乐的节庆，多少老人在见不到大喇嘛的遗憾中哭着离世。是的，他们一直尊称他是自己的大喇嘛。 这十一年来，藏东康区三万多藏人为被构陷入狱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在一封封请愿书上联署签名、按手印，并派代表到人生地不熟甚至语言不通的成都、北京上访，许多藏人因此被抓、被打、被判刑，却始终救不出自己的大喇嘛。 没有比这更坚持、更忠义、更绝望的救护了。 当近日又传来仁波切的信众因上访北京而被拘捕的消息时，有必要将我所了解的当地藏人多年来为丹增德勒仁波切奔走呼告的伤心史作个简单的整理，定有不全或遗漏，还望补充并包涵： 2011年雅江县藏人僧... 更多 »

西藏流亡組織抵抗運動始末

西藏流亡組織抵抗運動始末

83歲的確紮(Chodak)曾經是名僧侶，五十多年前中國血腥入侵西藏之後他走上了逃亡之路。如今，他在印度山城大吉嶺的一所難民中心靠著修整毛毯消磨 時光，難民中心俯瞰著一所寧靜的茶園。確紮這類西藏流亡者的處境以及他們的非暴力主張在世界範圍內喚起了人們對他們事業的同情。

然而確紮還有過一段曲折的人生經歷。在一段鮮為人知的西藏歷史中，確紮是曾經拿起武器反抗中國統治而又有幸活到今天的遊擊戰士之一。為他的生活烙上印記的不是和平，而是戰爭。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末起，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培訓了數十名藏人（多數是喇嘛），然後為他們配備了武器和無線電設備，連人帶物一起空投回西藏。開展這項行動的關鍵人物是270萬藏民的精神領袖、以和平抵抗運動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達賴喇嘛的一位兄長。“我們當時奮起反抗是為了保護佛教免受侵害，”確紮在一次採訪中說。他的雙眼如今患上了白內障。

這些日子以來，僅僅依靠對和平的呼喚以及偶爾對北京當局的冷嘲熱諷，73歲的達賴喇嘛在一場國際公關大戰中佔據了上風。他號召自己的信徒在世界各地舉行抗 議，包括在剛剛結束的北京奧運會期間，這讓中國政府感到臉上無光。所有這些都令中國官員大為惱怒，並發表了措辭有些誇張的嚴厲譴責。在三月份發生的西藏騷 亂期間，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慶黎指責達賴喇嘛破壞西藏地區穩定，將這位元佛教領袖說成是“披著神聖外衣的狼，是人臉獸心的怪物。”

對於北京當局的指控，達賴喇嘛一概以冷靜的幽默應之。他多次重申，如果西藏的自由運動演變成暴力活動，他將從此遠離政治。他說，去調查吧，如果我們真是煽動者，我們會等待懲罰。

達賴喇嘛曾表示，自己最初並不清楚五十年代進行的武裝反抗活動，但在獲悉此事後，他便立即表示不鼓勵藏民參與此類行動。他還否認任何有關西藏獨立的打算，只是向中國政府施壓，要求給予西藏更多的自治權，保留當地的民俗和語言。

然而這段抵抗運動的歷史、加上它與達賴喇嘛密切的家族聯繫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與中國政府持續不斷的緊張關係。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即便是初步和談都未能取得任何成果。雙方的下一輪談判有望於十月份舉行。

美 國中情局退休官員約翰•肯尼斯•諾斯(John Kenneth Knaus)上世紀六十年代曾負責領導位於新德里的一處西藏秘密軍事基地。他回憶說達賴喇嘛顯得左右為難──從個人情感來說他同情那些英勇的同胞，可另一 方面他又不願公開支持一場血腥的反叛，因為這與他遵循的佛教教義背道而馳。諾斯談到，達賴喇嘛對當時發生的所有事都心知肚明，但他不能為 （反叛者）祈福。諾斯1999年著有《冷戰孤兒：美國和為生存而戰的西藏》(Orphans of the Cold War: America and the Tibetan Struggle for Survival)一書。

達賴喇嘛的二哥、曾是抵抗運動領袖的嘉樂頓珠 (Gyalo Thondup)拒絕就本篇報導接受採訪。嘉樂頓珠通過他兒子Tempa Thondup傳話稱，由於涉及方方面面，眼下不便發表談話，時機敏感且多有不當。而在嘉樂頓珠位於印度新德里和噶倫堡的住所，開門人說這位八十歲的老者 不在家。據包括六名武裝倖存者在內的西藏抵抗戰士描述，嘉樂頓珠與中情局支持的活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嘉樂頓珠加入抵抗運動時具有他那一代西藏人大多不具備的“資質”──流利的普通話以及對中國歷史的瞭解。1949年，解放軍擊敗國民黨部隊、佔領當時的首都南京時，嘉樂頓珠正在那裏求學。後來，他與妻子”──一位國民黨將軍的女兒最終定居在靠近尼泊爾邊境的印度大吉嶺。在五十年代初中情局與嘉樂頓珠接觸之前，他已經在組織藏民逃離西藏，擺脫中國政府的控制。而妻子Nancy Chu則幫助建立了一所中心，難民們可以在這裏學到一門手藝，以此在印度謀生。

中情局的一位發言人拒絕就他們在西藏的行動發表評論。在難民中流傳著一些悲慘和可怕的故事。例如西藏農民Tsering Dakpa回憶說，1954年時他親眼看見幾名中國軍人將他們懷疑的叛亂分子拖出村外，命令他們挖出一條水溝，再灌滿冰冷的水。然後這些人被扒光衣服，扔 進溝渠。只要他們的回話令當兵的感到不滿，就會被開槍射殺。

這位77歲的老者談到這次屠殺時說，我的心都停止了跳動，於是那時我決定加入抵抗。同年，達賴喇嘛趕往北京會見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國領導人，希望為西藏爭取更多的宗教和政治自由。可是在西藏的康區，一場反抗中國政府的抵抗運動已經開始醞釀了。也就是在康區，1956年爆發了雙方最為激烈的一場衝突，當地的理塘寺見證了一場持續了數日的戰鬥。而如今在大吉嶺難民中心度日的確紮就曾經是理塘寺的一名 喇嘛。他記得當時一位將領在談判時要求他們放下武器（寺廟的喇嘛為了防範強盜攜帶有武器）。確紮說，那位將領威脅如果他們不繳械，就放火燒掉寺廟。

“他們說會保護我們，我們不需要帶著武器，”另一位僧侶Nawang Datha說，“但我們拒絕了。”Dakpa和確紮回憶到，理塘寺的僧人們夜晚秘密集結，襲擊了附近的一處軍營。作為回應，中國軍隊在一天拂曉前對寺廟發起進攻。藏民們則用自製手槍、步槍、斧頭和匕首進行反擊。確紮說，人們四處亂跑，我們不知道自己在殺誰。

Datha 的弟弟Tenlay Tenzing騎著家裏的一匹黑馬及早逃離了寺院。軍隊開槍擊中了馬，但弟弟還是逃過了一劫。不過當初看到馬匹的屍體時，Datha以為弟弟也已遇難。後 來在父母的家中，兄弟倆再次重聚。當中國空軍轟炸寺廟時，確紮逃往了距理塘寺步行需幾周時間的西藏首府拉薩，那裏的緊張氣氛遠不及康區。

按照中國政府對理塘寺衝突的官方記載，理塘寺所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政府網站稱，喇嘛們暴力抗拒政府廢除封建農奴制。政府指責當地的叛亂藏民襲擊軍隊和政 府官員、破壞公路橋樑，還姦淫捋掠。該網站指出，有鑒於此，中國共產黨下達了平抑騷亂的重要指令，將之稱為“西藏解放戰爭。”

理塘寺事件，不僅使西藏全境的藏民群情憤慨，也為抵抗運動推波助瀾。看到寺廟不再，許多喇嘛紛紛脫下僧袍加入反抗中國政府的行列。一度內訌的西藏各派系此時也擯棄前 嫌，聯手作戰。後來中情局應該從理塘寺招募到了幾個人，他們希望自己能掌握與中國軍隊相匹敵的現代化裝備和軍事素養。

理塘寺僧人、Datha和Tenzing二人之兄Lhotse化妝成商人逃往大吉嶺。來到這裏後，他便前往拜訪嘉樂頓珠。身為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兄長，嘉樂頓珠在藏民中間已經是一位響噹噹的人物，他的政治主張也同樣廣為人知。聽了Lhotse講述那場失敗的起義經歷後，嘉樂頓珠提出了一個建議。他說，“如果你想參加訓練，也許我可以帶你去個地方。”

據Lhotse的兩個兄弟介紹，Lhotse後來告訴他們，自己接受了這一秘密任務。不僅是Lhotse，嘉樂頓珠還招募了另外五名藏族戰士，並于1957年初將他們送往太平洋上的塞班島，接受中情局的訓練。在那裏他們學會了如何操作無線電臺和現代化武器以及如何設伏。

達賴喇嘛的長兄土登居美諾布(Thubten Jigme Norbu)當時是塞班島上的一名翻譯。據他最年輕的弟弟丹增曲傑(Tendzin Choegyal)介紹，長兄現在的健康狀況很差，無法對此置評。諾布是印地安那大學(Indiana University)藏學專業的一名退休教授。

在塞班島度過六個月後，Lhotse和另一位名叫Athar的僧人被空投回西藏。與當地抵抗組織會合後，二人不但通過無線電向中情局發出了補充武器和供給的請求，還不斷向他們通報抵抗局勢。

前 中情局官員諾斯1999年向國會作證時寫道，中情局曾於1958年7月和次年2月兩次向西藏投放武器。其中包括403只李•恩菲爾德式(Lee Enfield)步槍、60顆手榴彈、20挺機槍和2.6萬發子彈。諾斯估計到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時，中情局已經向反叛人員提供了70萬磅的補給。

中國政府試圖鎮壓拉薩周邊騷亂的行為令雙方關係進一步惡化。1959年3月，達賴喇嘛悄然離開布達拉宮，騎馬逃往印度。受過中情局訓練的反叛人員也隨同他一起，並通過無線電向華盛頓彙報達賴喇嘛的最新行蹤。看著這位西藏精神領袖即將安全穿越中印邊界，反叛者們一片歡呼雀躍，連連向達賴喇嘛揮手。而達賴喇嘛也向他們揮手。確紮說，在他看來，達賴喇嘛的揮手示意是在向他們賜福，然後他們就繼續回去戰鬥了。

達賴喇嘛的助手指出，當時這位藏族領袖對反抗運動並不十分瞭解，也不清楚中情局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達賴喇嘛駐新德里代表丹巴次仁(Tempa Tsering)說，達賴喇嘛的兄弟的確向他隱瞞了這些事──這也是為了他好。

就在嘉樂頓珠投身中情局支持的抵抗運動時，Datha和弟弟Tenzing也加入了進來。Tenzing回憶了1959年抵達位於科羅拉多州洛基山一處隱蔽 訓練基地赫爾營(Camp Hale)時的情景。他凝視著松林，仰望著白雪覆蓋的山頂。“我覺得自己好像回到了西藏，”他說。諾斯在呈遞國會的書面證詞中指出，藏民在科羅拉多州接受 秘密訓練的狀況一直持續到1964年。嘉樂頓珠的另一個兒子、也是他私人秘書的凱度頓珠(Khedroob Thondup)談到，父親四處奔走，在宣傳西藏困境的同時也招募戰士，並培養同海外情報機構的聯繫。難得空閒時，一家人會到大吉嶺霧氣籠罩的山中去野餐。孩子們擺弄著嘉樂頓珠的老式溫徹斯特(Winchester)步槍，父親有時還會教他們如何修剪玫瑰。

不過在西藏，反抗活動也漸漸偃旗息鼓。中國政府先進的無線電技術比對手更勝一籌。他們的空軍力量擊退了西藏反抗者。而中情局派往當地的特工大部分不是被捕就是遇害。

照片攝於六十年代，反抗軍的戰士正在尼泊爾與西藏邊境上巡邏

在混亂中，抵抗戰士們向藏南撤退至尼泊爾境內的莫斯坦山區基地。那裏的戰士們說，嘉樂頓珠定期出現在營地，為大家鼓舞士氣。“你們無需擔心食物和供給，我 們背後有人為我們考慮這些，”Nyima Namgyal援引嘉樂頓珠的話說，這名反抗戰士當時在莫斯坦曾聽見過嘉樂頓珠如是說。

Namgyal還指出，他們覺得“背後的人”就是美國。65歲的Namgyal目前住在達蘭薩拉一所養老院。

由於太多人一下子湧入莫斯坦，這裏的供給開始吃緊。確紮說，為了購買必需品，他變賣了自己的刀和系在脖子上的護身符。戰士們還洗劫了西藏境內的農場，為的就是搶奪羊只，以此獲得食品和羊毛禦寒。

對於莫斯坦組織來說，內訌的威脅不亞於中國軍隊。據Tenzing回憶，一些藏族戰士抱怨指揮官中飽私囊。1968年，帶著對抵抗運動蛻變的厭惡，Tenzing離開莫斯坦，回到大吉嶺開了一家小吃店。

而 對於美國人來說，到了六十年代末，援藏行動也漸漸失去了意義。中情局幾年前已關閉了訓練營，並逐步減少了供給。面對越戰泥潭，美國政府擔心在另一起亞洲沖 突中越陷越深。1972年，時任美國總統的尼克森(Nixon)會見了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毛澤東，從而掀開了兩國關係的新篇章。

對達賴喇嘛而言，一個新的對華立場也將成型。七十年代初時，他試圖解散抵抗組織，結束雙方的流血衝突。確紮說，1972年他在達蘭薩拉見到了達賴喇嘛，一番聲淚俱下的會面後，他決定結束同中國的戰爭。

不 是每個人都同意離開莫斯坦。達賴喇嘛的發言人丹增塔拉(Tenzin Taklha)說，有些戰士寧可開槍自殺或是自刎也不遵從達賴喇嘛的命令。那時，雙方的戰爭可以說是基本結束了。1974年，達賴喇嘛曾在其住所一間灑滿 陽光的會議室裏，與助手聚在一起。他在近日的一次採訪中回憶道，我們達成了共識，與中國政府對話是遲早的事，獨立已經不再有那麼重要的意義了。

而在其中牽線搭橋的應該是雙方都熟識的一個人，那就是達賴喇嘛的兄長嘉樂頓珠。

(Peter Wonacott ── 原載 華爾街日報中文版  Tuesday, September 02, 2008)

维族学者：新疆现在很疯狂 文革都没这样

——伊利哈姆：维族人何以有一种挫败感

一方面在新疆搞大量的开发区，污染企业随之向新疆转移，同时带去了大量大陆的资金和移民；另一方面带动了物价飞涨。09年的时候，30多块钱买一公斤羊肉，现在60多块钱，老百姓能吃得起肉吗？新疆当局恰恰强调的是，这几年民生方面做得不错，但我看到的恰恰是，最近四五年以来，新疆老百姓尤其是维族人在民生方面遇到的问题最大。09年之前，新疆虽然有些地方禁止留胡须，但没有像这么疯狂，这么普遍。这种做法很愚蠢，历史上，全世界都看不到这种做法。禁止胡须，限制穿戴，这些都成了禁止的范围或者干涉的范围，即使文革的时候也没有这样。

最近几个月，新疆暴力事件频传，四月中旬发生巴楚血案，6月底7月初，仅仅3日之内又发生两起暴力事件。“七五事件”四周年，警方如临大敌，乌鲁木齐笼罩着一种不祥的气氛。为什么新疆暴力事件频发？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维吾尔在线”站长，维族人伊利哈姆∙土赫提从维族内部社会结构近两年的变化，维吾尔族农民和青年的境遇，当局的新疆政策，以及维族人在权力层面的代表性等几个层面做了解读。伊利哈姆∙土赫提认为，维吾尔人是一个有梦想、有历史、有信仰、有文化、群体意识很强的民族，当局应该帮助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成功，采用使一个民族失败的管理方式只会适得其反。高压持久下去，最后只能导致整个民族形成一种抗争文化。不过，形势虽然严峻，伊利哈姆∙土赫提相信，只要中央下决心调整政策，新疆问题还有望解决。

维吾尔族内部社会结构发生了新变化

法广：从4月发生巴楚血案起，最近三日之内又发生了两起暴力事件，暴力事件越来越频繁，如何看这一现象？

伊利哈姆：我不是事后诸葛亮，其实，09年我被扣留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谈过。当时我大胆预测，将来新疆这种暴力冲突会增加，在未来的五年或十年，这种零星事件可能演变成一种运动。我当时说这些话的前提条件是，当局应该利用这个时机调整新疆的政策，使老百姓相信能够通过理性的、和平的、法律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诉求，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但是，从现在来看，当局没有做到。老百姓现在不相信可以通过这种理性的、和平的、法律的途径解决一些问题。而且，最近情况又有变化，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这几年，中国的劳工形势发生了变化，物价不断上涨。现在汉族的民工是劳工荒，在新疆，50年代，60年代，甚至80年代，农民，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中专生，都可以到企业当职工。可是现在汉族企业、民营企业不招，国有企业也不招。农民在农村没有多少耕地，城市化和工业化又加剧了跟农民争夺资源。拆迁，建立开发区，维吾尔农民拥有的人均耕地越来越少。而且，现在这里的年轻人跟中国其他地区的人一样，不愿从事低效率、收入少的工作，不愿意到一些落后的地区从事农业活动，因为这些农业活动不能满足他们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需求。况且，从某种程度上讲，维族的农民又跟汉族农民不一样，汉族的农民可以不断地转移到城市或者转移到服务业，成为工人的可能性很大。但维族农民的出路很狭窄，要么就在维族餐厅，要么就在为数不多的维族企业工作。但是现在维族的大学生也大量失业，就跟农民争这些工作。这意味着维族的大学生工人化农民化，而维吾尔族农民的处境越来越悲惨。可是中国的学者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都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就是说没有注意到新疆维吾尔族内部社会结构的变化。他们只看GDP，但GDP背后的问题没有注意到。

法广：整个就业市场如你所说，汉族也面临劳工荒，但还有向城市转移的可能性，维族农民面临更严重的就业困境，包括维族毕业的大学生也大量失业。这同大量的大陆人到新疆找工作也有关系？

伊利哈姆：不仅仅如此。还有一个问题是最近四到五年，新疆大搞安居工程，修建保障房等等。但看看数据，其实很多房子分配给了兵团和新去的移民。社科院的人告诉我，有人在阿克苏搞了一个调研，当地的一些保障房和经济适用房里面反而没有住上当地的人。与此同时，一方面在新疆搞大量的开发区，污染企业随之向新疆转移，同时带去了大量大陆的资金和移民；另一方面带动了物价飞涨。09年的时候，30多块钱买一公斤羊肉，现在60多块钱，老百姓能吃得起肉吗？新疆当局恰恰强调的是，这几年民生方面做得不错，但我看到的恰恰是，最近四五年以来，新疆老百姓尤其是维族人在民生方面遇到的问题最大。

当局管理的方式应该使一个民族成功而非使其失败

法广：除了民生问题外，维族人是不是感觉到有一种歧视存在，到底存在不存在歧视的问题？

伊利哈姆：我不知道你看不看“维吾尔在线”，最近几年，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新疆的不平等问题。这里面包括歧视和反歧视的问题。我开玩笑说，2014年，是“维吾尔在线”反歧视年，2013年是维吾尔人反宗教歧视年。

09年之前，新疆虽然有些地方禁止留胡须，但没有像这么疯狂，这么普遍。这种做法很愚蠢，历史上，全世界都看不到这种做法。禁止胡须，限制穿戴，这些都成了禁止的范围或者干涉的范围，即使文革的时候也没有这样。

当局这样做是违法的，没有法律依据，自己像黑社会一样，不依靠法律，那老百姓相信什么依靠什么。结果维吾尔人越来越自我封闭，同时他们很着急，很多人得了焦虑症，很多人在问，我们该怎么办？当局在新疆对付维吾尔人的方式是什么？他应该使这个民族成功!帮助这个民族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成功。但在新疆，当局却是在用一种使这个民族失败的方式去管理，使这个民族失败的方式要达到统一新疆稳定新疆是走不通的。只能得到族群的反对。

法广：只有让他们有成功感，才能让他们安居乐业，才能让他们感到融入到了这个大家庭，是吧？

伊利哈姆：是。但现在他们有一种挫败感，有一种失败的感觉。这个不仅仅是农民的问题，也是知识份子、干部、学生，就是说各个阶层的问题。对新疆我以前很乐观，现在我很担忧。简单地举个例子，比如像我，要是换了汉族，我的处境能像现在这样吗？那么多年，我一直就是一种对话的心态、一种建议的心态，我想缓解这种矛盾，疏通维吾尔人和政府，维吾尔人和汉族之间的这种隔阂，可像我这样的人也是被打压的对象。而且打压得越来越厉害。想想看，整个新疆的情况会怎么样？

打压成为一种群体的感受

法广：为什么不采取疏通的办法？打压是因为当局害怕吗？如果是这样，当局到底害怕什么？

伊利哈姆：一个是当局知道新疆问题很多，而且自己做得不对。他也知道老百姓的情绪，所以他害怕。新疆更往西的那些地方，包括中东中亚都发生了一些改变。包括思想上的改变，发生了一些运动。当局可能担心这种改变会影响新疆。另一方面，新疆内部确实存在各种可能性。新疆是中国各种矛盾最集中的地方。中国其它地区有的矛盾，新疆有；中国其他地区没有的，新疆也有，有些还更突出。

法广：在种种担心里面，给人感觉好像当局最担心的是分裂，您觉得真的存在着一股分裂主义势力吗？

伊利哈姆：说起来好像当局最怕的是分裂，但我觉得，这个当局心知肚明，他们完全可以应付。其实，新疆的分裂主义的势力没那么强大，也没有一个真正的组织。恐怕当局真正害怕的是新疆维吾尔人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这种认同是一种群体的认同，在一种打压成为一种群体的感受的时候，当局肯定害怕。在中国，为什么当局不害怕汉族老百姓，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群体感，每个个体都感到了不平等，感到了不合理，但没有群体的感觉。可是维吾尔作为一个有信仰、有民族意识的民族，他的群体感越来越强。宗教活动被打压，比如说不让我出门，可能其他维吾尔人也感觉到：不让我们出门。不让你去清真寺，不让你去念经，大家就会产生同样的遭打压的感受。这是一个群体的感觉，是一个民族的感觉。当局在新疆怕的就是维吾尔的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历史认同。

法广：如果我没理解错，新疆暴力活动越来越频繁，一个和经济上的压力，经济待遇不平等有关系，另外一个就是没有把这个民族向成功的方面去帮助他，去扶持他，这和当局的政策导向有很大的关系吗？

国家应该主持正义

伊利哈姆：当局对付新疆还是老办法，就是采取高压。新疆这几年，你看增加最多的是什么，是警察，武警，包括协警和一些维稳的力量。我们看到一些判决的案例。判得越来越多，而且处理的方式越来越严。二月份一个案子就是因为上互联网被判刑。被判的好像是20人，罪名是他们把境外的一些媒体的文章存在U盘里。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他们被判刑6年。最近还有一次，有19个人被判刑，罪名是观看了境外的视频，上了境外的网站，被判刑5年。这种方式，老百姓能活下去吗？作为一个大学的老师，我在北京，我也感觉到维吾尔人的处境越来越难。当局应该注意到，在新疆无论实施哪种政策，他应该关注的是公正、公平，让这里的人民感觉到，无论你是什么民族，都得到了平等的对待。政府要平等地对待，要主持公义。民间之间的歧视永远是存在的，法国，美国也存在。但作为国家，作为政府，他应该主持正义。他的依据是法律，是道德，是一个地区的历史。但当局恰恰没有顾及到新疆的这些问题，只顾及一些短期的政策，掩饰自己的政策，修饰自己的政策。

维吾尔人在权力层面越来越缺少代表性

法广：好像政府说我们这些年给了新疆大量的投资，我们也希望各民族团结，我们也采取了好多对大家都有利的措施？

伊利哈姆：刚才你谈到的其实在国内都在说。但关键是当局所做的并没有带来具体的改变。当局的这种投资，这种所谓的援疆政策，跟当地的维吾尔人有什么关系？群体之间，民族之间的分配越来越不公。就从权力层面来看，从中央到地方，维吾尔人的代表性越来越少。自治区15个常委，只有4个维吾尔人。甚至在中央，原来一直有两个代表，一个政协副主席，一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现在只有一个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而且这个副委员长还兼职新疆人大常委会主任。但他既不是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也不是自治区党委的常委。

法广：维吾尔族干部在基层的情况如何，在维族自治区能占到多大的比例？

伊利哈姆：在自治区，原来有维族人担任自治区副书记，现在没有一个维族副书记。在各个地方，从公安到政法委，有些地区甚至维族的位置是空缺的，有些位子被其他的更小的民族替代。不过，跟以前不一样的是，新疆政府比以前聪明，会宣传。宣传得比以前好一点。从宣传层面，好像当局很关注维吾尔族的民生，关注维吾尔族的权利。实际上我们看到，在新疆，当局所做的没有涉及权力的调整，包括没有注意到新疆内部社会层面的这种不平等，包括各个民族之间的不平等。而且最近几年，这种不平等越来越突出。维吾尔人感觉越来越不舒服。

现在是调整新疆政策的关键时刻

法广：您好像比上次我们采访的时候要悲观？您觉得新疆问题如何解决，最终的出路在哪里呢？

伊利哈姆：我现在觉得，我并不是像很多人一样很悲观，也不是很乐观。09年，10年，张春贤书记去新疆，我觉得也许透出了一个很大的曙光，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调整。但新疆当局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时机。不过我也相信，只要中央有大的决心，只要新疆自治区党委，张春贤书记有大的决心，现在也完全来得及，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完全是亡羊补牢，已经来不及了，不是这样。我悲观的只是过去的这几年，我很期待，但新疆当局确实失去了最好的时机。不过，现在仍然有机会，新疆那么多的问题，我们能不能赶紧重来，能不能现在就下决心？以最快的速度，大智慧，来一个大的调整？怎么调整？要听取维族民间的各种意见，当局要是觉得正式的方式从政治上来说行不通，能不能采取非正式的方式？开一些研讨会，组织一些正式的调研大队，不是跟上次一样，很庞大，但只是形式上的东西。现在，我觉得应该是调整政策的关键时候，而且原来民委的主任，蒙古族的，他当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秘书长，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民族政策上一个大的调整的开始；还有一个方面，像以前中央新疆协调办公室设在政法委，现在挪到国家民委，办公室成员也有国家民委的主任，我以为这是一个调整的开始。

持久高压，抗争就会成为整个民族的文化

法广：调整具体从哪方面开始？减压，民生问题，待遇，机会均等，民族之间互相疏通等等？

伊利哈姆：新的领导人刚上台，需要一定的时间，他们在国内其他方面的政策我们现在也不是看得很清楚。我以为现在是要调整的时候，但新疆又出了这些问题。新疆出了问题，当局只强调压、压、压，高压再高压，形成恶性循环。高压在新疆只能得到一个高反弹。像这样下去，抗争就会形成一种文化，将不仅仅是一个抗争的事件，或者一个村子出了问题，而是整个民族可能会形成一个抗争的文化。我了解我的民族。这个民族是有梦想的，这个民族是有很强的历史文化、民族传统。他如果不被尊重的话，在这样一个开放的年代，一个互联网的时代，这个民族他可能会走向全面的对抗。可能会形成一个民族的运动。也许我说这个话可能会带来对我很不利的局面，当局可能不高兴，但是我不得不说，当局的做法很愚蠢。

法广：你一方面对新的领导班子抱有期望，您觉得解决新疆问题来得及，但是另一方面，你觉得当局的一些做法很愚蠢，现在必须彻底改革，要不然的话？

伊利哈姆：你想一想，现在要是再来不及，当局要是再不调整，将来怎么办？中国民主化以后怎么办？中国民主化谁都不可阻挡的。但我最担心的是政府制造的这种东西最后要由双方的民众来买单。如果是政府造成的，仅仅是政府和老百姓层面，这个通过政策改变，制度改变，政府发出善意是可以进行调整的，但是现在这种东西如果持续的时间长久的话，如果变成民族之间的全面的仇恨的话，哪怕制度改变，政策改变，也无济于事。仇恨，只有一代人完了，才可能有希望淡化。但这个需要几百年，中国没有那么多时间，汉人没有那么多时间，维吾尔人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我希望境外的汉语媒体，华人媒体也好，国内的学者也好，政府里面的人也好，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团结起来，要关注共同的问题，民生、民权、民主，法制。我们要共同扶持，共同推动，我们要共同争取我们的未来，我们要呼吁，不要让一些矛盾最后成为老百姓之间的矛盾，我也呼吁当局要调整政策，不要成为历史的罪人。

「我們的目標是東土的獨立」——訪新疆獨立運動領導人貝肯將軍

曹長青

當這個只有一米六三高的瘦小老頭兒站在你面前時，你無法相信他就是那個傳奇式的人物——參加韓戰的土耳其軍隊炮兵中尉，「中央條約組織」的參謀總長，北約在阿富汗的指揮官，新疆獨立運動的最高領導人貝肯（Riza Bekin）。 他的追隨者都稱他「將軍」，但是這個慈祥、和藹、戴著黑框眼鏡的白髮老人，卻更像是一個大學圖書館的館長，或者一個退休教授。 他的聲音是柔軟的，就像他的組織的政策，「我們的目標是東土的獨立，但是我們用和平手段，反對暴力。」最近在「東土民族中心」的伊斯坦布爾總部的辦公室，貝肯先生接受訪問時說。 1926年他出生在新疆和田，九歲的時候，就開始和父母一起逃到印度，然後到土耳其，開始了一生的流亡生活，因為他的舅舅是當時起義反抗中國人統治的東土領導人之一，起義被當地的中國軍閥、後來擔任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農業部長的盛世才鎮壓。 貝肯是職業軍人，他在七十年代末退休時，是由美英和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組成的北約延伸組織「中央條約組織」的參謀總長，這個軍事集團在伊朗何梅尼政變之後才取消。之後他又擔任土耳其總理的內閣顧問九年。 正是這種資歷，當來自全世界的40多個新疆流亡組織在安卡拉秘密聚會三天，決定聯合成一個統一的新疆抵抗組織時，他成為唯一的候選人，被選為類似一個新疆流亡政府的「東土民族中心」的首任主席，成為流亡新疆人的領袖。 雖然東土抵抗組織的總部在伊斯坦布爾，但土耳其只有四萬東土流亡者，絕大多數在哈薩克斯坦，據「東土民族中心」的估計，那裡有150萬。而且一些主張用武力對付中國人的新疆人組織，也大多在那裡，他們並不聽從貝肯的「中心」指揮。 身經沙場，職業軍人出身的貝肯，也像剛剛當選以色列總理的前將軍巴拉克（Ehud Barak）一樣，特別熱愛和平，希望用溝通談判的手段解決種族衝突。「我們信奉民主、人權的價值，民族自決是世界的潮流，我們不願意看到流血，不管是東土人，還是中國人。」 但是，新疆人的反抗運動可能正向他希望的相反方向發展。1997年新疆伊寧爆發了大規模的示威，有近5000維吾爾人被逮捕；隨後不斷有中國軍隊被伏擊，當地公安部門被擊毀，監獄被劫，以及北京的公共汽車被炸等消息。據中國官方公佈的數字，僅去年，就在喀什地區破獲了兩個製造炸藥和軍事訓練的基地，並在邊境截獲了四輛向新疆偷運武器的卡車。中國政府展示的繳獲的新疆獨立組織成員使用的武器中，包括沖鋒槍、鋼筆手槍、遙控炸彈、手雷和體溫炸彈等。 不論是在內部還是外部，新疆人使用暴力反抗中國統治者的傾向越來越明顯。自從主張非暴力的東土流亡領袖艾沙——新疆人中的達賴喇嘛——1995年在伊斯坦布爾去世，實際上就沒有誰能夠制約住新疆人用武力反抗中國統治者的行動。 原蘇聯垮台後，分出好幾個突厥人國家，像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等，加上土耳其，聯合國有了七個突厥族國家。突厥人的共同族裔意識空前強烈，來自全球34個國家和地區的「突厥世界大會」在過去十年就開過五次，「世界青年突厥大會」開過六次。 巴勒斯坦人和北愛爾蘭人在爭取獨立上的成功也鼓舞了東土人的士氣。達賴喇嘛流亡四十年來一直堅持非暴力，最近又向北京讓步，放棄西藏獨立的要求，僅僅要求真正的自治，但仍遭到北京的拒絕。西藏人的失敗，更使新疆人認為，對付獨裁者和殖民統治者，只有使用武力這種語言，他們才聽得懂。 「我反對任何暴力手段，但對東土人的武裝反抗，我能理解，因為中共太殘暴。這是正當防衛。」貝肯先生用流利的英語說，「他們不是為了獨立而採取暴力手段，是為了擺脫死地、被殺，而被迫反抗。」 地處伊斯坦布爾市鬧市區的「東土民族中心」有一個大院，裡面有11個房間，它是土耳其議會通過法案，「借」給東土流亡者使用的，一直借到他們能返回家園。新疆的流亡者，經常到這裡聊天，聚會，或者吃頓「中心」廚師做的地道的家鄉拉麵。他們把這裡當做家。 「在伊斯坦布爾和烏魯木齊來回做生意的四、五百東土商人帶來各種信息，」73歲的貝肯一臉淒苦地說。「北京向東土大量移民，摧毀我們的文化，作為一個民族，我們正面臨滅絕的危機。」 當被問到面對信奉暴力的北京政權，堅持「非暴力政策」能不能運作時，這位老將軍沒有正面回答，強調中共不會長久，「12億中國人也不會同意這樣專制的政權長久存在下去。而且中共本身也在發生變化。」 在伊寧暴動發生之後幾個月，北京駐土耳其大使姚匡義曾約他一起吃飯，席間邀請他回新疆看看。但卻不能肯定他回去後能不能談新疆問題。他沒有同意。 「北京如果同意東土真正自治，我們會考慮，但北京必須接受我們最終獨立這個目標，」他的口氣像一個士兵。「東土人獨立的願望是誰也消滅不了的，我們的傳統是說真話，不拐彎抹角。只有在真實的基礎上，才能談出實際的效果。」 東土獨立運動雖然得到土耳其等突厥國家或明或暗的支持，但他的「中心」正試圖邁出穆斯林國家這個圈子，爭取西方國家的支持。貝肯將軍準備秋天到美國訪問，和美國國會議員會晤。 他說如果有人邀請，他很願意到台灣看看，「對我們來說，台灣就是一個國家。哪個民族想獨立，我們都支持。」貝肯對台灣總統李登輝的「七塊論」很感興趣，他說要找到《台灣的主張》這本書，把它翻譯成維語。 當被問到如果有機會見到兩岸的領導人他想說什麼時，他毫不遲疑地回答，「我會告訴江澤民，停止在新疆的殘暴統治。東土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是中國之外的一部分。」對於他從沒見過面的李登輝，他很有好感地說，「我會先問候他，希望台灣支持我們。台灣有在國際上被北京打壓的痛苦，能體會我們的處境。」 在他的辦公室牆上，掛著東土和土耳其國旗，和土耳其之父阿塔土耳克將軍的畫像。76年前，阿塔土耳克在崩潰的奧斯曼帝國的廢墟上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國。他說這個畫像傳遞出預言般的前兆，在共產中國崩潰的廢墟上，一個獨立的東土共和國將誕生 （載台北《自由時報》1999年10月11日）

疆暴力事件真相 和田襲擊是警察開槍鎮壓示威十多人死

——新疆民間消息 官員證實和田襲擊是警察鎮壓示威十多人死

RFA/臨近新疆7.5騷亂事件四周年，鄯善縣及和田地區先後爆發嚴重暴亂及襲擊事件，本台維語組從當地官員獲悉和田事件的細節，指因清真寺被關閉引發和田市上周五有數百名維族示威遊行，警方開槍鎮壓，十多人死亡，數十人受傷，超過百名示威者被捕。大批軍警緊急調動至和田地區。(海藍報道)

本台維語組報道指，和田縣罕爾日克鎮第十三村村委書記麥科賓(音譯)(Abdulla Metkurban)表示，因為當局關閉一間清真寺，並拘捕數名維族人，包括一名年青宗教領袖，引致數百名維族人遊行示威，被警方鎮壓，他估計10至15人死亡，超過50人受傷。

他又指，上周五(6月28日)晚上的黨員會議中，他與其他村長看到由警方提供的“流血示威”録像，示威者大約三至四百人，他們遊行前往和田巿，警方阻止及拘捕示威者時，示威者騎電單車或乘車逃走，警察向逃走的示威者開槍，當中有人死亡或受傷。

麥科賓相信，最少二百名示威者被捕，並指7名來自其村的居民，在逐戶的搜查行動中被捕。

此外，周五當天，最少3名漢族人在和田巿團結廣場另一宗暴亂中被殺。麥科賓又指，他所得消息是，一群維族人持刀襲擊5名漢族人，其中3人死亡，其餘受傷，事件引致嚴打及搜捕行動。

和田縣人大代表主任韋力育(音譯)(Abdulhekim Weliyop)亦證實，罕爾日克鎮(Hanerik township)發生可怕悲劇，有人傷亡，具體數字未知，警方將儘快提交報告，他又補充，近日的維吾爾人襲擊事件，源自激進主義。

而另一名維吾爾農民則指，逾二百人在周五“主麻日”禮拜後，遊行至團結廣場抗議，郤演變成鎮壓，警察及軍車迅即趕至現場，開槍鎮壓示威者，超過5人死亡，很多人受傷，具體數目不清楚。

就開槍鎮壓示威者，記者曾致電和田地區、和田縣公安局，電話沒人接聽。

和田地區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一名官員表示不知道此事。

和田巿團結廣場附近餐館職員指，周五有數百名維吾爾人在廣場鬧事，不知道是否有傷亡，這邊跟廣場有一段距離，她沒聽到槍聲，但聽說抓了不少人。下午約四時，巡警到處廣播叫商戶關門，他們才知道發生大件事。這兩天，街上到處都是武警，行人甚少，巡邏的警察更多，民眾害怕外出，餐館也不敢營業至深夜。她又指，此事發生後，周六的武警誓師大會，遊行隊伍亦經過廣場。

她說：聽說有幾百人鬧事，也不知道，我們也沒見，廣場那些人肯定是維吾爾族，也不知道有沒有傷亡，我們也不知道。聽那個巡警開著車，全部通知，在路邊拿著喇叭喊讓關門，聽別人說可能抓了不少人(維族人)。

中國官方媒體僅簡短報道和田該宗的襲擊事件，與本台維語組的版本亦有不同，《環球時報》引述消息指，周五中午，百多名滋事者在墨玉縣宗教場所聚集後，騎上電單車，攜帶刀具等凶器，試圖衝擊縣公安局，警方啟動應急機制平息事件。另外，《天山網》則指，同日下午約3時半，和田縣罕爾日克鎮發生一宗群體持械聚集鬧事事件，公安依法抓捕鬧事者，事件很快平息，沒有人傷亡。

另外，新疆三日內兩個地方發生襲擊案件，除和田地區外，吐魯番鄯善縣上周三(6月26日)發生的襲擊事件造成35人死亡，20多人受傷。隨後的周六，新疆當局在五個城巿進行駐疆武警部隊維穩誓師大會，各地進一步加強安保措施。

在香港的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指，新疆和田凌晨氣氛緊張，大批軍警車輛緊急調動，政府部門的電腦互聯網全被切斷，公務員電話不能發放及接收短訊。

而總部設在德國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發言人迪里夏提指，新疆各地區採取特別措施，所有的縣、鄉、村之間部署武裝人員盤查，嚴禁民眾跨縣、跨鄉、跨地區自由流動，任意扣押或盤查現象嚴重。所有進出烏魯木齊巿的國道，部署武裝人員清查，並嚴禁任何人在沒有公安局發的特別證明，進入烏魯木齊。此外，當局已啟動戰備狀況。

迪里夏提說：這個部隊的部署、軍人的進駐，現在不只是在和田，在喀什的周邊，阿克蘇、吐魯番，包括北部的伊犁地區，現在當局都啟動了戰備狀況。

他又指，臨近7.5事件周年，當局加強在當地的壓制，這種壓制只會引發對維吾爾族的公開挑釁，這種挑釁將會引發新的動蕩，為避免動蕩，中共政府必須更改目前在當地推行的歧視政策。

此外，新疆公安廳發出通告，鼓勵民眾檢舉揭發暴力恐怖活動，若能提供線索，在公安破案﹑拘捕恐怖份子中起到發揮作用，給予5萬至10萬元人民幣獎勵。通告同時表示，對知情不舉﹑包庇﹑窩藏﹑幫助恐怖份子，則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另外，公安廳周二宣布，收繳管制刀具等危險物品。

就涉及近年多宗暴力恐怖案件，新疆公安廳發出通緝令，追捕在逃的11名維吾爾族男子，他們自2011年至今，涉及殺人、燒屍、爆炸、企圖襲擊政府機關及公安警察等。

就歐盟駐華使團大使對新疆事件發表評論，要求中國提高該事件調查的透明度，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被問到此事時回應指，暴力恐怖主義不僅是中國人民的敵人，不僅是新疆人民的敵人，他也是全人類的共同敵人。如果在這個問題上，採取雙重標準，姑息和縱容暴力恐怖勢力，到頭來可能會害人害已。

2009年7月5日，烏魯木齊巿爆發大規模維吾爾人示威導致騷亂，維族人不滿當局對韶關漢維械鬥的處理方式，7.5事件最少造成197人死亡，1721人受傷。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zhongkang　　　　　　　　　來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