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18日 星期二

铁流:不准人聚会饭醉,是哪家的法律?

 来源:参与 作者:铁流
    
     (参与2010年10月22日讯):朋友转来丁东先生新写的愤懑文章,因此事与我有关故贴上博客。 (博    我是《执行宪法第35条,废除审批制,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公开信》的发起人之一。
    自此信在网上贴出后,不少境外媒体对我进行采访,我当然如实回答记者们提出的问题,但立即遭到当局的打压。10月14日那天,法国电视一台三位老外扛着机子来京城俱乐部找我。我是这里创始会员,有近十五年的会籍历史,上至总经理下到每个服务员,几乎都知道我是个最守规则的和善老头。每天来早餐,游泳,然后洗完澡回家。
    尽管他们是中外合资的老牌企业,又是美国佬在管理,但不敢得罪权力,仍不允许我在这里与媒体直面交谈。我便将采访地点改在大厦花园,那里空旷,一片绿草,没椅没凳。法国记者真竞业,那个叫玛丽的年轻姑娘,竟跪着扛摄像机拍镜头,使我感动歉然。想不到奉上峰指旨示的大厦保卫科,派来三四个黑衣大汉驱赶法国记者。我愤怒了,不得不大声咋呼:你们这样做丢尽了中国政府的脸面,当今全世界的人都在谴责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你们还嫌不够,竞然火上浇油,还大干特干,难道不感到羞耻吗?我在帮中国政府顾这张脸哟!请放心,我是中国人,说出的话不会伤害民族和政府,甚至会尊重共产党。终归还是草草收场。
    
    我真不知当权者怕什么?我不就说说心里话而已:中共应尽快开放言禁,兑现宪法35条;中宣部不要再搞新闻出版的审批制,尽快实行登记制;刘晓波获得诺贝尔的和平奖,归功于胡XX判他11年徒刑,要不怎么拿得上?既然成全了他获奖,就再成全他去领奖!
    
    这是实话,也是实情。错了吗?
    
    当局为了封住我这张说实话、吐实情的嘴,怎么办?最后把我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度假”。为了国家“维稳大局”,我“积极”配合,不配合行吗?之后,多家外国媒体打电话来,我只好说:对不起,在外地。几时回北京?不知道。
    
    我以为中共五中全会胜利闭幕后,我就自由了!可以说话了!没想到门岗依旧,外出有尾。可我是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老顽固”,闷得慌,总想和朋友见见面聊聊天,消消心中不舒之气。
    
    记得上年3月17日“茶叙”闹得一天风雨,我百思不得其解,几十人吃顿饭有什么了不起?后来一位负责人告诉我:吃饭可以,不得超过30人。我谨遵“指示”:凡上30人的“饭醉”既不约请也不参予,够模范了吧!为了庆贺五中全会,把我等善良守法公民带到“民生”社会,约了不到七位朋友,可仍“违规”了。不但午餐被“和谐”,还使参予者人人遭警方约谈。今天早晨起床,应邀朋友急匆匆打来电话:我出不了门,几个便衣堵在门前。我能说什么呢?苦苦一笑:那就改日吧!
    
    我的待遇同样如此,两人跟着,寸步不离。“稳是稳定了”,可心里气难消。丁东先生说得好:“和谐”掉今天的饭局不难,让互联网时代的公众莫谈国事却很难办到。因为国人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也不再恐惧。”
    我们有什么恐惧的呢?政改就得从言论自由,新闻解禁开始。追求民主自由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我坚信中国一定有政改那一天,只在于时间的早晚,这个早和晚就在于我们敢不敢放言国是!天下者乃百姓之天下,国家者乃百姓之国家。无论“家天下”、“党天下”都是行不通的,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如果执政党无意于启动政改,公民无妨从捍卫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开始。这是最紧迫的政改,也是最具体、最具操作性的政改。言论自由是宪法35赋予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我们的第一权利,也是公民的最后权利。一个人不自由发言,就是放弃自已的权利。每个公民一定要有主人公的意识,发表意见思考问题,切不可屈服于任何恶势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有权自由思考,并且有权发表思考的成果。公民不但有发表这些成果的权利,而且什么都可以思考,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
    
    我们23人发起这份公开信就是这个目的,要大家起来说话,只要我们的说话不对社会造成直接危害,没有侵犯到其他公民自由,纵然发表了错误言论而不应受到追究。公民有信社会主义的权利,也有不信社会主义而信普世价值和宣传普及普世价值的权利;有权批评执政党和任何一级政府权利。公民不但享有这些权利,而且有权在报刊杂志互联网公开发表这些意见的权利。如果在执政党和政府控制下的媒体不能发表,公民完全有权自办媒体发表。国家不但无权对公民言论自由权的行使设置重重障碍,反而有责任采取有力措施,切实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权的实现,任何不作为都是国家的失职。公民言论自由不受任何非法侵害。可是今天一些部门竟然不准我们聚会饭醉,这是哪家的法律?我们反对,我们抗议!请中共遵守宪法,要“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不要再干这种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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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丁东先生文章:
    
    今天中午,有朋友邀请午餐。参加者中既有今年10月1日《执行宪法第35条,废除审批制,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公开信》的发起人,也有10月14日《关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声明》的发起人。当局提前获知信息,分别登门拜访,与邀请者和受邀者打招呼,并派警力值守,这顿饭自然是吃不成了。
    
    于我来说,吃不吃这顿饭倒是小事。但对当局来说,如此维护稳定是否明智,却是一件值得讨论的大事。
     
    发起10月1日签名的辛子陵先生我认识,他年过古稀,本是一位体制内改革的推动者,对胡温寄予希望。要求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不过是促进当政者在不失去执政地位的前提下,把宪法落到实处,因而得到李锐、胡绩伟、江平诸公的支持。发起10月14日签名的徐友渔等先生我也认识。他们都是理性的知识分子,其初衷也是希望官方顺应人类文明趋势,化解官民对立,让中国变成真正的民主法制国家。这也是我乐于参与的原因。温和、渐进、非暴力是他们共同的特点。所以,他们发起的公开信和声明,分别有数百人签名。这些签名者都是出自愿。即使有风险,也愿意承担。这和被《中国青年报》写进《诺贝尔和平奖究竟唱哪出戏》报道的某些首都大学生,可谓截然相反。
    
    按照常人的思维,当局对这些建言,本可择其善者而从之。就是不愿意接受,也犯不着兴师动众,如临大敌。过去说,革命不是吃饭。现在不妨倒过来说,请客吃饭不是革命。但是,某些当政者不是这么看。他们惯常的逻辑是,一旦出现与他们不同的声音,就是敌情。对付敌情的法宝,就是高压。按照这种逻辑,邓小平不惜用坦克镇压八九学潮,江泽民不惜用武力打压法轮功。本朝当政者面对《零八宪章》一类的政治革新诉求,也没有跳出这种逻辑,硬是给刘晓波判处11年重刑,引起国内外舆论大哗。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挪威人代表国际社会对中国当政者的又一次善意规劝。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当政者不肯接受这善意规劝,他们还要沿着原来的逻辑往前走。对外硬着头皮顶住,用经济牌当筹码,与国际社会博弈。对内依赖警力,制止一切不同意见的表达,力求保持舆论一律的格局。
    
    但是,现在国人的觉悟水平已经全然不同。回想毛泽东时代,历次政治运动,毛要打倒谁,党内高层就跟着打倒谁,墙倒众人推。陈少敏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表决开除刘少奇时趴在桌子上不举手已经是奇迹。如今,当局的政治裁决却完全丧失了公信力,真心追随者寥寥无几。就是拥护者,也很少出于思想的共识,而多出于利益的维系。平民百姓对当局说不,已经司空见惯。这样维持稳定很难,也很累。刘晓波只要关在监狱里,就永远成为当局左右为难的心病。“和谐”掉今天的饭局不难,让互联网时代的公众莫谈国事却很难办到。因为国人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也不再恐惧。
    如今的刘晓波,倒使我想起1936年的七君子。七君子原来是国共两党之外的中间政治力量,起码章乃器、王造时等人,并非共产党。但当局硬要罗织罪名,把他们投入监狱,其结果是大失人心。七君子反而成为国人心目中的英雄。现在刘晓波也是公众心目中的英雄。蒋介石一度明智,不但在次年开释了七君子,抗日战争年代还容纳这些社会知名人士组织政团,参政议政。蒋在当时的政治威望曾如日中天。后来,蒋介石还是迷信以党训政,以武力清除异见,很快丧失人心,败走台湾。这段历史,仍然给现实以有益的启示。
    
    何时跳出陈旧的逻辑,以包容求得真正的和谐,须由当政者自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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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如此说……不愿做奴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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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骨子里的奴性爲什麽那麼重?爲什麽缺失追求自由的精神呢?为什么甘愿做权贵的奴隶和奴才呢?

在专制国家,人的命运和牲畜一样,就是本能、服从和惩罚。- 孟德斯鸠

“中国历史上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奴隸暂时做稳的时代。” – 魯迅

「爭取個人的自由,就是爭取國家的自由;爭取個人的人格,就是爭取國家的國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胡适

中国人是很容易变成奴隶的,而且变成奴隶了还万分喜欢。- 鲁迅

甘愿做奴隶的人就应该被奴役。- 尼采

“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此真可为痛哭也。” – 梁启超

有权有势的中国人移民,无权无势的中国人偷渡,这是一个国家还是监狱?——国家有这样的吗?当然是监狱,要不然,为什么人们不管有钱无钱,总想逃离这个国家——你听说过美国人偷渡的吗?!- 李连杰

敬畏自己的人民,把他们当财富而不是负担,是国家最起码的道德。 我们总把人口多、素质差当成落后的理由,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没有十三亿人能有扬名世界的中国制造?能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国家嫌弃、不尊重自己的人民,却要人民天天歌唱它,没见过那么不要脸的。- 王朔

慕容雪村:
能买光全世界的飞机,却买不起一辆校车;能把卫星送入太空, 却造不好一座小桥;能给别国花上数亿,却不肯多几所小学;一年能吃掉几十艘航母, 却要逼着孩子捐出午饭钱。真是量中华之物力,结老爷之欢心,聚十三亿之艰难,供数人之享乐,无话可说,只能感谢国家,强作欢颜。幸甚至哉,伏惟尚飨。
数百万正规军,数百万武警,数百万民兵预备役,数百万公安, 数百万城管拆迁对,三万亿外汇储备,外加数不清的坦克大炮核弹头,武功之高,当世罕见,却怕菜刀,怕上访,怕蜡烛,怕听真话,怕风怕雨, 怕花花草草,怕书 生,怕盲人,怕老太太,见什么怕什么,所谓「江湖越老,胆子越小」,为之长叹。

崔永元:
记得小时候书本上总说,「中国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22%的人口」,可是它没有告诉我们,这22%的人口样养了世界60%的公务员;这22%的人口的教育经费只占世界的3%,这22%的人口的财富97%集中在1%的人手里;这22%的人口中的90%吃着全世界最毒的食物,缴纳着最高的税,干着最脏最累的活。

索尔仁尼琴:
在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悲哀的莫过于一个民族的文学生命被暴力所摧残。它不单是禁止舆论自由,而是强制性的桎梏一个民族的心灵,并根除其记忆。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民族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2012年9月11日 星期二

克里斯汀·富勒尔----星期一祷告为和平


基督教领袖(2009年)

Christian Führer


基督教领袖1943年3月5日 莱比锡)是一个新教牧师退休了。在莱比锡圣尼古拉斯教堂的牧师,在本周发生了自1982年以来,和平祈祷。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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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 编辑 ]

负责人来自于牧师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在Langenleuba-Oberhain基督教从小一起长大的两个姐姐也40岁。然后,他参加了学校爱森纳赫恩斯特-阿贝上的经典款。从1961年到1966年研究的领导者卡尔·马克思在莱比锡大学新教神学协调在1968年后,他的是牧师Lastau而在科尔迪茨。在此期间,来了四个孩子,夫妻俩的世界领导者。1980年基督教领袖被任命为在莱比锡的圣尼古拉斯教堂的牧师。

祷告为和平 [ 编辑 ]

十年的和平,这是创建于1980年,东方和西方新教青年教区的联合抗议的框架内,领导组织的活动,使20日以来 1982年9月出现在每个星期一的圣尼古拉斯教堂举行祈祷和平对东方和西方军备竞赛。从1986年的和平祈祷克里斯托弗Wonneberger卢克协调的教堂的牧师。 [1]
1986年基督教领袖的招牌,上书尼古拉教堂-所有适合开放。1987年,他组织了一个朝圣的奥洛夫·帕尔梅和平游行和讨论小组希望希望离开。在1988年,,他主持Fürbittandachten之际的李卜克内西在柏林被捕卢森堡示范在东德的生活和住宿的介绍,他转向移民
在1988年夏季,他拜倒在公共当局的压力和支持港务监督东莱比锡在莱比锡被排除在民权团体,和平祈祷的设计中。只有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抗议克里斯托弗Wonneberger和有组织的莱比锡反对-作为人权工作组,工作集团正义行动组的生活,组环境中,妇女争取和平-一种妥协,一个在设计的和平祈祷的方向和责任下的组牧师允许的。[2]的群体,然后在旁边克里斯托弗Wonneberger牧师克劳斯·基利和罗尔夫·迈克尔·特克和牧师汉斯·弗里德里希·菲舍尔的支持。
施加的压力民主共和国当局继续设置的和平祈祷。自1989年春天以来的情况发展到了顶点,道路被控制的犯罪嫌疑人“喂”。26 1989年6月离开基督教领袖在为和平祈祷,“从30人到中国大使馆的抗议信,抗议中国的死刑。” [3]
9 10月有一支庞大的NVA的成员,工人阶级,警察和国家安全部便衣人员的战斗集团。他们已下令SED约1000人,其中在圣尼古拉教堂已经很拥挤了约600中堂对14个时钟。的中午,在“呼吁”非暴力3颠覆性的莱比锡组,工作组对人权,对司法工作组和的工作组环境保护分布非法印制的宣传单张和下午读取教会的城市。[4],只是之前的结束祈祷和平的圣尼古拉斯教堂前主教的祝福,一个“呼叫”的布商大厦管弦乐团,库特·马祖尔,在歌舞表演艺术家贝恩德-卢茨兰格,在神学家彼得·齐默尔曼和3秘书的SED区领导(被称为的“呼叫的莱比锡六”)的井读出非暴力调用。事实上,超过70,000人参加的示威跑任何使用武力的情况下(一些消息来源说高达10万)。 [5]

革命后 [ 编辑 ]

1989年之后,领导人开始特别为失业人士,这是教会失业主动莱比锡,1993年,教会协调小组失业举措萨克森州
2001年12月,只有领导人签署了“莱比锡(令人沮丧,因为有争议的内容)调用来自前东德反对派 说:“我们都累了......” [6]
一起的,然后莱比锡市市长沃尔夫冈·蒂芬泽领导人于2002年3月宣布,该说“我们是的人”作为一个贸易商标(第35类:广告)为了防止“滥用”的句子(这并没有指导或蒂芬泽起源)。[7]
星期一游行反对“ 哈茨IV “在莱比锡,[8]年初以来,他再次被邀请祈祷和平在圣尼古拉斯教堂前的示威活动。初始参与这些示威反对“哈茨IV”后,基督教领袖说,就在这时,“哈茨IV”作为“终于出台了[ŋ]启动的必要改革我们的福利状态” [9]了,因为前一天,于29 2004年8月,“宣言”的前东德反对派团体的成员:我们抗议哈茨IV “ [10] 出版。
经过24 2006年1月,两名伊拉克工程师工作Bennewitzer公司Cryotec绑架的牧师动员数百周一祈祷守夜人的传统。
反复即使在莱比锡举行的游行中,汉堡右翼:基督教Worch(修改2006年10月3日)是和平的反示威游行沿线1989年的发起人领导人之一。
30 2008年3月在圣尼古拉斯教堂的领导者告别服务,并走进退休。[11]
3 2012年9月图片报批评,废除资本主义的需求。[12]
德国专利和商标局第六 2013年2月决定,2002年“文字商标”,建议领导者说:“我们是人民”是“由于缺乏商业使用”删除。引人注目的一套不来,从领导人。民权活动家安格莉卡卡尼茨要求删除,该句应仍然是免费的,因为它已经制定中的第一千九百八十九的[13]

荣誉和奖项 [ 编辑 ]

文献 [ 编辑 ]

参考文献 [ 编辑 ]

  1. ↑ 克里斯托弗Wonneberger -被遗忘的英雄。MDR。第二千〇九 访问6 2009年10月。
  2.  基督教迪特里希,案例研究莱比锡1987 - 1989。在莱比锡革命前的政治和替代的群体。研究委员会“填海工程的历史和德国的SED专政的后果,”卷VII / 1,1995年,朋友和敌人:在莱比锡的和平祈祷的文件在1981年和第9 1989年10月,由Christian Dietrich和乌韦·施瓦布编辑代表的公民运动档案EV莱比锡,莱比锡1994年彼得Wensierski 行动,而不是祈祷,明镜周刊,43号,19 2009年10月,第42-46页。
  3. ↑ 人权工作组 /工作组司法(主编),莱比锡(4) - 4 6月至4 1989年9月,在东西方讨论论坛。1990年2月,第10号,第18-20页。
  4. ↑ 9有组织的抵抗暴力的呼吁 1989年10月
  5.  莱比锡人权团体(表9/1999)1989年: 9日 1989年10月-日的决定
  6. ↑ 打电话说:“我们都烦死了......”(PDF,20 KB)13 2001年12月(也出版的补充TAZ)。
  7. ↑ 进入德国专利和商标局
  8. ↑ 呼吁恢复星期一的示威19日 2004年4月在莱比锡
  9. ↑ 基督教领袖在接受记者采访30 2004年8月
  10. ↑ 前东德的反对派团体的亲属: 29 哈茨IV抗议声明 2004年8月
  11.  斯特凡·克茨:山传道人的圣尼古拉斯faz.net的 31 2008年3月
  12. 点击查看原始图↑ http://www.bild.de/news/standards/sieg/seite-gewinner-und-verlierer-17070574.bild.html
  13.  彼得标志莱比锡。我们是人民。“法兰克福汇报”22 2013年2月
  14. ↑ 前牧师获得领导人汉斯Böckler金牌DDP五日刊发之公布 于2008年5月derNewsticker.de,访问5 2008年5月
  15. ↑ 德国中部新闻俱乐部在德国中部广播电台,21 2008年11月

外部链接 [ 编辑 ]

2012年9月9日 星期日

从非暴力到公民不服从


和暴力一样,非暴力(nonviolence)算不上新生事物。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暴力与非暴力相互联系,彼此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界限。并且,在多数情况下大多数人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着交往。但是,非暴力从未像暴力被人视为政治领域的灵丹妙药———有人甚至将暴力与人类起源联系在一起,认为暴力是社会进化的必要工具。萨特就宣称:“暴力如同阿喀琉斯的长矛,能治愈它自己造成的伤口”。而从历史的角度看,非暴力即便在少数宗教中是不可违反的律令,也仅适用于超脱世界里的信徒,从未真正成为世俗社会的信念,更没有成为政治中的基本原则。
暴力曾经被视为文明的一部分。以它为原料,人类社会生产士兵、强盗、游侠和骑士,生产男人气质、英雄气概,也生产《荷马史诗》、《水浒传》和《堂·吉诃德》。但是如今,暴力正遭遇越来越多的蔑视,相反非暴力却受人青睐,这是为什么?
马克思承认,暴力在人类历史中的确起过作用,但扮演的是二流角色———摧毁旧有社会制度的根本力量不是暴力,而是制度内部固有的诸多矛盾。他还说过,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以暴力镇压为主的统治,只会在革命之后存在很短的时期。因为暴力不会导致一个新社会的产生,就像“剧痛虽然发生在婴儿诞生之前,但并非剧痛导致了婴儿的诞生”。(《关于暴力的思考》,汉娜·阿伦特著)
不仅是马克思一人,在他之前和之后的不少学者都意识到,暴力除了具有破坏性、残酷性和盲目性等显而易见的特征外,其本质缺陷乃是缺乏建设性和创造性。人们意识到,那种“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想法是短视而愚蠢的,实际上,从暴力中产生不了多少真正有意义的东西。
雷蒙·阿隆曾对那些痴迷于暴力的人大浇冷水。他说:“政治还没有发现避免暴力的秘诀。但是,暴力一旦自认为服务于历史的真理和绝对的真理,它就会成为更加惨无人道的东西。”(《知识分子的鸦片》,译林出版社)而孟德斯鸠早就发现,暴力的产物只能是暴力,越是依靠暴力的统治越是脆弱。正是基于对暴力不断加深的认识,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暴力的反面———非暴力。更为激进的观点依然来自阿伦特。她说:“暴力与非暴力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一意孤行地想要毁灭旧事物,而后者关心的主要是如何创造新事物”。
不过,将暴力与非暴力做极端区分可能正是后者的政治实践起步甚晚的原因之一。绝对非暴力的主张可能适用于个体,例如大卫·梭罗那一类有坚定信仰的人。但是要让它成为普通大众的信念却很困难。实际上,只是当日益强大的民族国家更加有效地垄断了暴力工具的背景下,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非暴力运动才真正成为可能。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所谓非暴力的内容才得以充实完善,成为一个全新的政治原则,那就是“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
“公民不服从”一词源于梭罗最著名的论文标题,但他并没有给出一个严格的定义。罗尔斯则将其定义为:“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既是按照良心的、又是政治性的违反法律的行为。其目的通常是为了使政府的法律或政策发生一种改变。通过这种方式的行动,一个人诉诸共同体多数人的正义感,宣称按照他们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自由和平等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合作原则此刻没有受到尊重。”(《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何怀宏编,吉林人民出版社)
在这一定义中,罗尔斯强调了这么几点。首先,“公民不服从”是一种公开的违法行为,虽然是出自良心的违法。因此行动者不仅要理性的判断后果,还要甘受惩罚。其次,它是一种政治行为,是由政治原则,而非个人道德原则和宗教原则来指导的,针对拥有政治权力的多数(譬如政府)实施的行为。最后,它是一种非暴力的行为。是在尝试其它合法手段无效的情况下才采取的行动,是在忠诚于法律的基础之上的对法律的不服从。
然而也有人认为,“公民不服从”在是否使用暴力的立场上并不完全等同于“非暴力行为”(nonviolent action),只是尽量避免和减少暴力的使用。因为任何社会运动总是激烈的,具有一定张力的集体行为。事实上,连甘地也承认,非暴力并不意味着在自卫当中、或者在防止他人即刻的致命攻击时不使用暴力。
那么,公民不服从在什么样的社会里才可能呢?很明显,就像阿伦特所说,只有当甘地的非暴力运动遇到的是英国,而不是斯大林的俄罗斯、希特勒的德国,他才可能成功。(《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在我看来,阿伦特说的重点其实是权力与民众间的基本信任问题。什么叫信任?用查尔斯·蒂利的话讲,就是“指有意识地将自己珍贵的未来置于他人不当行为的风险之中,而风险则是由不确定性所造成的加倍威胁”。(《集体暴力的政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也就是说,只有存在基本信任的社会,公民不服从才是明智而合理的选择。作者:西闪

2012年9月4日 星期二

《甘地传》读后感——行动的意义与非暴力的理解


《甘地传》读后感——行动的意义与非暴力的理解
 阅读《甘地》进入尾声,最后几页了。姑且现在先把思绪整理下做个记录,等全文阅读完,也好有个阅读中和阅读后的对比。

在阅读过程中我感受到比较深的是行动的意义,就好比说我经常在Blog上发无谓的牢骚和无病呻吟,针对外界所起到的作用——确切的说是完全没有作用的,仅 仅可以作为自己的一种情感宣泄,相比那实实在在的“一公斤”、身体力行的郭飞熊、著书立说的廖亦武,这种情感宣泄是应该感到惭愧的。因为行动才是证明你立 场,将思考的结果付诸于现实的最好方法。不同的是,当我作为情感宣泄时,我的言论在一定范围内,将不承担任何风险;若将言论付诸行动,那将承受风险。这也 就是行动者的高尚之处——不畏风险。

至于非暴力的理解,我坦诚地说,阅读《甘地》的初衷是为了了解甘地此人的生平事迹,当我粗略地听闻到他能作到坚持素食与禁欲,我便有了深入了解的强烈欲 望,并非对他的非暴力学说有学习的渴求。然读书至尾声,我对非暴力有了个新的认识,当然不排除此后我听到更多的声音后改变一些我现在的立场,但是我有必要 在现在记录下我对非暴力最初的理解、感受。
在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时,所有参与者都当保持有高度的道德自制与理性*头脑。

“他(非暴力抵抗者)应当始终是有意识地自觉地服从社会上的法律,而且他认为这样做是他的神圣职责,只有当一个人能够这样小心翼翼地服从社会上的法律,他才能够判断哪些具体的法律是和公正合理的,哪些是有失公正的。”(403页)

这也就是说,非暴力抵抗者应当能够理性*的区分抵抗的是什么,服从的是什么,对于哪些法律应当在抵抗时加以遵守,对于哪些法律是抵抗的对象,并且进行不服从 的非暴力理性*抵抗。而发动非暴力的抵抗时,也当确保参与抵抗活动的非暴力抵抗者有这样的共识。而甘地提到“喜玛拉雅山般的错误”(402页)则是对以上问 题的充分阐述。

甘地在南非与劳工的广泛接触和在印度三巴朗与农民的无间关系,以及在阿赫梅达巴罢工工人中间的自我忏悔勇于负责,都是在身体力行传播非暴力学说,不可否 认,无论劳工还是农民还是罢工工人,他们不可能所有人都全然理解了非暴力的真正含义,但是他们能够在后来的运动中保持克制,将抵抗运动以符合非暴力的形式 进行下去,这正是甘地身体力行的结果,并且他这样做吸引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给予非暴力的传播注入新的血液。

书中甘地曾多次阐述宗教的内涵,我认为他达到了一种大同博爱的境界,在圣人中,这一点是共同的。不排斥别的宗教的存在并且予以尊重,适当时还积极的从中汲 取有益的思想和精神力量,兼收并蓄,这是很伟大的一点。而存在于甘地心中的神,在他危难与迷茫时给予他帮助及指引的神,即是真理。

现如今在甘地的思想中值得借鉴与思考的还有很多,例如:“我们面临的第一个任务是要消除农民的恐惧心理,要他们明白,官吏们并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 公仆,他们是俸禄来自人民所缴纳的税款”(375页),国人中持有此种观点的农民多乎?清覆灭百年,人的观念转变并不大,责任不在农民,正如学生进了学校 坐进了课堂,却无老师授课,责任不在学生一样。

(此次评价比较散漫,像读书的随手笔记一样不严谨.希望等我彻底整理好读<甘地>的笔记后,再完整地写一次)
http://guoxue.hxlsw.com/book/wenxue/47/

2012年9月3日 星期一

唐荆陵: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作为中国民主化的核心战略


“自从甘地通过非暴力行动领导印度获得独立以来,就有一个陈词滥调,说非暴力只有在反对一个像英国那样的议会民主国家时才能成功,而当反对一个极权政府,如斯大林的苏联或希特勒的德国时就会失败。”
就在Jonathan Schell写下这段话后不久,波兰人民的非暴力抗争运动就瓦解了共产专制。今天,卡廷空难后的选举已经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成熟的宪政波兰。最近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在社会运动的领域,还是在政治的领域,非暴力行动都越来越具有影响力,并给世界的面貌带来极大改变。
不同类型的非暴力转型
对非暴力行动瓦解专制的有效性的非难,最常见的是说,在某个特定的国家,比如中国大陆,你无法或者不能实施那些曾在某些国家,比如印度、美国、波兰,或者其他任何国家发挥过标志性作用的那些非暴力不合作或者不服从行动。
这种观点的失误在于它以为非暴力行动是某些特定的行动,如果这些特定的行动不能实施,那就是非暴力行动不能实施。他们对人类最近数十年的政治变迁史中充满了各种不同类型的非暴力转型的事实视而不见。
非暴力行动并不是某些确定的行为类别。世界上不同国家的人民都可以享有自由和民主,但他们的法律和生活状态却各不相同。由于文化风俗和信仰、制度、社会心理乃至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的不同,必然也会有不同的非暴力行动模式。
非暴力行动从哪里来呢?活泼和富有生命力的非暴力行动发源于非暴力的信念。这样的信念可以是宗教信仰,也可以是非宗教性的信念。在甘地和金牧师那里,对这个词汇都有清晰的解释。当我们内心有对上帝真实的信仰,或者有坚定的信念,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都可以对不公义进行不合作或者不服从。这里,又产生了另外一个迷思。
有人声称中国人没有特定的信仰,所以不能开展非暴力行动。但是甘地曾经告诉我们:“我不能要求别人消化吸收它的全部含义,甚至我也不知道。军队里的士兵不懂完整的军事科学,同样萨提亚格拉哈战士不知道完整的萨提亚格拉哈学问。”只是,在开展非暴力运动的整个过程中,让每一个参与者深刻理解和信仰非暴力仍然对行动的成败有重大的影响。
一个真正遵循非暴力行动原则的人是顺服上帝的人,他当然会尽力了解情况和谨慎筹划,但无须知道事情的全部,只将自己全然交托,并努力去履行自己的职分。
今天,对非暴力行动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影响广泛的学科。其中,吉恩。夏普先生的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他在《非暴力行动政治学》一书中将他收集到的各种非暴力行动归纳并分类,列为非暴力抗议与说服、非暴力不合作、非暴力干预三个类别共198种,在今日的社会现实中,其中的大部分行动都可以直接运用或者稍加变通后适用。
以不公义法律对待部分国民(或者殖民地居民)的开明政府和一个践踏一切人的极权专制政府有很大的不同。相对开明的政府固然能够承受更明显的批评和烈度更高的反抗,极权专制政权对有效反抗的耐受却更脆弱,因为前者政权基础更广阔,后者的权力却往往早已丧失了合法性,仅仅因为民众的犬儒而残喘。开明政府的门前经常可以见到各种和平的抗争,一个小小的可见反抗却足以引致专制政权的垮台。
无论政府采取何种组织结构,人都是国家的根基。自由的人民可以被杀害,但不可以被奴役;奴隶建立的政权也只是个新的奴役,所以,不同信念的人们会构建不同的制度。如果制度和社会体系的每一个细胞不在他原来的位置上,就会有最根本的重建。
而自由的制度相信人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来更新自己的心灵和行为。这个位置首先是心灵的位置。人通过他自觉的不合作就开始了重建,重建自己、重建社区、重建政治、重建社会。否则,所有的挣扎都只是在同一哲学下继续轮回以前的命运。
滕彪在夏俊峰一案的辩护词中也指出:“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形成了这个制度的全貌。…我们处在苦难和罪恶之中,我们必须去行动,去记录,去抗争——与其说为了一个自由民主的理想,为了我们的后代免于恐惧、免于野蛮,不如说为了我们自己,我们要自我救赎。”专制固然在我身之外,却也在我身之内。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一个政府,不论是善政,还是恶政,总是要靠公民的积极支持、消极合作和默默容忍才得以支撑。一个身在专制奴役下,愿意通过非暴力不合作恢复自由的人,就是一个愿意悔改的人,他将经常地和仔细地省查自己的生活,看他的所作所为是为专制高墻添砖加瓦,还是为自由扫清道路。
这样的人永远不会没有努力和改善的余地。他还将竭力影响身边的人和社区,并因此而改变世界。他不能等待别人来不合作了之后才开始他自己的不合作,他要做的首先是他自己要开始。如果他要等到什么外部条件具备了,他将永远不能开步。
在非暴力抗争的情况下,人们的抗争行为本身就是在履行人民主权的原则,因此,非暴力抗争的手段和建立真正的人民主权的宪政制度的目的之间是充分适应的。
非暴力抗争不过分依赖参与者的体力或者军事技能,而需要参与者有信心、勇气、耐心,能严守纪律,参与者之间以及对外部都拥有最大的信息公开,所有这些都是在直接行使天赋人权并进行民主与公民合作的实践。他们所做的一切或者是不被法律所保障,或者是不被流行观念和当局所容忍,或者甚至为法律所反对,但他们仍然乐意这么做并坦然承受代价。
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儿童,或者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都完全可以成为优秀的非暴力战士。非暴力抗争可以对国民进行最大限度的动员,也必须对民众进行最大限度的动员。这样的抗争行动就不可能被滥用来争夺权力,而只能是改变权力的性质和面貌使之回复到公义和人道的轨道上来。
非暴力原则是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核心原则
回顾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历史,非暴力原则也一直是一个核心的原则。早期的民刊运动,就是在新闻出版领域开展的非暴力不服从行动,一大批勇敢的先行者打破当局对言论工具的垄断,自办报纸和刊物,这些努力有力推动了1980年代的改革,并为整个80年代自由思想的广泛和深入传播奠定了基础。
89年广泛发生的公民运动中,在如此大的规模上和未经训练的情况下,也守住了和平非暴力的原则。90年代中后期的组党运动中,非暴力也是众人公认的行动原则。
非暴力行动开始深入中国社会大致起始于法轮功反对迫害的一系列运动,由于人数众多的修炼者的人权遭到践踏,许多法轮功修炼者进行了持续和勇敢的非暴力抗争,他们卓越的努力对突破信息封锁、对确立信仰自由的原则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网络的逐步扩张也根本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生态。这样一个将言说和传播集于一体的新媒介开创了自媒体的新疆界。专制权力试图降服这块地方,但遭到网民顽强抵抗。即使面对失去饭碗、骚扰、监禁乃至杀害的危险,网民始终没有停止自由的言说,并不断迫使被当局严密控制的媒体也逐步跟进。
这是一个几乎完全自发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如此广阔,难以捉摸和预测,甚至没有谁去有意识地发起和推动,却逐渐扩大了言论自由的空间。
在民间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中,最广为采用的维权方法也多是非暴力行动。只是脱离专制,走向自由与民主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并不会自发地产生。有志于推动中国民主化的人们应该向人民提供更清晰的行动路线和规划,并不断动员民众来参与,如此才能开辟出埃及的自由之路。
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我在过去的数年中致力于推动各种不同的非暴力行动,不少行动取得了一些效果。一直以来,我所开展的不合作运动都是坚持做小事,我甚至是有意将我所开展的不合作行动限制在所谓“小事”的范畴内。
我确信,我所做的任何一个中国人都能做到,因为在开展这样的行动时,我曾经同样经历那些苦难同胞遭遇的许多困苦和阻碍。我通过我的经验可以看到我的同胞是否真的想自由。我的看法是:如果他们想自由,他们就能自由。
非暴力不合作大都不是政治运动
非暴力行动大都不是政治运动,本质上来说,非暴力不合作和非暴力不服从是信仰和良心运动在政治领域的介入和体现。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甘地还是金牧师,或者达赖尊者,他们带给人们的启迪并不限于政治领域。
同样,非暴力行动虽然可以改变政治,却不是单单在政治领域开展行动和带来改变,他可以在任何领域开展。这让他成为相对安全的公民运动。
专制统治的思想控制中很重要的一环是对教育领域的控制。许多人对反抗的绝望是因为此。对于那些在教科书中以前毒害过我们,现在还继续毒害孩子们的错误、虚假、违反人道、人权的内容,为人父母者不该将它们列出来吗?不应该要求教材编写者更改或者删除吗?
尤其是在一个实行无选择的教材的国家,父母们不更应该谨慎和警醒吗?一个合格的父母,能容忍心灵上的三聚氰胺继续毒害自己的孩子吗?我们却是默默忍受了这些东西这么久!
如果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只是关心孩子的动物性成长,而不是孩子的灵魂,我们在社会治理的层面就会收获同样的政府治理模式。
让我们脱离“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的诅咒。
为了满足孩子的物质需要,中国的父母们敢于付出多大的牺牲和爱啊!如果我们愿意将这种奉献和勇敢精神转而用在为孩子的灵魂、孩子的自尊的成长上面的,我们是可以很容易脱离这个诅咒的。我相信我们能做到。
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将不再愿意在任何地方作灵魂搅拌机上一个麻木、机械的齿轮,比如:管制言论的官僚和公务员,谎话连篇的教材编者和发行人,传讲洗脑课程的教师,掩盖或者阉割真相的记者、编辑、律师等。我们将愿意尽力通过各种方法反对那些洗脑教材,乃至拒绝再参加洗脑课程的考试等等。
不合作的道路就是如此,为了自由和尊严,愿意承担不便甚至艰难。
在经济领域开展不合作也同样具有重大意义。今天中国城市居民许多沦为房奴或者连成为房奴的资格都没有,另一方面,城市郊区的农民在土地被低价征收后由开发商出售,自己沦为血汗工厂的农民工。
推动和开展三年不买房,或者拒绝按揭购房,或者只购买农民自建房的经济不合作运动(我称之为“土房运动”),这个行动得到充分开展的话,将让城乡经济共享繁荣,而不是象目前这样彼此对立,互相伤害。开展这个行动的最安全方式是农民合作建设房屋,城市居民则可以团体购买。
普通民众广泛不合作的结果将重新塑造社会舆论,这将使社会其他阶层的人员开展不合作或者不服从的风险发生改变甚至逆转。比如,对城管粗暴执法行为的广泛批评已经引起了这个职业自豪感的降低。
同样,对军警屠杀和平民众,或者军警违反中立原则干预政治的严厉和普遍批评以及这种批评的深入和广泛的传播,将极大改变其关键时刻的行动选择。
即使要就我本人的经验要列出重要和可行的非暴力不合作行动,那不是这么文章可以写完的。况且,还有很多人在各自的领域正在和我一样进行着他们更卓越的努力。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公开地、光明地、自豪地推进不合作运动,是我们走向民主、走向自由、走向有尊严的个人生活的捷径。在这逐步脱离邪恶的过程中建立了公民之间的爱、信任和合作,就奠定了国家自由的根基。
北京之春

2012年9月2日 星期日

黄卧云:非暴力反抗运动的新发展


  非暴力主义思想在当代中国迅速获得了影响。对于最近发生的文化人约架并导致群殴事件,在一些人为之欢呼雀跃之时,另一些人则坚决谴责暴力,由于参与者中包括几名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因此得出结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已经堕落。支持者认为,殴打出卖良心的五毛党是一次惩恶扬善之举,反对者在舆论场上似乎更占优势,他们不但自视据有了道德和理性优势,同时也有法律的支持。

  暴力行为是法律所反对的,这没有错,但以为只要反对暴力就占有了道德上和理性上的优势却是未必。在上述事件中,暴力只是一个引起人们关注的手段,双方的目的都不是要制造人身伤害。在某种程度上,这次轻微的暴力行动表现出来的故意违法行为接近了非暴力主义的部分本质特征,即通过违反法律来引起社会对问题的关注和促成变革。但它不是非暴力主义行为。非暴力主义的要义之一就是拒绝伤害他人。在引起社会关注这一点上,这次事件的发起者的确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中国社会的分歧在不断加深。左与右,保守与变革,互不见容于对方。强烈要求自由和变革的网民,把替保守势力辩护的人称作“五毛党”,后者则反唇相讥,称前者为“美分党”。他们从网络上的相互攻讦,发展到约架攻击,反映了人们在寻求新的方式解决他们的冲突。对腐败和现实的无力感,使越来越多的人们失去了耐心,在网络上使用粗暴语言成了民众表达和发泄不满的主要方式,虽然最近《人民日报》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由于“在互联网上一般无须显示真实身份,这种面具特征降低了参与风险”,但网上发表言论的风险依然很大,公民因为网络言论被追捕和定罪的情况屡见不鲜。另一方面,谴责网络暴民,反对民粹主义和暴力革命,成为近年来中国一些知识精英比较一致的意见,这也是他们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作出的反应。他们反对暴力的主张看上去是对流行的非暴力主义原则的继承,实则貌既不合,神离更远。预先把底层民众想象成天生地没有理性和一味宣泄仇恨的暴民或潜在暴民,给他们贴上暴民的标签,肆无忌惮地表现出对无权无势的弱势群体的欺凌。

  我们这个被暴力和暴力革命反复蹂躏的国家所形成的历史记忆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非暴力主义的理解,对非暴力的简单肯定和对暴力的简单否定同时存在。

  非暴力只是非暴力主义的一个重要维度,但也许不是最重要的维度。非暴力主义是一种行动的哲学,又是一种反抗的哲学,旨在通过非暴力抵抗促成变革。我们只有从非暴力主义的动态地实践历史中才能准确地把握它。非暴力主义的三个伟大实践者--甘地、马丁.路得.金和曼德拉,对非暴力主义的理解和实践也并不完全相同。对甘地而言,非暴力主义是一种必须始终坚持、不可违背的原则,但曼德拉只把它当作一个可以灵活运用的战略战术,而最近,中东民众用行动为非暴力主义做了最新解释,民众的防卫性暴力进入非暴力反抗的实践中。

  二

  甘地伟大之处,在于不通过暴力革命成功摆脱了暴政,使人类找到了结束以暴易暴的可靠途径。在甘地看来,以暴力反抗压迫不可能产生正义的结果,非暴力反抗才是实现真理的唯一方法。但是,简单的非暴力,如演说、请愿、呼吁,无助于压迫者改变他们的态度,放弃他们的行为,因此,非暴力必须是一种积极的直接的行动。他所采取的积极、直接的行动就是公开违反法律,然后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被逮捕、监禁、遭受人身伤害。他相信抵抗者从容承受苦难,会开启压迫者被蒙蔽的双眼。非暴力者必须依靠道德的力量取胜,必须准备象基督那样受苦到底,勇于赴死。非暴力也是一个教育公众的过程。甘地强调非暴力的战斗性,强调怯懦与非暴力如水火不容,强调非暴力是完全的无畏。如果非暴力只是为了掩饰虚弱无力,那暴力比虚弱无力的非暴力更加可取,甘地十分肯定地指出,“我不相信呼吁会有用”。当然他这不是容忍暴力反抗,他只是认为,一个暴力者有变为非暴力反抗者的希望,而一个虚弱无力者却没有那样的希望。他的反抗必须是绝对的和平方式。

  呼吁改革的一派在提醒社会公众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由于他们惧怕担当风险和道德上的怯懦,其中的一部分会成为阻碍改革的力量。非暴力运动始终要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就是统治者不会轻易放弃暴力镇压和特权。在强大的压迫面前,人们容易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是等待压迫者良心发现,然后赐予自己权利,要么是组织比统治者更加强大的暴力。对于饱受压迫的人们来说,后一种做法一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不会成为多数人的选择。多数人将自动选择前者。非暴力反抗是两极之间的中间道路,它拥有激励和动员民众的巨大能力,正是这一点给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甘地哲学的绝对信奉者从未超过一百人,然而就是靠这一小批献身的信徒激励整个印度挑战英帝国的强权,并赢得了自由。这位黑人民权领袖发现,一些特权个人可能更容易放弃不公正的地位,但特权集团很少能够放弃其特权,它比个人更倾向于不道德。他决定不能再像他的黑人祖先和同辈黑人那样“等下去”,而是行动起来,发动黑人游行示威,在社会中制造紧张和危机,以迫使当局和美国人面对黑人的问题。他明确地将非暴力当作一种战术,这是与甘地不同的,但他也像甘地一样,以自己的受苦来唤起更多的人投身到争取黑人权利的斗争中。他曾5次入狱,两次遭受暗杀,第一次差点丧命,第二次未能幸免于难,那年他39岁。

  可是,一味靠自我牺牲所产生的道德力量和它对压迫者的感化能力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在美国黑人权利运动内部,金的非暴力主张受到正当防卫主张的挑战。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非暴力斗争后并没有阻止政府的暴力,这对它的非暴力主义构成了严重考验。它决定重新思考自己的战略。曼德拉这时是党的领导人之一,坚决主张走有组织的军事斗争的道路,并获得了组建军事组织的授权。但他和他的游击队--民族长矛军--没有走上游击战争的道路,而是选择破坏这样一种低烈度的暴力形式,对发电厂、电话线、交通枢纽发动突然袭击,但严禁造成人员伤亡,既最大程度地制造社会紧张,又避免在白人与黑人之间埋下深海血仇。在随后27年漫长的牢狱生活中,曼德拉认识到暴力不是解决南非问题的最终办法。出狱后,他与南非白人总统德克勒克一道,坚定地运用和平的方法解决种族主义问题。曼德拉成了南非黑人心目中带领南非走出种族仇恨的圣人。他坚持,对于一种压迫制度,不能只是改良,而是必须全部抛弃,把非暴力主义手段的灵活性和目标的坚定性完美地结合起来。

  1994年,南非结束了长达350年的白人独裁统治,南非的白人和黑人终于走到了一起。这一刻对非洲国民人大会来说来得太不容易了,从它1912年成立起,已历时82年之久。曼德拉给自己的自传取名《漫漫自由路》,恰当地表达了他在追求自由的征途上倍感艰难曲折的体验。

  三

  非暴力抵抗在20世纪成为民众争取自由和权利的基本方式,从亚洲、欧洲、非洲到南北美洲,获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波兰的“团结工会”,缅甸的昂纳素季,则是在曼德拉之后推动非暴力斗争的光辉典范。在地方性冲突中,在争取一些较小的和临时性的利益目标上,如农民要求减轻负担,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市民要求保护自己的城市环境,非暴力抗争方式被广泛使用。

  由于政府暴力十分强大,民众使用非暴力反抗成为实践的必然,而不是一种选择。2011年开始并延续至今的中东革命展示了非暴力革命的新发展和新形式,这些新特点更加接近曼德拉的非暴力主义,即作为策略的非暴力主义,而对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作为绝对原则的非暴力主义--则有所偏离。这种新变化不是来自于深思熟虑的理论,而是来自于现实条件的变化。被互联网改变了的现实,使非暴力反抗运动变得不同于以往。首先,我们看到传统非暴力主义的受难英雄不见了,互联网不但把民主和自由思想极为广泛地传播到大众当中,而且成为动员民众、组织民众的有效途径,过去通过受难英雄的道德力量唤起民众和组织民众的方式不再成为必要。其次我们发现,由于互联网强大的动员能力,短时间内就能迅速掀起一场全国性反抗运动,旧秩序很快瓦解,在突尼斯,埃及,专制政权在民众的示威浪潮中几乎毫无交加之力,社会顺利地和平转型,实现了变革的软着陆。第三,民众的非暴力反抗在遭到政府的暴力镇压后,以暴制暴的反抗就开始登场。在甘地的非暴力主义那里,刀剑之于反抗不但完全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他认为一个人只要还想保留他的剑,他就尚未到达完全的无畏。但是利比亚和叙利亚人民争取自由的决心使他们拿起武器同压迫者开战,大大缩短了赢得自由的时间,把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的事业,利比亚人民只用了半年时间,叙利亚人民虽然花了更长的时间,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但也只有16个月就获得了决定性胜利。大量的人员伤亡是这两个国家的不幸,但它避免了在更长时期内流更多的血,又是两国人民的幸运。

  非暴力主义脱离了领袖人物和核心团队的领导后所呈现出来的上述特征,必然要引起人们的深刻注意。在传统的非暴力主义哲学中,通过自己承受苦难达到改革的目的,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其力量在于以英雄忍受痛苦的能力对抗统治者施加痛苦的能力,最后令统治者筋疲力尽,使压迫者厌倦自己的野蛮。显然,实践这一学说需要极大的勇气、自我牺牲精神以及长期地忍受迫害,它只可能适用于那些具有非凡意志和坚定信念的人,而且这只会是一些为数很少的个体。在全民抗议的时代,让大众在野蛮暴力面前主动放弃自卫的权利几乎没有可能。从古至今,在正当防卫中使用暴力不但是一项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也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法律权利。中东国家的民众在自卫中使用暴力是人民权利的自动回归。

  非暴力主义的在中东的发展是民众寻求更有力量的反抗方式的结果。人民行使正当防卫权对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将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从而保护和平。一边是有严密组织的暴力工具,一边是要求恢复社会正义的民众,前者虽然随时可以发动暴力打击,但在可以预料将遭到正义力量的反击情况下,对风险的估计就会使它谨慎从事。它使用暴力的风险越大,和平的可能性就越大。正义在这里不是一顶漂亮的高帽子,而是一种可以迅速转换为物质能量的力量,它使卡扎菲和阿萨德拥有的绝对的军事优势很快丧失,并转为绝对的军事劣势,它也使突尼斯、埃及、也门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权力的和平移交。

  非暴力主义与非暴力有着多个方面的联系和区别。非暴力主义的目标是促进改革,最终以民主原则改变暴力政治,因此了离开正义的改革目标谈论非暴力将没有意义;为了促进改革,非暴力主义追求和平地但也更加富有效率的行动方式,因此离开手段的有效性谈论非暴力也是没有意义的。凡是没有行动力的非暴力手段不但与非暴力主义无关,而且为非暴力主义所反对,非暴力主义不是简单地否定一切暴力,就像不是简单地肯定一切非暴力。

  因此,中东革命的防卫性暴力与非暴力主义原则并不抵触,它与以建立排他性政权为目的的暴力革命有本质的不同,它坚持把实现民主作为自己的目标,事实上,以暴制暴的结果并没有产生新的暴力,随着普选的展开,民主制度将有序地建立起来,也就是说,非暴力革命的根本意义,即打破循环暴政,并没有因大众的暴力防卫而丧失,在利比亚没有丧失,就在不久前,它成功地举行了历史性的全民自由选举,相信在叙利亚也不会丧失。人民没有把对专制统治者的仇恨带进新政权的建设中,体现出了十分可贵的集体理性。长期处在暴政压制下的民众,懂得珍惜眼前的历史机会,懂得他们现在所作所为对创造国家未来的重大意义。当然,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民集体反抗压迫没有产生一个压倒性的、在胜利后可以独占政权的暴力集团。

  当利比亚人民拿起武器走上战场时,中国的那些半吊子专家曾预言,利比亚将陷入长期战乱,甚至出现各派为争夺权力造成国家分裂的局面;事实不久就证明他们错了,你死我活的权力争夺战没有在利比亚打响,但中国的预言家--民间的和官方的--不认为自己有错,他们把利比亚独裁者的失败看作是西方武力干预的结果,而不认为是利比亚人民的胜利。在叙利亚民众向独裁者开战后,他们又出来预言,叙利亚反对派不会成功,因为叙利亚政府军力量强大,绝非卡扎菲的军队可比,西方不敢贸然对叙利亚进行武力干涉。这些人无法理解民主和民主的力量,他们的视野中形成了一片巨大的盲区,导致他们一次次失算,即便是最清楚明朗的局面,他们也总是看走眼。也许他们看到了很多东西,如枪杆子,权力争夺,派系角逐,宗教纷争,但他们唯一没有看到的,或者说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世界已经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