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在印度发动全国性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前夕，曾尝试性的组织过三次小规模的非暴力抵抗活动，这三次行动都取得了成功，为后来在印度发动全国范围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积累了经验。1918年凯达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就是继三巴朗靓青种植农民抵抗运动和阿赫米达巴德纺织工人抵抗运动之后的第三次。
阿赫米达巴德的罢工刚取得成功，甘地就立即赶赴凯达。事实上凯达农民给甘地的求助信，与纺织工人的信几乎是同时送到三巴朗的，只是甘地当时分身无术，先选择了帮助纺织工人。
古遮拉特地区的凯达县1917年农作物歉收，1918年出现严重饥荒。根据田赋税则的规定，如果收成在2分5以下，农民可以完全停付那一年的田赋。农民认为当年收成不足2分5，提出停付田赋。官方宣称当年的收成在2分5以上，不同意停付。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们酝酿以拒缴方式暂停那一年的田赋。在甘地到达凯达前，国大党员安立特拉尔·塔卡尔进行过调查并且提出了调查报告，还和当地的专员讨论过这一问题。穆罕拉尔·潘提亚和商卡拉尔·巴立克也通过维达尔白·巴德尔先生和戈库尔达斯·卡罕达期、巴立克爵士在孟买的立法议会中为农民陈情，鼓动议会支持农民，造成了很大声势，还有多个来自不同地区的代表团，正等待首长接见，要当面为农民请愿。
那时甘地正好是国大党古遮拉特大会的主席，因此他抵达凯达后，立即以大会的名义，向政府递交了请愿书，打了电报，并当面向官员请求。但当地的英国官员态度强硬，拒不让步。为弄清实际情况，甘地访问了50多个村庄，并且亲自去看过他们的田地，结果证实收成的确不足2分5；为此他建议成立一个仲裁委员会，由仲裁委员会在政府和农民之间进行仲裁。但政府固执己见，认为人民要求仲裁是“大逆不道”。最后所有的请愿和祈求均告失败，甘地和同事们商量后，决定领导农民于3月22日开始进行非暴力抵抗。
甘地莅临指挥这场非暴力抵抗运动，对农民来说，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战斗，因为甘地的非暴力主张对农民来说，非常新奇，参加者十分踊跃。几天之内，便有二千多名志愿者申请参加非暴力抵抗，并签名立誓。他们的誓言是这样写的：
“由于我们这几个村子的收成不足二分五，我们要求政府停收田赋，直到下年再收，可是政府并不理会我们的要求。因此我们这些签名的人，在这里郑重宣布：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决不交纳今年所有或余下的田赋。我们要求政府采取它认为恰当的任何合法步骤，并将乐于承受因为我们不交租所应得的后果。我们宁肯让我们的土地被抵押，决不自动交税，从而使我们的要求被认为是错误的，或者使我们的自尊心受到损伤。然而，如果政府同意停收全县第二批田赋，我们当中有能力的一定交纳应交纳的全部或差额的田赋。有能力交纳而不交纳的人的理由是：如果他们交了，贫苦农民就可能因为混乱而把他们的东西变卖掉，或者向他们借贷来交纳租税，这样就会给他们自己带来苦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为了照顾贫苦农民，甚至那些有能力交纳田赋的人也有责任不交纳田赋。”
面对以非暴力方式抵抗的农民，当局采用了强硬的手段，他们强卖农民的耕牛和仅有的家具，带走他们能带走的一切东西，还到处张贴处罚的通告，有许多地方的农作物也被抵押。受此威压，有些农民开始惊慌失措，连忙去缴清田赋，有的甚至还按照官员的要求，把自己的家具放在官员经过的路边，方便他们拿去抵押田赋。对千百年来始终迷信暴力、以暴力维持统治的官员来说，不管民众人数如何众多，只要他们自己发誓绝不使用暴力，就并不可怕。以为只要官方大胆使用暴力，一定可以使民众屈服。官方采用暴力手段后，一些农民的惊慌与屈服，似乎又一次验证了官方的暴力逻辑。依赖暴力的人，很难明白非暴力的力量。
但甘地指挥下的非暴力抵抗者，是统治者千百年来从未遇到过的。
商卡拉尔.巴立克是这次非暴力抵抗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他的一个佃农在官方的强硬态度下，因为害怕，自动缴纳了田赋。商卡拉尔.巴立克先生对此深感不安，经过思考，为了纠正佃农的错误，也表示自己的决心，他把缴纳了田赋的那块土地捐献出来，用来救济穷人。甘地认为他“因此挽回了他的荣誉并且为别人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为了鼓励农民坚定斗志，甘地策划了一起“自愿违法行动”，他叫穆罕拉尔.潘提亚先生带人，把一块已被强行抵押给官方的田地里的洋葱收割掉。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官方拘捕参与收获洋葱的人。甘地6年后在监狱里写自传时，是这样写的：“我并不认为这样做是一种文明的不服从，但是纵然如此，我认为这种征封尚未收获的农作物的办法，即使是根据法律干的，在道德上也是错误的，这无异是一种掠夺，因此人民有责任把洋葱收割起来，不管它是否已有征封命令。这是人民学会承受罚款或遭受拘捕的好机会。”因为学会坐牢，是每个非暴力抵抗者最基本的功课。穆罕拉尔.潘提亚先生自告奋勇去做这件事，另有七、八个人也自告奋勇站出来和他一同前往。和所有人预料的一样，他们被官方以盗窃罪逮捕。因为政府所能做的，就是逮捕他们。但监狱对民众的威慑力一旦丧失，依赖暴力进行统治的政府，也就走到头了。
开庭那天，民众包围了法院，那种热烈、壮观的情景和去年甘地在三巴朗出庭受审时几乎如出一辙。潘提亚和他的同伴被判处短期拘禁，虽然甘地认为他们的行为并不符合“盗窃”的法律概念，但他们并不上诉。入狱那天，成群结队的人们护送“犯人”前往。显然，民众和官方的价值判断截然相反，官方的犯人成了民众眼里的英雄。潘提亚先生从此得到了一个“洋葱贼”的光荣称号，并终生以这个称号为荣。
甘地认为，非暴力抵抗的参与者最难做到的，就是对和平的理解和坚持。因为官方是靠暴力统治人民的，一旦人民在心理上消除了对政权的恐惧，很难不走向暴力复仇。在甘地一生的非暴力实践中，这始终是他最头疼的问题。他曾经在1919年把他过早发动全国性的非暴力运动称作犯了“喜马拉雅山一样的错误”，因为他觉得在民众还没有真正理解非暴力原则时，很容易因恐惧消除而导致严重的暴力。在每次的非暴力运动中，甘地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和对手进行斗争，而是和民众的暴力倾向进行斗争。在1918年凯达维权抗税运动中，甘地成功的克制了民众的情绪，坚持到了胜利的时刻。
有一天，纳地亚税区的田赋管理人员来通知甘地，只要有能力的农民交了田赋，贫苦的人今年可以缓交。甘地要求他们写出书面的东西加以肯定，他们果然写了。甘地再到县里问，一个税区的办法，是否适用于全县？县里的官员说，这样的命令已经发给全县了。这表明政府已经屈服，人民为此欢欣鼓舞。凯达的非暴力抵抗达到了预期目标，非暴力取得了胜利。
甘地认为，非暴力抵抗运动的结果，只有当它使非暴力抵抗者比开始时力量更加强大，精神更加焕发时，才算是真正的成功。无论如何，凯达的非暴力抵抗有其不可估量的意义，它标志着古遮拉特农民觉悟过程的开始，古遮拉特的公众生活因而出现新的生命力和新的蓬勃气象。
作为一个中国人，在60年后回顾这些印度往事，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凯达农民维权时，印度的知识分子并未袖手旁观，他们以坚定而明确的态度，挺身而出，与农民站在一起，就是政府官员和议会的议员，也敢于公开支持农民，远在孟买的商人，也源源不绝的汇来捐款，支持维权农民，而印度全国的报纸，也能够每天公开报道凯达的维权运动。这在60年后的中国仍是不可想象的，中国维权农民总是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媒体沉默，知识界沉默，成功的商界领袖们沉默，政府官员与人大代表全都一片沉默，他们只能凭借自己微弱的力量和强大的公共权力进行抗争，这使他们比甘地时代的农民显得更加悲壮
2008-8-25 (博讯记者：蔡楚)
阿赫米达巴德的罢工刚取得成功，甘地就立即赶赴凯达。事实上凯达农民给甘地的求助信，与纺织工人的信几乎是同时送到三巴朗的，只是甘地当时分身无术，先选择了帮助纺织工人。
古遮拉特地区的凯达县1917年农作物歉收，1918年出现严重饥荒。根据田赋税则的规定，如果收成在2分5以下，农民可以完全停付那一年的田赋。农民认为当年收成不足2分5，提出停付田赋。官方宣称当年的收成在2分5以上，不同意停付。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们酝酿以拒缴方式暂停那一年的田赋。在甘地到达凯达前，国大党员安立特拉尔·塔卡尔进行过调查并且提出了调查报告，还和当地的专员讨论过这一问题。穆罕拉尔·潘提亚和商卡拉尔·巴立克也通过维达尔白·巴德尔先生和戈库尔达斯·卡罕达期、巴立克爵士在孟买的立法议会中为农民陈情，鼓动议会支持农民，造成了很大声势，还有多个来自不同地区的代表团，正等待首长接见，要当面为农民请愿。
那时甘地正好是国大党古遮拉特大会的主席，因此他抵达凯达后，立即以大会的名义，向政府递交了请愿书，打了电报，并当面向官员请求。但当地的英国官员态度强硬，拒不让步。为弄清实际情况，甘地访问了50多个村庄，并且亲自去看过他们的田地，结果证实收成的确不足2分5；为此他建议成立一个仲裁委员会，由仲裁委员会在政府和农民之间进行仲裁。但政府固执己见，认为人民要求仲裁是“大逆不道”。最后所有的请愿和祈求均告失败，甘地和同事们商量后，决定领导农民于3月22日开始进行非暴力抵抗。
甘地莅临指挥这场非暴力抵抗运动，对农民来说，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战斗，因为甘地的非暴力主张对农民来说，非常新奇，参加者十分踊跃。几天之内，便有二千多名志愿者申请参加非暴力抵抗，并签名立誓。他们的誓言是这样写的：
“由于我们这几个村子的收成不足二分五，我们要求政府停收田赋，直到下年再收，可是政府并不理会我们的要求。因此我们这些签名的人，在这里郑重宣布：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决不交纳今年所有或余下的田赋。我们要求政府采取它认为恰当的任何合法步骤，并将乐于承受因为我们不交租所应得的后果。我们宁肯让我们的土地被抵押，决不自动交税，从而使我们的要求被认为是错误的，或者使我们的自尊心受到损伤。然而，如果政府同意停收全县第二批田赋，我们当中有能力的一定交纳应交纳的全部或差额的田赋。有能力交纳而不交纳的人的理由是：如果他们交了，贫苦农民就可能因为混乱而把他们的东西变卖掉，或者向他们借贷来交纳租税，这样就会给他们自己带来苦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为了照顾贫苦农民，甚至那些有能力交纳田赋的人也有责任不交纳田赋。”
面对以非暴力方式抵抗的农民，当局采用了强硬的手段，他们强卖农民的耕牛和仅有的家具，带走他们能带走的一切东西，还到处张贴处罚的通告，有许多地方的农作物也被抵押。受此威压，有些农民开始惊慌失措，连忙去缴清田赋，有的甚至还按照官员的要求，把自己的家具放在官员经过的路边，方便他们拿去抵押田赋。对千百年来始终迷信暴力、以暴力维持统治的官员来说，不管民众人数如何众多，只要他们自己发誓绝不使用暴力，就并不可怕。以为只要官方大胆使用暴力，一定可以使民众屈服。官方采用暴力手段后，一些农民的惊慌与屈服，似乎又一次验证了官方的暴力逻辑。依赖暴力的人，很难明白非暴力的力量。
但甘地指挥下的非暴力抵抗者，是统治者千百年来从未遇到过的。
商卡拉尔.巴立克是这次非暴力抵抗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他的一个佃农在官方的强硬态度下，因为害怕，自动缴纳了田赋。商卡拉尔.巴立克先生对此深感不安，经过思考，为了纠正佃农的错误，也表示自己的决心，他把缴纳了田赋的那块土地捐献出来，用来救济穷人。甘地认为他“因此挽回了他的荣誉并且为别人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为了鼓励农民坚定斗志，甘地策划了一起“自愿违法行动”，他叫穆罕拉尔.潘提亚先生带人，把一块已被强行抵押给官方的田地里的洋葱收割掉。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官方拘捕参与收获洋葱的人。甘地6年后在监狱里写自传时，是这样写的：“我并不认为这样做是一种文明的不服从，但是纵然如此，我认为这种征封尚未收获的农作物的办法，即使是根据法律干的，在道德上也是错误的，这无异是一种掠夺，因此人民有责任把洋葱收割起来，不管它是否已有征封命令。这是人民学会承受罚款或遭受拘捕的好机会。”因为学会坐牢，是每个非暴力抵抗者最基本的功课。穆罕拉尔.潘提亚先生自告奋勇去做这件事，另有七、八个人也自告奋勇站出来和他一同前往。和所有人预料的一样，他们被官方以盗窃罪逮捕。因为政府所能做的，就是逮捕他们。但监狱对民众的威慑力一旦丧失，依赖暴力进行统治的政府，也就走到头了。
开庭那天，民众包围了法院，那种热烈、壮观的情景和去年甘地在三巴朗出庭受审时几乎如出一辙。潘提亚和他的同伴被判处短期拘禁，虽然甘地认为他们的行为并不符合“盗窃”的法律概念，但他们并不上诉。入狱那天，成群结队的人们护送“犯人”前往。显然，民众和官方的价值判断截然相反，官方的犯人成了民众眼里的英雄。潘提亚先生从此得到了一个“洋葱贼”的光荣称号，并终生以这个称号为荣。
甘地认为，非暴力抵抗的参与者最难做到的，就是对和平的理解和坚持。因为官方是靠暴力统治人民的，一旦人民在心理上消除了对政权的恐惧，很难不走向暴力复仇。在甘地一生的非暴力实践中，这始终是他最头疼的问题。他曾经在1919年把他过早发动全国性的非暴力运动称作犯了“喜马拉雅山一样的错误”，因为他觉得在民众还没有真正理解非暴力原则时，很容易因恐惧消除而导致严重的暴力。在每次的非暴力运动中，甘地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和对手进行斗争，而是和民众的暴力倾向进行斗争。在1918年凯达维权抗税运动中，甘地成功的克制了民众的情绪，坚持到了胜利的时刻。
有一天，纳地亚税区的田赋管理人员来通知甘地，只要有能力的农民交了田赋，贫苦的人今年可以缓交。甘地要求他们写出书面的东西加以肯定，他们果然写了。甘地再到县里问，一个税区的办法，是否适用于全县？县里的官员说，这样的命令已经发给全县了。这表明政府已经屈服，人民为此欢欣鼓舞。凯达的非暴力抵抗达到了预期目标，非暴力取得了胜利。
甘地认为，非暴力抵抗运动的结果，只有当它使非暴力抵抗者比开始时力量更加强大，精神更加焕发时，才算是真正的成功。无论如何，凯达的非暴力抵抗有其不可估量的意义，它标志着古遮拉特农民觉悟过程的开始，古遮拉特的公众生活因而出现新的生命力和新的蓬勃气象。
作为一个中国人，在60年后回顾这些印度往事，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凯达农民维权时，印度的知识分子并未袖手旁观，他们以坚定而明确的态度，挺身而出，与农民站在一起，就是政府官员和议会的议员，也敢于公开支持农民，远在孟买的商人，也源源不绝的汇来捐款，支持维权农民，而印度全国的报纸，也能够每天公开报道凯达的维权运动。这在60年后的中国仍是不可想象的，中国维权农民总是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媒体沉默，知识界沉默，成功的商界领袖们沉默，政府官员与人大代表全都一片沉默，他们只能凭借自己微弱的力量和强大的公共权力进行抗争，这使他们比甘地时代的农民显得更加悲壮
2008-8-25 (博讯记者：蔡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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