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甘地通过非暴力行动领导印度获得独立以来，就有一个陈词滥调，说非暴力只有在反对一个像英国那样的议会民主国家时才能成功，而当反对一个极权政府，如斯大林的苏联或希特勒的德国时就会失败。”
就在Jonathan Schell写下这段话后不久，波兰人民的非暴力抗争运动就瓦解了共产专制。今天，卡廷空难后的选举已经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成熟的宪政波兰。最近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在社会运动的领域，还是在政治的领域，非暴力行动都越来越具有影响力，并给世界的面貌带来极大改变。
不同类型的非暴力转型
对非暴力行动瓦解专制的有效性的非难，最常见的是说，在某个特定的国家，比如中国大陆，你无法或者不能实施那些曾在某些国家，比如印度、美国、波兰，或者其他任何国家发挥过标志性作用的那些非暴力不合作或者不服从行动。
这种观点的失误在于它以为非暴力行动是某些特定的行动，如果这些特定的行动不能实施，那就是非暴力行动不能实施。他们对人类最近数十年的政治变迁史中充满了各种不同类型的非暴力转型的事实视而不见。
非暴力行动并不是某些确定的行为类别。世界上不同国家的人民都可以享有自由和民主，但他们的法律和生活状态却各不相同。由于文化风俗和信仰、制度、社会心理乃至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的不同，必然也会有不同的非暴力行动模式。
非暴力行动从哪里来呢？活泼和富有生命力的非暴力行动发源于非暴力的信念。这样的信念可以是宗教信仰，也可以是非宗教性的信念。在甘地和金牧师那里，对这个词汇都有清晰的解释。当我们内心有对上帝真实的信仰，或者有坚定的信念，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都可以对不公义进行不合作或者不服从。这里，又产生了另外一个迷思。
有人声称中国人没有特定的信仰，所以不能开展非暴力行动。但是甘地曾经告诉我们：“我不能要求别人消化吸收它的全部含义，甚至我也不知道。军队里的士兵不懂完整的军事科学，同样萨提亚格拉哈战士不知道完整的萨提亚格拉哈学问。”只是，在开展非暴力运动的整个过程中，让每一个参与者深刻理解和信仰非暴力仍然对行动的成败有重大的影响。
一个真正遵循非暴力行动原则的人是顺服上帝的人，他当然会尽力了解情况和谨慎筹划，但无须知道事情的全部，只将自己全然交托，并努力去履行自己的职分。
今天，对非暴力行动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影响广泛的学科。其中，吉恩。夏普先生的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他在《非暴力行动政治学》一书中将他收集到的各种非暴力行动归纳并分类，列为非暴力抗议与说服、非暴力不合作、非暴力干预三个类别共198种，在今日的社会现实中，其中的大部分行动都可以直接运用或者稍加变通后适用。
以不公义法律对待部分国民（或者殖民地居民）的开明政府和一个践踏一切人的极权专制政府有很大的不同。相对开明的政府固然能够承受更明显的批评和烈度更高的反抗，极权专制政权对有效反抗的耐受却更脆弱，因为前者政权基础更广阔，后者的权力却往往早已丧失了合法性，仅仅因为民众的犬儒而残喘。开明政府的门前经常可以见到各种和平的抗争，一个小小的可见反抗却足以引致专制政权的垮台。
无论政府采取何种组织结构，人都是国家的根基。自由的人民可以被杀害，但不可以被奴役；奴隶建立的政权也只是个新的奴役，所以，不同信念的人们会构建不同的制度。如果制度和社会体系的每一个细胞不在他原来的位置上，就会有最根本的重建。
而自由的制度相信人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来更新自己的心灵和行为。这个位置首先是心灵的位置。人通过他自觉的不合作就开始了重建，重建自己、重建社区、重建政治、重建社会。否则，所有的挣扎都只是在同一哲学下继续轮回以前的命运。
滕彪在夏俊峰一案的辩护词中也指出：“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形成了这个制度的全貌。…我们处在苦难和罪恶之中，我们必须去行动，去记录，去抗争——与其说为了一个自由民主的理想，为了我们的后代免于恐惧、免于野蛮，不如说为了我们自己，我们要自我救赎。”专制固然在我身之外，却也在我身之内。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一个政府，不论是善政，还是恶政，总是要靠公民的积极支持、消极合作和默默容忍才得以支撑。一个身在专制奴役下，愿意通过非暴力不合作恢复自由的人，就是一个愿意悔改的人，他将经常地和仔细地省查自己的生活，看他的所作所为是为专制高墻添砖加瓦，还是为自由扫清道路。
这样的人永远不会没有努力和改善的余地。他还将竭力影响身边的人和社区，并因此而改变世界。他不能等待别人来不合作了之后才开始他自己的不合作，他要做的首先是他自己要开始。如果他要等到什么外部条件具备了，他将永远不能开步。
在非暴力抗争的情况下，人们的抗争行为本身就是在履行人民主权的原则，因此，非暴力抗争的手段和建立真正的人民主权的宪政制度的目的之间是充分适应的。
非暴力抗争不过分依赖参与者的体力或者军事技能，而需要参与者有信心、勇气、耐心，能严守纪律，参与者之间以及对外部都拥有最大的信息公开，所有这些都是在直接行使天赋人权并进行民主与公民合作的实践。他们所做的一切或者是不被法律所保障，或者是不被流行观念和当局所容忍，或者甚至为法律所反对，但他们仍然乐意这么做并坦然承受代价。
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儿童，或者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都完全可以成为优秀的非暴力战士。非暴力抗争可以对国民进行最大限度的动员，也必须对民众进行最大限度的动员。这样的抗争行动就不可能被滥用来争夺权力，而只能是改变权力的性质和面貌使之回复到公义和人道的轨道上来。
非暴力原则是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核心原则
回顾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历史，非暴力原则也一直是一个核心的原则。早期的民刊运动，就是在新闻出版领域开展的非暴力不服从行动，一大批勇敢的先行者打破当局对言论工具的垄断，自办报纸和刊物，这些努力有力推动了1980年代的改革，并为整个80年代自由思想的广泛和深入传播奠定了基础。
89年广泛发生的公民运动中，在如此大的规模上和未经训练的情况下，也守住了和平非暴力的原则。90年代中后期的组党运动中，非暴力也是众人公认的行动原则。
非暴力行动开始深入中国社会大致起始于法轮功反对迫害的一系列运动，由于人数众多的修炼者的人权遭到践踏，许多法轮功修炼者进行了持续和勇敢的非暴力抗争，他们卓越的努力对突破信息封锁、对确立信仰自由的原则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网络的逐步扩张也根本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生态。这样一个将言说和传播集于一体的新媒介开创了自媒体的新疆界。专制权力试图降服这块地方，但遭到网民顽强抵抗。即使面对失去饭碗、骚扰、监禁乃至杀害的危险，网民始终没有停止自由的言说，并不断迫使被当局严密控制的媒体也逐步跟进。
这是一个几乎完全自发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如此广阔，难以捉摸和预测，甚至没有谁去有意识地发起和推动，却逐渐扩大了言论自由的空间。
在民间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中，最广为采用的维权方法也多是非暴力行动。只是脱离专制，走向自由与民主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并不会自发地产生。有志于推动中国民主化的人们应该向人民提供更清晰的行动路线和规划，并不断动员民众来参与，如此才能开辟出埃及的自由之路。
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我在过去的数年中致力于推动各种不同的非暴力行动，不少行动取得了一些效果。一直以来，我所开展的不合作运动都是坚持做小事，我甚至是有意将我所开展的不合作行动限制在所谓“小事”的范畴内。
我确信，我所做的任何一个中国人都能做到，因为在开展这样的行动时，我曾经同样经历那些苦难同胞遭遇的许多困苦和阻碍。我通过我的经验可以看到我的同胞是否真的想自由。我的看法是：如果他们想自由，他们就能自由。
非暴力不合作大都不是政治运动
非暴力行动大都不是政治运动，本质上来说，非暴力不合作和非暴力不服从是信仰和良心运动在政治领域的介入和体现。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甘地还是金牧师，或者达赖尊者，他们带给人们的启迪并不限于政治领域。
同样，非暴力行动虽然可以改变政治，却不是单单在政治领域开展行动和带来改变，他可以在任何领域开展。这让他成为相对安全的公民运动。
专制统治的思想控制中很重要的一环是对教育领域的控制。许多人对反抗的绝望是因为此。对于那些在教科书中以前毒害过我们，现在还继续毒害孩子们的错误、虚假、违反人道、人权的内容，为人父母者不该将它们列出来吗？不应该要求教材编写者更改或者删除吗？
尤其是在一个实行无选择的教材的国家，父母们不更应该谨慎和警醒吗？一个合格的父母，能容忍心灵上的三聚氰胺继续毒害自己的孩子吗？我们却是默默忍受了这些东西这么久！
如果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只是关心孩子的动物性成长，而不是孩子的灵魂，我们在社会治理的层面就会收获同样的政府治理模式。
让我们脱离“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的诅咒。
为了满足孩子的物质需要，中国的父母们敢于付出多大的牺牲和爱啊！如果我们愿意将这种奉献和勇敢精神转而用在为孩子的灵魂、孩子的自尊的成长上面的，我们是可以很容易脱离这个诅咒的。我相信我们能做到。
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将不再愿意在任何地方作灵魂搅拌机上一个麻木、机械的齿轮，比如：管制言论的官僚和公务员，谎话连篇的教材编者和发行人，传讲洗脑课程的教师，掩盖或者阉割真相的记者、编辑、律师等。我们将愿意尽力通过各种方法反对那些洗脑教材，乃至拒绝再参加洗脑课程的考试等等。
不合作的道路就是如此，为了自由和尊严，愿意承担不便甚至艰难。
在经济领域开展不合作也同样具有重大意义。今天中国城市居民许多沦为房奴或者连成为房奴的资格都没有，另一方面，城市郊区的农民在土地被低价征收后由开发商出售，自己沦为血汗工厂的农民工。
推动和开展三年不买房，或者拒绝按揭购房，或者只购买农民自建房的经济不合作运动（我称之为“土房运动”），这个行动得到充分开展的话，将让城乡经济共享繁荣，而不是象目前这样彼此对立，互相伤害。开展这个行动的最安全方式是农民合作建设房屋，城市居民则可以团体购买。
普通民众广泛不合作的结果将重新塑造社会舆论，这将使社会其他阶层的人员开展不合作或者不服从的风险发生改变甚至逆转。比如，对城管粗暴执法行为的广泛批评已经引起了这个职业自豪感的降低。
同样，对军警屠杀和平民众，或者军警违反中立原则干预政治的严厉和普遍批评以及这种批评的深入和广泛的传播，将极大改变其关键时刻的行动选择。
即使要就我本人的经验要列出重要和可行的非暴力不合作行动，那不是这么文章可以写完的。况且，还有很多人在各自的领域正在和我一样进行着他们更卓越的努力。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公开地、光明地、自豪地推进不合作运动，是我们走向民主、走向自由、走向有尊严的个人生活的捷径。在这逐步脱离邪恶的过程中建立了公民之间的爱、信任和合作，就奠定了国家自由的根基。
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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