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推动群众抗争向前发展？
张蜀杰
一年前，中国广东乌坎村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群众抗争。村民卷入长达四月的勇敢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斗争。他们赶走基层“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建立他们自己选举产生的委员会来管理社区。面对镇压、逮捕、被数千名武警包围和抗议领袖死在看守所，最终12月21日达成的一个戏剧性的协议在当时看来似乎满足了村民的大多数诉求。
当时，中国劳工论坛曾经警告不能信任和中共广东省委工作组达成的协议；需要维持群众压力，建立民主的草根组织，并和其他群众运动相联系。
我们的警告不幸被验证了。乌坎村民直到现在也还没有要回大部分土地，甚至出现上百村民对此不满，在（新的）村委办公室外示威抗议的事件。理事会被要求自我解散。被捕的抗争领袖只是以“取保候审”的方式得到释放，而没有取消对他们的指控。抗争领袖薛锦波的遗体是在家属陈诺不再追究其死因的条件下才被归还的，而没有进行独立的尸检。
即使这样，乌坎抗争也造成了巨大冲击，不仅超出其村子传播到全国，而且对群众的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些评论者称，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中共对（中国）一个行政区完全失去了控制。在短短几周内，乌坎的抗争就粉碎了长久以来的“金科玉律”，——中国人需要一党专制政府，而没有能力民主地管理他们自己。
之后的2012年，群众抗争变得更加频繁，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不断发生。今年初海南乐东县发生了持续数月的反对修建燃煤电厂的抗争，迫使当局数次改变电厂修建的地址。之后7月份什邡和启东也发生了抗议环境污染的示威，数万人参加，其中90后中学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乌坎事件发生一年后，正处于中共召开十八大的前后，群体性事件也没有因此而停止。10月底，在浙江宁波爆发了反PX化工项目的群众抗议运动，当地居民连续数天上街抗议，最终宁波市政府承诺不再建设PX项目，并停止推进整个炼化一体化项目。
之前2011在大连，2007年在厦门发生反PX项目的群众示威之后（中国劳工论坛 [chinaworker.info] 当时也进行了相关报道），当局都做出了部分让步。宁波反PX游行显然也受到了这些之前类似示威的鼓舞。
就在本文写作几天前，12月7日17时贵州遵义仁怀市城建局强拆民房造成两死三伤，23时许死者家属抬尸游行到市政府，万人“围观”。政府出动武警镇压，发生暴力冲突，多人被打伤和被捕。
群众抗争的发展
今年“群体性事件”在规模和数量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大规模的群众抗议和示威在各地持续发生，已经成为中国的一种常态。群众对此也越来越熟悉。甚至连中国官方《环球日报》都承认：群众抗议已经成为“公众已经很熟悉的方式”。（“重化工项目上街头裁决非长久之计”，2012年10月29日《环球时报》）
由于微博、手机的普及，群众抗议和罢工的消息能够迅速传播。这也迫使当局无法再掩耳盗铃，而不得不报道一些重大的群体性事件。这使得群众，特别是无法看到被当局屏蔽信息的民众，获得更多这方面的信息。群众抗争变得公开化。例如今年一些大规模的抗议，发生示威数天前有公开的通知。在什邡和启东事件中，90后中学生自发地派发传单和进行宣传。
青年在群众抗争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90后成为群众抗争的新力量。加快了群众运动的激进化。
中共当局的镇压手法也出现了变化，手法上更加灵活，很多时候不得不作出让步。但仍然是“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
例如今年上半年在海南省三亚市乐东县莺歌海镇爆发数万人反对燃煤电厂示威（中国劳工论坛当时也进行了相关报道），迫使当局作出让步，将电厂修建地址改到邻近的其他乡镇，然而这也使得抗争也扩展到新确定的电厂修建地区，使得当局数次变更电厂修建地址。然而10月份，村民却得知燃煤电厂即将在莺歌海镇动工修建，于10月18日再次爆发示威，发生万人警民冲突。之后数百人被逮捕，数十人被通缉，而燃煤电厂已悄然动工。而在12月，对此问题在网络及出书发表意见的刘福堂被控“非法经营罪”，被判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乌坎抗争的教训
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当前的群众抗争也存在很多的问题。大多数抗争没有一个民主的架构组织抗争。使得很多群众抗争处于无政府主义的状态，不仅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暴力和伤亡发生，更重要的是使得抗争无法根据形势随机应变和发展。当然中共对任何的暴力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封堵任何民主讨论和反抗的渠道。
即使乌坎村的理事会也是以宗族形式选举产生的，而且在和地方当局达成协议后不久就被新的村委会取代。新的村委会虽然是选举产生的，但并不是一个真正民主的群众组织。村委会委员任期三年一届且无法被选民召回。中共当局首先在村委会的选举过程中通过威胁、经济压力和媒体控制进行幕后操纵和打压激进的抗争领袖。如薛健婉（薛锦波的女儿）就由于遭到当局打压而被迫放弃参与村委会选举。在新的村委会选举产生之后，当局能够很容易地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威胁和财政激励——让这个弱小的村委会屈服于当局的意志，这样就能在这三年里控制新的村委会。这造成乌坎目前的抗争没有真正的民主的领导层，自然也就无法推动抗争的继续发展。
而且乌坎的大多数抗争领袖之前在外经商。其中林祖恋也是中共党员，曾经是中共基层官员。他说“如果没有经济基础，谈起其他的包括民主都毫无意义。”（《南华早报》，2012年10月6日）
这些抗争领导者大多来自中小资产阶级，真正希望的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环境，并不希望中共政权垮台，虽然希望获得更自由的经商环境。因此他们容易被中共所左右。
而在中共当局作出让步后，一些抗争领袖不希望通过继续推动抗争来实现全部要求。而希望请尽快的回到适合投资的环境。“我们需要拿回我们的土地，然后吸引外资”林祖恋说，“如果乌坎持续政治动荡的话，我们怎么会实现这一点？”（《南华早报》，2012年10月6日）
现阶段大多数群众抗争没有明确的纲领，往往集中于单一的诉求。如什邡、宁波的抗争是单一的环境诉求。即使乌坎抗争中最主要诉求也是要回被腐败官员卖掉的土地，而没有提出其他更广泛的涉及民生的诉求。这使得抗争在高潮过后，难以继续发动群众和推动运动向前发展。
而且各个地方的群众抗争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例如在宁波发生反PX抗争的同时，海南莺歌海镇也发生了反对修建燃煤电厂的抗争。两地的群众斗争诉求都在于环境问题，但是却没有互联联系和声援，而处于孤立的状态。
林祖恋说乌坎的事只是一个小乡村的事，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然而正如像其他群众抗争一样，乌坎村民反对官员剥夺村民的土地要求，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于建嵘称，“土地问题已占全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新京报》2010年11月05日）而乌坎抗争中突显出来的民主权利的问题，更不仅仅是一个村子的事情，也不是在一个村子的范围里能够解决的。
实际上乌坎抗争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些成果，和12月乌坎抗争高峰时，附近的一些地区发生的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有密切的关系。
2011年12月20日，广东省汕头市海门镇数万群众前往镇政府集会抗议，并封堵汕头前往深圳的高速公路，反对政府在当地修建第二座高污染的燃煤发电厂。
2012年12月18日，千余名汕头地区的上岱美村村民上街示威抗议贪官卖地。乌坎村附近的乡村如龙头村等村庄也由于土地问题发生了大规模的村民示威和警民冲突。
这些同时发生的大规模群众抗争，给广东当局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当地甚至没有足够的警察进行镇压。这些抗争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当时还被武警包围的乌坎村民。
这显示群众抗争不能孤立于一地，需要互相声援和团结抗争。要充分实现这一目的，则需要建立全国性的组织，而不仅仅是基于当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临阵磨枪”的组织。在目前阶段，这只能通过建立工人和青年的地下组织得以实现。
罢工
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大多数群众运动没有联系到工人的罢工，没有争取工人支持进行声援罢工。然而和工厂之外的群众运动一样，今年中国爆发的了不计其数的罢工。
在中国最大的工厂富士康，其在太原、郑州、深圳等地的工厂都发生了罢工、暴动等事件。（对此前几期的《社会主义者》作了大量的报道）
2010年深圳富士康工厂发生十多名工人连环跳楼，他们由于血汗工厂环境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了2012年，富士康工厂中虽然仍然出现了工人跳楼，但是更多的出现了工人罢工和暴动反抗所受到的血汗剥削。
2012年10月苹果公司由于iPhone 5设计缺陷提出苛刻的生产质量要求，造成郑州富士康数千工人罢工。2012年9月，太原富士康发生由于保安殴打一名女工，而导致两千工人暴动。而之前太原富士康工厂已经于2012年上半年发生过数次工人罢工和工人以“集体跳楼”方式抗议。
这显示了工人意识的改变。从选择消极的跳楼到选择进行罢工抗争，以实际行动争取自身的权利。
而最近12月10日，江苏泰州靖江市东方重工船厂，数千工人罢工，抗议被拖欠5、6个月工资。上千工人冲上京沪高速，把江阴长江大桥堵住，致使交通完全瘫痪。
2012年12月7日，深圳市宝安区公明镇，港资华彩印刷厂，三千多名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公司对员工太过严苛，请假太难。
面临很多群众抗争的中共当局，对于罢工也无法像以前一样一味的镇压。很多时候政府以劝说和威胁的方式迫使工人停止罢工和组织工人上街，很多时候资本家不得不作出让步。
同时中共官僚和资产阶级也在尝试通过收买部分工人和利用官方工会等方式防止工人抗争激进化。
在罢工中也存在一些和工厂外的群众抗争类似的问题。大多数时候，工人们只是孤立在自己工厂中进行罢工，而不是走出工厂进行抗议。这当然有当局镇压的原因，但是这使得工人罢工处于孤立的状态，无法联系到其他群众。另外不同工厂工人直接也缺乏互相声援和联合行动。
总结
即将到来的2013年中国群众运动也将发生巨大的发展和变化。社会主义者需要对此作出提前准备，总结教训和经验，因为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中需要正确的斗争理论。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工人代表只领取普通人的工资，并受到其他成员的民主监督，最终推翻现有的不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
张蜀杰
一年前，中国广东乌坎村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群众抗争。村民卷入长达四月的勇敢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斗争。他们赶走基层“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建立他们自己选举产生的委员会来管理社区。面对镇压、逮捕、被数千名武警包围和抗议领袖死在看守所，最终12月21日达成的一个戏剧性的协议在当时看来似乎满足了村民的大多数诉求。
当时，中国劳工论坛曾经警告不能信任和中共广东省委工作组达成的协议；需要维持群众压力，建立民主的草根组织，并和其他群众运动相联系。
我们的警告不幸被验证了。乌坎村民直到现在也还没有要回大部分土地，甚至出现上百村民对此不满，在（新的）村委办公室外示威抗议的事件。理事会被要求自我解散。被捕的抗争领袖只是以“取保候审”的方式得到释放，而没有取消对他们的指控。抗争领袖薛锦波的遗体是在家属陈诺不再追究其死因的条件下才被归还的，而没有进行独立的尸检。
即使这样，乌坎抗争也造成了巨大冲击，不仅超出其村子传播到全国，而且对群众的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些评论者称，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中共对（中国）一个行政区完全失去了控制。在短短几周内，乌坎的抗争就粉碎了长久以来的“金科玉律”，——中国人需要一党专制政府，而没有能力民主地管理他们自己。
之后的2012年，群众抗争变得更加频繁，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不断发生。今年初海南乐东县发生了持续数月的反对修建燃煤电厂的抗争，迫使当局数次改变电厂修建的地址。之后7月份什邡和启东也发生了抗议环境污染的示威，数万人参加，其中90后中学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乌坎事件发生一年后，正处于中共召开十八大的前后，群体性事件也没有因此而停止。10月底，在浙江宁波爆发了反PX化工项目的群众抗议运动，当地居民连续数天上街抗议，最终宁波市政府承诺不再建设PX项目，并停止推进整个炼化一体化项目。
之前2011在大连，2007年在厦门发生反PX项目的群众示威之后（中国劳工论坛 [chinaworker.info] 当时也进行了相关报道），当局都做出了部分让步。宁波反PX游行显然也受到了这些之前类似示威的鼓舞。
就在本文写作几天前，12月7日17时贵州遵义仁怀市城建局强拆民房造成两死三伤，23时许死者家属抬尸游行到市政府，万人“围观”。政府出动武警镇压，发生暴力冲突，多人被打伤和被捕。
群众抗争的发展
今年“群体性事件”在规模和数量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大规模的群众抗议和示威在各地持续发生，已经成为中国的一种常态。群众对此也越来越熟悉。甚至连中国官方《环球日报》都承认：群众抗议已经成为“公众已经很熟悉的方式”。（“重化工项目上街头裁决非长久之计”，2012年10月29日《环球时报》）
由于微博、手机的普及，群众抗议和罢工的消息能够迅速传播。这也迫使当局无法再掩耳盗铃，而不得不报道一些重大的群体性事件。这使得群众，特别是无法看到被当局屏蔽信息的民众，获得更多这方面的信息。群众抗争变得公开化。例如今年一些大规模的抗议，发生示威数天前有公开的通知。在什邡和启东事件中，90后中学生自发地派发传单和进行宣传。
青年在群众抗争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90后成为群众抗争的新力量。加快了群众运动的激进化。
中共当局的镇压手法也出现了变化，手法上更加灵活，很多时候不得不作出让步。但仍然是“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
例如今年上半年在海南省三亚市乐东县莺歌海镇爆发数万人反对燃煤电厂示威（中国劳工论坛当时也进行了相关报道），迫使当局作出让步，将电厂修建地址改到邻近的其他乡镇，然而这也使得抗争也扩展到新确定的电厂修建地区，使得当局数次变更电厂修建地址。然而10月份，村民却得知燃煤电厂即将在莺歌海镇动工修建，于10月18日再次爆发示威，发生万人警民冲突。之后数百人被逮捕，数十人被通缉，而燃煤电厂已悄然动工。而在12月，对此问题在网络及出书发表意见的刘福堂被控“非法经营罪”，被判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乌坎抗争的教训
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当前的群众抗争也存在很多的问题。大多数抗争没有一个民主的架构组织抗争。使得很多群众抗争处于无政府主义的状态，不仅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暴力和伤亡发生，更重要的是使得抗争无法根据形势随机应变和发展。当然中共对任何的暴力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封堵任何民主讨论和反抗的渠道。
即使乌坎村的理事会也是以宗族形式选举产生的，而且在和地方当局达成协议后不久就被新的村委会取代。新的村委会虽然是选举产生的，但并不是一个真正民主的群众组织。村委会委员任期三年一届且无法被选民召回。中共当局首先在村委会的选举过程中通过威胁、经济压力和媒体控制进行幕后操纵和打压激进的抗争领袖。如薛健婉（薛锦波的女儿）就由于遭到当局打压而被迫放弃参与村委会选举。在新的村委会选举产生之后，当局能够很容易地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威胁和财政激励——让这个弱小的村委会屈服于当局的意志，这样就能在这三年里控制新的村委会。这造成乌坎目前的抗争没有真正的民主的领导层，自然也就无法推动抗争的继续发展。
而且乌坎的大多数抗争领袖之前在外经商。其中林祖恋也是中共党员，曾经是中共基层官员。他说“如果没有经济基础，谈起其他的包括民主都毫无意义。”（《南华早报》，2012年10月6日）
这些抗争领导者大多来自中小资产阶级，真正希望的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环境，并不希望中共政权垮台，虽然希望获得更自由的经商环境。因此他们容易被中共所左右。
而在中共当局作出让步后，一些抗争领袖不希望通过继续推动抗争来实现全部要求。而希望请尽快的回到适合投资的环境。“我们需要拿回我们的土地，然后吸引外资”林祖恋说，“如果乌坎持续政治动荡的话，我们怎么会实现这一点？”（《南华早报》，2012年10月6日）
现阶段大多数群众抗争没有明确的纲领，往往集中于单一的诉求。如什邡、宁波的抗争是单一的环境诉求。即使乌坎抗争中最主要诉求也是要回被腐败官员卖掉的土地，而没有提出其他更广泛的涉及民生的诉求。这使得抗争在高潮过后，难以继续发动群众和推动运动向前发展。
而且各个地方的群众抗争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例如在宁波发生反PX抗争的同时，海南莺歌海镇也发生了反对修建燃煤电厂的抗争。两地的群众斗争诉求都在于环境问题，但是却没有互联联系和声援，而处于孤立的状态。
林祖恋说乌坎的事只是一个小乡村的事，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然而正如像其他群众抗争一样，乌坎村民反对官员剥夺村民的土地要求，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于建嵘称，“土地问题已占全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新京报》2010年11月05日）而乌坎抗争中突显出来的民主权利的问题，更不仅仅是一个村子的事情，也不是在一个村子的范围里能够解决的。
实际上乌坎抗争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些成果，和12月乌坎抗争高峰时，附近的一些地区发生的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有密切的关系。
2011年12月20日，广东省汕头市海门镇数万群众前往镇政府集会抗议，并封堵汕头前往深圳的高速公路，反对政府在当地修建第二座高污染的燃煤发电厂。
2012年12月18日，千余名汕头地区的上岱美村村民上街示威抗议贪官卖地。乌坎村附近的乡村如龙头村等村庄也由于土地问题发生了大规模的村民示威和警民冲突。
这些同时发生的大规模群众抗争，给广东当局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当地甚至没有足够的警察进行镇压。这些抗争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当时还被武警包围的乌坎村民。
这显示群众抗争不能孤立于一地，需要互相声援和团结抗争。要充分实现这一目的，则需要建立全国性的组织，而不仅仅是基于当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临阵磨枪”的组织。在目前阶段，这只能通过建立工人和青年的地下组织得以实现。
罢工
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大多数群众运动没有联系到工人的罢工，没有争取工人支持进行声援罢工。然而和工厂之外的群众运动一样，今年中国爆发的了不计其数的罢工。
在中国最大的工厂富士康，其在太原、郑州、深圳等地的工厂都发生了罢工、暴动等事件。（对此前几期的《社会主义者》作了大量的报道）
2010年深圳富士康工厂发生十多名工人连环跳楼，他们由于血汗工厂环境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了2012年，富士康工厂中虽然仍然出现了工人跳楼，但是更多的出现了工人罢工和暴动反抗所受到的血汗剥削。
2012年10月苹果公司由于iPhone 5设计缺陷提出苛刻的生产质量要求，造成郑州富士康数千工人罢工。2012年9月，太原富士康发生由于保安殴打一名女工，而导致两千工人暴动。而之前太原富士康工厂已经于2012年上半年发生过数次工人罢工和工人以“集体跳楼”方式抗议。
这显示了工人意识的改变。从选择消极的跳楼到选择进行罢工抗争，以实际行动争取自身的权利。
而最近12月10日，江苏泰州靖江市东方重工船厂，数千工人罢工，抗议被拖欠5、6个月工资。上千工人冲上京沪高速，把江阴长江大桥堵住，致使交通完全瘫痪。
2012年12月7日，深圳市宝安区公明镇，港资华彩印刷厂，三千多名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公司对员工太过严苛，请假太难。
面临很多群众抗争的中共当局，对于罢工也无法像以前一样一味的镇压。很多时候政府以劝说和威胁的方式迫使工人停止罢工和组织工人上街，很多时候资本家不得不作出让步。
同时中共官僚和资产阶级也在尝试通过收买部分工人和利用官方工会等方式防止工人抗争激进化。
在罢工中也存在一些和工厂外的群众抗争类似的问题。大多数时候，工人们只是孤立在自己工厂中进行罢工，而不是走出工厂进行抗议。这当然有当局镇压的原因，但是这使得工人罢工处于孤立的状态，无法联系到其他群众。另外不同工厂工人直接也缺乏互相声援和联合行动。
总结
即将到来的2013年中国群众运动也将发生巨大的发展和变化。社会主义者需要对此作出提前准备，总结教训和经验，因为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中需要正确的斗争理论。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工人代表只领取普通人的工资，并受到其他成员的民主监督，最终推翻现有的不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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