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更强有力的解决方法
在世界各地数百万关注报纸上关于1905年俄国革命的报道的读者中间，没有谁比在南非的一位低调的印度律师更加满怀热切。对36岁的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来说，发生在俄国的事件是一个新世界的征兆。了解到俄国人早先曾试图通过暗杀统治者来推翻独裁统治以后，他相信他们现在“找到了另一种虽然简单，却比叛乱和谋杀更强有力的解决方法。”甘地写道，俄国人“宣布总罢工并停止了所有工作。他们丢下工作，告诉沙皇除非正义实现否则他们决不会恢复工作。沙皇又能怎样应对这种情形呢？……用刺刀驱使罢工者重返工作，这甚至是沙皇的权力都做不到的。”1
这不是甘地第一次了解到人们用非暴力行动手段（nonviolent sanctions）来反对政府。19世纪80年代末，当甘地还是伦敦的一名法科生时，他就开始密切关注包含抗租（rent strike）行动在内的爱尔兰自治（home rule）运动了。他也知道南非和印度已经在抵制白人统治者强加的限制和税负。而正当他评论俄国事件的时候，他又了解到一场孟加拉印度教徒为反对英国分割他们领土的计划而抵制英国布料的行动。2
甘地注意到，在这每一个案例中，人们都是通过拒绝合作而非攻击来挑战政府，它们的经验表明，“即使是最强大的政府，离开被统治者的合作也就无法统治下去了。”在俄国正确的东西，在他那印度人正在反抗英国统治的家乡当然也同样正确。甘地断定，“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之所以可能，仅仅是因为那里有服务于它的人民。我们也能展现出俄国人民已经展现过的同样力量……”不过在1905年，当这位年轻律师的思绪从已经发生在俄国的事件，飘向可能会在他的家乡印度发生的事件时，他依然是南非正在进行的事态中的重要部分。3
甘地在南非
“容不下一位自尊的印度人”
甘地出生在印度西海岸一个小土邦（princely states）的讲古吉拉特语的（gujarati-speaking）家庭，和孟买、加尔各答这样的城市相比，这里比较闭塞。家人希望他能走父亲的老路，当一名地方行政官员，这就是他们送他去伦敦学习法律的原因。但在英国的学习并没有让甘地准备好在印度从事法务工作，1891年回国后，他被证实在法庭上极端胆怯：他在代理的第一起案子中结结巴巴，在进行交叉询问的中途放弃了。他不久便沦落到回到家乡的拉杰果德（Rajkot）撰写法律文书维生。当他得到一份代表一家印度公司在南非的贸易商的工作时，他抓住了这个机会——离开在职业上惨遭失败的印度，在新的大陆寻找新的起点。4
成千上万的印度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大多数是为了清偿债务而去割甘蔗或捡咖啡豆的契约劳工（indentured laborers）。他们挣得自由以后，很多人还是会留下来从事商人、园丁或仆人之类的营生。也有从甘地的家乡古吉拉特（Gujarat）地区移居而来的印度商人。世纪之交时，仅纳塔尔（Natal）一地就有5万印度人，虽然远远少于40万非洲人，但大体上和白人人口持平。到处都有规模较小但迅速发展的印度人社区。5
印度人，无论是印度教徒、穆斯林还是基督徒，富人还是穷人，受过教育的还是未受教育的，高级种姓还是低级种姓，在南非都有。不过在白人看来，他们都是“苦力”（coolies）或“亚洲人”（Asiatics）——一个低等种族。对他们的歧视已经被固定为一系列的成文法律（这违反了维多利亚女王在英帝国范围内保障免受宗教或种族歧视之害的1858年文告）。他们的选举、入境及在国内旅行、从商以及选择居住地的权利都受到限制。6
没多久甘地自己就感受到了这些限制。就在到德班（Durban）一周以后，和任何一位体面的大律师一样，他订了张头等火车票，去比勒陀利亚（Pretoria）为一桩案子辩护。在一位白人乘客投诉他以后，他被要求离开头等车厢；他当场拒绝，然后被踢赶下火车。随后，也是在同一行程中，他不能和欧洲乘客一起坐在公共马车内，而不得不和驾驶员一道坐在外边。“我明白，南非容不下一位自尊的印度人，”他后来写道。7
在德班，甘地经营着自己欣欣向荣的法律业务并以高道德标准——也因乐意妥协——而闻名。此时，印度社群饱受一系列歧视性法律之苦。当纳塔尔政府提议拒绝承认他们的选举权时，甘地组织印度人反对这样的立法。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先是在德班，之后在约翰内斯堡——他开展了新的抗争，通过诉讼、请愿以及媒体，反对向前契约劳工征收人头税、限制移民、为印度商人设置的许可程序（licensing procedures）以及对印度人从商和居住地点的限制。他虽然取得了一些暂时性的胜利，但不可能阻挡住反对印度人的浪潮。8
令甘地印象深刻的俄国事件发生一年后，德兰士瓦（Transvaal）（甘地后来生活的地方）通过了进一步限制印度移民并要求他们持有登记卡的法律。甘地义愤填膺，觉得他们必须采取新的行动方式。1906年9月在约翰内斯堡帝国剧场的一次聚会上，甘地请求每个人宣誓不遵守新法；当法律生效时，他组建的“消极抵抗协会”在登记机构外进行纠察。接着，登记卡在一所清真寺外被付之一炬，人们大规模非法越境进入德兰士瓦，而且矿山工人举行了罢工。数千人被投入监狱——甘地本人被关三次。最后，政府在1914年态度软化，撤销了登记法案及其它一些冒犯印度人的法令。无论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矿山工人还是商人，都参加了甘地领导的这场运动，并以违反不公正的法律和因此入狱的方式迫使变革发生。9
“消极抵抗”
在南非的多年奋斗把曾在印度吞吞吐吐、不成功的年轻律师甘地，塑造成了一位工作在另一个复杂而多样的社会中的自信政治家。但在这个小巧的印度人身上，也发生着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转变。差不多一到南非，甘地就开始寻求一种他此后一生坚持的灵性认识（spiritual understanding）。尽管他依然是个印度教徒，但他在家乡、伦敦和南非认识并结交了穆斯林、基督徒、拜火教徒（Parsis）以及耆那教徒（Jains）——他受与之通信的耆那（Jain）教徒、珠宝商和诗人梅塔（Rajchandra Ravjibhai Mehta）的影响尤其深，梅塔向甘地强调“真理的多面性”——没有哪个人或者宗教可以全然知晓“真理的多面性”。1909时甘地写道：“各宗教是通往同一地点的不同道路。既然到达的是同一目标，我们选择不同的道路又有什么关系呢？”10
对于认为所有生命都有共同源头的甘地来说，灵性和实践活动不可分离，而他也努力身体力行。在他看来具有实践价值的一项灵性原则是ahimsa或（大体上可翻译为）“非暴力”（nonviolence）。既然没有哪个人或者组织能够宣称绝对掌握真理，就没有人应该使用暴力强迫其他人反对他们对真理的不同但也同样真诚的理解。非暴力（Ahimsa）在耆那教、佛教（Buddhist）和印度教思想中有很深的根源，不过甘地在基督教思想中也找到了同样有力的箴言式表达，特别是在《登山宝训》和托尔斯泰的作品中。1894年他阅读托尔斯泰的《天国在你心中》时，发现自己完全被这位俄国人反对暴力的雄辩说服了。11
非暴力（Ahimsa）对政治冲突来说有着非常明显的意义。甘地相信，用以反抗压迫的暴力不仅是不道德的（wrong），而且是一个错误（mistake）。它不可能真正地终结不公正，因为它所激发的偏见和恐惧正好助长压迫。对甘地来说，不正当的手段从来不会产生出正义的结果。1909年时他写道：“手段可以比作是一粒种子，就是一棵树的根部。手段和结果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正和种子与大树之间的联系一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12
然而，甘地还得找到奏效的政治行动方式。作为印度人的领袖，他在南非的行动是非暴力的，但是演说、请愿、通信及与官员会谈几乎不可能改变种族主义的态度和法律。他寻找的是一种能迫使白人认识到印度人应被平等对待这个道理的方法，而在帝国剧场宣誓之后的抗议运动中，他找到了它。
最初他称它为“消极抵抗”（passive resistance，后来他对这个提法弃之不用）。手法很简单：宣布反对一部不公正的法律（例如对迁徙自由的限制）；（以非法越境的方式）违反法律；最后承担后果（逮捕、人身伤害、监禁）。甘地相信，抵抗者从容而不失尊严地承受苦难，会开启压迫者受蒙蔽的双眼并削弱压制背后的敌意；这样，他们就会不得不认识到什么是正当的，而不是他们的对手被迫要屈服了，这将使他们改变自己的想法和行动。甘地把这种行动命名为“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该词糅合了印度教中的“真理”和“坚持”这两个词的意思）。13
不过，“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很快就有了更宽广的含义，这种含义更多地与其可行性有关，而较少与其灵性作用有关。甘地认识到个体牺牲的示范价值的局限：即使是最坚定的抵抗者，所能承受的苦难也十分有限，难以尽快消解稳固的政权所惯有的傲慢和偏见。甘地认识到，要让“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变成一种实用的政治手段，它就必须产生让它的对手来承担的压力。“如果没有无论是道义的还是物质的力量来支持，我不相信呼吁会有用”，甘地写道。14
甘地相信，“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改变对手立场的潜力，源自统治者依赖可以在服从和抵制之间做出选择之人的合作。尽管他一直主张“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能够向对手揭示真理并争取到他们的支持，但他经常用军事术语来表述它，并策划意在使对手不退步时利益受损，却对感化他们着墨无多的行动。就这样，他使“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成了那些关注如何产生变革甚于良知判断的人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15
因此，甘地并没有使非暴力（ahimsa）成为绝对的信条。他在官方有组织的暴力和受压迫人民的自发暴力之间做了区分。他对前者痛心疾首，对后者虽不宽恕，却说它是“可以理解的”，甚至还会有助于实现维护尊严的目的——终其一生，他都坚持诉诸暴力总比卑躬屈膝的怯懦可取。甘地的非暴力（ahimsa）和“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不是专为圣人准备的；它们被构思出来，供热爱正义的人民用以规划如何促成变革。16
1909年夏天的伦敦之旅促使甘地更多地思考如何将“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应用于印度。虽然甘地此行的目的是为南非的印度人游说，但他卷入了关于他的祖国的争论。在他到达前不久，居住在伦敦的一个印度青年暗杀了英国官员威廉•柯森威利爵士（Sir William Curzon-Wyllie）。这个行为，以及移居国外的印度人抱有的恐怖主义是实现解放的最有效途径的观点，都让甘地非常震惊。为了反驳这种看法，在乘“基尔多南堡”号（Kildonan Castle）返航的途中，他花了十天时间，在轮船的信笺上写一篇文章。他写得如此飞快和紧迫，以至于右手发酸时他只是换到左手继续写。17
写成的作品《印度自治》（Hind Swaraj）最先发表在甘地在南非主持的古吉拉特语周报《印度评论》（Indian Opinion）上。在这篇对话体文章中，“读者”表达的是印度恐怖分子的观点，“编辑”代言甘地。文章谴责把恐怖当作民族抗争的策略，鼓吹非暴力的“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在关于暴力的争论之后，文章还很好地讨论了印度民族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民族主义者声称他们向往“自治”（swaraj）——和英语中的“政治独立”（political independence）或“自治”（home rule）的概念相当。甘地说他太向往印度自治（swaraj）了，但是他把它定义为“自我治理”（self-rule）：“我们学会管理我们自己，这就是自治（swaraj）。”18
甘地问道：如果印度不能把自己从英国人带来的残暴和低贱的生活方式中解脱出来，即使像恐怖分子所想的那样用暴力把英国赶出去，又怎么样呢？甘地呼吁印度人重返他们本真的印度之根；他认为一旦这种形式的自治（swaraj）实现了，政治独立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如果我们整理好自己的屋子，那么只有适合住在它里面的人才会留下来。其他人会自觉离开。”
不过自治（swaraj）的含义可不止抛弃西方作风那么简单。他承认印度生活中有不能归咎于外来统治者的严重“缺点”，比如童婚。他解释说，自治（swaraj）同样意味着变革印度自己的作风。它可不只是赶走英国人就能获得的政治境况。它也是通过先驱除自我之恶才能获得的社会和个人境况。19
在南非的二十年中，甘地对这种形式的自治（swaraj）身体力行。他放弃西式作风，身着朴素的印度农民服饰，让自己的孩子在家里而非欧式学校里接受教育，他或家人生病时也不使用西药。甘地还抛弃了一些根深蒂固的印度习俗，特别是和种姓有关的规则：他和家人完成全部家务，包括像洗衣服、理发、清洗夜壶等被认为只有最低级的种姓才做的事。他的生活以体力劳动、简朴和纯净为特征，这在他克制的饮食习惯和1906年的禁欲起誓中表现得最为清楚。20
不过，他返回印度却是由于在外工作的原因。南非政府决定废除登记法案以后，甘地认为结束那里的政治和精神体验，而把所得的学识应用于印度的时间到了。他带着独特的经历归国：生活在国外让他有了全面审视印度的视角，而空间的阻隔又使他远离国内政治争论的陈腐氛围并帮助他发展了自己的思想。1914年7月，怀揣他自力更生（self-reliant）且自由的印度之梦，甘地启程回国。
英国统治
领主
十六世纪英国人最初来到印度时，他们的身份是商人而不是征服者，他们在沿海建立起坚固的据点，并未染指尚在中亚入侵者的后代穆斯林莫卧儿（Mughal）皇帝控制下的印度内地。但莫卧儿王朝并没有建立中央政府，而代之以同地方统治者做交易，由后者为他们征税和提供兵源。十八世纪时，这套体制由于印度内部不同势力之间纷争涌起而分崩离析。
由于政治动荡危及商业，垄断英国对印贸易的东印度公司组建了军队，并于1765年控制了它在加尔各答的总部周围的孟加拉。在随后的五十年里，东印度公司把它的势力向西和向南扩展，覆盖了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它的军队也增长到2万5千人以上。它拥有的领土（domains）被分为三个“辖区”（Presidencies）：加尔各答、东南沿海的马德拉斯（Madras）和西部的孟买。英国统治（raj）牢固地建立起来了。但是统治印度——面积相当于除俄国之外的欧洲——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东印度公司为节约直接管理的成本起见，以提供军事保护为回报，和支配着广阔区域的王朝（princely dynasties）签订了协议。21
英国人一直明白，他们离不开自己的印度盟友们。马德拉斯的东印度公司官员托马斯•蒙罗（Tomas Munro）1817年时写道：“毫无经验以及对人民情况的无知，使得我们更需要寻求既有权势集团（regular establishments）的帮助以管理这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而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应该有乐意支持我们统治的村庄头领群体。”服务于英国的印度人可是好处多多：薪水、地位、影响、分红（rights to revenue）以及其他物质和象征性的奖赏。22
在收买失败的地方，英国人诉诸武力。1857年印度士兵和平民的反抗横扫整个印度北方，英国人不但花了一年多时间才控制住局势，而且援军也来自海外。地方统治者对英国统治（raj）久已不满的地方，自然麻烦不断。但在乡村权贵因地位和财富而向英国人感恩戴德的地方，他们维持着秩序，没有发生动乱。一份政府报告承认，忠实的诸侯们是“防止我们被波浪卷走的防波堤。”23
在东印度公司被解散，印度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crown colony）以后，政府接管了保持印度权势人物的忠心的工作——用金钱、土地和荣誉等奖赏，并提拔他们进入谘议会（consultative assemblies）。他们的控制手段从一开始就在改进，但英国的战略始终如一：通过为合作者提供相应的奖赏和保护来控制印度。甘地1906年时这样写：“英国人并未征服印度，是我们把它献给了他们。就力量而言他们无法在印度立脚，但是我们帮助了他们。”24
民族主义者
一些印度人一直在反抗英国统治（raj），而到19世纪末期时，少数人加入进来，让这种反抗成为一种全民性的事业。这些人大多是专业人员，他们所受的英语教育帮助他们跨越了印度杂乱的方言所带来的障碍。作为记者、律师或者公务员，他们常搭乘英国统治者（raj）修建的快速而便宜的铁路在全国四处流动。对他们而言，印度逐渐不只是一堆风格迥异的条块，而同时也是一个完全融和的整体。他们不但使用英国统治者（raj）的语言和铁路，而且开始带着民族主义的新思维吸收和应用欧洲十九世纪的政治观念。25
民族主义政治的中心是成立于1885年的印度国大党（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每年十二月代表们聚集在一个城市，进行三天的会议、演讲和社会活动，最后通过决议并呈送英国官员，然后闭会。国大党最初根本不是个煽动性的团体；它由主张改革而非推翻政府的温和派控制。他们批评英国统治（raj）加剧了贫困，设法减少帝国对印度资源的攫取，但他们的方法十分温和——决议、请愿和媒体宣传——并以“忠实的反对派”自居。英国人只当他们是刺头，从来不认为是什么威胁。26
政治活动可不是民族主义者的唯一出路。有些人更沉不住气，完全终结英国统治（raj）的决心更坚定，因此乐于采取军事行动。第一个秘密恐怖团体组建于19世纪90年代。他们认为摧毁英国统治（raj）就像杀掉管理它的英国官员一样简单——一种后来的20世纪的革命者所共有的关于暴力力量的错误观念。虽然他们选择的制裁方式和温和派不同，但激进分子也有同样的战略构想：自上而下地改变印度。
在波澜壮阔的印度民族主义潮流中，有两股不同的倾向：一种是力主促进本土工艺和教育发展的“建设性工作”（constructive work）；另一种更具政治性，由国大党中打算动员民众停止和英国合作的极端分子领导。极端派领袖之一保•甘加达•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1902年时说：“虽然被压制和忽略，但你们应该意识到自己拥有使政府管理失效的力量，如果你们选择使它如此的话。是你们在管理铁路和电报，是你们在帮助解决问题和收税……”27
任何设法使印度人加入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都不得不先解决印度林立的宗教和语言的隔阂问题。和多数印度人一样，大多数国大党领导人都是印度教徒。但19世纪末时，约四分之一的印度人是穆斯林，他们有些是早期入侵者的后代，有些是从印度教皈依而来。穆斯林在印度北方的部分地区和孟加拉是多数或接近多数。有少数印度人是锡克教徒，他们多数居住在印度北部平原上的旁遮普（Punjab），在当地是规模可观的少数族群。
虽然许多国大党成员和受过教育的印度人都精通英语，但其他人都说地方土语。印度有两个主要的语族（linguistic groups），每个语族包含许多不同的语言，每种语言又包含不同的方言。印度北方以印度伊朗语系（Indo-Iranian languages）（包括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和古吉拉特语）为主，德拉维语系（Dravidian languages）（像泰米尔语和泰卢固语）则在南方占优势。结果形成了政治和文化风格迥异的混杂语言区域。
在这些差异之外还有另一个难题：无论何处，人们生来就有特定的种姓，种姓决定了他们的社会阶层归属和在宗教仪式中的角色，还有他们可以和谁结婚以及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在大多数地方，像婆罗门（Brahmans）这样的高等种姓被禁止从事体力劳动，他们一般是地主、行政官员或商人。最底层则是从事鞣制皮革或掏粪之类工作的“贱民”（untouchables）。虽然种姓制度不是全然僵化——人生选择并非绝对捆绑于出生时的运气——但它还是把许多印度人区隔了开来。
英国人竭力强化印度的这种区隔状态。比如，当东印度公司19世纪40年代中期吞并锡克教徒治下的旁遮普时，它使用以孟加拉人为主的军队来进行这项血腥工作。而当孟加拉士兵十年以后在印度北方叛乱时，锡克教士兵则被征召来报复和镇压。然而，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只会加剧早已存在的紧张局势，其中最严重的是宗教问题。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敌意经常升级为群体暴力冲突。比如，1893年一场印度教徒阻止穆斯林在节日里宰牛的运动引发了许多严重的骚乱。28
如何使印度矛盾重重的地区团结起来，只是二十世纪开始时民族主义者们面临的困局之一。最终目标是改革还是结束英国统治（raj）？如何把运动拓展到受过良好教育且富足的国大党成员的小圈子之外？应该使用合法且无破坏性的手段、大众动员，还是也使用暴力？1914年时，无以解答这些问题——也没有人来指引方向。但这种情形即将改变。
“我看到了弹痕”
就在甘地从事社会改革和组织地方非暴力行动的同时，国大党继续鼓动自治（home rule）。但它的领袖们很快认识到，他们需要甘地无人能比的声望及其作为组织者和战略家的能力，而甘地也越来越多地确信，在领导层实现自治（swaraj）与建设基层自治（swaraj）密切相关。他们都准备进行合作了。
最终英国人给他们提供了合作的契机。1919年的《罗瓦特法案》（Rowlatt Act）扩大了战时紧急措施的适用范围，包括对煽动行为进行行政拘留、由法官而非陪审团审判的规定。甘地感到非常震惊。“我觉得我不可能再对能如此立法的权力通过的法律表示平静的服从了，”甘地说。现在，他首次考虑进行一场全印范围的“非暴力抵抗”运动（satyagrahas）。35
甘地首先策划了一场由宣誓不服从法律和杜绝暴力的守纪律的积极分子进行的小规模运动。他指定在1920年4月6日，模仿习俗中称作“罢市”（hartal）的哀悼日，进行绝食和祈祷；然后抗议将局限于公开出售禁书。甘地向温和派政治家们保证，这样行事会使反对英国统治（raj）的活动远离暴力。他在给一位温和派领袖的信中说：“成长中的一代将不会满足于请愿等行事方式。在我看来，‘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是阻止恐怖主义的唯一方法。”36
罢市（hartal）基本按原计划进行：遍及全国，人们停止工作，关闭商铺，进行集会。然而，罢市之后发生的事件脱离了甘地的控制。他已遭逮捕的传言激怒了阿姆达巴德的作坊工人（mill-hand），那里超过五十栋的建筑被烧毁，二十八人身亡。在印度北部的旁遮普，罢工和集会演变成了抗议者和警察的街头冲突。驻守旁遮普阿姆利则市（Amritsar）的雷吉纳德•戴尔将军（General Reginald Dyer）觉得这实在太过分了，因此他决定镇压动乱——也算是给人们一点颜色看看。
13日，戴尔决定禁止超过四人的公开聚会。民族主义者们对其置之不理，召集人们于当天下午在贾利安瓦拉广场（Jallianwallabagh）——一块开阔的露天场地，四周都是砖房，仅有几个出口——集会。数千人开始聚集时戴尔置若罔闻，不过下午4点刚过，他就指挥着两辆装甲车和大约五十名士兵赶来了。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他就下令开火了。十分钟后他们撤走了，而现场四处都是死伤者。（一个英国官方委员会的统计是379人被杀；印度的说法则是高达1500人。）随后，毫无悔意的戴尔承认集会本来可以不流血而结束，但是他使用了“从军事角度而言能够产生必要的道德的和普遍的效果的最低限度武力……不能仅考虑在现场的人，而要顾及整个旁遮普。”37
接下来的几周里，英国人贯彻执行了这项“道德效果”。戒严开始，禁止集会，举行走过场的审判，刑讯囚犯并在公共场所执行鞭笞和死刑。军用飞机轰鸣而过，从上面扫射印度人。在很多城镇，印度人被命令向英国军官敬礼或鞠躬。戴尔更要求，印度人在经过英国妇女受到过攻击的道路时，必须手脚并用地爬行。38
幸存者永远不会忘记阿姆利则和它的创伤。后来的拉合尔大学（Lahore University）学生活动家希瓦•杜阿（Shiva Dua）记得自己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被家人带到贾利安瓦拉广场时的情形。她回想道：“我被慢慢地抱起来，我看到了墙上的弹痕。我们带回了被血染成红色的泥土……姐姐说：‘这是圣物，应该存在银匣子里。你必须每天为它献花，这是每天清早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旁遮普的腥风血雨只能使人们更渴望自治（self-rule）。39
反罗瓦特法案运动不经意引起的暴力使甘地感到震惊。他禁食三天进行忏悔，但他对英国统治的态度也开始强硬起来。他把英国官方的阿姆利则事件报告称作“粉饰”（whitewash），戴尔将军成了部分英国民众心目中的英雄的消息尤其使他愤怒。他之前还对印度在英国的宪政框架下实现自治（swaraj）抱有希望，而现在却认为英国统治（raj）“穷凶极恶”且“毫无诚信可言”。他认为，印度人不应该再容忍这样一个政府了。40
不合作
为了团结印度人反对英国统治（raj），甘地转而向国大党寻求组织上的支持，并介入其党务，使其发展壮大，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一个精英辩论社团上。国大党扩展了它在各省和地方的委员会，吸收新成员并为发动大规模抗议活动进行鼓动工作。温和派对宪政之外的手段充满疑虑，但是甘地的才干使得他们难以阻挡。很快，他就赢得了国大党对不合作的认同，他起草的旨在使其更有效率、更具代表性的新章程也得到了批准。从形式到实质都在发生改变：西装革履不再成为风尚，取而代之的是甘地所倡导的手工布料或印度土布的衣服。41
不合作的不同阶段也设计好了：在筹集起资金、建立好组织以后，开始抵制学校和法院；接下来将抵制外国布料，同时推广手工纱线织成的布料。不合作将以印度公务员辞职和在筛选出的少数地区进行谨慎的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作为结束。甘地希望通过细心地筹备、循序渐进地进行以及对以身试法的严格控制，这场新的运动不会像在旁遮普的那样衍变为暴力。42
虽然很少有律师抵制法院，也没有多少公务员辞去工作，大多数学生也很快返回了学校，但是国大党首次把民族自由的事业带到了印度民众中间。甘地是排头兵：他跑遍全国——搭乘火车、马车甚至徒步——向人们传播他的观点。各处的人民，无论是否受过教育，也不分穷富、城乡，印度教徒也好穆斯林也罢，都响应召唤，或纠察出售外国布料的商人，或加入义工团体，或者以其它方法来支持这项事业。43
但是国大党领导人在证明他们能够发动群众抗议的同时，也发现自己很难驾驭它。茶叶种植园外来务工者的罢工让阿萨姆（Assam）的国大党领导人措手不及；孟加拉和安得拉三角洲（Andhra delta）的领导人未能阻止农民拒交租税和违反森林采伐规定。甘地明确表示，运动的目的是结束帝国统治而不是解决繁杂的地方不平等问题，因此，他把罢工和反对地主的行动排除在外。但这并不能阻止很多人乘便假公济私。44
在甘地看来最糟糕的是，有骚乱发生了。在联合省（United Provinces，简写为U.P.，即后来的北方邦（Uttar Pradesh）），农民哄抢集市、查抄地主。在孟买，人们聚众攻击欧洲人、英裔印度人及拜火教徒。甘地这样回应：“我承认除非完全的非暴力精神在人民中产生，否则我无力通过公民不服从运动成功解决任何问题。不过，我既然能摆脱与政府有组织的暴力的任何干系，那就更能与人民这种无组织的暴力一刀两断了。”1922年2月，正当国大党准备新一轮的公民不服从时，甘地由于联合省的22名警察遭到残杀而取消了所有的不合作行动。45
发展到现在，在甘地领导才能的推动下，受国大党变革的促进，并经日渐成长的社会基础的强化，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呈现出一种新的成熟状态和活力。但是，甘地的盛名却是件好坏参半之事。无论他到哪里，人们都成群结队地来听他演讲，或者只是为了一睹他们心目中的圣雄（mahatma）的真容。“这个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太惊人了，”马德拉斯的行政长官这样说，他的一位助手也“对到处人山人海，而人们秩序井然并对领袖表现出深切爱戴，印象极为深刻。”46
然而，他的声名并不能自动转化成人们对他的理念的接受。尽管忠实追随者的数量在增加，但和那些与甘地绝少共识，只是把他当作实现他们的目标或手段的伪装的人相比，还是很少。对联合省某处的农民来说，“甘地的自治”（Gandhi’s Swaraj）意味着一个没有地主和地租的世界这样的极端图景，他的名字甚至被用来为打劫开脱。47
此外，尽管甘地使印度人逐步对他们的力量有了新的认识，但他的运动还是没能实现自治（swaraj）。无论是传统政治家寻求的政治自治（political autonomy），还是甘地视为自治（self-rule）的脊柱的国家统一和纪律，都毫无踪影。不合作运动之后的年月里，甘地和国大党都放弃了大众非暴力行动，转而通过其他手段追求他们的目标。对许多国大党成员来说，1919年英国主导的改革在省一级给了他们有限但切实的权力，为他们个人开启了新的契机。也许在体制内努力可以促使英国进行更多的改革——或许这不过是他们的一厢情愿罢了。
1922年，不合作运动停止几周以后，甘地被捕，被监禁了差不多两年。这是他阅读和深入思考的时间。获释之后，他继续在国大党框架下活动。但现在他基本上把精力投到回国之初即主张的“建设性工作”，诸如促进纺纱、缓解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反对“贱民”制度之类上来了。他没有放弃政治领导权和“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的打算，但至少在目前，他重返建设性工作。48
公民不服从
“全国性的呼声”
20世纪20年代中期是民族主义运动的衰退和混乱期。甘地基本退出了，国大党的政治家们则在怎么对付英国统治（raj）的问题上争吵不休。那些赞成通过选举进入省级议会的成员，受到主张继续追求完全独立的激进派的非难，地方和省级委员会衰落了。同时，由于印度教党员热情高涨和穆斯林成员锐减，国大党也遇到了宗教关系紧张的难题。49
和以前一样，英国人的动作再次刺激了国大党。1927年，他们成立了以约翰•西蒙爵士（Sir John Simon）为首的委员会来审查1919年改革的效果，这是进一步改革的前奏。但是这个委员会中连一个印度人都没有，这传递出的信息是，英国人在构造国家的宪政远景时，并不把印度人当作合作伙伴。用甘地的话说，这个委员会是“对一个民族有组织的侮辱”。印度领导人们抵制它的听证会，而当委员们在全国考察时，恭候他们的是罢市和示威。50
印度政治家们现在迫不及待地想成立一个反对英国统治（raj）的联合阵线。抵制委员会的团体派出代表组成了各方会议（All-Parties Conference）。会议受命为一个自由的印度起草宪法，产生了把印度拟想为不列颠王国自治领、由全部有选举权的成年人选举产生行政机关和全印立法机构的尼赫鲁报告（Nehru Report，以起草者之一莫提拉•尼赫鲁命名）。但大多数穆斯林领导人拒绝接受该报告，因为它忽略了他们提出的地方分权（decentralized states）和在省立法机构为穆斯林预留席位的要求。此外，尼赫鲁的儿子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和他的国大党激进派同伙对报告未要求完全独立便嘎然而止愤怒不已。
由于分歧威胁到刚刚复苏的运动，甘地被搬来救场。甘地回应说，只有“当这个民族主动要求我领导并有一个全国性的呼声时”，他才会重返领导工作。不过他同意出席1928年12月在加尔各答举行的一场国大党会议，并在那里提出了激进派和温和派都接受的解决方案。国大党会采纳尼赫鲁报告，而英国被限在1929年结束前决定是否接受它。如果拒绝，那么一场争取完全独立的非暴力抗争将会启动。同时，甘地坚决要求国大党重振组织并进行建设性工作——由于他以再次退出国大党政务相威胁，他们接受了他的提议。51
得益于1928年古吉拉特巴多利（Bardoli）地区的一场运动，此时他们对“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的潜力也有了全新的信心。建设性工作已经在巴多利扎下深根，尤其在富足农民的种姓帕地达人（Patidars）中间。在甘地的鼓励下，帕地达人建立了推动纺纱、节欲和公共福利的修行所网络。当英国人决定将土地税征收额（land revenue assessment）提高22%时，他们利用这个网络进行对抗。他们以和甘地有密切联系的帕地达律师瓦拉帕伊•帕特尔（Vallabhbhai Patel）为领袖，决定拒交所有租税，除非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52
这场运动成功地获得了巴多利全体居民的支持。当政府拍卖因拒交租税而没收来的土地时，拍得它的人也受到抵制。帕特尔定期和甘地沟通，甘地则在他编辑的两份期刊上传播巴多利“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的消息。省府原本打算出兵镇压，但英国统治当局（raj）担心运动扩散，施加压力让省府官员和帕特尔谈判，致使征收额度最终大幅削减。53
巴多利的行动不仅是帕地达人的胜利，它同时也是甘地的远见卓识的证明。它表明非暴力抵抗在由有组织、有纪律且团结的人民推行时，能够取得成功，而且英国人也能被迫让步。“确实是解铃还需系铃人，”甘地说。现在他再次准备好在广袤而多彩的印度尝试“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了。54
“我知道……如何领导”
巴多利的成就应该更大规模地复制。而只有国大党能为此提供必要的全印范围的组织结构。但是它的许多省级委员会只是在名义上存在，没有正式的资金、成员登记，甚至连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只有像古吉拉特这样的少数几个地区，才有结构健全的委员会。55
所以，甘地于1929年采取措施为国大党注入新的活力，一波波新成员和朝气蓬勃的迹象由此在某些省级组织中出现。比如在联合省，国大党旧班底半死不活，因此对省部进行了大变动，加快招募成员，还筹集资金来维持义工工作，这些消息也通过媒体和群众集会传播了出去。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甘地各自的联合省之行更是激起了巨大的热情。但发生在那里的并非皆可放之它处。应该做的实在太多，国大党无望在区区一年之内返老还童。56
基层力量的复杂和不均衡情况，是国大党高层持久分歧的结果。老一辈一直不愿意卷进这种破坏性的群众抗争中来，他们希望和英国人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斗志激昂的年轻成员们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对暴力策略跃跃欲试；孟加拉国大党委员会及其领导人苏哈斯•昌德拉•博斯（Subhas Chandra Bose）甚至和恐怖分子过从甚密。部分通过运作使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当选为国大党主席，由此保持激进成员们的忠诚，甘地成功地避免了国大党的分裂。57
甘地还面对着弥合族群不和（communal discord）的艰巨挑战。在之前所有的“非暴力抵抗”运动（satyagrahas）中，无论是在南非还是在印度，他都能和穆斯林领袖结盟并说服普通穆斯林参加。但是现在，甚至和国大党曾有过合作的穆斯林领袖，也对这场由印度教徒为主的政党领导的运动产生了疑虑。甘地努力让他们相信国大党不会以“印度教统治”（Hindu raj）来代替英国统治（British raj），但是他自己对印度教象征的倚重，可能削弱了他的可信度。谋求穆斯林政治精英支持的努力失败了：只有一小部分所谓的民族主义穆斯林愿意把国大党看作合作伙伴。58
种种迹象都显示新的非暴力运动不会一帆风顺：恐怖分子在1929年频频袭击英国官员，包括试图暗杀总督；受共产主义影响的激进工会在孟买、孟加拉及其它地方发动了大规模的罢工，这显示，阶级斗争对产业工人的吸引力不亚于国家团结。59
即使是在甘地政务繁忙的1929年，他的建设性工作也没有丝毫懈怠。他继续痛斥“贱民”制度和妇女所受的恶待，并为抵制外国布料而斗争，借此拓展政治行动的范围。任何人——甚至幽居家中的老人、病残者和妇女——都能通过他们生活中的简单改变，加入到这场争取自由印度的运动中来。在这场浩大运动发生时还是个小女孩的埃露•达斯图尔（Aloo Dastur）看到，人们在各处，甚至是在火车上，都在用小纺车纺纱。当她的学校采用白上衣和深蓝色裙子作校服时，母亲让她买来蓝色染料，给她缝了一套印度土布衣服取而代之。60
甘地再次开始在全国到处演讲和筹钱。没有其他政治家会以他这样的方式来认识印度，但他的所见所闻使他对这个国家是否为另一场非暴力运动做好了准备产生了疑问。他写道：“我知道如何领导公民不合作行动，但前提是存在准备好以我所要求的方式来实践它的人民。但我看不到一线这样的希望。”甘地在一个地方找到了一小群愿意接受他的方式的活跃分子：萨巴玛提修行所。因此，他开始把这个修行所看作发动一场有限规模的“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行动的替代基地。他依然在为全印范围的运动做准备，但他对能否进行心存疑虑。61
另一位颇具正直和智慧之名的人正在从统治（raj）的高处审视着这些进展。爱德华•弗里德里克•林德利•伍德，即欧文男爵（Edward Frederick Lindly Wood，Baron Irwin），自1925年起担任印度总督，他之前和此后都有着长期的卓越政绩：他将在安东尼•伊登（Anthony Eden）之后担任纳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内阁的外交大臣。正如后面这个职位所表明的，他是个可以和任何人坐下来谈的人，甚至是跟希特勒或者墨索里尼。他更喜欢谈判而不是战斗，即使他自己濒临险境时也是如此。
欧文出生在约克郡，父亲是第二代哈利法克斯子爵（Viscount Halifax），他一生都浸染着笃厚的宗教信仰和对同胞的深切情怀——有时候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表达出来。1928年他就写信给甘地，吊唁甘地侄子马甘拉尔（Maganlal）之死。欧文说：“我能体会到失去他对您还有他的家人意味着什么，因为不幸和故亡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人类在共同的经验上也是基本相通的。”62
1929年对甘地来说是不完美的一年，对欧文来说也是。他提出了一个给印度自治领地位的新改革方案，具体细节则要待印英双方代表在伦敦召开圆桌会议来决定——尽管他所在的托利党强烈反对，但他的政策还是得到了新的工党内阁的支持。但是，政府的提议未能满足国大党去年12月开列的条件。不过，欧文还是希望国大党温和派能够在不失颜面的情况下，赞成这个方案。63
温和派确实催促给予表示和解意愿的回应，但国大党中的其他人依然反对妥协。对甘地来说，对欧文的动作的恰当回应并不是不言而喻的。最初他倾向于达成协议，但短短几周之内他就产生了疑窦。他怀疑把宪政改革寄托在与政治脆弱的工党内阁的会谈上的明智性，特别是在这项政策在伦敦遭遇麻烦之后。而且，他也知道他一旦同意欧文的提议，博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以及他们跃跃欲试的追随者就会脱离国大党。12月底，甘地和其他印度领导人与欧文会面。欧文拒绝了他们提出的参加谈判的条件，于是双方都准备面对冲突了。64
几天以后，国大党年会在拉合尔开幕。甘地的方案——国大党的目标是以公民不合作争取完全独立——在绝大多数成员的支持下获得通过。但是，他在国大党中的权威更多来自他调解各派分歧的技巧，而不是成员们对他的计划的倾心。温和派抵制强迫国大党成员退出各省议会的做法，并阻止甘地把抵制法院、学校和市镇委员会采纳为正式方针。看来，统治当局抛出的诱惑——名望的诱饵和遥遥无期的渐进改革——对很多人来说还是赏心悦目的。
与此同时，国大党激进派则要求采取诸如总罢工等甘地不认可的策略。此外，一份谴责暗杀欧文的企图的决议仅以微弱多数通过，这揭示出为数不小的少数派在反对暴力上并不坚定。甘地再次恳求他的政党中桀骜难驯的派系尽快归队，他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要我来指挥公民不服从，我会担起这个责任。但是你们也必须成为这场战役的士兵。”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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