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民族主义

南大景凯旋

1979年5月10日，匈牙利学者伊斯特万·毕波在贫穷与孤独中去世，葬礼上数以千计的崇拜者汇聚在一起，并很快演变成一场政治游行。有份杂志刊载了他从前的一篇著述，几小时内就销售一空。一年后，知识界人士不顾警察的监视，举办了其作品的研讨会。这些作品都是发表在二战后及拉科西政权上台之前，就像他对朋友所说，在他的墓碑上，应当刻下：“伊斯特万·毕波，1945——1948”。

毕波1911年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基督教家庭，一生经历了两个极权制度。纳粹统治时期，他与抵抗组织关系密切，并利用司法部秘书的身份救助了许多犹太人。战后，他担任联合政府的国务部长，同时在大学任教。1949年，拉科西政权掌握全部权力后，他被解除教授职位，在图书馆当管理员。1956年，毕波加入纳吉联合政府，再次担任国务部长一职。

但他在这个职位上只待了三天，当苏联军队冲进国会大厦时，其他政府成员都躲藏起来，他却坚守在岗位上。在此期间，他起草了一份宣言，号召匈牙利人非暴力抵抗。之后，他被判处无期徒刑，六年后获赦出狱，在一个部门图书馆工作。在生命的最后16年，毕波完全处在精神的孤独中。他的去世使世界重新关注这位被遗忘的东欧学者，称他是欧洲最深刻的政治思想家之一，甚至将他与汉娜·阿伦特、以赛亚·伯林相提并论。

毕波的思想主要来自对匈牙利民主进程的思考。一战后，多民族的奥匈帝国解体，匈牙利宣告独立，但却割让了大片土地。此后，匈牙利不断发生政变，先后成立了左翼社会主义政权和右翼霍尔蒂政权，后者并制订了欧洲第一部反犹法律，并得到多数匈牙利人支持。二战期间，有50万匈牙利犹太人被害，但许多人在战后却认为自己才是受害者，对屠杀犹太人事件则保持沉默。

在毕波看来，由于历史经历造成的群体创伤，东欧的民主进程总是与民族主义混杂在一起。在西欧，nation这个概念意即国民，并与民主相关连；在东欧，这个概念则意即民族，与国内多数民族相关连。因此，一战后东欧国家虽然大都采用了民主体制，但其人民却一直处在身份认同的困境中。在国际上，整个社会十分关注别国对自己国家的看法；在国内，各个民族又十分关注其他民族对自己民族的看法。

他由此注意到情感尤其是恐惧在政治中的作用，“各种形式的暴力——战争、革命、国家强制——总是植根于恐惧；或者说恐惧最终都不可避免地引发仇恨。”两次战争之间，主导东欧国家的是集体生存的恐惧感。总是认为国家处在危险中的情绪，造成了东欧公众排除异己的集体偏执，影响了这些国家在两次战争中的社会生活。比如，全社会普遍存在的反犹情绪便是源于这种恐惧，并且像疾病一样互相传染。

毕波把这种集体病症称之为“政治歇斯底里症”，其特征是混淆过去与现实，往往认为周围都是敌人，要寻找那些对自己落后负责的群体，不理睬任何有逻辑的解释。民族主义者即是如此，他们总是渲染民族隔阂来反对政治民主或多元化，并以其狭隘、盲目和偏执造成社会的逆向选择，使理智者沉默，偏执者得势，从而使得东欧国家很难建立起政治平等和人类尊严的传统。

正因为如此，毕波不是将多数决看成是民主的基础，而是将人类尊严看成是民主的基础。他对民族主义往往反民主的认识，使他意识到个人独立对公众舆论的重要。在他看来，民主是建立在每个人有责任感的文化基础上，“任何侵犯人类尊严的行为与社会中每个人息息相关”，“将他人置于束缚之下，以此来克服自己的恐惧感，这种方法是没有出路的。”

解决的办法就是重建道德现实主义，寻找不幸的根源，既要警惕政府借口国家利益侵犯个人权利，同时又要意识到自由是一种“内心的体验”，从而“确定并承担起我们每个人应该担当的责任。”对自己及所属的群体持批评态度，抵制“一切打算在人类之间放置致命差别的言论。”为此，占优势的多数民族应当先走出第一步，用责任感对抗恐惧，使对立双方树立自信和尊严感。

显然，毕波不是一位政治自由主义者，他强调社会的道德因素，而不是制度因素，所以卢卡奇把他视作右翼，自由派则把他视作左翼。比如他认为，在政治与道德复兴发生之前，全民普选和议会制度是不恰当的。他也不赞同卡达尔“土豆烧牛肉”的社会主义，认为那是以物质幸福来换取人们对政治的冷漠。

但毕波的著述对今天仍然具有启示，冷战后所有那些被捷克思想家帕托切克所称的“人类苦难的紧急事件”，都可以归于民族主义的重新兴起。为了建立或完善民主，抵制民族主义的诱惑依然是今天所有国家面临的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