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研究人员，注意到一些极其异常的现象。在朝鲜战争中被中国俘虏的一些美军士兵，在获得释放之后，竟然变成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尤其令人吃惊的是，在返回美国多年之后，这些人尽管生活在西方制度之下，却不断宣称他们的共产主义信仰，激烈地攻击美国的文化制度。其中一部分人，因此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
无独有偶。天主教神父卢卡（Luca）与西蒙（Simon），曾经在1949年之前，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但随着49年新政府的建立，他们和许多传教士一起，被关押进集中营，在那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改造”。作为虔诚的宗教人士，他们一开始对这种思想灌输，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但随之而来的，是严酷的刑罚。卢卡神父的双腿，几乎被折磨残废。
在无休止的肉体折磨与精神劝诱之下，大部分神父都放弃了上帝信仰，而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之后，他们被驱逐出中国，返回各自的国家。同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馀生承受精神与现实的分裂痛苦。这些被“改造”了思想的传教士，以共产主义的无神论立场，批判他们先前的宗教信仰。其中，一部分人最终成为精神病患者。
以上案例，收录于英国心理学家凯瑟琳•泰勒博士（Kathleen Taylor）的《洗脑》（Brainwashing）一书之中。在这本书中，作者以心理学与脑神经学的角度，来解释洗脑的内在机理。尽管在当今，洗脑一词，常常被用于戏谑或讽刺的修辞场合，但泰勒博士，却以翔实的案例告诉人们，洗脑，毫无疑问是一种真实存在的思想控制方式。而这种思想控制方式，无异于极权体制的意识形态的发动引擎。
已故历史学家高华教授，在其名着《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以丰富史料，揭示了中共延安整风的真实过程。在整风当中，被组织审讯的对象，一方面受到巨大精神压力下的劝诱，一方面受到疲劳审讯、饥饿关押、吊刑鞭刑等酷刑折磨。在这种思想改造方式下，绝大部分人迅速转变信念，成为毛泽东的忠实崇拜者与追随者。
以泰勒博士的研究成果来看，延安整风，实际上是一场大规模有组织的洗脑运动。而这场洗脑运动的结果，无疑非常成功。在延安整风之后，毛泽东取得了中共党内太阳般的领袖地位，而中共的组织凝聚力，也大为强化，并且成为后来内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专制统治者，历来具有控制民众思想的强烈动机。若能将民众内心的反抗意识根除，则何愁江山不固。秦始皇焚经禁学，历代历朝的文字狱，都是在民众内心中镇压造反。但这类单纯的思想打压，往往效果并不卓着。而像洗脑这种威力惊人的思想控制方式，却并非是中国的原产。
在洗脑过程中，洗脑实施者，将信仰劝诱与肉体酷刑并用，而这极可能是对某些一神教的教廷刑罚的一种模仿。作为一种思想控制方式，洗脑最早被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大规模应用于政治斗争。而俄国恰恰同时具备强大的集权专制与强有力的东正教传统。由此可以推测，组织化的洗脑，是传统集权体制与宗教体制交叉背景之下，伴随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分化，而演变出的一个特殊产物。这个产物借助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而兴起，并跨过欧亚大陆，传播到千里之外的中国。
精神劝诱与肉体酷刑，是实施洗脑的两个最重要手段。显然，洗脑的核心支柱，是洗脑者对暴力的彻底控制。当劝诱不能完全成功时，暴力是让抗议者屈服的最终手段。正如高华教授所指出，中国在49年以后的历次大规模政治运动，如“镇反”、“反右”、“文革”，都可视作是对早期的延安整风运动的延伸与扩大。毫无例外的是，在这些洗脑运动中，都充斥着无法统计的大规模组织暴力。
泰勒博士在书中，通过研究案例说明，虽然大部分人都表现出服从权威的属性，但也存在极少数人，似乎天生具有挑战权威的意识特性。对于这类人，仅仅通过精神劝诱，很实现思想控制。对于极权来说，恐怕也只有诉诸暴力，从肉体上彻底消灭这些极少数的抗争者，才能达到全面控制社会思想的目标。
在统治逻辑上，洗脑与极权，形成反馈式的交互强化。极权通过操纵暴力来控制思想，又通过控制思想来巩固暴力。洗脑深刻地改变了个体的精神结构与社会的心理意识。在洗脑文化大行其道的国家，即便在极权结束之后，往往仍然会长期存在大量的顽固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进一步凸显了洗脑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1946年，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向美国政府发送了一封长达数千词的长文电报（即着名的The Long Telegram）。在凯南看来，共产主义支配下的苏联，仿佛染上了一种怪异的病毒。这种病毒无法医治，并且极易传染。美国所能采取的最好策略，就是与之保持隔离，并防止其继续扩散。直到最终某一天，在过度侵蚀机体之后，这种病毒连同它的宿主，一同死亡。
无独有偶。天主教神父卢卡（Luca）与西蒙（Simon），曾经在1949年之前，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但随着49年新政府的建立，他们和许多传教士一起，被关押进集中营，在那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改造”。作为虔诚的宗教人士，他们一开始对这种思想灌输，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但随之而来的，是严酷的刑罚。卢卡神父的双腿，几乎被折磨残废。
在无休止的肉体折磨与精神劝诱之下，大部分神父都放弃了上帝信仰，而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之后，他们被驱逐出中国，返回各自的国家。同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馀生承受精神与现实的分裂痛苦。这些被“改造”了思想的传教士，以共产主义的无神论立场，批判他们先前的宗教信仰。其中，一部分人最终成为精神病患者。
以上案例，收录于英国心理学家凯瑟琳•泰勒博士（Kathleen Taylor）的《洗脑》（Brainwashing）一书之中。在这本书中，作者以心理学与脑神经学的角度，来解释洗脑的内在机理。尽管在当今，洗脑一词，常常被用于戏谑或讽刺的修辞场合，但泰勒博士，却以翔实的案例告诉人们，洗脑，毫无疑问是一种真实存在的思想控制方式。而这种思想控制方式，无异于极权体制的意识形态的发动引擎。
已故历史学家高华教授，在其名着《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以丰富史料，揭示了中共延安整风的真实过程。在整风当中，被组织审讯的对象，一方面受到巨大精神压力下的劝诱，一方面受到疲劳审讯、饥饿关押、吊刑鞭刑等酷刑折磨。在这种思想改造方式下，绝大部分人迅速转变信念，成为毛泽东的忠实崇拜者与追随者。
以泰勒博士的研究成果来看，延安整风，实际上是一场大规模有组织的洗脑运动。而这场洗脑运动的结果，无疑非常成功。在延安整风之后，毛泽东取得了中共党内太阳般的领袖地位，而中共的组织凝聚力，也大为强化，并且成为后来内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专制统治者，历来具有控制民众思想的强烈动机。若能将民众内心的反抗意识根除，则何愁江山不固。秦始皇焚经禁学，历代历朝的文字狱，都是在民众内心中镇压造反。但这类单纯的思想打压，往往效果并不卓着。而像洗脑这种威力惊人的思想控制方式，却并非是中国的原产。
在洗脑过程中，洗脑实施者，将信仰劝诱与肉体酷刑并用，而这极可能是对某些一神教的教廷刑罚的一种模仿。作为一种思想控制方式，洗脑最早被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大规模应用于政治斗争。而俄国恰恰同时具备强大的集权专制与强有力的东正教传统。由此可以推测，组织化的洗脑，是传统集权体制与宗教体制交叉背景之下，伴随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分化，而演变出的一个特殊产物。这个产物借助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而兴起，并跨过欧亚大陆，传播到千里之外的中国。
精神劝诱与肉体酷刑，是实施洗脑的两个最重要手段。显然，洗脑的核心支柱，是洗脑者对暴力的彻底控制。当劝诱不能完全成功时，暴力是让抗议者屈服的最终手段。正如高华教授所指出，中国在49年以后的历次大规模政治运动，如“镇反”、“反右”、“文革”，都可视作是对早期的延安整风运动的延伸与扩大。毫无例外的是，在这些洗脑运动中，都充斥着无法统计的大规模组织暴力。
泰勒博士在书中，通过研究案例说明，虽然大部分人都表现出服从权威的属性，但也存在极少数人，似乎天生具有挑战权威的意识特性。对于这类人，仅仅通过精神劝诱，很实现思想控制。对于极权来说，恐怕也只有诉诸暴力，从肉体上彻底消灭这些极少数的抗争者，才能达到全面控制社会思想的目标。
在统治逻辑上，洗脑与极权，形成反馈式的交互强化。极权通过操纵暴力来控制思想，又通过控制思想来巩固暴力。洗脑深刻地改变了个体的精神结构与社会的心理意识。在洗脑文化大行其道的国家，即便在极权结束之后，往往仍然会长期存在大量的顽固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进一步凸显了洗脑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1946年，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向美国政府发送了一封长达数千词的长文电报（即着名的The Long Telegram）。在凯南看来，共产主义支配下的苏联，仿佛染上了一种怪异的病毒。这种病毒无法医治，并且极易传染。美国所能采取的最好策略，就是与之保持隔离，并防止其继续扩散。直到最终某一天，在过度侵蚀机体之后，这种病毒连同它的宿主，一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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