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3日 星期一

击壤当歌 - 项小凯 独立专栏作者 洗脑帝国

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研究人员,注意到一些极其异常的现象。在朝鲜战争中被中国俘虏的一些美军士兵,在获得释放之后,竟然变成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尤其令人吃惊的是,在返回美国多年之后,这些人尽管生活在西方制度之下,却不断宣称他们的共产主义信仰,激烈地攻击美国的文化制度。其中一部分人,因此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

无独有偶。天主教神父卢卡(Luca)与西蒙(Simon),曾经在1949年之前,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但随着49年新政府的建立,他们和许多传教士一起,被关押进集中营,在那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改造”。作为虔诚的宗教人士,他们一开始对这种思想灌输,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但随之而来的,是严酷的刑罚。卢卡神父的双腿,几乎被折磨残废。

在无休止的肉体折磨与精神劝诱之下,大部分神父都放弃了上帝信仰,而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之后,他们被驱逐出中国,返回各自的国家。同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馀生承受精神与现实的分裂痛苦。这些被“改造”了思想的传教士,以共产主义的无神论立场,批判他们先前的宗教信仰。其中,一部分人最终成为精神病患者。

以上案例,收录于英国心理学家凯瑟琳•泰勒博士(Kathleen Taylor)的《洗脑》(Brainwashing)一书之中。在这本书中,作者以心理学与脑神经学的角度,来解释洗脑的内在机理。尽管在当今,洗脑一词,常常被用于戏谑或讽刺的修辞场合,但泰勒博士,却以翔实的案例告诉人们,洗脑,毫无疑问是一种真实存在的思想控制方式。而这种思想控制方式,无异于极权体制的意识形态的发动引擎。

已故历史学家高华教授,在其名着《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以丰富史料,揭示了中共延安整风的真实过程。在整风当中,被组织审讯的对象,一方面受到巨大精神压力下的劝诱,一方面受到疲劳审讯、饥饿关押、吊刑鞭刑等酷刑折磨。在这种思想改造方式下,绝大部分人迅速转变信念,成为毛泽东的忠实崇拜者与追随者。

以泰勒博士的研究成果来看,延安整风,实际上是一场大规模有组织的洗脑运动。而这场洗脑运动的结果,无疑非常成功。在延安整风之后,毛泽东取得了中共党内太阳般的领袖地位,而中共的组织凝聚力,也大为强化,并且成为后来内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专制统治者,历来具有控制民众思想的强烈动机。若能将民众内心的反抗意识根除,则何愁江山不固。秦始皇焚经禁学,历代历朝的文字狱,都是在民众内心中镇压造反。但这类单纯的思想打压,往往效果并不卓着。而像洗脑这种威力惊人的思想控制方式,却并非是中国的原产。

在洗脑过程中,洗脑实施者,将信仰劝诱与肉体酷刑并用,而这极可能是对某些一神教的教廷刑罚的一种模仿。作为一种思想控制方式,洗脑最早被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大规模应用于政治斗争。而俄国恰恰同时具备强大的集权专制与强有力的东正教传统。由此可以推测,组织化的洗脑,是传统集权体制与宗教体制交叉背景之下,伴随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分化,而演变出的一个特殊产物。这个产物借助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而兴起,并跨过欧亚大陆,传播到千里之外的中国。

精神劝诱与肉体酷刑,是实施洗脑的两个最重要手段。显然,洗脑的核心支柱,是洗脑者对暴力的彻底控制。当劝诱不能完全成功时,暴力是让抗议者屈服的最终手段。正如高华教授所指出,中国在49年以后的历次大规模政治运动,如“镇反”、“反右”、“文革”,都可视作是对早期的延安整风运动的延伸与扩大。毫无例外的是,在这些洗脑运动中,都充斥着无法统计的大规模组织暴力。

泰勒博士在书中,通过研究案例说明,虽然大部分人都表现出服从权威的属性,但也存在极少数人,似乎天生具有挑战权威的意识特性。对于这类人,仅仅通过精神劝诱,很实现思想控制。对于极权来说,恐怕也只有诉诸暴力,从肉体上彻底消灭这些极少数的抗争者,才能达到全面控制社会思想的目标。

在统治逻辑上,洗脑与极权,形成反馈式的交互强化。极权通过操纵暴力来控制思想,又通过控制思想来巩固暴力。洗脑深刻地改变了个体的精神结构与社会的心理意识。在洗脑文化大行其道的国家,即便在极权结束之后,往往仍然会长期存在大量的顽固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进一步凸显了洗脑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1946年,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向美国政府发送了一封长达数千词的长文电报(即着名的The Long Telegram)。在凯南看来,共产主义支配下的苏联,仿佛染上了一种怪异的病毒。这种病毒无法医治,并且极易传染。美国所能采取的最好策略,就是与之保持隔离,并防止其继续扩散。直到最终某一天,在过度侵蚀机体之后,这种病毒连同它的宿主,一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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