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同城攻守策略

公民同城攻守策略

中山承志
本文要点：“如何寻找附近的同志”是本文重中之重，保证当地同志互相认识有联系。
《变局策》、《革命路线图》等文章的发表，引领人们将讨论重心由过去“要不要民主”、“如何实现民主”，发展到“怎样革命”。上述两篇文章得到了众多好评，当然也有不少同志提出异议，这是自然的。民主人士是讲民主的，从来不反对不同意见，而且欢迎大家提出不同意见。文章毕竟是人、而且是个别人所写，难免有纰漏，需要集思广益去完善。我注意到，绝大多数人只是对细节提出了异议，很少有人对大体提出反对意见的。这说明大家总体上是肯定的。当然，这两篇文章毕竟是理论，还要在实践中去检验。但不管怎么说，这两篇文章至少为未来革命理清了主脉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变局策》提出公民同城组圈，《革命路线图》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予以借鉴。据《变局策》的海外著者估计，全国目前同城圈子已经铺开，众多圈子已经建立。这代表着中国民主革命已从启蒙阶段进入了实质操作阶段。但从总体上看，已经找到了生存空间，尽管发展不是一番风顺。主要是因为民主人士在思想上认识不足，其次是因为共匪的打压。“万事开头难”，这很正常。
一，专制必亡
许多民主人士对革命成功缺乏信心，有些人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而从事革命，这种精神固然可贵，但绝大多数人只会楷而不模；也有些人转而寄希望于共匪施舍“民主”，他们希望中国人站起来，自己却跪了下去，令人可笑；还有些人认为仍应继续启蒙，一个班的同学不会因为有少数几个人成绩差而不升级，同样的道理，我们不能因为有少数几个毛左而认为民智未开，墙不推是不会倒的。这些人都没有明白“专制必亡”的道理，专制必须建立在传统农业社会的基础上，现在传统农业社会已经解体，被现在工业社会所取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专制怎么可能会长期存在呢？
回眸江胡二十年，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二十年，是人民反抗加剧的二十年。现在习近平上台，社会、官场、经济已经病入膏肓。许多外媒已经断言他是末代君主。出口锐减、消费萎靡、房地产严重泡沫化、地方债务危机，这预示着经济危机将不日袭来。经济危机又必将引发政治危机。这也就是说革命风暴即将到来。
为了迎接革命风暴的到来，以最小的代价保障革命胜利，从现在起，我们就要做好准备。
二，知彼
《孙子兵法》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敌人。
粗略估计，既得利益者有十万，这些人是权贵、是维护一党专政的顽固派，他们掌握了一千万各种武装。
现在，共匪默认民主人士的存在，只要不上街、不集会、不维权、不揭弊、不暴动、不在网络上发表激进言论，总之不激进就不会打压。他们不愿激化本已相当尖锐的社会矛盾，一心只想延长统治。
和直接我们打交道的是基层国保，和权贵并不是一条心，早已离心离德。他们待遇低下，且不能腐败、不能特权、不能敛财，所以他们和我们一样痛恨贪官污吏和共产党。他们和我们一样、甚至更加清晰地目睹社会黑暗，他们普遍认为天一定会变，但应该不会很快，也不排除很快的可能性。他们清楚，民主人士在变天后是掌权人，他们不是裸官跑不掉，害怕遭清算。为了留后路，他们也不愿过多得罪民主人士。只是为了眼前的饭碗、迫于上级压力才不得不打压民主人士。
这样，民主人士就有生存和发展空间。
三，知已
粗略估计，自称或被称为民主人士的，应有数万，在前面冲锋陷阵的，只有数千。民主力量不但薄弱，更糟糕的是分散。许多民主人士不认识附近的同志，更别说有联系。
再粗略估计，自称为公民的，应有数十万，网民中的反体制者应有数百万，群体性事件曾参与者应有千万，十三亿民众普遍不满共匪统治。如果革命爆发，应有五千万左右的民众会涌上街头，这当然和届时民众痛苦程度有关。这代表民主人士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如何变潜力为实力？民主人士在血泊中摸索出了一条路---公民同城组圈。
四，组圈的作用、目的和优势
“团结就是力量”，这个道理谁都明白。共匪自称有三大致胜法宝，以“统一战线”
为首，提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组圈也就是要以民主人士为核心、将一切反共力量联合起来，组成“联合阵线”。只有民主人士集结起来，其他反共人士才会团结在其周围。组圈的终极目的是，毕其功于一役，推翻共匪统治，实现宪政民主。所以公民同城组圈要厚积薄发。
同城组圈有三大优势：风险小、费用低、效率高。
跨省串联，容易引起“公安部”的注意。而民主人士就近交往，国保没有理由干涉，甚至懒得管。
许多人认为同城组圈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其实不然。就算一个月参加两次饭醉、两次互访，一年下来也只化费两千元左右。而跨省串联光旅差费就不得了，还耽误了你赚钱。
效率也远比跨省串联高，联系更紧密，发展更便利，根基更牢固。所以，组圈要立足当地、相互促进。
五，如何寻找附近的同志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在寻找同志，同志也在寻找你。如何寻找附近的同志？茫茫人海哪里找？只能利用网络这个平台，而QQ是大陆人广泛使用的聊天工具，寻找附近同志，舍QQ其谁？
第一，在头像上表明自己的身份、政治信仰或倾向，网名前加注所在地地址。网名最好是2-5个纯汉字，便于称呼。
1，头像设置为“公民”、“民主”、“ 国父像”、“ 蒋公像”、“
中华民国国旗”、“中华民国国徽”等标志，网名前加注所在地地址，如，广州中山—张三。2，如果头像是本人肖像，则在网名前同时加注“MZ”
或“公民”字样，如，广州中山—MZ张三。在QQ群上多发言，便于附近的同志发现并寻找你。前面已经说过，共匪默认民主人士的存在，你可以大胆表明自己的身份、政治信仰或倾向。你不敢加注所在地地址，可能是怕国保找到你。国保找你是通过IP地址、手机号、QQ资料等方式，你不加注所在地地址，国保照样能找到你。与其这样，不如加注。
第二，互相介绍。每个人都有许多异地同志，你为异地同志介绍附近同志，异地同志为你介绍附近同志。
第三，利用微信。微信有一项功能——可查找附近的人，据说很便利。
中西部要保证本地区（市）同志互相认识有联系，东部沿海地区要保证本县（市）同志互相认识有联系，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六，如何对抗打压
今年年初以来，共匪以“非法集会罪”打压同城组圈。同城组圈之所以这样容易被打压下去，一是因为我们参加组圈的人太少，人多了，国保就会“按下葫芦浮起瓢”，所以，我们要想方设法寻找附近的同志；二是因为我们动作太大，集会一般是五人及以上，如果我们改为两、三个人的互访，就不容易引起国保警觉，即使被发现，国保也没理由阻挠社交。
对于那么被严密监控、或因工作等原因不适宜参加组圈的同志，可介绍人进圈子。

七，如何反监控、反侦探
一，教同志们如何翻墙，推广使用谷歌浏览器、gmail信箱、Skype（一定要到官方网站下载，《动态网》上的“用户指南”有最新下载点，直接链接即可下载）、RC等境外软件。这些尽管不能百分百保证信息安全，但极大地增加了国保监控和侦探难度。
二，原QQ如果被监控，换一个号，在短期内很难被监控到。
三，及时删除聊天记录、邮件、手机上的短信、电脑里的绝密文件等。重大文件应备份在U盘，U盘应放置在安全的地方。
四，发表极为激进的文章或敏感信息，可通过gmail信箱或Skype寄至境外朋友代为转发在网络上。

八，如何应付国保
应付国保，需要智慧和勇气。如果你是圈内重要成员，要有直面国保的思想准备。我和国保打交道（或者说交手）多次，也和其他同志交流过经验。以下权作经验之谈。
除非你非常激进，否则一般只会被约谈、而不是被拘捕审讯。面对国保，态度要谦和友善、立场要坚定不移、回答要委婉灵活、解释要避重就轻、反驳要有力到位。
态度要谦和友善：有些人，共匪洗脑片看过了，学会了坚贞不屈，处处顶撞国保。这是逞匹夫之勇，于你个人、于民主革命事业都不利。你可以将整个统治阶级视为敌人，但不要顶撞、激怒国保、结下私怨。
立场要坚定不移：就是要将自己始终摆在正义的位置、站在人民的一边。有些人平时在网上视死如归，真见了国保，就吓得哆嗦，忙说：“我错了，再也不敢了。”用不着这样怕，只要心平气和地、委婉灵活地讲出你这样做的道理来，即可。他们要求你做内奸，可以明确婉拒。做内奸，连国保都瞧不起，革命胜利后，是要遭清算的。
回答要委婉灵活：例1，国保说：“你以后不要这样做了。”答：“我以后会注意自己的言行。”这种回答既委婉又灵活，既不得罪国保又没有把话说死。
解释要避重就轻：例1，国保问：“你们说的‘推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推翻共产党’？”
答：“解除党禁，让其他党派可以和共产党自由公平的竞争。”这种解释避开了“颠覆罪”，又把自己正当合理的要求提了出来。
反驳要有力到位：
例1，国保说：“你这样做，是颠覆国家政权，我国国情不允许。”答:“难道台湾独立了吗？台湾允许国民可以这样做，同属中国，说明不是什么‘国情不允许’，说穿了，是既得利益者不允许，他们想永远奴役人民。台湾、美国，所有的民主国家和地区，每隔几年改选一次，对政府不满，人民可以用选票颠覆政权。可见，颠覆政权是人民应有的权利。”
该反驳的时候一定要反驳，而且要有力到位。但切记，不要针对国保个人。
例2，国保问：“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答：“为了我们，也为了你们。相信以你们这样级别的官员，享受不到特供吧。你们和我们、以及我们的孩子都有可能吃到地沟油、毒奶粉、毒胶囊。现在的环境污染也很严重。我们只是希望我们以及我们的孩子能吃到安全的食品、能喝到干净的水、能呼吸清新的空气。请不要忘记，你们不是裸官，你们的后人还要在中国生活。这是具体的，说些抽象的吧。我们这样做，是为个人争权利和尊严、创建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在民主国家，省长不用对总统卑躬屈膝，市长不用对总统、省长卑躬屈膝；因为总统、省长、市长都是民选的，总统不能罢免省长、市长，省长不能罢免市长。而总统、省长、市长、议员竞选，都要拜票。人民享有他们应有的权利，所以活着有尊严。而在中国，人民因为没有选票，倍受欺凌；做官也是等级森严，官大一级压死人，想升官就得往上爬。这个社会非常不公平，也毫无正义可言。这个社会不能再这样继续沉沦下去了。”
斗争是要讲策略的。这段答话充满了人情味，这叫“动之以情”；这段答话讲得非常有道理，这叫“晓之以理”；这段答话讲“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你们”，这叫“诱之以利”；
这段答话暗示国保如果继续维护专制，必祸及自己和后人，这叫“设之以害” 。

结束语：“每人一小步，中国一大步”。 先行带动后进、理性约束偏激，大家齐步走，加快同城组圈，促进公民运动，为实现宪政民主而奋斗！
注：此为初稿，以后会根据形势发展以及同志们的建议而不断改版。

民国102年10月2日

“非暴力不合作”成功的原因

刘大可

诸多因素的限制，造就了国内学者在社会运动领域的空白，以美国为主导的社会运动研究虽然近几十年取得不错的成绩，但距离共识的达成尚远。这个问题过于复杂，乃至大部分学者放弃宏观视角转而研究较为容易的中微观。因此在回答问题时我多少有些惴惴不安，然而作为一名具有公共意识的青年，我觉得有必要表达一些浅薄之见，这不是故作姿态，而是试图在类似“中国崛起”这种宏大命题下展现公民社会在权力之轭下的暗流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回答不仅仅是个人思想成长史，更可能是每一个公民在公共领域将要面临的困境与将会采取的手段。

从零八年开始，我或多或少的介入过某些群体事件，更多是在网路的另一端以旁观者的身份冷眼旁观。很多时候我报以同情，更多时候是遗憾。自由主义者拒绝梳理社会运动的失序与混乱，重返公民社会也不过是一句响亮的口号，潮水退去，知识分子依旧沉醉于公民意识觉醒的虚假梦幻。

························································································································
即使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印度与美国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原因，除了运动准则相同之外，很难讲这两者间还有什么其他相通之处。任何试图从静态角度分析社会运动的成功都将徒劳无功，且易流于表面。


拒绝迷信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

美国历史社会学鼻祖摩尔在《民主和专制的起源》中认为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存在三条不同的道路：①英美法民主道路，②日本自下而上的改革道路，③苏联、中国、朝鲜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有趣的是，在书中摩尔单独抽出一章分析印度的发展道路，因而这条路又被称为第四条道路：在一个没有经过革命非社会传统中实施民主。无疑，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对印度的独立的贡献再怎么言说也不为过。但在，摩尔看来，印度的道路恰恰是最没有活力的道路，原因在于，由于“非暴力不合作”的成功，印度缺乏革命打破传统的社会结构，代表印度种姓制和传统农业社会的势力因而具有操纵选票巩固其利益的势力，从而阻断印度发生重大变革，印度也将陷入困境。

印度的现状表明摩尔的分析并非杞人忧天。


印度“非暴力不合作”成功的原因：

1.印度土地结构对社会运动的影响。

传统印度的土地模式是依据种姓为基础的村社管理，1973年，英国政府为了便于管理，确立了柴达明制，从而使占全国农村人口15%以下的地主占有全国土地的85%，其中不到2%的大地主占有全部土地的70%。而佃农制，构成了独立前的印度的主要土地结构。




非耕作者收入来自土地：传统生产方式限制，单位产量增长有限，与耕作者零和竞争关系。
耕作者收入来自土地：传统生产方式限制，农民趋于保守，农民间零和竞争方式，合作可能性较小，因而易发生政治目标不明确的反叛。

因而，印度的土地结构降低了印度发生目标明确的激进革命的可能。

2.民族国家建立过程对社会运动的影响。

雷恩认为，20世纪世界发展主要由两条主线构成：
①在西化浪潮下非西方国家的传统社会结构及文化的瓦解和失衡
②在西化浪潮下非西方国家的文化重建
20世纪的民族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建立可以看做是对着两条主线的反应，民族国家的形成要素是民族意识形态的建立，这有利于一个强有利的反殖民统一战线的建立。但由于英国在印度推行间接统治，笼络了当地的政治精英，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印度的反殖民统一战线的强硬态度。因而印度虽然追求民族国家的建立，但缺乏像越南反抗殖民的强烈的革命意识（法国直接统治越南）。

3.中层组织。

康豪瑟在其大众理论中提出，正常的社会由三部分组成：政治精英——中层组织——普通民主，这一理论源自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其核心在于对“中层组织”的阐述，在他看来，中层组织能够对精英政治进行组织化和民主化控制，能够为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的交往产生一个平台，中层组织的多样性能够导致利益和认同的多样性，从而降低一个社会发生革命的可能。虽然印度缺乏类似美国的“中产阶级”，但印度的种姓制及宗教充当了中层组织，从而对革命的发生形成了制衡。

4.发展中国家的道德要求。

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需要某种英雄式人物的引领，这种英雄式人物必须是捍卫民族利益的棋手，同时也是道德方面的楷模、经济发展的保证。这种英雄式人物的表现越出色，民族国家的构建也就越能引起人们的关注。甘地恰符合这样的英雄条件，因而从某种程度上确保了“非暴力不合作”的广泛展开。

5.英国国内的政治博弈。

①二战后亚非国家普遍要求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呼声日益高涨。
②经过二战后英国，经济不允许再次发动战争。
③英国国家军队主要以海军为主，不适合内部镇压，且其缺乏内部镇压的传统。
④人文精神的发展，国内同情印度声音大量出现。


························································································································


美国“非暴力不合作”成功的原因。


1.中层组织。

1832年，托克维尔结束了在美国的9个月考察，返回法国，三年后，《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出版，这本书延续了其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逻辑，意识到社会中间层对社会运动的缓冲作用。在美国，这样的中间层即中产阶级、各类慈善团体组织，由于美国的中产阶级力量雄厚，因此在美国很难进行大规模的社会革命。

2.黑人的社会整合力迫使其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运动方式。

由于美国社会的发展，黑人文化、语言早已融入主流社会中，大规模的区域聚居业已不可能，因而其社会整合能力相对较弱。这迫使其放弃通过大规模革命手段争取权利（加拿大魁北克人则由于整合能力强。因而其态度要强硬的多）。

3.美国黑人拥有广泛支持。

1787年宪法固然没有终止奴隶制，但普遍认为这是南北方互相妥协的结果，南北战争将奴隶制问题白炽化，最终是北方取得胜利。媒体的发展也为运动的传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4.美国法律有严格、明确的请愿规定。

任何违反法律的游行示威都将受到法律制裁，这迫使美国民众放弃暴力抗争的方式，并最终制度化。

5.长博弈链的形成。

美国社会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两次世界大战本土均无战争），且社会运动一直较为活跃，由此双发形成了长博弈链，所谓长博弈链，意味着敌对双方也会走向合作（阿克塞罗德），因此社会运动发起者会采取较为和平的方式作为抗争手段。

6.经济持续发展，运动的社会资源增加。

表现在活动参与者自由支配时间的增加、社会组织可利用的财富增加，这造成了美国社会运动的专业化。而美国的社会运动，也逐渐从先前的物质要求转变为对认同感追求。

7.美国自由主义传统。

众多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知名人士的支持。

8.天然道德优势。

“非暴力不合作”的天然优势，易于获得舆论支持。这也是社会运动资源增加后专业化带来的结果之一。

························································································································
中国


当今中国的社会运动方式：循环反应模型

美国学者布鲁默基于勒庞的“群体非理性”的基础提出了“符号互动理论（又称为循环反应）”可以完美解释当今中国的社会运动方式。在布鲁默看来，一场成功的社会运动，需要完成三个阶段：

①集体磨合：谣言生成、传播阶段；
②集体兴奋：人与人相互感染并产生共同情感；
③社会感染：社会感染：爆发集体行为。

布鲁默的理论核心在于“集体磨合”，后两个阶段只是“集体磨合”程度加深的表现。中国当下的诸多群体事件，可依据该模式加以分析。例如近两年影响较大的瓮安事件及石首事件：

（瓮安事件、石首事件对比分析）

对比分析表明，瓮安事件、石首事件符合“循环反应”理论模型，通过图表可以看出，除了发生事件、地点、参与人群不同以外，瓮安与石首事件其余部分完全重合，这也是该类事件最典型的特征：高度重叠化。事实上，发生在当下中国的群体事件，无论是PX项目、罢工、还是土地纠纷、地域冲突（新疆、西藏）引起的群体事件，其基本框架都完全重叠。这类事件核心即“谣言”，“谣言”在发展过程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并最终导致了群众的集体情绪的产生，而政府不当的处理机制，只是引发群体采取激烈行为的爆发点，即使没有政府的介入，这类事件依然会通过其他事情的引爆而走向极端（富士康·2012·罢工）。

很难讲，这类事件与“公民意识”的觉醒有明显的关系，但是中国自由主义者却亟待树立某种反抗典型，因此这种失序群体事件就成为知识分子表达的突破口，而当群体事件的打出诸如“宪政”、“自由”、“民主”之类的宣传标语，更成为知识分子论证中的绝佳注解。然而，如果说意识形态标语是群体事件的政治诉求，毋宁说这是群体事件参与者的宣传策略，“宪政”、“自由”、“民主”只是群体事件获得舆论同情的工具，而绝非是对其价值的认同，这导致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冲突双发处于僵持阶段，这类宣传标语易被事件参与者采取，而当到达协商阶段，这类标语明显减少。

当然，单方面指责群体事件的参与者的“非理性”过于粗暴，政府在危机处理中的“信息不透明”及“反应迟钝”也是促使群体事件激化的原因之一。但如果知识界仍然只是站在对群体事件同情的角度，只是为了树立某种抗争典型，中国的群体运动将永远处于非理性与暴力劫持的阶段，或许其诉求能够得到满足，但这于社会发展无益，相反，其反作用远大于其正面意义，这也是托克维尔在《旧秩序与大革命》中的疑虑：为什么一群自诩平等、博爱的人文主义者，却在运动中残暴不清。


中国是否缺乏“非暴力不合作”参与者？

在中国践行“非暴力不合作”的人不在少数。但由于诸多原因，这些人很难进入公众视野，其中不乏精神领袖级人物，但其政治影响力要远弱于早期倡导者，其原因不光由于信息封锁，还有就是信息多元化的结果。

“非暴力不合作”的变体——“非暴力有限合作”

当然，我重点要谈论的不是“非暴力不合作”在中国的现状，而是要谈论另一群体。在我看来，这个群体其实是“非暴力不合作”的变体，其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非暴力有限合作”——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不仅受左派批评，诸多右派学者也对其冷嘲热讽，罅隙中生存注定了新保守主义的尴尬身份。

附：
我在“「公知」在中國变成貶義詞是经过了怎样一个过程？”的回答中涉及了新保守主义的地位尴尬，链接：http://zhi.hu/M79a

全文粘贴如下：

为什么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印度可以成功而在中国很难？

白晋忠

我这里简单叙述一下甘地在印度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并分析一下其成功的原因。

1894年，甘地在南非向最高法院申请律师资格注册，但律师协会因种族歧视，不允许他加入协会；然而法院却以法律面前白人和有色人种人人平等为由判决甘地加入律师协会，这使甘地在南非从事抵抗运动有了合法的身份。

同年，他在南非创建了纳塔尔印度国民大会，以后多次依靠此大会进行集会，募捐，而殖民政府始终没有找理由进行取缔。

2年后，甘地撰文猛烈抨击南非政府的种族歧视政策，令南非白人异常愤怒。当甘地在南非德班短暂停留时，遭到了白人群众的围攻，鸡蛋、石头和砖块都砸向他。关键时刻是当地的警察局长夫人撑雨伞挡住了围攻人群，局长亲自带人保护甘地逃走。当时的殖民地国务大臣张伯伦时候指示一定要将肇事者严厉惩处，因甘地拒绝指控任何人而了结。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英国是个遵守规格的国家。这种规则也许不完善，但规则的制定者却一定会遵守这个规则，哪怕在很多时候规则会对不利于自己。在这个规格的制约下，他们会将游行的人群逮捕入狱，但却不会釜底抽薪—否决殖民地人民的游行自由；他们从心底歧视有色人种，但当其生命财产受到损伤时，政府必须制止破坏社会契约的蓄意攻击；他们为印度人划分出隔离区，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还要遵守；他们会派警察拘捕甘地，绝不会派刺客或克格勃或大内高手进行暗杀；监狱中的甘地失去了行动自由，却依然能读书、写作、会见亲朋好友，而非强制劳动或割断喉管或未经审判就挖肾枪杀随后再向家属索要子弹费。

这就是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能够成功的关键原因之一，你的对手必须是一个讲规则有底线的人（政府），因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本质上以我方的对痛苦与残暴的忍耐激发起围观者们被尘埃遮掩的天良，甚至是刺激那些一时不明事理的施暴者，让围观者和施暴者在这伟大的忍耐与他人的痛苦中领悟到暴力的不义，唤起人类天性中的良知；这表面上是心灵力量与物理力量的对抗，但本质上依然是灵魂力量与灵魂力量的对抗，只有忍耐者的“善”能激发起另一方的“善”才有效果，倘若对方是纯粹的“恶”，那一切的忍耐就只不过是可笑的、悲哀的白白浪费而已。

1929年，印度殖民地总督颁布“食盐法”：人们只能到政府指定的食盐专卖店买盐，而且购买时要征收重税。


第二年，甘地带领成千上万的信众来到丹地海岸自制食盐，导致5万人被捕入狱。而他的信奉者，女诗人萨罗吉尼奈杜则率领 2500名志愿者向苏拉特进军，准备占领那里的巨型盐场。美国记者韦布·米勒记录了当时的情况：“甘地的信奉者们默默地前进，在离围栏大约100 码的地方停了下来。经过挑选的一队志愿者从人群中走出来，他们越过壕沟，向铁丝网靠近……突然，一声令下，一大群印度警察扑向迎面而来的示威群众，他们手中的包铁长棒雨点般地落在志愿者的头上。没有一名示威者举起那怕一只胳膊抵挡一下落在头上的棍棒。他们像九柱戏里的木柱一样栽倒在地……但示威者只管前进，直到被打倒为止。”


事后，英国人放弃了“食盐法”，并且沮丧地承认他们在这次事件中“丢尽了英国人的脸”。我们必须感佩甘地及其信徒伟大的自制，执拗的心灵力量。


然而对某国人来说，更疑惑的：
为什么他们就能遇上这么要脸的施暴者呢？ 
为什么他们就没有遇上那些完全不要脸的施暴者呢？？ 
为什么他们就没有遇上那些用正规军取代警察，用坦克取代警棍，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取代“丢尽了英国人的脸”的暴力者呢？？？


今日，我们读近代史，每当读到学生们满腔热血，或自觉或被策划“和平游行”，向政府请愿却惨遭镇压时升起的是对这“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之伟大精神的感动，还是惋惜甚至嘲笑学生们的幼稚单纯，或者怀疑发起“和平游行”的领导者的动机。


1938年，甘地曾建议犹太人以他为榜样用非暴力抵抗的方式反抗希特勒，犹太领袖马丁"布伯觉得很滑稽，就写信反问：“圣雄，你知不知道，什么是集中营，哪里发生着什么事？集中营里有哪些折磨人的刑罚？有哪些缓慢和快速杀人的方法？”


最后，他痛切地指出：

对于那些不明事理的人，可以采取行之有效的非暴力态度，因为使用这种方式有可能使他们逐渐变得明智起来。可是要对付一个万恶的魔鬼就不能这样了。在某种情况下，精神力量是无法转化成真理力量的。“殉道”一词意味着见证，可是如果没有见证人在场又该如何呢？


不管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哲人对“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做出过多少非同寻常的评价，它注定不具有“普适性”。这信念的另一个成功案例在美国，黑人马丁·路德·金领导黑人们踏上了同样的道路，1963年8月28日，马丁·路德·金发表了他那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总统肯尼迪当天就邀请他到白宫作客，并诚挚地说：“我也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天，新的民权法案能在参众两院通过”。三个月后，总统带着这个不寻常的梦遇刺身亡。


我也有个梦想，梦想有一天，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所有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群都可以通过“和平、理性”的“非暴力”行为来反抗压迫，争取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