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不合作”成功的原因

刘大可

诸多因素的限制，造就了国内学者在社会运动领域的空白，以美国为主导的社会运动研究虽然近几十年取得不错的成绩，但距离共识的达成尚远。这个问题过于复杂，乃至大部分学者放弃宏观视角转而研究较为容易的中微观。因此在回答问题时我多少有些惴惴不安，然而作为一名具有公共意识的青年，我觉得有必要表达一些浅薄之见，这不是故作姿态，而是试图在类似“中国崛起”这种宏大命题下展现公民社会在权力之轭下的暗流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回答不仅仅是个人思想成长史，更可能是每一个公民在公共领域将要面临的困境与将会采取的手段。

从零八年开始，我或多或少的介入过某些群体事件，更多是在网路的另一端以旁观者的身份冷眼旁观。很多时候我报以同情，更多时候是遗憾。自由主义者拒绝梳理社会运动的失序与混乱，重返公民社会也不过是一句响亮的口号，潮水退去，知识分子依旧沉醉于公民意识觉醒的虚假梦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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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印度与美国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原因，除了运动准则相同之外，很难讲这两者间还有什么其他相通之处。任何试图从静态角度分析社会运动的成功都将徒劳无功，且易流于表面。


拒绝迷信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

美国历史社会学鼻祖摩尔在《民主和专制的起源》中认为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存在三条不同的道路：①英美法民主道路，②日本自下而上的改革道路，③苏联、中国、朝鲜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有趣的是，在书中摩尔单独抽出一章分析印度的发展道路，因而这条路又被称为第四条道路：在一个没有经过革命非社会传统中实施民主。无疑，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对印度的独立的贡献再怎么言说也不为过。但在，摩尔看来，印度的道路恰恰是最没有活力的道路，原因在于，由于“非暴力不合作”的成功，印度缺乏革命打破传统的社会结构，代表印度种姓制和传统农业社会的势力因而具有操纵选票巩固其利益的势力，从而阻断印度发生重大变革，印度也将陷入困境。

印度的现状表明摩尔的分析并非杞人忧天。


印度“非暴力不合作”成功的原因：

1.印度土地结构对社会运动的影响。

传统印度的土地模式是依据种姓为基础的村社管理，1973年，英国政府为了便于管理，确立了柴达明制，从而使占全国农村人口15%以下的地主占有全国土地的85%，其中不到2%的大地主占有全部土地的70%。而佃农制，构成了独立前的印度的主要土地结构。




非耕作者收入来自土地：传统生产方式限制，单位产量增长有限，与耕作者零和竞争关系。
耕作者收入来自土地：传统生产方式限制，农民趋于保守，农民间零和竞争方式，合作可能性较小，因而易发生政治目标不明确的反叛。

因而，印度的土地结构降低了印度发生目标明确的激进革命的可能。

2.民族国家建立过程对社会运动的影响。

雷恩认为，20世纪世界发展主要由两条主线构成：
①在西化浪潮下非西方国家的传统社会结构及文化的瓦解和失衡
②在西化浪潮下非西方国家的文化重建
20世纪的民族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建立可以看做是对着两条主线的反应，民族国家的形成要素是民族意识形态的建立，这有利于一个强有利的反殖民统一战线的建立。但由于英国在印度推行间接统治，笼络了当地的政治精英，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印度的反殖民统一战线的强硬态度。因而印度虽然追求民族国家的建立，但缺乏像越南反抗殖民的强烈的革命意识（法国直接统治越南）。

3.中层组织。

康豪瑟在其大众理论中提出，正常的社会由三部分组成：政治精英——中层组织——普通民主，这一理论源自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其核心在于对“中层组织”的阐述，在他看来，中层组织能够对精英政治进行组织化和民主化控制，能够为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的交往产生一个平台，中层组织的多样性能够导致利益和认同的多样性，从而降低一个社会发生革命的可能。虽然印度缺乏类似美国的“中产阶级”，但印度的种姓制及宗教充当了中层组织，从而对革命的发生形成了制衡。

4.发展中国家的道德要求。

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需要某种英雄式人物的引领，这种英雄式人物必须是捍卫民族利益的棋手，同时也是道德方面的楷模、经济发展的保证。这种英雄式人物的表现越出色，民族国家的构建也就越能引起人们的关注。甘地恰符合这样的英雄条件，因而从某种程度上确保了“非暴力不合作”的广泛展开。

5.英国国内的政治博弈。

①二战后亚非国家普遍要求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呼声日益高涨。
②经过二战后英国，经济不允许再次发动战争。
③英国国家军队主要以海军为主，不适合内部镇压，且其缺乏内部镇压的传统。
④人文精神的发展，国内同情印度声音大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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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非暴力不合作”成功的原因。


1.中层组织。

1832年，托克维尔结束了在美国的9个月考察，返回法国，三年后，《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出版，这本书延续了其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逻辑，意识到社会中间层对社会运动的缓冲作用。在美国，这样的中间层即中产阶级、各类慈善团体组织，由于美国的中产阶级力量雄厚，因此在美国很难进行大规模的社会革命。

2.黑人的社会整合力迫使其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运动方式。

由于美国社会的发展，黑人文化、语言早已融入主流社会中，大规模的区域聚居业已不可能，因而其社会整合能力相对较弱。这迫使其放弃通过大规模革命手段争取权利（加拿大魁北克人则由于整合能力强。因而其态度要强硬的多）。

3.美国黑人拥有广泛支持。

1787年宪法固然没有终止奴隶制，但普遍认为这是南北方互相妥协的结果，南北战争将奴隶制问题白炽化，最终是北方取得胜利。媒体的发展也为运动的传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4.美国法律有严格、明确的请愿规定。

任何违反法律的游行示威都将受到法律制裁，这迫使美国民众放弃暴力抗争的方式，并最终制度化。

5.长博弈链的形成。

美国社会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两次世界大战本土均无战争），且社会运动一直较为活跃，由此双发形成了长博弈链，所谓长博弈链，意味着敌对双方也会走向合作（阿克塞罗德），因此社会运动发起者会采取较为和平的方式作为抗争手段。

6.经济持续发展，运动的社会资源增加。

表现在活动参与者自由支配时间的增加、社会组织可利用的财富增加，这造成了美国社会运动的专业化。而美国的社会运动，也逐渐从先前的物质要求转变为对认同感追求。

7.美国自由主义传统。

众多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知名人士的支持。

8.天然道德优势。

“非暴力不合作”的天然优势，易于获得舆论支持。这也是社会运动资源增加后专业化带来的结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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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当今中国的社会运动方式：循环反应模型

美国学者布鲁默基于勒庞的“群体非理性”的基础提出了“符号互动理论（又称为循环反应）”可以完美解释当今中国的社会运动方式。在布鲁默看来，一场成功的社会运动，需要完成三个阶段：

①集体磨合：谣言生成、传播阶段；
②集体兴奋：人与人相互感染并产生共同情感；
③社会感染：社会感染：爆发集体行为。

布鲁默的理论核心在于“集体磨合”，后两个阶段只是“集体磨合”程度加深的表现。中国当下的诸多群体事件，可依据该模式加以分析。例如近两年影响较大的瓮安事件及石首事件：

（瓮安事件、石首事件对比分析）

对比分析表明，瓮安事件、石首事件符合“循环反应”理论模型，通过图表可以看出，除了发生事件、地点、参与人群不同以外，瓮安与石首事件其余部分完全重合，这也是该类事件最典型的特征：高度重叠化。事实上，发生在当下中国的群体事件，无论是PX项目、罢工、还是土地纠纷、地域冲突（新疆、西藏）引起的群体事件，其基本框架都完全重叠。这类事件核心即“谣言”，“谣言”在发展过程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并最终导致了群众的集体情绪的产生，而政府不当的处理机制，只是引发群体采取激烈行为的爆发点，即使没有政府的介入，这类事件依然会通过其他事情的引爆而走向极端（富士康·2012·罢工）。

很难讲，这类事件与“公民意识”的觉醒有明显的关系，但是中国自由主义者却亟待树立某种反抗典型，因此这种失序群体事件就成为知识分子表达的突破口，而当群体事件的打出诸如“宪政”、“自由”、“民主”之类的宣传标语，更成为知识分子论证中的绝佳注解。然而，如果说意识形态标语是群体事件的政治诉求，毋宁说这是群体事件参与者的宣传策略，“宪政”、“自由”、“民主”只是群体事件获得舆论同情的工具，而绝非是对其价值的认同，这导致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冲突双发处于僵持阶段，这类宣传标语易被事件参与者采取，而当到达协商阶段，这类标语明显减少。

当然，单方面指责群体事件的参与者的“非理性”过于粗暴，政府在危机处理中的“信息不透明”及“反应迟钝”也是促使群体事件激化的原因之一。但如果知识界仍然只是站在对群体事件同情的角度，只是为了树立某种抗争典型，中国的群体运动将永远处于非理性与暴力劫持的阶段，或许其诉求能够得到满足，但这于社会发展无益，相反，其反作用远大于其正面意义，这也是托克维尔在《旧秩序与大革命》中的疑虑：为什么一群自诩平等、博爱的人文主义者，却在运动中残暴不清。


中国是否缺乏“非暴力不合作”参与者？

在中国践行“非暴力不合作”的人不在少数。但由于诸多原因，这些人很难进入公众视野，其中不乏精神领袖级人物，但其政治影响力要远弱于早期倡导者，其原因不光由于信息封锁，还有就是信息多元化的结果。

“非暴力不合作”的变体——“非暴力有限合作”

当然，我重点要谈论的不是“非暴力不合作”在中国的现状，而是要谈论另一群体。在我看来，这个群体其实是“非暴力不合作”的变体，其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非暴力有限合作”——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不仅受左派批评，诸多右派学者也对其冷嘲热讽，罅隙中生存注定了新保守主义的尴尬身份。

附：
我在“「公知」在中國变成貶義詞是经过了怎样一个过程？”的回答中涉及了新保守主义的地位尴尬，链接：http://zhi.hu/M79a

全文粘贴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