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上层的革命 ——苏联体制的终结

Revolution From Above :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System

[美] 大卫·科兹（David M.Kotz）
弗雷德·威尔（Fred Weir）

译者： 曹荣湘 孟鸣歧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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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
英文版序言
致谢

第一章 导论
第一部分 苏联体制
导言
第二章 社会主义与苏联体制
第三章 增长、停滞与改革的缘起
第二部分 改革与苏联体制的终结
导言
第四章 公开性与知训分子
第五章 经济改革
第六章 民主化
第七章 党—国精英与亲资本主义联盟
第八章 权力斗争
第三部分 苏联解体之后
导言
第九章 休克疗法
第十章 休克疗法的命运
第十一章 俄罗斯的政治演变
第十二章 走向未来的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译后记

　本书对苏联解体的原因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时下流行的看法是：苏联旧体制的终结是由苏联经济崩溃、人们要求放弃社会主义所引起的。本书对此看法提出了有力的挑战，认为撼动苏联体制根基的，恰恰是苏联内部占统治地位的党一国精英。
　　本书内容涵盖了从1917年苏联政治体制的确立，到20世纪90年代初走向资本主义，再到1995年共产党力量的惊人复兴等各个关键时期。作者通过对50多名新旧政要的访谈，对苏联解体作了独到的解释。本书对研究苏联和当代俄罗斯的历史、经济和政治极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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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科兹，美国马萨诸寒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曾发表过一系列论述苏联和俄罗斯经济的论著。
　　弗雷德·威尔，《印度时报》记者，《加拿大新闻》撰稿人，自1986年以来长期生活在俄罗斯。

关于眼下的同城 【作者：秦永敏】

历史已经来到一个新的关口，那就是社会运动的大发展反推政治运动走向街头，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同城饭醉作为最低级形式的上街活动，在下一阶段将是公民社会凝聚的主要方式。

不过，全国统一同城问题，则不可一概而论。
　　
首先，形式上坚持，就是有人大张旗鼓的呼唤张罗，这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对当局形成必要地压力，给国际社会一个值得关注的亮点。民主力量和当局之间应该逐步形成必要而不过度的张力，唯此才能有效地推动社会进步。
　　
其次，各地可以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既要避免招致无法承受的打击，也要最大限度的联合起来，能坚持高调公开的就坚持，顶不住压力的地方就灵活变幻方式以求保存并另辟蹊径。
　　
第三，所谓同城，其实质意义其实只是各地公民社会必须发展起来，也就是要使各地的公民进行横向联合，随时按照社会和自己的需要凝聚在一起发出自己的呼唤和要求，这是个自然进程，也须要我们特意培植，所以，凝聚公民社会，凝聚公民共同体，这才是同城的本质。
　　
第四，因此，只要有助于各该地区凝聚公民社会，凝聚公民共同体就行，在此基础上，“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所以，要灵活机动，没必要打必败的阵地战，重在创造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把本地的公民共同体做大做强。
　　
                  
秦永敏联系方式：
(百度秦永敏：维基百科)中国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红钢城建设六路热电小区或建设五路热电宾馆17街坊30门4楼7号  邮编430080手机：13986183138 15807162153   skype：qinyongmin98 腾讯qq：秦永敏二2532858370秦永敏三 1982338435.
电邮yongminqin4@gmail.com  秦永敏文集http://blog.boxun.com/hero/qyming    要翻墙
　　                                     2013.5.27

中国南方有一群行动派

  作者：安德烈   来源：RFI


    中国南方的广州、深圳，活跃着这样一群人：律师、大学毕业生、失业者、上访者……他们是谁？如以流行的说法而论，也许尚属于草根，但所做的事情，却明确指向一个理想中的未来。他们自称是行动派。深信天赋人权，乐于公开示威! 行动方式：在闹市区举牌、示威、发传单。宣传民主，要求普选，公开官员财产，废除一党执政。他们的理想，在中国实现民主，一人一票! 记者通过电话找到其中两位，余刚和杨林。谈起他们投身于街头公民运动的缘起，两人都以为，六四事件是鼓励他们前进的坐标。
    
     想用行动来改变中国
    
     2006年，余刚放弃工作，行万里路，考察大半个中国后，意识到非以行动推动，中国断无实现民主之日。不但从此自己身体力行，还带动了许多人。
    
     他说：“在中国实现民主，一直是我们的梦想。就是像西方一样能实施宪政，进行普选。我们一直为此而奋斗。特别是从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一直到2009年，二十年了，我看到 中国的民主进步不大。于是我们就想用行动来改变中国。从2010年开始，我们陆陆续续走上街头，举行街头示威，一直到现在。最近感觉取得了一些效果。现在官方跟警察步步退却。我们在向前挺进。而且许多人鼓起了勇气，参与到队伍中的人也越来越多”。
    
     街头示威需要勇气，一开始并不顺利，也难以发动，但是，随着他们的坚持，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响应。而且越来越大胆，到闹市区公开地去鼓动人民。余刚侃侃说来如数家珍：“我们在2010年只有一次活动，在深圳市区的中心地带举牌演讲，要求举行普选，废除一党执政，全过程只有一个半小时。2011年，我们搞了四次，都在广州，有要求普选的，有人权日宣传活动，有声援乌坎民主运动的。2012年，我们上街七八次，有宣传民主的，还有批评政府的，还有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活动。今年就更多了。到现在为止， 我们在广州和深圳一带举行了40多次。在年初发生南周事件期间，我们 进行了大力宣传，有三天的现场活动搞得非常火热”。
    
     从来没有过做公民的尊严
    
     杨林是余刚的朋友，感觉像一位斗士。他愤愤地对记者说起自己投入公民运动的动机：“从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一直没有尊严。现在共产党都黑社会化了，人民的利益也被官员剥夺。政府不是说有法律吗，但是中国的法律一点都没有法律的尊严。官官相护，官商勾结，结果人民受到很大的伤害。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许多老百姓没有工作”。
    
     站出来，从事街头示威，要承受多大的风险？杨林承认压力很大。但他兴致勃勃地说，“我们需要学习别人的经验。苏联共产党垮台，人家走向民主了，值得我们学习。叙利亚人民，利比亚人民的斗争精神也都值得我们学习，要向他们一样成立反对派”。
    
     自由需要付出代价
    
     街头示威经常遭到镇压，但是广州深圳的这伙年轻人说起来好像玩游戏一般。余刚表示：“每次都有干扰和抓捕，抓了以后就放了呗，嘿”。不过，说着说着，他的语气变得有点沉重：“偶尔有的人会被判刑，蹲过一年的监狱。现在还有，我们行动派里的一个重要人物，刘远东2月份被抓进去的，现在还在监狱里。还没判刑，但是要判刑。我们在为他声援”。
    
     当局的打压，警方的抓捕，都不能改变余刚的意志。北京不久前有“四君子”公开打出牌子，要求官员公开财产，但被抓捕起来，至今仍在囚禁之中。余刚杨林他们难道不畏惧吗？余刚沉吟了一下：“我们越来越不畏惧了，刚开始还是非常畏惧的。但是，需要锻炼吗，因为为自由付出代价也是值得的”。
    
     杨林的看法更乐观，他认为共产党内部已经很腐朽，中国社会改变的时刻快到了。“我认为风险不大，他们现在虽然权力很大，但我跟他们这些官员接触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常愤怒。包括许多处级官员”。
    
     六四是鼓励我们前进的一个里程碑
    
     六四24周年快要到了，他们两人都以为六四事件是他们行动的坐标。六四事件发生时，余刚刚刚二十岁，大学三年级，参加了游行。他们每年都会在六四纪念日举行活动。余刚说：“六四肯定是让中国人非常难忘的事件。一直到民主实现之前，六四都是鼓励我们前进的一个里程碑”。
    
     记者电话采访时，杨刚刚到北京。他来北京除了要声援被当局拘押的十几名维权人士，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以他特有的方式来纪念六四：他说：“我现在在北京，我的目的很明确，现在六四马上就到了。我的目的就是要求中共当局必须给人民一个说法。几十年来，中共给人民欠下累累血债，我们要求中共要有一个交代。我们要纪念六四事件的牺牲者，因为他们的牺牲，给我们带来了精神上的支柱，我们不能忘记”。
    
     作为六四一代人，为了投身民主运动，余刚把自己的房子都卖了。余刚1968年出生。1986年到1990年在南京华东工学院读大学。1990年到1996年在成都工作。96年到2006年到广东深圳上班。2006年之后，因为经济条件有了改善，就不上班了，到全国各地考察，想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促进社会进步的工作。后来他发现，六四过去了20多年，中国还是很黑暗。就决定致力于宣传民主促进民主的运动之中。2006年开始，他开始在几个大城市轮流居住。08年在北京住了一年，想在那里宣传民主的 理念。09年在上海住了一年，2011年在广州住了一年，最后又回到深圳。2011年他在广州遇到了很多有同样想法的年轻人，于是，在他的鼓励之下，大家一起走上了街头，队伍慢慢壮大了起来。他说，在广州和深圳，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街头民主运动。
    
     杨林的个人经历没来得及多问：记者凭感觉冒险问他是不是上访者，他幽默地回答，“跟上访也差不多。但现在脱离上访了”。因为他觉得上访只是为了解决个人问题，对他来说，现在更需要做的就是要求废除一党专制。
    
     这边风景独特
    
     从网上论坛，微博和推特上，可以感觉到广州和深圳有那么一种小气候。似乎沉寂了，突然间嘈杂了起来。那里好像是行动派的大本营。为什么又是在广东？余刚觉得可能与这里的民风有关。广东一直是中国开放的前沿地带，离香港很近，人民思想比较活跃。“从最近100多年的近代史看得出来，广东地区也是最西化的地区，它是领导中国向西方文明迈进的领头羊。所以说广东这边的人思想压制不住，平常生活里面就喜欢谈论政治，不像北方那边的人那么恐惧，他们敢说”。
    
     广东的街头运动渐渐引起了外界的关注，这跟像余刚一样精力旺盛，信心满满，有意志的青年活动家有关。余刚则谦虚地说这跟广东人民的努力有关。余刚认为，在广东宣传民主，也很容易被人接受。如果是在北方，比如在北京，可能他们会得不到那么多的呼应。
    
     一直以来，有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民主是西方的制度，不适应中国。谈到这里，口气一直平和的余刚突然有点愤怒：“没有这回事。人都是没有区别的，怎么说民主不适应中国，人都渴望自由幸福，这是官方故意搞的诡辩”。
    
     期望别人施舍自由只是妄想
    
     对刚刚上台的习李政权，海内外多少都有点期待，希望他们能最终推动政治改革。对此，余刚不抱任何希望。他说，真正看得透的人，和他们有一致理念的人，有深刻思想的人，都不相信现政权。“因为从本质上而言，这种专制体制就像一只猛兽，像一只狼，它是吃人的。你让专制体制自己改变自己的本性？他的本性本来就是邪恶的，你想让一只狼变成一只羊，那是徒劳的幻想。而且，在共产党几十年的历史上，运用花招来欺骗大家，让大家不断地抱有希望，这种骗局太多了。可是，一般来说，人民越软弱，甚至一些民主人士越软弱，越没有思想，他的事业越成功，越期望着别人给他施舍自由，这是一种失败情绪之下的一种妄想”。
    
     杨林更没有幻想。他说：“流氓就是流氓，土匪就是土匪。从1949年开始，从毛泽东开始，一直到现在，中国人民一直生活在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比拉登还要恐怖。这个党给人民，给人类造成的灾难是其他任何政党都无法可比的”。
    
     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在余刚看来就是一党执政，就是专制。腐败只是专制制度表现出的一种现象，专制不去除，腐败就会一直生长下去。只要这个体制变成民主，变成普选，变成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腐败就失去了生存的空间。一切都是公开的，而且还有反对党，像台湾，像香港一样，腐败就成了个别的现象，只要发现腐败，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余刚最后希望海外媒体多报道他们的消息，这样就会更快地促进中国民主的实现。记者坦承，每次采访他们这些“活跃分子”的时候都会有顾虑，担心会给他们带来危险。余刚笑着劝记者，“这个不用去考虑它，我的电话随时都是监听的。公开是最好的保护自己的手段，我们做的是正义的事情，不用害怕”。

中国即将出现大规模反共运动

中国即将出现大规模反共运动
 周亚辉
    
    1989年的抗议，大多数人不是要反对共产党一党独裁，不是要支持多党制民主。他们只是要改进共产党的工作而已。
    
    然而，中国10年内即将出现的大规模反共运动，将是要反对共产制度，反对共产党一党独裁制度，是要建立多党制民主制度。为什么中国人会在未来10年内大规模地反共？

    1。房产泡沫在未来几年绝对会破裂。房产价格大幅下跌时，就是人民的财富大大减少时，就是很多房主变成负资产时，就是人民不满时，就是经济大萧条时，就是失业加剧时，就是财政金融破产之时。政府最近几年的挽救经济萧条的举动，带来了通货膨胀，人民开始不满了。未来几年，失业和破产，或者通货膨胀，会使得人民对政府不满。

    2。子女多年教育后，找不到工作，或者找不到专业工作。这个现象在未来10年内，会爆发。未来10年，这些从扩招后读过大学的人和他们的父母，会对共产党极为不满。因为共产党的高校，骗了他们的钱。找工作时，遇到的开后门腐败，更加加剧这些人的不满。
    
    3。腐败的加剧，会进一步把人民逼向反共。
    
    4。环境污染，食品污染，假药泛滥，都会损害健康，增加医疗费用，会使得人民越来越不满。
    
    5。政府的纪律松懈，服务效能减低，也是人民不满的原因。而且，政府的效能降低，使得人民反共有了很大的空间。一个松懈的政府，比较容易推翻！
    
    6。老一代顽固派未来10年退出舞台，失去权力和影响力，都会增加反共力量。
    
    7。外资大量外移到其它国家的趋势，不可避免。这些，将加剧中国的财政金融危机，加剧失业。
    
    8。土地财政已经接近尾声。再没有多少地可以批租了。政府财政将会出现困难。房地产将出现萧条和衰退。失业会增加。
    
    9。养老金，失业金，医疗保险不能兑现，会使得人民失望。
    
    原因还有很多。总之，一句话，未来10年，中国会出现大规模反共运动和自由民主运动，共产党垮台，不可避免。
    
    
    （2011/02/05 发表）

民主人士应当组织起来和如何组织起来

分散的民主人士个人，其力量是很小的，是不足以搞垮中共的一党独裁统治的。只有分散在全国各行各业的支持民主化的人士组织起来，民主运动才有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约7000多万人，但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党独裁派只有2000万人左右，其余的5000多万共产党员，要么是反对中共一党独裁，支持多党制民主，要么是中间人士，即既不支持多党制民主，也不支持一党独裁。就是这么个2000万左右的一党独裁派人士，却统治着13亿中国人民。为什么？因为，中共是有组织地控制了军警特，法院，和检察院等。如果中共没有组织性，是不能控制全国的政权的。可见，有组织才有力量。
   
   现在，支持中共一党独裁的人数，肯定没有支持多党制民主的人数多。但是，因为，支持一党独裁的人数，是有组织的，所以，民主派虽然人数多，还是没能撼动中共一党独裁统治。怎样才能把民主派组织起来？

   我认为，公开的组织和地下的组织，都要存在。它们各有特点和功能。
   
   公开的组织，要有大量知名度高，社会地位高，形象好的人士参与，才有号召力和影响力。共产党内的老革命，如李锐，和共产党内的年轻一代，只要是支持多党制民主的，都要尽量吸收进来。在公开组党时，就要有他们的参与。公开的组织，要起到号召全民的作用，教育全民的作用，鼓舞全民的作用，团结全民的作用，要给全民带来希望和力量。媒体公众人物，最能吸引大众的关注和支持，例如，电视节目主持人，演员等。
   
   地下的组织，要能为民主运动起特殊作用。例如，如果，中共镇压公开组党的和不公开组党的民主人士，我们的地下组织，应当具有反击力量，例如，他们应当除掉参与镇压民主人士的共特，警察，法官等。反击能力是必须的。
   
   无论是地下组织和公开组织，都要有对内奸的处理方法和制度。
   
   不叫组织的交往圈，也能发挥组织的功能。如一个人，都有很多朋友和熟人。支持民主的朋友和熟人，都可成为他的组织成员，虽然，为了安全起见，名义上不叫组织。热心民主的人，应当扩大自己的交往圈，物色其中的民主人士，强化关系，等到时机成熟时，组织动员他们参加民主运动，甚至，吸收他们加入组织。这个组织者，应放低姿态，把自己叫召集人或联络人，而不要叫支部书记等头衔。因为，朋友和熟人，可能反感在他们头上安一个上级领导，这样也会伤害朋友关系。而且，这个支部书记的头衔，不是大家选出的，是难以被大家接受的。
   
   中共为什么那么害怕传销组织？因为，传销组织，是很容易转变成政治上的反对组织的。传销组织，虽然目前是经济组织，但是，其组织，干部，升迁，宣传和培养体系，都是同严密的党组织一样的。它比中共的党组织要严密多了。所以，传销组织，如果在全国范围发展，很容易成为反对党组织的基础。它容易变成颜色革命的基础组织力量。
    

此文于2009年08月02日做了修改

读马克．帕玛《粉碎邪恶轴心》的感想

作者：蔡桂华
在残酷的现实中，当“民主”这个理想主义被不断地加以扭曲而变得丑陋不堪时，芸芸纵生的现象和许多问题，便严峻地摆在每一个人的头脑里进行思考和判断。有人说：“就凭某某人那副德性，中国还能建设的成民主出来？如果让这些人上台，说不准比共产党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有人说：“‘民运’已经走入失败，现有的海外组织已经四分五裂，看来，中国一百年以后还是这个老样子。”

就在人们处于对中国前途徘徊，迷茫之中，我却怀着纯朴的满腔热情，含着眼泪来到这个令人神往的异国他乡。原来我渴望想和那些曾经让我非常崇敬的海外仁人志士并肩奋斗，共同谋就催化解体中共的独裁统治。但是希望却常常地变为虚狂而濒临绝望，在被许多所接触到的，所看到的，一些绞尽脑汁的唯利是图者，使用“民主”和“人权”的理念，来谋划个人的小算盘后，理想主义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被踢得远远的。为什么在国内所指望的，在国外所看到的，会有如此大的不同差距呢？难道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理念啻能是变得如此沉沦和堕落？我心有不甘而又无限悲哀。就在我的信仰支撑点变得颇为悲观时，美国那位伟大的民主推手——帕玛大使，呈现出这部极有意义的民主教课书。他给我们在有生之年带来新的展望。

翻开那本书的扉页，是精炼概括作者所述内容的几个字：“如何在二0二五年之前，消灭世界上最后四十五个独裁者。”这是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马克-帕玛以他亲身担当民主大使和推动一系列变化的经验，叙述了乔治亚共和国的玫瑰革命，捷克的丝绒革命，乌克兰的橘子革命，以及他过去在匈牙利直接参与的那段经历。在书的前序上面，他又特别地提起最需要关切的国家是中国。帕玛大使在书中鼓舞我们：“中国也同样可以发起一场展示人民巨大力量的抗争。”当前，中国的维权运动和法轮功精神运动轰轰烈烈，层出不穷。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兴奋的现象。然而许多海外政治流亡者却看不到这一点，认为美国政府并不支持他们这一批民运人士。其实，这种中国特色的逻辑思维，往往参杂着自命不凡而又非我莫属地表现为在“名利”二字上所裹足不前。这是一种非常污秽的自私心态在民运圈内作怪。在这里，民运人士应该心悦诚服地敬佩法轮功的精神运动。他们在解体中共独裁的整个过程中，凭着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国内和国外都做了大量的活动。他们积极地穿梭于各民主国家对中国暴政者提出法律诉讼，并争取到美国政府的许多道义上的支持。在美国国会和一些地方议会上，法轮功所提出的反迫害诉求议案都获得压倒性的通过。反观民运组织呢？却犹如死水一潭，毫无生气，并且“窝里斗”的丑闻时常浮现于媒体报刊。因此，跳出海外民运圈子中这种沉闷窒息的状态，把目光集中在关注中国国内的维权运动和法轮功的精神运动上，这未尝不是真民运战士卓有成效的一种明智选择，也是海外流亡中国政治精英们所应该考虑的新思维。帕玛大使在书中对法轮功团体作了这样肯定：“他们的运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威胁就像八0年代的团结工联运动对波兰共产党的威胁一样，或许民主中国的最大希望，就是使工人，精神运动和民运人士串连成全国性的运动。

在《粉碎邪恶轴心》这本书中，帕玛大使还为中国的民主化运动设计了具体的三个阶段。他说：”以四年为一期，争取在二00八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时完成第一阶段，或许那时的奥运会可以作为多年民主发展运动进程的标杆和参考时点。他很希望能够在二0一五年看到中国结束独裁走向民主。值得乐观的是，在观察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过程中，美国和民主世界各国对中国独裁专制的危险性已有了进一步的共识。全球要想达到和平，专注和关心独裁国家的变化并促成其民主的发展，是根绝恐怖主义，维持正义，自由与法治社会的成功之吁。

前不久，欧盟通过了一个《谴责共产主义罪行的法案》，并决定不考虑取消针对中国武器禁运的问题。二00五年，美国参众两院也通过针对独裁国家的《促进民主法案》。最近，在法轮功团体的努力下，美国还将通过对那些助纣为虐的网络公司实施《全球线上自由法案》。所有这些法案的通过都表明，世界民主发展的潮流已浩浩荡荡，大势所趋，势不可挡。随着现代网络科技革命得以冲破一切陈旧陋规的封锁，历史必将会为中国在这一阶段争取民主的实现提供极其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必将会激发起更多的人加入到维权运动的行列，并形成波澜壮阔，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的全国性民权抗争。如果说：邓小平分析当年的政治事件有国际上的大气候，国内的小气候成因酿就，那么，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无论中国的内因或外因，社会革命的风暴都会更远甚于当年的“八九”学潮。我想，在中国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会酝酿成类似比“六四”运动的更强大的民主浪潮。

当我读完马克-帕玛写的那本书后，仿佛心中有一种豁然开朗的舒畅，他给了我关于二0二五年的解说，或许更早在二0一五年结束中共独裁的历史，让我们在晚年中还有希望享受到中国民主与人权的价值。

蔡桂华

二00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写于纽约

胡耀邦之子谈苏共垮台与习近平的忧虑

大陆《炎黄春秋》杂志第四期发表了特稿：《对历史、现状与改革的看法》。文章辑录了今年2月27日在北京大方饭店举行的该杂志新春联谊会上，若干知名人士对中国历史、当前状况和未来发展的看法，其中就有胡耀邦长子胡德平、三子胡德华的发言。

胡德平谈到了如何普及、实施和执行宪法的问题，胡德华则谈及了苏共垮台的问题。他认为，如果苏共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为了解放全人类的党，或者像战争年代表现的那样，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那这样的党垮台，苏联和全人类都要悲伤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总结说，苏共垮台源于三个垄断：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垄断。因此，垮台就不值得大家悲伤。

由苏联垮台反观中共，胡德华认为要做到以史为鉴，一定要看苏共到底做了什么，然后比一比中共做了什么。“了解情况是第一步，不了解情况怎么知道应该保卫谁？”

诚如胡德华所言，如果中共也是如苏共那般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垄断的政党，是一个从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那么，垮台既是意料之中，也是没有什么可惋惜和悲伤的。从六十多年中共的发展直至目前新领导人上台来看，中共对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垄断从未间断过，而且其镇压民众、与民争利已达到了极其疯狂的地步。其党心、民心已是丧失殆尽。这样的中共的下场会与苏共有何两样？

另据香港《争鸣》杂志最新一期报导，3月12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由习近平作了题为“统一认识加强党的建设面临挑战”的讲话。习指出如果在两年内没有较明显的实效改变和突破，所面临的“政治危机会加剧，局部地区会爆发危机”，“施政、行政工作开展会更困难和被动”。为了应付即将到来的全面崩溃，3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9次会议上，宣布了五大核心决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职责和职能。

显而易见，习近平等中共高层也已经意识到了中共所面临的巨大危机，特别是面临着亡党的局面，因此忧心忡忡，正想尽办法阻止这一天的到来，一个应对之法就是提出“宪法梦”，要依法治国。问题是，要依法治国，就要遵循宪法，容许人民有集会、言论、出版、信仰等自由；就要保护公民的权益，将所有被非法关押者无条件释放；就要允许舆论的监督，允许媒体对中共的批评，允许人民自由地组党；就要真正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改善民生，不与民争利。这些中共能做到吗？中共愿意放弃自己在各个领域的垄断吗？

目前，我们尚看不到中共领导人有这个趋向，反而最近在一些高校下发的“七不讲”和若干攻击宪政的文章，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切切实实的倒退，也让我们更真实地嗅到了中共崩溃的气息，这气息正在中华大地上快速蔓延。

在笔者看来，虽然党内一些人士，如胡德华意识到了问题，并希望中共以史为鉴，但失去了自我反省、自我更新能力的中共， 就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早已失去了控制，只等着自我毁灭的那一天的到来。笔者相信，当那一天到来时，就像当年苏共垮台时一样，没有一个党员会站出来，为之惋惜，因为中共的垮台不仅是历史的必然，也代表着历史的进步。而任何人在这个过程中，能从中华民族大义出发，为推动中共垮台添砖加瓦，都是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