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保胜：六四后北京高校学生运动纪实（上）
——谨以此文纪念六四20周年
本文原载《北京之春》2009年6月号
纪念六四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中国后一代的高校学生能够继承1989年运动的无畏精神，像20年前的热血青年一样义无反顾、不畏强暴、呼吁权利。尽管政治高压和物欲横流使得六四后的许多高校学生缺乏为公义和人权呐喊的勇气和行动，但也有不少学生在六四后的艰难岁月里继承英烈遗志、致力于推进高校乃至中国的自由进步的民主运动，他们书写的是鲜为人知的一页，是纪念六四20周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表明民主自由之火正在高校中薪火相传。——作者
六四屠城的硝烟尚未散去，中共当局就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大搜捕，大清查，大整顿。电视上反复播放解放军进城受阻、坦克被焚以及士兵惨遭暴徒焚尸的镜头；报纸上是连篇累牍拥护中央决策的声明，各级群众都被组织起来，学习邓小平同志在戒严部队时的讲话；党员要重新登记，白色恐怖气氛笼罩了全国，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又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六四以后入校的学生，都要接受“政治审查”，即由所在单位或学校出具“动乱期间没有问题”的证明，一大批成绩优秀的青年因此失去了入学的资格。侥幸入学者等待他们的是痛苦的“洗脑”过程，集中学习文件；数周之后他们被送到了工厂和军营。当局希望凭藉此举，清洗他们头脑中的自由化思想，为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良好基础。
高校的教师队伍也被严格清洗。思想敏锐、知识新颖、深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因为所谓涉嫌自由化，有的被剥夺了导师资格，有的被剥夺了讲课的权利，停职反省，接受审查；而那些身陷囹圄或流亡海外的教师则更是与大学的讲坛无缘了。代替他们的是观念陈腐、思想僵化、在前些年根本没有市场的冬烘先生。祇想在官场上捞一官半职的“政客学者”们，更是不愿错过向上爬的机会，纷纷粉墨登场，卖力地唱起陈年老调，一半是为了博取主子的赏识（确有一些如愿以偿，官运亨通），一半是为了发泄前几年受到冷遇和屈辱……生动活泼的讲授不见了，真诚热烈的辩论没有了，课堂重又变得死气沉沉，枯燥乏味。一方是喋喋不休地照本宣科，一方是打心底里的厌恶。
青年学生们报效祖国的热情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对真理和智慧的追求也受到限制，因此在很长时期内，出现了普遍的意志消沉；国家的前途蒙上了阴影，个人生命也就黯淡无光。就像霜降过后的原野，枯萎的枝叶在肆虐的寒风中瑟瑟发抖，生气与豪情已成为往日追忆，而现在祇是一片惘然。“TDK”三个热点的流行，形象地表明了当时青年学生的精神状况：“T”即“TOEFL”——托福考试。在许多人看来，祖国就意味着苦难、贫穷和压抑。脚下的土地正变成“梅杜萨之筏”，注定要在混乱中沉沦，那么，能够通过考试，在异国他乡实现自己的青春与梦想就不失为最佳选择了。“D”即“Dance”，生命中赖以充实的东西既已失去，祇有感观的刺激才能暂时填补心灵的空虚，在喧嚣的舞池中忘却自己，通过崔健的歌曲，排遣心中浓郁的忧愁、愤懑和向往。而“K”即是“Kiss”，花前月下，拥抱亲吻，嘟噜一些含混不清的情话，胡诌一首语无伦次的情诗，似乎已得生命真谛，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社和学生刊物《大家》
在肃杀阴冷的气氛中，仍有一些人在执着地探索，不屈地抗争。1990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出现了一张醒目的“读书社”招收会员启事，标题是“重新燃起我们的热情”，启事指出，校园目前的沉寂气氛与国际上汹涌澎湃，日新月异的变革大潮很不协调。消沉怠惰，萎靡不振的精神状况也与肩上的使命很不相称，号召一切关心祖国前途命运的有志青年加入读书社，交流思想，沟通心灵，增进知识，熔炼才干，共同创造一个自由温馨的天地。9月24日，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社召开了成立大会，由廖家安主持，王胜利代表发起人阐明了读书社的“生活、读书、新知”的宗旨，王振民宣读了读书社的章程，参加成立大会的包括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200多人。读书社成立以后，举办了经常性的思想学术讲座，如国情系列讲座、人权系列讲座、辛亥革命80周年系列讲座、中西文化对比系列讲座等。讲座曾是高校交流最新研究成果、最新学术信息的形式，在思想解放过程中，一些知名学者举办的讲座对活跃思想曾起过重要作用。但六四以后，讲座受到了极其严格的控制。读书社的同学们克服重重困难，联系校内外专家、学者，就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举办了一次次讲座。例如请人民大学法律系青年学者杜刚健系统阐述了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人权观，认为马克思主义将人权理论推向一个新的时代高峰，严厉批判了将马克思主义同人权割裂开来，认为应该放弃人权概念和主张的陈腐观念，并就中国社会的人权状况等问题与广大同学一起进行坦诚热烈的讨论。北京大学法律系龚瑞祥应邀谈了他自费到基层法庭调查的收获和感受。当80高龄的龚老先生迈着颤巍巍的步子，登上讲台徐徐说“在这个充满着激情又弥漫着迷惘的日子，希望通过今晚的倾谈能够把分享困惑、分享知识视为生活真谛、智慧之源，从而使我们从实践中所得到的知识成为征服愚昧无知的力量”时，挤得满满的教室里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在回答同学们提问的过程中，龚先生坦率谈了他对北京市政府制定的“游行示威的十几条决定和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的不同看法。他严谨的治学态度，精湛深邃的思想以及对中国百姓挚热的激情强烈地了青年学生，给大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除讲座外，读书社还与《读书》、《中国青年》、《大学生》等多家单位联合先后举办了三届“书评大奖赛”，与校图书馆合作，设置了“书评之窗”，图书馆尚未上架的新书，读书社的同学可以率先借阅，写出书评，引导大家阅读，与社会上多家单位合作，开展勤工俭学；与校广播站合作，传递最新图书信息，学术动态等。例如，集中反“左”的《历史的潮流》尚未公开上市，广播站就播送了读书社写的介绍该书的文章，宣读了该书的重要篇章。另外还结合重大节日，举行纪念活动，如“五四青年晚会”、“一二、九座谈会”、“纪念三毛晚会”，三毛的突然辞世，在广大学生中间引起强烈震动，读书社布置了一间教室，点燃蜡烛，朗读三毛的作品，唱三毛的歌，谈心目中的三毛，烛光泪光，歌声泣声，交融一起，圣洁气氛令人久久难以忘怀……。由于读书社的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风格清新高雅，不仅吸引了校内的广大同学，其他高校的学生和社会上的青年也常慕名参加。《大学生》杂志、《读书人报》等多家新闻单位都曾报导过他们的活动，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国读书大辞典》将“人大读书社”收录入典，更有全国许多地方青年学生，包括青藏高原一中学写来书信，倾谈内心的苦闷，交流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希望传授开展社团活动的经验……
读书社还自费创办了一个社内刊物，取名《大家》，兼有“We”和“Master”之义，希望通过大家谈，大家写，以“大家风范”造就新一代学人。他所坚持原则是“公开性、积累性、建设性”旨在通过点滴的成果，取得实在的进步。这个刊物倾注了读书社同仁的情感、思考和追求。是六四以后在首都高校中成功地创办的第一个学生刊物。所发表的文章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总的主题是研究中国国情，探索中华民族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刊物出版后在首都高校中引起很大反响，得到了首都思想界的肯定、支持和鼓励，其影响很快扩展到外地院校。到1992年6月被查封，《大家》一共出了3期。
读书社还有一项重要的活动是组织小范围的专题讨论会。读书社的核心成员定期举办学术沙龙，就现实社会中的敏感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如“六四反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问题，大中型企业的困惑和出路、农村问题、知识分子从“五四”到六四的心路历程、“何新现象”等等，通过反复讨论、深入研究，大家拓展了知识，明确了思想，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凝聚了一批目标远大、思想敏锐、意志坚定的青年学生。
读书社的活动引起了国家安全机关的注意，92年6月，读书社的主要组织者廖家安、王胜利被逮捕，薛学平被通缉，他们三人遭难，是因为在1991年六四期间在北京大学秘密散发纪念六四的传单，这一事件还被《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文章。从1991年撒发传单，到1992年六四被捕，北京公安暗中监控人民大学读书社整整一年。其后，读书社被勒令停止活动。但是读书社后期的两个重要人物，人大哲学系的张某和郭保胜仍然在积极地从事学生活动，并加强了与北大、师大、清华等高校的联系。
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社就是六四以后第一个不受官方控制的独立社团，在前后两年的时间里，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打破了校园阴冷、肃杀沉寂的气氛，在人们心里燃起了希望的火种。虽然最终被共产党扼杀了，但作为一段美好记忆，作为在困难情况下坚持斗争的象征，读书社的精神，势必长久地流传下去。
北京大学的国情研究会
继人民大学读书社掀起八九年后第一次活跃的高校气氛后，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会于1992年9月份开始，进行了关于对日索赔的一系列活动。在中共红色恐怖的校园氛围内，要想突破禁锢僵死的局面，必须有不一般的路径。1989年前学生运动经常以“反日”的民族主义形式出现，因为如此才能避免中共的残酷打压，毕竟事关民族大义当局不便轻易采取毒手。所以，在中国特定情况下，学生运动常以民族主义的诉求来出现，这样做，当然有一定的负面效果，但总体上可以突破限制、为更大的活动空间做准备。
当时，中国政府为了摆脱六四之后的外交困境，竭力邀请日本天皇来华。企图从西方国家因六四制裁中共而形成的链条中最薄弱的地方突破（钱其琛语，见其着《外交十年》）。北京高校的几位老师与学生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借助民族主义诉求来推进校园的学生运动，也抗议日本不讲原则、向专制政权妥协的外交政策。
此前不久发生了日本强占钓鱼岛事件，中国大陆政府态度暧昧。在中国大陆，民间对日索赔活动风起云涌，中国老百姓对曾经野蛮侵略过中国的日本政府并没有好感。为了扫除中日两国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也为了表达89年后被残酷压抑的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政治参与意识，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会（负责人周虎、王仲秋）和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社（张某、郭保胜）、北京师范大学伦理学社（张弛、张守礼等）互相配合，进行了“关于中日关系的民意调查”，“勿忘国耻纪念‘九一八’座谈会”和致日本明仁天皇公开信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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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北京之春》2009年6月号
纪念六四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中国后一代的高校学生能够继承1989年运动的无畏精神，像20年前的热血青年一样义无反顾、不畏强暴、呼吁权利。尽管政治高压和物欲横流使得六四后的许多高校学生缺乏为公义和人权呐喊的勇气和行动，但也有不少学生在六四后的艰难岁月里继承英烈遗志、致力于推进高校乃至中国的自由进步的民主运动，他们书写的是鲜为人知的一页，是纪念六四20周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表明民主自由之火正在高校中薪火相传。——作者
六四屠城的硝烟尚未散去，中共当局就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大搜捕，大清查，大整顿。电视上反复播放解放军进城受阻、坦克被焚以及士兵惨遭暴徒焚尸的镜头；报纸上是连篇累牍拥护中央决策的声明，各级群众都被组织起来，学习邓小平同志在戒严部队时的讲话；党员要重新登记，白色恐怖气氛笼罩了全国，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又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六四以后入校的学生，都要接受“政治审查”，即由所在单位或学校出具“动乱期间没有问题”的证明，一大批成绩优秀的青年因此失去了入学的资格。侥幸入学者等待他们的是痛苦的“洗脑”过程，集中学习文件；数周之后他们被送到了工厂和军营。当局希望凭藉此举，清洗他们头脑中的自由化思想，为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良好基础。
高校的教师队伍也被严格清洗。思想敏锐、知识新颖、深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因为所谓涉嫌自由化，有的被剥夺了导师资格，有的被剥夺了讲课的权利，停职反省，接受审查；而那些身陷囹圄或流亡海外的教师则更是与大学的讲坛无缘了。代替他们的是观念陈腐、思想僵化、在前些年根本没有市场的冬烘先生。祇想在官场上捞一官半职的“政客学者”们，更是不愿错过向上爬的机会，纷纷粉墨登场，卖力地唱起陈年老调，一半是为了博取主子的赏识（确有一些如愿以偿，官运亨通），一半是为了发泄前几年受到冷遇和屈辱……生动活泼的讲授不见了，真诚热烈的辩论没有了，课堂重又变得死气沉沉，枯燥乏味。一方是喋喋不休地照本宣科，一方是打心底里的厌恶。
青年学生们报效祖国的热情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对真理和智慧的追求也受到限制，因此在很长时期内，出现了普遍的意志消沉；国家的前途蒙上了阴影，个人生命也就黯淡无光。就像霜降过后的原野，枯萎的枝叶在肆虐的寒风中瑟瑟发抖，生气与豪情已成为往日追忆，而现在祇是一片惘然。“TDK”三个热点的流行，形象地表明了当时青年学生的精神状况：“T”即“TOEFL”——托福考试。在许多人看来，祖国就意味着苦难、贫穷和压抑。脚下的土地正变成“梅杜萨之筏”，注定要在混乱中沉沦，那么，能够通过考试，在异国他乡实现自己的青春与梦想就不失为最佳选择了。“D”即“Dance”，生命中赖以充实的东西既已失去，祇有感观的刺激才能暂时填补心灵的空虚，在喧嚣的舞池中忘却自己，通过崔健的歌曲，排遣心中浓郁的忧愁、愤懑和向往。而“K”即是“Kiss”，花前月下，拥抱亲吻，嘟噜一些含混不清的情话，胡诌一首语无伦次的情诗，似乎已得生命真谛，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社和学生刊物《大家》
在肃杀阴冷的气氛中，仍有一些人在执着地探索，不屈地抗争。1990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出现了一张醒目的“读书社”招收会员启事，标题是“重新燃起我们的热情”，启事指出，校园目前的沉寂气氛与国际上汹涌澎湃，日新月异的变革大潮很不协调。消沉怠惰，萎靡不振的精神状况也与肩上的使命很不相称，号召一切关心祖国前途命运的有志青年加入读书社，交流思想，沟通心灵，增进知识，熔炼才干，共同创造一个自由温馨的天地。9月24日，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社召开了成立大会，由廖家安主持，王胜利代表发起人阐明了读书社的“生活、读书、新知”的宗旨，王振民宣读了读书社的章程，参加成立大会的包括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200多人。读书社成立以后，举办了经常性的思想学术讲座，如国情系列讲座、人权系列讲座、辛亥革命80周年系列讲座、中西文化对比系列讲座等。讲座曾是高校交流最新研究成果、最新学术信息的形式，在思想解放过程中，一些知名学者举办的讲座对活跃思想曾起过重要作用。但六四以后，讲座受到了极其严格的控制。读书社的同学们克服重重困难，联系校内外专家、学者，就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举办了一次次讲座。例如请人民大学法律系青年学者杜刚健系统阐述了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人权观，认为马克思主义将人权理论推向一个新的时代高峰，严厉批判了将马克思主义同人权割裂开来，认为应该放弃人权概念和主张的陈腐观念，并就中国社会的人权状况等问题与广大同学一起进行坦诚热烈的讨论。北京大学法律系龚瑞祥应邀谈了他自费到基层法庭调查的收获和感受。当80高龄的龚老先生迈着颤巍巍的步子，登上讲台徐徐说“在这个充满着激情又弥漫着迷惘的日子，希望通过今晚的倾谈能够把分享困惑、分享知识视为生活真谛、智慧之源，从而使我们从实践中所得到的知识成为征服愚昧无知的力量”时，挤得满满的教室里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在回答同学们提问的过程中，龚先生坦率谈了他对北京市政府制定的“游行示威的十几条决定和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的不同看法。他严谨的治学态度，精湛深邃的思想以及对中国百姓挚热的激情强烈地了青年学生，给大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除讲座外，读书社还与《读书》、《中国青年》、《大学生》等多家单位联合先后举办了三届“书评大奖赛”，与校图书馆合作，设置了“书评之窗”，图书馆尚未上架的新书，读书社的同学可以率先借阅，写出书评，引导大家阅读，与社会上多家单位合作，开展勤工俭学；与校广播站合作，传递最新图书信息，学术动态等。例如，集中反“左”的《历史的潮流》尚未公开上市，广播站就播送了读书社写的介绍该书的文章，宣读了该书的重要篇章。另外还结合重大节日，举行纪念活动，如“五四青年晚会”、“一二、九座谈会”、“纪念三毛晚会”，三毛的突然辞世，在广大学生中间引起强烈震动，读书社布置了一间教室，点燃蜡烛，朗读三毛的作品，唱三毛的歌，谈心目中的三毛，烛光泪光，歌声泣声，交融一起，圣洁气氛令人久久难以忘怀……。由于读书社的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风格清新高雅，不仅吸引了校内的广大同学，其他高校的学生和社会上的青年也常慕名参加。《大学生》杂志、《读书人报》等多家新闻单位都曾报导过他们的活动，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国读书大辞典》将“人大读书社”收录入典，更有全国许多地方青年学生，包括青藏高原一中学写来书信，倾谈内心的苦闷，交流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希望传授开展社团活动的经验……
读书社还自费创办了一个社内刊物，取名《大家》，兼有“We”和“Master”之义，希望通过大家谈，大家写，以“大家风范”造就新一代学人。他所坚持原则是“公开性、积累性、建设性”旨在通过点滴的成果，取得实在的进步。这个刊物倾注了读书社同仁的情感、思考和追求。是六四以后在首都高校中成功地创办的第一个学生刊物。所发表的文章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总的主题是研究中国国情，探索中华民族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刊物出版后在首都高校中引起很大反响，得到了首都思想界的肯定、支持和鼓励，其影响很快扩展到外地院校。到1992年6月被查封，《大家》一共出了3期。
读书社还有一项重要的活动是组织小范围的专题讨论会。读书社的核心成员定期举办学术沙龙，就现实社会中的敏感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如“六四反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问题，大中型企业的困惑和出路、农村问题、知识分子从“五四”到六四的心路历程、“何新现象”等等，通过反复讨论、深入研究，大家拓展了知识，明确了思想，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凝聚了一批目标远大、思想敏锐、意志坚定的青年学生。
读书社的活动引起了国家安全机关的注意，92年6月，读书社的主要组织者廖家安、王胜利被逮捕，薛学平被通缉，他们三人遭难，是因为在1991年六四期间在北京大学秘密散发纪念六四的传单，这一事件还被《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文章。从1991年撒发传单，到1992年六四被捕，北京公安暗中监控人民大学读书社整整一年。其后，读书社被勒令停止活动。但是读书社后期的两个重要人物，人大哲学系的张某和郭保胜仍然在积极地从事学生活动，并加强了与北大、师大、清华等高校的联系。
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社就是六四以后第一个不受官方控制的独立社团，在前后两年的时间里，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打破了校园阴冷、肃杀沉寂的气氛，在人们心里燃起了希望的火种。虽然最终被共产党扼杀了，但作为一段美好记忆，作为在困难情况下坚持斗争的象征，读书社的精神，势必长久地流传下去。
北京大学的国情研究会
继人民大学读书社掀起八九年后第一次活跃的高校气氛后，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会于1992年9月份开始，进行了关于对日索赔的一系列活动。在中共红色恐怖的校园氛围内，要想突破禁锢僵死的局面，必须有不一般的路径。1989年前学生运动经常以“反日”的民族主义形式出现，因为如此才能避免中共的残酷打压，毕竟事关民族大义当局不便轻易采取毒手。所以，在中国特定情况下，学生运动常以民族主义的诉求来出现，这样做，当然有一定的负面效果，但总体上可以突破限制、为更大的活动空间做准备。
当时，中国政府为了摆脱六四之后的外交困境，竭力邀请日本天皇来华。企图从西方国家因六四制裁中共而形成的链条中最薄弱的地方突破（钱其琛语，见其着《外交十年》）。北京高校的几位老师与学生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借助民族主义诉求来推进校园的学生运动，也抗议日本不讲原则、向专制政权妥协的外交政策。
此前不久发生了日本强占钓鱼岛事件，中国大陆政府态度暧昧。在中国大陆，民间对日索赔活动风起云涌，中国老百姓对曾经野蛮侵略过中国的日本政府并没有好感。为了扫除中日两国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也为了表达89年后被残酷压抑的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政治参与意识，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会（负责人周虎、王仲秋）和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社（张某、郭保胜）、北京师范大学伦理学社（张弛、张守礼等）互相配合，进行了“关于中日关系的民意调查”，“勿忘国耻纪念‘九一八’座谈会”和致日本明仁天皇公开信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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