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保胜：六四后北京高校学生运动纪实（下）
——谨以此文纪念六四20周年
本文原载《北京之春》2009年6月号
北京师范大学伦理学社及其《声音》
“这是我们的声音，真诚的声音，虽然方刚刚发出，但即早已存在，存在于所有有热血、有思想、有期待的地方，期待人民幸福、国家富强，这种声音山河将之阻隔，时间不能使之遗忘。
我们的声音将以其真诚而进入历史。”
1993年3月，当《声音》的创刊者们用自己的良知写下这些发刊词时，他们已经预料到一份学生自己办的刊物的命运将是什么。两个月后，《声音》第二期在印刷中被查禁，主要创办者，北京师范大学伦理学社的张驰、张守礼等受到市公安局、校党委、团委的多次审查。
北京师范大学伦理学社成立于1982年，1989年以后，它逐渐成为一群积极思考、不满于现状的青年学生的阵地，他们在1989年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中国的力量之所在。在经历了六四后的震惊、迷惘之后，他们开始一点一滴地积聚力量，等待时机。学生社团正是提供了公开、合法的组织形式，对内可以宣传民主、进行启蒙，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对外可以此为桥梁加强同高校、知识界的联系，沟通渠道，建立一个的非组织化的网络，积聚形成组织的势能。1989后独特的社会背景，使得学生社团具有了鲜明的政治色彩。这也是在其后北京高校一系列大规模的协调行动中，政府明确地感觉到颠覆性的原因之所在。
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大都来自外地，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家境贫寒。这些来自社会最底层的青年人对贫苦、对尊严有更深刻的了解，对平等、对公正有更热切的追求。伦理学社以关注最底层为自己的方向，不仅有感情上的因素，也基于中国的发展绝不可能抛开最底层这一简单思考。在1991—1993年间，伦理学社在张驰主持下，组织了《中国农村问题》系列研讨和《当代中国社会问题》讲座，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福垣和单光鼎主讲。这些立足基本国情的讲座引起了许多同学的深刻思考。
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剖析也是伦理学社的活动重点。1992年3月，他们举办了关于“毛泽东热的讲座，请来了人民大学被停课的青年学者萧延中。秉着思想多元，信仰自由的宗旨，他们请来了中国佛教协会、《法者》的副主编纯一法师在校园内开坛讲法。北师大的王富仁教授研究鲁迅颇有心得，伦理学社多次请他主讲，名为纪念鲁迅，实为批判中国传统文化。
89以后的校园文化一片萧瑟，不但政府所提倡的主流文化彻底失去市场，而且在80年代形成的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标志的激进文化也开始隐退。大学已不再是社会先进思潮的发源地，相反，在面对形式多样的社会文化的冲击时，校园显得苍白无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生社团所组织的活动不但对活跃校园气氛、振奋学生精神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它还为朋友们的相识创造了契机。正是在这些讲座、研讨中，平时萦绕于胸但却不曾宣之于口的思想才得以一吐为快。
校园文化活动的另一重要功能就是为校际间的交流提供了渠道，为高校间的协调行动提供了合法的形式。正是借助学社这一旗号，师大部分同学参与了其他高校组织的多次活动。
在1992年的一二九，由伦理学社发起，师大广播台、经济学社联合组织了一次校情民意测验，共发问卷2000份，内容涉及教育改革的前景、师大的前途、学生伙食、学习环境等诸多同学反映强烈的问题，并将最后的调查结果公之于众，对一些焦点问题达80%的意见集中度使同学看到了集体的意志，学校则大为震惊。
经过一年多的活动，师大伦理学社在校内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校外和人大、北大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此时，办一份社团刊物，记述大家的思想，以更好的形式进行宣传、交流，成了他们的最大心愿。为了保证刊物发出的是他们自己的声音，创办者们决定不管校方有关刊物审查的制度而自行出版，并为此承担责任。这就是出版于1993年上半年的《声音》。
《声音》尽管是以师大伦理学社名义出版的，但事实上它是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社的张某、郭保胜等同学的鼎力相助下问世的。人大方面提供了近一半的稿件，并具体承办了印刷事务。办刊也从一个方面密切了校际间的合作。
《声音》出版之时，正是中共市场经济路线出台不久，社会天平迅速从权力倾向金钱，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型加快，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乃至发生了四川仁寿农民暴动，深圳股民骚乱等严重事件，《声音》接连发表了《经济自由化及其人道主义含义》、《市场经济呼唤新体制》等针对现实的文章，提出了“自由经济、公正社会、民主政治”的口号，明确指出政治体制如果不改革，所谓市场经济祇能导致一个畸形社会。针对当时政府一厢情愿地“申奥”活动，《声音》发表了专栏文章，批驳了某些人企图借2000年奥运以挽回面子的荒谬想法，指出祇有从根本处着手进行改革才能顺乎民心。
作为师大特色，创办者们设立了“国情报告”这一专栏，主旨是通过作者自己的感受，用朴实的文笔将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的生活描绘出来，记述他们虽屡遭打击仍星星不熄的希望，记述他们虽历经困苦却愈发透澈的尊严。以《声音》为媒介和知识界交流沟通也是创办者们的重要目的。他们把刊物寄给了有关杂志，收到了良好的反应。《读书》编辑部称《声音》为“天地间良知未泯的一群”，并希望能常有沟通。
尽管《声音》祇编发了两期，但其影响较其规模而言仍是相当大的。它真实地记述了一批有良知的青年人在1993年的思考，并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国家、对社会的关注。《声音》向社会清晰地表达了他们的理想“是高扬而不是堕落，是建设而不是破坏。”他们用行动表明了他们的信念：“对现实社会的不公正，我们不能总是使用良心拒绝的自由！不能总是在退让中寻求一点点生存空间，在自得中寻求一点点心理慰藉。”
《声音》之被抄直接起因于第二期一文中对五四和六四的评价，文中称六四是五四理想70年后的实现，并为中国未来现代化的发展争取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固然当局不能容忍对六四的翻案，尤其是学生，但是作为一份被查禁的民办刊物，对某些人而言，其内容的刺激性往往让位于“民办”这一形式的刺激性了。但作为创办者，张驰他们所争取的不正是这一“形式”的自由吗？
《声音》是不会结束的。“因为纵使时空可以扭曲而真诚不可泯灭，过去可以涂改而今天不会忘怀。”正如以后的人们不会忘记六四一样，所有凝聚人们真诚信念的事物都不会被忘记。《声音》将和在1989年以后北京高校发生的诸多事件一起，以其真诚而进入历史。而这些青年学生，在89后恶劣的环境中，坚持自己的理想并勇敢地为这种坚持而承担责任，默默工作，他们也正是在以自己的方式书写历史。
1993年六四遭难
1993年六四左右，北京公安学生处本着“将反革命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的原则，有计划有重点地对北京高校进步学生进行大清洗行动。重点是中国人民大学，也涉及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6月2日，一批香港学生应原北大学生李民琪之邀到人民大学准备同进步学生晤谈。警方得知后没等他们与人大学生接触就将他们驱出到校外的宾馆居住。涉及此事的李民琪于当夜在西安至北京的列车上被警方扣留，后送到一宾馆软禁一周左右。接待过香港学生的人民大学学生于某被警方在校内保卫处审查一周左右时间。
5月31日，人民大学学生郭保胜与其某广告公司朋友林某印制了三件文化衫，文化衫图案为戴着镣铐的几个脚印，其意为纪念追求自由、反抗专制的烈士和志士们。郭的朋友、人民大学两个学生李某、洪某穿了文化衫两天后被警方传唤，并没收了文化衫。印制人郭保胜、林某于6月2日被警方强行拘捕。二人被拘押在市公安局看守所十余天后，于6与19日释放。郭在释放后仍然回到人民大学读书。
郭的朋友马某、杜某（流浪诗人，曾参与九十年代现代艺术展，北大烛光吉它晚会）和五四晚会吉它歌手杨义也被公安局非法拘禁十几天，受尽折磨。清华大学学生周逸公也被警方于六四前无任何理由拘捕，不知下落（后得知被劳教两年）。北京大学学生刘某、朱某也因“九十年代”一系列的活动，被学校给予记过处分。
警方的这次残酷的打击活动，既是害怕六四期间进步学生们出现“过激”行动所采取的措施，也是对高校近年来几名进步学生蓄意已久的惩罚行动。尽管每年六四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高校被警方封锁得水泄不通，尽管追求民主自由，反抗专制独裁的一代一代热血青年，将毫不畏惧，为他们的理想而奋斗不息！
1994年六四后第一波学生运动告一段落
1994年后，北京高校的气氛更加恐怖，公安、国安、总参各方特务都深入到北京高校，一些进步老师相继受到处罚甚至逮捕，一些经常来学校的原六四学生被限制自由或被捕，89后的学生运动在1994年受到重创。
李海是89后持续援助高校学生运动的杰出人物，他累次摆脱特务的跟踪，到北大、人大、师大的大学生中，交流关怀、总结经验、并给与各方面支持；第一次释放出狱的著名学生领袖王丹，也曾来到大学生中，秘密进行会谈，给北大、人大的在校进步学生很多的鼓舞。但他们2人与其他人一样，在1994年之后受到更大的限制。1989年之后北大法律系教师袁红冰在高校学生运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1994年他的几个学生被捕的被捕、逃亡的逃亡（王仲秋、王家其等），他本人也被秘密逮捕。北京高校活跃学生郭保胜由于在北京被严密监控，到深圳与李文明等朋友进行工人维权活动，但不幸在1994年六四被深圳警方逮捕，关押3年后，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刑3年半。另一学生吴永坚后来修炼法轮功，在2000年后被重判7年徒刑。
经过这样的摧残，1989年后的第一波北京高校学生运动基本告一段落。其后虽无大的波澜，但也有独立的个体学生的反抗行为，也有像北大硕士研究生杨子立、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徐伟、中国地质大学毕业的靳海科、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的张洪海等原学生的“新青年学会”案件。成立新青年学会时4人都已毕业，但成立地点在北京大学，而且警方在他们还是学生的时候，就非常关注他们。他们在学校期间也做了不少推进民主自由的学生运动工作。在他们还是学生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讨论各种社会问题，多次到农村进行考察，免费培训北京的民工子弟学校教师，并义务教学、捐献教学用品，探讨中国社会的自由进步之路。他们各自离校后不久，专制者就以成立非法组织的藉口，在2001年5月将徐伟、靳海科判处10年徒刑，杨子立、张宏海判处8年徒刑。判刑如此之重，当局试图以此扼杀学生运动是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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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北京之春》2009年6月号
北京师范大学伦理学社及其《声音》
“这是我们的声音，真诚的声音，虽然方刚刚发出，但即早已存在，存在于所有有热血、有思想、有期待的地方，期待人民幸福、国家富强，这种声音山河将之阻隔，时间不能使之遗忘。
我们的声音将以其真诚而进入历史。”
1993年3月，当《声音》的创刊者们用自己的良知写下这些发刊词时，他们已经预料到一份学生自己办的刊物的命运将是什么。两个月后，《声音》第二期在印刷中被查禁，主要创办者，北京师范大学伦理学社的张驰、张守礼等受到市公安局、校党委、团委的多次审查。
北京师范大学伦理学社成立于1982年，1989年以后，它逐渐成为一群积极思考、不满于现状的青年学生的阵地，他们在1989年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中国的力量之所在。在经历了六四后的震惊、迷惘之后，他们开始一点一滴地积聚力量，等待时机。学生社团正是提供了公开、合法的组织形式，对内可以宣传民主、进行启蒙，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对外可以此为桥梁加强同高校、知识界的联系，沟通渠道，建立一个的非组织化的网络，积聚形成组织的势能。1989后独特的社会背景，使得学生社团具有了鲜明的政治色彩。这也是在其后北京高校一系列大规模的协调行动中，政府明确地感觉到颠覆性的原因之所在。
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大都来自外地，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家境贫寒。这些来自社会最底层的青年人对贫苦、对尊严有更深刻的了解，对平等、对公正有更热切的追求。伦理学社以关注最底层为自己的方向，不仅有感情上的因素，也基于中国的发展绝不可能抛开最底层这一简单思考。在1991—1993年间，伦理学社在张驰主持下，组织了《中国农村问题》系列研讨和《当代中国社会问题》讲座，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福垣和单光鼎主讲。这些立足基本国情的讲座引起了许多同学的深刻思考。
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剖析也是伦理学社的活动重点。1992年3月，他们举办了关于“毛泽东热的讲座，请来了人民大学被停课的青年学者萧延中。秉着思想多元，信仰自由的宗旨，他们请来了中国佛教协会、《法者》的副主编纯一法师在校园内开坛讲法。北师大的王富仁教授研究鲁迅颇有心得，伦理学社多次请他主讲，名为纪念鲁迅，实为批判中国传统文化。
89以后的校园文化一片萧瑟，不但政府所提倡的主流文化彻底失去市场，而且在80年代形成的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标志的激进文化也开始隐退。大学已不再是社会先进思潮的发源地，相反，在面对形式多样的社会文化的冲击时，校园显得苍白无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生社团所组织的活动不但对活跃校园气氛、振奋学生精神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它还为朋友们的相识创造了契机。正是在这些讲座、研讨中，平时萦绕于胸但却不曾宣之于口的思想才得以一吐为快。
校园文化活动的另一重要功能就是为校际间的交流提供了渠道，为高校间的协调行动提供了合法的形式。正是借助学社这一旗号，师大部分同学参与了其他高校组织的多次活动。
在1992年的一二九，由伦理学社发起，师大广播台、经济学社联合组织了一次校情民意测验，共发问卷2000份，内容涉及教育改革的前景、师大的前途、学生伙食、学习环境等诸多同学反映强烈的问题，并将最后的调查结果公之于众，对一些焦点问题达80%的意见集中度使同学看到了集体的意志，学校则大为震惊。
经过一年多的活动，师大伦理学社在校内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校外和人大、北大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此时，办一份社团刊物，记述大家的思想，以更好的形式进行宣传、交流，成了他们的最大心愿。为了保证刊物发出的是他们自己的声音，创办者们决定不管校方有关刊物审查的制度而自行出版，并为此承担责任。这就是出版于1993年上半年的《声音》。
《声音》尽管是以师大伦理学社名义出版的，但事实上它是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社的张某、郭保胜等同学的鼎力相助下问世的。人大方面提供了近一半的稿件，并具体承办了印刷事务。办刊也从一个方面密切了校际间的合作。
《声音》出版之时，正是中共市场经济路线出台不久，社会天平迅速从权力倾向金钱，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型加快，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乃至发生了四川仁寿农民暴动，深圳股民骚乱等严重事件，《声音》接连发表了《经济自由化及其人道主义含义》、《市场经济呼唤新体制》等针对现实的文章，提出了“自由经济、公正社会、民主政治”的口号，明确指出政治体制如果不改革，所谓市场经济祇能导致一个畸形社会。针对当时政府一厢情愿地“申奥”活动，《声音》发表了专栏文章，批驳了某些人企图借2000年奥运以挽回面子的荒谬想法，指出祇有从根本处着手进行改革才能顺乎民心。
作为师大特色，创办者们设立了“国情报告”这一专栏，主旨是通过作者自己的感受，用朴实的文笔将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的生活描绘出来，记述他们虽屡遭打击仍星星不熄的希望，记述他们虽历经困苦却愈发透澈的尊严。以《声音》为媒介和知识界交流沟通也是创办者们的重要目的。他们把刊物寄给了有关杂志，收到了良好的反应。《读书》编辑部称《声音》为“天地间良知未泯的一群”，并希望能常有沟通。
尽管《声音》祇编发了两期，但其影响较其规模而言仍是相当大的。它真实地记述了一批有良知的青年人在1993年的思考，并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国家、对社会的关注。《声音》向社会清晰地表达了他们的理想“是高扬而不是堕落，是建设而不是破坏。”他们用行动表明了他们的信念：“对现实社会的不公正，我们不能总是使用良心拒绝的自由！不能总是在退让中寻求一点点生存空间，在自得中寻求一点点心理慰藉。”
《声音》之被抄直接起因于第二期一文中对五四和六四的评价，文中称六四是五四理想70年后的实现，并为中国未来现代化的发展争取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固然当局不能容忍对六四的翻案，尤其是学生，但是作为一份被查禁的民办刊物，对某些人而言，其内容的刺激性往往让位于“民办”这一形式的刺激性了。但作为创办者，张驰他们所争取的不正是这一“形式”的自由吗？
《声音》是不会结束的。“因为纵使时空可以扭曲而真诚不可泯灭，过去可以涂改而今天不会忘怀。”正如以后的人们不会忘记六四一样，所有凝聚人们真诚信念的事物都不会被忘记。《声音》将和在1989年以后北京高校发生的诸多事件一起，以其真诚而进入历史。而这些青年学生，在89后恶劣的环境中，坚持自己的理想并勇敢地为这种坚持而承担责任，默默工作，他们也正是在以自己的方式书写历史。
1993年六四遭难
1993年六四左右，北京公安学生处本着“将反革命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的原则，有计划有重点地对北京高校进步学生进行大清洗行动。重点是中国人民大学，也涉及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6月2日，一批香港学生应原北大学生李民琪之邀到人民大学准备同进步学生晤谈。警方得知后没等他们与人大学生接触就将他们驱出到校外的宾馆居住。涉及此事的李民琪于当夜在西安至北京的列车上被警方扣留，后送到一宾馆软禁一周左右。接待过香港学生的人民大学学生于某被警方在校内保卫处审查一周左右时间。
5月31日，人民大学学生郭保胜与其某广告公司朋友林某印制了三件文化衫，文化衫图案为戴着镣铐的几个脚印，其意为纪念追求自由、反抗专制的烈士和志士们。郭的朋友、人民大学两个学生李某、洪某穿了文化衫两天后被警方传唤，并没收了文化衫。印制人郭保胜、林某于6月2日被警方强行拘捕。二人被拘押在市公安局看守所十余天后，于6与19日释放。郭在释放后仍然回到人民大学读书。
郭的朋友马某、杜某（流浪诗人，曾参与九十年代现代艺术展，北大烛光吉它晚会）和五四晚会吉它歌手杨义也被公安局非法拘禁十几天，受尽折磨。清华大学学生周逸公也被警方于六四前无任何理由拘捕，不知下落（后得知被劳教两年）。北京大学学生刘某、朱某也因“九十年代”一系列的活动，被学校给予记过处分。
警方的这次残酷的打击活动，既是害怕六四期间进步学生们出现“过激”行动所采取的措施，也是对高校近年来几名进步学生蓄意已久的惩罚行动。尽管每年六四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高校被警方封锁得水泄不通，尽管追求民主自由，反抗专制独裁的一代一代热血青年，将毫不畏惧，为他们的理想而奋斗不息！
1994年六四后第一波学生运动告一段落
1994年后，北京高校的气氛更加恐怖，公安、国安、总参各方特务都深入到北京高校，一些进步老师相继受到处罚甚至逮捕，一些经常来学校的原六四学生被限制自由或被捕，89后的学生运动在1994年受到重创。
李海是89后持续援助高校学生运动的杰出人物，他累次摆脱特务的跟踪，到北大、人大、师大的大学生中，交流关怀、总结经验、并给与各方面支持；第一次释放出狱的著名学生领袖王丹，也曾来到大学生中，秘密进行会谈，给北大、人大的在校进步学生很多的鼓舞。但他们2人与其他人一样，在1994年之后受到更大的限制。1989年之后北大法律系教师袁红冰在高校学生运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1994年他的几个学生被捕的被捕、逃亡的逃亡（王仲秋、王家其等），他本人也被秘密逮捕。北京高校活跃学生郭保胜由于在北京被严密监控，到深圳与李文明等朋友进行工人维权活动，但不幸在1994年六四被深圳警方逮捕，关押3年后，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刑3年半。另一学生吴永坚后来修炼法轮功，在2000年后被重判7年徒刑。
经过这样的摧残，1989年后的第一波北京高校学生运动基本告一段落。其后虽无大的波澜，但也有独立的个体学生的反抗行为，也有像北大硕士研究生杨子立、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徐伟、中国地质大学毕业的靳海科、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的张洪海等原学生的“新青年学会”案件。成立新青年学会时4人都已毕业，但成立地点在北京大学，而且警方在他们还是学生的时候，就非常关注他们。他们在学校期间也做了不少推进民主自由的学生运动工作。在他们还是学生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讨论各种社会问题，多次到农村进行考察，免费培训北京的民工子弟学校教师，并义务教学、捐献教学用品，探讨中国社会的自由进步之路。他们各自离校后不久，专制者就以成立非法组织的藉口，在2001年5月将徐伟、靳海科判处10年徒刑，杨子立、张宏海判处8年徒刑。判刑如此之重，当局试图以此扼杀学生运动是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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