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天琪：“泛欧野餐”的蝴蝶效应

二十年前，1989年的盛夏，匈牙利和奥地利边境于8月19日这一天自由开放了三小时，任由人们越界，结果这历史性的三小时改写了二十世纪末的历史，它让柏林墙坍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苏联共产帝国分崩离析，国际政治重新洗牌。

那一年的6月27日，奥地利和匈牙利的两位外长已经象征性地将两个边界的铁丝网剪了个大窟窿，匈牙利一方更是已经决心要把决堤之口敞开。一场叫做“泛欧野餐”（Pan European Picnic）的怪诞主意在六月间一个夏夜的晚宴上诞生了。这场晚会有奥匈两国社会和民间人士参加，晚餐后奥匈帝国和匈牙利王国末代皇帝的长子奥托.冯.哈布斯堡Otto von Habsburg做了一场政治性的演讲，里面提到了柏林墙。当时东欧阵营的情况恶劣，经济衰退、政治高压不说，像罗马尼亚这样政经都已经穷途末路的小国家，政府竟敢狰狞地镇压人民，于6月间在边境扎起了新的铁丝网，为铁幕一词添加了新的注脚。哈布斯堡的演讲完毕，一名叫做Ferenc Meszaros 的当地居民很情绪化地提出了他的匪夷所思的想法：应当选择一天，在奥地利和匈牙利边境举办欧洲人的野餐大会，一边是自由的奥地利人， 一边是铁丝网后面的社会主义人民，中间烧起营火，用这样的姿态来表达人们向往自由的强烈愿望。当时在场的人都乐开了，大家大笑一场也就做鸟兽散了。 但是意念一进入脑际，就要开花发芽。这往后的几周内，匈牙利的四个反对党、欧洲联邦统一运动组织和哈布斯堡家族联合起来，联系国际媒体、跟边境的警卫进行法律的交涉，同时还进行各种后勤的准备工作。由于奥匈双方政府都已经有“破境”的意愿和上述6月27日的“剪网”行动，因此上层决定“网开一面”。

“野餐”的时间和地点都定了：1989年8月19日下午三点至六点在索普隆(Sopron)边境，敬邀大家来聚会，轻松走一遭。宣传单在各地散发了,西欧各大媒体也都报道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25家各国大使馆也都纷纷贴出“野餐”的告示。当时的东德虽然跟西方相比是个落后颓败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共产阵营中还算是富裕的,不少东德人都到兄弟国家匈牙利来度假。他们一听说奥匈边境将开放，莫不暗中雀跃，但是心中依然半信半疑。于是在这历史性的8月19日,有大约600多名东德人, 抱着侥幸一试的心理，轻装简行，涌向边境“野餐”定点索普隆，没想到这一回居然梦想成真，边境敞开，没有警卫、没有警犬、没有铁丝网，竟然一步跨出铁幕，径直到达自由的奥地利境内。奥国这边小城的市长一看见涌进来的“难民”，不但没有被吓到，反而抓起电话给当地所有的饭店、旅馆打电话，交代他们接待客人，由市长买单。同时他立即通知维也纳的西德使馆，预告将有大批“异国同胞”会来申请政治庇护。

历史往往是由一些默默无名的、有魄力和勇气的人所主导的。参与运作这次“泛欧野餐”的奥匈两国人士，虽然也留名史册，但是并没有成为英雄，他们的名字大多不为人知，但是这些人确实塑造了世纪末的不仅是欧洲、也是国际的历史，让一大片共产专制统领的地区改制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度，为二十世纪的尾声留下一个欢愉美妙的音符。

二十年前那关键性的三小时真如同科学家解释“蝴蝶效应”一样：某处上空一只蝴蝶扇动翅膀，扰动了空气，一段时间后可能导致遥远地方发生一场暴风雨，也就是说在原初状况下的动力系统里，一个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巨大的连锁反应。“泛欧野餐”那几百人的漫步过境，立即刺激了几千几万名东德人采取了“用脚投票”的方式来否定共产政权的合法性，他们纷纷出走到社会主义国家，然后投奔那里的西德使馆。几周之后，潮水一般的难民迫使几个国家全面开放边境，接着发生了东德人自己创新的所谓“莱比锡周一大游行”，该市每星期一晚间都万人空巷，市民全部都上街游行示威，非常平和有秩序，但是人人心中的热情和勇气都在持续上升。接着其它城市也纷纷效尤。可以说那个秋天，整个东德都燃烧起来了。同时，每天依然有数以万计的东德人出境，投奔西德。几周下来，东德的整个社会瘫痪，民心士气向着西德那边，东德共党政府不再有任何公信力和拘束力。面对如此骤然的变局，西德社会发动民众在自己的家中接待逃亡的东德人。笔者当时住在波鸿，就到该市设立的东德难民中心去采访，并且将两位年轻的工人带回家中，让他们免费住在我家底层分开的一个空的一居室，他们住了大约半年，东西德决定统一，局势稳定之后，其中一人又返回东德，另一人有了女朋友于是也搬出去另立门户。

东德总书记何内克是个食古不化、死不肯改革的老派共产党人，因病于10月退下，由克伦兹接任总书记，沙博夫斯基任政治局常委，这两人都知道大势所趋，无法阻挡东德人的逃亡潮。后者于11月9日在国际性的记者发布会上宣布中央关于公民旅行自由的决定：“允許個人出境，不必說明任何理由…可以通過民主德國與聯邦德國的所有邊境檢查站出境。”他在记者的追问下说：此项决定“立即执行”。消息一出，几分钟之内，成千上万的东德人涌向柏林墙，警戒士兵其实没有接到可以开境的通知，即便接到也不可能不经检查就放人。但是人流如决堤，士兵们面对现实，放下了手中的枪支，这座象征冷战、封锁、禁闭、奴役的墙在人们的奔放的意念和激情之下坍塌了。

蝴蝶效应接着又推到了苏联帝国和解放了东欧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一幕幕生动地在人们的眼前演出。二十年河东河西，作为中国人，经历了八九民运惨遭中共政权的血腥镇压，看到几个月之后苏联东欧的巨变，怎么能不伤痛无奈、百感交集呢。蝴蝶效应是个科学动力现象，但是它的发端和产生的连锁效应里面有着必然性，看似偶然，其实背后有成熟的社会条件，蝴蝶效应的结果却又是个未知数。1989年中国和欧洲群众的和平示威运动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这自然也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欧亚文化、传统、价值观、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归纳性的总呈现。

今天中国的社会状况又跟二十年前大有区别，人们心中应当有谱，周遭环境中处处潜伏着可以产生蝴蝶效应的因子，不管是“草泥马”、（艾未未提出的）伸中指、某些日子大家穿同一颜色的衣服、一同到官府重镇去散步（或“野餐”？）、按时全民点蜡烛，反正集体的和平行动就是星星之火。但是有识之士必须比群众有远见和谋略，今天中国的问题不仅是杀狗官、倒政权，真正的问题是“蝴蝶效应”之后怎么办？

(图：奥地利匈牙利两个外长1989年6月将两个边境铁丝网绞开)

默克尔为柏林墙倒塌感谢匈牙利

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三，在匈牙利参加纪念“泛欧洲野餐会”20周年的活动上表示，感谢匈牙利20年前开放边境，让数百东德人逃离共产主义东欧集团。匈牙利当初的决定导致柏林墙倒塌，和最终东欧共产主义制度的土崩瓦解。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与匈牙利总统拉斯洛（Laszlo Solyom）共同出席的“泛欧洲野餐会”20周年纪念活动上表示，匈牙利当年在奥地利边界举办的那次的餐会，并开放边境数小时，得以让数百东德人得以摆脱共产东欧的统治，逃亡西方社会。这样做很危险但充满勇气。

默克尔说，“我要为所有的德国人感谢匈牙利。”她说， 近700人利用短短的的几分钟走向自由。“匈牙利给了前东德公民自由的愿望。”

1989年8月19日，匈牙利反对党团体和泛欧洲联盟在匈牙利同奥地利交界的地方，组织"泛欧洲野餐会"，并且像征性地将边界大门敞开几个小时。数百名前东德居民利用这个机会逃到了奥地利。尽管有政府下达的开枪令，匈牙利边境警察却没有对越过边境逃往奥地利的前东德居民采取任何行动。

"泛欧洲野餐会"之后3个月，柏林墙倒塌，东西德统一，东欧共产主义制度随后逐步土崩瓦解。

欧洲纪念20年前著名的“泛欧野餐”

20年前在匈牙利和奥地利边境举行的泛欧野餐，使得700余个东德人逃往西方。成为柏林墙倒塌的序曲。如今，东德人将纪念泛欧野餐二十周年，一些欧洲高级政要也将出席。
1989年8月-成百上千的东德难民渴望着逃往西方。而当时8月19日在匈牙利和奥地利边境举行的泛欧野餐，给很多人提供了实现梦想的机会。

当时26岁的迪特马尔泊昆克，就是许多东德人中的一个，他来到了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在野餐过程中，分隔东、西方的边界关卡开了几个小时，于是，泊昆克和其他700个东德人设法逃了出来。

他说：“我是从一个洞钻过来的，随后见到这位奥地利人，他手里拿着一团铁丝网像一朵玫瑰，他说：“欢迎你获得自由” 。我简直不相信。我原想着，我得过一道墙，然后第二道墙，第三道墙。

但是，他说：‘你已经来到奥地利啦！’我说：‘不可能吧？’。”然而耶德迪维黑思对泛欧野餐曾有不同的体验。

20年前，他是东德驻匈牙利大使。当时，没有人预料到柏林墙仅3个月后就会倒塌。

他说：“那时我知道，东德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了。但我不知道它会这样结束。我想，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在野餐后的几周，越来越多的东德人涌入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的西德大使馆。这些东德难民，从邻国越过边境逃到西方，给东德政府不断增加着压力，直到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人们将在泛欧野餐的发生地索夫朗举行纪念活动 。

欧洲的高级政要也将出席，纪念泛欧野餐二十周年，同时庆祝欧洲的和平统一。

郭保胜：六四后北京高校学生运动纪实（下）

郭保胜：六四后北京高校学生运动纪实（下）
   ——谨以此文纪念六四20周年
   
   本文原载《北京之春》2009年6月号 
   
   
   北京师范大学伦理学社及其《声音》
    “这是我们的声音，真诚的声音，虽然方刚刚发出，但即早已存在，存在于所有有热血、有思想、有期待的地方，期待人民幸福、国家富强，这种声音山河将之阻隔，时间不能使之遗忘。
    我们的声音将以其真诚而进入历史。”
    1993年3月，当《声音》的创刊者们用自己的良知写下这些发刊词时，他们已经预料到一份学生自己办的刊物的命运将是什么。两个月后，《声音》第二期在印刷中被查禁，主要创办者，北京师范大学伦理学社的张驰、张守礼等受到市公安局、校党委、团委的多次审查。
   
    北京师范大学伦理学社成立于1982年，1989年以后，它逐渐成为一群积极思考、不满于现状的青年学生的阵地，他们在1989年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中国的力量之所在。在经历了六四后的震惊、迷惘之后，他们开始一点一滴地积聚力量，等待时机。学生社团正是提供了公开、合法的组织形式，对内可以宣传民主、进行启蒙，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对外可以此为桥梁加强同高校、知识界的联系，沟通渠道，建立一个的非组织化的网络，积聚形成组织的势能。1989后独特的社会背景，使得学生社团具有了鲜明的政治色彩。这也是在其后北京高校一系列大规模的协调行动中，政府明确地感觉到颠覆性的原因之所在。
   
    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大都来自外地，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家境贫寒。这些来自社会最底层的青年人对贫苦、对尊严有更深刻的了解，对平等、对公正有更热切的追求。伦理学社以关注最底层为自己的方向，不仅有感情上的因素，也基于中国的发展绝不可能抛开最底层这一简单思考。在1991—1993年间，伦理学社在张驰主持下，组织了《中国农村问题》系列研讨和《当代中国社会问题》讲座，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福垣和单光鼎主讲。这些立足基本国情的讲座引起了许多同学的深刻思考。
   
    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剖析也是伦理学社的活动重点。1992年3月，他们举办了关于“毛泽东热的讲座，请来了人民大学被停课的青年学者萧延中。秉着思想多元，信仰自由的宗旨，他们请来了中国佛教协会、《法者》的副主编纯一法师在校园内开坛讲法。北师大的王富仁教授研究鲁迅颇有心得，伦理学社多次请他主讲，名为纪念鲁迅，实为批判中国传统文化。
   
    89以后的校园文化一片萧瑟，不但政府所提倡的主流文化彻底失去市场，而且在80年代形成的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标志的激进文化也开始隐退。大学已不再是社会先进思潮的发源地，相反，在面对形式多样的社会文化的冲击时，校园显得苍白无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生社团所组织的活动不但对活跃校园气氛、振奋学生精神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它还为朋友们的相识创造了契机。正是在这些讲座、研讨中，平时萦绕于胸但却不曾宣之于口的思想才得以一吐为快。
   
    校园文化活动的另一重要功能就是为校际间的交流提供了渠道，为高校间的协调行动提供了合法的形式。正是借助学社这一旗号，师大部分同学参与了其他高校组织的多次活动。
   
    在1992年的一二九，由伦理学社发起，师大广播台、经济学社联合组织了一次校情民意测验，共发问卷2000份，内容涉及教育改革的前景、师大的前途、学生伙食、学习环境等诸多同学反映强烈的问题，并将最后的调查结果公之于众，对一些焦点问题达80%的意见集中度使同学看到了集体的意志，学校则大为震惊。
   
    经过一年多的活动，师大伦理学社在校内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校外和人大、北大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此时，办一份社团刊物，记述大家的思想，以更好的形式进行宣传、交流，成了他们的最大心愿。为了保证刊物发出的是他们自己的声音，创办者们决定不管校方有关刊物审查的制度而自行出版，并为此承担责任。这就是出版于1993年上半年的《声音》。
   
    《声音》尽管是以师大伦理学社名义出版的，但事实上它是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社的张某、郭保胜等同学的鼎力相助下问世的。人大方面提供了近一半的稿件，并具体承办了印刷事务。办刊也从一个方面密切了校际间的合作。
   
    《声音》出版之时，正是中共市场经济路线出台不久，社会天平迅速从权力倾向金钱，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型加快，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乃至发生了四川仁寿农民暴动，深圳股民骚乱等严重事件，《声音》接连发表了《经济自由化及其人道主义含义》、《市场经济呼唤新体制》等针对现实的文章，提出了“自由经济、公正社会、民主政治”的口号，明确指出政治体制如果不改革，所谓市场经济祇能导致一个畸形社会。针对当时政府一厢情愿地“申奥”活动，《声音》发表了专栏文章，批驳了某些人企图借2000年奥运以挽回面子的荒谬想法，指出祇有从根本处着手进行改革才能顺乎民心。
   
    作为师大特色，创办者们设立了“国情报告”这一专栏，主旨是通过作者自己的感受，用朴实的文笔将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的生活描绘出来，记述他们虽屡遭打击仍星星不熄的希望，记述他们虽历经困苦却愈发透澈的尊严。以《声音》为媒介和知识界交流沟通也是创办者们的重要目的。他们把刊物寄给了有关杂志，收到了良好的反应。《读书》编辑部称《声音》为“天地间良知未泯的一群”，并希望能常有沟通。
   
    尽管《声音》祇编发了两期，但其影响较其规模而言仍是相当大的。它真实地记述了一批有良知的青年人在1993年的思考，并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国家、对社会的关注。《声音》向社会清晰地表达了他们的理想“是高扬而不是堕落，是建设而不是破坏。”他们用行动表明了他们的信念：“对现实社会的不公正，我们不能总是使用良心拒绝的自由！不能总是在退让中寻求一点点生存空间，在自得中寻求一点点心理慰藉。”
   
    《声音》之被抄直接起因于第二期一文中对五四和六四的评价，文中称六四是五四理想70年后的实现，并为中国未来现代化的发展争取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固然当局不能容忍对六四的翻案，尤其是学生，但是作为一份被查禁的民办刊物，对某些人而言，其内容的刺激性往往让位于“民办”这一形式的刺激性了。但作为创办者，张驰他们所争取的不正是这一“形式”的自由吗？
   
    《声音》是不会结束的。“因为纵使时空可以扭曲而真诚不可泯灭，过去可以涂改而今天不会忘怀。”正如以后的人们不会忘记六四一样，所有凝聚人们真诚信念的事物都不会被忘记。《声音》将和在1989年以后北京高校发生的诸多事件一起，以其真诚而进入历史。而这些青年学生，在89后恶劣的环境中，坚持自己的理想并勇敢地为这种坚持而承担责任，默默工作，他们也正是在以自己的方式书写历史。
   
   
   1993年六四遭难
   
   
    1993年六四左右，北京公安学生处本着“将反革命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的原则，有计划有重点地对北京高校进步学生进行大清洗行动。重点是中国人民大学，也涉及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6月2日，一批香港学生应原北大学生李民琪之邀到人民大学准备同进步学生晤谈。警方得知后没等他们与人大学生接触就将他们驱出到校外的宾馆居住。涉及此事的李民琪于当夜在西安至北京的列车上被警方扣留，后送到一宾馆软禁一周左右。接待过香港学生的人民大学学生于某被警方在校内保卫处审查一周左右时间。
   
    5月31日，人民大学学生郭保胜与其某广告公司朋友林某印制了三件文化衫，文化衫图案为戴着镣铐的几个脚印，其意为纪念追求自由、反抗专制的烈士和志士们。郭的朋友、人民大学两个学生李某、洪某穿了文化衫两天后被警方传唤，并没收了文化衫。印制人郭保胜、林某于6月2日被警方强行拘捕。二人被拘押在市公安局看守所十余天后，于6与19日释放。郭在释放后仍然回到人民大学读书。
   
    郭的朋友马某、杜某（流浪诗人，曾参与九十年代现代艺术展，北大烛光吉它晚会）和五四晚会吉它歌手杨义也被公安局非法拘禁十几天，受尽折磨。清华大学学生周逸公也被警方于六四前无任何理由拘捕，不知下落（后得知被劳教两年）。北京大学学生刘某、朱某也因“九十年代”一系列的活动，被学校给予记过处分。
   
    警方的这次残酷的打击活动，既是害怕六四期间进步学生们出现“过激”行动所采取的措施，也是对高校近年来几名进步学生蓄意已久的惩罚行动。尽管每年六四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高校被警方封锁得水泄不通，尽管追求民主自由，反抗专制独裁的一代一代热血青年，将毫不畏惧，为他们的理想而奋斗不息！
   1994年六四后第一波学生运动告一段落
   
    1994年后，北京高校的气氛更加恐怖，公安、国安、总参各方特务都深入到北京高校，一些进步老师相继受到处罚甚至逮捕，一些经常来学校的原六四学生被限制自由或被捕，89后的学生运动在1994年受到重创。
   
    李海是89后持续援助高校学生运动的杰出人物，他累次摆脱特务的跟踪，到北大、人大、师大的大学生中，交流关怀、总结经验、并给与各方面支持；第一次释放出狱的著名学生领袖王丹，也曾来到大学生中，秘密进行会谈，给北大、人大的在校进步学生很多的鼓舞。但他们2人与其他人一样，在1994年之后受到更大的限制。1989年之后北大法律系教师袁红冰在高校学生运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1994年他的几个学生被捕的被捕、逃亡的逃亡（王仲秋、王家其等），他本人也被秘密逮捕。北京高校活跃学生郭保胜由于在北京被严密监控，到深圳与李文明等朋友进行工人维权活动，但不幸在1994年六四被深圳警方逮捕，关押3年后，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刑3年半。另一学生吴永坚后来修炼法轮功，在2000年后被重判7年徒刑。
   
    经过这样的摧残，1989年后的第一波北京高校学生运动基本告一段落。其后虽无大的波澜，但也有独立的个体学生的反抗行为，也有像北大硕士研究生杨子立、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徐伟、中国地质大学毕业的靳海科、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的张洪海等原学生的“新青年学会”案件。成立新青年学会时4人都已毕业，但成立地点在北京大学，而且警方在他们还是学生的时候，就非常关注他们。他们在学校期间也做了不少推进民主自由的学生运动工作。在他们还是学生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讨论各种社会问题，多次到农村进行考察，免费培训北京的民工子弟学校教师，并义务教学、捐献教学用品，探讨中国社会的自由进步之路。他们各自离校后不久，专制者就以成立非法组织的藉口，在2001年5月将徐伟、靳海科判处10年徒刑，杨子立、张宏海判处8年徒刑。判刑如此之重，当局试图以此扼杀学生运动是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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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保胜：六四后北京高校学生运动纪实（上）

郭保胜：六四后北京高校学生运动纪实（上）
   ——谨以此文纪念六四20周年
   
   本文原载《北京之春》2009年6月号 
   纪念六四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中国后一代的高校学生能够继承1989年运动的无畏精神，像20年前的热血青年一样义无反顾、不畏强暴、呼吁权利。尽管政治高压和物欲横流使得六四后的许多高校学生缺乏为公义和人权呐喊的勇气和行动，但也有不少学生在六四后的艰难岁月里继承英烈遗志、致力于推进高校乃至中国的自由进步的民主运动，他们书写的是鲜为人知的一页，是纪念六四20周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表明民主自由之火正在高校中薪火相传。——作者
   
    六四屠城的硝烟尚未散去，中共当局就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大搜捕，大清查，大整顿。电视上反复播放解放军进城受阻、坦克被焚以及士兵惨遭暴徒焚尸的镜头；报纸上是连篇累牍拥护中央决策的声明，各级群众都被组织起来，学习邓小平同志在戒严部队时的讲话；党员要重新登记，白色恐怖气氛笼罩了全国，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又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六四以后入校的学生，都要接受“政治审查”，即由所在单位或学校出具“动乱期间没有问题”的证明，一大批成绩优秀的青年因此失去了入学的资格。侥幸入学者等待他们的是痛苦的“洗脑”过程，集中学习文件；数周之后他们被送到了工厂和军营。当局希望凭藉此举，清洗他们头脑中的自由化思想，为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良好基础。
   
    高校的教师队伍也被严格清洗。思想敏锐、知识新颖、深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因为所谓涉嫌自由化，有的被剥夺了导师资格，有的被剥夺了讲课的权利，停职反省，接受审查；而那些身陷囹圄或流亡海外的教师则更是与大学的讲坛无缘了。代替他们的是观念陈腐、思想僵化、在前些年根本没有市场的冬烘先生。祇想在官场上捞一官半职的“政客学者”们，更是不愿错过向上爬的机会，纷纷粉墨登场，卖力地唱起陈年老调，一半是为了博取主子的赏识（确有一些如愿以偿，官运亨通），一半是为了发泄前几年受到冷遇和屈辱……生动活泼的讲授不见了，真诚热烈的辩论没有了，课堂重又变得死气沉沉，枯燥乏味。一方是喋喋不休地照本宣科，一方是打心底里的厌恶。
   
    青年学生们报效祖国的热情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对真理和智慧的追求也受到限制，因此在很长时期内，出现了普遍的意志消沉；国家的前途蒙上了阴影，个人生命也就黯淡无光。就像霜降过后的原野，枯萎的枝叶在肆虐的寒风中瑟瑟发抖，生气与豪情已成为往日追忆，而现在祇是一片惘然。“TDK”三个热点的流行，形象地表明了当时青年学生的精神状况：“T”即“TOEFL”——托福考试。在许多人看来，祖国就意味着苦难、贫穷和压抑。脚下的土地正变成“梅杜萨之筏”，注定要在混乱中沉沦，那么，能够通过考试，在异国他乡实现自己的青春与梦想就不失为最佳选择了。“D”即“Dance”，生命中赖以充实的东西既已失去，祇有感观的刺激才能暂时填补心灵的空虚，在喧嚣的舞池中忘却自己，通过崔健的歌曲，排遣心中浓郁的忧愁、愤懑和向往。而“K”即是“Kiss”，花前月下，拥抱亲吻，嘟噜一些含混不清的情话，胡诌一首语无伦次的情诗，似乎已得生命真谛，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社和学生刊物《大家》
   
   
    在肃杀阴冷的气氛中，仍有一些人在执着地探索，不屈地抗争。1990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出现了一张醒目的“读书社”招收会员启事，标题是“重新燃起我们的热情”，启事指出，校园目前的沉寂气氛与国际上汹涌澎湃，日新月异的变革大潮很不协调。消沉怠惰，萎靡不振的精神状况也与肩上的使命很不相称，号召一切关心祖国前途命运的有志青年加入读书社，交流思想，沟通心灵，增进知识，熔炼才干，共同创造一个自由温馨的天地。9月24日，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社召开了成立大会，由廖家安主持，王胜利代表发起人阐明了读书社的“生活、读书、新知”的宗旨，王振民宣读了读书社的章程，参加成立大会的包括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200多人。读书社成立以后，举办了经常性的思想学术讲座，如国情系列讲座、人权系列讲座、辛亥革命80周年系列讲座、中西文化对比系列讲座等。讲座曾是高校交流最新研究成果、最新学术信息的形式，在思想解放过程中，一些知名学者举办的讲座对活跃思想曾起过重要作用。但六四以后，讲座受到了极其严格的控制。读书社的同学们克服重重困难，联系校内外专家、学者，就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举办了一次次讲座。例如请人民大学法律系青年学者杜刚健系统阐述了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人权观，认为马克思主义将人权理论推向一个新的时代高峰，严厉批判了将马克思主义同人权割裂开来，认为应该放弃人权概念和主张的陈腐观念，并就中国社会的人权状况等问题与广大同学一起进行坦诚热烈的讨论。北京大学法律系龚瑞祥应邀谈了他自费到基层法庭调查的收获和感受。当80高龄的龚老先生迈着颤巍巍的步子，登上讲台徐徐说“在这个充满着激情又弥漫着迷惘的日子，希望通过今晚的倾谈能够把分享困惑、分享知识视为生活真谛、智慧之源，从而使我们从实践中所得到的知识成为征服愚昧无知的力量”时，挤得满满的教室里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在回答同学们提问的过程中，龚先生坦率谈了他对北京市政府制定的“游行示威的十几条决定和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的不同看法。他严谨的治学态度，精湛深邃的思想以及对中国百姓挚热的激情强烈地了青年学生，给大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除讲座外，读书社还与《读书》、《中国青年》、《大学生》等多家单位联合先后举办了三届“书评大奖赛”，与校图书馆合作，设置了“书评之窗”，图书馆尚未上架的新书，读书社的同学可以率先借阅，写出书评，引导大家阅读，与社会上多家单位合作，开展勤工俭学；与校广播站合作，传递最新图书信息，学术动态等。例如，集中反“左”的《历史的潮流》尚未公开上市，广播站就播送了读书社写的介绍该书的文章，宣读了该书的重要篇章。另外还结合重大节日，举行纪念活动，如“五四青年晚会”、“一二、九座谈会”、“纪念三毛晚会”，三毛的突然辞世，在广大学生中间引起强烈震动，读书社布置了一间教室，点燃蜡烛，朗读三毛的作品，唱三毛的歌，谈心目中的三毛，烛光泪光，歌声泣声，交融一起，圣洁气氛令人久久难以忘怀……。由于读书社的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风格清新高雅，不仅吸引了校内的广大同学，其他高校的学生和社会上的青年也常慕名参加。《大学生》杂志、《读书人报》等多家新闻单位都曾报导过他们的活动，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国读书大辞典》将“人大读书社”收录入典，更有全国许多地方青年学生，包括青藏高原一中学写来书信，倾谈内心的苦闷，交流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希望传授开展社团活动的经验……
   
    读书社还自费创办了一个社内刊物，取名《大家》，兼有“We”和“Master”之义，希望通过大家谈，大家写，以“大家风范”造就新一代学人。他所坚持原则是“公开性、积累性、建设性”旨在通过点滴的成果，取得实在的进步。这个刊物倾注了读书社同仁的情感、思考和追求。是六四以后在首都高校中成功地创办的第一个学生刊物。所发表的文章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总的主题是研究中国国情，探索中华民族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刊物出版后在首都高校中引起很大反响，得到了首都思想界的肯定、支持和鼓励，其影响很快扩展到外地院校。到1992年6月被查封，《大家》一共出了3期。
   
    读书社还有一项重要的活动是组织小范围的专题讨论会。读书社的核心成员定期举办学术沙龙，就现实社会中的敏感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如“六四反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问题，大中型企业的困惑和出路、农村问题、知识分子从“五四”到六四的心路历程、“何新现象”等等，通过反复讨论、深入研究，大家拓展了知识，明确了思想，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凝聚了一批目标远大、思想敏锐、意志坚定的青年学生。
   
    读书社的活动引起了国家安全机关的注意，92年6月，读书社的主要组织者廖家安、王胜利被逮捕，薛学平被通缉，他们三人遭难，是因为在1991年六四期间在北京大学秘密散发纪念六四的传单，这一事件还被《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文章。从1991年撒发传单，到1992年六四被捕，北京公安暗中监控人民大学读书社整整一年。其后，读书社被勒令停止活动。但是读书社后期的两个重要人物，人大哲学系的张某和郭保胜仍然在积极地从事学生活动，并加强了与北大、师大、清华等高校的联系。
   
    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社就是六四以后第一个不受官方控制的独立社团，在前后两年的时间里，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打破了校园阴冷、肃杀沉寂的气氛，在人们心里燃起了希望的火种。虽然最终被共产党扼杀了，但作为一段美好记忆，作为在困难情况下坚持斗争的象征，读书社的精神，势必长久地流传下去。
   
   
   北京大学的国情研究会
   
   
    继人民大学读书社掀起八九年后第一次活跃的高校气氛后，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会于1992年9月份开始，进行了关于对日索赔的一系列活动。在中共红色恐怖的校园氛围内，要想突破禁锢僵死的局面，必须有不一般的路径。1989年前学生运动经常以“反日”的民族主义形式出现，因为如此才能避免中共的残酷打压，毕竟事关民族大义当局不便轻易采取毒手。所以，在中国特定情况下，学生运动常以民族主义的诉求来出现，这样做，当然有一定的负面效果，但总体上可以突破限制、为更大的活动空间做准备。
   
    当时，中国政府为了摆脱六四之后的外交困境，竭力邀请日本天皇来华。企图从西方国家因六四制裁中共而形成的链条中最薄弱的地方突破（钱其琛语，见其着《外交十年》）。北京高校的几位老师与学生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借助民族主义诉求来推进校园的学生运动，也抗议日本不讲原则、向专制政权妥协的外交政策。
   
    此前不久发生了日本强占钓鱼岛事件，中国大陆政府态度暧昧。在中国大陆，民间对日索赔活动风起云涌，中国老百姓对曾经野蛮侵略过中国的日本政府并没有好感。为了扫除中日两国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也为了表达89年后被残酷压抑的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政治参与意识，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会（负责人周虎、王仲秋）和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社（张某、郭保胜）、北京师范大学伦理学社（张弛、张守礼等）互相配合，进行了“关于中日关系的民意调查”，“勿忘国耻纪念‘九一八’座谈会”和致日本明仁天皇公开信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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