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胜利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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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郭保胜 
     自今年2月20日北京王府井麦当劳店前上千人茉莉花微笑行动开展以来，短短一个月（截止到3月20日），中国大陆境内已经发生四次上千人的群体户外表达活动： (
2月20日北京王府井麦当劳店前上千北京市民围观散步、声援突尼斯、埃及民众茉莉花革命的市民集会； 
    2月27日上海和平影都前上千名上海市民进行第2波茉莉花行动；
    3月16日，四川阿坝县城上千名藏族同胞上街进行集会活动、表达公民权利；
    3月19日下午，南京上千名市民在市图书馆前进行“拯救梧桐树”的静坐散步活动。
    除这四次大型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外，全国各地因日本地震发生的“抢盐狂潮”也使维稳体制遭到重创。人心思变、风潮涌动、河蟹体制摇摇欲坠、中国之大变局已经来临！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南京3月19日梧桐树集会是在南京市委书记朱善璐、市长季建业已经通过媒体发布停止移树砍树通知下进行的，这说明民众早已不再信任政府的承诺，而只相信凝聚起来的集体力量才是决胜的关键；也说明民众真正聚焦热心的是自己的表达权利，而不仅仅是表达诉求的对象上。寻求表达、积极地表达、勇敢地表达、通过各种方式方法表达心声和不满，成为当代中国人最大的需求，这也是这次茉莉花运动力图实现的核心民众权利。
    
    从网上和媒体的呼吁到地面和户外的群体活动，中国民众已经认识到后者才是导致政权退让的关键，散步、围观、集会，是这个时代民众彰显公民力量和意志的法宝。社会运动必须在户外的街头、广场、公共建筑前进行，如此才能显示实力和压力、也才能唤醒民心、使民众效仿。社会运动的目的是给当政者以足够压力，迫使其改变政策，因此直接面对当权者的地面群体活动才最具有威慑力。
    
    通过连续5波的民众茉莉花行动，民众对地面群体活动的威慑力更加认可，民众要求表达权的诉求正进一步深化下去，而有关茉莉花行动的信息，也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扩展。虽然目前阶段中国社会运动还处在热身、演练、酝酿阶段，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到底，导致政权更迭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就会来临。
    
    导致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的大规模德国游行示威，其实从1989年夏天就开始酝酿、各种群体事件层出不穷，5月开始每天成千上万的东德人以去匈牙利旅游为名，取道奥地利逃往联邦德国。 同时，莱比锡圣尼古拉教堂为民众开放，每周一为国家公义和公民权利祷告，9月的每周一祷告会后，民众开始走向街头、傍晚聚在广场，开始只有几百个人参加，到10月，有7万人参加。紧接着全国性游行示威爆发，11月9日，柏林墙倒塌。民众持久的抗争最终能导致专制垮台，而当时无论是西德、美国、苏联还是整个北约国家，都认为东德不会在数年内瓦解呢！
    
    中国1989年举世闻名的民主运动，其实源于1986年年底至1987年初全国范围内的大学生运动，最初是安徽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后来上海、北京、武汉等地各高校相继发生学潮，要求政府进行反腐败和民主化改革。1988年初，全国通胀20%，数百万工人失业，腐败加剧、官倒猖獗。1988年6月北京大学生以“柴庆丰事件”为由发起学生运动，成为89学运的先声。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大规模民主运动正式爆发。由此我们看到群众运动不是一下就能促成的，它需要人们的不断酝酿和坚持，而在酝酿阶段，最需要的我们的耐力和毅力，持之以恒、最终梦想就会成为现实。
    
    在酝酿阶段的阶段性胜利，也是我们不断进行下去的动力来源。从南京的梧桐树集会中我们再次看到，每一次抗争都不是无效的，当权者会因为惧怕民众力量而会做出阶段性的退让，而民众一次一次阶段性的胜利，也会使不再恐惧的民众、逐渐增强自信的民众自我实现自我的解放。有人会问，当局难道不明白“民众会从胜利走向胜利、当局会从妥协走向妥协”的这个道理吗？他们知道，但是他们已经没有退路。维稳的成本高过了军费，还在不断加大，在民众的抗争面前，不妥协的话后果更加糟糕，因此专制者不能不妥协。而最终的妥协，就需要民众抗争所造成的“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事件及其规模。
    
    其实茉莉花行动的缘起还在于对北非、中东民主运动的欢庆和声援上，民众也要接续这个主题。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之后美英法等正义之师对独裁者的军事力量进行了猛烈打击。邪恶得到了惩治，人民力量得到了国际的声援和帮助，利比亚获得自由的日子指日可待。这也是中国茉莉花运动取得的阶段性胜利之一，更是我们坚持到底的动力之一。
    
    总之，中国民众的茉莉花行动正在取得阶段性的胜利，只要我们坚持到底，必将从胜利走向胜利。北非、中东人民能实现的，为什么中国人就不会实现？我们相信凭着人民的力量，将已经初见胜利端倪的茉莉花运动进行下去，通过散步、围观、静坐、默默聚集、迫切祷告，展示公民的力量、表达公民的诉求。
    
    我们的行动不会停止，只要专制政府存在一天，茉莉花行动就要进行到底！在埃及，民众呼喊：“只要穆巴拉克不下台，我们每天都来！” 同样在中国，我们也要呼喊：“只要一党专制不结束，我们每周都来！”我们终将从胜利走向胜利！
    
    ——《纵览中国》首发

如何以非暴力结束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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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往的非暴力抗争为何无效
    我们一直说最大幸事是专制者主动进行政治改革，并且对此抱着无穷希望，以把芝麻看成西瓜的欢欣解释所有似是而非的迹象。然而到头这种期望总是变成失望。我今天仍然这样期望，但是同时需要保持一份清醒，做好准备——如果专制政权至死不进行政治改革，应该怎么办？ 
    
    不能再考虑暴力革命。一是因为在控制技术如此发达和武器水平差距巨大的今天，以地下党、革命军的方式改变政权基本没有成功可能，甚至连地下党和革命军都无法出现；二是以往的暴力革命都使人民遭受巨大灾难，那种历史不该重新上演；三是通过以暴易暴上台的新权力照样是可疑的，鲜血浇灌的不一定是自由之花，说不定长出另一个嗜血魔鬼。 
    
    当然，没有革命，专制政权也不会万寿无疆，终会由于内部腐朽而垮。但那会是一个长期过程，社会将一直处于专制压迫下；同时因为没有另外的整合力量，旧政权垮台会导致权力真空，造成社会动荡，代价十分惨重。因此毫无作为的等待也非良策。 
    
    剩下的只有非暴力抗争。 
    
    非暴力抗争有成功先例，甘地和马丁•路德•金是最著名的代表。不过，他们所处的社会或是法治完善，或是有民主体制，并且有雄厚的民间社会，非暴力抗争具备空间和形成组织的基础。而我们上述条件都不具备。 
    
    以往非暴力抗争的核心之一是诉诸弱势者的苦难和坚忍，迫使强势者让步。如金所说：“我们将以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来较量你们制造苦难的能力。我们将用我们灵魂的力量，来抵御你们物质的暴力。我们不会对你们诉诸仇恨，但是我们也不会屈服于你们不公正的法律。你们可以继续干你们想对我们干的暴行，然而我们仍然爱你们。……不久以后，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就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我们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赢过来。”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对方良知未泯，然而在专制政权的词典上，良知是不存在的词汇。 
    
    长期研究非暴力抗争的美国学者金•夏普(Gene Sharp)为非暴力抗争赋予了更多内涵，在被动忍受的“唤醒良知”（“说服”）之外，还有“不合作”乃至“介入”的主动出击，用以造成统治瘫痪、混乱和失效，迫使统治者做出让步。金•夏普总结了多达198种非暴力抗争的方法，其中“说服”类仅占54种，“不合作”类占103种，“介入”类占41种。然而让生活在中国的人看，那些方法大都是隔靴搔痒，甚至是天方夜谭。达到制裁统治者并迫使其让步的“不合作”运动，前提是必须具有足够规模。对十三亿人口的中国，除非有上千万人同时“不合作”，否则只是杯水车薪。问题就在如何能做到那么多人参加，并且甘愿承受“不合作”给自身带来的风险？——那必须通过广泛的动员，而动员的前提是组织。且不是秘密组织，因为秘密组织不可能广泛，或是广泛了就不再秘密。好，专制政权在这一点上卡死，只要不允许那样的组织存在，不给体制外的动员和串联提供空间，不合作运动就只能是分散的，无法达到可以迫使统治者让步的规模。这在超大规模社会（如中国）表现尤其明显。金•夏普总结的那么多非暴力抗争方法，因为这一悖论大都成为空中楼阁。 
    
    以往的非暴力抗争手段的共同性质是，其能否发挥作用，不取决于抗争者，而取决于当局。只有在当局让步的情况下，才能发生变化。因此在对抗双方之间，当局总是主动的和决定的，抗争方只起压力作用。而只要当局有能力进行镇压，或是哪怕同归于尽也不肯让步，非暴力抗争就不会取得进展。 
    
     
    二、如何非暴力地“掌权” 
    能不能找到一种非暴力手段，使无权者能够直接拥有改变和决定的能力，成为主动方，而让专制政权成为被动方呢？递进民主制就是这样一种手段——它不是单纯的不合作，而是能够直接把社会权力掌握在民众手中。我们不妨先以村民选举为例，来看它怎样解决当前问题。 
    
    递进民主制在村一级首先是以自然村（现称村民小组）为单位，每户农家出一个代表，组成社区（自然村）管理委员会，共同商定社区事务，同时选举出日常主持和执行的负责人（村民组长）。对于长年居住和劳动在一起的村民来说，无论是商议村中事务还是进行选举都简单易行。如果不考虑当局是否允许实行这种递进民主，仅从操作性而言无任何困难。 
    
    自然村的上一级是行政村。每个行政村由数个自然村组成。名义上行政村是农民自治单位，但行政村的实权是由村党支部书记掌握。书记不由村民选举，村民选举的村委员会要么服从书记，成为虚设，要么和书记对抗，最终往往失败。可以说，共产党设在农村行政村的党支部，是目前村民自治的最大障碍。农民实现真正的自治，首要一条就是摆脱党支部及其书记，让村委会成为村里的唯一决策机构，村委会主任成为唯一的负责人。 
    
    中国在法律上确立村民选举至今已十几年，为什么实权仍由书记掌握，而村民选举的村委会成为虚设？这里不重复那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只谈尚未被注意的一点——目前的行政村选举没有分层。 
    
    一个行政村小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且分散在数个不同社区（自然村）中，当他们面对代表政权的党支部和实行自治的村委会两个中心时，很难采取只听从后者不服从前者的一致行动。在村民选举中对村委会主任投了反对票的村民，可以通过服从书记来表达对当选主任的反对。而只要有人服从，书记权力就有存在的基础，其受当局支持的优势也可以发挥，更多的村民会从利益考虑对其服从，从而使其进入正循环，压倒村委会主任。 
    
    变量超过一定数量，事物会进入所谓“混沌”状态，多变量的互动将使事物脱离既定规则和预期走向。对行政村的范围，人数（变量）过多，真正的自治无法实现（理论描述为“自治强度和自治广度成反比”）。行政村的选举应该分层，这是道理之一。 
    
    递进民主制对行政村不是人为分层，而是利用农村现有结构——家庭、社区（自然村）、行政村。由家庭选举村民组长，村民组长组成行政村委员会，再选举行政村的主任。实现这种分层，就能避免书记染指村内权力。因为实行递进民主制就等于村民认可了行政村一级事务是由各村民组长代行，书记面对的就不再成百上千的村民，而是十数个村民组长。而村民组长不会像村民那样围着书记转，因为村委会本身就是由村民组长组成，甩开村委会等于甩开他们自己。即使是对行政村主任投了反对票的村民组长也不会去服从书记，因为委员会是靠妥协机制粘合在一起的，内部有“长期交易”和“相互延期补偿”的性质，这次的少数下次可能变成多数，前提是大家要遵守共同规则。村民组长人数不多，不会进入无规则的混沌状态，所以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加以妥协、交易和补偿的委员会机制，可以达成一致立场——即作为村委会委员，大家只服从村委会共同决议，并把日常执行权交给当选主任。 
    
    一旦不再有人听，书记对村中事务就失掉了权力。于是通过这样分层，当前村民自治的主要障碍就被解决。这种解决指望靠当局撤销村支部或要求书记服从村委会，不知何年才可能，而靠村民自己实行递进民主制，则马上就可以实现。 
    
    到乡一级，递进民主又分出一层，由各行政村的当选主任组成乡管理委员会，同时选举乡长。道理也一样，新的委员会一旦成立，虽然当局任命的党政机构和书记乡长依然存在，新委员会却不需要与他们发生关系，不需要进行争夺，权力便会自然转移到自己手中。那些党政机构可以继续占据办公室、汽车、印章等，但只要是各村村委会和主任都不认可他们的权力，那些东西就仅仅成为摆设。 
    
    权力的实质在于被治者同意。原本人们服从的，有一天不服从了，换了对象，权力就发生转移。过去所说的“夺权”必须先消灭原本的权力载体，才能取而代之。如共产党先要把国民党政府推翻，再自上而下任命自己的官员，才算建立起政权。这种从全局着手的夺权，往往需要暴力手段，成本高，难度大。递进民主制不需要推翻旧政权，只是以和平方式逐步实现自治，转换服从对象，将旧政权架空，而且是从基层局部起步，权力的转移因而要容易得多，循序渐进，最后改变整个政权。 
    
     
    三、破解镇压的灵丹妙药是“法不治众” 
    递进民主制能做到和平接管权力，首先在于它的“层块”方式使选举无需主持选举的机构，选举者能够自发进行。这一性质对于专制压制下实现民主突破起决定作用。大规模举离不开组织者、投票站、规定时间、计算选票等，必须事先有主持选举的机构。专制权力只要不允许那种机构出现，即便乡一级规模的直接选举都无法进行，遑论全国范围的选举。因此，以直接选举方式实现民主转型，仅为能成立主持选举的机构，都得先在整体上改换政权（或旧政权自我改变）。 
    
    递进民主制从基层和最小的局部起步，所有选举都在人数有限的“层块”范围内举行，因此无需主持选举的机构，也不用政权先发生整体改变，因此发生对抗的激烈程度会远低于改换政权的整体对抗。另外，递进民主制的递进委员会使决策总是一种集体行为——因为每个人都是委员会成员，决策由委员会共同制定。这就构成了专制政权进行镇压的难题——法不责众。专制镇压的一贯思路是“打蛇打头”，抓住个别“黑手”，其他参与者就会瓦解溃散。递进民主制却相反，“黑手”不是个别当选者，而是多数选举者。当选者是被选举者“操纵”的。主动者是多数。镇压机器从来只是对少数有效，面对多数却没有办法。对当选者下手不符合道理，也不解决问题，即使抓走当选主任，委员会可以立刻再选新主任。如果扩大镇压面，连委员会成员一块抓，那些委员是由其下更多选举者所选。这样层层往下推，最后的选举者是全体民众。即使是最暴力的政权，也不能把所有民众都抓进监狱。从这个角度，暴力对递进民主制就失去效力。这就是递进民主制对抗镇压的最大力量所在。 
    
    当然，专制当局可以用关押当选者作为威慑，杀鸡给猴看，让其他人不敢当选。这时需要付出一些牺牲，需要有一些在高压下敢于当选不怕入狱的人。这也是甘地提出的“填满监狱”——抓一个再选一个，不停地选下去，当局能不停地抓吗？那是一场比赛，究竟暴力能坚持，还是非暴力能坚持。我相信递进民主制最终会胜利。今日中国毕竟有了讲法治的门面，且着国际社会的制约，它不能把“当选”说成多大罪名，也不能像毛时代那样进行无限迫害。而只要代价不是承受不起，敢于入狱的当选者却会由此得到尊重和拥戴，“填满监狱”就坚持下去的基础，敢于当选的人也就可以前仆后继，层出不穷。 
    
    何况递进民主制除了选举还有其他非暴力不合作手段。举例说，如果通过递进民主产生的乡长被专制当局抓走，选举了那个乡长的各村主任仍然不会承认专制当局委任的乡长，也不接受通过其下达的指令，结果就相当于当局丧失了与那个乡对话的“接口”，失去了对那个乡的控制。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制约是致命的，掐住的是权力命脉，因此比其他非暴力手段都有效。譬如收税，当选的村委会可以照做，但是收上的税只能交给村委会主任选举的乡长，而不交给专制权力任命的乡长。那么专制权力抓走村委会主任选的乡长，就同时失去了那个乡的税收。一个县有若干这样的乡，财政可能就出问题。因此在镇压无效的情况下，县当局有可能做出让步。 
    
    非暴力不合作如果是单纯不合作，同样会伤害自己，就像罢工使罢工者失去收入而不能持久一样。有力量的不合作应该是在不与专制权力合作的同时，能够保持内部合作与日常运转，才能在坚持的比赛中获胜。递进民主制能把对专制权力的不合作和内部的合作最好地协调起来，从而使乌合之众的百姓能够与组织严密的专制权力进行长期和有效的抗争。 
    
     
    四、置换细胞实现的革命 
    递进民主制尊重法律，即使对专制政权的法律，也保持在其框架内活动。递进民主制的根本在于当权者要由人民决定，专制权力的宪法也是如此标榜，只是未在实践中体现。之所以没有体现，在于选举方法的弊病使选举虚假。从这个角度讲，递进民主制改变选举方法，使选举者意志得到更好体现，因此完全符合现行宪法，是对以往违宪的拨乱反正。 
    
    另外，因为递进民主制具有高度理性，只要当局承认递进委员会的内部自治和逐层递选结果，实行了递进民主制的社会单元就会与原政权体系保持合作，承认旧体制和服从旧规则。这表现在：当递进民主制在基层单元实施时，只是该单元内部自我管理，对外与其他没有实行递进民主制的社会单元一样，当局布置的任务要完成，税费得交，开会得去，上级下达的指标也要实现。这除了是对法治的尊重，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手段，容易获得旧体制的容忍。专制当局虽然不愿意自己体内长出另外的机体，但是镇压将造成不合作，反而失掉对那部分机体的控制，若是给予容忍，那部分机体会主动配合，反而可能比原来还稳定。尤其是在危机发生、当局控制力减弱的情况下，默认递进民主制有可能被当作明智的选择。 
    对原体制的尊重和配合不意味递进民主制不再进取，因为会有其他社会单元不断采纳递进民主制。如一个有三十个乡的县，开始只有一两个乡实行递进民主制，随后其他乡陆续效仿。在这个过程中，实行了递进民主制的乡仍然服从县当局，其变化只对内不对外，全县范围仍然按旧体制运转，相安无事。但是当实行递进民主制的乡变成多数时，就会变化。通过递进民主产生的乡长会要求由自己组成县的管理委员会，并选举县长。因为实行递进民主制的乡已经是多数，尚未实行递进民主制的乡只能跟随。这时递进民主制就由乡扩大到县，整个县就实现了递进民主制。
    这时，前面的过程会重复，只不过提高了一个层次。旧的县级党政机构虽然还存在（没人去推翻它们），但已被和平架空。由递进民主产生的乡长（或同级当选者）组成县管理委员会，制定大政方针，选举县长，权力由此实现转移。同时这个县仍然与上一级（地区或州）旧政权保持配合。等到那个地区（州）的多数县实行递进民主制后，又会继续向上扩展，在整个地区（州）实现递进民主制。我把这个递进过程描述为“自下而上递进地实现递进民主”。这个过程将不断演进，直到整个国家权力体系全部实现递进民主制时才会停止。而且这个过程会以加速度进行，开始时受压制，发展缓慢，但是镇压力量与递进民主制的规模成反比，规模达到一定程度，镇压力量就将无法顾及，递进民主制就会加速扩展。 
    递进民主制是非暴力的，却比以暴力改变政权容易得多，代价小得多，同时更有力量，因为它不需要先夺取整个政权才进行变革，而是从基本的社会细胞做起，简单易行，可以自发完成，再从小到大、从下到上地扩展，在旧体制内部逐步蜕变，成长壮大。 
    
    之所以说递进民主制是最有效的非暴力手段，在于它不同于其他非暴力手段。其他非暴力手段发生作用的决定权不在抗争者一方，而是在专制权力。只要专制权力坚持不让步，抗争者就无奈，抗争也得不到进展。递进民主制却不需要当局让步，哪个单元实行递进民主制，那里的权力就从统治者手里转移到被统治者手里。递进民主制是一种另起炉灶，却不需要打碎原来的炉灶从头开始，它是以细胞为单位逐个地进行置换，循序渐进，不耽误社会的正常运转。在社会保持稳定、人民保持安宁的不知不觉中，旧社会渐渐隐退，新社会则逐渐呈现出来。 

群体性事件组织手册及时发布颇有反响

参与记者 柳江河 3月11日

（参与2011年3月12日讯）：群体性事件一直是中国社会的焦点。据去年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当年指导党政机关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书籍已经达到8本，而在中国各期刊发表的以群体性事件为题的论文已经突破320篇。在茉莉花运动这个1989年以来最大的群体性事件展开之际，《中国人权双周刊》于3月10日首发《群体性事件组织手册》，引起各界关注，就本手册的发布参与记者采访了该书作者和资深人权活动家王军涛先生，并取得了洪哲胜先生、汪岷先生等人对该书的评论。 

《群体性事件组织手册》作者郭保胜先生对记者说：“群体性事件的研究还是中共体制内学者进行的比较多，但他们研究的目的是如何管控、消灭甚至镇压群体性事件，而这本手册探讨的是如何让行使公民正当权利的群体性事件发挥最大效应”。

郭先生接着说：“该书是我接受一个国际非暴力抗争培训后的结晶，也结合了大量正在发生的中国群体性事件案例，相信它能对当下茉莉花运动和不断发生的各类群体性事件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其实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中国当局比我们做得精深，而民主运动方面对此的研究和教导几乎是空白。早在2005年周永康便指出‘要研究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条件和内在规律，形成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原则和常效工作机制’。之后有关此的论文、书籍、研讨会、培训班、训练营在国内层出不穷。专制的镇压手段‘与时俱进’、不断精致化。而民主运动方面，竟然毫不回应，是比较遗憾的。我希望该手册的发布，能让民主运动能够应对时势、引导时势；也让民主人权人士能更加地专业化、有力量化”。

记者接着采访了1979、1989年民主运动领袖王军涛先生，他说：“群体事件对于中国政治进步的意义没有被揭示。目前人们更多地看到群体事件的利益诉求表达和反抗的意义。其实，它的最大的政治意义是推动政治转型的压力和实现途径。所有国家的政治转型都是通过大规模政治风潮实现的。而这类风潮都是起始于所谓群体事件。因此，郭保胜先生的这个手册不仅填补了中国政治博弈研究的一个空白，而且会为未来中国政治进步的发生创造重要的条件”。

王军涛先生接着说：“尤其在茉莉花革命肇始之际，我们更应该推广这本书。这次茉莉花革命是中国和平开放转型的最后机会或最后机会之一。如果这本书的 思路和策略能广为人知并付诸实践，中国将步入和平转型。否则，“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和平的茉莉花不飞，子弹将在中国大地乱飞”。

资深民主运动领袖人士汪岷先生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说：“我看了该手册，觉得它是超越了很多人空喊口号、空谈理论的阶段，非常的实际，拿起来就可以用。尤其如果国内一些人士能够得到该书的指导和培训，相信会产生很大裨益。这手册也正好赶上茉莉花运动，是非常切合当下民主运动主题的指导教材”。

一直关注和帮助大陆民主运动的台湾民主运动老将洪哲胜先生对此手册也给予很高评价，他说：“我常说，群众在公民运动当中充了电、大大地提升了自己的公民意
识、公民能力、而使公民社会成形，乃是群众真正当家确实做主的保证。否则，即使好象有了民主，民主还是有可能变质，有可能流失，毕竟，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啊！这本手册就是公民实现其公民能力的好书！”。

记者也看到该手册发布网站《中国人权双周刊》对该手册的评语：“群体运动这是个大题目，可以继续做下去，特别是介绍一下国外这方面的著述和经验，非暴力运动仅100年了，可以总结的很多，对中国也非常的有意义，改变中国的暴力政治和传统。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值得为之奋斗。将之深入化、系统化，不仅仅是为了中国当下的政治，也会有益于中国的未来。推翻中共不是目的，中国需要建立文明的政治运作的方式，包括民主制度”。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anyu.org)

参考：大学生群体突发事件应急工作预案

方案文案范文网 2011-03-10 

切实维护校园的安全稳定，当学院发生较大规模学生群体事件时，全体学生管理人员要做出快速的第一反应，及时做好控制和信息上报工作。学生问题历来倍受社会关注，而且是牵一发动全军的问题，一旦处理不当或延误时机极容易引发其他连带问题。而当代大学生大都涉世未深，容易被外界利用。我院应急管理工作委员会对学生问题十分关注，要求各部门做好应急工作的预案，做到有备无患。鉴于上述要求，每位学生系统工作人员必须克服忽视、麻痹、侥幸的思想，充分认识到学生群体事件中的复杂性、艰巨性和反复性，除增强服务意识，把日常服务工作做好外，还必须做好防范工作，确保万无一失。特制定应急预案如下：

一、学生群体性事件的工作原则
教育为先、科学决策；齐抓共管，综合治理；基层调解、落实责任；依法处置、慎用警力。

二、学生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理机构及职责
（一）学生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
学院成立分管学生工作的院领导任总指挥、校内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突发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负责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学生群体性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指挥部设在学生处。学生处处长任办公室主任。

（二）学生群体性事件指挥部下设若干工作组，具体负责突发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理工作：
1.现场处理组
由学校办公室、学生处、团委以及各系负责人组成。负责解释和宣传有关政策，减缓或化解集中矛盾和焦点问题；稳定现场人员情绪；尽快疏散聚集人群；调查事发原因。
2.后勤保障组
由后勤处、保卫处等单位相关人员组成，负责聚集现场的水、电供应以及环境卫生等后勤保障工作。
3.治安保卫组
由保卫处、学生处等单位相关人员组成，负责维护聚集现场及周边的秩序，积极配合公安部门开展工作，做好交通疏导，预防和制止冲突升级。
4.信息组
院办、学生处、保卫处以及各学院迅速组成信息互通部门，各系（班）将信息上报院办的同时，须同时抄送学生处和保卫处。信息组由学院办公室、学生处、保卫处、宣传部以及各系学生工作负责老师组成。负责及时将有关信息向上级部门汇报，并视具体情况通报相关部门，确保联络渠道的快捷畅通，以获得相应支持。
5.医疗救护组
以学院卫生所为主，协同相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及时救护现场受伤人员，对伤情严重者及时送往就近医院救治。
6.善后工作组
由学院办公室、学生处、团委、各系学生工作负责老师组成。负责掌握有关人员的思想动态，掌握活跃分子情况，积极做好跟踪疏导和巩固工作，及时落实相关政策。

三、预防与预警机制
1.开展学生群体性突发事件巡视检测工作。全体学生系统教职员工都要提高责任意识、忧患意识，主动巡视监视学生群体性活动，值班老师、各类活动的带队老师更要提高警惕性，发现突发事件或可能发生突发事件的苗头，应及时向相关部门或领导汇报。
2.建立信息逐级报告制度。发生学生群体性突发事件或有可能发生突发事件的信息，第一发现人应及时向相关系应急工作组汇报，各系应急工作组应在第一时间向应急工作委员会汇报，并随时与上级部门保持密切联系。
3.严格执行重大事件报告程序。对于学生群体性突发事件，应迅速判断事件性质，并根据情况及时向社会、政府各救治排险机构求救，向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上级主管部门逐级汇报。在未得到指示前，对可能影响事故善后处理的现场、证件证物等进行保护。
4.信息发布纪律。学生群体性突发事件信息必须经应急工作小组同意，在确定事件性质或者经上级有关部门鉴定核实、作出决定之后由相关部门发布，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主观臆测、夸大其词，更不得瞒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突发事件。

四、应急保障
1.学生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后，应急工作小组负责组织处理。通过对突发事件调查、现场勘验，采取控制措施等，对危害程度做出评估，并形成书面报告。
2.学生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后，相关人员在进行事件调查和现场处理的同时， 资 料 来源于 贵大 在线 WwW.GzU521.CoM 应当在第一时间将伤病人员送往就近医院，对无法判断伤情的伤病员，应及时报警求援。
3.学生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采取保护现场、疏散、隔离等措施，并做好学生安抚工作，确保学生心态和情绪稳定。
4.学生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后，工作小组根据需要，可以采取临时停课、放学、疏散等措施，并及时向学院领导汇报事件处理进展。
5.学生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后，应根据事件性质，及时与涉及事件的学生亲属、教师联系，在适当条件下，告知事件原因、处理结果。
五、应急预防处理措施与程序
1.值班教师发现有学生群体性突发事件后要立即向主管领导汇报，并根据现场情况采取安抚、劝说等措施，避免事件的扩大。
2.值班教师和主管领导可以对学生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主要责任人采取带走或隔离等措施，并对其进行严肃处理。
3.值班教师或负责教师应根据事件的发展态势及时向工作小组报告，经过院领导同意后，应急工作小组应及时向派出所等政府救助排险机构求助。
六、学生群体性事件的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把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摆在维护政治稳定与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要位置。
2.严格落实各系在化解矛盾、做好学生思想工作以及情况通报工作的责任，真正做到"谁主管、谁负责"。
3.强化组织领导，动员各方面力量，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4.建立、健全快捷灵敏的预警机制和矛盾纠纷的排查调解机制，做到尽早处置，避免其升级蔓延。
5.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基层队伍素质。
6.进一步完善各项配套工作。
7.把握政策，依法处置，按照学生群体性事件的工作原则和"区分性质，讲究策略，把握时机，严格执法，冷静稳妥"的基本要求，有理、有制、有节地开展工作。
8.加强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让广大师生知法懂法，提高群众的法制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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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来临的革命 ----论茉莉花运动

作者：郭保胜

这是一场提前来临的革命（本文的革命是相对改良而言的，革命是体制外力量力图改变现政权体制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更多情况下是非暴力的和平运动）。为什么说是提前来临呢？中国人权活动家大都认为2012年中共换届、台湾、美国换届是发生革命的最可能时间，到那时国内民众忍受的痛苦也可能达到极点。而且革命需要周密的计划、培训、组织，这起码还要一两年时间。因此，很多海外民运领袖级人物都表示这次中国茉莉花运动条件不充分、还需等待、不必心急。一些革命派甚至认为这次是中共的阳谋，理由之一是革命派都没有参与任何准备，“革命”就发生了。   的确，这次运动是突如其来的，它不源于某些组织的精心策划，也不是源于某个类似“孙志刚”“邓玉娇”“钱运会”的事件，恰恰起源于并不具体的响应北非、中东茉莉花革命的响应活动而已，而且它无组织、无领袖、似乎是毫无准备的，所以令多年从事人权活动的民运领袖们大跌眼镜。其实，这提前来临的革命，只能说明国内革命形势之好超出我们的想象，也说明现代革命手段的提升已经使海外的不少人落伍了。   这次国内茉莉花运动，有如下几个特点：   1.全国性。一下公布了近30多个地点，大大震动了中共专制。这不像钱云会事件或西藏、新疆事件仅仅在某个地区发生，这是89年后第一次全国性的群体性事件。   2.网络性。这次被抓捕的人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是网络的使用者，尤其是推特使用者。如冉云飞、滕彪是推特名人、粉丝云集。推特在这次运动中起到了发布、传递、联络的作用。网络也使国界线丧失，海内海外连成一体，海外的人在这次活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推特、skype、QQ、FACEBOOK、电子邮件等网络工具中，也可以最快速地传递信息，发布通知、号召人员参与、告知行动步骤等等。各种网络工具产生了新的组织和组织方式，这种组织是虚拟的，不需要面对面，与传统组织不一样。在推特、skype、QQ、FACEBOOK、邮件组中形成的组织可以发挥群体性事件的策划事题、组织人员、号召行动功能。这些虚拟组织是非常庞大和众多的，他们成为群体性事件和抗议活动的策源地。    3. 中共成为革命的宣传员。他们如临大敌、风声鹤唳，连发多篇“四二六社论”，为革命造足了形势。使许多人开始关注“茉莉花”，使许多人对中共专制觉醒并开始抗议。这种效应还会不断体现出来。     4.抗争方式聚焦在户外和街头，北非民众就是靠此得胜的。几乎在一夜之间街头模式被中国民众和民运各派全部接受、令人欣喜。在房间里的任何大规模集会、研讨会都不能算是社会运动，它可能是社会运动运筹、造势的一部分，但不是社会运动的主体。社会运动必须在户外的街头、市中心广场、政府机关所在地进行，如此才能显示实力和压力、也能使民众效仿、打消恐惧、凝聚人心。社会运动的目的是给当政者以足够压力，迫使其改变政策，直接面对当权者的抗议才最具有威慑力。正如曾经的台湾社会运动领袖谢长廷说的：“反对党的阵地在街头”。   5.表面的自发性和内部实质的策划性、组织性相结合。不少网络小组承担了策划的功能、组织的功能。有意的发动，使事件不断地升级。任何大规模的活动，都需要部分人去策划、去组织、去鼓动。中国近年来的一些群体抗议事件对中共专制起到了巨大的威慑和瓦解作用，但是由于是即兴的、被动式的反应，所以缺乏组织性、蔓延性，只能在某领域、某地区而非全国大范围内产生连锁反应。而要让这些事件上一个层次，形成全国大范围内的风潮，有意策划和主动组织是最为应该的。抗争事件必须要进行策划，抗争中的智慧不能被视为权谋，但这些策划和谋略，在初期肯定不是全局性的，只能以小组形式出现。   6.茉莉花运动所呼吁的行为成本最低。没有口号、没有抗议、只是围观、散步、祷告等等。从游行、示威、组党等政治活动已经降到了献花、上访、散步、围观、祷告等日常举动，这些举动，对一般参与者成本不大（估计顶多也就是行政拘留）。茉莉花运动成本并不大，关键是行动统一性的问题，有了行动的统一，人数很多了之后，就会以低成本取得重大效益，人多也无所谓恐惧，这就是群体效应。   根据以上特点，海内外人权人士如何应对和延续这次茉莉花运动呢？   1.成立网络性组织、有意推动茉莉花运动。这种组织可能不是政党，但是是个不断交流的网络虚拟组织。在推特、skype、QQ、FACEBOOK、邮件组中形成了一个个组织继续抗争。出谋划策、群策群力，要不断加温、给力，早则今年六四左右，迟则年底和明年就会有结果。   2.设立各种特色的茉莉花信息平台，不断发布有关茉莉花的信息，并借机将斗争哲学、政治纲领传递出去。如各种非暴力抗争的方法、吉恩夏普的书，本人最近也结合国际非暴力抗争培训经验写就一册《群体性事件组织手册》，这些书籍及其培训、方式方法会为继续深化运动会起到巨大作用。   3.继续通过网络发起集会活动。第一波是针对群众的呼吁，第二波应该针对专门的群体，如军人、大学生、警察、基督徒、不能安居权者等等。第二波的地点也要选择更加难以布控的地点、人流相对大的地点。另外要不断提出具体的诉求：如公布官员财产、废除劳动教养等等。   4.深入到各群体中发动新人。老人权人士大都已被抓走或盯死了，我们要发动各个群体中的新人。通过网络工具、甚至电话、传真，联系国内的新人，参与到茉莉花运动中。   5.在海外组织街头抗议、在西方国家上层寻求国际支援和救济。海外的中国驻外领事馆和街头抗议，既对中共极大的压力，也让国内人大受鼓励，更上海外人士来关注和支持中国的民主化。寻求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对中国茉莉花革命的支持和帮助、对被捕和软禁的人权人士，寻求国际社会的救济和帮助。这是海外民运的长项，这里就不再赘述。      总之，虽然这次茉莉花运动不期而至，但作为人权人士要顺势而上，不断加温加力，填补其准备不足之憾，发挥其已撼动全国的优势。虽然中共自1989后吸收了苏联解体、东欧和西亚颜色革命的经验，对国内群体性事件也分析总结出不少应对之法，经常对各级政法干部进行大量的培训、教育，统治镇压手段更加精致，对付民众的花招不断推出，中共“与时俱进”的镇压更加残酷。但我们也要吸收北非、中东成功的经验，不断更新我们的思维和斗争方法论，团结一致，坚韧抗争，相信胜利的日子是指日可待的。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Monday, March 07, 2011

這是Facebook革命嗎？

週二, 2011-03-08 12:40 — 中大左翼學會

按：於埃及革命之際，中大左翼學會製作了一系列的展板，嘗試在主流媒體「民主vs獨裁」的框架之外，拉出「埃及革命作為對資本主義的反抗」的視野。展板上星期於中文大學文化廣場展出，現把展板內容上載。

近日，部分新聞媒體將埃及革命標籤為一場「Facebook革命」。網絡媒體固然對埃及革命有其重要性所在。然而，單靠Facebook或是Twitter，真的足以令埃及人民上街抗爭嗎？在將大部分功勞歸功於網絡媒體之時，我們又會否忽略了這場世紀革命背後的文化脈絡？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網絡社交媒體的存在只是提供一個溝通的平台，其本身並無提供任何動機予人們參加任何——特別是一些高風險的——活動。試想想，當你知道最近有人因革命而身亡，而同時間你又在Facebook收到一個上街抗爭的邀請，你會否在有死亡威脅下冒險上街抗爭？對，你可能最終真的會選擇上街，但該決定顯然並非只因為Facebook的邀請，而是因為此邀請令你回想起平日自己或身邊人的貧窮境況，資本家的剝削，又或各種不公義的制度等等，從而令你最後踏出上街抗爭的一步。換言之，Facebook本身只是一個傳播資訊的工具，而非革命的本因，其本身並不能提供足夠的動機去引發示威，更遑論是革命。故此，我們無須過分高估Facebook對革命的影響力。目前我們極需認清的是革命的肇因及其訴求，而非被「哪個是促成革命的主要工具？」的問題模糊焦點。

一體兩面的網絡社交媒體
古曰：「水能覆舟，亦能載舟」。若整個革命的號召過程及行動策劃均是建基於網絡媒體之上，那麼政府要擊潰他們也非難比登天之事——只要控制互聯網的訊息發放甚或直接封閉便足夠了。事實上，於一月廿五日，埃及政府便相繼封鎖Twitter及Facebook，但埃及的革命不但無平息之勢，解放廣場的示威人數更不斷上升。反過來說，如果Facebook和Twitter對革命真是這麼重要，穆巴拉克又怎麼不繼續關閉互聯網？

在埃及人所寫的「How to protest intelligently」的小冊子中，更再三提醒市民要以印刷方式分發革命資訊，千萬別在社交媒體發放，以免被政府在互聯網截取相關資訊。可見，Facebook在是次革命中顯然僅僅扮演了一個傳播革命資訊的角色，而非組織革命本身。

網絡以外的資訊流通
穆巴拉克在位期間，埃及四成人民每日收入少於兩美金。在此背景下，不禁令人質疑普遍埃及人有否足夠設備以瀏覽網上資訊。再者，埃及的文盲率接近四成，除非Facebook有朗讀文章的新功能，又或大多埃及人只看影片而不看文字，否則Facebook在埃及革命一事上在有一定的局限。而且，部分透過網絡媒體取得資訊的人其實最終亦只是以一些如演講，在埃及盛行的茶館議政又或在工作期間與同事談天的方式來傳播革命資訊。故此在是次埃及革命而言，很大程度上網絡的資訊傳遞仍是要依靠於傳統的口述方式來將資訊進一步傳播至大眾耳中 。

最後再強調一次，網絡媒體的革命的影響固然存在。但我們絕不會像部分新聞媒體一樣，將網絡媒體的貢獻放在最高的位置。皆因真正的關鍵並不在於網絡媒體的影響，而是埃及人民為何會去抗爭。若非他們被一個專制不仁的政府長期打壓，剝奪他們應有的政治經濟權利，我相信沒有埃及人會願意冒生命危險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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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花与厚黑学

作者：方苏

我自幼喜欢茉莉花。茉莉花香、茉莉花歌、茉莉花茶，都是我的爱好。如今，春风拂柳，茉莉花开，芬芳四溢，即使在死气沉沉的角落，也开始嗅到一丝生机会，多了几分期待。 可是通过散步、上网，获得许多相互矛盾的信息。街头巷议，朋友传言，不由让我担心。似乎有必要，谈谈茉莉花背后可能存在的厚黑学阴影。 厚黑学来自民国奇人李宗吾所写的一本书，总结分析官场流行的种种丑恶行径和思维路数，因为脸皮厚心术黑，故名《后黑学》。因为它系统揭露官场黑幕，令厚黑学的实践家们无地自容，因此遭到众多贪官污吏的攻击辱骂，把作者李宗吾说成厚黑的鼻祖。有位贪官不服气，写了一本批判《厚黑学》的新著，题目针锋相对，叫《薄白学》。可笑的是，该贪官自己不久案发，被砍头示众。而李宗吾本人，空有理论，却从来不干厚黑之事。一生安于清贫，不与贪官为伍。可见，厚黑是见不得人的东西。行厚黑之道者，大都可做而不可说，敢做而不敢说。一旦说破，反倒让人大彻大悟，起码能有几分防范心理。 言规正传。这次大陆出现的2.20茉莉花行动，固然受到北非感染，但也加入了青年人的新智慧。他们的行动既公开又神秘，既有规律又无规律，让对方神经绷紧，疲于奔命，狗咬刺猬，无法下嘴。这是事情的光明面。 可是，凡事总有两面。请不要小看老奸巨猾的对手。他们开始调整策略，已经露出厚黑苗头。比方说，拦截马路，假装施工，喷水扫街，无所不用其极。总之，不一定和你正面对抗，就是让你无法聚众。这已属流氓手段，需要散步者们见招拆招，百倍警惕。 更可怕的，据说还有备用方案：万一群众数量过多，警方难以控制时，他们还要暗中怂恿甚至派遣“不明真相”者，借机对外商企业（例如肯德基、麦当劳、家乐福等）打砸抢烧，导致财产损失甚至人身伤亡，造成新世纪的“国会纵火案”，嫁祸于茉莉花成员，博取国内民众和国际舆论支持，为大规模抓捕“恐怖分子”披上合法的外衣。 如果以上这些都不新鲜，那么，背后还有更耸人听闻的“预案准备”。据说军方也没闲着，许多武警和野战军指挥部门，已经收到通知，取消休假，原地待命。总参系统，也派出便衣，到现场侦察。军中某些野心勃勃者，其实希望事情闹大，最好各大城市都有群众上街，让警力枯竭到顾头不顾腚，不得不由军队出面维持，如此正中下怀。一旦军车、坦克开向街头，警察便衣做为贪官污吏的保镖护院，就不得不退避三舍。不过，这次和八九年的形势绝然相反。有些军头私下约好，决不犯老错误。他们要学习埃及的战友加兄弟，宣布子弟兵不向人民开枪。 结果如何，可想而知。必然全民沸腾，万人空巷，男女老少都上街。和平请愿的结果，很可能是党政瘫痪，全国大乱，只好实行军管和戒严，由军头们来掌管国家，控制过渡政府。 毛泽东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文革年代有过三支两军，各地革委会形同军政府。可惜武夫当道，往往无知而蛮横。一朝大权在握，便气指颐使，滥杀无辜，与民争利，胡作非为。幸好当年政府手头拮据，资源可怜，贪污腐败未成风气。假如今天军政府再上台，那可今非昔比。美女如云，遍地黄金，军爷们能否奉行三八作风，把持得住自己和部下，恐怕很成问题。 至于最后结果如何？还要看各派政治力量的平衡与博弈。究竟是稳步还政于民，最终走向民主法制的健全轨道？还是诞生一个更加腐败无能的专制魔王？只能祈求上帝保佑了。 但愿茉莉花的洁白无暇，不要被厚黑的污泥浊水弄脏。 2011-2-28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Tuesday, March 01,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