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学运，又称野百合学运或台北学运，是台湾在1990年举行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前的3月16日至3月22日发生的学生运动。在该次运动中，人数最多时曾经有将近6000名来自台湾南北各地的大学生，集结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静坐抗议，他们提出“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以及“政经改革时间表”等四大诉求。这不但是中华民国政府迁台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学生抗议行动，同时也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在该次学生运动后，时任总统李登辉一方面依照其对学生的承诺，在不久后召开国是会议，另一方面也在1991年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并结束“万年国会”的运作，台湾的民主化进入新阶段。
"野百合"为何吓不倒？
香港评论人练乙铮则在《信报》发表文章，谈论台湾"野百合学运"
练乙铮说，"野运"和"占中"的性质一样，二者都是典型的公民抗
练乙铮认为，面对"公民抗命"，统治阶级除了使用其他办法，也都
练乙铮表示，台湾二十三年前的"野百合学生运动"是一个重要的民
香港评论人练乙铮则在《信报》发表文章，谈论台湾"野百合学运"
练乙铮说，"野运"和"占中"的性质一样，二者都是典型的公民抗
练乙铮认为，面对"公民抗命"，统治阶级除了使用其他办法，也都
练乙铮表示，台湾二十三年前的"野百合学生运动"是一个重要的民
目录
[隐藏]事件背景[编辑]
1980年代末期开始，台湾社会就历经剧烈的变动：解严、解除报禁、党禁，民间活力四起、各种社会运动蓬勃发展。台湾各地弥漫着一种骚动随时而出、不安于室的氛围。这股澎湃、新生的风潮，自然而然地也漫延到校园内，使校园成为聚积社会能量的一个重要场域（庄智 2002年）。
虽然蒋经国于1987年结束戒严，然而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政治改革却似乎永远追不上民众的要求。1990年，是第8届中华民国总统改选的年份，当年2月，中国国民党提名李登辉、李元簇为第八届正副总统候选人，由于国民党内部对李登辉采用之副总统人选及决策方式有所歧见，国民党领导阶层爆发严重之权力斗争，形成所谓“主流派”（支持李登辉）与“非主流派”（反李登辉）之争，非主流派企图推出林洋港、蒋纬国参选，但因林洋港拒绝接受连署而破局，而这两派之争又牵涉敏感的“省籍问题”，史称“二月政争”。就在同年3月13日，迁台四十年来从来未曾改选过的国民大会，又在阳明山中山楼自行通过“临时条款修正案”，将1986年所选出的增额代表任期延长为9年，创下国会议员自行通过延长任期的恶例，在当时被嘲讽为“山中传奇”。[1]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各界对国大代表一连串扩权牟利的行为，不但开始感到不耐，同时也开始展开抗议，“罢课、罢税、抗税”的呼声四起。由于民进党主席及国代赴总统府请愿，遭抬离殴辱而有升高抗争强度的趋势。1990年3月16日，9名台湾大学的学生到中正纪念堂前静坐抗议，拉出写着“我们怎能再容忍七百个皇帝的压榨”的白布条，为“三月学运”揭开了序幕（林美挪 1990，35，图片页）。
事件经过[编辑]
3月16日[编辑]
由于学生选择的静坐地点在集会游行所禁止的博爱特区中，静坐者面临了可能被警方驱离的状况。于是，一些学运人士、社运人士、以及媒体记者，在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刻前往支援，在寒风中一直撑到第二天早上，广场的指挥中心成立，三月学运度过了最危险的一个夜晚。
3月17日[编辑]
由于媒体的报道，3月17日的傍晚已有200多名学生进驻广场静坐，台大自由派学者并于同日发起“柔性罢课”，宣布自19日起一周将上课地点改在中正纪念堂广场，并定名为“民主教育周”。由于各级议会与社会团体自16日起，就陆续发表“声讨国大”行动，国民党政争已拓展成全民各阶层的动员，在媒体持续披露广场静坐消息下，17日在学生静坐现场旁围观的群众，已迅速突破2000人，广场俨然成形，并持续成长。
3月18日[编辑]
3月18日，广场的静坐运动已快速发展成全国性的学运份子串连活动，参与静坐示威的大学生已达数千人。当天下午，甫成立的民进党发起造势大会，动员数万群众在广场大门旁边进行演说，主轴在于声讨国大。广场之学生自治领域，表现出超龄的政治运作，以和平理性态度，扩大静坐的参与，依共同讨论来形成决策共识，发表《广场通讯》与社会进行对话，并进行自我教育与组织的工作。静坐广场与围观声援的民众间以绳索区隔，在广场决策委员会表示要以“自主、隔离、和平、秩序”的四大原则来进行广场抗争时，三月学运已用自主的逻辑，宣示了学运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力之一。
也是在这一天，在由学运团体所组成的校际会议上，学生们正式发表了三月学运的四大诉求：
- 解散国民大会，重建一元化的国民大会制度。
- 废除《动员戡乱临时条款》，重建新的宪法秩序。
- 召开国是会议，全民共谋体制危机的解决。
- 提出民主改革时间表，呼应民意的潮流。（引自林美娜 1990，83）这四条要求反应当时台湾民间社会一部分人士对统治者的具体要求。
3月19日[编辑]
3月19日，在学运团体、学生自治组织与教授的集体动员下，广场人数爆增。上午10时，10名广场静坐学生发起绝食抗争，绝食声明中要求总统李登辉与行政院长李焕于21日前答复广场四大诉求，将道德张力推向高峰。当日傍晚，广场学生已突破三千人，晚间11点，校际会议通过“野百合”为三月学运之精神象征，因此此次学运又称“野百合学运”。在一份由学生广场文宣组所发出之《野百合的春天》传单中，学生们对选择野百合作为该次运动之精神象征的原因，有如下的说明：
- 自主性：野百合是台湾固有种，象征著自主性。
- 草根性：野百合从高山到海边都看的到，反映了草根性。
- 生命力强：她在恶劣的生长环境下，依旧坚韧地绽放。
- 春天盛开：她在春天盛开，就是这个时刻！
- 纯洁：她白色的纯洁正如学生们一般。
- 崇高：在鲁凯族里，她更是一生最崇高荣耀的象征。（引自林美娜 1990，116）台湾野百合道尽了学生心目中的三月学运，包含了对台湾主体性的认同（自主性）、全民的运动（草根性）、对抗不义的勇气（生命力强）、青春的活力（春天盛开）、学生的理想道德象征（纯洁）、以及参与者生命中的荣耀（崇高）。
3月20日[编辑]
3月20日，广场静坐的学生已超过五千人，决策委员会决定由原来七名扩增到十二名。面对总统大选的前一天，全国目光焦点均聚集在广场，学生的压力越来越重，而在社会力表态上，各级议会均派代表前往探视学生，但基于超党派原则，没有政治人物得以上台发言。总统府则发出新闻稿表示，李登辉总统已决定召开国是会议，以处理宪政体制与政治改革的问题，并订定改革时间表。这是统治者对三月学运之四大诉求首次的正面回应。代表军方的参谋总长也公开肯定学生的抗议是爱国行动，并建议学生尽早结束静坐行动。这是军方首次对学运公开表态，虽然是肯定，但是也令人嗅出不寻常的气味。稍后，警政署、教育部、各校校长开始呼吁学生尽速返校上课。
3月21日[编辑]
3月21日，甫当选第八任总统的李登辉决定于下午3时，在总统府接见53名学运学生代表。静坐学生透过各校讨论的机制，形成与总统李登辉会面的四点要求共识：
- 请李登辉总统接受学生们追求民主宪政的决心情操，以及学生提出的四项严肃要求。并对民众公开发表。
- 在第8任总统就职前，国是会议必须由各阶层、各党派的代表公平组成，必须讨论中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国会全面改选、并订定政经改革时间表。
- 全体在广场上的学生于李总统明确同意以上两项要求，即结束静坐活动，学生将对国政大事的发展继续保持高度关切。若李总统不能对上述要求作肯定的答复，我们将坚持原则、持续抗争。
- 为了确保上述主张得以落实，我们将即刻组成校际联合组织，持续监督国是会议，必要时并随时号召全国学生再度组织动员，在台湾未能完全彻底民主化之前，我们绝不停止奋斗。（引自林美挪 1990，141）学生代表在与总统李登辉会面后回到广场，广场上的学生在看过双方会面的录像带后，进行分校讨论，以决定是否要结束这次抗争。最后，校际会议以22：1的压倒性投票数，决议于22日早上宣布撤离中正纪念堂广场。
3月22日[编辑]
3月22日早晨，指挥中心正式宣布撤退声明：《追求民主、永不懈怠》，校际会议最后决定继续“全国学生运动联盟”（简称“全学联”）之组织工作，各地学生陆续撤出广场，结束为期六天的三月学运。
影响[编辑]
同年6月28日，总统李登辉于台北市圆山饭店举行“国是会议”，150位与会各界代表除了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外，还包括美丽岛事件受刑者、民进党领导人和海外黑名单人士，此次“朝野协商”针对“国会改革”、“地方制度”、“中央政府体制”、“大陆政策与两岸关系”、“宪法与临时条款修正方式”等五组议题逐一讨论，最后达成“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回归宪法”、“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修宪采取一机关两阶段方式”、“修宪以《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名之”等共识，并一一透过法定体制逐一落实。
三月学运对台湾政局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比较巨观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对于台湾的政治发展而言，“虽然三月学运的学生，后来并未重回广场，然而当时高举理想大旗的四大诉求，也逐渐内化成台湾90年代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诉求，在台湾社会普遍接受下，陆续在十年中完成国家民主化的初步改革，以及政权的和平转移”。另一方面，对于学校里面的校园文化而言，“透过这次学运和成果，开拓了校园内更大的民主空间，让学生不再那么畏惧政治，有助于台湾社会的更民主化”（王振寰 1990，274）。
从比较微观的角度来看，事实上，很多现在属于民进党阵营、或者和民进党理念比较接近的新生代社会菁英，其实都和三月学运前后的校园运动以及社会运动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比如说，前总统府副秘书长马永成、台大社会系助理教授范云、《苹果日报》总编辑陈裕鑫、蕃薯藤执行长陈正然、民进党秘书长林佳龙、前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罗文嘉、立法委员李昆泽、段宜康、前立法委员郑丽文、郭正亮、前内政部政务次长颜万进、前新闻局长郑文灿等，都是“学运世代”的重要成员（庄智 2002）。在某种程度上，“学生运动”正是属于他们这一世代的人的共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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