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天宏 | “花总”避难记
文|林天宏 赵家鹏 原载于《人物杂志》 2012-7月
“花总”先生这段时间很落魄。
他不敢用自己的身份证，只能暂住在用朋友身份证登记的酒店里，还要担心随时可能遭遇的警察查房。自家公司的那摊生意全部暂停，出门吃饭的时候，还时不时地留意一下身后，担心有人盯梢。
鼻梁上架着一副擦得一尘不染的无框眼镜，与白皙面庞上横过的浓眉相映，说起话来声音压低在40分贝内，如果不是随身的3部手机偶尔惊响，你很难将坐在对面的这个精神不振、像是打了场败战的男人，与微博上那个大红大紫的“花总”联系到一起。
在接受《人物》采访的时候，他刚刚从越南回到上海不久。在河内，他整整呆了一个星期。不过，这不是出差或者旅游，而是“避难”。
“避难”的缘起，来自2012年5月，“花总”开始在微博上质疑一个名为“世界奢侈品协会”的组织以及它的注册者欧阳坤，称其为“山寨公司”与“骗子”。那条在花总看来只是“调侃”的微博一周之后遭到了对手的反击。一个多月来，双方缠斗不休，“花总”甚至收到了威胁人身安全的恐吓短信，以及种种盘外招数，这让他感到不厌其烦。
“我从没想到自己会混到这种境地。”他苦笑着说。
我有一种善于制造热点的特质
在今年5月之前，“花总”的生活完全可以用“意气风发”来形容。
在这场战斗之前，他是上海某移动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带领着团队开发一款股票类手机APP软件，在同类软件中口碑不错。作为“逼范儿”，他成日出入这个城市里的各个高档场所，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在微博上，他也坐拥7万多粉丝，一呼百应。
他在微博上的声名鹊起，从去年开始。当时，这个刚刚开始玩微博的哥们，注册了一个名为“花果山总书记”的账号，开始鉴表。
他在微博上搜寻各级官员出席活动时佩戴手表的图片，并向网友公布疑似名表的款式和价格。在大陆政务微博勃兴的元年，这个给官员鉴表的草根微博，引发许多媒体的关注与报道。在连续鉴定了94名官员的疑似名表后，他开始逐渐被网友视作“反腐斗士”。2011年，国外一家名为Ethisphere的智库，还将“花果山总书记”选入“年度商业伦理最具影响力100人”。
鉴表最后的日子，他看到各式的表，会产生呕吐感。那时，他所在的公司“正处在快速成长期”，发微博却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这让他对现实生活产生了焦虑，但硬币的另一面是，正从这时开始，他对微博传播的思考，越发深入。
不久后，“花果山总书记”在各大微博上突然消失，他又重新注册了新账号“花总丢了金箍棒”，再度现身微博。
新账号“花总丢了金箍棒”开通后，他决定用微博做一个传播实验。
“我想验证两样东西，第一，微博传播到底怎么回事，我通过所扮演的角色，与网民的互动去观察大家的行为和习惯；第二，我也在‘办媒体’，我每天都在看后台数据，学会打造经营一个新媒体。”
实验开始后，他需要重新找到一个能够成为公共热点的题材，吸引关注。他想到了2011年，曾在旧账号上撰写的一篇名为《怎样在微博扮上流社会》的文章。此后，他开始延续这篇文章的体例，撰写各行各业的《装逼指南》。他告诉我，这是一系列如同好莱坞剧本般精心设计过的文章。
这一系列“装逼指南”，语言风趣幽默，又不乏犀利，在微博上转发动辄成百上千。《装逼指南》后来改名为《装腔指南》，被他做成了手机APP，放到了苹果市场，截至目前，已经达到32万装机量，比他公司开发的证券APP用户还多，广告收入每月预期数万。
“我有一种善于制造热点的特质。”他对自己的传播能力深信不疑，实验的结果似乎也证实着这一点，他的粉丝也水涨船高，接近8万，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增加四五千。
我不清楚对方的底牌
如果不是偶然间看到那份名为“全球奢侈品牌100强”的榜单，也许现在，“花总”依旧一边忙活着自己的生意，一边在微博上优哉游哉地写着“装腔指南”。
今年五一假期，正在家中写新指南的“花总”，偶然看到一份名为“全球奢侈品牌100强”的榜单，其中包括了某些二线与闻所未闻的品牌，他隐隐感觉有些不对，于是按图索骥，找到了发布榜单的世界奢侈品协会官网。通过查询国际顶级域名数据库，他发现这个自称总部在美国的国际性非营利组织，域名注册者是一个叫欧阳坤的中国人，总部官网的HTML源码中亦出现了中文字符。
5月15日，“花总”将这一发现贴到了微博上。他的本意只是调侃。但不曾想到的是，8天后，“花总”突然收到了突如其来的恐吓私信。这是一个叫“东北追债兄弟连”的陌生ID发来的，警告他“不要断人财路”，否则“给你一刀”。
这是他在微博上第一次遭遇恐吓，“花总”难以窥知恐吓背后的内幕，按照他的说法，“被7万粉丝围观的自尊心驱使下”，他在微博上公布了恐吓信息。“我是刺猬型人格。”他解释道，“不主动攻击，但浑身是刺，三触即high。更何况，我还有7万多粉丝呢，要是退缩，多没面子。”
微博粉丝热烈地转发与评论，迅速将此事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消息灵通的媒体将话筒伸到了“花总”面前，好奇心引发的“质疑”由此演变成了一场愈演愈烈的微博打假。
刚刚受到网络匿名威胁时，曾想过利用社会资源迅速摆平这件事，一度甚至想把讨伐世奢会的檄文发到30万《装腔指南》的客户端上。
但他最终忍住了。不明来由的威胁，反而激发了他的斗争积极性。“我想知道，用一个普通人的渠道斗争，将会遇到什么困难？有没有可能用关系和人脉以外的资源解决这件事？”
此后半个多月，事态不断升级。他在微博上公布威胁信息，搜罗行业知识分析对方的漏洞，跑到北京寻找各个相关部门投诉，并寻求媒体援助。
媒体蜂拥而至，最多的时候，他一天内同时接受4家媒体的采访，相关的报道也陆续刊发。
由于媒体随后的介入，更多的疑点一一浮出水面，“世奢会”开始变得面目可疑。比如，“世奢会”声称是美国注册的非营利组织，实际是不折不扣的注册商业机构；声称与众多奢侈品牌有合作，但一众奢侈品牌却并不承认与其有任何合作关系；前员工爆料称协会发布的各种权威奢侈品消费数据是员工在网上扒资料制作而成的。就连欧阳坤本人学历也被曝有造假嫌疑，他以前当演员、开影视培训学校的经历也都被一一曝光。
“其实他（欧阳坤）是一个演员。”“花总”语带双关地评论。
不过，除媒体曝光外，其他的投诉方式，都如同打在空气上，没有激起任何反响。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不愿意多谈和那些政府部门交涉的细节。但他说，在北京时，看到某大院门前，聚集着许多眼神落寞的访民，忽然感觉心中某些东西陷入了冰封。后来，他在微博上写道：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四处求告的上访者，这一刻感到了绝望。
恐惧在随后达到顶峰。
除了收到各种恐吓私信外，2012年6月12日，欧阳坤还在微博上贴出了一张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就其报案“花总”敲诈勒索的立案决定书。次日，有记者确认了这个决定书的真实性。
“以前我觉得，坐拥7万多粉丝，又有专业技能，单纯地靠微博和我的社会经验，可以摆平这个事，但现在我发现不是。我不清楚对方的底牌，有许多未知的事情让我感到不安。”这一回，“花总”说，自己就像一只孤独地站在花果山上的猴子，被一望无际的海水包围，他感到束手无策。
我不是一个埋头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混吃等死的人。
猴子一直是“花总”最喜欢的动物。这来源于一本他大学时候最喜欢的网络小说《悟空传》。时至今日，他依然能背出小说里孙悟空的经典台词：“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要这众生，都明白我意，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
1978年，“花总”出生在闽北的一座小县城里。这批在70年代尾巴上出生的年轻人，是大陆第一波会手握鼠标、用网景浏览器逛BBS的网民，他便是其中之一。
1998年春天，读大二的“花总”经历了人生中第一场大事件。这年，同窗H突发恶性肿瘤，危在旦夕。H家在闽西山区，家境贫寒，无力负担治疗费用。危急时刻，“花总”等人拿着中文系一位名教授撰写的求助信，冲进福建电信数据通信局，被打动的管理员二话没说，在BBS上发出了求援帖。
由于预先知会了媒体，这一事件在线上与线下同时传播开来。后来，人们将之视为大陆互联网历史上最早的网络求援经典案例之一。在当时单纯的网络氛围中，求援获得了良好的效果，H最终得到救治，脱离险境。
这个年轻人第一次见识到了这个由通讯协议构筑的虚拟世界的魔力。
此后，“花总”开始逃课上网。往往教室前门刚点完名，他便从后门溜去了网吧。网吧在当时还是新鲜事物，收费昂贵，一小时上网费约人民币20元。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1999年国庆节，他用两个小时掌握了HTML语言，开始在记事本上逐行写代码，做出了第一个网站。这是一个年级文学刊物的同名网站，整个网站不用一张图片，源文件干净、整洁，页面分类清晰，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典型洁癖患者做出的网站。
“花总”第二次被网民认识，是在2007年，他办了一个颇有名气的支教博客。
那时，这个年轻人已经离开福州，北上上海，到一家著名的公关公司上班。很快，他成为了上海滩同行里最高产的方案写手，以及崭露头角的政府事务专家，开始在媒体上撰写评论中美立法事务与政治游说的专栏—不过，在做了上百个案子、游走了几家公司后，他突然感到了疲倦，开始怀疑这个行业。
2007年初，“花总”踏上了飞往西南的航班。飞机降落到重庆，搭出租车南行，进入一个川滇黔交界的山坳里。这里有600个孩子和十来个乡村教师等待着他，准备迎接他们的新老师。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个来支教的新老师为什么一直双手颤抖。因为上山的摩托就沿着悬崖边开，他紧紧抓着扶手不放，紧张过度。
这年3月16日，“花总”开通了一个支教博客。这时，IT工程师杰克多西写下“人们可以通过140个字符来改变世界”不过一个月，还要再过一个月他才能担任Twitter的CEO。中文网络上，微博尚未诞生，博客是人们分享见解和了解世界的首选方式。
按照他的说法，支教博客的设立，也是为了让外界了解这所学校。“花总”开始在上面撰写支教日记、同时募集捐助款项。一天之后，他收到了第一笔捐赠，来自浙江丽水的一笔400元汇款。更多的捐款随后而至，捐款名单里甚至有许多名人。
他激动地让孩子们在操场上组队摆成心的形状，感谢网友。他开始给孩子们开设诗歌课程，给孩子们拍各种各样的照片。在一张学生雕塑照片的配文里，他赞叹道：“如果教育条件好一些，他们也可以成为中国的米开朗基罗。”
“说到底，我不是一个埋头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混吃等死的人。我愿意关注公共事务，并且相信个人力量可以推动社会进步。而互联网这个工具，可以帮助我实现这个愿望。”他说。
这会是最后一次。心力交瘁。
耗不起
但这一次的微博打假，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并不像想象得那么强大。突然间，很多事情失控了。
恐吓的私信越来越多，恐吓者甚至声称，已经入侵了他的手机，掌握了“花总”的所有隐私。还有人假冒记者联系他，套问他的住址与电话。那天晚上，他正在广州最奢华的酒店和朋友聊天，看到威胁私信后心神不宁，连夜赶回了深圳。那晚，他一直在给安全专家和新浪的管理人员打电话，核查黑客的来源。甚至和在香港的一位知名黑客聊了两个小时，分析对手的招数。
后来，所谓的“黑客”被证明只是利用了新浪之前被盗用的一批账号，但他突然间意识到，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很多事情“已经失控了”。
没过多久，他又得到消息，对手在周末悄悄飞赴上海，扬言要通过警方抓捕他。6月8日，欧阳坤从虹口某派出所拿到了一张报案回执，这天是周五。双休日之后，对手给新浪发去了警方的立案决定书和协助调查函，以“花总”涉嫌敲诈勒索为名，要求新浪提供后者的个人信息。
这个吊诡的立案决定令很多法律界人士都感到费解，“花总”认为危险正在逼近。
6月中旬，他从上海飞赴南宁，买了一张去越南河内的国际联运火车票，同时在微博上向网友宣布：我跑路了。“我害怕。”他承认道，“我害怕的不是欧阳坤，而是藏在他背后的那些东西。”
原本，“花总”并没想过要避难。他甚至找了一家安保公司，为自己聘请了几天的私人保镖。但和一个朋友的电话，让他改变了决定。
电话是微博上的另一个草根名人王小山打来的。因为长期在微博上质疑蒙牛公司，王小山也听说有人要把他“跨省”带到内蒙古，他赶紧跟几个朋友借了点路费，直飞香港。作为同病相怜的朋友，他劝诫“花总”：“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出去躲躲吧。”
经过一夜折腾，“花总”终于顺利出境，站在了越南首都河内的街头。“当时是早晨，不到入住时间。我只好先去街上溜达，结果就撞见了一场本地人的葬礼。”这让这个逃难者感到十分沮丧。
在越南的那些天，他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怎么见人。有当地的微博粉丝知道他在越南，想带他出去玩，但是他“出于安全考虑”，没有接受邀请。
6月18日那天，他来了点兴致，出门吃饭。但吃着河粉，看着异国他乡的街头人来人往，却找不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他“突然间感到一阵悲凉”。
河粉没吃完，他就回到了酒店，开始总结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这天晚上，他在贴出的一篇名为《黄粱一梦三十天》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一个平日里洋洋自得、左右逢源的‘精英’，一个以冷眼旁观为乐的玩世不恭者，居然也有‘上访’的一天。抛开那些平日辛苦累积下的关系与资源，我还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我没有这些，是否会一无所有、寸步难行？这么多年，我是否只学到了这样的中国式生存？这一刻我感到了绝望。”
的确，在经营多年之后，“花总”说自己的交际圈里，还是有一些官员或者实权部门的朋友，但这些人里，知道他就是“花总”的人，几乎没有。他害怕暴露自己的身份，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不向这些朋友求援。
“没有人会喜欢和一个随时会在微博上爆料的人交朋友。”这个担任过某上市公司公共事务总监，深谙官场潜规则的年轻人说。
玩微博这么长时间以来，“花总”看过了很多在微博上维权却碰得头破血流的网友。以前，他会嘲笑这些人“不够专业”，他甚至觉得，“如果是我来做，一定会做得更好”。
但现在，他终于意识到这样的想法很可笑。“我有比一般人强得多的丰富传播经验，有这么多媒体的协助，却还无力自救。但现在我可以理解他们。”“在这个熟人社会里，只要没有人替你说话，现实的东西就能磨死你。即使你赤膊上阵，面对那个强大的你触不到边界的妖怪，我不是孙悟空，只是砧板上的鱼肉。”
在越南呆了一周后，他还是决定回国，继续这场已经没有退路的战斗。但他说，自己还是很后悔，卷入了这样一场纷争里。“不小心入戏太深。如果重新开始，我就不会再选择这样的方式。也许就到调侃为止。无非就是内心不爽，其实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会是最后一次。心力交瘁。耗不起。”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文|林天宏 赵家鹏 原载于《人物杂志》 2012-7月
“花总”先生这段时间很落魄。
他不敢用自己的身份证，只能暂住在用朋友身份证登记的酒店里，还要担心随时可能遭遇的警察查房。自家公司的那摊生意全部暂停，出门吃饭的时候，还时不时地留意一下身后，担心有人盯梢。
鼻梁上架着一副擦得一尘不染的无框眼镜，与白皙面庞上横过的浓眉相映，说起话来声音压低在40分贝内，如果不是随身的3部手机偶尔惊响，你很难将坐在对面的这个精神不振、像是打了场败战的男人，与微博上那个大红大紫的“花总”联系到一起。
在接受《人物》采访的时候，他刚刚从越南回到上海不久。在河内，他整整呆了一个星期。不过，这不是出差或者旅游，而是“避难”。
“避难”的缘起，来自2012年5月，“花总”开始在微博上质疑一个名为“世界奢侈品协会”的组织以及它的注册者欧阳坤，称其为“山寨公司”与“骗子”。那条在花总看来只是“调侃”的微博一周之后遭到了对手的反击。一个多月来，双方缠斗不休，“花总”甚至收到了威胁人身安全的恐吓短信，以及种种盘外招数，这让他感到不厌其烦。
“我从没想到自己会混到这种境地。”他苦笑着说。
我有一种善于制造热点的特质
在今年5月之前，“花总”的生活完全可以用“意气风发”来形容。
在这场战斗之前，他是上海某移动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带领着团队开发一款股票类手机APP软件，在同类软件中口碑不错。作为“逼范儿”，他成日出入这个城市里的各个高档场所，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在微博上，他也坐拥7万多粉丝，一呼百应。
他在微博上的声名鹊起，从去年开始。当时，这个刚刚开始玩微博的哥们，注册了一个名为“花果山总书记”的账号，开始鉴表。
他在微博上搜寻各级官员出席活动时佩戴手表的图片，并向网友公布疑似名表的款式和价格。在大陆政务微博勃兴的元年，这个给官员鉴表的草根微博，引发许多媒体的关注与报道。在连续鉴定了94名官员的疑似名表后，他开始逐渐被网友视作“反腐斗士”。2011年，国外一家名为Ethisphere的智库，还将“花果山总书记”选入“年度商业伦理最具影响力100人”。
鉴表最后的日子，他看到各式的表，会产生呕吐感。那时，他所在的公司“正处在快速成长期”，发微博却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这让他对现实生活产生了焦虑，但硬币的另一面是，正从这时开始，他对微博传播的思考，越发深入。
不久后，“花果山总书记”在各大微博上突然消失，他又重新注册了新账号“花总丢了金箍棒”，再度现身微博。
新账号“花总丢了金箍棒”开通后，他决定用微博做一个传播实验。
“我想验证两样东西，第一，微博传播到底怎么回事，我通过所扮演的角色，与网民的互动去观察大家的行为和习惯；第二，我也在‘办媒体’，我每天都在看后台数据，学会打造经营一个新媒体。”
实验开始后，他需要重新找到一个能够成为公共热点的题材，吸引关注。他想到了2011年，曾在旧账号上撰写的一篇名为《怎样在微博扮上流社会》的文章。此后，他开始延续这篇文章的体例，撰写各行各业的《装逼指南》。他告诉我，这是一系列如同好莱坞剧本般精心设计过的文章。
这一系列“装逼指南”，语言风趣幽默，又不乏犀利，在微博上转发动辄成百上千。《装逼指南》后来改名为《装腔指南》，被他做成了手机APP，放到了苹果市场，截至目前，已经达到32万装机量，比他公司开发的证券APP用户还多，广告收入每月预期数万。
“我有一种善于制造热点的特质。”他对自己的传播能力深信不疑，实验的结果似乎也证实着这一点，他的粉丝也水涨船高，接近8万，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增加四五千。
我不清楚对方的底牌
如果不是偶然间看到那份名为“全球奢侈品牌100强”的榜单，也许现在，“花总”依旧一边忙活着自己的生意，一边在微博上优哉游哉地写着“装腔指南”。
今年五一假期，正在家中写新指南的“花总”，偶然看到一份名为“全球奢侈品牌100强”的榜单，其中包括了某些二线与闻所未闻的品牌，他隐隐感觉有些不对，于是按图索骥，找到了发布榜单的世界奢侈品协会官网。通过查询国际顶级域名数据库，他发现这个自称总部在美国的国际性非营利组织，域名注册者是一个叫欧阳坤的中国人，总部官网的HTML源码中亦出现了中文字符。
5月15日，“花总”将这一发现贴到了微博上。他的本意只是调侃。但不曾想到的是，8天后，“花总”突然收到了突如其来的恐吓私信。这是一个叫“东北追债兄弟连”的陌生ID发来的，警告他“不要断人财路”，否则“给你一刀”。
这是他在微博上第一次遭遇恐吓，“花总”难以窥知恐吓背后的内幕，按照他的说法，“被7万粉丝围观的自尊心驱使下”，他在微博上公布了恐吓信息。“我是刺猬型人格。”他解释道，“不主动攻击，但浑身是刺，三触即high。更何况，我还有7万多粉丝呢，要是退缩，多没面子。”
微博粉丝热烈地转发与评论，迅速将此事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消息灵通的媒体将话筒伸到了“花总”面前，好奇心引发的“质疑”由此演变成了一场愈演愈烈的微博打假。
刚刚受到网络匿名威胁时，曾想过利用社会资源迅速摆平这件事，一度甚至想把讨伐世奢会的檄文发到30万《装腔指南》的客户端上。
但他最终忍住了。不明来由的威胁，反而激发了他的斗争积极性。“我想知道，用一个普通人的渠道斗争，将会遇到什么困难？有没有可能用关系和人脉以外的资源解决这件事？”
此后半个多月，事态不断升级。他在微博上公布威胁信息，搜罗行业知识分析对方的漏洞，跑到北京寻找各个相关部门投诉，并寻求媒体援助。
媒体蜂拥而至，最多的时候，他一天内同时接受4家媒体的采访，相关的报道也陆续刊发。
由于媒体随后的介入，更多的疑点一一浮出水面，“世奢会”开始变得面目可疑。比如，“世奢会”声称是美国注册的非营利组织，实际是不折不扣的注册商业机构；声称与众多奢侈品牌有合作，但一众奢侈品牌却并不承认与其有任何合作关系；前员工爆料称协会发布的各种权威奢侈品消费数据是员工在网上扒资料制作而成的。就连欧阳坤本人学历也被曝有造假嫌疑，他以前当演员、开影视培训学校的经历也都被一一曝光。
“其实他（欧阳坤）是一个演员。”“花总”语带双关地评论。
不过，除媒体曝光外，其他的投诉方式，都如同打在空气上，没有激起任何反响。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不愿意多谈和那些政府部门交涉的细节。但他说，在北京时，看到某大院门前，聚集着许多眼神落寞的访民，忽然感觉心中某些东西陷入了冰封。后来，他在微博上写道：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四处求告的上访者，这一刻感到了绝望。
恐惧在随后达到顶峰。
除了收到各种恐吓私信外，2012年6月12日，欧阳坤还在微博上贴出了一张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就其报案“花总”敲诈勒索的立案决定书。次日，有记者确认了这个决定书的真实性。
“以前我觉得，坐拥7万多粉丝，又有专业技能，单纯地靠微博和我的社会经验，可以摆平这个事，但现在我发现不是。我不清楚对方的底牌，有许多未知的事情让我感到不安。”这一回，“花总”说，自己就像一只孤独地站在花果山上的猴子，被一望无际的海水包围，他感到束手无策。
我不是一个埋头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混吃等死的人。
猴子一直是“花总”最喜欢的动物。这来源于一本他大学时候最喜欢的网络小说《悟空传》。时至今日，他依然能背出小说里孙悟空的经典台词：“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要这众生，都明白我意，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
1978年，“花总”出生在闽北的一座小县城里。这批在70年代尾巴上出生的年轻人，是大陆第一波会手握鼠标、用网景浏览器逛BBS的网民，他便是其中之一。
1998年春天，读大二的“花总”经历了人生中第一场大事件。这年，同窗H突发恶性肿瘤，危在旦夕。H家在闽西山区，家境贫寒，无力负担治疗费用。危急时刻，“花总”等人拿着中文系一位名教授撰写的求助信，冲进福建电信数据通信局，被打动的管理员二话没说，在BBS上发出了求援帖。
由于预先知会了媒体，这一事件在线上与线下同时传播开来。后来，人们将之视为大陆互联网历史上最早的网络求援经典案例之一。在当时单纯的网络氛围中，求援获得了良好的效果，H最终得到救治，脱离险境。
这个年轻人第一次见识到了这个由通讯协议构筑的虚拟世界的魔力。
此后，“花总”开始逃课上网。往往教室前门刚点完名，他便从后门溜去了网吧。网吧在当时还是新鲜事物，收费昂贵，一小时上网费约人民币20元。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1999年国庆节，他用两个小时掌握了HTML语言，开始在记事本上逐行写代码，做出了第一个网站。这是一个年级文学刊物的同名网站，整个网站不用一张图片，源文件干净、整洁，页面分类清晰，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典型洁癖患者做出的网站。
“花总”第二次被网民认识，是在2007年，他办了一个颇有名气的支教博客。
那时，这个年轻人已经离开福州，北上上海，到一家著名的公关公司上班。很快，他成为了上海滩同行里最高产的方案写手，以及崭露头角的政府事务专家，开始在媒体上撰写评论中美立法事务与政治游说的专栏—不过，在做了上百个案子、游走了几家公司后，他突然感到了疲倦，开始怀疑这个行业。
2007年初，“花总”踏上了飞往西南的航班。飞机降落到重庆，搭出租车南行，进入一个川滇黔交界的山坳里。这里有600个孩子和十来个乡村教师等待着他，准备迎接他们的新老师。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个来支教的新老师为什么一直双手颤抖。因为上山的摩托就沿着悬崖边开，他紧紧抓着扶手不放，紧张过度。
这年3月16日，“花总”开通了一个支教博客。这时，IT工程师杰克多西写下“人们可以通过140个字符来改变世界”不过一个月，还要再过一个月他才能担任Twitter的CEO。中文网络上，微博尚未诞生，博客是人们分享见解和了解世界的首选方式。
按照他的说法，支教博客的设立，也是为了让外界了解这所学校。“花总”开始在上面撰写支教日记、同时募集捐助款项。一天之后，他收到了第一笔捐赠，来自浙江丽水的一笔400元汇款。更多的捐款随后而至，捐款名单里甚至有许多名人。
他激动地让孩子们在操场上组队摆成心的形状，感谢网友。他开始给孩子们开设诗歌课程，给孩子们拍各种各样的照片。在一张学生雕塑照片的配文里，他赞叹道：“如果教育条件好一些，他们也可以成为中国的米开朗基罗。”
“说到底，我不是一个埋头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混吃等死的人。我愿意关注公共事务，并且相信个人力量可以推动社会进步。而互联网这个工具，可以帮助我实现这个愿望。”他说。
这会是最后一次。心力交瘁。
耗不起
但这一次的微博打假，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并不像想象得那么强大。突然间，很多事情失控了。
恐吓的私信越来越多，恐吓者甚至声称，已经入侵了他的手机，掌握了“花总”的所有隐私。还有人假冒记者联系他，套问他的住址与电话。那天晚上，他正在广州最奢华的酒店和朋友聊天，看到威胁私信后心神不宁，连夜赶回了深圳。那晚，他一直在给安全专家和新浪的管理人员打电话，核查黑客的来源。甚至和在香港的一位知名黑客聊了两个小时，分析对手的招数。
后来，所谓的“黑客”被证明只是利用了新浪之前被盗用的一批账号，但他突然间意识到，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很多事情“已经失控了”。
没过多久，他又得到消息，对手在周末悄悄飞赴上海，扬言要通过警方抓捕他。6月8日，欧阳坤从虹口某派出所拿到了一张报案回执，这天是周五。双休日之后，对手给新浪发去了警方的立案决定书和协助调查函，以“花总”涉嫌敲诈勒索为名，要求新浪提供后者的个人信息。
这个吊诡的立案决定令很多法律界人士都感到费解，“花总”认为危险正在逼近。
6月中旬，他从上海飞赴南宁，买了一张去越南河内的国际联运火车票，同时在微博上向网友宣布：我跑路了。“我害怕。”他承认道，“我害怕的不是欧阳坤，而是藏在他背后的那些东西。”
原本，“花总”并没想过要避难。他甚至找了一家安保公司，为自己聘请了几天的私人保镖。但和一个朋友的电话，让他改变了决定。
电话是微博上的另一个草根名人王小山打来的。因为长期在微博上质疑蒙牛公司，王小山也听说有人要把他“跨省”带到内蒙古，他赶紧跟几个朋友借了点路费，直飞香港。作为同病相怜的朋友，他劝诫“花总”：“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出去躲躲吧。”
经过一夜折腾，“花总”终于顺利出境，站在了越南首都河内的街头。“当时是早晨，不到入住时间。我只好先去街上溜达，结果就撞见了一场本地人的葬礼。”这让这个逃难者感到十分沮丧。
在越南的那些天，他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怎么见人。有当地的微博粉丝知道他在越南，想带他出去玩，但是他“出于安全考虑”，没有接受邀请。
6月18日那天，他来了点兴致，出门吃饭。但吃着河粉，看着异国他乡的街头人来人往，却找不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他“突然间感到一阵悲凉”。
河粉没吃完，他就回到了酒店，开始总结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这天晚上，他在贴出的一篇名为《黄粱一梦三十天》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一个平日里洋洋自得、左右逢源的‘精英’，一个以冷眼旁观为乐的玩世不恭者，居然也有‘上访’的一天。抛开那些平日辛苦累积下的关系与资源，我还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我没有这些，是否会一无所有、寸步难行？这么多年，我是否只学到了这样的中国式生存？这一刻我感到了绝望。”
的确，在经营多年之后，“花总”说自己的交际圈里，还是有一些官员或者实权部门的朋友，但这些人里，知道他就是“花总”的人，几乎没有。他害怕暴露自己的身份，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不向这些朋友求援。
“没有人会喜欢和一个随时会在微博上爆料的人交朋友。”这个担任过某上市公司公共事务总监，深谙官场潜规则的年轻人说。
玩微博这么长时间以来，“花总”看过了很多在微博上维权却碰得头破血流的网友。以前，他会嘲笑这些人“不够专业”，他甚至觉得，“如果是我来做，一定会做得更好”。
但现在，他终于意识到这样的想法很可笑。“我有比一般人强得多的丰富传播经验，有这么多媒体的协助，却还无力自救。但现在我可以理解他们。”“在这个熟人社会里，只要没有人替你说话，现实的东西就能磨死你。即使你赤膊上阵，面对那个强大的你触不到边界的妖怪，我不是孙悟空，只是砧板上的鱼肉。”
在越南呆了一周后，他还是决定回国，继续这场已经没有退路的战斗。但他说，自己还是很后悔，卷入了这样一场纷争里。“不小心入戏太深。如果重新开始，我就不会再选择这样的方式。也许就到调侃为止。无非就是内心不爽，其实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会是最后一次。心力交瘁。耗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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