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15日 星期日

三月学运后续-野百合同学会

后续[编辑]

陈信行的自我批评[编辑]

2004年6月,曾任三月学运广场总指挥之一的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专任助理教授陈信行总评:“三月学运至今(2004年)的岁月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与基本人权等戒严时代民主运动的核心面向上,矛盾大致到了一个歇息点。虽然仍有各种国家侵犯人权的案例、甚至制度性的压迫(如对于在台的外劳、新移民、‘偷渡客’、对于刑事嫌犯等),却并未发展为全社会规模的抗议。政治制度的改造,成就了一个各主要党派及有力人士可以(以他们自己的标准来说)大致公平地互相竞逐权力的场域;但是选举往往成为不择手段的权位豪赌,而鲜少有关于政策、观点与愿景的竞争。‘人权’、‘民主’等口号,如野百合的象征一样,纷纷被剥夺了当年运动时活生生而丰富的意义,成为平板的、巩固现存体制的概念。”[2]

李登辉回忆三月学运[编辑]

2007年12月8日下午,李登辉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和青年座谈时,提到在他总统任内发生的三月学运:“那个时候很认真在中正纪念堂参与学生运动,这些人现在有没有讲民主化,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3]

野百合同学会[编辑]

2008年1月6日13时30分,曾经参加三月学运的16位学者带领数目不明的年轻学生重返中正纪念堂广场,召开“野百合同学会”[4],发起“向民进党讨回党产,把历史还给人民”行动,宣称要寻回三月学运的精神。[5] 他们公开批评,民进党不仅强烈扭曲与筛选台湾民主化历史,更意图把台湾民主化历史变成该党的“党产”(即意图让民众误以为“台湾民主化,完全是民进党的功劳”),所以他们要向该党“讨回党产”;这个“党产”是台湾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也是被政党剥削的财产。
“野百合同学会”发起人之一的芦荻社区大学主任李易昆批评:“‘野百合’是学生们自发、草根性的社运,什么时候变成民进党的了?”他说:“我当时在广场被启蒙。民进党以此方式收割,是强暴历史。”
“野百合同学会”联络人何东洪辅仁大学心理学系助理教授)是三月学运决策小组成员之一。他批评,民进党“改造”中正纪念堂,只是为了该党的政治目的;当年参加三月学运的人,“那些藉学生运动爬到统治阶级接班位置的前学运份子,他们高居庙堂,早已把野百合搞成烂百合;而我们依旧是保有野性、自主、生命力强的野百合!”他又批评,民进党以野百合作为台湾民主纪念馆象征,是非常讽刺的事情:“元旦(2008年1月1日)我们看到台湾民主纪念馆广场上巨型布幔上的台湾百合,想着:‘那不是我们的野百合。我们的百合是自主、草根的社会运动,这些不该被民进党据为己有。’”他批评,在民进党的政治动员下,野百合被民进党偷挂在蒋介石铜像前的大斜坡上并衬上绿底,这是对三月学运历史剩余价值的终极消费,“学生自发反威权的精神也被染绿,收归为民进党党产。”他又批评,在台湾民主纪念馆内,只将二战后的台湾民主运动书写成“民进党版”的党外运动,见不到孕育三月学运基底的1980年代台湾社运轨迹,过去各类型的台湾社运历史更惨遭全盘抹杀;而且,“民进党胆敢以达悟族人的独木舟风筝,作为追求‘自由之风’的象征;试问:他们执政后,是怎么对待原住民呢?”他依此批评,民进党与国民党的统治,本质并没有不同,这两个大党都是两个并存的统治阶级。他也批评,国民党从威权体制一路走来,直到政权被民进党取代,都没有真正思考与检讨,“看现在的民主纪念馆就很清楚,民众还是夹在两大政党机器中、被挤压。”“国民党偷人民的钱,民进党偷人民的历史,两者都是不当党产,人民都要讨回来!”
台湾电影最遥远的距离》导演林靖杰也是三月学运成员,他讽刺:“野百合变成(民进党)政权消费的符号。”他批评,有些三月学运成员成为政治明星,在民进党执政以后都做了高官,却忘了三月学运的初衷。
范云表示,三月学运参加者召开野百合同学会,“这个行动可提供反思的空间”。她同时质疑,台湾民主纪念馆的改造过程“是否有聆听人民的声音”。她说:“当威权的历史仍在档案残败的黑暗角落等待被我们认识时,一纸合法行政程序的改造只会沦为粗暴的记忆谋杀。当威权历史的真相仍未厘清时,如何进行空间改造?”“以民主之名的纪念空间改造,不可能以非民主的过程完成;而记忆的民主,更不可能是多数决的投票,它需要来回面对真相、理解的互动过程。”[6]
板桥社区大学专员黄泰山表示,他曾参与学运,但对于野百合同学会,“老实讲,我没大大感觉,因为三月学运并不伟大,随便找个社运基层群众都比学运份子牺牲得多。”“民进党早期选举几乎不需花钱,因为很多群众捐款、放下工作当义工。……他们都很纯朴,透过在运动中自我牺牲得到生命价值,很多人为此三餐不继、妻离子散、晚景凄凉。后来民进党跟街头运动划清界限,他们却还沉溺在那种激烈氛围中;看到民进党执政后吃香喝辣、没走过街头的政客接收了他们努力的成果,(他们)就很失落,觉得被骗,甚至有深绿的朋友恨民进党甚于恨国民党。”“我不认为民进党有骗过群众,是群众会错意,因为:民进党只想建立新的现代化国家,从没说过要照顾底层群众。”[7]

相关的史料与研究书目[编辑]

(按照作者姓氏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 邓丕云,1993,八零年代台湾学生运动史。台湾研究基金会企划。台北:前卫出版社。
  • 范云编,1993,新生代的自我追寻。台北:前卫出版社。
  • 何金山、官鸿志、张丽伽、郭承启合著,1990,台北学运 1990.3.16 - 3.22。台北:时报文化
  • 何荣幸,2001,学运世代:众生喧哗的十年。台北:时报文化。
  • 林美挪编,1990,愤怒的野百合:三一六中正堂学生静坐记实。台北:前卫出版社。
  • 孟繁忠,1991,台湾地区解严后学生运动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学警政研究所硕士论文。
  • Tang, Yung-yi. 1996. Evaluating Media Performanc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aiwanese Press Coverage of the Wild Lily Movement. Ph.D. dis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参考书目[编辑]

(按照作者姓氏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 不着撰人,nd,1990年代:野百合学生运动 [online]。台南:国立成功大学。[引用于 2004年10月30日]。万维网网址:[1]
  • 陈福当,nd,三月学运,见学习加油站 [online]。台北:中华民国教育部。[引用于 2004年10月30日]。万维网网址:[2]
  • 林美挪编,1990,愤怒的野百合:三一六中正堂学生静坐记实。台北:前卫出版社。
  • 王振寰,1990,学生运动与政治,见林美挪编,愤怒的野百合:三一六中正堂学生静坐记实,页272-75。台北:前卫出版社。
  • 庄智,2002,《学运世代:众声喧哗的十年》 [online]。台北:光华杂志。[引用于 2004年10月31日]。万维网网址:[3]

注释[编辑]

  1. ^ 李鸿典,<戒严幽灵续顽抗>漫长抗争换来民主新台湾新闻周刊, 2007/07/19
  2. ^ 陈信行,《我的野百合——一个1990年三月学运参与者的自我批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54期(2004年6月号)第253至276页。
  3. ^ 黄瑞弘 台北2007年12月8日电,〈李登辉:经济搞不好 我们选错人受惩罚〉,中央社2007年12月8日。
  4. ^ 20080106 野百合同学会、重返中正庙
  5. ^ 相关文章详见《苦劳网》:《200801野百合?烂百合?》的文章
  6. ^ 林庭瑶 台北报道,《范云:谋杀记忆 未厘清真相》,中国时报,2008年1月7日。
  7. ^ 黄泰山,〈挺绿挺到家破人亡〉,苹果日报 (台湾),2008年1月12日

相关条目[编辑]

外部链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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