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隱藏] |
背景 [編輯]
1924年5月31日蘇聯同北洋政府簽訂《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協定規定廢除帝俄時代與中國簽定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取消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取消中東鐵路除商務外的一切特權等等。蘇聯在協定中表示承認外蒙是中國的一部分，尊重中國對外蒙的主權，並答應從外蒙撤軍。中蘇從此正式建交。
1924年11月26日，外蒙古政府宣布廢除君主立憲制度，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
1924年10月21日，馮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收受張作霖賄賂軍費300萬圓，接着又收「奉幣」1200萬圓作為倒戈費，馮以120萬轉收買胡景翼，然後發動「北京兵變」，軟禁曹錕，逐溥儀出故宮，懸賞緝拿吳佩孚，成立「國民軍」，並歡迎孫中山北上。然而馮軍只有不足4萬兵力，北臨張作霖違諾入關，南面吳佩孚反擊逼近北京，不得不採取張作霖意見，聯合皖系，讓已經無軍又無勢的段祺瑞重新出山，就任「臨時執政」。
1925年5月18日，斯大林親自下令：「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已分化成革命的和妥協的兩派」，「揭露民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和不徹底性，並與帝國主義作堅決的奮鬥。」6月25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68號記錄》關於中國問題的指令是：「務必推進以抵制、局部罷工和總罷工，而特別是鐵路總罷工的形式進行的革命運動，不要害怕危機加劇。」斯大林還有令：「把中國農民捲入革命愈迅速愈徹底，中國反帝國主義的戰線愈有力愈強大。」
1925年9月23、28日，俄共（布）中央確定送給馮玉祥部國民一軍價值3486596盧布的軍火，飛機10架；國民二軍價值701789盧布軍火，飛機10架；國民三軍3082795盧布的軍火；另調撥價值741000盧布的毒氣彈供馮調撥使用，甚至許諾給馮2000萬盧布的外匯。12月3日，斯大林在俄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布置：北京新中央政府應由馮玉祥及溫和派組成，建立純國民黨政府則不可能。
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馮玉祥國民軍得到步槍55857支，子彈約5800萬發，大炮48，山炮12門，手榴彈1萬多枚，配帶子彈的機槍230挺，迫擊炮l8門以及藥品等等。
1925年3月17日，蘇俄駐華大使加拉罕加入駐北京外交團，並出任該團領袖。
1925年11月22日，奉系將領郭松齡在馮玉祥的支持下，在直隸灤州發動兵變，將所部改稱東北國民軍，回師關外，直逼瀋陽。12月24日郭松齡兵敗被俘，次日張作霖下令將其殺害，然後率令奉軍南下入關，挺進京津。
起因 [編輯]
1926年3月12日，馮玉祥國民軍與奉軍作戰期間，兩艘日本軍艦護衛奉系軍艦進入大沽口，並炮擊國民軍，守軍死傷十餘名。國民軍開炮自衛還擊，將日本軍艦逐出大沽口。事後，日本認為國民軍破壞了《辛丑條約》，與英、美、法、意、荷、比、西等7國公使，於16日以公使團名義向北京政府發出「最後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國防設施的要求，並限令48小時內答覆，否則以武力解決。同時各國派軍艦雲集大沽口，用武力威脅北洋政府。
經過 [編輯]
1926年年3月16日，北洋政府外務部接到列強外交團之「最後通牒」後，經緊急磋商即於當日午夜答覆，稱「最後通牒」的內容「超越《辛丑條約》之範圍」，所以「不能認為適當」。因為按《辛丑條約》，只有大沽口至北京一線的炮台應予以一律削平，卻並沒有相關條文對水道進行規定。公使團對此並未作答辯。
3月16、17日，在北京的國共兩黨開會，徐謙以國民黨執行委員會代表的身份同李大釗領導的中共北方區委決定組織各學校和群眾團體在天安門集會。組織者隨即率領群眾衝擊國務院，作為守門的衛兵，馮玉祥的國民軍沒有開門。憤怒的群眾遂有團圍、翻牆抓人等舉動，受到衛兵阻攔，因此雙方發生了口角，相持了五、六小時，人群直到很晚方才散去。當夜，總指揮韓麟符向李大釗彙報群眾情況，李「即表示同國民軍的士兵不要搞得太僵，我們還是要爭取國民軍的」。
3月18日上午10時，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北京市黨部，中共北方區委、北京市委，北京總工會，學生聯合會等團體於80多所學校共約5000多人在天安門舉行「反對八國最後通牒的國民大會」即是「318」抗議大會，號稱十萬人抗議大會。廣場北面臨時搭建的主席台上懸掛着孫中山先生的遺像和他撰寫的對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台前橫幅上寫着「北京各界堅決反對八國最後通牒示威大會」。
中共北方區委的領導李大釗、趙世炎、陳喬年參加大會，大會主席、中俄大學校長徐謙發表慷慨激昂的講話，大會決議：「通電全國一致反對八國通牒，驅逐八國公使，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撤退外國軍艦，電告國民軍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而戰。」最後大會一共通過了八條決議。組織者又一次要求與會者去國務院示威。群眾不願意去，害怕被鎮壓。李大釗登台高呼：「大家不要害怕，他們不敢把我們怎麼樣！」但與會者中僅有數百眾跟隨前往。作為參與者的李葆華（李大釗兒子）回憶說：「由於前一天曾發生過流血事件，我們特意做了準備。每人做遊行示威的小旗時，都挑選了較粗的棍子當『旗杆』，用以自衛。」
大會結束後，遊行隊伍由李大釗率領，按預定路線，從天安門出發，經東長安街、東單牌樓、米市大街、東四牌樓，最後進入鐵獅子胡同（今張自忠路）東口，在段祺瑞執政府（今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門前廣場請願。示威群眾公推代表去向衛士長交涉，要求開門放隊伍進去，並請段祺瑞和國務總理賈德耀出來見面。在執政府內開會的總理賈德耀等人知難而退，從側門離開。而事件發生時段祺瑞並不在執政府。牆裡頭最先打響了三槍。有記者披露，示威者有人執帶鐵釘的棍子並搶士兵的槍，《臨時執政令》則稱遊行者「闖襲國務院，撥灌大油，拋擲炸彈，手槍木棍，叢擊軍警。各軍警因正當防衛，以致互有死傷。」當場死亡47人、傷200多人，包括兩名便衣警察、一名衛兵在內。死者中為人們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劉和珍，李大釗和陳喬年也負傷。後來軍警在清理現場時，竟然將死者財物盡行掠去，甚至連衣服也全部剝光。
北京的防衛是由馮玉祥手下五虎將之一的鹿鍾麟的軍隊主要負責。
結果 [編輯]
有不可靠的說法稱段祺瑞在知道政府衛隊打死徒手請願的學生之後，隨即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並從此終生食素，以示懺悔[1]。但是段政府稱示威學生為「暴徒」[2]。段祺瑞長跪不起不合常理，且前文稱段祺瑞悼念遇難學生的史料有明顯謬誤（這段回憶中「三一八」慘案發生的時間與公認的發生時間不符）。有回憶者稱段祺瑞在三一八之後在家中也吃葷，在其他場合吃素只是與信佛有關。[3]前文稱段下跪食素的說法來自於網絡論壇。 3月18日當日，段祺瑞及北京國務院通電謂本日慘案乃徐謙等鼓動所致，令通緝徐謙、李大釗、李石曾、易培基、顧孟餘五人。朱家驊、蔣夢麟、魯迅等幾十人也上了黑名單。李大釗、徐謙、魯迅等人被迫轉移，國共兩黨的領導機關則遷入蘇聯使館。
3月19日各地輿論紛紛譴責國務院門口屠殺。3月20日，賈德耀內閣對三一八慘案引咎辭職，段祺瑞亦下令撫卹。3月20日同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段祺瑞屠殺人民告全國民眾書》，號召「全國商人、學生、工人、農民、兵士，應急起聯合起來，不分黨派，一致奮鬥，發動一個比『五卅』運動更偉大的運動，以雪最後通牒之恥」。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亡靈們舉行「三·一八死難烈士追悼大會」。魯迅題寫輓聯：「死了倒也罷了，活着又怎麼做。」後又就此慘案連續寫了七篇檄文。由劉半農作詞、趙元任譜曲的哀歌唱遍京城。
強大的民意壓力迫使段祺瑞政府召集非常會議，通過了屠殺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京師地方檢察廳對慘案進行了調查取證並正式認定：「此次集會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侵害之行為，而衛隊官兵遽行槍斃死傷多人，實有觸犯刑律第311條之重大嫌疑。」
1926年4月9日，鹿鍾麟率國民軍以段祺瑞暗通奉係為罪名包圍國務院，段祺瑞逃入東交民巷法國使館，執政府倒台。4月17日奉軍佔領北京。奉軍進京後查封《京報》館和一批報刊，邵飄萍於4月26日清晨被秘密處決。張學良逮捕了共產黨員郭隆真，然後派奉軍闖進北大、女師大、中俄大學等，大肆查禁書刊，搜捕反對人士。
影響 [編輯]
《泰晤士報》稱這次事件是「獸性」的「驚人慘案」。魯迅稱這一天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中國知識分子和媒體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社會良知，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蔣夢麟、王世傑、聞一多、梁啟超、許士廉、高一涵、楊振聲、凌叔華等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語絲》、《國民新報》、《世界日報》、《清華周刊》、《晨報》、《現代評論》等加入譴責暴行的行列。邵飄萍主持的《京報》，大篇幅地連續發表消息和評論，廣泛而深入地報導慘案真相，《京報副刊》也發表有關文章。
三一八慘案究竟是誰下令開的搶，至今仍眾說紛紜，一般認為是段祺瑞，但無實據。傅斯年說是鹿鍾麟，傅斯年在昆明對鹿鐘麟說：「從前我們是朋友，可是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沉默嗎？」還有人指出是總理賈德耀。北京的防衛是由馮玉祥手下五虎將之一的鹿鍾麟的軍隊主要負責。
紀念 [編輯]
在北京圓明園西南面「九洲清宴」遺址，有一座「三·一八」烈士墓，這座墓園佔地約100平方米，正中修築一米多高的石砌圓形台基，台基上豎起通高九米六面體大理石墓碑。墓碑正南面鐫刻着「三·一八烈士紀念碑」幾個大字。從正南面開始，自右而左，鐫刻北平市長何其鞏所寫的《三·一八烈士墓表》和39位烈士的姓名、年齡、籍貫、所在單位和職業等。墓碑四周有28位烈士的墳塋，其餘烈士葬於別處。這處烈士墓是在「三·一八」慘案3周年時建成的，當時北平市近萬人參加了隆重的烈士公葬典禮。
在「三·一八烈士公墓」的東北角，有一座三公尺高的三棱形石質墓碑。這就是「三·一八慘案江禹烈、劉葆彝、陳燮烈士紀念碑」。這三位烈士生前都是北京工業大學的學生。北京工業大學師生在1926年3月21日舉行了祭奠儀式，28日舉行了追悼大會和紀念碑奠基禮。這座紀念碑建立在西城區端王府夾道的工業大學校園。三棱形的紀念碑上，三面分別刻有「三·一八慘案江禹烈／劉葆彝／陳燮烈士紀念碑」。六角形的碑座上刻有烈士的生平。1970年代，工業大學早已遷走，當地因施工建設而將紀念碑遷到現址。
在西城區新文化街45號的魯迅中學校園內，有一座高約2米的石碑，這是1931年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師生為紀念在慘案中犧牲的該校學生劉和珍與楊德群烈士而建立的「三·一八遇難烈士劉和珍、楊德群紀念碑」。這裡曾是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校園。在校園的西跨院內，矗立着一座漢白玉紀念碑，兩層方形碑座上是方錐形的碑身，上刻「三·一八遇難烈士劉和珍楊德群紀念碑」，碑座上刻着兩位烈士的生平傳略。碑身陰面鐫刻着文天祥《正氣歌》中的名句：「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楊德群曾在國立武昌高師肄業，後轉入北京女師大，武昌高師當時也為她舉行了追悼會。
在北京西北郊北京師範大學宿舍區的樓群中，建有「三·一八殉難烈士范士融、劉和珍、楊德群紀念碑」。這是一座1985年3月建成的漢白玉方錐形紀念碑，碑座正面鐫刻着著名書法家啟功先生寫的「碧血丹心」四個字，還刻有三位烈士的生平。碑文敘述了建碑緣起。和平門外師大院內曾建有范士融紀念碑。
在北京大學西部化學南樓後面的柏林中，建有「魏士毅烈士紀念碑」。烈士犧牲一年後，燕京大學學生會建立這座方錐形的漢白玉碑，碑身正面鐫刻着「魏士毅女士紀念碑」八個大字。碑下的三層基座上，刻有「魏士毅女士紀念碑銘」。與「魏士毅烈士紀念碑」並列而立的是「三·一八遇難烈士黃克仁、李家珍、張仲超紀念碑」。1982年3月，北大團委從原北大三院（在東城區北河沿）遷移來的。碑座高三尺，碑腰高一尺，碑身高八尺，暗喻「三·一八」慘案。紀念碑為方錐形，四面分別用篆書刻寫着：「三一八遇難烈士黃君克仁／李君家珍／張君仲超紀念碑」，「中華民國十有八年五月卅日立石」。與此相對應的碑腰四面，分別刻着三位烈士的簡歷和銘文。
在清華大學內「水木清華」北面土山之陰，建有「韋傑三君死難紀念碑」。這是清華學生在1926年從圓明園遺址運來的一根大理石斷柱，人們稱之為「三·一八斷碑」。碑座上刻「韋傑三君死難紀念碑」，「該校學生會同人立」。清華同學曾將烈士遺骨安葬於清華園內，三周後移至圓明園與三·一八諸烈士合葬，於是在原墓址豎起斷碑。
在崇文區幸福大街匯文中學校園內，建有「唐耀昆、謝戡烈士紀念碑」。是從匯文中學原校址建國門船板胡同遷來的。碑身正面鐫刻着「為國死義唐謝君紀念之碑」，碑銘全文是：「舉幡伏闕，自古有之。惟義與此，匪黨匪私。何瀆於天，市朝陳屍？！捨生報國，千古同悲！」
參考文獻 [編輯]
- ^ 段祺瑞面對死者長跪不起 終身素食紀念劉和珍
- ^ 林本源. 《三一八慘案始末記》. 1926.
- ^ 王楚卿. 《段祺瑞公館見聞》. 《文史資料選輯》第四十一輯.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