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组织手册（之三）

郭保胜

（续第48期）

（四）不能有效率地分析事题与构造

在目前中国，民众与当局冲突的各类事件层出不穷，但作为人权活动家不能关注所有的事件。何种事件值得我们去聚焦和运作呢？前不久，突尼斯发生的摆摊青年因受城管凌辱自焚事件可算是很好的聚焦事件，茉莉花革命的组织者很好地利用了该事件，凝聚了民众，一鼓作气颠覆和瓦解了突尼斯的威权统治。这类事件可谓“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这类事件是可遇不可求的，需要社会矛盾积蓄到相当的程度，政府的镇压能力也疲弱到相当的程度，加上组织者有足够的群体事件组织能力，这个突发偶然的事件才可能成为彻底改变社会的契机。

但是，我们不能只是期待一次性改变社会，在民主变革彻底实现之前，我们不应该放弃每一阶段的努力，也就是要充分利用社会发生的各种事件，逐步凝聚民众，消弱权力，推动公民社会的建立。每个事件，不求过高过大的目标，只要能达到具体的目的就是胜利。这些具体的抗争事件，积少成多，阶段性发展，最终会促成整个社会的变革。如厦门PX事件、孙志刚事件、邓玉娇事件、冯正虎回家事件，以及最近南京的保护梧桐树事件等，都是很成功的社会性群体抗争案例。由于海内外的共同关注，民众广泛参与，这些案例最终都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实现了阶段性目的。

国内各种事件层出不穷，用什么样的依据和标准进行筛选，最后确定某事件值得操作呢? 一般而言，这是经验问题，个人经验或社会、国家的经验。而本手册要讲的是基于这些经验，经过理性的考量，所总结出的社会运动模式，它对于我们选择事题，合理组织民众运动有重大的意义。

2010年，在中文网络上评出来的国内十大事件是：新疆托克逊县黑奴工事件、宁夏吴忠市跨省抓捕王鹏案、上海胶州路大火、北京交通治堵新措施、辽宁抚顺天价U盘、湖北恩施公安局长腐败日记、浙江温州钱云会案、广西北海白虎头村拆迁事件、河北大学李刚门交通肇事案、湖南常德“抢尸”案。这些事件，哪些利于进行群体性事件运作，哪些不利于运作？我们要通过分析该事件的性质与构造、分析事件当中诸种因素和能量，方可判断该事件是否值得运作，能否成功，或影响力有多大。这些是活动组织者需要掌握的，但中国目前的反对派对这些尚缺少认识和操作上的训练。

（五）难以获得共同行动取向和步骤的共识

目前国内被当局视为“敌对分子”的成千上万，这些人虽然大部分被当局限制了活动范围和行为，但一批批新人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比如此次波及到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参与者绝大多数是新一代年轻人。

由于网络的兴起，关心国事的人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大家都在思考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应该如何走，如何打破目前铁板一块的局面。虽然大家都想做点事情，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培训，难以获得共同行动取向和步骤的共识。

首先，大家关注的事件太分散，不能聚焦在一两个主要点上；其次，在运作上，即使是针对同一事件，也会出现不同的认识和策略方式。如钱云会案，有的人权活动人士轻易认定是意外交通事故，其结论并被官方利用，致使消弱了对整个事件的运作，不利于扩大事件规模。再如艾未未的“河蟹宴”，参与者多以艺术调侃为目标，而前往的访民们则认为连一句“反对强拆”都没喊，对之感到不满。可见，达成共识与共同行动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由于当局打压的严密性和残酷性，也由于反对派缺乏事件组织的意识，致使在大多数群体事件中组织与策划几乎是空白，此类事件更多的是自生自灭，难以成规模有效益。为此，我们要通过学习群体性事件组织模式，来提升我们达成行动共识的意识和方法。

社会运动组织者的问题解决方案：

1.以三至四人为一组设定共同同意的事题；2.分工合作收集该题的信息，并顾及其广度深度；3.以个人的价值观评估事题及信息；4.设定长短期目标及策略行动计划及步骤；5.领受团队约定、献心会；6.争取国内外友好团体的串联、团结与支援；7.行动计划执行后的评估、检讨及庆祝。

本手册所揭示的群体事件组织模式，可以视为社会运动组织者常面临的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个模式的基本概貌：首先，欲进行群体抗争活动的活动家或当事人，3-4人为一组，讨论确定抗争事件事题（指每一次群众斗争所要达到的目的和围绕的中心），然后分工合作收集该事题的资讯，并顾及该事题的广度和深度。然后以个人的价值观来评估事题，以确定活动的行动口号及理论根据。接着要列举事题中要出现的各种人物和势力，包括正反两方面（如警察、海内外媒体等），并分析其价值观及策略（如警察会怎样对付我们，为什么要对付我们；海外媒体和NGO组织如何帮助我们，为什么要帮助我们，等等）。最关键的是分析我方策略（应对反方和展开活动的方法）、我方长远目标、我方近期目标及我方行动计划及步骤。将这些总结出来，并形成文字后，各个事题团队进行献心决志，团队达成知识、情感、意志乃至信仰的高度一致，紧接着就开始行动。在行动计划执行后，不论成败，都一定要进行评估、检讨及庆祝。

本手册所揭示的群体事件组织模式，又可分为四个模型：社会事题分析模型、理念价值观反省过程及步骤模型、策略计划模型、社会行动计划模型。

1.社会事题分析模型。此一模型解决到底做什么的问题，即如何选择有巨大意义、能够采取实际行动的事件题目。

2.理念价值观反省过程及步骤模型。此一模型解决为什么和怎样说的问题，即如何确定行动目标、口号、理论依据及长远蓝图。

3.策略计划模型。此一模型解决有什么资源的问题，也可以说解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问题，即如何清晰地把握我们的同盟者和我们的敌对力量及其各自的策略。

4.社会行动计划模型。此一模型解决如何行动的问题，即如何设定长远目标、近期目标、社会行动策略、行动进度和分工、行动执行方式及最后的评估。

这四个模型将通过现场分组，每组进行实战演练来熟悉模型运作的全过程。作为小组成员，在各自小组中先共同得出社会事题，再进行理念价值观反思，再通过共同填表来完成策略计划模型，最后与组员完成社会行动计划模型。作为讲员，要在每个模型的实战演练前先要讲解模型的具体运用和如何进行实战演练，完成每一个模型后，讲员要叫每个组员进行讨论和总结。

三、组织模式步骤1：社会事题分析模型

社会事题分析模型第一讲

在讲解这个模型前，先做一个游戏。此游戏的目的，是把概念化的东西具体化，并为事题分析分好小组。

培训游戏之二：画出你对中国问题的强烈感受。

1.每人发一张大白纸和彩笔1支；

2.每人把自己对中国问题的最强烈感受用画画出来；

3.画完后将自己的画贴在墙上；

4.每个人对自己的画向其他人进行2分钟内的讲解；

5.根据所画的画大体分类：如有关环保、言论自由、高房价、访民等等；

6.根据类别学员重新分组，兴趣点相同的可以划分为一组，每组不少于3人，不超过5人。

这个游戏主要是训练组员将其政治理念具体化，让他人不仅能听懂，而且一看就能明白。这个游戏也可以了解每个组员的兴趣点，并根据其兴趣点进行分组，为下面的事题分析做好准备。

这个游戏完成时，已经分成了3个小组——A组、B组、C组。分好组后，讲员开始讲解以下两个问题：事题呈现步骤、社会事题选择的依据原则。

A.事题呈现步骤（社会分析与医疗具有相同性）：

病痛---医疗---医生---诊断、找出病因---处方、移除病因---行动、住院、开刀

民众的痛---社会分析---社会工作者---找出社会的痛、事题分析—价值观反省---策略计划---行动计划、移除或解决病因

抗争活动的步骤是先从民众的痛开始的。进行群体抗争活动的原因，是这个社会充满了问题。这些问题导致民众的痛、非常难受。而哪个痛是最痛的或最应该治愈的，这需要人权活动家、社会工作者们选择事题。事题选择完后，进行价值观的反省、策略计划和行动计划。这就如同医生看病治疗病人的全过程一样，首先是疾病让患者感到病痛，作为要医治疗理的医生，第一步是要找到患者的痛，找寻到病因。第二步是根据病因找到处方：开药和准备动手术。第三步就是住院、动手术，彻底地治愈患者。

正如医生治疗病人首先要找到病痛在哪里一样，作为社会工作者，我们先要找到民众的痛在哪里，什么是最痛？什么痛可以先进行医治？这些问题的解决要靠社会事题选择的依据原则来进行。

B.社会事题选择的依据原则:

（一）具体的，可感触到的，而不是宏大理论的；

（二）迫切的，常在人民心里的；

（三）不构成群众内部分裂的，参加的人都同意；

（四）能够动员最多民众的；

（五）可行性，可胜性；

（六）对执政者（制度）不直接构成死亡威胁，但能迫使决策者采纳和接受解决方案。

这六条很好记：具体、迫切、合一、众多、可胜、接受。

（一）具体的，可感触到的，而不是宏大理论的

事件必须是有具体的人和事情，要直接的、具体的后果。这次突尼斯民众抗议目标就很直接：“本•阿里总统下台”；埃及的也很直接：“穆巴拉克下台”。中国近年来凡是成功的抗争，也都是非常具体的，如“取消收容审查制度”、“无罪释放邓玉娇”、“公布钱云会案真相”等等。事题切忌运用“要求言论自由”、“要求实施宪政”等等口号，这些口号太笼统，是蓝图而非要进行的事题。这个特点在本手册开篇非暴力抗争特征之一“具体而非宏观、事件而非理论”中也进行了阐述。

（二）迫切的，常在人民心里的

好事题的标志是最广大的民众感到非常迫切的。宪政、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甚至言论自由都很好，但一般老百姓不知道其与他们自己的利害关系，也不感到是最为迫切的。有时候，人权活动家最为关注的权利恰恰不是老百姓所关注的；而很多民生问题才是老百姓最感迫切的，如高房价、通货膨胀、官员腐败、土地被强征、房子被强拆等等。抗争事件事题是为解决民众的痛的，而不首先是人权人士自己的痛的，单纯为了人权人士自己的维权是发动不了足够数量民众的！所以我们应该从最联系民众的地方着手，分析他们的最迫切的痛在哪里。

（三）不构成群众内部分裂的，参加的人都同意

同样是人权人士、同样是受迫害者，但由于民族、宗教信仰、历史包袱、文化等不一样，在同专制者进行抗争中也会出现分裂。所以抗争事题力求各力量的赞同合一，而非出现争议。比如“废除劳动教养”就是一个能团结所有团体的题目，无论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法轮功、西藏、新疆、海外民运都会支持这个事题，不会出现分裂。而如果是涉及要求某地区的独立的事题，肯定会有不同的意见，从而产生分裂。最好的办法就是求同存异和具体化，大家都同意支持的具体事题才利于避开分裂、凝聚各方面的力量。

（四）能够动员最多民众的

人权活动家应该发动能动员数量最多的民众参与的抗争事题。数量是一个指标，它能产生巨大的压力。数量也向统治者显示我们的动员能力和群众的拥护度。最大多数民众关心的最大问题，是我们从事事题选择的重要依据。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很多题目，如环境污染、通货膨胀、居住问题等有可能动员最大多数民众的参与，而民众的参与会让他们解除自身的无力感，恢复信心，一次的得胜换来再次的参与、再次的胜利。厦门PX项目抗议的成功在于密切联系民众、动员了几万人参与，这是非常好的抗争事题。另外，那些媒体聚焦的事件也能够动员最多数量的民众，尤其是国内体制内媒体报道的事件，由于受众极多、网络上下关注者众，所以极易因此发动大规模的事件出来。所以作为人权活动家，时刻聚焦国内外媒体发生的重点事件，是非常必要的。

（五）可行性，可胜性

即具有可操作性，各方面条件保证能够发展下去，而不是空中楼阁、闭门造车。有人动辄说发动几十万访民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发动武装起义、组织全国人民进行胡锦涛下台的签名活动，这些活动，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很难有可操作性，实是空话。我们需要的事题，是能够在目前中国活动自由度内的题目。近年来，陈西等贵州人权人士组织的人权研讨会、人权论坛，就是把握这种尺度后进行的好事题。

可胜性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不是毕其功于一役，我们谋求的是一个个事题能获得阶段性的胜利，当然如果某个事题运作下去最后导致了专制政权的倒台，那也是非常理想的。阶段性事题的胜利，可以鼓励民众的自信心、可以打消他们对专制的恐惧、使民众对专制的抗争成熟起来、也可以吸引更多还在观望中的民众参与进来。而如果一开始就提出只能失败的事题，或者有些事题在运作最后归于失败，那么民众就会对接下去的抗争有恐惧心，再不会继续跟随人权活动家进行抗争。因此，对事题可胜性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宁肯多迂回，也不要选择那些注定失败的事题进行运作。冯正虎回家是一个这几年来鼓舞人心的抗争事题，他之最后得胜，也在于一开始就多少包含某种胜利的可能性。这次胜利就像“收容审查被废除”、“邓玉娇当庭释放”等胜利一样继续激励我们的抗争上台阶。总之，我们的目的是通过一次一次主动的策划、阶段性的抗争和胜利，激发民众自己的信心和力量，让他们觉悟起来，有力量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自我解放。

（六）对执政者（制度）不直接构成死亡威胁，但能迫使决策者采纳和接受解决方案

这一点跟第五点有类似之处，对执政者不直接构成死亡威胁，但能迫使决策者接受方案,达成抗争者阶段性目的的事题是行动者最该选择的。在中国这样极端专制国家中的群体性抗议，最起初的口号和诉求，一定不能直接对执政者及其制度构成死亡威胁，否则就会招致当局灭绝性的镇压。而如果事件关注的仅仅是民生范围或者具体的人和事件，那么执政者在起初会有一定的容忍度，这样极有利于将事件扩大。而且由于民众的抗争，执政者接受了这些次级目的，那么就更加能够振奋人心、民众也就会再接再厉、直到达到最终目的。

群体事件组织模式模型一实际演练：讲解完这两个问题（事题呈现步骤、社会事题选择的依据原则）后，要叫已经分好的小组根据以上原则，尽快确定各自的事题。这个事题会随着培训课进行到底、全面贯彻四个模型。

小组讨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现民众的痛”，列出组员认为当下民众最为痛苦的五件事。这一阶段要花30分钟时间。第二阶段，从这五件事中，根据社会事题选择依据原则，再选出一件事作为本小组要进行组织运作的社会事题。这一阶段也要花30分钟时间。

各小组经过60分钟讨论后，都得出了各自小组的事题。我们假设有3个小组，小组A的事题是“废除台湾雏妓”；小组B的事题是“抗议高房价、还我安居权”；小组C的事题是“废除劳动教养制度”，请每个小组选一名小组长，发表3分钟内的自己小组事题选定报告。

（待续）